第1章 譯本序

人性的沉淪與人性的窒息

柳鳴九

《背德者》與《窄門》，往往被人當作紀德文學創作中兩部相對稱的作品，其原因在於，兩部作品各自的主人公在道德問題上體現了不同的對稱的傾向，在前一部作品裡，主人公為了追求官能的享受而背棄道德，後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則為了保持完美純潔的德行而堅拒塵世的歡樂與人間的幸福。這不僅僅是對稱而已，簡直就是對立，各走一端，由此，人們又把這兩部作品作為紀德思想中尖銳而深刻的矛盾的明證。

紀德的確是一個極為矛盾、極為複雜的作家，他身上的矛盾表現在很多問題上，甚至有時達到了二元對立與分裂的程度。我們把這兩部作品選編在一起，倒不是由於它們在表面上的某種對稱或對立，而恰巧是著眼於它們的共同點：它們同為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病態人性的描繪與剖析，它們同樣體現了批評的意圖與醒世的目的。

《背德者》在紀德的作品中比《窄門》占更重要的地位，它既是資本主義條件下人性沉淪的一份形象的資料，也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精神文明危機的一份真實的記錄，它還確鑿無疑地反映了紀德本人思想中的深刻矛盾。

在這裡，主人公的沉淪並不是一種簡單化的墮落，它混雜著複雜的矛盾與哲理的內涵，甚至還具有某種合理的因素，它最初是以正常人性的發現與復歸作為其起點的。

小說中的米歇爾，曾經表述了這樣一種關於人的認識：世上本來存在著“真正的人”，他保持著自然的形態與原始的力量，而宗教卻棄絕他，書籍、教育、文明也力圖取消他，竭力要以其積淀在他身上糊上厚厚的文明的涂層，使他喪失了本來的面貌，使他的血肉之軀完全覆蓋在如同脂粉一樣的涂層之下。這種認識對米歇爾來說，可以說是一種反思與蘇醒，因為，他一出生在這個世界上，就不斷地被塗上一層層文明的“脂粉”。首先，他母親給了他加爾文派嚴肅的宗教教育，向他灌輸了種種信仰原則的同時，也把古板嚴肅的作風傳給了他，而後，從十五歲起，他被父親帶領著走進了故紙堆，在各種古文字、死文字中度過了青年時代，直到二十五歲，“幾乎只跟廢墟與書籍打交道”。在他這種沒有真正的實際生活內容，因而既不懂得生活、也不會生活的灰色生涯中，他也成了一個灰色的沒有生趣的人，甚至人正常的機能也在這種厚厚的涂層中快完全萎縮了，他的身體衰弱到了弱不禁風的地步，於是，自然而然，他婚後很快就大病一場，險些喪命。不過，這倒成為一個轉變的契機。為了與死亡鬥爭，他被迫改變了生活方式，他投入了大自然的懷抱，沐浴陽光，呼吸新鮮空氣，鍛煉身體，這樣，他又恢復了生機與健康，成為一個強壯的人，正是在這個時候，他有了上述的反思，並下決心要“抖掉身上的涂層”。

事情發展到這裡，是完全合理而正常的，米歇爾在仰望藍天、諦聽流水、承受清風、呼吸花香的生活中恢復活力的愉悅，不正像貝多芬第六交響曲《田園》第一樂章所描寫的，過慣枯澀生活的人一投身於田園美景之中，就胸襟舒暢、精神亢奮、意蕩神馳、步履輕快的愉悅一般？毫無疑問，讀者也隨著感到了一種愉悅，正如聽《田園交響曲》第一樂章時的感受一樣，而且，小說中米歇爾這一生的轉機，還蘊含著一個由來已久的傳統的哲理。

早在兩個世紀之前，開一代風氣之先的偉大思想家盧梭，就曾熱情地歌頌了人的自然狀態與處於自然狀態中的人，指出了階級社會中的文明與人本性的對立。在盧梭看來，原始的人由於生活在大自然之中，享受著大自然、也經受著大自然的磨練與考驗，都有健康的機能、強壯的體質、敏捷的行動、勇敢的精神以及多方面的身體技能，隨著人類社會階級文明的發展與人所受到的各種文明規范的束縛的增加，自然人就隨之而蛻化，“人在變為生活於社會的人和奴隸的時候，就成為懦弱的、膽小的、自卑的人，他的溫柔軟弱的生活方式使其體力與勇氣同時衰頹了”（盧梭：《人類不平等的起源與基礎》），而安逸則還使得人“更加顯著變壞”（同上）。對此，盧梭認為：“我們要是保持自然對於我們所規定的那種簡單的、一律的和孤獨的生活方式，我們就幾乎可以把那些不幸全都避免了”。於是，回到自然中去就成為盧梭哲學體系中的一條有力的綱領，他著名的教育哲理小說《愛彌兒》，就貫穿了這一主體思想。在這裡，他致力於提出一個使文明社會的人盡可能接近自然，返璞歸真、醫治“文明病”的一整套方案。儘管盧梭對人類文明社會與人類文明正反不分、良莠不辨，因而其批判流於籠統，過於偏激，但他哲理中那種厭棄統治者、安閒者、高貴者束縛人、奴役人的文明規范的憤慨精神卻無疑是戰鬥的、有革命性的，他把純樸者勞動者與高貴者閒適者、把“莊稼人的粗布衣服”與“權臣的錦繡衣袍”加以對照與對比的立場，他認為在“粗布衣服”之下才能“發現有力的身軀”的美學理想，無疑是激進的、有民主主義性質的，在人類思想史上具有一種高亢的格調，它像一股強勁的風激蕩著它以後的時代思潮，不斷地引起回響與“變奏”。十八世紀末，那部轟動一時的小說《保爾與維吉妮》，固然就詩意盎然地表現了盧梭這種博大的回到大自然中去、返璞歸真的哲理，即使到了十九世紀，司湯達、梅裡美這類作家在自己某些著名作品如《意大利遺事》、《卡爾曼》、《高龍巴》裡，不也吸收了盧梭學說的營養而派生出對蒼白無力的資產階級個性的厭棄與對粗野不馴的性格、強烈狂暴的行為、原始強悍的力量以及蠻荒的風土人情中一切較少被資產階級文明沾染的東西的追求？

我暫時不在本文裡談論紀德的《地糧》與十八世紀這一啟蒙思想傳統的關係，紀德的這部有代表性的名著早於《背德者》四年，於1897年出版，在二十世紀初一個時期內，像一股清新的風吹拂著一代知識分子，我們將來還會有機會專門談到它。在這裡，我只想指出，《背德者》裡米歇爾的復生就體現出了盧梭主義的余緒，他仿效袒胸露臂的農民，赤著身子曬太陽，他投身於清涼的泉水之中，他躺在草地上舒展自己，他夜晚打開窗戶睡覺呼吸新鮮空氣，所有這些生活方式與情趣，都使我們很容易想起盧梭的《愛彌兒》中愛彌兒所接受的“回到大自然中去”的教育；他覺醒後的反思中所說的那個“古老的人”，即宗教與書籍所要取消的那個“人”，就是盧梭主義中的“自然的人”、“原本的人”；他所說的當代社會中的人身上，既有遮蓋了真形的覆蓋層，也有覆蓋層下“真正的人”，脂粉下的真皮鮮肉，與盧梭所說的“人的現今性質中”有“本原的”與“人為的”兩種成分是一個意思；他要擯拒宗教與祈禱，下決心靠自己的力量來救自己已病入膏肓的肉體，其實就是對傳統的基督徒文明的拒絕，而轉向期待人的自然生機；他要抖掉自己身上的覆蓋層、脂粉層而露出自己的真皮鮮肉，則簡直就是對盧梭的回到大自然中去、恢復人的自然本性這一號召的響應了。果然，他不久就對資產階級社會中那些迎來送往、繁文縟節，對沙龍裡的聚會、交談、趣味，產生了一種盧梭式的激烈的反感，甚至在自己的學術研究中，也注入了自己這種新的思想汁液，而讚美與宣揚古代民族古樸的倫理、“缺乏文化的愚昧狀態”與原始的野性的傾向，批評“發展到絕頂的拉丁文明”如何凝固僵化、“阻止思想同大自然的任何珠聯璧合的接觸，以表面的持久的生機掩蓋生命力的衰退，形成一個模式，思想禁錮在裡面就要鬆弛，很快萎縮，以致衰竭”。所有這些，顯然不乏盧梭主義的氣息。

然而，正如偉大與渺小往往只有一步之差一樣，正確與謬誤亦常近在咫尺，緊隨著米歇爾人性覺醒與人性復歸而來的，正是米歇爾人性的沉淪。他恢復了健康，卻開始追求官能的享樂，不久，就產生了一種同性戀的癖好，並且不能自拔，他放蕩無行，缺德自私，使賢淑溫良的妻子瑪絲琳抑鬱成疾，又得不到必要的照顧，最後凄然逝去。在米歇爾的這個故事裡，同性戀的癖好與作為人的缺德自私，構成了他人性沉淪的兩個主要內容。他本來獲得了盧梭主義的活力，但很快就走向盧梭主義的反面。

米歇爾人性沉淪的另一主要表現，是他的背德。道德問題是一個具有很大的相對性的范疇，對於道德問題理應作具體的分析，在道德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社會階級的倫理規范，特別是適應統治階級需要的規范，當然不能把這些規范視為神聖不可侵犯，不能把違反者視為大逆不道，相反，在階級社會中，一些傑出的人物，一些敢於向統治階級、權貴者、衛道士挑戰的人物，敢於戳穿虛偽的規范、敢於蔑視不合理的習俗的人物，倒是常被斥為離經叛道、天理難容。米歇爾可不屬於這個光榮的行列，他並不反對那個社會的制度法規，他也並不憤世嫉俗，與自己的階級為敵，他無損於上流社會、統治階級分毫，他所損害的是自己那個溫柔善良的妻子，他所觸犯的不是本階級本社會的政治法律、道德倫理規范，如果他真能那樣做，那對他倒是件好事，可以把他提升到文學中常見的那些叛逆性反抗性的人物的行列中，可惜的是，他所違反的是一種范圍更大、適用於更廣泛的人與人之間關係的基本準則，即人道的準則，他以自己的冷酷、欺騙、背叛與自私，把自己那個可憐的妻子折磨得日見衰弱，最後，還硬拖著已患重病的她，在明顯有害於她健康的地區裡旅行，終使她一病不起。他的行徑中有著極端的個人主義，可怕的利己主義，他是一個違反了人的準則、人的道義與人的責任的缺德的人，一個在人的意義上的背德者。

值得注意的是，紀德對這個人物的態度。“作者在本書中投進了全部熱情、全部淚水與全部心血”，紀德在小說的前言中這樣承認，他還坦率地指出：讀者的義憤會從米歇爾那裡轉到我的身上，“只要稍有可能，人們還會把我同他混為一談”。這些話都事出有因，因為，雖然不能把米歇爾與紀德本人混為一談，但米歇爾身上的確有著紀德的影子。紀德本人如米歇爾那樣，自幼也受過嚴格的宗教教育，早年也身體孱弱，他二十六歲時與自己的表姐瑪德萊娜結婚，婚後也曾到北非等地做蜜月旅行，婚後生活也很不協調，同樣，他自己的同性戀惡癖也成了他妻子不幸的根源。正因為紀德把自己某些血肉賦予了米歇爾，所以他對這個人物難免存有幾分溫情，他主觀上想對這個背德者採取中立的態度，避免對他進行判決，把他“一棍子打死”，他還通過米歇爾的朋友之口提出這樣的問題：“人們是設法發揮這種人的聰明才智還是輕易地拒絕讓他們享有公民權利呢？”“他應當有個差使”，紀德的這種態度顯然是維護性的，不過，他只是把米歇爾當作一個應有其生存的權利的人來加以維護，還不是把他當作一個道德人來加以維護。事實上，紀德的這部小說在道德、人的品格上對米歇爾是有所譴責的，“我把瑪絲琳寫得那麼賢淑並非徒勞，讀者不會原諒米歇爾把自己看得比她還重”，他正是通過瑪絲琳的悲劇揭示了米歇爾自私利己的本質。他曾經明確地說過：“我的一些作品是帶批評性的，《窄門》是對某種神秘主義傾向的批評，《田園交響曲》是對某種自欺欺人的形式的批評，《背德者》是對某種個人主義的批評”。由於他把這種創作意圖注入了他小說的形象描寫，《背德者》就得以成為一部有道德傾向的書，有道德是非感的書，並且也體現出了紀德本人勇於無情剖析自己的精神與他那種盧梭式的敢於懺悔過失的品格。

比較起來，《窄門》這部作品就要單純一些，這是一個充滿了宗教情緒的愛情故事。阿莉莎與杰羅姆是一對青梅竹馬的戀人，兩人都深受宗教的影響，都追求那種通過狹小的“窄門”而進入天堂的理想，並在這種理想的指導下形成了一種形而上學的、追求柏拉圖式愛情的戀愛觀，杰羅姆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視為自己去愛阿莉莎所應具備的起碼資格，也把道德上的自我完善、自我完全凈化當作與阿莉莎相遇的唯一會合點、相愛的唯一境界，在他看來，他們兩人的幸福不可能是別的什麼，而只是以絕對純凈之身雙雙來到一塵不染的天國。他這種純潔的感情似乎是動人的初戀使人精神上道德上積極向上的一種結果，然而，它顯然具有很濃很濃的宗教氣味。在這種宗教氣味的窒息下，他成了一個道德上的苦行僧，成了一個壓抑著自己身上正常感情的怪人，該看阿莉莎一眼時，他故意不看，該和她接近的時候，他卻認為“配得上她的最好的行動就是馬上離開她”，該向她提出求婚的時候，他一再拖延，該親她擁抱她的時候，他克制著自己的熱情。至於阿莉莎，其怪誕更在杰羅姆之上，在她看來，塵世上幸福的大門與通往天堂的德行之窄門是完全矛盾的，她把與杰羅姆的結合視為對天國之途的背道而馳，即使她希望與杰羅姆兩人都自我凈化，並行地通過德行之窄門進入天國，然而，在她的宗教觀念裡，主所指點的德行之窄門卻又窄得容不下兩人並行，於是，為了保持自己對主的忠誠，保持自己將來能得以進入窄門的純凈，她就只能期望在來世、在天國彼岸、在上帝的身邊與戀人相聚，而在塵世中，她就要以拒絕杰羅姆、使杰羅姆死了心而遠離她自己為己任、為天職，最後當然是一出悲劇，一出人間的悲劇。

在文學史上大多數著名的愛情悲劇中，都是不合理的社會階級障礙以及敵對的惡勢力與人為的因素致使戀人不能結合，最後以痛苦或殉情告終，這一類名著名篇不勝枚舉，也有較少一部分的愛情悲劇是由於情人雙方內部的心理差距與感情矛盾侵蝕而破壞了兩人的結合，貢斯當的《阿道爾夫》與都德的《薩芙》基本上就屬於這一類。紀德的這個故事又別具一格，在這裡，既沒有社會階級的障礙，也不存在戀人之間的感情矛盾與思想差距，而僅僅是由於兩人之間橫亙著一種抽象的觀念，就釀成了悲劇，而且，窒息了他們兩人的愛情，造成了阿莉莎的死亡與杰羅姆終生遺恨的，又正巧是兩人志同道合的共同觀念。這共同的觀念在兩個人身上造成了不同的思想軌跡，相左的感情起伏與各自幽深複雜的心境，以至兩個熱戀的情人、兩個抱著同一目標並孜孜以求的情人，竟發展到互相難以理解的地步。我們隨著杰羅姆的敘述來觀察阿莉莎，我們能理解阿莉莎那些古怪奇特的行為與表態嗎？能洞察她那不可測的內心嗎？我們站在這個少女的心扉之外，根本不知其中蘊藏著一些什麼內在的根由，直到我們也讀到了阿莉莎的日記，才恍然大悟，才見到了這個幽深心靈的內底，不僅是我們，即使是杰羅姆這一個與她長期相處、熟悉她、深知她、熱愛她的戀人，又何嘗不是如此？正是這份日記使人看到了事情的原委，也正是這份日記提供了一份證詞，一份關於天真善良的心靈如何被宗教觀念愚弄與戕害的證詞，一份關於人的熱情與生活願望如何被宗教感情窒息的證詞，一份關於人性如何被天國的迷信扼殺的證詞，當然，也是一份關於人心誤入宗教神秘主義的迷津而不能自拔的證詞。

這種由神秘主義與迷信觀念導致的悲劇發生在一個科學昌明的世紀之初，似乎是難以理解的，不過，考慮到法國是一個宗教氣氛濃厚、宗教影響根深蒂固的國家，這種悲劇又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了，何況是發生在外省的一個僻靜、帶有封閉性的莊園之中，發生在一個由於母親的罪惡而心靈受到了刺激與損害的少女身上。對於紀德來說，這是一個供人讀的作品，是一篇供人聽的故事，他在這裡有著自己的意圖，那就是對基督教傳統文明反人性、反人道性質的清算，也是對他自己早年所受的宗教教育的清算，看來，他是主張正常人性的復歸的，因此，他在這本書裡反對人性的窒息，正如他在《背德者》中譴責人性的沉淪一樣，他把自己的這兩部作品稱為“醒世的書”，他的話符合作品的實際，他沒有吹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