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下面描述的极不寻常的故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奥兰。在常人看来，这种事不该发生在这座城市。因为初看奥兰，外表平淡无奇，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一个普通港口城市而已。
应当承认，城市本身很丑陋。气氛温和，令人陶醉。只有花费时间才能找出这座城市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商业中心的不同之处。譬如，怎样构想出这样一幅城市的图画，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和花园，从来听不到小鸟的振翅声和树叶的婆娑声？简言之，这是一个毫无生机的地方。只有观察天空才能辨别出季节。只有气氛感受，以及小贩从郊外带来的一篮篮鲜花，才能告诉人们春天来临；那是一种集市叫卖的春天。夏天，太阳烘焙干燥的房屋，墙壁布满了灰尘，人们别无选择，只能拉下百叶窗，避开户外的高温。而在秋天，大雨倾盆、满地泥浆。只有到了冬天，气候才真正舒适。
也许要了解一座城市，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弄清市民是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又如何死去。或许是受气候的影响，在我们的城市中，人们以相同的路线上班、同样的热情谈情说爱，却都漫不经心地走完一生。事实上，人们已疲惫不堪，继而将精力花在培养兴趣爱好上。那里的居民辛勤工作，目的只为致富。他们对做生意很感兴趣，把经商看得很重要。当然，他们也有一般的生活乐趣，如调情，洗海水浴和看电影。然而，他们很明智地将这些消遣方式保留到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利用一周内剩余的几天尽可能多赚点钱。下午下班后，他们按时到咖啡馆里喝喝咖啡，在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散步，或者就在自家阳台上吹吹风。年轻人追求短暂而热烈的激情；而年纪稍大的男性迷恋的，则不外乎上球馆打保龄球、参加宴会和社交，或者去俱乐部狂赌。
无疑，这样的生活方式在我们的城市不算独特，和我们当代人过的生活大致一样。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继续在赌牌，喝咖啡以及闲扯中挥霍剩余的时间，这在现今的社会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然而，仍有一些城镇和乡村的居民时不时会思考一些不同的生活方式。一般来说，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因此有所改变，但是能有这样的想法，也很不错。可是，奥兰是座非常现代化的城市，换言之，人们似乎不会考虑其他的生活内容。因此，没有必要详述这里的人们的恋爱方式。男人和女人之间不是短暂地激情放纵，就是安定下来过着平静的夫妻生活。这两种状态并不特殊，而且很少有情况游离于这两个极端之间。在奥兰，和别处一样，人们由于缺少时间思考，相爱的时候就会处于不自觉的状态。
这座城市比较特别的地方，在于垂死的人遇到的困难。“困难”这词也许并不好，“难熬”更恰当些。生病常常令人不快，在一些城镇，如果你生病了，人们会向你伸出援助之手，可以说，这种情况下，你还能勉强过得去。一个病人需要关心，希望能有所依靠，这是很自然的。但在奥兰，为了适应极端暴烈的天气、大量的生意、压抑乏味的环境、突如其来的黄昏以及娱乐享受，人们需要良好的健康状况。一个病人会感到孤独困窘，更不要说是垂死的人了。想想看，全城的人坐在咖啡馆里，或在电话里忙着谈论装运、提单、贴现，而一个垂死的病人在冒着嘶嘶热气的重重围墙的包围中，这该是何等境遇？即便在现代社会中，在如此干燥的地方，死神临近时会让人遭受怎样的煎熬啊。
上述粗略的描述，使人们对本城有了直接清楚的了解，但是这些情况不该予以夸张，要说明的是我们城市的面貌和生活一样平庸。但是一旦习惯了也就不难过日子了。自从市民的习惯迎合了城市的生活方式，一切也就顺其自然了。这么看来，必须承认，这座城市的生活缺少一些刺激。但至少，社会动荡这发很少发生在这里，居民们坦诚、友好、勤勉常常受到游客的敬仰。奥兰城没有一草一木、缺乏魅力、没有灵魂，却给人平静之感，最后人们便会在此怡然自得地进入梦乡了。
不过，平心而论，奥兰也不是一无是处，至少它有自己独特的风景。它处于光秃秃的高原中心，四周环绕着阳光照耀的山丘，脚下是一片形状完美的海湾。遗憾的是城市是背对着海湾建造的，所以要看海还得自己去找。
像这样在奥兰城过着平凡的日子，人们根本不会想到那年春天发生的小事，是之后重大事件的预兆，这是不难理解的。关于这些，我们后面会进行叙述。对一部分人来说，这些事似乎不足为怪，而对其他人来说，却是不可思议的，但是很显然，叙述者不会顾及这两方不同观点的。他的工作只是讲述“发生了什么事，”。当他知道某件事的确发生了，而且还紧密关系到全体百姓的生死，而且成千上万的目击者会从心底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真实性。
无论如何，这位叙述者——他的身份之后要被揭晓，如果不是偶然的机会让他收集足够的证据，如果不是某种力量让与他所叙述的事情紧密联系，他就没有机会来从事这项工作，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才有理由担任史学家的角色。当然，一个史学家，即便是业余的，通常也会有直接和间接的材料。目前，叙述者的资料有三类，首先，来自他亲眼所见的，其次，来自其他目击者的描述，由于他的身份，他能收集事件中所有人向他吐露的心声。他手上还有一些文字资料，打算在需要的时候加以利用，然后在最恰当的时候加以印证。而且还可以……
故事的铺垫和言过其实的话到此为止，还是言归正传，故事开头几天发生的事，需描述得详尽细致。
四月十六日早晨，伯纳德·李欧医生离开诊所，在楼梯口踩到了一只软绵绵的死老鼠。他没多想就把老鼠踢到一边，下楼出门时，才想起那里不该有死老鼠，于是返身折回，招呼看门人把老鼠清理掉。然而，看门人米歇尔老头的反应，让他意识到事情的蹊跷。对于死老鼠的出现，他只觉得奇怪，但看门人却着实吃了一惊，他敢肯定这幢楼里没有死老鼠。医生对看门人说二楼楼梯口确实有只老鼠，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这是徒劳的，米歇尔并不相信，他认为一定是有人从外面带进来的，有些年轻人就喜欢开玩笑。
那晚，李欧医生站在楼梯口，掏钥匙准备上楼回家时，看到阴暗的过道里，突然蹿出一只硕大的老鼠，浑身湿漉漉，踉踉跄跄。它停下来，似乎要保持平衡，接着走向医生，又停了下来，原地打转，吱吱轻叫，半张着嘴，大口吐血，最后倒在一边。医生打量了一会，就上楼了。
他所想的不是那只老鼠，而是喷涌而出的鲜血引发了他的思绪。他妻子病一年了，明天就要动身去山上的疗养院。由于路途劳累，之前他嘱咐妻子早点休息，她照做了，在卧室里躺着，还微笑着说：“我感觉不错。”
医生凝视着她转过来的脸庞，床头灯的光亮，照射出她的病容。他妻子虽然已经三十岁，但在他看来，仍然是那么年轻，简直像个少女。也许，正因为这一微笑，淡化了其他不足之处。
“尽量睡吧。”他劝道，“护士十一点来接你，我送你们赶十二点的火车。
他吻了吻她微微湿润的前额，她面露笑容，目送他到门口。
四月十七日早上八点，门卫叫住了正要外出的医生，告诉他，那些家伙又把三只死老鼠扔在楼道里。这些老鼠明显是用大型诱捕器捕获的，因为浑身是血。看门人拎着老鼠的腿，在门口徘徊了好一会儿，注意着来往的行人，希望能看到一些嬉皮笑脸的人过来搭讪，从而让他们的行径败露，可是毫无收获。
米歇尔期待地说：“我会把他们都抓住的。”
李欧感到迷惑不解，于是决定到郊外出诊，那儿住着家境相对贫寒的病人。他驾车行驶在尘土飞扬的笔直街道，临近中午，街区清洁工作才完成，他瞥见人行道旁边有一排垃圾箱，仅在一条街上，垃圾堆上就能数出一打老鼠。
他出诊的第一位病人正躺在床上，他患有长期哮喘，住的房间客厅、卧室两用，从房间里可以俯瞰下面的马路。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皮肤粗糙，满脸皱纹。在他面前放着两个盛满干豌豆的罐子。
医生进来时，老人坐起，身子后仰，喘着粗气，呼哧呼哧地发出哮鸣声。他妻子拿来一个面盆。
医生为他打针时，他问：“医生，它们都出来了，你看到了吗？”
他妻子解释道：“他说的是老鼠，隔壁邻居发现了三只。”
“所有垃圾箱都有老鼠，这些家伙饿得不行了。”
李欧很快注意到老鼠成了城区居民议论的焦点。出诊结束，他就回家了。
“楼上有份电报是您的，先生。”米歇尔告诉他。
医生问他是否还看到其他死老鼠。
“没有。”看门人回答说，“我一直留心观察着，只要我在，那些家伙就不敢来了。”
李欧从电报上获悉，他母亲明天要过来，在儿媳不在的那段时间，她要来帮忙照看这个家。医生进屋时，护士已经到了。他注视着妻子，她穿着度身定做的套装，还擦了些脂粉。
他微笑着对她说：“不错，你看起来很美。”
过了不久，他将她们送上了火车，在卧铺车厢里，她环顾了四周说：
“这对我们来说，挺花钱的，是吗？”
“这是需要的。”李欧说。
“关于老鼠出动的事情，是怎么回事？”
“我没法解释，这事很怪，但是会过去的。”
接着，他急忙请求她的原谅，他本该好好照顾她，但平时对她的关心太少了。她摇摇头，似乎让他不要再说下去。他继续说道：“不管怎样，只要你回来，一切会变得更好。我们会开始新的生活。”
“是啊！”她眼里闪着泪光，说：“让我们拥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吧。”
她转过头，透过车窗看站台上的人们，熙熙攘攘，匆匆忙忙。火车的汽笛声响起，他轻轻叫唤妻子的名字，她回过头，泪眼湿润。
“别这样。”他小声说。
她满含泪水，又露出了笑容，但笑得不太自然，她深深地吸了口气，说：
“走吧！一切都会好的。”
他伸出胳膊紧紧搂住她，然后退回到站台，只能透过车窗，看着她微笑。
“亲爱的，”他说，“多保重自己”。
但是她听不到了。
他离开站台，在出口处，碰到了警务法官奥东先生，手里抱着他的小儿子。医生问他是否要走了。
奥东先生身材高大、肤色浅黑，有点像社会名流，又有点像运尸人。
法官说：“不走，我来接我妻子，她特地来看我亲戚。”
火车鸣笛了。
法官说。“现在，老鼠···”
李欧朝火车行驶的方向望过去，接着目光又转回出口处。
他说：“老鼠吗？没什么的。”
那时，他唯一的印象是一个从旁边经过的铁道员，腋下夹着一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下午，门诊开始了，一个年轻人约见了李欧。医生听说，这是位记者，早晨已来过。他叫雷蒙德·兰伯特。此人个矮肩宽，神情坚毅，眼神犀利聪慧，衣着运动，看来在任何环境下，都能生存。他说话直截了当，巴黎的一家著名报社，委托他报道阿拉伯人的生活条件，特别是关于卫生状况的调查。
李欧回答，他们的卫生条件不尽人意。但在继续谈论之前，他想知道记者是否能如实报道。
“当然，”兰伯特说。
“我的意思是，你会不会发表一篇不符事实的批评报道？”
“不符事实？不会，我不会这么做。事情还没那么糟糕吧？”
“是的。”李欧轻声说，情况还没那么糟。他提出这个问题只想知道兰伯特是否会歪曲事实。
“如果你要隐瞒真实情况，我认为没有谈的必要，因此我不会提供你想要的资料。”
记者笑着说：“你讲话同圣茹斯特一样。”
李欧平静地表示他对圣茹斯特一无所知。他的口吻像一个病人，厌倦人世，但热爱同胞，决不与非正义有瓜葛，也决不妥协。
兰伯特注视着医生，耸了耸肩，站起身，说：“我想我理解你。”
医生送他到门口。
“很高兴你能这样想。”他说。
“好，我明白”兰伯特有点不耐烦地说，“不好意思，打扰了。”
握手道别时，李欧建议，如果兰伯特要采集一些怪事的素材，他倒是可以告诉他，市里发现了大量死老鼠，十分奇怪。
“啊！”兰伯特大叫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到了五点，医生又出诊了，他下楼时，与一个又矮又胖的年轻人擦身而过，那人肥头大耳、满脸横肉、浓密粗眉。他在顶楼几个西班牙舞者家里，见过他一二次。那人叫杰·塔鲁，他站在楼梯上，一边抽烟，一边看着眼前的老鼠垂死挣扎、不断抽搐。他抬起头，灰色的双眼紧盯着医生，然后向他问声好，就说，太奇怪了，一路上老鼠都跑出来，死了。
“确实，让人心烦意乱。”李欧回答。
“某一方面来看，的确如此，因为我们还没见过此类事情，我个人觉得挺有意思，真的很有趣。”
塔鲁用手指往后撸了撸头发，又看了一眼那只一动不动的老鼠，笑着对李欧说：
“医生，这是不是让看门人头疼的？”
李欧正好看见看门人，倚靠在门边的墙上，原本红润的脸上，露出了疲倦的神色。
李欧告诉老米歇尔最近又发现了死老鼠，看门人说：“对，我知道，现在总是三三两两地出现，其他房子的情况也一样。”
他似乎情绪低落、心情忧虑，心不在焉地抓挠脖子。李欧问他身体如何，看门人说不至于生病，但感觉有点不舒服，他把这个原因归结于心理因素。这些老鼠让他烦躁不安，老鼠如果不再跑出来，满地横尸，也许他会心情舒畅些。
四月十八日一早，医生从火车站接回母亲，发现米歇尔看起来更加没精打采。从地下室通往阁楼的楼梯上，有十多只死老鼠。街上所有垃圾桶都装满了死老鼠。
医生的母亲却淡然处之，轻描淡写地说：
“有时是会这样的。”她身材娇小，一头银发，黑色眼睛，和蔼可亲。她说：“我很高兴见到你，伯纳德，这些老鼠根本不会影响我的情绪。”
他点了点头，事实上，他母亲来了，一切事情似乎变得容易解决。
然而，李欧仍然打了个电话给市政灭鼠所的所长。他认识那里的所长，问他是否知道光天化日之下，老鼠大量死亡的事。默西埃所长表示知道，靠近码头的所已发现了五十只，他感到十分不安，问医生事态的严重性。李欧给不出确切的答案，但他认为灭鼠所应该采取相应的措施。
默西埃同意了，说：“如果你认为确实有必要，我会要求上级发布命令。”
“值得这么做。”李欧回答。
刚才，女佣告诉他，她丈夫工作的大工厂里，已捡到了几百只死老鼠。
那段时间，市民开始惶惶不安，因为，从四月十八日起，工厂和仓库已发现许多死老鼠。一些情况下，为了结束它们的痛苦，人们不得不将垂死挣扎的老鼠弄死。从远郊到市中心，医生出诊时经过的小路和大道旁，垃圾箱堆满了老鼠，下水道里也浮着一连串。当天的晚报报道了此事，并质问市政府是否会采取相关行动和紧急措施来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市政府原本想不做任何考虑，但现在不得不召开会议讨论局势。每天清晨，灭鼠所接到命令清理死老鼠，然后由该所派来两辆卡车将老鼠运去焚烧。
接下来几天，情况变得更糟，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死老鼠，每天早晨垃圾车装载的也越来越多。到了第四天，老鼠开始出来，成批地死去。从地下室、地窖和下水道里，老鼠成群地爬出来，无力地摇晃着身子，走到光亮处，原地打转，最后一头栽倒在地，吓得路人惊慌失措。夜晚时分，走廊和小巷里清晰地传出老鼠临死时的惨叫声。清晨，人们发现它们浮在下水道里，尖嘴上有一小团血迹，像一朵黑色玫瑰。一些肿胀发烂，一些已变得硬邦邦，连胡须也直挺挺地竖着。在市区的楼梯口和后院，可以看到一小堆一小堆的死老鼠。政府机关大厅内，学校操场甚至在咖啡馆露台，老鼠一个接一个，悄悄地死了。兵器广场、林荫大道以及海滨马路，像这样的繁华地段，遍地都是死老鼠，让人惊诧不已。一大早，城市清扫完，有一个暂缓期，之后渐渐地，市内死老鼠的数量不断增长。人们晚上走路时，会踩到软绵绵，刚死不久的老鼠。就好像承载我们房屋的土地正在清洗其体液，将内脏中的脓疮和血块冲到表层。可以想象这座小城市的惊愕恐慌，刚才还安静祥和，而如今却突然动乱，仿佛一个健康人的体温猛然间飙升，血液如野火般在血管里沸腾。
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朗斯多克情报局（对各种题材情报的快速搜集和正确处理的机构），在义务广播谈话中报道，仅在二十五日这一天内，已清理焚烧的老鼠就多达6231只。这个惊人的数字，让人们对每日发生在大庭广众之下的事情，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并引发了众人的恐慌。之前，人们仅仅对一件厌恶可憎的偶然事件进行抱怨，但如今，他们意识到，这种难以知晓其范围、同时难以发现其根源的奇怪现象，暗藏着威胁性。只有那个患哮喘病的西班牙老头依然搓着手，带着老年人的欢乐，轻笑道：“它们出来了，它们出来了”。
二十八日，朗斯多克情报局报道已收集了8000只左右的死老鼠，一股惊慌席卷了整个城市。人们要求采取严厉措施，指责当局疏忽怠慢，那些在海边拥有房子的居民正在考虑搬到别的地方去。但到了第二天，情报局宣布这种现象突然停止，灭鼠所只捡到了少量的老鼠，人们不禁松了口气。
然而，当天中午，李欧医生将车停在公寓门口，看到看门人从街的另一头费力地走过来。他歪着头，手脚外倾，像装上发条的玩偶。老人挽着一位牧师的胳膊，医生认识这位牧师，偶尔见过他，他就是帕纳卢神甫。他是位博学而激进的耶稣会信徒，在这座城市享有很高的声誉，甚至在对宗教冷漠的人群里也同样如此。李欧等着这两个人走近，老米歇尔的眼睛发光，气喘吁吁。老人解释，他有些不舒服，出来透透气。但是，他开始感到全身疼痛——脖子、腋窝和腹沟股，所以只得返回，并请求帕纳卢神甫能帮他一把。
“只是有些肿块”，他说，“可能我太劳累了”。
医生探出窗外，在米歇尔的颈根处，摸到了硬硬的肿块，像是木头的节疤。
“快回去休息吧，量好体温。今天下午我会来看你。”
老人走后，李欧问帕纳卢神甫，怎么看老鼠这件怪事。
“噢，我想应该是传染病。”帕纳卢神甫的圆圆的大眼镜后，眼里含着笑。
饭后，李欧又看了一遍疗养院打来的电报，他妻子已经到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之前的一个病人，一位政府职员打来的。他长期患有主动脉缩窄症，家境贫寒，医生没收过他钱。
“医生，谢谢您还能记得我。但这次是我的邻居要看病，他出事了，请赶快过来。”他听上去上气不接下气。
李欧立刻想起来，他可以晚些时候去见看门人。几分钟后，他走进了一所位于郊区费德尔布街上的小房子，上了楼梯，又暗又臭，那个小职员约瑟夫·格兰德匆忙跑下来迎接他。他大约五十岁，瘦高个儿，肩膀很窄，有点驼背，留有黄色的小胡子。
“他看上去好点了。”他擤了擤鼻子，告诉医生，“但刚刚我真的以为他不行了。”
三楼，也就是在顶楼，医生留意到左边的门上，有几个红色粉笔字：请进，我已上吊。
他们进了门，看到一盏吊灯上垂着根绳，下边的椅子翻倒了，餐桌被推到了角落里，可是绳子上空空如也。
“我及时抱他下来。”虽然格兰特用最简单的语言表达，但似乎总在推敲琢磨，“我出门时，听到响声。看到门上的字，我还以为是恶作剧，接着听到奇怪的呻吟声。那声音让我不寒而栗。”他抓抓头，说，“我想，这么做一定很痛苦，自然我就进去了。”
格兰德推开门，和医生站在门口，里面是一间明亮而陈设简陋的卧室，一个又矮又胖的男人躺在一张铜床上，喘着粗气，布满血丝的双眼凝视着他们。医生停下来，在男人的呼吸间隙中，他似乎听到老鼠的轻轻叫声，但角落里却没有动静。李欧走向床边，显然，那个男人摔得不太高，或是摔得不太突然，因为肋骨没跌断。不过，他有点窒息，需要给他拍X光片。同时，医生给他注射了一针樟脑油，告诉他过几天内就没事了。
“谢谢，医生。”那人嘴里咕哝着。
李欧问格兰特是否报了警，格兰特有点尴尬。
“实际上，我还没，我首先想到的是……”
“果然如此，”医生插话了，“我去报告。”
然而，病人的举动十分焦躁不安，从床上坐起身，解释道，他感觉好多了，不需要这么麻烦。
“不要害怕”李欧说，“这只是例行公事，无论如何，我向得向警察报告。”
“噢！”那人身子往后一仰，小声啜泣起来。
格兰特在他们谈话时，抚弄着胡子，走到床边。
“科达先生，你要明白，如果你心血来潮，再这么做的话，别人会怪罪医生的。”
科拉含泪向他保证，自己不会再冒险了，他只是一时犯傻，现在他只想安安静静地躺着。李欧开了帖处方。
“很好”他说，“那就不多说了，过一两天后我会来看你，别做傻事了。”
到了楼梯口，他告诉格兰特，他必须报告警察，但是希望警探能推迟几天调查。
“今晚要有人看护科达，他有没有亲戚？”他问。
“有没有我不清楚，不过我会好好看着他，我和他不算认识，但是邻居有困难了，是不是得帮忙啊？”
下楼时，李欧无意中扫视到阴暗的角落，问格兰特，在这个区内，老鼠是否消失不见了。
格兰特不知道，他确实听到过别人讨论老鼠，但是他从不注意这类闲言碎语。“我有其他事情要想。”他说。
李欧急着与格兰特握手道别，他在给他妻子写信之前，得先为看门人看病。
卖报人在大声喊叫最近的新闻：老鼠不见了。可李欧发现他的病人半身探出床外，一手按在腹部上，另一只手围在脖子上，往污水桶里吐出浅红色的胆汁。一阵反胃后，病人又躺下，喘着粗气。他的体温达到39.5°，脖子上的淋巴结和四肢都肿大，大腿上有两块黑色斑点，正在扩大，他抱怨着内脏疼痛。
“像团火，那混蛋在里面烧我”他呜咽着。
他干裂的嘴唇，几乎让他说不出话来，鼓起的双眼盯着医生，头疼痛得他眼里充满了泪水。他的妻子焦虑地望着李欧，但他什么也没说。
“医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她问。
“什么病都有可能，目前还不能确定，让他吃得清淡点，多喝水。”
这会儿，病人渴得厉害。
李欧一到家，就打电话给同行理查德，全市最杰出的医师之一。
“没有”，理查德说，“我没发现异常情况。”
“没有局部发炎而引起发烧的病例吗？”
“等等！我有两个淋巴结肿胀的病人。”
“肿得不正常吗？”
理查德说：“这要取决于你怎么看‘正常’”。
那晚，看门人的体温高达40°，精神错乱中，喋喋不休地叫：“这些老鼠。”李欧试行固定性脓肿处理，松节油带来的灼痛，让老人声嘶力竭地喊道：“这群混蛋！”
淋巴结变得更大，就像嵌在肉里的实心纤维块。米歇尔的妻子快崩溃了。
“夜里守着他，有事情叫我。”医生说。
四月三十日，天空蔚蓝，空气湿润。一阵温暖而轻柔的微风，带来郊外的花香。早晨，街区的嘈杂声格外响亮，人们比往日更活跃。这一天，这小城里的居民们精神焕发，充满希望，一星期以来的恐惧和阴影消散了。李欧由于收到了他妻子的回信，心情十分愉快，满心喜悦地下楼看望看门人。
老米歇尔的体温降到38°，但是仍看上去很虚弱，躺在床上微笑着。“他身体好点了吧？医生。”他妻子问道。“现在说还太早了。”
中午，病人的体温突然上升到40°，神志昏迷，开始又一次呕吐。脖子的肿块疼得不能摸，老人似乎尽力将头伸得离身体越远越好。她妻子坐在床尾，轻轻地将他的脚扣在床单上。她哀求地看着李欧。
“听着”他说，“我们得把他送到医院，接受特殊治疗。我去打电话叫救护车。”
两小时后，医生和老米歇尔的妻子在救护车里，俯身照看看门人，他张大的嘴里满是污物，胡乱地叫嚷着：“老鼠，该死的老鼠！”。看门人脸色铁青，嘴唇煞白，呼吸急促。淋巴结使他四肢肿胀撑大。他蜷曲在床上，好像要让床把自己裹藏起来，又好像地下某个声音在召唤他。那个郁郁寡欢的人似乎在某种不明的压力下停止了呼吸。他妻子哭泣起来。
“没有其他办法了吗？医生？”
“他死了”李欧说。
可以说，米歇尔的死表明一个充满扑朔迷离迹象的阶段的结束，同时也表明另一个艰难时期的开始。在这新时期里，早期的困惑渐渐转变为恐慌。亲眼目睹在上一阶段发生的一系列怪事后，市民方意识到，之前他们从没想到这座小城竟会发生老鼠光天化日之下大规模死亡，看门人死于怪病这类事情。这一点，他们想错了，而且很明显他们的观点需要修正。如果事情的发展到此为止，人们无疑也就习惯成自然了。可是不仅是穷人，看门人，其他人此后也将走上米歇尔领的这条路路。从那时起，人们便带着恐慌，认真地反省。
在描述接下来发生的事之前，先看一下笔者提供的另一个目击者对老鼠事件的看法。本文的开头，我们已对杰·塔鲁有所了解。几星期前，他来到奥兰，住在市中心的大旅馆里。表面上看，他不工作，却有自己的收入。虽然，他慢慢成了一个市民们熟悉的人物，但是他来自何方，以及来奥兰的目的却无人知晓。有人经常在公共场所看到他。初春时，他几乎每天流连于一个又一个海滩。显然，他喜欢游泳。而且他总是面带笑容，十分幽默，虽对一切正当玩乐很感兴趣，却不过分迷恋。实际上，他唯一为人所知的习惯，是与很多西班牙舞蹈家和音乐家来往。
他的笔记本记录的是那些天发生的怪事。然而，这种记叙很特别，作者似乎特别注重细微地方的描写。乍一看，人们也许以为塔鲁是个专注琐碎事情的人。在那段动乱时期，他开始记录这段历史的轶事遗闻。人们批评他怪异的性格，怀疑他缺乏人之常情，尽管这些笔记记录散漫，但为这段时期的记事提供大量看似琐碎却有重要意义的细节。这些细节的离奇，使人们还不能对这个奇特的人过早地下结论。
杰·塔鲁来奥兰时，就开始记事。一开始，笔记里揭露了城市的内在丑陋，透露出塔鲁似是而非的满足感。里面细致地描绘了市政府旁的两座铜狮，还有树木的匮乏，房屋的简陋，城市布局的荒缪。塔鲁随意记下了街上和电车里人们的对话，但不加评论，除了下面两个电车售票员之间的对话。
“你知道‘康’吗？”其中一个人问。“康?那个黑胡子的高个家伙？”“就是他，那个扳道工。”“啊，是的，我记起来了。”“噢，他死了。”“噢？什么时候死的？”“老鼠事件后。”“未必吧，他怎么死的？”“我也说不清楚，高烧吧。当然，他一直身体不太好，腋下长了脓疮，好像是这脓疮把他害死的。”“他看上去和别人没什么两样啊。”“说不好，他胸闷气短的，曾是市区乐队的号手，吹长号对肺不好。”
“要是你肺不好，还吹这么大个玩意，对身体没什么好处。”
塔鲁快速记录下来对话，猜测为什么康会加入乐队，这样很不明智。又是什么隐晦的动机促使他冒险参加星期天早上的游行演奏。
下面记叙的是每天发生在塔鲁家窗户对面阳台的小事，对此他颇为好奇。他旅馆的房间正对着小路，墙影下经常睡着几只猫。每天午饭后，大部分人呆在屋里睡午觉，一个衣冠楚楚的矮老头站在街对面的阳台上，他梳着完美服帖的花白头发，身着军装式的衣服，身姿挺拔，装模作样。他靠在阳台上，轻柔却冷冷地叫着“咪咪”。小猫眨着眼睛，睡眼惺松，却一动不动。接着，他把纸撕成碎片，撒向天空。纸片仿佛白色蝴蝶飘落，小猫禁不住诱惑，往前走了几步，试探性地把爪子伸向最后散落的纸屑。那人对准小猫，用力地吐口水。如果击中了目标，矮老头便喜形于色。
最后，塔鲁似乎着迷于这座城市的商业气息。它的市容、繁华、还有一切娱乐活动，都是为做生意服务的。塔鲁十分欣赏这座城市的特点，因此，他在结尾时写道“总算不虚此行！”
日记中的这几个片段，塔鲁似乎带有个人感情，却很难看出这本笔记的重要意义和严肃性。比如，他叙述了旅馆出纳员发现一只死老鼠而记错了账。塔鲁还记下了这些内容：“问题：如何想个办法不浪费时间？回答：始终对时间有充分的概念。方法：在牙科医生的候诊室里，坐在不舒服的椅子上呆上几天；在自家的阳台上熬过星期天的下午；听着听不懂的讲座；选择最长又最不方便的铁路线，还要一路站着；排着长队去剧院售票处买票，结果没买着，等等。”
随着这些古怪的想法和语言，笔记里接着详细描述了城市电车，如车子的构造，模糊的颜色，不变的脏乱，根据自己的观察，他将此总结为“稀奇古怪”，让人不知所云。
以下是塔鲁对老鼠现象的记载。
“这个矮老头今天十分反常，变得忧郁不快，猫都不见了。看到满街的死老鼠也许会激发猫的捕猎天性。可是，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照我看，猫并非去吃死老鼠了，我记得我的猫对死老鼠不感兴趣。它们可能跑到地窖里捉老鼠了，可那老头就苦了。他没有像平常那样整理好头发，人也没那么精神抖擞，看上去有点忧虑。过了几分钟，他回到房间，进屋前无目标地吐了口水。
“今天，城里有一辆电车停了下来，因为车里发现了一只死老鼠。不知道它是怎么进去的。两三个女人赶紧下车，把老鼠扔了出去，车子继续前进。“那天晚上，旅馆的看门人，头脑清醒，告诉我，这些老鼠意味着灾难来临。‘老鼠离开船只时……’我回答，对轮船来说，老鼠是灾难的先兆，但是对城市来说，还没有人能证明这一点。然而他却深信不疑。我问会有什么‘灾难’，他没有明说，因为灾难的发生通常出乎意料。但如果地震正在酝酿，他也不会觉得奇怪。我认为那是有可能的，他问我有没有被这些迹象吓到。
“‘我唯一感兴趣的，”我告诉他，“是求得内心的平静。”
“他完全理解我。”
在这旅馆里用餐的一家人很有意思。父亲瘦高个儿，穿一身黑，打着硬领子，光秃的头顶上，两边各两绺灰白头发。他小而圆的眼睛，狭长的鼻子，端正而略带凶相的嘴，让他看上去像只驯服的猫头鹰。他总是第一个站在饭厅的门口，站一边让他的夫人先进去，他夫人长得像只黑老鼠，身后跟着一个小男孩和一个女孩，穿得像两只演出的狮子狗。他们走到餐桌边时，他先让妻子坐下，然后轮到自己坐下，接着让两只小狗爬上椅子。他用尊称来称呼自己的家人，他和妻子讲话以礼相待但尖酸刻薄，和孩子说话直言不讳。
“‘妮可，你表现得太不体面了’
“小女孩快要哭了——这是肯定的。
“今天早上，一个小男孩很兴奋地谈到老鼠。
“‘菲利普，吃饭的时候不要谈老鼠，我以后要禁止你用这个词。’
“‘你们父亲是对的，’黑老鼠同意说。
“两只小狗把头埋在狗盆里吃饭了，父亲敷衍地点头致谢。
“这个例子很贴切，说明市民们都在谈论老鼠，当地报社也介入了。本市话题专栏的内容各种各样，如今专栏的内容只针对攻击地方当局。‘我们的政府有没有意识到，这些腐烂的死老鼠会对人们构成严重威胁？’旅馆老板谈来谈去也就这件事，他有自己的委屈；在旅馆电梯内发现死老鼠，对他来说，是世界末日。为了安慰他，我说：‘每个人都有同样的遭遇。’
“‘是的’他回答说，‘现在我们都处于相同的境遇。’
“是他第一个告诉我这种奇怪高烧症的病例，这种病引起了人们的恐慌。他的一个清理房间的女服务员就得了这病。
“‘但是我肯定这不是传染病’他急忙说。
“我告诉他，我觉得无所谓。
“‘我明白，你和我一样，是宿命论者’
“我不会对宿命论者发表意见，再说，我也不是，我告诉他……”
从那时起，塔鲁的笔记加入了一些这种高烧症的细节，这种病引发了公众的忧虑。虽然老鼠已消失殆尽，那个小老头还是重新逮住了他的猫，耐心地完善他的口水喷射能力。塔鲁记道，人们知道，得这种高烧症的已有十几例，大多数病人都死了。
接下去塔鲁对李欧医生的描述很恰当也很逼真。
“他看上去三十五岁左右，中等个子，宽肩膀，方脸，黑色的眼睛，目光坚定，坚挺的大鼻子，黑头发，平头，但下巴凸起。他嘴角上扬，厚厚的嘴唇紧闭着。他有着黑黝黝的肌肤，汗毛也是黑的，经常穿深色衣服，让我想起了西西里岛的农民。
“他走路很快，穿马路时，离开人行道，步速不变，但是走到对面马路的人行道时，大步轻轻一跳。他开车时心不在焉，拐弯后还打着方向灯，从来不戴帽子，看上去很有见识。”
塔鲁记录的数据是正确的，李欧医生深有体会，事情变得严重了。隔离看门人尸体后，他打电话给理查德，问他关于腹股沟淋巴结炎的病例。
“我没有太当回事”理查德承认，“有两个病人死了，一个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另一个在三天内。而在我第二天看第二个病人时，他似乎出现了各方面康复的迹象。”
“如果还有别的病例，请告诉我。”李欧说。
他打电话给其他几个同事，结果问到的情况是，在过去几天内有二十例左右的相同病例，绝大多数的病人都毙命了。他建议奥兰医师工会主席理查德，将新发现的病人转入隔离病房。
“对不起”理查德说，“我无能为力，只有省政府才有权下命令。不管怎样，你有什么理由假设传染病的危险性？”
“没有确切的根据。但是这些症状着实让人担心。”
然而，理查德表示这不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他唯一能做的是报告上级。
他们谈话时，天气变得更糟了。老米歇尔死后的第二天，乌云密布，狂风骤雨，天气闷热潮湿。在阴沉的天气下，大海由半透明的深蓝色，变成银灰色，闪得让人睁不开眼，春天的潮湿使人向往起干燥、清爽的夏日。蜗牛般隆起的城市处在高原上，几乎全面背海，带来沉闷的气氛。走在灰蒙蒙的小店间，坐在肮脏昏暗的电车里，周围重重白墙，到处被天气困住似的。然而，李欧的西班牙老病人的哮喘病没有发作，因此，他喜欢这天气。
“天热死了”他说，“不过对哮喘是好的”。
天气的炽热，如同发烧般。“整个城市正在发烧，这至少是李欧医生的印象，那天他前往费德尔布街，调查科达的自杀未遂事件。他觉得这种感觉毫无根据，于是将此归结为紧张疲惫，他现在就万分担忧。事实上，是时候放慢工作速度，好好整理下头绪了。
到达目的地后，他发现警官还没来。格兰德在楼梯口碰到他，他们先到格兰德家，把门开着。这个政府职员有两个房间，陈设简陋。唯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书架，上面放着两三本词典，和一块小黑板，黑板上写着抹去一半，但还能认出的“花朵丛生的小路”等字样。
格兰德说，科达睡了个好觉。但是他今天早上起床时，头疼得厉害，心情低落。格兰德也一样，疲惫不堪，他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反反复复打开合上放在桌上的文件夹，文件夹里塞满了手稿。
同时，他告诉医生，他对科达了解甚少，但相信他有微薄的收入。科达是个怪人，长期以来，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楼梯上碰到打个招呼。
“我和他只有两次对话。几天前，我在楼梯口，打翻了一盒准备带回家的彩色粉笔，有红有蓝。这时科达走出房间帮我捡起来。他问我要彩色粉笔干什么。
格兰德解释说，他要重拾起拉丁语的学习。他在学校里学过，但现在记不得多少了。
“医生，我听说学习拉丁语可以让人更好地理解法语的词义。”
他在黑板上写了个拉丁词，再抄了一遍，用蓝笔勾出词形变化或词尾变化，用红笔表示无变化的部分。
“我不知道科达明不明白，但他似乎很有兴趣，问我要了支红色粉笔。这倒让我吃了一惊，毕竟，我没想到他会用粉笔派这个用场。”
李欧问他们第二次谈话的内容，这时警官过来了，身边陪着个小警员，说他希望先听听格兰德的陈述。医生注意到格兰德谈到科达时，称他为“不幸的人”，甚至一度还用了这个词“糟糕的决定”。谈到自杀的原因，格兰德过分讲究用词。最后他选择了“无人了解的悲痛”。警官问从科达的态度中有没有暗示过他要“自杀”。
“他昨天敲我家的门。”格兰德说，“问我要根火柴，我给了他一盒。他说很抱歉打扰我，但我们都是邻居，希望我不要介意。他告诉我会还的，但我让他留着。”
警官问格兰德是否注意到科达的古怪行为。
给我印象深刻的是，那天他似乎想打开话匣子，但他应该看到我正在忙着学习。格兰德转向李欧，很害羞地说：“一些个人的事情。”
警官说他要看看病人。李欧认为最好让科达准备一下。他走进卧室，看到科达穿着灰不溜秋的法兰绒睡衣，坐起身，紧盯着门口，表情忐忑不安。
“是警察吗？”
“对”，李欧说，“别慌，就是例行公事，之后你就可以安静地休息了。”
科达回答不需要，他不喜欢警察。
李欧生气了，说：
“我也不喜欢他们，可你只要实事求是地简单回答一下，就行了。”
科达沉默不语，李欧走向门口，矮个儿男人叫他回来，他停下来，站到床边，握着他的手。
“他们不会对一个要自杀的病人怎么样吧，医生？”
李欧俯身看了他一会，告诉他没有问题，况且自己也会保护病人。科达似乎放下了包袱，李欧出去叫警官进来。
宣读完格兰德的证词后，警官要求科达陈述自杀动机。他没看他，只是回答，他的动机就是“无人知晓的悲痛”。警官断然问他会不会再干傻事。科达显得很激动，回答当然不会，他只希望能给他安静。
“恕我直言”警官严厉地说，“现在是你在打扰别人的安静。”李欧示意他别再说了，他就闭口不谈了。
“浪费了一小时的宝贵时间！”警官出门后叹息道，“你想吧，我们还有其他事情要做，比如人人都在讨论的高烧症。”
随后，他问医生高烧症是否对市民的健康构成严重的威胁。李欧回答他不知道。
警官回答肯定：“一定是受天气的影响。”
毫无疑问是天气在作怪。这一天，事情变得十分棘手。每次出诊，让李欧倍增烦恼。当晚，那个老病人的邻居用手压在腹股沟上，发着高烧，开始不断呕吐，还伴有精神错乱，淋巴结比老米歇尔的大得多。有一个肿块开始化脓，像熟透的水果一样开裂了。回到公寓，李欧给省里的药物仓库打电话。他记下当日的工作日记，只有一句，“没货”。他接到其他地方的求救电话，都是相同的病例。很显然，脓疮需刺穿，用手术刀将伤口十字形划开，淋巴结涌出脓血。病人张开四肢，开始流血，腿上和腹部上出现了黑色斑点；有时淋巴结停止化脓，可突然又肿胀起来。通常病人死了，发出浓浓的腐臭味。
报纸大篇幅报道老鼠事件，对这种情况却缄口不言。老鼠死在街上，人是死在家里。报纸只关心大街上发生的事。同时，省政府和市政官员齐心协力，共同商量。一个医生只碰到过两三个这样的病例，没人想过要采取措施。一旦把所有数字加在一起，总数是很惊人的。几天里，死亡病例的数量飞速增长。很明显，只要关心这种疾病的人，都知道这是真正的瘟疫。在这种事态下，李欧的一个年纪比他大得多的同行卡斯特尔，来看望他。
“你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对李欧说。
“我在等化验结果。”
“哦，我知道的。我可不用化验。我在中国当医生的时间比较长，二十年前，我在巴黎见过几个这样的病例。只是当时没有人敢说这种瘟疫的名字。当然这是禁忌，不能引起公众的恐慌，千万不能。我的一个同行说，‘难以置信的是人人都以为它在西欧绝迹了。’大家都知道——除了那些死人。李欧，你和我同样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李欧沉思了。他从诊所眺望窗外，高高的悬崖遮住了远处的半边海湾。随着夜幕降临，蔚蓝的天空色彩暗淡，光线正变得柔和。
“不错，卡斯特尔”他回答说，“不可思议，各种迹象看上去都像鼠疫。”
卡斯特尔站起身，走到门口。
“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鼠疫已在温带消失很久了。”
“消失？什么意思？”李欧耸耸肩。
“对，别忘了。仅仅在二十年前，巴黎才刚发生了呢。”
“是啊。希望这次情况不会那么糟糕。但真的难以置信。”
第一次有人提出“鼠疫”这个词。伯纳德·李欧医生站在窗边，他的内心既困惑又意外，和大多数市民的反应差不多，只是程度不同。人人知道瘟疫会卷土重来，但无论如何，当这个灾难真的降临到我们头上时，人们还是很难相信。历史上瘟疫发生的次数和战争的次数不相上下。瘟疫和战争同样让人出其不意。
实际上，就像我们的市民一样，李欧毫无戒心，我们应该理解他的犹豫不决，也理解他在恐惧和自信的矛盾中痛苦着。战争爆发时，人们会说：“太蠢了，战争不会持久的。”战争确实“太蠢了”，但也不会这么快结束，如果人们只要不只考虑自己，就会想明白的。
市民们和其他人一样，只顾着自己。换言之，他们是人道主义者，不信天灾。瘟疫并不受人掌控，因此它在人们脑海中只是个妖魔的形象，是个即将逝去的噩梦。但噩梦一个接一个到来，结果，噩梦没有消失，倒是人消失了。人道主义者是最先消失的，因为他们没有采取预防措施。市民们犯的错误并不比别处的人多，但他们忘记了谦虚，认为所有事都可以解决，以为天灾不可能发生。他们继续经商，出门，发表观点，怎么会想到前途毁灭，出门禁止，议论中断，鼠疫那样的事。他们期望自由，但一旦鼠疫降临，从此没有人会自由。
一些散居四处的人，毫无征兆地死于鼠疫，甚至李欧在朋友面前也不相信这样的危险。一个人当了医生，就会对生理疾痛有自己的认识，会比平常人拥有更多的想象力。从窗口眺望城市，市容一成不变，只不过对于将来，他有着丝丝疑惑，隐隐不安。
他试着回忆他所了解的这种疾病。数字在他脑海里浮现，他想起，历史上已知的三十次鼠疫竟夺去了一亿人的生命。那么一亿人死亡意味着什么？在战场上，人死了不会有人在意，因为一个人的死去要他人见证才有意义。历史上分散的一亿具尸体，只不过是一缕青烟。医生记得发生在君士坦丁堡的鼠疫，据普罗科皮乌斯记载，仅在一天内就导致一万人毙命。一万个死者就相当于大剧院观众人数的五倍。这样的比较是得当的。要想有个清楚的概念，可以在五个电影院的出口将人群聚集起来，引到城市广场，再让他们成堆地死去。至少可以在这堆无名尸体上，安上一些熟悉的脸孔。当然，这是很难实现的，另外，人们能记得这一万张脸吗？像普罗科皮乌斯那样，那些老历史学家的数据令人难以置信，这是常识。七十年前，在广州，疫情在人群中蔓延前，已有四万只老鼠死于鼠疫。广州的瘟疫中，没有可靠的方式计算死老鼠的数量，这只是个粗略估计，会有较大误差。“让我想想”医生自言自语道，“假如老鼠的身长有三十公分，四万只老鼠连在一起……”
无边无际的想象是不行的，他自责起来，心想，有些病例不算瘟疫，只需采取一些预防措施。他将观测到的情况牢记在心，昏迷、极度疲倦、腹股沟淋巴结、剧渴、精神错乱、身体的黑色斑点、内脏的肿胀感，结果，医生想到了几个词，在他医学手册里的结尾处，对症状进行了描述，“脉搏变得微弱，只要稍微一动就会致死”。总之，病人命悬一线，根据医生记住的准确数字，四分之三的人微微一动就命归西天了。
医生依然眺望窗外，凉爽的春日，洒下一片宁静的余晖；房间里回荡着一个词“鼠疫”。医生脑海中显现的这个词，不仅仅具有科学的含义，而且意味着一连串奇特的景象，这和这座灰黄色城市的基调不吻合。城市不太热闹，嘈杂却不喧闹。阴沉和快乐在这座城市并存，总之，城市是欢乐的。城市的宁静是如此漫不经心而无忧无虑，似乎轻易就掩盖了鼠疫曾带来的灾难。鼠疫侵袭雅典时，连鸟儿也飞得不见踪影；中国的受难城市中，聚集了无数灾民，默默无语却痛苦万分。马赛的囚犯将腐烂的尸体堆到坑里；普罗旺斯的城墙抵御疯狂的鼠疫之风；君士坦丁堡的麻风病院里，泥地上潮湿而腐烂的小床；用钩子把病人拖出来的情景；黑死病爆发时，医生带着口罩，如同戴上面具过着狂欢节；米兰的墓地里还有奄奄一息的病人；恐怖的夜晚，一辆辆运着死尸的卡车在伦敦市里穿行，各个角落，夜以继日，病痛的惨叫声挥之不去。惊恐还不至于扰乱春日下午的平静。窗外，电车开过，只闻其声，不见其影，铛铛声轻松欢快，与残酷和痛苦形成对比。纵横交错的简陋房屋后，只有大海轻轻低语，诉说着世上所有的动乱不安。李欧医生凝视着海湾，想起卢克莱修提到的，鼠疫猖獗时，雅典人在海边架起的柴堆，是为了焚尸。傍晚运来了死人，但是柴堆上放尸体的空间不够，活人为了争夺亲人尸体的安放位置，举起火把，动手打斗，宁愿卷入血战中，也不愿自己的亲人丢入海中。在他眼前出现了这样的画面，燃烧着的火柴堆火光冲天，反衬出周围寂静的海域。火把在黑夜的搏斗中，火星四溅。恶臭的浓烟直入云天。这一切的发生不是不可能的。
理性驱赶了耸人听闻的预言。确实，“鼠疫”已被提出来，就在这个时刻里，已有一两个受害人遭到疾病的侵袭，失去了生命。然而，疫病是可以对付的，而且也有办法阻止其蔓延。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该做的事情还得做，驱散阴影，对症下药，这样鼠疫才会停止蔓延，因为这种病不是凭想象就发生的，或者说人们对它的想象是还不够正确。假如鼠疫灭绝了，那就好办了，如果不能，就弄清其病症，采取措施，最终消灭它。
医生打开窗户，城市的噪音越来越响，从隔壁工厂里断断续续地传来锯木机急促的声响。李欧打起精神，因为还有日常事务要忙。其他一切都是零星小事，不该在琐事上浪费时间，重要的是要把本职工作做好。
医生沉思中，有人通知他，约瑟夫·格兰德到了。格兰德在市政府担任多职，有时受雇于统计部门，计算出生、结婚和死亡人数。因此，他有机会统计过去几天的死亡数字。
他为人友好，乐意把统计数据的抄本交给医生。
格兰德挥着手中的一张单子，身旁站着的是他的邻居，科达。
“人数正在上升，医生。四十八个小时已有十一人死亡。”
李欧与科达握手，问他身体状况如何。格兰德插嘴说，科达专程来感谢医生，并为他惹下的麻烦表示道歉。然而李欧只注视着统计表，双眉紧锁。
他说：“也许我们有必要下决心为这次的疾病取个名。目前为止，我们还不太确定。我要去实验室，想和我一起去吗？”
“好啊。”格兰德说着，跟着医生下了楼，“我也认为东西是什么，就该叫什么。可是应该命什么名呢？”
“我不能说。就算你知道了，也没什么用。”
格兰德笑着说：“您看，没那么容易啊。”
他们出发前往兵器广场。科达始终沉默不语。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短暂的黄昏后，夜幕降临，星星发出微光，照亮天边。一会儿，路灯亮起，星空暗淡了，谈话的声音变大了。
“打扰一下”格兰德站在广场的角落里说，“我得赶车了。我的夜晚神圣不可侵犯。正如我们那的人所说的，‘别把今天的事情拖到明天做。’”
李欧已经注意到格兰德来自蒙特利马，爱用他家乡的谚语，还喜欢用如此陈腐的措辞如“迷思梦境”，或是“人间仙境。”
“就是”科达插嘴说，“别想让他晚饭后离开家。”
李欧问格兰德，他是否还为市政府做其他事。格兰德说没有，他在为自己做。
“真的吗？”李欧追问道，“一切顺利吧？”
“我已经做了几年了，如果不顺利，才奇怪呢，不过还没有大的进展。”
医生停下来问他：“你做的是什么呢？”
他伸手按住了帽子，遮住了他肥大的招风耳，他小声咕哝，说话含混不清。李欧似乎猜到格兰德的工作与“个性发展”有关系。这时，他迅速转身，急忙踩着小碎步，走在两边都是无花果树的马恩街。
他们来到化验室门口，科达告诉医生，他很想拜访他，想向他咨询一下。李欧正在掏兜里的统计表，让科达可以在门诊时间去找他，不过，他又想了想说，明天他去科达住的地区，顺便傍晚去看他。
科达离开后，医生意识到他在想格兰德，如果他碰上了一次鼠疫，这可不像现在这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上大规模发生的鼠疫，“他是那种幸免遇难的人。”李欧记得在哪里读过的，鼠疫往往不碰体弱多病的人，但不放过精力充沛的人。医生想着，认为他是有点“神秘”的人。
确实，乍一看，格兰德形之于色，典型的公务员谦逊做派。他又高又瘦，穿的衣服晃来晃去，他故意买尺码偏大的衣服，以为这样能穿得长久些。虽然下颚大部分牙齿保留着，但上颚所有牙齿都没了，结果他笑时，上嘴唇上扬，下嘴唇几乎不动，他的嘴巴瘪得像个小黑洞，走路像个害羞的年轻牧师，靠着墙侧身而行，身上一股烟臭味，毫无气派。很难想象他伏在办公桌上，谨慎地修改市里浴室的收费关税，或为初级秘书收集垃圾回收新税率的资料。即便一个对他的职业一无所知的人也可看出，他非常适合做市政府的临时助手，小心谨慎地做着不可或缺的工作，收入一天六十二法郎三十分。
事实上，他每月在员工登记表上“职位”一栏里就是这样填写的。二十二年以前，他获得了大学入学通知，但因为缺钱，没法上学，只能接受了这份工作。据说，上级曾经给了他很快“转入正式录用”的希望。如果他能处理好市行政工作的棘手问题，就能证明他的能力。一旦正式录用，人家会保证提拔他，过上舒适的生活。当然，精力旺盛的约瑟夫·格兰德做事并非出于野心，这从他的苦笑可以看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适当的物质享受，业余时间做他想做的事，这是他向往的生活。因此，他接受这份工作，是出于光荣的动机，是对理想的忠贞。
然而，这种“临时”的状态一直没改变，物价倒是涨得飞快，格兰德的工资，尽管由于法令规定有所涨幅，但仍然是杯水车薪。他把这些一五一十地告诉李欧，但没有人会在意他的处境。格兰德的单纯，无论如何，是他的一个特色。他原本可以提出要求的，即使上级不给他应享的权利（或是该享什么权利他自己也不确定），但至少应该履行曾经许下的诺言。可是，首先，承诺他的部门领导已经死了几年；其次，格兰德也记不清当时的诺言是怎么许下的。最后，这才是问题的关键——约瑟夫·格兰德不太会说话。
这最后一个特色，最能体现我们这位同胞的个性，李欧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正是这个原因，他没法写出酝酿已久的抗议信，或是采取相应的措施。谈到“权利”，他感到厌恶，权利让他踌躇不前，就像提到“承诺”一样让他感到恶心，他希望享有自己的权利，但表现出的态度与他低微的职务并不匹配。另一方面，他拒绝使用这样的表达方式如“善意”，“感激”，甚至是“请求”，在他看来，这有损他的个人尊严。因此，找不到合适的词，他只能一直做着收入微薄的工作，直到如今上了年纪。正如他告诉李欧医生的那样，经过长时间的经验积累，他意识到只要精打细算，就不愁养活自己。因此他认同市长的一句至理名言，这位市长还是个商业巨头，他言辞激烈，认为“说到底（他强调这样的言辞，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说到底，不会有人饿死”。约翰·格兰德作风简朴到近似苦行僧，说到底，这句话倒也把他从焦虑中拉出来。他继续斟词酌句。
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他的一生堪作楷模。他勇于坚持良好的品质，这在我们城市里或其他地方都是少有的。他的只言片语中，透露出善良和友爱。当今时代，拥有这些品质的人是很少的。他毫不掩饰对外甥和姐姐的爱，他们是他这世上唯一的亲人，每隔两年他都会去法国探望他们。他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他承认，思亲之情常常带给他阵阵悲痛。他对老家教堂的钟有特殊的感情，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发出的悦耳的钟声。他的感情表达很单纯，一个词就费他不少心思。不善表达是他的缺点。每次碰到李欧，他都会旧话重提：“噢，医生，我多想学会如何表达！”。
那晚，他望着格兰德远去的背影，突然想起格兰德要说的话，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他回实验室时，一路上都在思考，有个想法让他重拾信心，但他意识到那个想法是多么荒唐，不敢相信有那么廉洁奉公，单纯善良的公务员，大规模的瘟疫还会降临到这座城市。确切地说，他不能想象拥有像格兰德这样癖好都无可挑剔的公务员的城市，如此猖獗的鼠疫还会光临。因此，他得出这样的结论：鼠疫是不会发生在我们这样的市民身上的。
第二天，李欧坚持提出的建议，尽管在很多人看来是欠考虑的，但最终他还是劝服当局在省府召开卫生委员会会议。
“市民们紧张不安。”理查德医生承认，“漫天谣言正在流传，省长告诉我，‘你们愿意的话，可以迅速采取措施，但不要大动干戈。’他认为那只是虚惊一场。”
李欧顺便开车将卡斯特尔送到省府。
卡斯特尔在车里说：“整个城区就没有血清吗？”
“没有，我打电话给血库，库长似乎颇为吃惊。血清必须得从巴黎运来啊。”
“希望能快点吧。”
李欧说：“昨天我已打电报去了。”
省长和蔼可亲地与他们打招呼，但神情紧张。
“开会吧，先生们，我需要再介绍一下大致情况吗？”他问。
理查德认为没有必要。医生们都已了解了情况。只是问题是该采取什么措施。
老卡斯特尔鲁莽地打断了他的话，“问题是弄清这到底是不是鼠疫。”
两三个医生提出了抗议。其他人似乎犹豫不决。省长慌乱中扫视了一眼门口，确信门外不会有人听到这样无理的谈话。
理查德认为，不必大惊小怪。目前所对付的是一种伴有腹股沟淋巴结肿大并发症的高烧而已，无论在日常生活，还是在医药科学领域，草率地下任何结论都是不明智的。老卡斯特尔，平静地咀嚼着黄色胡须，抬起那灰白、明亮的眼睛，凝视着李欧。他又扫视了其他委员会成员，并投以友好的目光，说他知道这确实是场鼠疫，如果官方承认这一说法，当局将会被迫采取严厉措施。正因为如此，他的同行们有所顾虑。如果能宽慰他们的心情，他宁愿接受这不是鼠疫的说法。省长似乎激怒了，声称，这种论证思维是不合理的。
卡斯特尔回答说：“重要的不是论证合不合理，而是能不能让你动脑思考问题。”李欧一声不吭，大家让他发表意见。
“我们现在面对的是具有伤寒性质的高烧，伴有呕吐和腹股沟淋巴结炎。我已切开淋巴结，将脓块送去化验。化验师认为已找到鼠疫杆状菌。但我必须说明，其特异变化与通常对鼠疫病菌的描述并不一致。”
理查德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应采取观望的态度，一系列化验分析已进行了几天，还得等报告出来再说。
李欧说；“一种微生物能在三天内能使脾脏肿大四倍，并使肠系膜淋巴结膨胀到桔子般大小，像糊状物那般，坐视观望是不可取的。传染病正在不断扩大，根据疾病传播速度，除非我们加以阻止，否则在两个月内将会消灭城市里半数人口。无论将这次疫病称为鼠疫还是某种稀有高烧，这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阻止疾病的蔓延。”
理查德说，不能把情况说得很悲观，此外，没有证据显示疾病具有传染性，因为病人的亲戚没有受到感染。
“但是也有人死了”李欧说，“当然疫病的传染是没有绝对的，否则死亡率就会不限攀升。问题不在于把情况说得悲观，而在于有必要采取预防措施了。”
然而，理查德概括了当下的局势，指出，如果疫病没有自行停止蔓延，就有必要采取法律规定的严厉的预防措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有必要公开承认鼠疫已爆发。但这事还没确定下来之前，任何草率的举动都会遭到抨击。
李欧坚持自己的观点：“法律规定的措施是否严格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措施对预防疫病的传染是否有用。其余的只是行政的问题，我们的宪法规定紧急情况下，省长有权处理此类事情。”
“一点没错”省长同意了，“但是我需要你们正式确认这是一场鼠疫。”
“就算我们不确认此事”李欧说，“城里半数人仍将会死去。”
理查德插嘴了，显得不耐烦。
“事实是我们的这位同行相信这是鼠疫，他对综合症的描述证明了这一点。”
李欧回答说，他没有描述过“综合症”，仅仅叙述了他的亲眼所见。他发现的就是腹股沟淋巴结炎，高烧伴有精神错乱，四十八小时暴死。他问道：“理查德医生能否保证即便没有采取严厉的预防措施，瘟疫也能停止蔓延吗？”
理查德犹豫不决，双眼紧盯李欧。
“老实回答我，你肯定这是鼠疫？”
“你问的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问题不在于是否确定，而是对于时间的把握。”
“我同意你的观点”省长说，“确实，即便不是鼠疫，也要立即针对疫情采取预防措施吧。”
“如果一定要我给个看法，这就是我的看法。”
医生交头接耳，理查德代表他们发了言：
“谈到这个，我们有责任行动起来，把它当鼠疫来处理。
这种说法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你怎么说，对我来说关系不大”李欧说，“我的观点是不能因为不一定发生半城人病死的假设而不采取行动，到时候若疫病真的蔓延了，恐怕就来不及了。”
在惴惴不安的气氛中，李欧离开了委员会室。过了一会，他沿着后街开车，街上散发着煎鱼的香味，和尿骚味。一个女人痛苦地尖叫着，腹股沟间正在滴血，她向李欧伸出了双手。
会议开完的第二天，高烧症有了一些进展，甚至见诸报端，报道中谨慎委婉地提到一些。过了一天，李欧观察到市里不太引人注意的地方张贴了小小的官方通告。告示里很难看出当局正积极处理问题，采取的措施并不严厉，那是为了不引起公众骚动。告示直截了当地说明，奥兰已有几例致命高烧病例，但迄今为止，还不能断定这种疾病具有传染性。症状虽不太明显，但足以困扰人，当局相信市民能镇定自若地对付局面。为了谨慎起见，省长实施了一些预防措施。如果能仔细研究，恰当采用这些措施，就能排除任何传染病的威胁。省长相信市民都会配合政府。
告示由当局起草，列出整个流程。流程中包括通过往下水道注射毒气，严格监控供水系统，以系统根除老鼠。当局建议市民们保持最大程度的个人卫生，发现跳蚤者直接报告市医务所，同时要求病人家属快速报告已诊断的高烧病例，并将病人隔离至特殊病房。病房具有特殊设备，确保病人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大的疗效。一些附加条例规定病房和病人坐过的车子必须强制进行消毒。公告最后要求所有与病人接触的人，应咨询卫生监督员，接受卫生检查。
李欧医生看着海报，猛然转身，回到他的诊所。格兰德等着他，看到他回来，用力举起双臂。
李欧说：“我知道了，死亡率在上升。”
前一天，报告有十例病人死亡。医生告诉格兰德，他晚上可能会去看他，因为他答应要去拜访科达。
“好主意”格兰德说，“这样做对他有好处。实际上，我发现他改变了很多。”
“哪些方面？”
“他变得和蔼可亲了。”
“他以前不友好吗？”
格兰德似乎不知所措。他不能说科达过去不友好，这么说不恰当。但是科达是个沉默寡言、讳莫如深的人，格兰德认为他身上具有野猪的特性。他要么呆在家，要么在小饭店里吃饭，出入神神秘秘——科达就是这么过日子的。他自称自己是酒类的推销员，时不时受到两三个人的拜访，大概是上门的顾客。有时到了晚上，他会去街对面看电影。格兰德提到了他所注意的细节——科达似乎对强盗片情有独钟。然而给他印象最深的是那男人很冷漠，可以说他不信任周边的人。
现在，格兰德说，科达变化很大。
“我不知道怎么说，但是我觉得现在他想给别人留下好印象，努力和别人打成一片。而且，他经常和我交谈，建议我们一道出去，我没办法拒绝。另外，他很感激我，因为我救了他的命。”
自科达企图自杀以来，再也没有客人拜访过他。在街道、商店，他到处与人打交道。和杂货店老板聊天时，他总是和蔼可亲，没有人比他对烟草商的流言蛮语更感兴趣了。
“这个特别的烟草商——顺便说一句，是个女人”格兰德解释说，“她是个可怕的人。我告诉过格兰德，但他说我对她有偏见，她有许多优点，不过也只有一个人可以看到她的闪光点。”
有两三次，科达邀请格兰德与他同去高级饭店和咖啡馆用餐，这是他最近经常光顾的地方。
“那些地方的气氛令人愉快”他解释说，“周围的人都不错。”
格兰德注意到服务员很愿意为科达服务，他很快发现，他的同伴给小费很大方。这位酒类推销员似乎很喜欢服务员对他的友善，这是他的慷慨换回来的。一天餐厅服务员领班把他送到门口，帮他穿上大衣，科达对格兰德说：
“他是个好人，是个好的见证人。”
“见证什么？我不懂。”
科达犹豫片刻，回答：
“噢，证明我不是那种坏人。”
他的情绪时好时坏。一天，杂货店老板表现得没以前热情了，他便回家大发雷霆。
“他站在别人那边了，这头猪！”
“谁那边？”
“那该死的所有人。”
格兰德亲眼目睹了发生在女烟商那里的奇怪事情。当时大家都在热烈谈话中，那个站在柜台后的女人开始谈论起一件在阿尔及尔引起骚动的谋杀案。一个年轻的商店职员在海滩上杀死了一个阿尔及利亚人。
“我说”，女人开始说，“如果他们能把所有的社会渣滓都关进监牢里，好人就能自由了。”
科达的反应吓坏了她，他没打招呼就冲出商店。格兰德和那女人注视着他的背影，目瞪口呆。
随后，格兰德告诉医生，科达的性格发生了其他的变化。科达经常发表自由派的观点，他最喜欢的格言“弱肉强食”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但现在他只买奥兰保守派报刊。他在公共场所毫不隐晦地读报，人人不禁怀疑他是否故意为之。在他生病卧床时，他同样要求格兰德帮他读报，格兰德提出要去邮局，科达请求他能帮他远方的姐姐寄上一百法郎，而且每月都会给她寄钱。格兰德离开房间时，他又叫住了他。
“给她寄上两百法郎吧。她会喜出望外的。她以为我从不想到她，但实际上我一直都挂念着她。
不久，他开始纠缠格兰德，好奇地问他有关神秘的“私人工作”的事，格兰德每天晚上都会忙这些。
“我知道”科达大声说，“你在写书，是吗？”
“差不多，不过比写作复杂些。”
“啊！”科达叹息道，“我真希望我也会写作。”
格兰德显得很吃惊，科达尴尬地解释道，一个作家可以解决许多问题。
“为什么？”格兰德问。
“众所周知，作家比普通人拥有更多的权力，人们总是会退让其三分。
早上，看布告张贴时，李欧对格兰德说：“看来，和别人一样，这老鼠的事情搅得他脑子糊里糊涂的。又或许他怕得高烧症。”
“医生，我很怀疑。如果你想知道我的观点，他——”
他停下来，“灭鼠”车的嘈杂声如同机关枪般嘎嘎作响。李欧一言不发，等到“灭鼠”车开远了，心不在焉地问格兰德。
“他是个问心有愧的人。”格兰德严肃地说。
医生耸耸肩。正如警官所说的那样，他另有事要做。
那天下午，李欧和卡斯特尔进行了另一次谈话。血清还没运来。
“无论如何”李欧说，“我不知道血清是否有用。这杆状菌有点奇怪。”
卡斯特尔说：“我不同意你的观点。这些小东西很独特。但实质都是一样的。
“无论如何，那是你的想法。实际上，我们对事物了解甚少。”
“我同意，这仅仅是我的看法。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适用于每个人。”
整个一天，医生一想到鼠疫，便头脑发胀。最后他意识到自己恐惧万分！他两次走进了热闹的咖啡馆。像科达一样，他也需要人们的热情和温暖。虽然他知道这么想有点儿可笑，但倒是提醒他去看望那个酒类推销员。
傍晚，医生走进科达的房间，科达正坐在餐桌旁。桌布上摊开了一本侦探小说。但天色渐暗，在夜幕下看书很困难。很有可能科达之前坐在黄昏里沉思。李欧问他身体如何。科达坐下，没好气地回答，身体不坏。还说，要是他一个人能独处会，他会感觉更好。李欧说，一个人不能总是形单影只。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说的是那些专门给别人找麻烦的。”李欧一语不发，科达继续说：“请注意，我讲的不是我自己。我刚才读的那本侦探小说，讲的是一个晴朗的早晨，一个可怜的家伙突然被捕了。人们对他产生了兴趣，但他一无所知。大家在办公室里谈论他，在卡片索引上找他名字。你认为这公平吗？你认为人们有权利像这样对待那个人吗？”
李欧说：“这要视情况而定，某种意义上，没有人拥有这样的权利。但是这个和我们无关。你得出去一会，老呆在房间里不好。”
科达似乎很烦恼，说正相反，他经常出去。有必要的话，街上所有人可以为他证明。另外，他认识不少其他区的人。
“你认识那个建筑师里高先生吗？他是我的一个朋友。”
房间里几乎没有光亮了。外面街上变得越来越热闹，街灯亮起，传来轻松的欢呼声。李欧走到阳台上，科达跟着他出来。跟以往的夜晚一样，伴着一阵轻风传来低语声，飘来烤肉的香味，年轻人都涌上了街头，人声鼎沸，到处充满了人们自由欢快的嘈杂声，还夹杂着一股芳香味。黄昏时分，远处看不见的船只发出低沉的鸣笛声，海上和沸腾的人群中传来快乐的喧哗声——这样的傍晚曾经对李欧有着独特的魅力，由于今天他所知晓的一切，他此刻变得沉闷起来。
“开灯怎么样？”他们进屋时，他建议道。
灯一亮，那个矮个儿男人眨了眨眼，瞧着他：
“告诉我，医生。假如我生病了，你会不会把我送到您医院的病房里？”
“为什么不呢？”
科达打听在医院或疗养院里病人会不会被捕。李欧说，有过这样的事，但一切取决于病人的状况。
“您知道，医生”科达说，“我信任您。”他问医生是否能送他去城区。
市中心里，人群渐渐散去，街灯慢慢暗去。孩子们在门口玩耍。科达要求医生把车停在一伙小孩旁边。孩子们在玩跳房子，大声嬉笑。其中一个小男孩，小脸邋遢，梳着光光的分头，炯炯有神的双眼紧盯着李欧，医生的目光躲开了。站在人行道上的科达摇了摇头。他嗓音沙哑，发音费劲，心神不安地回过脸。
“人人都在谈论传染病。是真的吗，医生？”
“大家一直在说”李欧回答说，“人人都知道。”
“说得对，如果有十个人死了，大家会认为世界末日，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吧。”
李欧手放在变速器操纵杆上，车子挂在空挡上，他再次看了眼男孩，那男孩神情古怪而严肃。突然，孩子咧嘴一笑。
“是吗？我们所希望的是什么呢？”李欧边问边冲孩子微笑。
科达出其不意地紧抓住车门，下车时，狂怒而激动地喊道：
“希望来次地震，大地震！”
可是，没有发生地震，第二天，李欧开车前往城市的各个地方，与病人和病人家属谈论病情。李欧从未感到他的职业让他有这么大的压力。迄今，他的病人很配合他，心甘情愿将自己托付给医生。一开始，医生意识到他们冷漠孤立，困惑茫然，充满敌意，隐藏病情。这是一场他还不习惯对付的斗争。晚上十点，他将车停在那位老哮喘病人的屋外，这是当天最后一位病人，他累得难以从座位上站起来，于是徘徊了一会，望着黑洞洞的大街，天空中的星星若隐若现。
李欧进了屋，老人从床上坐起身，和以前一样，从一个锅子到另一个锅子，正在数着干豆豌。老人抬头看到访客，脸上堆着微笑。
“医生，这是霍乱吗？”
“你从哪里知道的？”
“从报纸上，收音机里也这么说。”
“不，这不是霍乱。”
“不管怎么样”老人激动得咯咯一笑，“大人物是不是夸张过头了？”
“别相信他们的。”医生说。
他仔细检查了老人的身体，在肮脏的小饭厅间坐了一会。他很担心，他知道仅仅这个区域，有十来个不幸的人，由于腹股沟淋巴结的剧痛，蜷缩着身子，明天还等着他来看病。只有两三个病人的淋巴结切口得到了改善。绝大多数病人需要住院，他也明白穷人对于住院的感受。“我们不希望他们在他身上做实验。”一个病人的妻子对他说。但要是不在病人身上做实验，也只有死路一条。很明显，采取的措施还不够。关于“特别配置”病房，他知道什么样子，两间外屋是将其他病人紧急撤离空出来的，窗户密封，周围设立卫生警戒线。只有这次鼠疫爆发能自行停止，否则当局设想的措施就难以见效。
然而，当晚发表的官方公报仍然十分乐观。第二天，朗斯多克宣布当局的措施得到普遍的赞同，已有三十个病人报告了病情。卡斯特尔打电话给李欧。
“特殊病房里有多少张床？”
“八十张。”
“市里肯定超过三十个病人吧？”
“别忘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胆小，另一种是大多数情况，来不及报告。”
“我明白了，有没有对死亡人口进行核对？”
“没有。我在电话里告诉理查德，我们需要紧急措施，不只是口头说说。必须建立防止疾病蔓延的真正屏障。否则我们倒不如什么都不要做。”
“是吗？他说了什么？”
“他说他没有权力。在我看来，事情变得更糟了。”
确实如此。三天内两栋楼房都住满了。理查德表示，正在将一所空出来，以开一家辅助性医院。同时，李欧在等待治疗鼠疫的血清，并为病人开刀排脓。卡斯特尔则长时间在公共图书馆里钻研古书中的资料。
他的结论是，“那些老鼠死于鼠疫，或者是和鼠疫差不多的瘟疫。老鼠已经散播了千百万只跳蚤，除非能及时控制其发展速度，否则跳蚤将以等比级数传播细菌。”
李欧沉默不语。
这时，天放晴了，太阳吸干了水坑里的雨水。每日清晨，宁静的蔚蓝色天空里射出金色阳光，上升的热浪里传来飞机的嗡嗡声——一切都安详美好。然而四天里，高烧症已有四次令人胆颤惊心的跃进，十六人，二十四人，二十八人一直到三十二人。第四天，一所小学被宣布用作辅助医院。那些曾经爱开玩笑来掩饰自己焦躁不安的情绪的当地人，如今却张口结舌，表情忧郁。
李欧决定打电话给省长。
“这些措施还不够。”
“是的”省长回答，“我已经看到了数据，正如你所说的，令人烦恼。”
“这些数据不仅仅让人感到不安，还具有决定性。”
“我会请求政府下达命令。”
李欧见到卡斯特尔时，提到省长的话激怒了他。
“命令！”他轻蔑地说：“还需要一番想象吧。”
“血清有消息吗？”
“这周会来的。”
省府通过理查德，请李欧打一份报告，向殖民地首府要求发布命令。李欧在请求中加入了临床诊断和瘟疫的数据。该天，报道了四十人死亡。他指出，省长有责任加强新的措施。严格执行所有病例隔离的强制报告，病人的住处必须进行封锁和消毒，病人家属需进行隔离。患者死后的埋葬由当局监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第二天，血清空运来了。这些血清能满足正在进行治疗的病人的需求，而一旦瘟疫传开，血清就不够了。殖民地首府告知李欧紧急库存告急，但新的储备正在准备中。
同时，春天从郊区进入了城市。在街边，集市小贩的花篮里数千朵玫瑰枯萎了，空气中弥漫着浓郁的花香。表面上，一切照旧。高峰时期，电车经常堵塞，而平常车里空荡荡、肮脏不堪。塔鲁仍然在观察那个小个子男人，他还把口水吐在猫上。格兰德每晚匆匆回家，投入到他神秘的文学活动中。科达依旧以散漫的方式生活，地方法官奥东先生，带着他的几只动物走来走去。老西班牙人仍旧将干豌豆从一个锅倒到另一个锅中，有时，碰到兰伯特，那名记者如同往日一样对亲眼所见的东西很感兴趣。晚上，人群照旧涌向大街，电影院外排成长龙。另外，瘟疫似乎处于日益衰落的趋势。某几天，只有十个左右病人死亡。接着，数据突然直线上升。当天，死亡人数达到了三十，李欧医生读到一份官方电报，省长递给他时，说：“他们警觉了”，电报上面写道：“鼠疫爆发，封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