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事篇

一、中国使用香物的始源

（壹）启蒙

说起中国人有载的使用香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约3000年前，《尚书·君陈》中写道：“我闻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¹⁾显然那时的人对香气的理解与现代人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先说“香”这个字的产生，从小篆体来看，上黍下口。

“黍”是谷物的统称，“口”则代表装谷物的容器或是人口，它的意向为“五谷装在容器内或食用时所散发的怡人气味”，这便是古人对“香”这种无法描述的事物的初步认知。宋代《陈氏香谱》开篇就说“香者，五臭之一，而人服媚之”，可见香气是五嗅之中最被人类所喜欢的味道。

而在上古周公之时，他却用“香气”来比拟“明德”，可见在那个时候，人们已经开始将香气提升到精神层面，从而在很多方面开始享用，并已经形成了使用的习惯。依此可见，应该更早，中国先民已经开始使用有香气的物质，并开始主动思考香物与人们生活的必要关联。这一点也在之后的考古发掘中得到了证实。⁽²⁾

如今，我们或许更加在乎所闻到的香气是否可以浓丽明艳，是否可以讨自己喜欢，并想方设法寻求更纯粹的气味，甚至不惜以化学手段合成，以求大量的产出、大量的使用，人人深浸其中，大多都忘记了自然之芳香。

而在古人眼中，生活的周匝，或许是一朵鲜花，或许是一片香木，或许是一粒种子，那些有着香气的物质，都是具备了某些神秘天命与高崇气质的。就如先人屈原，在其所著的传世佳作《离骚》中便将多种香草比作忠贞之人，而将椒榝⁽³⁾之属比作谄佞之徒，更因如“户服艾以盈要兮，谓幽兰其不可佩。览察草木其犹未得兮，岂珵美之能当”“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等句开创了“香草美人”以物喻志、以香喻人的先河，这使后世忠贞贤良之士找到一种喻己与喻志的美好方法，也将中国式的用香文化正式拉开了序幕。

（贰）祭祀

对香气的崇拜开始于祭祀之礼，《礼记·郊特牲》曾说：“诸侯为宾，灌用郁鬯，灌用臭也。”⁽⁴⁾其中“郁鬯”是一种香酒，是用鬯酒调和郁金之汁酿成的，是当时用于祭祀或待宾的必要饮品。这句话的意思是，诸侯朝见天子，宴席上酬酢⁽⁵⁾所献的是郁鬯香酒，献的就是这种酒的香气。这便是“至敬不飨味而贵气臭也”的道理，就是说，对于至为崇敬的天神，并不是以食物的美味为贵，而是要以气味的浓郁为贵。

《尚书·虞书·尧典》中有一段尧禅让帝位于舜的记述：“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其中“柴”便是一种燔烧木头等物的祭祀礼节，《礼记》中也有“柴于上帝”之说，可见“燔柴”是当时非常常见的祭祀行为。再如《诗经·大雅·生民》中载“取萧祭脂，取羝以軷。载燔载烈，以兴嗣岁”“其香始升，上帝居歆”。⁽⁶⁾以燔烧香草和奉献祭脂来供奉神明，以求来年兴旺发达，这便是人们的美好心愿。由此可见，用香物祭祀，在当时已是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活动了。

宋代丁谓《天香传》说：“香之为用，从上古矣，所以奉高明，所以达蠲洁。三代禋享，首惟馨之荐。”也就是说，从古以来，供奉神明，祭祀禋享，首要供奉的便是“香气”的供奉，虽未听说沉、乳之属，却有百家传记中的芳草之美了。就如前文所说的屈原，在他的著作《离骚》中记述了多达十九种香草，《九歌》中也有十六种之多⁽⁷⁾如此看来，对香物的崇拜，在上古时期已经非常普遍，而用这些香物做供奉与祭祀的历史也由来已久。直到今天，我们还是会用香来供奉神明，祈祷富顺，这应算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其生命力之顽强，无论经历了多少战火动乱，也不曾消迹，俨然是中国人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了。

或许世界对我们的认知也是如此，英国作家王斯福在其所著《帝国的隐喻》中写道：“香火是中国人用来沟通人与具有灵性的神明的基本特征。”试想，在物资、交通均不发达的上古时期，人们在“燔柴”的祭祀活动中偶然发现了拥有特殊香气的草木之属，一定会感到非常神奇，并将其看作是与天地神明交流的渠道，奉为神圣。如此想来，这便是人们对香气向往的一个开端吧。

（叁）礼仪

古代中国十分注重礼仪，对于个人来说，保持身体的清洁是非常重要的日常礼节。

周人的礼仪开始于每日的清晨，《礼记·内则》载：“子事父母，鸡初鸣，咸盥、漱，栉、、笄、总。”意思是儿子侍奉父母，要鸡鸣之时就起床，洗手洗脸，漱口，梳头，扎好头发，插上发簪固定，打理完毕，然后才能服侍父母起床吃食，每日如此。不仅要做好自身的清洁，还需为父母“五日则燂汤请浴，三日具沐。其间面垢，燂潘请；足垢，燂汤请洗”，即每五天一次为父母烧好热水洗澡，每三天为父母洗一次头，这期间若脸脏了，便用热的淘米水为他们洗脸，如果脚脏了，就烧些热水为他们洗脚。《仪礼·聘礼》中也讲：“管人为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这样的礼节是基本的待客之道，“沐”为濯发，“浴”为洁身，客人来宿，便需管事之人为他们准备好沐浴的事宜，这是主人家一定要做到的待客之道。除此日常礼仪之外，朝臣面见天子更是要沐浴更衣。比如一生以克己复礼为己任的孔子，若遇重大事情需要面圣，便会“沐浴而朝”，以示对天子的尊重。周代为了方便诸侯朝见天子，还专门设立了“汤浴邑”，以供面圣之前的沐浴之事。《礼记·王制》一篇中便有：“方伯为朝天子，皆有汤沐之邑于天子之县内。”⁽⁸⁾

如此重视个人卫生这件事的中国人，在沐浴时用香物来洁身香体，伴随着对香草香木的理解，便日渐充斥到日常生活之中：有如《九歌·云中君》中说到的“浴兰汤兮沐芳”；还有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记录传统农事的历书《夏小正》中记录到的：“（五月）蓄兰，为沐浴也。”这些记载正是沐浴香汤的体现。试想，在没有香水和日化产品的上古时期，浸了兰汤的身体，自带了芳兰的气息，便似拥有了兰心蕙质一般，这才是香物让人如此向往的原因吧。

（肆）食用

用香草为食物增加香气，也是使用香物的一个契机：上古时期有一种吃食名为“腶脩”，是一种加入香料制成的干肉。在宴席中上菜时，需要先上腶脩，然后再上其他菜品，这也是贵气味不贵口味的意思。

另外还有上文提到的“郁鬯”香酒，是用珍贵的黑黍酿造的，再调以郁金汁而做成的一种香洒，也是祭祀礼仪上常用的饮品，所谓“周人尚臭，灌用鬯臭”，就是说周人推崇香气，所以祭祀中要用香酒。

《九歌·东皇太一》中有诗云“蕙肴蒸兮兰藉，奠桂酒兮椒浆”，有桂酒椒浆之说。王逸注：“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浆，以椒置浆中也。言己供待弥敬，乃以蕙草蒸肴，芳兰为藉，进桂酒椒浆，以备五味也。”这“桂酒”便是用玉桂浸制的美酒，玉桂乃肉桂的别称；“椒浆”是用花椒浸制的微酸的饮品，后人也认为是一种浸制了花椒的香酒。以蕙草蒸肉，用兰草为垫，奉上桂酒与椒浆，这真是五味俱足啊！

到了汉代，我们已经开始进口胡椒等香料，因此便兴起了“胡饭”的风潮。《后汉书》有记：“灵帝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如此看来，这位东汉的皇帝非常开放，十分喜欢外来文化，其中“胡饭”便是添加了各种外来香料的饭食，想必比起汉饭来说，要更加美味吧。

（伍）贸易

众所周知，在西汉时期形成的丝绸之路是一条商品贸易之路，东起汉代都城长安（今西安），西至古罗马为结束，全程6440公里，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商道”。在那过去的一千多年时间里，人们用脚力、驼马运送着沿途各地的商品用以交换，以此来满足彼此的需求；与此同时，沿途各国各族的人们也交流着彼此的文化、信仰和思想。因此，这条路在那个时期便担起了东西方文化与财富互换的重任，让世界格局也开始发生改变了。

在这条路上，商品诚然是最主要的角色。为了实现利益的最大化，必以轻小而贵重的东西作为贸易的主角，就如唐代僧人义净法师所翻译的经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中云：“云何体轻价重？谓缯彩及丝、郁金香、苏泣迷罗是。”此为那些商人普遍认同的一个观点。其中所谓的“缯”，即丝织品的总称。在那时，发达的丝织业是中国的一大特色，在很多地方曾一度达到家家养蚕、户户纺织的地步。这些美轮美奂的原料或成品，曾是罗马人、埃及人最为钟爱的奢侈品，并不惜以同等价值的黄金作为交换。据记载，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七世便是那些缯彩的忠实爱慕者，如罗马诗人卢坎的史诗《Pharsale》中写道：“克利奥帕特拉的白腻酥胸透过西顿的罗襦而闪闪发亮。这种罗襦是用赛里斯人的机杼织成，并用尼罗河畔的织针编出粗大透亮的网眼。”赛里斯（Sinae），意为丝国，赛里斯人便是那时罗马对中国人的称呼。

在这条丝路上，商人们把美丽的中国丝绸运往西方的同时，也将西方国家特产的名贵香料运往中国，比如郁金香、苏泣迷罗（sukismila，小豆蔻），还有迷迭、安息、乳香等等，一切令这个东方大国所迷醉的芳香，通过漫长的旅途，逐渐走入了中国人的生活，至此，我们便开始享受着那些外来香料的美妙香气而不能自拔，更不吝笔墨地赞美着它们：“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在那时，东汉的皇宫中已经开始种植诸如郁金、迷迭等，多少人被它们华丽的花姿和馥郁的香气所倾倒，化作痴人沉醉其中。这些商品便是魏文帝曹丕在《迷迭赋》中所感叹的“越万里而来征”的异域芬芳呀！

（陆）医药

明代政府曾多次对民间下达“禁香令”，以求通过强制的手段禁止国人使用外来香物，但却事与愿违，一直都无法真正贯彻。究其原因，固然有各层级办事机构“大打折扣”的实施行为，更多的原因应来自民间的广大需求：不仅为祭祀求仙所用，更重要的是这些香物已被广泛用于医药业，成为很多组方中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即“香药”。

“香药”一词最早出现在西晋史学家陈寿所撰《三国志》中：“县官羁縻，示令威服，田户之租赋，裁取供办，贵致远珍名珠、香药、象牙、犀角、瑇瑁、珊瑚、琉璃、鹦鹉、翡翠、孔雀、奇物，充备宝玩，不必仰其赋入，以益中国也。”这一条目是说西晋时期对交趾（今越南北部）一地实施怀柔笼络政策，论其税赋，便说此地所产的这些珍奇异宝，已储备充足，无须再仰仗此类赋入了。只是这时的“香药”一词，却不是特指一个物类，而是指“香”与“药”两种物品，因其性状相似，便合在一起作为一个项目被记录下来。在之后的三百年里，这个名词逐渐演变成了一个物类的专有名词，既能作为香料使用，也可以作为入药治病的舶来品，是为“香药”，以沉香、乳香、安息香、檀香、龙涎香、麝香等物为代表，记录在案。之后，这个词还涵盖了国产此类药物，成为一个特定的药物种类而充斥在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

因为这些香药在芳香开窍、辟毒祛邪上的卓越功效，曾被各医家记述论证药理，并大加使用。如成书于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中就记载了多种具有药用价值的芳香类药物：如木香、麝香、甘草、松脂等，论其药性，均为上品；又如成书于五代前蜀的《海药本草》中也记述了木香、零陵香、茅香、甘松香、迷迭香、沉香、薰陆香、乳头香、丁香、返魂香等外来香药的药性及用途；再如隋代的《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⁹⁾与发现于敦煌莫高窟的《敦煌香药方》⁽¹⁰⁾中也均有多个使用香药调和的日用方剂，诸如隋书的“治腋下臭方”“疗口臭方”及美色方中的“令身面俱白方”，唐书的“薰衣方”“面脂方”等；到了明代，李时珍在其著作《本草纲目》中更将香药详细分为“芳草类”与“香木类”；清代卢之颐甚至在其著《本草乘雅半偈》中用辩证的方法来论证珍贵的香木“沉香”与其珍贵品种“奇南”之间的阴阳关系及药性差别。⁽¹¹⁾由此可见，这些香料在中国用药文化里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直到今天我们仍在使用，如常用的“沉香化气片”“安宫牛黄丸”“牛黄清心丸”“速效救心丸”等成药，均是以香药为主料或辅料，配以其他草药，精制而成。这些药物的普遍使用，足以说明那些“香药”有着卓越的功效，并在我国医药领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

(1)　“我听说：‘最好的政治会发出香气，感动神灵。不是祭祀的谷物发出的香气，而是圣明的德政发出香气。’”王世舜、王翠叶译注：《尚书》，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476页。

(2)　据考古发掘证实，距今5300～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的良渚文化遗址中曾出土两件陶制熏香炉。

(3)　《楚辞·离骚》：“椒专佞以慢慆兮，榝又欲充夫佩帏。”王逸注：“榝，茱萸也，似椒而非椒，喻似贤而非贤也。”后遂以“椒榝”指谄佞之徒。

(4)　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474页。

(5)　酬酢：宾主互相敬酒（酬：向客人敬酒；酢：向主人敬酒）。

(6)　此两句大意为：“祭祀之事共商量，燃脂烧艾味芬芳。杀了公羊剥了皮，烧烤熟了供神享，祈求来年更兴旺。”“香气四溢满庭堂，上帝降临来尝尝。”王秀梅译注：《诗经》，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628、629页。

(7)　《离骚》中的香草有艾草、琼枝、扶桑、秋菊、木兰、江离、芷、秋兰、宿莽、荃(菖蒲)、蕙茝等；《九歌》中的香草为沅芷、澧兰、蕙、杜衡、麋芜、荪等。

(8)　意思是：“为方便方伯朝见天子，都在天子的王畿内设有供诸侯斋戒沐浴的汤浴邑。”其中“方伯”为“州牧，管理一州的最高行政长官”。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87页。

(9)　《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收录于日本典籍《医心方》，记载如下：“隋炀帝后宫诸香药方治腋下臭方：雄黄五分、麝香五分、石流黄六分、熏六香五分、青焚石五分、马齿草一握，”方中含有两种名贵香料，即麝香、熏六香(即熏陆香，乳香)。

(10)　《敦煌香药方》收录于《唐敦煌钞本》，见《中国香文献集成》，中国书店，第19册第23-31页。

(11)　明代卢之颐编纂的《本草乘雅半偈》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奇南一香，原属同类，因树分牝牡，则阴阳形质，臭味情性，各各差别。其成沉之本，为牝，为阴，故味苦浓，性通利，臭含藏，燃之臭转胜，阴体而阳用，藏精而起亟也。奇南之本，为牡，为阳，故味辛辣，臭显发，性禁止，系之闭二便，阳体而阴用，卫外而为固也。”其中“奇南”也作“奇楠”、“棋楠”或“伽南”等，为音译名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