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高攀龍、徐必達同歲，一爲江蘇無錫人，一爲浙江嘉興人，同屬江浙士林。徐必達一生多在南京爲官，與東林名士高攀龍多有交集，只是今存史籍少有記載，二人是否謀面也不可知。高攀龍與徐必達的交集，值得重視的有兩次：高攀龍天啓元年（1621）起任光禄寺丞、光禄寺少卿，在《聖明亟垂軫恤疏》中，稱讚徐必達萬曆四十年（1612）上疏“請恤窮民”之舉，⁽²⁰⁾即上文所述徐必達任光禄寺少卿時彈劾孫居相一事。孫居相是山西沁水人，是東林黨人，但不屬東林學派。⁽²¹⁾嚴格意義上説，高攀龍只屬東林學派，黄宗羲在《明儒學案·東林學案》的“前言”中對此問題有較明確的辨析。⁽²²⁾其實，在天啓元年之前，高攀龍與徐必達就已經有了交集，主題是關於《正蒙釋》。

自萬曆三十四年（1606），徐必達開始在無錫近鄰南京做官。受《正蒙集注》啓發，徐必達將其《正蒙發明》與《正蒙集注》權衡比較，“以質雲從之説，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²³⁾徐必達決定將《正蒙集注》與《正蒙發明》編成《正蒙釋》一書，即清代學者華希閔所稱的“公有《正蒙集注》四卷，嘉興徐德夫氏加之《發明》，合以付刻”。⁽²⁴⁾合編完成以後，徐必達便請時任南京吏部右侍郎的葉向高作《正蒙釋序》，由高攀龍請其革職居家的摯友顧允成作《題正蒙釋後》。可見，《正蒙釋》是徐必達編訂，並且經高攀龍審定和同意後才籌備刊刻的，而四庫館臣稱《正蒙釋》“爲必達所自定，非攀龍之本”則有待商榷。⁽²⁵⁾徐必達編訂《正蒙釋》所用《正蒙集注》，當是稿本《正蒙集注》，而《正蒙集注》和《正蒙發明》都未曾單獨刊刻過。現存《正蒙釋》由《正蒙集注》和《正蒙發明》組成，高攀龍、徐必達是《正蒙釋》的共同作者。

據高攀龍之子高世寧編定的《高忠憲公年譜》記載，《正蒙集注》完成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即“三十一年癸卯，四十二歲。讀書水居，注張子《正蒙》完”。⁽²⁶⁾高攀龍萬曆二十三年（1595）歸家，開始了平静的讀書生活，並爲了讀書和静坐，於萬曆二十六年（1598）在洲邊建房名“水居”。⁽²⁷⁾據此可知，《正蒙集注》當作於萬曆二十三年至萬曆三十一年間。爲萬曆本《正蒙釋》作序的顧允成，卒於萬曆三十五年（1607）。據此推斷，萬曆本《正蒙釋》當刊刻於萬曆三十一年至三十五年間。萬曆三十四年（1606），徐必達於南京刊刻《周張兩先生全書》，《正蒙釋》或亦刊刻於此時。總之，《正蒙釋》刊刻於萬曆三十一年（1603）至三十五年（1607）間，或確爲萬曆三十四年（1606）。萬曆本《正蒙釋》是《正蒙集注》和《正蒙發明》最早的合刻本。

《正蒙》歷代注中，晚出的注本往往需要面對已出的注本，元代以後的注本尤其如此。《正蒙》明代注中便出現了較多採集衆家精粹的《正蒙》注，它們多題名爲“集釋”、“集解”、“集注”，高攀龍《正蒙集注》即屬此類。據統計，高攀龍《正蒙集注》大量引證前人《正蒙》注，包括程頤、朱熹、張栻、真德秀、熊禾、吴澄、吴訥、劉璣、盧翰、葉氏、劉氏、方氏等十二家注解，其中尤以對朱熹、劉璣和吴訥三家注解的引證爲多，並且此類引證多屬暗引。徐必達《正蒙發明》基於高攀龍《正蒙集注》作了修改，除偶有引證廬陵龍氏、胡炳文、朱振、蔡節齋和鄭正夫之語外，未再採集前人注語。

《正蒙釋》合二注爲一書，在《正蒙》注解史上别具一格。《正蒙釋》並非由高攀龍《正蒙集注》與徐必達《正蒙發明》簡單相加而成。徐必達編訂《正蒙釋》時，以“同者去之，異者存之，異而此失彼得者去之，短長互見者存之”爲標準，主要是把《正蒙發明》中與《正蒙集注》相同的注解删去，獨有的注解保存下；把《正蒙發明》和《正蒙集注》中不同的但相比較不準確的注解删除，能够互補的注解保存下來。經徐必達編訂後，《正蒙釋》中的《正蒙集注》基本保持原貌，《正蒙發明》則更加嚴整精練，且與《正蒙集注》的思想得以高度一致。故而，二書才能合而爲一書，高攀龍才同意將《正蒙釋》刊行，後世學者才能將由《正蒙集注》和《正蒙發明》構成的《正蒙釋》作爲整體加以研究。黄宗羲於《宋元學案·横渠學案》的《正蒙》部分引用《正蒙集注》七十五章，是對高攀龍《正蒙集注》的讚賞，也是對徐必達成功編訂《正蒙釋》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