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校说明

《经学通论》是皮锡瑞为晚清新式学堂编撰的经学教材，一百多年来风行于世，堪称新经学教育的经典著作。

皮锡瑞（1850—1908）字鹿门，一字麓云，湖南善化人，曾自署所居曰“师伏堂”，后学尊称“师伏先生”。皮氏于同治十二年（1873）膺选拔贡，光绪八年（1882）举顺天乡试，后四赴礼闱报罢，遂绝意功名仕进，以讲学、著述终老。他从训诂、名物入手治经，进而精究《尚书》，兼攻郑学，晚贯群经，虽宗主今文，但学风谨严，持论平实。皮氏又是晚清教育名家，自光绪十八年（1892）起主讲南昌经训书院，光绪二十四年（1898）出任长沙南学会学长，光绪二十八年（1902）受聘创办善化小学堂，又相继在湖南高等学堂、湖南师范馆、长沙府中学堂讲授经史，并一度担任善化小学堂监督，短期代理湖南高等学堂总理，为湘省新式教育鞠躬尽瘁，被杨树达誉为“经师人师”。

在清末新政中，随着书院改制、科举停废，经学教育骤然陷入困境，“今学堂因功课繁多，往往偏重艺能，反轻圣教，经、史、国文，钟点甚少，或且并无经学、国文”（皮名振《皮鹿门年谱》，商务印书馆，1939年，第100页）。新教育重艺轻道，已使经学课程名实难符，更有崇尚西学新知、宣扬革命排满的激进派鄙弃经学，正如皮锡瑞所指摘：“近日邪说流行，乃谓中国欲图富强，止应专用西学，五经四书，皆当付之一炬。办学堂者，惑于其说，敢于轻蔑圣教，民立学堂，多无经学一门，即官立者，亦不过略存饩羊之遗。功课无多，大义茫昧，离经畔道，职此之由。”（同前，第101—102页）皮氏自称“思殚炳烛之明，用救燔经之祸”（《经学通论自序》），相继编撰《经学历史》和《经学通论》，要为新式学堂实施经学教育提供理想的教材。

光绪三十年（1905）夏，皮锡瑞接受湖南省学务处提调、代理湖南高等学堂监督陈庆年之议，撰成《经学历史》，开篇指出：“凡学不考其源流，不能通古今之变；不别其得失，无以获从入之途。”他分十个时代论述整个经学的嬗变，析其源流，辨其得失，并针对“自新学出而薄视旧学，遂有烧经之说”，特意借史立论，强调“立学必先尊经”，同时力言经学简明、有用、易学，在篇末为初学者指出一条入门捷径：“今欲简明、有用，当如《汉志》所云‘存大体，玩经文’而已，如《易》主张惠言《虞氏义》，参以焦循《易章句》《通释》诸书；《书》主伏《传》、《史记》，辅以两汉今文家说；《诗》主鲁、齐、韩三家遗说，参以毛《传》、郑《笺》；《春秋》治《公羊》者主何《注》、徐《疏》，兼采陈立之书，治《左氏》者主贾、服遗说，参以杜《解》；三《礼》主郑《注》，孔、贾《疏》。先考其名物、制度之大而可行于今者，细碎者姑置之，后儒臆说，概屏勿观，则专治一经，固属易事，兼通各经，亦非甚难。能考其源流，而不迷于途径，本汉人治经之法，求汉人致用之方，如《禹贡》治河、《洪范》察变之类，两汉人才之盛，必有复见于今日者，何至疑圣经为无用而以孔教为可废哉！”

《经学历史》完稿后，皮锡瑞意犹未尽，不久另撰新书，光绪三十年十一月初二日《师伏堂日记》即载：“连日检书籍，《经学提纲》一书似不难成，须先阅《皇清经解》《续经解》二书，择取摘出，加以论断，有暇即可录出，特需抄胥之费，而刊板费尤重。”次日即记“录《经学提纲》一条”，十二月日记中又具体记载录《易经》提纲一条或二条，至二十七日说“录《易》二条，大约此一经略具矣”。《师伏堂日记》光绪三十一年（1906）正月二十日更是明言“录《经学通论·书》一条”，已将书名定为《经学通论》。至二月初八日，“《尚书》粗毕”；四月初八日，“《诗》粗毕矣”；闰四月十一日，“录《春秋》一道，毕”；六月十八日，“论《礼》粗毕”；七、八月再对各经续加增补，至八月十三日，“《通论》粗定”。前后不到十个月，可谓神速。陈庆年同样关注《经学通论》的编撰，《师伏堂日记》四月十一日载：“下午善如来，取《书论》阅之，云须立题目，加圈点，分段宜短，乃便人阅。段有可分，有不可分，惟题目可立耳。”五月十五日又记：“善余还书来，以为宜分段目，列标题，甚是；圈点仿西河，可不必。”皮氏酌采其说，从五月十九日起费力为各篇加上标题。皮氏原担忧刻赀，但成稿甫及一半，王先谦即允诺刊刻，后来还逐卷批阅，大加称赞，《师伏堂日记》九月十六日即说：“葵园来函极恭惟，有胸罗众家、掌运千古之语，属即送交手民。”此时《经学通论》尚未定稿，只好分卷交付思贤书局发刻，终在光绪三十二年岁末刊成行世。

皮锡瑞在自序中明言：“前编《经学历史》以授生徒，犹恐语焉不详，学者未能窥治经之门径，更纂《经学通论》，以备参考。”对于中国二千多年经学的源流、正变，《经学历史》作了一次纵向的回顾，作为其续编的《经学通论》，则从经学的内层作更详尽的总结。它依五经分卷，各卷按议题设篇，包括《易经》30篇、《书经》33篇、《诗经》38篇、《三礼》52篇、《春秋》56篇，分别对《易》、《书》、《诗》、三《礼》及《春秋》三传的成书、流传、义例、要旨，和历代注解、考订、诠释的得失，以及今古文、汉宋学分立互争的是非，以专论的形式作简要梳理和精辟论述，还特别开列研读各经的入门书目，“俾学者有从入之途，而无多歧之患”，为初学者提供治经的基本理念、学问根柢与关键知识，企望“使天下生徒尽通经术”。全书议题鲜明，取材丰富，分之为209篇经学专题论文，合之则不啻是一部经学小百科。皮氏于经学寝馈既深，得以含英咀华，对历来纷繁复杂的五经之学，作提纲挈领式论述，如阐发五经大义，论变与不变皆《易》之大义，论今文《尚书》篇篇有义，论《诗》教温柔敦厚，论《礼》所以节性复情，论《春秋》有大义有微言，又如梳理五经源流，分别《易》之正传与别传，辨析《书》、《诗》之今古文纠纷，探讨三《礼》、《春秋》三传之异同优劣，又如指点后学治经的门径，分论治《易》、通《书》、读《诗》、习《礼》、明《春秋》之法，总论研治群经当求简明有用，无不上下千古，独具裁断，虽时见偏主今文的个人好恶，但主要内容仍属条理旧说，切实有用。

总之，《经学通论》既是皮锡瑞个人一生经学研究的晚年定论，也是他全面总结古代经学、开启近代经学通识教育的精品力作。因此，这本深入浅出的经学教材，自刊行以后长盛不衰，迄今仍是引导人们进入中国经学殿堂的入门读物，乃至被列入高校文科院系研究生的必读书目。

《经学通论》由湖南思贤书局刊于光绪三十二年（1907），先后收入《师伏堂丛书》《皮氏八种》，并被多次影印。1920年，商务印书馆依据初刻本，添加句读，略作校正，以铅字排印，相继列入“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流传较广。1954年，中华书局采用《国学基本丛书》本纸型重印，以挖改方式校正了少数讹误。此校印本后来多次重印，海外各地亦屡有翻印，畅行至今。近些年来，《经学通论》相继出现四种整理本，即潘斌选编的《皮锡瑞儒学论集》本（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周春健的校注本（华夏出版社，2011年）和本人主编的《皮锡瑞集》本（岳麓书社，2012年）、《皮锡瑞全集》本（中华书局，2015年）。此次新校，仍以思贤书局刻本为底本，以《皮锡瑞全集》本为工作本，从断句标点、覆检引文、比对异文、校正讹舛等方面，对《皮锡瑞全集》本中的少数错讹作了纠补。

点校工作的相关事项如下：

（一）凡“经”、“传”、“记”等，若非确指某书某篇，不加书名号；凡“注”、“疏”、“正义”、“解诂”、“释文”等，若非确指某书某篇，而指对某书某篇中字、词、句的注解或说明，亦不加书名号。

（二）凡底本中讹、脱、衍、倒文字，确有把握者予以改正，出校说明依据。

（三）凡避讳字、版刻混用字，一律径改，不出校记。

（四）凡皮锡瑞引述文字，全部覆检原书，若有文字讹误或文意歧异者，据原书改正，出校说明；属节引、撮述大意及无碍文义的文字出入，则不作校改。

（五）皮锡瑞之孙皮名振所撰《皮鹿门先生传略》，有助于今人了解皮锡瑞其人其学，又民国学者江翰、吴承仕所作《经学通论》提要两种，均作为附录置于书末。

整理古籍决非易事，整理经学著述更难，点校带有总结中国经学性质的皮氏《经学通论》难上加难。此次新校难免仍有舛谬，恭请高明惠予指正。

丙申冬月初十日，吴仰湘谨识于岳麓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