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主要是写给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看的；当然，如果其他人也能理解本书内容的话，我将由衷地感到欣慰。但本书的主旨是研究关于就业理论的一些艰深问题，至于该理论如何应用于实践倒是其次。如果要挑出古典经济学的毛病，我们不能从古典经济学的上层建筑入手，原因在于，这个上层建筑在逻辑一致性方面颇下过一番功夫；我们只能从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入手，原因在于，其假设模糊不清，不具有普遍性。为了说服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让他们认真地重新审视其理论的一些基本假设，我不能就事论事，也不能四平八稳，而只能借助高度抽象的论证，剑走偏锋，直指要害。我当然希望争议能够少一些。对我的观点作出解释，这固然重要；但是，表明我的观点和主流理论分歧所在，同样也很重要。如果人们的思维深深打上了我所谓的“古典经济理论”的烙印，那么，我可以预料的是，他们对待我的观点，无非如下两种态度：一是认为我的观点完全是无稽之谈，二是认为我的观点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无论这两种态度孰是孰非，或者是否还有第三种态度，这个判断并不取决于我。那些不乏争议的章节旨在提供一些素材，好让别人作出判断；如果这些争议之处显得过于尖锐，那么，我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谅解，因为我只想强调我的理论和古典理论的分歧。对于我现在提出异议的理论，曾经长期被本人奉为圭臬。需要说明的是，我并没有无视这些理论的合理之处。
我致力于讨论的问题至关重要，其重要性无论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但是，如果我对这些问题的解释正确无误，那么，我首先希望说服的，不是普罗大众，而是我的经济学家同行们。在当前这个论证阶段，我们欢迎大众旁听，听听我如何将经济学家们存在严重分歧的理论摆到台面上。由于意见的分歧，经济学家们目前几乎丧失了通过理论影响现实的信誉。如果这个问题悬而未决，他们的信誉难有改观。
我在五年前出版了《货币论》（A Treatise on Money）一书。应该不会有人比我更清楚，本书和《货币论》一书之间是怎样的关系。在一些观点上，这两本书前后迥异，这会让读者觉得困惑不解；但这种差异只是作者思维路径的自然演变而已，为了这个思维路径，我上下求索，经年不穷。我被迫在一些术语的使用上作出调整，但读者在理解上的困难并不因此而稍减。随着本书的展开，我将逐一指出我在术语上的变更。当然，我还是可以对这两本书之间的关系稍做说明。当我开始写作《货币论》一书时，还是沿着传统思维路径来思考货币的影响。可以这么说，我当时认同货币的影响独立于供给和需求的一般理论。在完成《货币论》以后，我对经济学理论的认识更加深入。我开始尝试货币理论的回归，致力于使之成为产出理论的组成部分。但是，由于当时的我尚未摆脱传统观念的桎梏，因此，从现在看来，《货币论》的理论部分（也就是《货币论》的第三卷和第四卷）最突出的错误在于，没能彻底研究产出水平变化造成的影响。我所谓的“基本公式”只不过是某种特定假设下的瞬时图景，这个假设就是，产出水平既定不变。在《货币论》的第三、四卷中，我试图证明的结论不过是，在产出既定的假设条件下，诸多力量发生作用，打破利润的平衡，最终有一个新的产出水平，裨使利润恢复平衡。但这个动态过程（和静态迥乎不同）不仅极不完备，而且会让人倍感困惑。而在本书中，我致力于研究的是，哪些力量决定了总产量和就业总量。我发现，货币以一种至关重要而又卓尔不群的方式进入经济体系，这样，我不必关注货币的技术细节问题。我们将会发现，货币之所以至关重要，原因在于，如果人们对将来的观点发生变化，这种变化能够借由货币影响就业数量，而不仅仅影响既定就业数量的投入方向。但是，虽然我们可以分析，如果人们对于将来的认识发生变化，这种变化会影响当前的经济活动，但这种分析方法仍然从属于供求关系分析，并没有跳出基本价值理论的范畴。这样，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更通用的理论，在新的理论体系中，我们所熟悉的古典理论只不过是一个特例。
既然本书另辟蹊径，出错的可能性自然也远超因循常规的研究。减少错误唯有如下两条途径：一是他人的批评，二是观点的交流。在社会科学领域，无论是借助逻辑推导还是实验方法，人们都不可能让人信服地验证理论的真伪。这样，如果有人长时间独自苦思冥想，他极有可能陷入某种荒谬至极的理论中难以自拔。这一点在经济学中尤为突出。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一直倚重卡恩先生的真知灼见，比写作《货币论》时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没有他的建议，本书的很多内容可能会面目全非。在通读了本书的校样后，琼·罗宾逊夫人（Joan Robinson）、霍特里（R. G. Hawtrey）先生和哈罗德（R. F. Harrod）先生也襄助颇多。本书的索引由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本苏桑-巴特（D. M. Bensusan-Butt）先生编辑完成。
长期以来，本书的作者一直在苦苦挣扎，希望能够摆脱传统的桎梏而另辟蹊径。本书就是作者在挣扎与摆脱后产生的结晶。我希望摆脱的不仅是传统的表达方式，更是传统的思维方式。假如我的努力有所收获，那么大多数读者也将面对这个摆脱的过程。虽然本书在表达新观念时可谓步履维艰，但这些观念本身却是至简至显。真正的困难不在于理解新观念，而在于如何摆脱旧观念的桎梏。这是因为，在传统经济学的熏陶下，旧观念在大多数经济学家的脑海中已经变得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J. M. 凯恩斯
1935年12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