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易经》溯源

三《易》的名称

三《易》之名，言人人殊。要之，可别为二：

其一，据《三坟》书曰：“山、气、形。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乾坤》。虽不属卦，而其名皆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名、物、阴、阳、兵、象，而统之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之以气。《乾坤》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云、气，而统之以形。皆八而八之六十四。”是谓三《易》为《连山》《归藏》《乾坤》也。

尊之者为郑樵《通志》，谓《三坟》书：“汉魏不传，至宋元丰中，始出于唐州比阳民家，世以为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非郑氏者，有马端临之《通考》云：“按夫子所定之书，其亡于秦火，而汉世所不复见者，杳不知其为何书矣。况《三坟》已见削于夫子，而谓其书忽出于元丰之间，其为谬妄可知。夹漈好奇而尊信之，过矣。”（夹漈山位于福建莆田，宋郑樵读书于此，世称夹漈先生。）《三坟》书，春秋战国之时有之，《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二年》云：“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之书。”孔子赞《易》，始自伏羲，《易·系辞下传》曰：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作结绳而为网罟，以佃以渔，盖取诸离。

包牺氏没，神农氏作，靳木为耜，柔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盖取诸噬嗑。

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

孔子自谓“好古敏求”，楚左史倚相能读，自夫子言之，则为余事耳！孔子虽未言《三坟》之名，然古有是书，则为不争之论。故于《系辞传》特书包牺、神农、黄帝取象之义。秦火亡是书，《汉志》不载，非夫子削之也。孔子所以不言《三坟》书者，因“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以《周易》为本之故也。宋元丰间，忽出现于比阳民家，固为伪书，郑氏疑而笔之，亦无可非议。

其二，谓三《易》之名为《连山》《归藏》《周易》是也。均据《周礼·春官·太卜》曰：“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同篇《筮人》亦曰：“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然亦有非之者，谓《周礼》出于东汉刘歆之伪托。刘歆死于新莽时期，不得谓为东汉。陆德明《经典释文·序录》曰：“杜子春，汉缑氏人，受《周礼》于刘歆，及东汉，歆弟子多先死，惟子春至明帝时尚存，年将九十，于是郑众、贾逵并往受业，因以传《周礼》之学。”后人诬《周礼》为刘歆所伪造，非也。《周礼》原名《周官》，《汉志·乐经》曰：“六国之君，魏文侯最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上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大司乐’章也。”则六国时已有《周官》矣。《汉书·艺文志》称：“武帝时，李氏得《周官》上于河间献王，仅缺《冬官》，以《考工记》补之。”荀悦之《汉纪》云：“刘歆以《周官》十六篇为《周礼》。自唐之贾公彦作疏称《周礼》，其后多用此名。”由此观之，《周礼》非伪书，其言三《易》之名为《连山》《归藏》与《周易》，可信也。

三《易》的作者

三《易》作者，说者亦不一，众皆谓《易经》四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此乃专指《周易》而言也。杜子春曰：“《连山》，宓牺。《归藏》，黄帝。《周易》，文王。”此一说也。郑玄《易赞》及《易论》曰：“夏曰《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此二说也。晋皇甫谧曰：“夏人因炎帝曰连山，《连山易》其卦以纯艮为首。艮为山，山上山下（山上山下，是为重卦）是名《连山》。云气出内于山，夏人统艮正月，故以艮为首。殷人因黄帝曰归藏，《归藏易》以纯坤为首。坤为地，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殷以十二月为正，地统，故以坤为首。”此三说也。《玉海·帝王世纪》引《山海经》曰：“伏羲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黄帝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此四说也。唯今本《山海经》未载，是否另有古本，姑存之，以待后之来者。《连山易》或附于伏羲，或附于神农，或以为夏后。

《汉书·艺文志》未载《连山》《归藏》二书。陆德明《经典释文》曰：“《连山》已亡，《归藏》不行于世。”《隋书·经籍志》亦云：“《归藏》，汉初已亡。”然桓谭《新论》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而立数。《连山》藏于兰台，《归藏》藏于太卜。”郑玄《礼运注》:“得商阴阳之书，其书存者，有《归藏》。”是则桓、郑二氏曾见此二书，否则，何以言之如是凿凿也。郑樵《通志》云：“《连山》亡矣。《归藏》，唐有司马赝注十三卷，亦已亡；隋之薛贞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经》《齐母》《本蓍》三篇而已。”该三篇后亦亡。朱彝尊、马国翰，又自群书中辑之。今见于玉函山房轶书者，《连山》有剥、复、姤、中孚、阳、豫、游、徙等卦。《归藏》有《初经》《齐母》《郑母》《本蓍》等篇，然不受世人重视。

马端临《文献通考》曰：“《连山》《归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前，然《归藏》，《汉志》无之，《连山》，《隋志》无之。盖二书至晋、隋间始出，而《连山》出于刘炫之伪作，《北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为书，亦此类耳。”确为的论。是则桓谭所谓《连山》八万言，《归藏》四千三百言，郑玄谓《归藏》犹存，其内容如何？未见举证。类比其为齐东野人之语，亦不为过。

宋儒张行成曰：“伏羲始画八卦，是为先天有图象，而未有书。夏曰《连山》，天易也；商曰《归藏》，地易也，有法数，而未有书。”桓谭言之太过，张氏则又不及矣。

《系辞下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愚意以结绳之治为“点”，伏羲则《河图》，仰观俯察，远求近取，于是由“点”而“线”而“面”，以画八卦。似可作如是观，兹试绘图于后：

卦者，挂也，挂万象于其上也。伏羲画卦，以代结绳之治，言其初由结绳之“点”，进而演为一奇（）一偶（）之“线”画，积线成“面”，而有三画之原卦与六画之重卦之“面”生焉，谓其“有图象而无书”可也，甚至神农氏之《连山易》，亦可如此假定。

伏羲时之“书契”，非指“六书”。“契”同“锲”，刻画也，六书中之象形字，亦为符号。仰观俯察，由八卦以代表天、地、山、泽、风、雷、水、火之类符号，再进而演为六十四种不同之符号。其演进次第程序，非常合于自然，其详情阅第二章各节。

轩辕之世，已由图像进为文字矣。《说文解字·序》云：“黄帝之史仓，见鸟兽蹄迹之迹，知文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此时之书契，则不同于伏羲之刻画，可能统一当时各部落之符号以为文字。夏因《连山》，商因《归藏》，笔者故曰：“夏、商之《易》，不得谓为有法数，而未有书，为张氏之不及也。”

文王演《易》，作卦辞；周公继之，作爻辞，是为《周易》。史实昭昭，不再赘述。

重卦的作者

伏羲画八卦，孔子已言之矣，则为不争之论。至由八卦重为六十四卦，是又众说不一。要之可别为三类：一曰伏羲，二曰神农，三曰文王。

言由文王重卦者。《史记·周本纪》称：“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汉书·艺文志》曰：“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而效，于是重《易》六爻。”《扬雄传》云：“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于是重《易》六爻。”扬子《法言·问神篇》云：“《易》止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卦，其益可知也。”《问明篇》云：“文王渊懿也，重《易》六爻，不亦渊乎？”王充《论衡》云：“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凡此，是皆谓文王重为六十四卦也。

言由神农重卦者。《史记·索隐》曰：“炎帝重八卦，为六十四卦。”《玉海》云：“《魏志》易博士淳于俊曰：‘包羲因燧皇之图而制八卦，神农重之为六十四卦。’薛氏（晋太尉薛贞）曰：‘昔神农氏既重为六十四卦，而《初经》更本包羲八卦成列，而六十四卦具焉，神农因之也。'”朱震《易传丛说》曰：“论重卦者六家……郑康成、京房曰神农重乎八卦。”是皆以神农为重卦者。

言由伏羲重卦者。《淮南子》曰：“伏羲为之六十四变，周室增之以六爻。”《隋书·经籍志》曰：“昔宓牺氏始画八卦，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朱震《易传丛说》曰：“论重卦者六家，王弼、虞翻曰伏羲……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修也。”孔颖达《正义》论之最详，其言曰：

郑玄以为神农重卦，孙盛以为夏禹重卦，史迁以为文王重卦，而按《系辞》，神农之时，已有“盖取诸益与噬嗑”，以此而论，则夏禹、文王重卦之说，不攻自破。

其言神农重卦之说，亦未为得也。且《说卦传》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幽赞神明而生蓍。”凡言“作”者，创造之谓。神农之后，便是述修。则幽赞用蓍，是谓伏羲。故《乾凿度》云：“重皇策者牺。”《系辞上传》论蓍云：“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十八变成卦，则用蓍在六爻之后。伏羲用蓍，即伏羲重卦矣。

《说卦传》云：“圣人之作《易》也，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即言圣人兼三才而两之，又非神农重卦矣。

《系辞下传》又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既象夬卦而造书契，伏羲有书契，则有夬卦矣。

又谓伏羲初画八卦，万物之象皆在其中矣。《系辞下传》云“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是也。虽有万物之象，其万物变通之理，犹自未备，故因其卦而更重之。卦有六爻，遂重为六十四卦。《系辞下传》又云“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也。

孔氏力排众议，自是而后，无人有非之者，有之，则为附庸或增补其说。如《经典释文》云：“宓牺氏始画八卦，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朱子《易本义》曰：“伏羲仰观俯察，见阴阳有奇偶之数，故画一奇以象阳，画一偶以象阴。见一阴一阳有各生一阴一阳之象，故自下而上，再倍而三，以成八卦。三画已具，八卦已成，则又三倍其画，以成六画，而于八卦之上，各加八卦，以成六十四卦。”他如《朱子语类》中之问答，方实东之言、丁易东之语，元、明、清诸儒之论，均无特异之处，伏羲重卦之说，是为的论。

易有三义说

《易纬·乾凿度》曰：“《易》名而含三义：所谓易也，变易也，不易也。易者，其德也。光明四通，简易立节，通精无门，藏神无穴，不烦不扰，淡泊不失，此其易也。变易者，其气也。天地不变，不能通气，五行迭终，四时更废，能消者息，必专者败，此其变易也。不易者，其位也。天在上，地在下，君南面，臣北面，父坐，子伏，此其不易也。”郑玄《易赞》宗其说曰：“《易》名而涵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

（一）简易义 从“易”之字体言：日月合而为易，如篆文“”。《道藏·秘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虞翻云：“易，从日下月。”又兼具形、意义。陆秉公云：“易字篆文，日下月，取日月二字交配而成。日往月来，迭相为易。”此为依据《系辞下传》而来：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

《周易郑注》曰：“天阳地阴，阳数奇，阴数偶。阳数所以奇者，阳为气，气则浑沌为一，无分别之象；又为日，日体常明，无亏盈之异，故其数奇。其阴数所以为偶者，阴为形，形则有彼此之殊；又为月，月有晦朔之别，故其数为偶。”“易”字，上为日，为太阳；下为月，月为太阴。悬象莫著明乎日月，一阴一阳，一昼一夜，一奇一偶，岂非简易明白而易知乎？然《易经》之思想体系则由此而发。

《系辞上传》曰：“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则贤人之德，可大则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再浓缩而为阴阳之义配日月，使人易从易知。

（二）变易义 乾《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天地是动体，人是动物，虽植物与矿物，亦随天地之变化无一时一刻、一分一秒不在动。动则变，变则化。故《易》理以研究变易为主。

《系辞上传》曰：“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地固至简易，然天有日月星辰之象；日月星辰之变化，则影响及于地球之动、植、矿物。地球有山川与各种生态之繁殖，春夏秋冬四时之推移，无一不与人生有其密不可分之关系，故曰“变化见矣”。

《系辞下传》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典”为常典，“要”为体要。“典要”，为不可改易意。六十四卦，每卦六爻，阴阳相错，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何可以为“典要”！以乾之六阳爻言，自初至上，各有不同。以坤之六阴爻言，亦各异其趣。乾遇坤，坤遇乾，则变化多端；乾、坤二卦遇其余六十二卦，则其“为道也屡迁”矣。《系辞上传》曰：“爻者，言乎变也。”又曰：“一阖一辟谓之变，往来不穷谓之通。”以今日语言之，时间不同、空间不同、对象不同、事件不同、品质不同，对于处理问题之方法，亦应各有不同。换言之，无论时、空、人、事、物五者，有任何一种变异，均不能再执一不变。此之为“变易”。虽曰变易，然变易之中有不易之理存焉。

（三）不易义 《系辞上传》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天尊地卑，乾坤定矣”，是“空间”之不易；“卑高以陈，贵贱位矣”，是“道理”之不易；“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是“时间”之不易。“常”为自然之法则，“变”为自然之历程。例如“动极思静，静极思动”。宇宙为动体，如以“动为常”，动则变，若无静，则不能“生化”；如以“静为常”，静则死，若无动，亦不能“生化”。一动一静，相互为根，谓之“静动有常之常变”，此为“不易”之义。“常”有所归，归于“变”；“变”亦有归，归于“常”。故吾人常言“执常以御变，御变以求常”，其斯之谓欤！

《周易》有三解

《周易》之名，由何而来？说者不一。要之，则有“周普”“周代”“周匝”等三义，兹述其要如次。

（一）郑元“周普”义 据《周易正义》引郑元释云：“《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然孔颖达非其说曰：“郑元虽有此释，更无所据之文，先儒因此遂为文质之义，皆烦而无用，今所不取。”孔氏谓其“无所据之文”亦非是。郑元虽未引《易》文以证其言，然《系辞传》《说卦传》与《序卦传》言《易》“周普”之义，则俯拾可得。姑举一则以为言，《系辞上传》曰：“《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非“周普”之义为何？若此言论，举目皆是，不再引述。

（二）孔颖达“周代”义 《周易正义》曰：“按《世谱》等群书，神农一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一曰归藏氏。既连山、归藏并是代号，则《周易》称周，取岐阳地名也，《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以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故《易纬》云‘因代以题周’是也。先儒又兼取郑说云：‘既指周代之名，亦是普遍之义。’虽欲无所遐弃，亦恐未可尽通其《易》题‘周’，因代以称‘周’，是先儒更不别解。”

（三）贾公彦“周匝”义 贾公彦，唐高宗永徽年间为太学博士，则谓：“《周易》以纯乾为首。乾为天，天能周匝于四时，故名《易》为周也。”近人钱基博曰：“周之为言周匝也，周而复始也，非贾君后起义。而孔子系《易》以来，授受之微言大意也。何以明其然？按孔子系泰（）之‘九三’曰：‘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复（）《彖》‘复其天地之心’而作《序卦》，以序六十四卦相次之义。泰之受以否也，剥之穷以复也，损而不已必益，升之不已必困。如此之类，原始要终，罔不根极于复，所以深明《易》道之周也。其见于《系辞下》者，曰：‘《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以为典要，唯变所适。’斯尤明称《易》道变动之‘周流六虚’焉。”（《周易解及其读法》）

前举三说，似均提之有故，言能成理，故并录之。然笔者则以孔说举证《易纬》“周代以题周”之地名朝代之号为胜。

《十翼》贯三《易》

孔子曰：“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此语当在四十五岁左右之言也。又曰：“五十而知天命。”（《为政》）此语为七十岁以后之回忆。《史记·孔子世家》云：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汉书·艺文志》曰：“于是作上下篇，孔子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无《说卦》。《隋书·经籍志》曰：“孔子为《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多出《杂卦》一篇。可见在西汉之前，尚无“十翼”之名。

至唐孔颖达作《周易正义》，则曰：“其《彖》《象》等十翼之辞，以为孔子所作，先儒更无异论。但数十翼，亦有多家。既文王《易经》本分为上、下二篇，则区分各别。《彖》《象》释卦，亦当随经而分。故一家数《十翼》云：上《彖》一、下《彖》二、上《象》三、下《象》四、上《系》五、下《系》六、《文言》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郑玄之徒，并同此说，故今依之。”自此以后，“十翼”之名与分类，是成定论。

孔子“好古敏求”，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周官·太卜》《筮人》掌三《易》九筮，曰《连山》《归藏》《周易》。孔子自亦知之，之周、之宋、之杞，即为求证古之文物典章制度。孔子喜《易》读《易》，甚至韦编三绝，可见用功之深，用力之勤，非今之断章取义者所可想望也。《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连山》《归藏》等经典，或失于秦火，或亡于汉前，信孔子必将其精华融贯于赞《周易》之《十翼》中矣。

自欧阳修《易童子问》出，后之学《易》者，则多辩难。欧阳修以辞章之学，以质疑《十翼》论道之文，因其丛脞（细碎，烦琐），而谓非出于孔子，其敝在以《易》为文章，非以《易》为道也。善于行文，为欧阳氏之长；未察至道，是其短也。明儒郝敬曰：

孔子神明天纵，读《易》韦编三绝而作《十翼》。羲圣卦位爻位未明，而作《说卦》；文王演《易》次第未明，而作《序卦》；彖辞（统一体例为卦辞）未明，而作《彖传》；周公爻象未明，而作《象传》；恐学者泥于爻，又约其旨而作《大象》；虑学者局于《序》，又错其序而作《杂卦》（以下恐有脱文），无所不用其极。而世犹谓孔子有未尽之《易》，以待夫陈抟、魏伯阳、邵尧夫，先天后天方圆等图出，而后羲《易》见。吁！亦愚且悖矣！（引自《古今图书集成·经籍典》卷三百十六）

其中漏列《文言》《系辞传》，或为脱文。拟补之曰：

因乾坤为《易》之门而作《文言》，又虑学者未能综理六十四卦之义而作《系辞传》，然门弟子仍不明《文言》与《系辞》之奥旨而问道，故有“子曰”之语。子曰以次诸语，为门弟子所记之者也。孔子之赞《易》……（以下接原文“无所不用其极”，似较完备）

若依史迁所谓孔子“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之语，《序》为《序卦传》，《彖》分上下，《象》分《大象》上下、《系辞》上下，再加《说卦》《文言》，亦为《十翼》，《杂卦》则为后人从《序卦》或《说卦》中分出。孟子谓孔子作《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也。'”（《孟子·离娄下》）孔子赞《周易》，自亦糅合《连山》《归藏》二《易》，以及夏、商、周三代卜筮之辞，而贯以新生命、新意义。笔者故曰：“《十翼》融贯三《易》。”明《十翼》，三《易》之义亦尽于斯矣。

有谓《说卦》《序卦》《杂卦》，文句粗劣，不知为此言者，其文高明如何？文以辞适意达为原则，不似后之专尚华丽，以辞害意的“想当然耳”，以博取虚名。且于行文措辞之间，有时一篇论文非数十日不为功，并受当时环境心情影响，一文之中，措辞遣句不尽相同，何以据此疑古非古？史迁（司马迁《史记》）、班志（班固《汉书·艺文志》）去古未远，自较后之立异鸣高者更为可信可征。希世之考证伪书者，固重求证，尤贵有识，否则必以真为伪，则自古及今，有何可信之书？且以古书文句简略，注释尤多，又每附增己意，在印刷术未发达前，辗转抄录传诵，传抄既久，注者之语混入正文，“鲁鱼亥豕、乌焉鸟马”，难免损及其真，斯亦古书之通病，自不可因此差失，而遽定其为伪也。吾故又曰：“《十翼》为孔子所作，贯通《连山》《归藏》《周易》三《易》之义。”

如果《周易》没有孔子《十翼》的义疏，后人将无法明其奥蕴，至希疑古非古之徒，勿再于此作标新立异之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