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各章内容简介
本书分为三个部分：分析的基础、真实竞争理论和动荡的宏观动力学。除了介绍性的第1章和一个简短的结论性的第17章外，每一部分都由5章组成。所有的论点都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后凯恩斯主义对应的观点进行了对比，也与经验证据进行了对比。在接下来对各章所做的简要介绍中，我略去了大部分引文和参考文献，因为它们会在相关内容中出现。
1.2.1 第一部分：分析的基础（第1～6章）
在这个引言章之后是第2章。通过展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具有的典型的长期经济模式的经验证据，第2章为全书的研究拉开了序幕。这些长期经济模式包括以下内容：产出、生产率，利润与就业的持续增长，所有这些增长都贯穿于并在反复出现的经济周期与周期性的大萧条之中发生；受社会因素影响的实际工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政策和制度在改善失业方面的积极作用；令人惊讶的黄金长波的反复出现，这一现象甚至持续到了今天；利润率的长期变化路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行业间资本回报率的动荡均等化；以及行业间相对价格结构的决定。当我们以这样的经验视角审视这一制度时，诸如“循环”和“动荡调节”这样的概念会自然而然地浮现。第2章以对全球范围内日益加深的不平等的长期观察作结，正是这种不平等造就了我们今时今日所处世界之状态：发达与欠发达并存，增长与衰退同在，巨富与赤贫相伴。这一章的目的在于明确我们探究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本身。
第3章考察的是由持久的长期模式的存在所提出的方法论问题。这一章从方法论问题开始。将均衡视为一种静止状态的传统观念，被将之视为动荡调整的观念取代，后者认为均衡只有通过反复出现的上下浮动才能实现。这提出了相关过程的持续时间问题，也就是实现各种各样的均衡所需要“经历的”时间长度问题。我们也有必要处理客体和社会反应固有的“结块问题”，因为门槛意味着过程本身的内在非线性。
长期模式的持久存在产生了另一个方法论问题：鉴于资本主义社会是由嵌入不断演进的社会结构并受制于持续变化的潮流的易变个体构成的，它如何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产生反复出现的总体模式？新古典经济学当前赞同的一个答案是将反复出现的社会结果描述为某个不变的“代表性行为人”的超理性选择。但是，“代表性行为人”的概念遇到了棘手的问题。第一，为了从变化的历史条件中推导出稳定的总体模式，有必要假定不变的代表性行为人。第二，即使在给定的社会环境中，一个群体的总体行为也并不与潜在的个体行为相对应，除非这个群体中的所有行为人都是相同的。产生于个体相互作用的非线性能解释这个结果。新古典经济学家简单地忽略了这个问题并继续前行。第三，超理性假设是无用的，因为它系统性地扭曲了起基础作用的动机，而且它是非必要的，因为我们不需要它就能推导出所观察到的模式。
问题的关键是要认识到由于个体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总体结果具有“涌现”特质：一个有机总体大于其部分之和。面对不断变化的历史条件，我们仍需解释这些涌现特质的持久特征。在这个问题上，秘密在于个体行为人的行为具有多样性。规律性的模式能够产生于异质单位（个体或企业）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异质单位在变动性的策略和冲突性的预期下行动，这是因为总体结果对微观经济细节“高度不敏感”。多样性产生了结果的统计分布，这些分布的均值及其他特征由社会和文化结构塑造。这一方法能够用于证明我们不用参照任何特定的消费者行为模型，就能够推导出总体消费者行为的主要经验法则（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和奢侈品的收入弹性特点、恩格尔曲线的非线性，以及总消费函数的近线性）。个体确实会做出选择，而且选择很重要，但是前面提到的一般模式并不取决于这些细节。这意味着人们不能简单地在总体层面比较相互竞争的微观模型。我们必须深入微观层面本身。那么很明显，我们并没有理由回避实际人类行为的复杂性、多变性和偶尔的疯狂性。多样性应当受到欢迎，而非受到压制。
第4章关注的是社会生产的结构。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似乎是一个由普遍交换所构成的系统。确实，新古典经济学把等价交换表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核心组织原则，而只是将生产介绍为一种在现期与未来之间间接交换的手段。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则大不相同。因为生产需要花费时间，所以它要先于产品的交换发生。而且，正是在生产中我们遇到了关于工资、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的不断斗争。古典经济学强调生产时间的重要性以及劳动在生产中的积极作用，而其他绝大多数经济学流派采取的都是无时间意识且被动的“投入-产出”分析方法，该章第一节对此进行了对比。这部分还表明，对流动资本投资与固定资本投资进行区分，对于解释经济动态变化具有重要意义。根据古典经济学方法量度并建立起的生产账户和传统生产账户在量度总产出与价值增加值方面有所不同，但在量度总营业盈余上却惊人地一致。附录4.1利用数学式子给出了这两套量度方法之间的一一对应关系。该章第二节说明了对原料、固定资本和劳动力的利用如何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相联系。这些联系可用于解构从固定系数到新古典生产函数的各种关于生产过程的标准表述。生产班次各种潜在的不同组合会沿着不同产能利用率下的生产可能性边界来回转换。这种新型的“再转换”摧毁了建构新古典微观经济学生产函数的任何可能性。另外，生产班次的长度与劳动强度的社会决定意味着，我们不能认为固定或可变系数生产模型代表的仅仅是“技术”条件。该章第三节表明，合理推导得来的成本曲线与标准微观经济学教科书中所假设的成本曲线截然不同。U形成本曲线概念尤其受到严重打击，这是因为在从一个班次到下一个班次时，正常成本的变化会导致平均可变成本曲线产生“尖状凸起”，同时边际成本相应地向上剧烈跃迁。这种尖状凸起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一个给定的价格可以与边际成本曲线多次相交，因而“价格=边际成本”（p=mc）这一法则对于确定使利润最大化的产量点便毫无作用。固定系数方法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更好地应对这种情况，但也仅仅是靠着将每一个潜在的在由社会决定的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下运行的班次组合视为独立的技术才能实现。本章的最后全面评述了关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生产率以及实际成本曲线形状的经验证据。我们发现，古典方法对生产的刻画与经验证据相当一致，由此推导得出的成本曲线与经验观察得来的曲线类似，并与工商业实践相符。而被广泛使用的U形成本曲线既无经验基础，也无多大实际用途。
第5章研究货币问题。个体企业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量进行生产活动，而不是直接考虑对社会需求的匹配。每家企业都预期从计划的产品销售中获利，并且购买其他的产品用于未来生产投入或个人消费。在相互冲突的个体预期和计划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差异，这种差异在市场中得到解决。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假装个体生产计划完全符合社会需要，从而掩盖了真实市场的喧嚣，这种假象被称为一般均衡。事实上，从真实市场中产生的动荡有序只能在持续的无序中并通过持续的无序达到，而货币则是它的总经纪人。
即使赠礼本身是互惠的，我们也不应该混淆交换和赠礼。一份严格意义上的礼物并不要求回报，但一次严格意义上的交换则要求分厘不差。夸富宴（potlatch）便是一个例子——其参与者的社会等级取决于他们能赠予多少。在互赠礼物时，双方都尽力以令对方满意的东西进行回赠，而在交换时，双方都希望得到的东西比自己所付出的更好。同样地，支付义务也不应与严格意义上的债务混淆。例如，贡品和税收一般是迫于威胁的单方面付款义务。正因为这些行为一般是单方面的，所以我们用诸如贡品和税收之类的词语对其进行描述。债务是一种偿还的义务，因此它涉及利息和分期付款的回流。但这不同于时间上分离的交换：工具可以与粮食进行当场交换，或先收下工具再交付粮食。这些差异在货币信贷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物易物是最早的真正的交换形式。在以物易物的规则中，它在任何给定的商品和所有其他商品之间建立多种交换比率。随着交换范围的扩大，货币便自然而然地出现了。货币的出现是为了应对这样一种内在需求：将某给定商品的诸多交换比率转换成其与社会选定的某特定商品之间的单一交换比率。比如，将谷物与肉类、盐、皮革、工具等商品的多种交换比率转换成其与盐之间的单一交换比率。在这种情况下，盐是当地的货币商品，当地的所有商品都需要一个以盐计量的价格。价格是与货币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商品价值量的货币表达。
单纯的商品和货币商品之间的区别在人类历史上再三出现。货币商品所采取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如盐、牛、猪、谷物、贝壳、可可豆、珠子、姜黄、红赭石、斧、箭镞、矛、磨石、甲虫腿、蜂蜡、金属和其他各种充当过货币的物品，以及被不断发明出来的各种新形式。各种各样的货币一开始都只是区域性实体，然后和王权一样，大部分都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废除。5.2节追溯货币的演变进程，从最初的以物易物到私人和国家发行的铸币、私人和国家发行的可兑换与不可兑换代币、国家法定货币以及银行货币。本节的最后论述了货币的三项基本功能（定价工具、流通工具和安全工具），审视了一些显著的长期经验模式。5.3节介绍了关于货币和价格水平的古典理论，以及马克思对这些理论的论述。在马克思的论述中，他将自己限定于这样一种情形：代币直接或间接地代表着一种货币商品（他承诺会继续分析纯粹的法定货币和银行信用，但在生前并未完成）。从这个角度来看，马克思对基于商品的货币的论述直到1939—1940年（这一时期标志着金本位制的终结）都是适用的。马克思的论述中的一个关键点在于，他将国家价格水平确定为以下两项的乘积：一是由竞争决定的商品的相对价格，它由历史选择的某种货币商品（在西方是黄金）来表达；二是由货币和宏观经济因素决定的货币商品的价格。从这一视角来审视英国和美国的价格水平，一些显著的经验模式便呈现出来。马克思所采用的这种方法的好处之一，是其确定了一种简单的长波指示器，这种长波指示器至今仍然有效（见第16章和第17章）。
5.4节将商品货币本位制（比如金本位制）下对法定货币的古典处理与生产的相对价格的现代（斯拉法）处理联系起来，然后便转移到对关键问题的探讨：如何处理法定货币不再与任何货币商品挂钩的问题？我认为，在现代法定货币体系下，国家价格水平是由货币因素和宏观经济因素直接决定的，但是以一种不同于货币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方式进行的。因此，这一问题被放到本书第三部分的第12~14章进行讨论，在那里构建了关于利润率、有效需求、增长和通货膨胀的古典方法，并将其应用到宏观经济学中。第15章讨论了现代通货膨胀理论和另一种可供选择的古典理论，同时还对国家货币理论者和新国家货币理论者关于国家的历史作用与现代权力的主张进行了批判性分析。
第6章开篇就对利润和资本进行了深入分析。有两个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资本的定义和总利润的决定。凯恩斯引用马克思资本循环M-C-M′的概念，认为这是一种特别有效的辨别资本的方法。在一个循环周期中，资本作为货币（M）开始，被转化为包含劳动力、原料、工厂和设备的商品（C），然后以更多货币（M′）的方式被收回。相比之下，为赚取收入而工作的行为属于C-M-C循环。这两个循环相互作用，因为雇员获得的工资是公司资本支出的一部分，而雇员购买的消费品和金融资产又是基于利润驱动的公司销售的一部分。因此，不是事物的性质，而是它在其中运作的过程使它成为资本。资本也不是由其耐久性定义的：像黏土模具这样的流动资本可能仅持续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像机器这样的固定资本可能持续数十年。另外，如家用汽车和住宅这样的耐用品是私人财富的一部分，而不是资本。实际上，一辆车对个人所有者来说可能是私人财富，而相同型号的汽车对等待其（以合适的价格）被售出的汽车经销商来说可能就是资本。新古典经济学总是将资本与耐久性财富混为一谈，这是因为它将“资本”简单地定义为耐久性超过一年的财富。现代国民账户体现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例如，私人房主被视为出租房屋给自己的企业（见附录6.7）。
6.2节表明，正如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最初提出的那样，总利润有两种来源：第一种来自财富转移，第二种来自以剩余产品形式生产的新财富。这是区分商业资本和产业资本的基础，前者以“低买高卖”为基础，在漫长的历史中一直存在，而后者以剩余产品的生产为基础。马克思赞同斯图亚特关于基于“不平等交换”的利润和基于剩余产品生产的利润的区分。由于马克思最关心的是后者，所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专注于证明，即使在“等价交换”的情况下，绝对的产业利润仍然存在。他谨慎地表示，他称为“让渡利润”的另一种利润形式在多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表示将在之后的某个时间（也许是在他生前未能完成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再回头讨论这个问题。我论证了斯图亚特提出的第一种利润形式的秘密在于财富向资本循环的转移，并且表明，在各种“转形问题”与揭示金融资本的奥秘中，这一点都发挥了关键作用。
6.3节集中讨论产业利润。第4章中关于日工作时长和劳动强度与总产量之间关系的讨论已表明，只有当日工作时长超过再生产出符合雇佣工人生活标准的商品量所需的工作时间时，即只有存在剩余劳动时，剩余产品才会出现。技术的发展及其运用都是由社会决定的，这告诉我们，剩余劳动的存在是一个社会结果，而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结果。据此可以推导出一些进一步的结论。首先，不论各个行业采用何种价格，当剩余产品为零时，总利润为零。即使所有产品的销售价格翻一番也无济于事，因为这也使同样的原料投入与劳动力（假设实际工资保持不变）的再生产成本翻番：企业作为卖方集体获得的总收益会同时因作为买方而损失，因此总实际经济利润仍然为零。相反，只有在存在正的剩余劳动时间与相应的正的剩余产品时，绝对总利润才存在。同样地，绝对价格水平翻番并不会提高实际总利润，因为它也使所有成本翻番。
不过，在给定正的剩余产品的情况下，相对价格的变化会改变总利润。利润仍然是剩余劳动的反映，但现在流通的镜子似乎是弯曲的。货币利润对相对价格的部分依赖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它适用于新古典主义、斯拉法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价格理论：换言之，在所有思想流派中都存在一个“转形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从与劳动价值成比例的价格转向生产价格时，总利润也随之变化。如果把生产价格（归根结底它们是纯粹的理论建构）与市场价格或者垄断价格相比较，也可以得出相同的结论——这一点斯拉法主义者基本上没有注意到。
6.4节建立在斯图亚特的洞见上，即财富和价值的转移也会影响总利润。研究表明，商品相对价格的变化通常会对资本循环与收入循环产生不同的影响，并且即使产品的总货币价值不变，相对价格的变化也会引起财富在两个循环之间的转移。转移的总和永远是零，但由于一个循环可能会获得另一个循环所损失的（反之亦然），总利润会发生变化。这是“转形问题”的一个十分一般性的解决方案。它可以被用来进一步解释为什么当产出比例符合最大平衡增长所要求的特定比例时，这一现象不会发生，即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总利润对相对价格来说是恒定的。6.5节用一个一般性的框架解释金融利润的来源：它来源于实现了的资本收益与其他类型的财富转移（让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庞氏骗局与麦道夫骗局）。6.6节表明，通过隐晦或明确地假设实际工资低于生产率，斯密、斯拉法、凯恩斯和后凯恩斯的总利润理论实际上都依赖正剩余产品的存在。新古典理论则与之不同，因为它既有基于转移的利润的概念（源于纯粹交换模型），也有生产利润的概念（源于总生产函数）。这是斯图亚特理论的回归，但现在的重点在于通过将利润视为对节制与企业家精神的奖励而证明其合理性。把对利润的解释与对其合理性的证明区分开来是重要的。斯密和李嘉图将利润与租金解释为对劳动净产品的扣除，但并不怀疑资本家或地主有权占有这些流量。马克思同样清楚地意识到，资本家和地主（像所有的统治阶级一样）拥有社会建构的“权利”去榨取剩余劳动——正如某些时候工人获得抵抗的权利一样。这三位著作者都对资本家持批判态度，而新古典学派与奥地利学派则倾向于赞扬资本家。6.7节论述了关于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影响的文献，包括马克思针对“转形”的著名讨论。对之后从波特凯维茨到萨缪尔森和斯拉法的文献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也对福利和迪梅尼的所谓“新解释”的优缺点进行了评估。本节最后指出，在任何情况下，相对价格对总利润和利润率的经验都非常小。6.8节讨论了从理论上和经验上量度利润、资本和利润率的问题。大部分细节的介绍都出现在附录中。附录6.1提供了公式化地处理剩余劳动与总利润间关系的方法。附录6.2表明，如果利润率是以总产量的货币价值与原料、折旧和劳动的当前成本被量度的（如6.3.3小节所述），那么它便也是实际利润率：用任何共同的价格指数平减分子和分母都不会影响它们的比值。另外，分别用不同的价格指数去平减它们是不行的，因为那样利润率将不再是一个纯数字。附录6.3指出资本作为总存量的商业概念不同于资本作为净存量的新古典经济学概念。附录6.4表明将固定资本作为一种联合产品的处理方法具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被马克思采用，对应着总存量的概念；另一种被斯拉法采用，对应着净存量的概念。这两种处理方法具有不同的理论和经验意义。资本存量的经验量度提出一系列新的问题，因为永续盘存法（PIM）存在问题，它将投资流量累积加总为资本存量。附录6.5分析了对价格和数量指数进行“质量调整”的意义和影响，以及由链式加权指数的使用引起的明显棘手的总量问题，后者似乎导致在问题较少的假设之上产生资本存量指标成为不可能。附录6.5.5推导出一套新的广义的永续盘存法准则，这套准则甚至适用于链式加权总量，这样就有可能构建新的资本存量指标与利润率。产能利用率带来了另一项挑战，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产能利用率通常会随各种因素而波动。因此，附录6.6分析了现有的量度指标，并提出了一种新的简单通用的方法来测量产能与产能利用率。这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就是使我们能够判断技术变革对产能-资本比的影响。附录6.7详细介绍了所有经验性量度的来源和方法。经证明，这些新量度指标使与传统量度指标截然不同的模式产生：企业最高利润率从1947年开始稳步下降，这有力地证明了技术变革降低了新古典意义上的平均资本“生产率”。企业净营业盈余，相当于工商业指标中的息税前利润（EBIT）与价值增加值相比相当稳定，在1947—1982年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小幅下降，之后因新自由主义政策侵蚀工资份额而小幅上升（见图6.2和图6.5）。结果就是，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在整个第一时期稳步下降，但在第二时期因工资份额下降而稳定下来。可以说，这是里根-撒切尔夫人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全部意义。
1.2.2 第二部分：真实竞争理论（第7～11章）
第7章介绍了本书分析的理论基础——真实竞争理论。利润动机从本质而言具有扩张性：投资者试图收回多于投入的货币，如果成功的话，他们可以在更大的规模上反复投资获利，与其他和他们做着同样事情的投资者相互对抗。有些人获得了成功，有些人仅可以生存，而有些人则彻底失败了。这就是真实竞争，就其本质而言，它是对抗性的，在动荡起伏中运转。真实竞争是资本主义的核心调节机制，它与所谓的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和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行业内竞争迫使个体生产者制定出使其不被淘汰出局的价格，正如行业内竞争迫使他们降低成本，以使其能够通过降价进行有效竞争。降低成本可以通过降低工资、延长工作时间或提高劳动强度实现，或至少使工资增长率低于生产率的增长率。这些措施都必须与劳动者的反对相抗衡，因此从长期来看，技术创新成为降低成本的主要方法。在这样的背景下，个体资本面临着就其本质而言不确定的未来，基于个体的判断做出自己的决策。竞争使卖家和卖家、卖家和买家、买家和买家相互竞争，使资本和资本、资本和劳动、劳动和劳动相互对抗。这是一场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真实竞争产生了特定的模式。同一行业内不同销售者制定的价格被大致地均等化，因为消费者总是流向更低的价格，不同行业新投资的利润率也被大致地均等化，因为资本总是流向更高的利润率。这两种均等化趋势都致使价格和利润率围绕着相应的共同中心分布。古典经济学的动荡均衡概念与将均衡视为静态的传统概念非常不同。供给和需求在这个过程中起作用，但并不影响最终结果，因为二者都受到降价与资本进出的影响。重点是价格和利润率的均等化是典型的涌现特质，是为了赚取更大利润而持续激烈竞争所导致的非预期结果。
将竞争视为战争的观念具有重要意义。竞争性企业必须关注战术、战略和增长前景。相关利润在中期必须能够防御各种攻击和掠夺，这使其非常不同于新古典理论强调的短期利润最大化。在真实竞争的战场上，资本流动是从一个地带向另一个地带的行军，科技的发展和运用是军备竞赛，追求利润增长和市场份额的斗争就是战争本身。战争中有胜利者，也有失败者，他们之间的地位可以发生转变。没有任何资本可以保证其利润，更不必说“正常”利润率。因此，像正统经济学通常所做的那样，将“正常利润”算作运行成本的一个组成部分的观点是完全不合理的。债务和权益资产的划分决定了净生产剩余在利息和利润之间的分配。利率也可以表明资金积极投资和消极投资的收益率差别（见第10章和第16章）。7.2节探讨了价格竞争的现象，7.3节介绍了利润率竞争的现象，7.4节用调控资本的概念将这二者统一在一起，7.5节总结了与真实竞争相关的总体模式。
7.6节转向企业行为的证据，首先介绍了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OERG）的发现：企业是价格设定者，竞争迫使其价格与价格领导者保持一致。安德鲁斯和布伦纳坚持认为牛津经济学家研究团队的发现描述了竞争性、利润驱动型、价格设定型和成本削减型企业的行为。杰罗斯基指出：行业内的超额利润会刺激已有企业（局内人）和外来企业（局外人）采用最好的生产方法；新进入企业可能制定低于现有企业的价格；光是新企业进入的威胁就足以带来竞争压力，使商品价格下降并且消除超额利润。达兰称，当成本差异很大时，降价行为是竞争的特征。布赖斯和戴尔的研究表明，进入利润更高行业的企业数量是一般行业的5倍，而挑战者处理竞争的方式就如同应对一场战争。索尔特的经典研究注意到：在新建厂房中使用的最优生产技术一般会带来更高的生产率；在任何给定的行业中，总是存在一个技术分布范围，因为新的生产方法总是被投入使用，而旧的方法总是不断被淘汰。通过比较1924—1950年英国的数据，索尔特发现行业相对价格的大部分变化（从纯粹数据角度）都可以由生产率的变化得到解释。生产率反过来被持续的技术变革驱动。第9章将会展示，索尔特所发现的这些关系是对相对价格做出的更有力且更通用的解释的一个方面。梅尼亚和米勒注意到，尽管利润率的持续差异是常态，但试图用市场力量、共谋、进入壁垒、效率差异等因素解释这种差异，甚至用其他方法来量度利润和资本（包括广告和研发中的“无形资本”）以解释这种差异，通常都是不成功的。沃尔顿和达万发现，大多数商业研究表明，利润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下降，但风险水平和资本成本也随之下降。表7.8和表7.9表明，在拥有38 948个企业的样本中，资本-销售额比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上升，而成本-销售额比率大体保持不变。后者与如下的观察相一致，即新进入企业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低的单位产出成本，故而可以设定更低的销售价格。相关数据也表明，资本-成本比率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而确定无疑地上升。这个简单的事实对降价行为下的利润率路径具有重要影响（见7.7节）。
7.6节最后一部分考察了利润率均等化的经验证据。古典经济学理论认为，新增投资体现为运作最优的厂房和设备。即使在单个企业中，总资本也是多样化的，体现为不同的技术和不同使用年限的机器，因此我们不能用企业的平均利润率代表调控资本的利润率。同样的问题也存在于行业层面：恰当的衡量指标是新增投资的回报率。在我看来，它可以被很好地估算出来，方法是用实际利润（包含利息、税收和折旧）的变化除以实际总投资来计算出资本回报的实际增长率。这两个变量在行业和国家层面都是广泛可获得的数据。我研究了1970—1989年经合组织成员的行业数据、1960—1989年美国15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和1987—2005年美国30个行业的数据，同时计算了它们的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还利用经合组织成员最近的行业数据研究了其新增回报率。在每一种情况下，平均利润率总是表现各不相同，而增量利润率出现了强有力的均等化趋势。楚尔菲迪斯和察利基利用1962—1991年希腊20个制造业行业的数据得到了相同的结果。他们也运用米勒的计量经济学方法检验了长期利润率的均等化趋势：就平均利润率而言，在20个行业中有14个行业的长期利润率与总体平均值的偏差在统计学意义上等于零，但就增量利润率而言，这20个行业估算的长期偏差在统计学意义上都等于零。巴赫切和埃雷斯在一篇优秀的论文中展示了土耳其的相似结果。这样的结果为古典经济学假设提供了重要的支持。
7.7节是第7章的结尾，它实际上处理的是最重要的问题——调控资本本身是如何在竞争环境下被选择出来的（“技术选择”问题）。实际决策总是依据现行市场价格和预期市场价格进行的。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上下波动的事实不意味着二者是接近的，因此我们不能用后者代替前者。其次，与真实竞争中的定价行为和成本削减行为相一致，企业被迫选择的是成本最低的可复制性生产条件——这里的成本被定义为通常商业意义的成本，包含单位折旧、原料和工资成本。一旦我们将固定成本考虑在内，单位成本最低的技术就不同于利润率最高的技术。此外，既然实际市场总是动荡的，那么所有的选择都必须是“稳健的”，即面对着成本、价格和利润率的正常波动，它依然保持合理有效。因此，技术选择的恰当的方法论是随机论，而非决定论。如果更低的单位生产成本一般是通过更高的单位资本成本实现的（偏向资本的技术进步，其中资本-成本比率上升），那么定价型和成本削减型企业选择降低成本的生产方法这一事实将意味着，平均利润率即使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也会下降。相反，传统的（置盐）选择标准是“给定”价格条件下利润率最高的方法，这是基于以下假设：企业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正如完全竞争要求的那样，而这意味着平均利润率在实际工资给定的条件下会上升。
第8章包括两个主要部分。8.1节介绍了从古典主义到后凯恩斯主义的多种不同的竞争理论。8.2节考察了关于定价和利润率的经验证据。8.1节始于古典经济学的杰出典范。斯密和李嘉图（见8.1.1小节）以及马克思（见8.1.2小节）都一致同意竞争趋于使工资率和利润率均等化，从而使市场价格趋于围绕着自然价格（生产价格）上下波动，但又与它保持不同。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这些引力波动的“动荡”特征。马克思将李嘉图的论断（即只有某种特定的生产条件才调节市场价格）从农业拓展至所有行业，从而使其具有了普遍性。他还认为，竞争性企业是主动的价格设定者和有攻击性的成本削减者（不同于完全竞争所假设的企业是被动的价格接受者），而创造生产成本更低的技术通常需要更高的单位固定资本投资。这对马克思关于技术选择和平均利润率时间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
8.1.3小节仔细回顾了后古典经济学抛弃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转而分析其理想化形式的历程。价格设定型和成本削减型企业为被动的价格接受者所取代，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的动荡运动被“作为一种状态的均衡”下所得到的这二者的完全相等取代。竞争被认为只有在存在众多价格接受型的小企业且每家企业都追求自身目光短浅的利益时才普遍存在。杰文斯和瓦尔拉斯利用这些预设建构了一个关于市场社会的“故事”，它不但是社会最优的，而且是经济有效的，这个故事继续支配着经济学专业。8.1.4小节提出完全竞争理论是内在不一致的，因为它需要理性预期的假设。如果所有企业完全相同，那么其中一家企业采取的任何行动肯定会由其他所有企业采取。任何促使某家企业增加产出的信号也将促使其他所有企业做出相同的行动，因此市场供给将显著增加，价格将下跌。考虑到完全竞争企业是具有完全信息的，那么任何个体企业“预期”它能够以任何现行价格销售其所希望的数量便是非理性的。然而，这却恰恰是完全竞争理论所需要的预设，也是宏观经济学得以建立的基础。因此，理性预期理论不能以完全竞争理论为基础。反过来，如果假定企业的预期是理性的，那么完全竞争理论也会崩溃，因为即使是掌握适度信息的企业，也会意识到它们在竞争性条件下面临的是斜向下的需求曲线。这会对经济学家如下的理论诉求提供有趣的理解和阐明：斯拉法（1926）对标准经济学的批判，凯恩斯对企业的处理方式（见第12章），甚至是帕廷金在试图绕过这一难题时的短暂努力。
8.1.5小节和8.1.6小节研究了熊彼特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的观点。熊彼特称赞瓦尔拉斯的价格接受型企业、利润最大化行为人模型，但他接着也指出，它的静态性质不能与新技术和新商品的持续创造相兼容。他建议引入创新带来的扰动以拓展完全竞争模型，但几乎没有分析由此产生的价格和利润模式。奥地利经济学反对完全竞争概念，因为它依赖完全信息，依赖作为一种状态而非一种过程的竞争，依赖作为被动的价格接受者的企业而非主动的创新型企业。奥地利学派强调，竞争作为一个过程会使超额利润迅速消失。除了明确假设利润率迅速均等化，以及缺乏对调节资本和非调节资本的区分，奥地利学派与古典真实竞争理论有许多相似之处。奥地利经济学也认同新古典经济学的观点：企业是消费者的有效服务者，工会活动和政府干预是对市场过程的无理干涉。
8.1.7～8.1.9小节介绍了垄断资本、不完全竞争、卡莱茨基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学派的价格理论。它们都或含蓄或明确地将竞争与完全竞争联系起来，将历史上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扩大和集中度的提高视为垄断程度上升的表面证据。希法亭第一个提出了这种观点，随后列宁的正式认可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官方观点。他们认为垄断资本家被驱使着向国外输出资本，因为除此之外的替代方法（将利润再投资于他们自身所在的行业）会扩大供给，从而拉低价格和利润率。斯威齐、巴兰、曼德尔、贝拉米·福斯特和其他人都认为，垄断理论比竞争理论（他们通常将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更“基于现实”。卡莱茨基的垄断加成价格理论成为以巴兰和斯威齐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垄断资本学派和大多数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础。在正统经济学中，不完全竞争理论的提出也是为了使标准理论更加符合现实。这一理论放松了完全竞争理论的一个或多个假设：放松完全知识假设以关注未来的不确定性和非决定性，假定规模效应不容忽视来证明进入壁垒观念的合理性，放松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数量的假设使价格接受（而非进攻性的价格设定）合理化，接受报酬递减以证明平坦的成本曲线是合理的，承认不同结果之间的相互作用来说明消费和生产的外部性。但利润最大化的假设通常被保留下来，只是将“价格=边际成本”的条件替换为“边际收益=边际成本”（mr=mc）。斯拉法（1926）、张伯伦和罗宾逊夫人是重要的代表人物。卡莱茨基的中心思想是价格由企业制定，即使是相对同质的商品，价格也可能会不同，成本较低的企业要价更低。然而，这些相同的现象也可以从真实竞争的古典概念中推导出来（见7.5节）。于是，卡莱茨基理论和之后的后凯恩斯主义文献的显著特征便改为了如下论断，即价格是通过在成本之上增加一个稳定的垄断加成得出的，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价格领导者之间，取决于各自垄断权力程度的长期利润率也不相同。一如既往地，“竞争”通常被认为等同于完全竞争——这是一个在很久以前就根深蒂固的理念。
现代古典经济学（见8.1.10小节）强调竞争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扮演着核心角色，认为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所以它们两者是不一样的。第一种观点认为它们二者足够接近，以至能够被视为相等的。第二种观点则坚持认为，市场价格在引力过程中波动的幅度很大，所以实际决策总是依据不断波动、不确定的市场价格做出的。第三种观点基于如下的错误印象，即竞争要求它们二者完全相等，因而主张不考虑价格和利润率均等化的问题，于是价格和利润率被视为随机变量，从统计力学的角度进行研究。我认为后一种方法更适用于研究价格和利润率与其调节中心的偏离。最后一个议题关心的是企业的行为。在处理竞争性企业的问题上，几乎所有的现代古典经济学家都采取了和新古典理论一样的方式，将其视为价格的接受者。在其中一端，有人认为市场价格接近生产价格，企业是价格接受者，因而竞争接近完全竞争，技术选择基于在某个给定价格条件下可获得的最高利润率标准，并且再转换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另一端，有人（包括我自己）则认为，竞争性企业设定价格并致力于降价，竞争是一个充满对抗性和破坏性的过程，技术选择基于最低成本标准，再转换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现象（见9.10节）。
8.2节首先分别概述了由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真实竞争理论所预期的模式（见表8.1）。完全竞争理论假定存在大量小企业，这些企业具有相同的规模和成本结构，面临着相同水平的需求曲线。企业被假定为被动地接受“给定”的价格和技术，并且这个统一的价格被假定为能对市场供需迅速做出反应。因为企业是完全相同的，所以它们必须有相同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因此，企业的利润率和规模之间不具有相关性。不完全竞争理论以上述这些模式为分析的基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企业数量不是很多、进入的规模门槛不太小的行业，价格就不那么灵活波动，价格和成本就不那么统一，面对着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的企业便都被认为是非竞争性的。类似地，企业制定价格并领导价格的事实，也被认为是与企业规模、资本密集度和相对市场份额（集中率）相联系的垄断权力的标志。相比之下，在真实竞争中，竞争性斗争的强度不取决于企业的数量、规模或行业集中率。价格设定、成本削减和技术变革都是竞争所固有的。真实竞争认为给定产品的市场价格会在一定的限度内存在差异，也认为企业会通过周期性的价格调整对供求变化做出反应。新企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规模和更低的成本，倾向于通过降价扩大自己的市场。老企业会尽其所能地对此做出反应，但并不总能与新价格完全一致。因此，在真实竞争中，我们可以预期到销售价格与单位成本正相关，销售价格和单位成本与企业规模和/或资本密集度呈负相关。一旦允许削价行为存在，大企业的利润量和利润率就可能与较小的企业相同或比其更低——这正是大多数研究所发现的结果（见7.6节）。考虑到更高效的企业倾向于具有更大的规模、更高的资本密集度，我们也可以预料到集中率与所谓的进入壁垒相关联。
完全竞争假设所有的企业都是一样的，因此给定行业中的每个企业都是调节资本，有着与行业平均水平相等的利润率。因为行业间竞争使利润率均等化，所以所有企业必然都具有相同的利润率。因此，在企业层面持续存在的企业利润率的差异，变成了不完全竞争的证据，在单位产出利润量与企业规模或资本密集度之间的任何相关性，亦被看作不完全竞争的证据。在真实竞争理论中，利润率均等化意味着具有更高资本产出比的调节企业必然具有更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因为资本密集度与规模有关，所以我们可以预料到，具有更高进入规模门槛的行业将具有更高的单位产出利润量。真实竞争与其他竞争理论的显著区别在于，它认为不同行业的调节资本实现利润率均等化。这样一来，问题就变为：具有更高集中率和更高进入要求的行业是否具有高于正常水平的利润率？
8.2.3小节考察了一些学者所假定的价格刚性与垄断权力之间的关系。米恩斯将一些企业价格相对较少的变化归因于它们的垄断权力。然而，塔克发现更大型企业的利润率更低（这是一个常见的研究结果，见7.6.3小节）。艾希纳展示的数据表明，集中性强的行业的平均价格比竞争性行业更平稳。但他没有注意到，更平稳的价格并没有随着时间而上涨得更快，他也没有提供集中性强的行业具有更高的利润率的证据。泽姆勒表明，在各种研究中，价格的灵活度与集中率都没有关联。8.2.4小节注意到如果利润率是均等化的，那么它们必定与行业的资本密集度无关。因为利润率是单位产出利润量与资本密集度之间的比率，所以（在利润率均等化的情况下）前者将与后者呈正相关（因而与规模也呈正相关）。因此，只有超额利润量与资本密集度或企业规模之间的相关性才能被看作支持垄断权力假设的证据。8.2.5小节处理的是“结构-表现”假设问题，即有关具有更高集中率的行业具有更高利润率和/或更高单位产出利润量的假设。它先介绍了贝恩的原创性研究，然后介绍了曼、施蒂格勒、布罗曾、德姆塞茨和许多其他学者的回应。最后，在不断累积的反面证据面前，这两个假设都不能成立。
第9章重点研究的是古典相对价格理论和丰富的支持性证据。生产价格是由三个至关重要的过程产生的竞争性相对价格：销售者之间的销售价格均等化、工人之间的劳动收入均等化和调节资本之间的利润率均等化。所有这些均等化过程都在动荡中进行。古典传统使用几个分析性步骤处理最终的结果，因为这有助于确认相对价格之下起基础作用的结构。9.2节首先分析了自雇生产者的例子，他们在竞争性市场上购买投入品，并销售其产品，在追求更高收入（这里的收入还不是工资，因为生产者为他们自己工作）的过程中，在不同的职业之间进行转移。生产者在不同职业间的流动将使其每小时收入均等化，相应的价格也会与生产商品所需的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这里的整合劳动时间指的是生产给定商品所需的一系列劳动的总和，即生产其投入品需要的劳动加上生产其投入品的投入品需要的劳动，以此类推。现在假定生产者必须以这种方式与资本家分享其收入，即每个阶级都获得增值的一部分，这些份额在所有行业之间是相同的（从而使工资率均等化）。于是，相对价格没有理由偏离相对整合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存在和正利润的存在都不必然导致任何这样的偏离。此外，如果每个行业的资本－劳动比都恰好相等，那么在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的情况下，相等的利润份额也意味着相等的利润率。这表明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偏差本身并不起因于竞争、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劳动收入的均等化、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正利润的存在，甚至也不起因于利润率的均等化过程：它们仅仅来源于行业间资本-劳动比的差异。于是，我们就被导向了这样一个问题：资本-劳动比之间的差异如何映射为生产价格与劳动时间之间的离差？
9.3节紧接着上述问题，首先证明了资本-劳动比的相对离差不是指可以在每个行业直接观测到的比率的相对离差，而是指整合比率的相对离差，每个行业的整合比率都是给定行业的资本-劳动比和其投入品的资本-劳动比、其投入品的投入品的资本-劳动比等的加权平均值。我们可以表明每个行业的生产价格都是两个结构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一是整合单位劳动时间，它把该行业与其所处的生产网络联系起来；二是整合资本-劳动比。因为后者是该行业的直接资本-劳动比与直接或间接进入其生产资料的所有行业的直接资本-劳动比的加权平均值，所以整合资本-劳动比的离差必然远远小于直接资本-劳动比的离差。这提醒我们考虑这一可能性，即整合资本-劳动比对相对生产价格和相对整合劳动时间之间距离的贡献可能很小（正如9.9节所述）。9.4节解决了对这种独立于计量单位、无标尺的（向量）距离的量度问题，表明除了诸如变异系数和欧几里得距离等传统的不加权的均方根类型的距离量度外，还有可能发展出基于偏差绝对值的加权距离量度。后者可以简单地代表任意两组变量之间偏差的平均绝对百分比。
9.5节和9.6节展示了1947—1998年市场价格、直接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成正比的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距离的大量证据。所有三种量度都基本上给出了相同的结果。就加权距离量度而言，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约为15%，在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与整合劳动时间之间的距离约为13%，市场价格和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的距离也约为15%（见表9.14）。考虑到市场价格围绕着生产价格上下波动，而后者则系统性地偏离直接价格，市场价格和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与市场价格和生产价格之间的距离几乎一样这一事实看似是一个难题。然而，我表明即使当市场价格围绕生产价格随机波动，而后者同时随着利润率的变化而变化（生产价格因而系统地偏离于直接价格）时，市场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在很多时间点上都等于甚至小于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见图9.17）。标准市场价格、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在时间序列上的变化同样类似。如果我们处理的是不同价格集合之间偏差的百分比，那么因为单位和标尺都将互相抵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统计回归。最高的相关性和最小的距离出现在可获得的最小时间间隔即4~5年内，尽管这些关系在（下一个可获得的最小时间间隔）9年内依然稳健。例如，即使在9年间隔中，市场价格变动与直接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仍然得出R2=0.82~0.87，加权距离量度为4%~6%（见表9.10）。比较观测到利润率下的生产价格变动与直接价格变动之间的关系，我们也得到了类似的结果：即使在9年的间隔中，仍然有R2=0.89~0.90，加权偏差为2%~5%（见表9.14）。最后，克劳迪奥·普提遵循美国杰出数学家雅各布·施瓦茨发展出来的方法，解决著名的李嘉图关于相对价格对分配变化的敏感度的估计。普提表明，在从连续的商业周期的波峰到波谷期间，市场价格的变化幅度平均为7%~8%（见表9.11~表9.12）。这恰好是李嘉图的估计值！
9.7~9.10节考察了个别斯拉法标准价格的经验性质，最终表明这些价格曲线在流动资本模型中是轻微弯曲的，而在固定资本模型中则完全是线性的。在这两种情况下，相应的工资-利润曲线都是近似线性的（见图9.8和图9.12）。斯拉法将个别生产价格的潜在复杂性与行业产出-资本比可能的复杂运动联系起来，但基于美国的经验数据，这些比率仍然是近似线性的——这恰恰是标准价格和工资-利润曲线都表现为近似线性的原因。实际上，斯拉法的标准价格就是马克思已转形价值的整合版本。如果标准价格自始至终都是线性的，则生产价格与直接价格之间的距离对利润率变化的弹性值为1。在经验水平上，弹性值约为1.10，即在观测到利润率水平下与线性情况相差10%（见图9.14）。从本质而言，这正是李嘉图所假设的。不足为奇的是，经验上的工资-利润曲线最终被证明是近似线性的（见图9.19）。总体结果为古典相对价格理论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标准生产价格的近似线性大大简化了对分配变化和技术变化所产生的影响的分析，其经验稳健性也使其具有很强的实践价值。它们与我们观察到的（轻微）弯曲的工资-利润曲线一致，因此它们并不能排除再转换或资本逆转的逻辑可能性（尽管它们确实意味着这两种情况非常罕见）。
9.11节用对古典相对价格理论产生和发展历史的回顾结束了对第9章的分析：斯密、李嘉图、马克思、斯拉法和后来关于再转换和总生产函数可能性的争论。9.12节对第9章进行了总结◎。
本章证据阐明，不同价格形式之间的差异相对较小，以致它们在总体水平上相互抵消，不管我们使用市场价格、生产价格还是整合劳动时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总体的比率都基本相同——正如斯拉法本人所说的。线性标准价格和工资-利润曲线意味着两个表面上相互矛盾的东西（实为一体）：如果用整合的“资本有机构成”改写马克思转形方法中直接的“资本有机构成”，那么马克思的方法就其本质而言则是正确的；萨缪尔森的总伪生产函数基本上是正确的，因为工资-利润曲线基本上是线性的。因此，从剩余价值再分配中产生的生产价格，可以得出一个总伪资本边际产量（货币形式）函数，这个函数在每一个转换点上都等于利润率。这不意味着资本的货币价值决定了利润率。事实上，古典的因果关系是从车间中个人的工资斗争推导出一般利润率（r）和资本K（r）及其产出Y（r）的相应货币价值。类似地，沿着萨缪尔森的工资-利润边界移动，并不能重建新古典的充分就业理论。新古典主义宣称灵活的实际工资可以自动导致充分就业，而马克思和古德温认为灵活的实际工资有助于创造并维持持续的产业后备军（见第14章）。这里还存在一个令人着迷的问题，即具有什么属性的投入-产出表可以解释观测到的标准价格的线性。舍福尔德已经表明，如果整合资本系数矩阵的次优特征值全部为零，那么就会获得完全线性的标准价格，对这一假设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当矩阵大小趋于无穷大时，所有随机矩阵的次优特征值均趋于零（见附录9.1）。当然，这构成了对所谓的“马克思的最后一个定理”的高等数学证明。
第10章将古典方法拓展应用至金融理论。利率是融资的价格，金融企业的存在是为了赚取利润，竞争使调节性金融资本的利润率围绕着一般利润率上下波动。从这个角度而言，竞争性利率是融资的“供给价格”，它以和其他竞争性价格一样的方式与一般利润率相联系。对金融和非金融企业而言，利率都行使着投资基准功能。正如马克思和凯恩斯所强调的，投资是由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驱动的。在这一章中，我将聚焦利率、债券和股票价格的竞争性决定问题，而将货币政策问题留待第15章和第16章讨论。10.2节首先提出，如果商业贷款具有可行性，那么利率通常必须低于利润率。金融企业（银行）的利润率是其利润（来自贷款的利息收入与其运营成本之差）与其资本存量（其准备金与固定资本之和）之比。银行利润率与一般利润率的均等化意味着对任何给定的意愿准备金-存款比和存贷比而言，利率取决于两个因素：一般利润率和影响投入成本（如纸、电脑、办公空间和劳动时间）的一般价格水平。因此，长期竞争性利率不是“自然”利率，因为在每一个不同的价格水平上都存在着一个不同的长期利率。这为吉布森悖论提供了直接的解释，该悖论产生于这样的经验发现，即名义利率与价格水平呈正相关——与费雪的假设直接相矛盾，后者认为利率与通货膨胀率移动的方向相反。这也解决了马克思论点中的一对表面矛盾，他强烈反对自然利率的概念，然而却认为金融资本如同所有其他资本一样，必须参与利润率均等化。他的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这种方法接下来被拓展至推导希克斯型收益率曲线，先是银行或银行部门吸收活期（零期）存款以发放单期贷款，接着转向吸收单期贷款以发放两期贷款，以此类推。期限更长的贷款具有更高的风险，因而需要更高的准备金和存贷比，因此更长期限贷款的利率必须更高，以实现相同的利润率：利润率均等化的收益率曲线一般向上倾斜。因此，利润率均等化过程决定了基期（单期）利率的长期水平和长期的利率期限结构。短期而言，对不同类型贷款的需求和供给决定了利率，但从长期来看，结构性因素占据支配地位。
10.3节将利润率均等化拓展至股票价格。在这里，竞争使股票实际收益率与实际增量利润率均等化，前者等于实际股票价格增长率与股息收益率（每股股息与每股价格之比）之和。这决定了实际股票价格在动态环境中的路径。诸如均衡股票价格的股息-贴现模型和FED模型（美联储估值模型）等多种标准假设，都被表明是一般古典理论中不可能发生的特例。10.4节分析了债券价格。不同金融工具之间的套利使债券收益率和与之具有同等期限的银行利率均等化，因为这些银行利率通常低于一般利润率，所以债券收益率也将低于利润率。因为股票收益率等于利润率，所以债券收益率也将低于股票收益率。这正是正统金融理论中众所周知的被称为“股票溢价之谜”的经验事实，因为它与债券收益率和股票收益率应该相等的假设相矛盾。10.5节对古典理论做了一个总结，表明在稳态情况下它可以简化为标准的股息-贴现模型，除了这里的“贴现因子”是利润率而非利率。
10.6节考察了经验证据。正如银行利润率均等化的假设所预期的那样，证据表明，银行资本的现行成本（实际）增量收益率围绕着所有私人资本的一般增量收益率上下波动。证据还表明，债券收益与银行贷款的利息是均等化的，除了在诸如2007年全球危机爆发的非正常时期外，不同期限的利率也一起变动。另外，证据表明，除了在大滞胀的最后阶段，高通货膨胀与银行和工商业破产结合在一起推高了利率外，银行对工商业贷款的直接利率通常都是低于利润率的。这直接导致了1857—1982年明显可见的名义利率和价格水平之间的经验联系，在此之后，货币政策的干预推动名义利率不断下降（见第16章）。对比而言，与正统金融理论的预期相反，费雪的实际利率（名义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肯定是不稳定的。与古典理论的预期相一致，股票收益率和企业增量收益率非常相似，乃至具有基本相同的均值和波动性。此外，与古典理论的预期相一致的还有债券收益率仅仅是上面两个收益率的一半（见表10.1和表10.2）。最后，古典观点并不预期平均利润率等于股票收益率，因为平均利润率是所有期限的资本收益率的混合平均值。恰当的量度是实际增量利润率，经证明它等于实际股票收益率。这便从一个有利的角度解决了席勒对效率市场假说（EMH）批判的问题。股票收益率和企业增量收益率的联动如此接近，以致席勒的论断没有了任何基础，他的论断是：由于投资者的“非理性繁荣”，股票市场收益率的特征是“过度波动”的。席勒之所以会得出“过度波动”的结论，是因为他将流行的效率市场假说当作了基准，而该假说基于的假设是：预期股票市场收益率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但实际股票市场收益率是高度波动的，因此将其与某个不变的收益率所做的比较都势必会表现出“过度波动”的特征（见图10.12）。古典理论和效率市场假说之间的差异延续至对长期均衡（有保证的）股票价格定义的差别：在效率市场假说中，均衡股票价格是平稳的，并且与实际价格没什么联系；在古典理论中，实际价格和有保证的价格在长波中彼此围绕着对方周期性地上下波动，这与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相一致，而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本身正是对效率市场假说的一种批判。
10.7节回溯了从亚当·斯密到现代观点的利率理论。斯密、李嘉图和穆勒都将长期利率视为与利润率成正比。如果我们不考虑银行的运营成本和固定成本，这样一种关系可以从10.2节的一般论点中推导出来。但接下来探讨的观点——在每一个利润率水平上，都将存在一个“自然”利率，自然是马克思所反对的，因为他了解图克关于利率也与价格水平相关的发现。同时，马克思认为金融资本也会进入利润率均等化，他甚至将金融利润与借款利率和贷款利率之间的差异联系起来。在马克思去世很久以后由恩格斯编纂的《资本论》第三卷中，没有进一步讨论银行利润率均等化和期限结构。就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而言，令人震惊的事情在于，它们对金融的处理就好像它是一种既没有运行成本也没有预付资本的非资本主义活动。一旦将成本和资本从这幅图景中删除，就不可能存在融资的供给价格。于是，我们只能将利率的决定归因于偏好结构和预期。凯恩斯转而将流动性偏好作为其观点的驱动力，这很快发展成为希克斯的经济分析模型IS-LM模型，该模型很快经新古典主义者适当修改，以确保通过设定的实际均衡效应实现充分就业。新古典经济学对IS-LM框架的接收迫使凯恩斯的追随者走向其他多个方向。雷坚持将流动性偏好作为基础，而帕尼科认为流动性偏好不足以决定利率，因为这最终取决于市场上的“公共意见”。另外，罗杰斯颂扬这一结论，指出利率事实上完全由惯例决定。摩尔主张利率由央行通过适当调节货币供给设定（但这完全不能解释央行出现之前的利率）。拉瓦和雷则确认，这是目前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共识性观点。在另一端，帕尼科的开创性工作恢复了古典经济学对银行利率的分析，将其视为从利润率均等化过程中推导出来的基于成本的竞争性价格。他对此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为我的方法奠定了基础，尽管他的论述是沿着与我稍微不同的路线进行的。
10.8节用讨论现代金融理论的方式对第10章进行了总结，其核心假设是资本流动使风险调整后的收益率均等化，其中包括马科维茨的收益-风险权衡，资产定价（CAPM）和套利定价理论（APT）模型中风险调整后的收益大致相等，以及有效市场理论中预期收益和实际收益之间的随机相等。后者基于这样的假设，即资产价格必须反映所有的可获得信息，因为如果不这样的话，经济中就存在吸引投机资本的利润机会。分析显示，如果我们假定未来收益率被预期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不变的，并且每股股息以某种低于收益率的不变比率增长，那么普遍存在的股息-贴现模型就能从这相同的原则中推导出来。按股息-贴现模型的说法，一只股票的均衡价格被认为等于预期股息流的贴现值。学术领域之外的大多数从业者关注的是收益而非股息。例如，有数以百计的模型是以基准价格-收入比为基础的，包括在10.5节作为古典理论公式化表达的一个特例的FED模型。在经验层面，所有这些模型都表现得不好。
第11章是本书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它应用古典理论探讨了国际竞争，即国际贸易差额和贸易条件（实际汇率）的问题。
国际贸易理论是关于生产和金融全球化成本收益的现代争论的关键部分。新自由主义将市场描绘为可以进行自我调节的社会结构，它能最优地适应所有经济需要，有效地利用所有经济资源，并自动为所有真正希望工作的人创造就业机会。新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指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即富国作为市场经济国家，都是在世界市场上并借助世界市场实现发展的。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挑战所有这些说法。他们指出，富裕的国家，从西方传统的富裕国家到亚洲新兴的富裕国家，都严重依赖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政策取得发展，而且直到现在它们还是这样。他们认为，在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自由化实际上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不平等现象加剧、全球范围内的贫困加重、金融和经济危机卷土重来等一系列问题。最重要的是，批评者普遍认为主流自由贸易理论无关紧要，因为即使在富国自由竞争也并不普遍存在，更不用说穷国了。这一点是大多数非主流经济学家的标准看法，因为他们将竞争与完全竞争混为一谈（见第7章和第8章）。本章阐明了真实竞争理论对国际贸易具有一系列大不相同的含义。传统的（李嘉图）自由贸易理论并不是在竞争环境中展开的，而且被非主流经济学家视为反对（完全）竞争的证据的那些模式恰恰可以通过真实竞争得到解释。从真实竞争的角度来看，全球化一直都在像人们预想的那样展开——它普遍有利于低成本生产者而不利于高成本生产者。
11.2节检验了主流贸易理论基础的两个关键前提假设：（1）自由贸易受比较成本原则的调控；（2）自由竞争在每一个国家都会带来充分就业。比较成本原则已为人们所熟知，其最常见的表述是，只要一个“国家”出口一些在国内生产相对便宜的商品，以换取在其他国家生产相对便宜的商品，那么它总是能够从贸易中获利。这一结论中隐含的假设是贸易能保持平衡（即进口的价值等于出口的价值）。但是，这一纯规范性主张并没有什么意义，除非我们能够证明市场经济体之间的自由贸易的确能够产生这样的结果。国际贸易实际上是通过逐利的进出口企业完成的。因此，当传统的贸易理论尝试更贴近现实时，它将转向实证主张：自由贸易受比较优势的调控，而且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总会达到进出口价值相等的那一点。所有的国家都不需要恐惧贸易，担心自己会缺乏国际竞争力，因为最终自由贸易将使每个国家在世界市场上都具有同等的竞争力。上述结论要求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都能够自动且成功改变，以消除贸易赤字或贸易盈余。富国和穷国都能实现充分就业的假设同样重要：毕竟，如果平衡的贸易是以持续失业为代价的，谁能断言它一定对应着“获利”呢？于是，比较优势理论试图解释比较成本的决定。比如，同时假设贸易受比较成本原则的调控而充分就业也总是能实现，赫克歇尔-俄林-萨缪尔森（HOS）比较优势模型表明，国家比较成本之间的差异将依赖各国在土地、劳动力和资本方面“禀赋”的差异。
正统贸易理论中的三个核心命题都曾受到广泛的批评。普遍充分就业的观点成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因为事实上，即使在2007年全球危机发生前的全球繁荣时期，世界上也有10亿人口处于失业或非充分就业状态。贸易条件的降低最终将改善贸易平衡的说法长期受困于饱受非议的“弹性问题”。而且，贸易赤字会自动降低贸易条件直至赤字消失的说法也受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的考验：贸易平衡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也不适用于发达国家，不适用于固定汇率的情况，也不适用于浮动汇率的情况。恰恰相反，持续的不平衡是国际贸易的常态。
11.3节追溯了对标准贸易理论经验问题的两种主要反对意见。第一种反对意见关注这一事实，即贸易平衡和/或购买力平价（PPP）被普遍认为只在长期成立，因此现存的战后数据（时间跨度为70年左右）也许时间跨度不够长。其他经济学家已经转移阵地，关注大量彼此矛盾且与自己声称要解释的现实相矛盾的短期模型。尽管许多主流经济学家“轻易承认了自己的失败”，但背后的比较成本优势这一基础概念继续主导着教科书、模型和经济政策本身。第二种反对意见是通过引入寡头、规模经济和各种具体因素修改一个或多个标准假设，这些具体因素诸如贸易构成、需求弹性差异、技术差异、累积性的和/或制度化的人类知识差异。所有这些都带来了标准（理论）结果之外的一些可能的特例，进而为国家在某些战略部门和某些战略活动（如研发活动）中施加干预提供了（有限）空间。但是，由此得出的模型结果都非常复杂，包含多种可能的结果，而且几乎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我认为，真正的问题根植于其模型所依据的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则。
11.4节用真实竞争理论的视角再次检验了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原则。在一个国家内部的真实竞争过程中，企业会持续寻求降低成本以压低价格，进而把自己的竞争对手从市场中排挤出去。成本更低的企业更常成为竞争的胜利者，而成本更高的企业则会更常成为失败者。这就是资本主义竞争的核心筛选机制。亚当·斯密强调，在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资本运作中，“追求个人利益是唯一动力”。李嘉图同样从这一点出发，试图解释国际贸易模式是如何从不同国家的单个逐利资本行为中产生的。为了引出其论证背后的朴素逻辑，李嘉图在论述的一开始假定葡萄牙的资本最初在所有的商品中都有着更低的基于成本的价格，所以它们支配了英国和葡萄牙的市场。但是接下来，随着资金从英国流向葡萄牙，葡萄牙的成本和价格上升，而英国的成本和价格下降。我们可以想象，随着葡萄牙的商品变得更加昂贵，英国的商品变得更加便宜，那些相对于英国商品有着最小优势的葡萄牙商品会最先退出胜利者的行列，成为失败者。从英国的角度来看，则是那些具有最小劣势的商品最先从失败者转变为胜利者。除非贸易已经达到均衡，否则这一过程将持续进行下去，葡萄牙具有第二小优势的商品（英国具有第二小劣势的商品）会交换地位，以此类推。所有这些过程都是通过两个国家中逐利的单个企业的行动和反应完成的。在上述李嘉图式贸易过程结束之后，葡萄牙看似最终选择了专注于生产那些具有“比较成本优势”的商品，并用它们去交换具有相同货币价值的英国的比较成本优势商品（因为贸易已经处于平衡状态）。这使得李嘉图可以从单个逐利企业的行为会引出比较成本原则的论点，转向宣布国家应该按照比较成本来决定其贸易模式的主张。新古典经济学家通常跳过所有的推导过程，转而求助于英国和葡萄牙这两个个体的虚拟代表，并且认为这两者参与贸易都是为了获利。这个论述过程具有思想灌输的意识形态意义，即自由贸易最主要的目的是惠及所有国家，而不是为各国自己的生意赚得利润。这一节还包括对比较成本理论公式化结构的扩展处理。
李嘉图所隐含的将收支差额简化为贸易差额的观点，对他整个理论体系的建立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个国家的国际收支差额是指净流入该国的资金总量，具体包括：出口减去进口（贸易差额），外国人在本国的直接投资减去本国人在外国的直接投资，由外国人购买的私人或者企业证券产生的短期资本流入（即外国人给本国人的贷款）减去本国人在外国进行的相同的金融交易金额，等等。李嘉图的论述似乎把商品贸易资金流完全独立于金融资金流，因此贸易差额就与收支差额成为同义词。在他的论述中，货币以流通工具的身份出现，但从来不被当成金融资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极其古怪的，因为金融资本的进出口（即国际借贷）本质上与由商品进出口引起的资金流动相关。从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也是相当古怪的，因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意味着贸易和金融流动完全不相关。马克思和哈罗德都指出，这是李嘉图逻辑的一个关键弱点。
11.5节发展了绝对成本优势的古典理论。李嘉图的理论实际上讨论的是国际调节资本的决定过程。当贸易开始时，葡萄牙和英国都同时生产酒和布，所以对于每一种商品都有两个不同的调节生产者，每个国家各有一个。尽管葡萄牙在最初对于两种商品都有更低的基于成本的价格，但是比较成本理论认为国际竞争最终会选择英国的企业成为生产布的调节资本，而葡萄牙的企业只作为生产酒的调节资本。在真实竞争理论中，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价格领导者（调节资本）都是单位成本最低的企业，“成本”这一概念在恰当的商业意义下可以被定义为单位工资、原料价格和折旧的总和。李嘉图理论的第一个难点在于，商品国际相对价格的波动也会影响这种商品的相对成本。这是斯拉法的中心观点（即成本和价格无法避免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逻辑延伸（见9.11节）。那么，比较成本对于实际汇率（名义汇率和/或相对于国内价格水平）的变化可能根本没有任何反应，因而葡萄牙资本将始终主导两个行业，英国资本则都处于劣势。即使比较成本确实对实际汇率的变化做出了反应，它们的反应也未必充分到足以把葡萄牙资本的领导地位抵消，因此英国资本又一次被宣判失败。换句话说，足够大的绝对成本优势不会被实际汇率效应逆转。最糟糕的是，比较成本的变化也许会沿着“错误”的方向进行（也就是说，这种改变可能会更加凸显葡萄牙的绝对成本优势）。这意味着即使像李嘉图所论述的那样，实际汇率确实随着贸易差额的变化而自动变化，只要实际成本（实际工资和生产力）是在国家水平上决定的，比较成本就不会依照李嘉图设定的路径前进。本章通过公式化方法证明了，当每个国家的实际工资和行业效率给定时，在两部门模型中，任意行业的比较成本就是国际相对价格的两个线性函数之比，并且取决于系数的不同，会随着相对价格一起上升或下降。而且，这种变化自身的范围受到生产的相对结构的限制。最后，国际市场的竞争力与效率、实际工资和技术构成的差异相关，而且自由贸易本身并不能消除绝对成本优势或绝对成本劣势。
李嘉图理论的第二个问题是，当存在贸易不平衡时，实际汇率完全不需要做出调整。马克思评论道，贸易盈余的国家会拥有更多的流动性，这将降低其利率水平；贸易赤字的国家则会经历流动性紧缩，因而利率水平会上升。这些变化都是通过资本市场正常的功能实现的。哈罗德也独立地得出了同样的结论。随着资本流入抵销了贸易差额，收支差额的净效应会取决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大小：汇率可能根本不会发生变化；即使发生变化，它也可能朝着“错误”的方向变化（也就是说，贸易盈余国家的汇率可能会下降，而不是上升）。
在国际真实竞争中，调节资本是整合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最低的资本。假设国家出口其（给定质量下）成本最低的货物，那么任何一个国家的贸易条件都将取决于其出口货物实际整合成本与进口货物生产者的实际整合成本之比。关键的问题在于贸易条件由国家的实际工资水平和生产结构决定，因此它们也不能像李嘉图理论认为的那样变动来内生地使贸易实现平衡。古典理论的表述可以被扩展到不可贸易商品。该商品进入生产时，它的价格会影响投入成本；该商品进入工资篮子时，它还会影响货币工资。那么，古典理论就意味着贸易条件（实际汇率）由两个因素决定：相对实际调节成本和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的比率。对于用同种通货表示的任意两个国内价格指数的比率，也有类似的表述。这表明，只有两个国家的价格指数具有相同的总体组成，即有着相同的商品组成和相同的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价格比率时，这个比率才是稳定的。古典理论因而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一般不会成立。
将真实竞争应用于国际贸易理论的分析引出了一些不同的命题。首先，行业的比较成本和贸易条件由相对实际工资、相对调节资本的生产力以及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效应决定。其次，一个国家贸易平衡的方向由绝对成本优势或劣势决定（古典理论），而它的规模则取决于相对国家收入（凯恩斯主义理论）。后者的变化会影响贸易平衡，但除非该变化足以转变比较成本，否则不会使结果由盈余永久性变为赤字。最后，贸易不平衡会导致收支不平衡，而收支不平衡又会影响利率，进而引起短期的国际资本流动（古典理论），并且有可能也会通过影响投资改变国内收入（凯恩斯主义理论）。最终结果是，拥有绝对成本优势的国家将会通过国际放贷回收自己的贸易盈余，而拥有绝对成本劣势的国家则会借入国际资金来弥补自己的贸易赤字。这些过程都会通过自由贸易和自由金融流动实现，尽管政策也可能会产生类似的效应。
11.6节在经验证据层面比较了标准贸易理论和古典自由贸易理论。比较优势假说认为实际汇率会变动以确保贸易在变化的环境中保持平衡，而国际真实竞争表明贸易不平衡才是常态。1960—2009年的半个世纪中，15个主要国家的贸易数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贸易通常是不平衡的。主流购买力平价理论要求实际汇率长期保持稳定，但是本节讨论的大量经验文献表明购买力平价理论并不成立。一张美国和日本基于生产者价格的实际有效汇率图表明，两国汇率明显呈现相反的变动趋势。我们也可以重构购买力平价理论，此时这个假说意味着名义汇率会和通货膨胀以相同比例下降（以此保持稳定的实际汇率）。美国和日本的数据也清楚地说明了为什么这个（相对变量）版本的购买力平价理论也不被普遍的经验证据支持。但是，在特定的高通货膨胀率情形下，（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看上去的确是成立的。古典贸易理论预测到了美国和日本数据中实际汇率显著的趋势特性，而且也预测到了在高相对通货膨胀率情形下名义汇率和通货膨胀率之间的相关性。古典理论的假说是实际汇率er≡p·e/pf=（p/pf）e，其中p是国内价格水平，e是名义汇率（国外货币价值/国内货币价值）,pf是国外价格水平，实际汇率取决于相对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和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的价格比率。因为后两项在不同年份之间变化缓慢，实际汇率也应该变化缓慢（除非发生了冲击）。但实际汇率是国内相对价格水平（p/pf）和名义汇率的乘积。因此，当面临迅速的国内通货膨胀，相对价格水平剧烈上升时，名义汇率一定会以大致相同的比率下降。
上述观点也表明实际汇率与相应的整合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根据可贸易商品/不可贸易商品价格比率进行了调整）有关。在缺少整合成本数据的情况下，我们使用直接单位劳动力成本来构建两个国家相对于其贸易伙伴的调整后的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相应的图形表明每个国家的实际汇率的确遵循了古典贸易理论。在计量经济学层面，实际变量和基本变量都被发现与调整速度协同变化，而这些调整速度都在统计上显著且具有正确的符号。最后，这表明实际汇率和调整后的相对真实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偏差是稳定的。考虑到存在前文讨论过的数据限制与资本流动、利率冲击的巨大影响，实际值与基准值比率在长期内非常稳定这一事实就变得更加引人注意。因此，古典贸易理论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关于竞争上可持续的实际汇率水平的稳健政策的规则，这一规则显然优于人们普遍采用的购买力平价假说。
1.2.3 第三部分：动荡的宏观动力学（第12～17章）
利润是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的核心。本书第二部分阐释微观经济方面：企业是积极的逐利者、价格设定者和成本削减者，它们在自己的行动所创造出来的冲突和不确定条件下经营。竞争实际上就是以这种方式存在的，它是生产决策、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资产价格和汇率的驱动力。增长起源于细胞层面，而衡量企业成功与否的尺度是其利润率与利率的差额。本书的第三部分将揭示真实竞争和有效需求之间的联系。
第12章追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兴起，现代宏观经济学始于凯恩斯对正统学说的脱离，并随着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回归达到顶峰。前面的第3章已经论证了涌现的宏观经济学特质不能被简化为全知代表性行为人的意愿结果。因此，微观特征并不必然会传递到宏观层面，而且任意给定的宏观模式可能与许多不同的（甚至是矛盾的）微观基础相一致。为了在相互冲突和竞争的假设之间辨明是非，我们必须考察它们的微观经济假设的有效性。将均衡视为一个动荡过程的古典观念意味着我们必须清楚引力的时间，而增长起源于细胞层面的事实意味着我们必须处理增长率或变量之间的比率。在真实竞争中，企业面临斜向下的需求曲线，它们制定价格，具有不同的成本，并被划分为价格领导者和价格接受者（调节性资本和非调节性资本）。最后，货币是内生和非中性的，而且总需求和总供给都根植于利润率，因此宏观经济学不能被简化为对供给侧或需求侧的分析法。
在总体层面上，我们可以将事前的超额需求表示为ED≡D–Y=[(C+I)–(Y–T)]+[G–T]+[EX–IM]=[I–S]+[G–T]+[EX–IM]，其中D为对国内可获得商品的总需求，它是消费（C）、固定资本和存货的意愿存量投资（I）、政府需求（G）与出口需求（EX）之和；T为私人部门总税收（家庭和商业）；Y为国内可获得总供给，它是国内供给（Y）与进口（IM）之和。这个会计关系确认了超额需求的部门来源。在没有政府或国外部门的最抽象的情形中，超额需求简化为我们所熟知的投资与储蓄余额的平衡ED=I-S，这个公式在凯恩斯摆脱他那个时代的正统学说中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销售额超过供给会消耗存货，用计划外的存货变动–ΔINVu代替超额需求ED后，就能推导出相应的事后国民账户恒等式，即[(I+ΔINVu)–S]+[G–T]+[EX–IM]=0。这两个恒等式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预算约束”，因为超额需求ED可以为正值或负值。只有进一步假定总需求与总供给达成均衡，即ED=–ΔINVu≈0，才能把这三个余额恒等式转化为[I–S]+[G–T]+[EX–IM]≈0的预算约束。问题在于：实现均衡要花费多长时间？新古典理论通常假定均衡是即时的和连续的。凯恩斯通常关注的是比较静态，所以忽略了时间，但是他在某些地方确实承认生产需要花费时间，因而这种情形中的乘数一定是一个时间序列。现代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模型通常通过将观察到的（年度或季度）数据视为均衡结果的代表而避开了这个问题。鉴于超额需求会反映在计划外的存货变动上，我将论证更合理的做法是将3~5年（12~20个季度）的存货周期（商业周期）视为总需求和总供给实现均衡的过程。这种做法无疑为考察宏观经济政策的政治和社会含义提供了不同的视角。最后，回顾第4章和第7章的讨论，正常产能下的产出Yn被定义为与最低平均成本（从商业角度界定的成本）对应的正常（潜在）产出。这个产出水平通常低于最大（工程）产出，因此企业通常拥有大量期望储备产能，这也正是它们能在短期内快速增加产出的原因。真正的过剩产能只有当产出持续低于它的正常水平时才会存在。由于企业在引进新的厂房和设备时通常会考虑到某个正常产能，因此正常产能利用率只有当实际产出-资本比率等于期望产出-资本比率时才存在。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存量-流量一致的形式，因此凯恩斯主义传统通常忽视甚至否认这一点无疑具有讽刺性。
12.2节概述了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框架，前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用对一个虚拟的理想化体系的后古典分析代替了对真实资本主义的古典分析（见第7章和第8章）。凯恩斯以某些被他归为那个时代正统学说的核心命题为攻击对象，尽管这些观念在他进行攻击的时候并未完全公式化：具有完全知识的理性最大化行为人在完全竞争下行动，他们对未来具有稳定的预期；包括劳动市场在内的市场总能快速和有效“出清”，因此充分就业是“事情的常态”；通过可贷资金市场上的实际利率的自动调整，总需求适应于充分就业总供给（萨伊定律）；一般价格水平由货币数量决定。实际变量（包括与实际利润率相关的实际利率）在商品和劳动力市场中确定（“古典两分法”），名义价值通过货币供给对一般价格水平的影响确定（货币数量论）。货币被看作中性的，原因是它不会影响实际变量的均衡值。毫不奇怪，政府干预“既不必要，也不可取”。劳动力供给增加会引起就业的同等增加，但这只能在更低的实际工资水平上进行。反过来，工会和政府将工资提高到其市场（假定为均衡）水平之上的尝试将只会导致失业。在抽象层面上，总超额需求为ED=[I–S]，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基本的新古典模型的逻辑是有用的。新古典理论假定私人投资构成了对可贷资金的需求，私人储蓄提供了相应的可贷资金的供给，二者都单独对实际利率做出反应，那么，可贷资金市场的均衡就确保了I=S，因此ED=0（即总需求将适应于充分就业总供给）。最后，这个系统被假定为迅速有效地生产出了一个能够提供充分就业的产出总量，并同时产生了一个足以实现这一产出的总需求。按照这个推理，如果允许市场自由运行的话，20世纪20年代的大范围失业和随后发生的30年代大萧条很快就能消除。有人认为，政府干预只会适得其反。
12.3节考察了凯恩斯与他那个时代的学说的决裂。紧随一战而来的持续大范围失业使凯恩斯相信，现实中的市场并不以教科书上描绘的方式运行。在写《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之前，他就提议欧洲各国政府进行大规模赤字融资的公共支出。同时，他努力确认了正统观点的主要理论缺陷，最终集中于两个核心主张：实际工资能快速调整，以恢复充分就业；实际利率能自动调整，以创造必要数量的总需求。他的第一步是指出，由于生产需要花费时间，个体企业必须基于预期需求的预期利润雇用工人和购买投入品。另外，实际总需求产生于个体家庭消费支出，而该支出与当前生产所提供的收入相关；个体企业的投资支出受到长期利润预期的驱动，众所周知，这个长期利润预期是高度易变的，而且受到“非理性乐观与悲观潮流”的影响。凯恩斯以这种方式展开论证：他认为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但是在从一个短期过渡到另一个短期时能迅速变化。我们并没有理由相信，由无数消费者和企业的支出所产生的实际总需求会恰好等于激发个体企业的预期需求。因此，不平衡将是常态。为了集中研究均衡产出和就业水平的决定因素，凯恩斯暂时不考虑这一情况。在短期内投资被认为“给定”的情况下，储蓄必须完成所有的调整工作。但储蓄是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而消费取决于生产所创造的收入。因此，最终必须进行调整的是生产（就业也要随之调整），以使储蓄等于投资（也就是使总供给等于总需求）。这就是凯恩斯对萨伊定律的回答。一个关键的假设是储蓄占收入的一个稳定份额：如果投资增加100，且储蓄占收入的1/5，产出就必须增加500，以使储蓄与投资恢复平衡——凯恩斯乘数。同样的逻辑意味着储蓄率提高（更加节约）将使总储蓄超过总投资，从而产出和就业必须下降，以使储蓄与投资保持一致——凯恩斯主义节约悖论。
所有这些预测都基于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所以这自然产生了投资如何做出反应的问题。和马克思一样，凯恩斯认为投资是由预期净利润率决定的，后者是预期利润率（投资的边际效率）与利率之差。看似合理的是，失业率的上升会抑制利润预期，并在风险增加的情况下提高借款成本，两者都会造成投资下降，并使情况进一步恶化。凯恩斯清楚地知道新古典主义的如下重要主张：失业会降低实际工资，从而提高正常产能利润率，因此投资、产出和就业最终会上升。但他提出了一系列的反对理由：工资谈判是以货币而非实际工资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总需求下降在造成失业的同时也会降低价格，价格下降在开始的时候会提高实际工资，从而使情况恶化；更低的工资会降低成本并倾向于降低价格，因此实际工资甚至有可能提高；即使货币工资下降了，它也可能通过降低消费减少总需求，从而使事情恶化；而且价格的任何下降都可能会侵蚀商业信心，并进一步抑制利润预期。在利率方面，凯恩斯用自己的流动性偏好理论代替新古典主义的可贷资金观点。他指出，利率是由货币余额的需求和供给决定的。货币供给由国家决定。货币需求则取决于收入和利率。利率被视为放弃持有货币的流动性收益的报酬，是由持有货币以备不时之需、便利交易和未来可能的投资需要激发的。所有这些动机都取决于对未来的信心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由危机触发的信心崩溃会刺激从金融资产到现金的出逃，并导致利率在最需要下降的时候反而上升。即使政府出手干预，降低利率，可能也无法逆转信心的下降。出于所有这些原因，危机发生时最好采取财政政策，由政府通过赤字开支直接拉动总需求，正如他早先在一战结束后所倡导的那样。
凯恩斯的论证迅速陷入希克斯IS-LM框架的静态限制之中。在凯恩斯本人的论证中，均衡产出是由投资通过乘数决定的（IS），而投资取决于一个不断变化的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希克斯清除了预期利润率，使投资简化为利率的一个简单的负函数。在预期惨淡的情况下（如当前的危机中），很难理解为什么降低利率不能刺激投资。希克斯对货币需求（LM）的处理同样忽视了货币持有者决策的变动性，使货币需求成为当前（而非预期）收入水平的一个稳定的正函数和利率的一个负函数（由于金融资产的高利率将诱使行为人持有更少的闲置货币余额）。那么，IS-LM均衡就需要收入（产出）和利率之间实现一个特殊组合。希克斯的阐释被扩展为将政府和出口需求也纳入进来，其中扩张性财政政策会提高均衡产出水平，代价则是更高的（名义）利率。另外，扩张性货币政策将在一个给定的价格水平上增加货币供给，并将LM曲线向外移动，从而提高均衡产出，但是会降低利率。这意味着政府也可以采取一定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组合，使产出达到充分就业水平，而不会影响利率乃至价格水平。IS-LM框架也以弱化的形式保留了凯恩斯节约悖论，因为储蓄率在投资水平给定的时候下降会提高IS曲线，这会提高产出水平（节约悖论），但也会提高均衡利率，均衡利率的提高将缩小但无法抵消初始效果。
在这个抽象层次上，只有当总需求超过充分就业产出时，价格水平才会上升。罗宾逊夫人已经指出，价格在到达这一点之前就开始上升了。通过在基本的凯恩斯主义工具箱中添加一条通货膨胀-失业曲线，罗宾逊夫人的这个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初具有了可操作性。菲利普斯首先发现，当失业率低于某个临界水平时，货币工资变化率会以一种非线性的方式上升。这被重新表述为一条稳定的通货膨胀-失业曲线，凯恩斯主义政策制定者可以沿着它选择用高通货膨胀率交换低失业率。开始的时候一切似乎都可控，但之后事情开始恶化。一条稳定的菲利普斯曲线意味着通货膨胀率在失业率上升时会下降，但在20世纪70年代，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同时上升。到20世纪80年代，主要国家的菲利普斯曲线都消失不见了，“综合”凯恩斯主义结束了。我们在第14章将看到，确实存在一条清晰且稳定的菲利普斯型曲线，但它并未采取货币工资甚至价格变化率的形式。知道这条曲线是存在的，也许就能为凯恩斯主义者针对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反革命者提供一个一致的辩护了。
12.4节分析新瓦尔拉斯经济学的兴起，它在20世纪50—60年代由萨缪尔森对（马歇尔）经济学影响深远的数学重述创立。弗里德曼对货币数量论的复兴将凯恩斯的货币需求-供给关系转化为如下假设：货币流通速度在任何给定的制度安排下都是稳定的。他与安娜·施瓦茨的经验研究发现，人均货币供给的增加主要引起了人均名义收入的增加。考虑到二者之间“长期和变化”的时滞，我们最好使前者保持稳定增长，以使后者维持稳定增长。他随后补充了以下假设：在一个静态经济中，实际产出“可以被看作不变的”，如在“灵活物价充分就业”版本的IS-LM模型中，均衡实际产出是由劳动供给决定的，而且均衡实际利率不受货币因素的影响。那么，货币供给的增加就仅仅转化为价格水平的上升，而且货币供给增加快于产出增长会导致价格水平稳步上升（即通货膨胀）。问题在于，到20世纪70年代，所有发达国家中所设想的货币供给和价格水平之间稳定的经验联系“完全崩溃了”，尽管有人试图通过修改货币的定义挽救它。因此，货币数量论最终持续的时间，并不比它试图取代的凯恩斯主义理论更长。那时，所有的宏观经济理论都难以解释高失业与通货膨胀高涨（而非下降）何以同时发生。费尔普斯和弗里德曼都认为所观察到的失业实际上是现实的劳动力和商品市场的结构性特征的结果，包括市场不完全、需求和供给的随机变动性、流动成本等。他们的核心观点是，这些现实世界的特征产生了一个失业的“自然率”——它只取决于实际因素，而非货币因素。这两位作者都得出了以下结论：尽管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会使实际产出和就业暂时性地增加，但是只要工人和企业起初并未认识到相对价格会上升，这个刺激最终就会因价格上升而消失，失业就会重新回到其自然水平。因此，试图将失业率维持在其自然水平之下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将不得不通过未预期到的总需求增加不断推高这个系统，其累积效果将是一个不断高涨的通货膨胀率。这产生了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NAIRU）的观点，即自然失业率是唯一能使通货膨胀率保持稳定的失业率（见第15章）。
新古典主义者在上述框架内进行分析。他们坚持自然失业率的观点，认为只有预料之外的经济政策才会导致与自然失业率的暂时性偏离。但是，通过明确假定完全竞争、完全价格、工资和利率灵活变化、完全套利、连续市场出清和货币幻觉不存在（因此相对价格对行为人的决策才是重要的），新古典主义者由忠于马歇尔变为了忠于瓦尔拉斯。他们还带来了一个新的辩论武器——理性预期概念，这个概念认为模型内的理论行为人必须被假定为“知道”他们所在的模型结构，并能以有效的方式利用这个信息。卢卡斯将自然率假设与同样为超理性的“模型一致预期”观念结合起来。和早先的论点一样，只有预料之外的政策变化（意外）才会改变经济结果，但是现在这种政策并不会产生持续的效应，因为政策一旦实施，超理性行为人马上就能理解，所以经济会跳回到自然失业率，价格也会迅速上升。新古典主义论证的另一个突出特点是以下断言：宏观经济的“结构”本身是代表性行为人动态最优化的结果，因此当行为人调整自己的行为以适应新政策时，结构本身必定会发生变化。这个“卢卡斯批判”在理论层面非常流行，尽管它的经验证据非常薄弱。我已经论证了相反的假设：总体通常对个体行为的细节“高度不敏感”（见3.3节）。考虑到新古典主义的连续市场出清和工资、价格充分灵活的假设，面对未预期到的变化时的错觉，就成为理解商业周期中需求、通货膨胀、实际产出和就业之间的正向联系的关键。但是，到20世纪80年代初，出现了大量反对预料之外的货币政策和“信息混淆”假设的证据。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发展起来，它保留了理性预期和连续市场出清假设，并加入了随机生产率冲击，这些冲击产生类似于商业周期的总体波动。行为人仍被假定为具有理性预期，总体经济仍被视为一个代表性厂商和一个代表性家庭之间的相互作用，商业周期仍被视为严格的均衡现象。技术冲击被假定通过家庭的消费平缓反应、企业的投资（“建造时间”）反应和劳动与闲暇的跨期替代得到扩散。充分就业总能保持，所以就业的任何下降都只是由于工人选择以闲暇替代劳动。货币政策被排除在这个框架之外，因为它无法影响实际变量，而且由于经济持续处于均衡状态，所以短期和长期没有区别（因此波动与趋势是分不开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家回避了对其假设进行计量经济学检验，而是支持对“玩具”模型进行模拟，这些模型的参数是挑选（校准）出来的，以使模型能够模拟（某些）观察到的模式，然后他们再修改参数以考察所设想的政策和结构变化的影响。不足为奇，实际经济周期模型的经验相关性招致了诸多批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也从标准的微观基础和它所包含的一般均衡框架出发，但是他们集中于引入大量的“不完全”，如高成本的价格调整和商品、劳动力、信用市场的不完全。考虑到基本理论存在严重的缺陷，他们有大量潜在的不完全可供选择。因此，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现在包含‘眼花缭乱’的理论……［它们］对微观基础‘宗教般’的坚持已经成为一种弊病”（Snowdon and Vane 2005，343，360-364，429）。通过引入信息不对称、信贷配给、群体公平准则、不完全竞争、经验法则行为和特定文化的缺陷，新行为经济学本身建立在了标准的微观基础之上。问题在于以上每一点都是对标准的微观基础的单独修改，而非整体上从不同的点出发（见第3章）。
12.5节和12.6节考察非正统“不完全竞争主义”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前面的第8章已经分析了其微观基础。在短期焦点和对总需求中引致消费与自主消费的区分方面，卡莱茨基的宏观经济学与凯恩斯的类似。卡莱茨基关于有效需求的原始论证实际上是从“自由竞争”角度进行的，这使他与凯恩斯更加一致。投资在短期内是给定的，但长期来看它会对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间的差额做出积极反应。利率由货币因素决定，利润率由工资份额和产能利用率决定。与凯恩斯不同的是，卡莱茨基通过把总收入分为工人收入和资本家收入，并假定每个群体具有一个固定的（边际）储蓄倾向，将阶级纳入了自己的分析。因此，卡莱茨基的乘数关系与凯恩斯的一样，除了总储蓄倾向取决于利润与工资的比率外，后者反过来取决于企业在直接成本基础上的垄断加成。加成定价意味着对于给定的原料和劳动系数，货币价格与货币工资成正比。价格膨胀必定根植于货币工资的增加。卡莱茨基的论证进一步表明，对于一个给定的垄断程度，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不受失业率或工人斗争的影响。但是，卡莱茨基对工人阶级无法改变自己生活标准的结论感到不安，因此他在临去世之前修改了自己的框架，容许了劳动的斗争威胁诱使企业削减其加成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形中，导致更高货币工资的失业率的下降，也可能会带来更高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从这个角度看，卡莱茨基修改后的框架与三种类型的菲利普斯曲线（货币工资、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一致，第14章考察了后者的理论和经验基础。和凯恩斯一样，卡莱茨基也反对以下正统主张：实际工资增加会降低利润率，从而提高失业率。他的主要反对理由可以表述为实际工资增加对实际利润率的两个相反效应：实际工资增加将降低正常利润率，但会通过增加工人的消费需求提高产能利用率。这突出了产能利用率作为一个自由变量的重要作用。最后，财政政策可以用于增加产出和就业，同时货币政策可以用于缓和利率的任何上行压力。尽管如此，卡莱茨基仍对维持充分就业的政治可能性持悲观态度，因为它会威胁到资产阶级的权力。
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包括凯恩斯主义分支和卡莱茨基主义分支。它们都有以下核心信念：总需求驱动总产出，货币由银行系统内生创造，产能持续过剩和失业是市场过程的正常结果，政府能够在可以忍受的通货膨胀水平下实现（有效）充分就业。12.6节分析了保罗·戴维森的著作，他是凯恩斯主义分支的主要代表；戈德利和泰勒则代表了卡莱茨基-结构主义分支；拉沃代表了后凯恩斯主义分支。这部分确认了几个对随后的实际竞争和有效需求的古典综合（见第14章）很重要的观点。总需求驱动生产的观念要求投资独立于储蓄的供给，凯恩斯和卡莱茨基后来都承认了这一点，它要求投资在开始的时候完全由银行信用融资。工商业储蓄占净收入或利润的一个固定比例的假设，意味着工商业储蓄（留存收益）与投融资的需求无关，这与商业实践和经验证据相反。产能利用率即使在长期也是一个“自由变量”的观点，意味着企业永远不能清除实际的产能过剩，这在微观经济层面是说不通的。哈罗德关于产能利用率维持在某个正常水平的观点基本被后凯恩斯主义传统忽视了。这很奇怪，因为它代表了一种重要的存量-流量一致形式。考虑一下后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工资引导的增长和利润引导的增长是相互替代的不同体制，而非一个调整过程中交替出现的不同阶段。在现有的就业水平下，实际工资提高会对工人消费产生积极影响，对正常产能利用率产生负面影响。即使前一个效应在短期内超过了后一个效应，正如大部分后凯恩斯主义学者所声称的，正常产能利用率的重新确立也会导致实际利润率下降——由于产能利用率回到新的更低的正常率，从而使增长率下降。那么，通过产出和就业水平的提高获得的收益就付出了增长速度放缓的代价（见第13章）。最后，持续存在的非自愿失业可以通过恰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清除的信条，与马克思和古德温所认为的资本主义会产生并维持一个“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的观点相悖，而这一“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与新古典“自然”失业率所假定的工人自愿放弃就业是相反的。第14章致力于对正常失业率及其内涵进行分析。我们将会看到，将失业维持到其正常水平之下的努力不一定会触发通货膨胀，更不必说加速的通货膨胀了（见第15章）。
第13章的任务是用以真实竞争为基础的古典方法构建宏观经济学。其中的核心观念是资本增长率由预期净利润率（即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驱动。凯恩斯和卡莱茨基的有效需求理论建立在完全相同的命题之上（见12.3节）。但在古典传统中，预期利润率本身是与实际利润率紧密相连的，其关联的方式与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相近。而在凯恩斯的理论中，预期利润率是“悬挂在空中”的，它永远在凯恩斯所关注的短期能触及的范围之外。13.2节从微观基础出发，关注当前有效需求理论中的关键元素。在这个问题上，凯恩斯的说法出了名地不一致。相比不完全竞争，他明确地偏爱“原子化的竞争”，以至援引完全竞争的条件p=mc。而在另一个地方，凯恩斯却说，由于生产需要时间，企业必须基于预期收益进行生产，而企业家必须通过尝试与犯错尽力预测需求。这两个观点是互相矛盾的，因为需求对完全竞争下的企业来说是无关紧要的（见第8章）。一些人认为凯恩斯可以通过变成一个后凯恩斯主义者解决这个难题。而我将会指出，凯恩斯会拒绝不完全竞争的观念，因为他所基于的竞争观念与古典观念相似。接下来考虑的是乘数过程。凯恩斯和卡莱茨基都在事后承认，他们关于投资与储蓄无关的论断基于一个暗含的假设：任何意愿投资与当前储蓄之间的资金缺口，完全是通过新的银行信贷（与之对应的则是新的工商业债务）填补的，因此当前的储蓄水平并不是一个限制。将乘数表达为一个时间序列带来了两件事：产出的永久性增长需要投资水平的永久性提高；标准的乘数故事并没有考虑债务的偿还，因此间接地假设新的投资是通过庞氏融资获得的。相反，正如俄林早就指出的，引入债务偿还意味着可变的储蓄率。这两个极端可以同时包含在一般化的乘数过程中，以使储蓄率响应资金缺口：当储蓄率完全不能响应资金缺口时，标准的乘数故事成立；当储蓄率完全响应资金缺口时，乘数为0（因为此时储蓄完全适应了新的投资）。储蓄率对资金缺口的响应成了13.3节中构建替代性古典理论的关键。
在静态凯恩斯主义论述中，投资是预期利润率与利率之差的函数，因此给定水平的净利润率意味着某个特定的投资水平（见12.3.2小节）。在关于乘数的论述中，投资水平相应地意味着一个特定水平的均衡产出。但由于投资提高了资本存量，因此产能必定会提高，从而产能利用率（即产出与产能之比）必定会持续下降。因此，传统的乘数故事是存量-流量不一致的。一种解决方案是像古典传统中所做的那样，假设积累率（gK≡I/K）响应净利润率。这样做的麻烦在于，其所推导出的产能利用率通常会不同于正常水平。仅仅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三年之后，哈罗德便指出只有一个“有保证的”积累率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一致。因此，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困境：如果像古典理论和凯恩斯所说的那样，预期利润率驱动积累，产能利用率通常会与正常水平不同；相反，如果像古典理论和哈罗德所说的那样，积累与正常产能利用率相一致，那么积累率必定是由储蓄率驱动的。13.3节表明，真正的困难来源于工商业储蓄与工商业投资无关这个没有根据的假设。
另外一系列问题产生于对动态的考察。投资是由预期净利润率驱动的，而后者与实际净利润率通常是不同的。我会指出，这两者是通过索罗斯的自反性理论所展现的方式相联系的：在一场繁荣中，预期利润率上升到实际利润率之上；在一场萧条中，前者下降到后者之下。两者围绕着彼此上下波动。这很显然是马克思和凯恩斯理论的总前提。此外，我们必须将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相互调整置于增长的背景之下。这便引向了实际产能对正常水平的调整是完全稳定的这一命题的证明：哈罗德有保证的路径下并不存在“刀锋”。附带地，我们也证明了在哈罗德的背景下没有“斯拉法超级乘数”。产出增长在这里永远不是由需求引导的，如果需求能改变产出增长，那么在哈罗德的框架下任意外生需求的增加都会导致整体增长率的下降。最后，增长率为常数意味着所考察变量水平的对数具有随机趋势，因为它符合单位根过程。在静态凯恩斯主义情形中，预期净利润率暂时性的增长对于投资水平具有暂时性的影响，从而对于产出和就业具有暂时性的影响。但是，在古典情形中，预期净利润率的增长会提高增长率，从而永久地提高产出水平和就业水平。13.3.4小节将会详细说明这个戏剧性区别的古典含义。
另外，还有三点需要注意。首先，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凯恩斯假设货币供给是由货币当局提供的，而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之后，他承认他已经假定储蓄与投资之间的缺口完全由银行信用在任意给定的利率下填补。但是，货币供给必定会直接与贷款需求相关，这便使它具有内生性。这一点与他的LM建构基础相冲突，因为一旦货币供给是内生的，流动性偏好便不再足以决定利率。第10章已经讨论过后凯恩斯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应，并提出了一个古典的替代性理论，其中竞争条件下的利润率均等化决定了所有的利率，甚至包括基准利率。我们可以把古典论述看作一个通往凯恩斯结论的替代性路径，这一结论就是：竞争性利率并不能自由调节总需求，以满足充分就业状态下的供给（见12.3节）。其次，新古典主义和凯恩斯主义都假定价格水平仅仅会在充分就业的背景下上涨。所有关于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都在于我们能否将观测到的失业看作有效的充分就业（见12.3.5小节）。古典方法意味着增长率受到利润率的限制，而这为各种不同国家的通货膨胀提供了一个替代性的解释（见第15章）。最后，凯恩斯的所有分析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适当的政策能从本质上消除失业。在第15章，我会指出在灵活实际工资下的竞争性资本主义会制造并保持一个特定的、“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正如之前指出的那样，这与新古典理论的“自然”（自愿的）失业率不是同一回事。
13.3节开始发展一种有关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古典方法。第一个要点在于需求和供给都是由利润率调节的：生产供给基于利润，消费需求来源于从利润中分割出的工资、利息和分红，投资需求由预期利润调节。古典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的，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第二个要点在于储蓄率并非与投资无关，因为工商业储蓄和工商业投资是由同一个主体来承担的。如果储蓄提高以满足任意幅度的投资增长，那么就不会有乘数了。但总体而言，我们可以说工商业储蓄率（以及总储蓄率）会在一定程度上响应任何投资与当前储蓄之间的缺口。储蓄率的内生性在古典传统中是隐含的，在戈德利和克里普斯、南希·拉格尔斯和理查德·拉格尔斯的论述中起了主导作用，并在最近被布勒克尔、波林和其他人在后凯恩斯主义传统中认识到。从经验水平来看，在美国，储蓄率和投资率密切相关（它们大致是相等的），但理论模型往往假设储蓄率与投资所需的资金无关。
在最简单的古典模型中，积累率（资本增长率）响应预期净利润率（预期利润率减去利率），储蓄率响应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相对资金缺口。在短期内，利率在资金缺口为正时有上涨的趋势，但从长期来看，提供资金的企业将会受制于利润率的均等化，而正常利率最终会被正常利润率与价格水平（见10.2节）调节。引入利率对（比如）家庭储蓄率或债券、资产的敏感性并不对古典动力学造成本质性的影响，因为工商业储蓄率的内生性才是关键问题。但是，银行信用确实通过当期支出超过当期收入的方式，提供了如下内在机制：银行可以创造新购买力，从而使投资扩张快于储蓄，消费扩张快于收入。企业总是可以通过减少货币余额和扩张信用链的方式，使它们花的比赚的多，而银行信用则大大强化了这个过程。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政府赤字和贸易顺差的情况。在当前情况下，我们考虑的是对总产出和就业产生的影响，所以，重要的是流向商品消费的信用，而非流向金融市场、投机行为、央行修补私人和公共部门的资产负债表的信用（见15.5节）。
基本的古典系统表现为一系列自反性关系，包括预期利润率与实际利润率之间、需求和供给之间、产出与产能之间、实际利率与正常利率之间的关系。利润率是整个系统的关键。在一个增长的系统中，名义产出的增长率将会在需求超过供给时提高，资本存量的增长率会在产出超过产能时提高，而资本会在实际利率超过正常水平时更快地流向金融部门。所有这一切会导致总需求与总供给在短期内动荡的均等化，导致产出与产能、实际利率和正常利率在长期内动荡均等化。请注意，这些论述综合了下述4个观念：凯恩斯关于需求由于新购买力的注入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念、古典理论和凯恩斯关于积累由预期净利润率驱动的观念、古典理论关于预期利润率受正常利润率调控的观念、哈罗德关于实际产能利用率受正常产能利用率调节的观念。需求与供给、产出与产能的均衡决定了正常利率下储蓄和投资与产出的特定比率。这意味着储蓄和投资水平取决于利率和产出水平（正如传统宏观经济学分析的那样），只是在这里，利率是由利润率决定的，而储蓄率是与投资率挂钩的。此外，由于实际增长率围绕着它的均衡增长率波动，产出水平（的对数）便同时具有决定性和随机的趋势，所以产出水平是路径依赖的。因此，即使净利润率暂时性地提高和/或净购买力暂时性地爆发，也会永久地提高产出和就业水平。这是凯恩斯主义乘数在古典理论中的对应。当然，增长趋势也会受到影响。如果产出路径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失业率或许会降低，实际工资或许会提高，利润率或许会降低，从而产出或许会增长得更慢。所以，动物精神和超额需求既能够提高产出水平，也会降低增长率（见第14~16章）。
第14章推导了失业、工资、利润率和增长之间的关键联系。最重要的结论是：在浮动可变的实际工资下的竞争，创造出了持续存在的非自愿失业率。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古典理论认为浮动工资竞争必然能实现充分就业，凯恩斯及后凯恩斯理论认为竞争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引起失业。古德温使马克思的以下观点得以公式化，即竞争创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即产业后备军），并为现代非正统方法开辟了舞台。正统方法和非正统方法一同给出的一点惊人启示是，工人对他们自己的生活水平没有发言权：在新古典理论中，实际工资由充分就业条件决定；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实际工资由生产率和企业设置的垄断加成定价决定；在卡尔多和帕西内蒂对哈罗德理论所做的延伸中，实际工资由生产率和充分就业的要求决定。即使在古德温对马克思理论的公式化表达中，实际工资也是由生产率和正常失业率的要求决定的（见14.2节）。但是我们一旦认识到，通过劳动参与率和/或移民率的提高以及技术变革的加速，劳动力和生产率的增长本身会对积累做出反应（见14.3节），那么劳动力在实际工资和工资份额方面的抗争就有很大的作用空间。
凯恩斯将其理论基于竞争性市场，尤其强调了工资谈判和劳动斗争在确定货币工资方面的作用。他承认长期失业会降低实际工资，但认为在高失业率阶段，国家进行干预会比让市场缓慢地侵蚀工人的生活标准要好，因为侵蚀工人的生活标准会对社会造成破坏性后果。凯恩斯的观点与古典真实竞争理论相一致。在卡莱茨基的理论中，净产出中的劳动份额完全由雇主的垄断加成定价决定。如前所述，卡莱茨基努力将某种程度的工人力量纳入他的理论之中。在后凯恩斯和后古德温传统中的这些观点和其他观点都在文中做了详尽分析。
14.3节建构了一个框架，其中劳动斗争在确定实际工资水平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正常产能的积累使失业劳动力储备池持续存在。劳资冲突带来了每个企业内货币增值部分的特定分割。在总体层面上，这转换成实际工资，并通过一个反映劳动力平均议价能力的项与生产率相联系。当失业率降低到某个临界值以下时，劳工力量本身会增强，反之则减弱。这意味着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的变化率（即工资份额的变化率）是失业率的负相关函数。我称之为古典曲线。这是古德温模型两个基本关系中的一个，而且能用来证明由布兰奇弗劳尔和奥斯瓦尔德等人经验预测的对数-线性总“工资曲线”。失业率进而取决于产出水平、生产率和劳工力量。在第13章我们曾表明，产出增长率取决于（驱动积累的）正常净利润率和一个驱动机制，该机制反映了包括私人、公共和国外新购买力注入在内的不同因素。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被假定为对单位劳动力成本（工资份额）做出反应，因为后者的上涨会给企业一个强激励，促使其提高生产力，并通过引入移民和/或提高劳动参与率增加劳动力。产出增长和生产率增长的相互调整创造了一种相关关系，这一关系就是著名的凡登定律。
古典动态系统产生了一个具有正常失业率和稳定工资份额（β）的增长经济体，其中工资份额反映了劳工的社会-历史力量。当稳定的工资份额与国民收入恒等式（人均净产出y等于人均实际工资与人均实际利润之和）相结合时，我们能得到关系式
，这看起来就像柯布-道格拉斯形式的总生产函数，尽管这显然是从实际工资的劳动斗争理论推导出的。因为增长在古典动态理论中是内生的，即使是由国家财政赤字、出口繁荣或者受动物精神的影响增加投资支出等因素带来的暂时的总需求增长，都会永久性地提高产出、就业、生产率和实际工资的增长路径水平，而不影响工资份额、利润率或增长率。另外，如果需求持续增长的速率比基于净利润率的增长的速率高，将会持续带来更高的工资份额（从而带来更低的正常利润率）。但是，直至某些限制条件开始起作用之前，因为更低的利润率的负面影响会被持续的刺激抵消，增长率还是会提高（见14.4节）。古典模型的一个显著特征是，长期工资份额与工资份额和失业率的初始值呈正相关，而与生产率和劳动力增长的初始值呈负相关。因此，提高当前工资份额或就业率的局部行动会提高长期工资份额，而提高生产率或劳动力增长的局部行动会降低长期工资份额。考虑到局部行动从长期来看的确发挥作用，因此工人和雇主的诉求都是合理的。然而，这些都不会影响均衡就业率。
14.4节考察了正常的非自愿失业率的进一步含义。总需求的注入能增加就业，提高产出增长率，但不能永久性地消除失业，因为存在着内在机制使失业率恢复到某种正常水平。由此可见，要把失业率维持在低于正常失业率的水平，就需要不断增长的、规模日益扩大的刺激。即便如此，通货膨胀也不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见第15章）。另外，如果劳资力量的对比偏向于劳工的话，正常失业率本身可以被降低。14.5节阐述了古典曲线与各种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菲利普斯的初始问题是失业对工资的影响。他本人的答案是从失业对货币工资变化率的影响出发的，这与凯恩斯的货币工资观点高度一致。弗里德曼和费尔普斯认为工人是为他们的生活标准（即为实际工资而非货币工资）而奋争，因此正确的“菲利普斯型”关系要从（预期）实际工资出发。古典理论认为，实际工资的斗争是在总发展水平（生产率）的背景下展开的。这意味着古典的“菲利普斯型”关系曲线应该从相对于通货膨胀和生产率增长的名义工资变化率出发。给定一条稳定的古典曲线，只有生产率增长大致恒定时才有稳定的实际工资，只有通货膨胀率也大致恒定时才有货币工资曲线。
14.6节列出了经验证据。正如所预料的那样，1948—2011年，美国工资份额的增长与减少大致与名义产出增长率（总需求的代理变量）一致。在此期间，失业率大约增至原来的2倍，失业持续时间增至原来的4倍。失业强度（它以上述二者的乘积表示，因而可以作为工资变化压力的极佳衡量标准）上升至其初始数值的10倍。正如古典理论系统所揭示的那样，实际工资份额和失业强度在这段时间内呈现出顺时针三维螺旋式的变化路径。最重要的是，工资份额变化率和失业强度的散点图清楚地显示出一条向下倾斜的线。原初的菲利普斯曲线是基于周期性调整的数据点得出的，其目的是确认背后的结构关系。我也出于同样的目的使用了HP（霍德里克-普雷斯科特）滤波法。结果是令人惊讶的，我们得到了一条稳定的古典曲线（1949—1982年），在后续的新自由主义对工会组织和劳动保障制度造成冲击后，这条曲线有所下移。这条新的更低的曲线进而降低了失业强度临界值，在这一临界值下，工资份额是稳定的。同样清晰可见的是，在越南战争和互联网繁荣的经济过热时期，这条曲线向上移动，而在刺激逐渐平息后，这条曲线又向下移动。所有的这些移动都是比较缓慢的，就像凯恩斯早先提出的那样。最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解释为什么不存在稳定的实际工资或货币工资菲利普斯曲线，因为通货膨胀上升和生产率增长放缓非常剧烈，尤其是在凯恩斯经济学不得不从价格菲利普斯曲线撤退的时代。如果菲利普斯从古典理论而不是从凯恩斯理论出发（即通过工资份额的关系而非名义工资的关系）着手回答自己的问题，那么在20世纪70—80年代经济滞胀时期也许就不会出现关于价格“菲利普斯曲线”的理论危机。凯恩斯理论仍需要解释通货膨胀，即使其保留了基于名义工资的通货膨胀加成理论，基础的名义工资曲线的移动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解释。当然，旨在削弱劳工力量、提高利润份额的政治打压很有可能在任何情况下都能获得胜利。
第15章探讨现代法定货币下的通货膨胀理论。开篇是对读者的一个提醒，即从私人货币到国家货币的历史过程是漫长而曲折的。货币、铸币、支付义务或债务并非由国家发明。一旦货币的地位得以确立，国家便被驱使着扩展货币的基础，将对劳动的强制付出从实物支付扩展为用货币支付。通常情况下，政府征收人头税、财产税，对商品、进口、出口、通行和港口征税，近来还对收入征税。此外，政府还通过公共土地的出售、犯罪赎金和没收国外船只、商品与财产获取收入。在历史的某个晚期阶段，政府垄断了铸币和代币的创造。这只是对其之前私人功能的取代，而私人银行则持续创造出大量的流通工具和支付手段。国家试图对银行进行一定程度上的控制——其内在局限周期性地在重复出现的金融危机中暴露出来。21世纪初这场广泛的全球性危机，对左派和右派教科书式的幻想（他们以为智慧、善意的政府出于公共利益应该在危机中控制货币和金融）是一个尖锐的反驳。法定货币（强制性的不可兑换代币）是现代经济的典型形式。货币史提醒我们，货币代币从私人流通中产生，一旦被认为可以行使特定职能，代币就被接受了。人们接受不可兑换纸币和他们接受可兑换纸币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人们相信可以一直将它们当作货币使用。虽然出台有关法定货币的法律可能对某种货币的确立有益，禁止持有外国货币和黄金的法律可能会阻止人们使用其他的替代性货币，但这些手段并不能阻止私人部门寻求更安全的货币形式（见第5章）。
15.2节对国家货币理论和新国家货币理论关于货币的主张做了一个详尽的概述。这部分始于英尼斯和克纳普的观点。他们二人都主张把极大的货币权力归于国家，而认为私人部门处于极其被动的地位。凯恩斯明确称赞克纳普把“国家货币”定义为被国家接受的任何东西，其意思是当国家接受金币、可兑换代币、法定货币时，它们便会成为国家货币。这完全符合国家周期性地认可私人货币的创造与再创造。与克纳普不同，凯恩斯仅认为国家创造了法定货币。通常情况下，新古典经济学将货币看作市场的产物，国家是多余的。但在通常情况下，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批评市场而肯定国家。新国家货币理论者如古德哈特、雷和贝尔属于后者，对他们的观点和他们的批评者如梅林、罗雄的观点，都或详或略地做了考察。没有人对现代法定货币能以任何数量被创造提出质疑。所以，如果揭去国家货币理论关于货币起源和货币持有者被动性的伪装，其核心论点便是在现代法定货币体制下，政府用于社会项目的赤字不一定导致通货膨胀率或利率上升。
15.3节关注法定货币的作用和限制。法定货币将国家从直接的预算约束中解放出来，成功助力了美国、法国、中国和其他革命，也导致了不同历史时期的恶性通货膨胀（见15.8.4小节）。结果是最发达国家的财政部门被法律禁止用直接创造货币的方法为赤字融资。财政部只能使用账户中的可获得资金，这些资金来自税收收入，其中一部分是回流、借款（通过向国内或国外公众出售债券获得）。但是，现代央行可以在关键时刻马上创造任何数额的货币并转交给财政部，这能通过购买财政部新发行的债券实现。因此，对上述过程的唯一限制似乎来自中央银行家的抵制，以及如下的愚昧观点：如果不对价格和利率施加可能的影响，那么政府向自身的借债就可能堆积如山。也正是在此处，新国家货币理论得以复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非自愿性失业可以通过赤字支出消除（与之相反，第14章中的古典主义者认为不能），后凯恩斯主义者认为国家能任意设定汇率，价格水平由加在货币工资上的垄断加成决定。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最后雇主）政府项目，即由政府以某种固定的货币工资雇用任何数量的私人部门无法吸收的劳动力。那么，这个基础工资率将为所有其他的工资提供一个稳定的锚，从而通过稳定加成为所有的价格提供稳定的锚。国际利率对国内利率产生的非意愿影响，可以通过适当的汇率操纵消除。在控制私人支出，以及向国内外公众出售债券以减少货币供给问题上，可以通过国家提高税收，避免对国内收入和利率产生非意愿的影响。新国家货币理论的核心观点建立在几个关键的命题之上，而这些命题在古典论点中全都不存在：（1）失业确实可以被固定在任何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4章）；（2）私人部门货币工资由最后雇主的基础工资决定，而不是通过工人与资本家之间无休止的斗争决定（见第4章和第14章）；（3）因为用垄断加成定价法，所以价格水平由私人部门的货币工资决定（见12.5~12.6节）；（4）国家可以通过固定基础利率将所有的国债利率维持在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0章）；（5）国家可以将名义汇率固定在任何想要的水平上（见第11章）。以上每种情况涉及的议题都不在于国家能否采取规定的行动，而在于这些行动带来的可能后果，通货膨胀就是其中的一种后果。
15.4节建构了一个古典的通货膨胀理论。通过利润率的均等化，竞争只能确立相对价格。在纯粹法定货币下，价格水平由总需求和总供给决定，而不是由某种商品货币的相对价格决定。总需求增长受到新增购买力的驱动（见13.3.3小节），基于法定货币的现代信贷体系事实上能够推动总需求无限增长（见5.2.4小节）。此后，对供给增长的限制便成为决定性的。已得以确定的是，劳动力的供给并不能执行这一职能，因为该体系会恢复到持久的失业率上（见14.3~14.4节）。相反，供给的极限产生于如下事实：没有一种经济能够维持比把经济剩余全部用于再投资更大的积累率（即超过利润率的积累率）。这一点在李嘉图的玉米模型和马克思的扩大再生产体系中是隐晦的，而在卡尔多和冯·诺伊曼那里已经是清晰而明确的。因而，实际积累率接近的那个极限值，就可以被看作衡量经济最大增长潜力被利用程度的指标——增长-利用率指数。因此，基本的模型在于需求拉动和供给阻力之间的关系，前者来自新增的购买力，后者来自不断收紧的增长-利用率指数。因为利润率是利润与资本的比率，积累率是投资与资本的比率，所以增长-利用率指数就只不过是投资占利润的份额。这部分结束于对实际平均利润率和增量利润率恰当测量方法的讨论，这一点在15.8节的经验讨论中也起到关键作用。
15.5节分析了需求拉动一侧。在第12章中，商品市场中的总超额需求可以表达为三个部门的余额：ED=（I-S）+（G-T）+（EX-IM）。一旦我们合并部门间余额，留下的便是私人部门和央行净新增国内信贷的部分，这部分会被用于购买新的产品和服务（不用于购买金融资产、现有房产、贵重物品等），加上贸易部门的经常账户余额（CA）和用于推动国内商品购买的来自国外的净借款。在供给和需求大致平衡的间隔时期，商品购买力的上升会带来产量上升和/或价格上升，也就是名义产出总值上升（在列昂惕夫的意义上定义的）。然后，名义GDP的增长率就成为新增购买力相对于GDP的函数。这与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的方法一致。15.6节分析了前文所述论点的供给阻力一侧。关键点在于实际产出增长的反应，随着实际增长率趋近于最大增长率（利润率），实际产出的增长会越来越慢。这和凯恩斯如下的观点相类似，即随着充分就业的渐趋接近，新增需求将更少地由新增产出吸收，更多地由价格上涨吸收。马克思在分析增长问题时有类似的观点，帕西内蒂则对下面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公式化的分析，即当实际增长速度接近理论最大值时，瓶颈的出现会越来越频繁。增长-利用率指数是衡量增长潜力的应变仪。
15.6节将需求拉动和供给侧的论点结合起来产生了古典的通货膨胀理论。古典理论认为实际产出增长与新增购买力和用净实际增量利润率衡量的净利润率正相关（见13.3节），与增长-利用率负相关，最起码是在后者上升到临界值以上时。这种相互作用似乎是非线性的。未被利用的增长-利用率在古典通货膨胀理论中与失业率在标准通货膨胀理论中发挥着同样的作用。因为通货膨胀率等于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之差，前者是相对新增购买力的函数，我们可以说通货膨胀率与相对新增购买力正相关，与净利润率负相关，与未被利用的增长-利用潜力负相关。当新增购买力充分增长到能够抵消下降的利润率的负效应时，我们可以得出一条用未利用增长潜力表达的菲利普斯型通货膨胀曲线。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将净新增购买力和净利润率看作这条曲线的移动变量。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增长取决于净利润率和新增购买力，所以前者的下降可能被后者的上升抵消一部分，增长率会比利润率下降得更少，从而增长-利用率会上升。增长率的下降会提高失业率，增长-利用率的上升会使经济更有通货膨胀倾向。这就是颠覆凯恩斯理论的可怕的“滞胀”的秘密（见12.3~12.4节）。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只能在确定的限度内变动，但是法定货币体系下的新增购买力并不受限。因此，当新增购买力的创造速度相对较慢时，它和通货膨胀之间并没有直接关系，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因素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随着新增购买力变得越来越大，新增购买力的创造速度和通货膨胀二者之间的正向关系便会出现。当前者非常大时，人们便可以预测通货膨胀率会大致等于新购买力的增长率。这类似于理论预测的在一国的相对通货膨胀率和之前的11.6节中推导出的名义汇率之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最后，在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正相关的范围内，可以将后者看作前者的代理变量，从而得出一个更为严格的假设，即通货膨胀是增长-利用率的函数。在这里，后者的总体影响模棱两可，因为增长-利用率和净利润率对通货膨胀产生的作用是相反的。
15.8节从美国开始考察经验证据。名义GDP增长和相对新增购买力之间明确有力的图形与统计关系，与古典理论关于前者是后者函数的假设相一致。第二个关键性假设是实际产出增长率会对购买力、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做出反应。对净利润率来说，合理的衡量指标是新增投资的净实际回报率，在6.7节中选取实际净增量利润率为它的代理变量。实际产出增长和净投资的实际净回报之间呈现强有力的正相关关系。上述两个假设意味着通货膨胀率是相对新增信贷、净利润率和未利用增长能力程度的函数，后者取代了传统理论中的失业率。本节比较了在整个战后时期的1951—2010年与1951—1981年、1982—2010年两个分阶段中两种不同表现的散点图：一种是通货膨胀率与未利用增长潜力之间的散点图，另一种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的标准图。二者之间的差距是惊人的。每一种情形下，古典的通货膨胀“菲利普斯”曲线都呈现出清晰向下的斜率，但传统曲线并不是这样的（正如我们将从12.3.5小节中所获知的）。考虑到净利润率和相对新增购买力是古典通货膨胀曲线中的移动变量，在两个分阶段模式中所观察到的差别可以用上述两个变量的变化程度来解释。
汉德法斯在7个经合组织成员（加拿大、法国、德国、日本、韩国、英国和美国）和3个发展中国家（巴西、墨西哥和南非）中检验了我的通货膨胀假设，由于后者样本量小，结果仅是试验性的。在净利润率和增长-利用率正相关，后者只有在达到非常高的水平时才有可能产生抑制作用的假设之上，他断定在通货膨胀、净购买力和增长-利用率之间会存在非线性的长期关系。他使用自回归分布滞后误差修正模型进行检验，这个模型可以估计长期参数。在所有的经合组织成员中，长期关系是显著的，而且相对拟合得好，但是巴西和南非拟合得较差，对墨西哥也不适用。一个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在所有国家中，增长-利用率非线性函数的系数都有预测的正负符号，即对某些增长-利用率的值来说，U形函数可能会取到负值。美国的平均值在估计曲线的正半区域（通货膨胀区域），日本则落到曲线的负半区域（通货紧缩区域）。如之前的15.6节所总结的，古典理论也认为通货膨胀和新增购买力之间的直接关系只有在后者很高时才会显现出来。哈伯格于1988年所做的1972—1988年覆盖29个国家的研究精确地展现了这个特点，拉马穆尔蒂所做的1988—2011年覆盖46个国家的扩展样本结果亦然。1982—1984年，阿根廷以255%的年均通货膨胀率和312%的年均总信贷增长率落在哈伯格样本分布的高处。即便如此，二者相较于阿根廷1989年5 380%的通货膨胀率还是温和的。尽管缺少经常账户数据，人们还是可以看到总（公共和私人）信贷增长和名义GDP增长、通货膨胀、货币贬值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在峰值时，名义GDP和价格水平增长大大低于总信贷增长，这可以用两种众所周知的现象加以解释，即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力流向了资产价格的膨胀和货币外逃。此外，峰值时汇率贬值甚至比价格上涨还要更快，这正是古典理论所预测的通货膨胀对汇率（见11.6节和表11.4）和对货币外逃产生的两种影响混合均衡在一起产生的效果。
15.9节在主导了现代通货膨胀讨论的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和古典假设之间的对比中结束了第15章。古典命题可以表述为如下的假设：通货膨胀水平是未利用增长能力低于某个临界值的程度的正函数，受制于源自净利润率和新增购买力的移动变量。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最简单的形式是：通货膨胀变化率（价格水平的加速上升）是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的程度的增函数。两个假设都将通货膨胀与各自驱动变量对临界值的偏离联系在一起。而且，二者都预测系统会回归到某个正常的失业率上。在古典情形中，这个失业率是与通货膨胀率不直接相关的非自愿失业率（见第14章），而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中，它实际上是充分就业率。从古典观点来看，通过削减相对于生产率的工资降低正常失业率是可能的，这可以通过两种方法实现：要么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政策，即对劳动者进行打压，通过削弱劳工力量降低实际工资增长率，要么是“瑞典式”的政策，即刺激生产率的增长，使其超过实际工资的增长（见14.7节）。更进一步，增长-利用率的临界值并不是一个均衡的比率，因为不能假定经济会固定在这一比率上，但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下，自然失业率就是在缺少持续干预手段时经济会恢复到的那个比率。在古典情形中，通货膨胀率可以为零，只要增长-利用率和新增购买力的创造率不过高即可。在特定情况下，通货膨胀率甚至可以为负（即通货紧缩）。在古典情形中，通货膨胀率是确定的，而对应的价格水平是路径依赖的；在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情形中，在自然失业率下的通货膨胀率为零，但是通货膨胀的特定值会是路径依赖的——这正是失业的政策结论的基础，即失业率必须保持在自然通货膨胀率之上一段时间以“拧出”通货膨胀。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认为，恶性通货膨胀源自国家力图使失业率维持在自然失业率之下的长期努力，因为这建立了一个不稳定预期螺旋。在古典情形下，通货膨胀最直接的原因是相对于利润率的增长率上升和/或相对于新增购买力的增长率上升，只有国家将后者推向极致时，恶性通货膨胀才会出现。最后，古典通货膨胀理论根植于真实竞争的运行，而非加速通货膨胀失业率假设，正如大部分新古典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的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假设一样，通常是以不完全竞争为基础的。
第16章从古典经济学的视角对2007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进行了解读。这是21世纪的第一次大萧条，就像之前的萧条一样，它首先表现为金融崩溃——这一次是美国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崩溃。但那并不是它发生的原因。随着长期的繁荣让位于长期的衰退，经济的健康状况由好变坏，周期性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历史中绝对正常的一部分。在后一阶段，一次冲击就可能引发一场危机，就像在19世纪20年代、70年代和20世纪30年代、70年代那样。那些选择将每一场经济危机都看作一个独立事件的人，会轻易忘记正是利润的逻辑驱使着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重复这些模式。在本书中，我一直认为资本主义过程本质上是动荡的，并有着强有力的内在节奏，该节奏受到相互关联的总和因素的调节与特定历史事件的影响。资本主义积累也不例外。商业周期是其内在固有的动态过程中最明显的要素，包括短期库存周期（3~5年）、中期固定资本周期（7~10年），以及可能更长的结构性周期。在这之下，起更基础作用的是一个由长期交替进行的加速积累和减速积累构成的更缓慢的节奏。资本主义的历史总是在一个运动不止的舞台上上演。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见证了很高的失业率与持续下降的物价，20世纪70年代滞胀危机的失业率仅为前者的一半，但通货膨胀率很高。这种差异既是对凯恩斯主义政策的有效性的例证，又是对其局限性的警告（见第12章）。20世纪80年代，在所有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场由利率的剧烈下降激发的新繁荣开始了。利率的剧烈下降，大大提高了资本的净回报率（即提高了利润率和利率之间的净差额）。下降的利率还加速了资本在全球的扩散，推动消费者债务大幅增长，刺激国际性金融和房地产泡沫滋长。在许多国家，金融机构渴求放松对金融活动的管制，除了加拿大等少数国家外，这种努力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英国等国家，对劳动力的打击空前高涨，这导致了实际工资增长率相对于生产率增长率的下降。利率和相对实际工资的下降大大推高了净利润率。工资增长速度下降的副作用通常应是实际消费支出的停滞。但随着利率的下降和信贷的更易获得，消费和其他支出都在一个日益上升的债务浪潮的支撑下继续上升。随后，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整座大厦最终倾颓。危机还在继续。在所有主要发达国家，大量货币已被创造出来，并被输送到工商业部门以支撑起资产的价格，但失业强度仍然很高（见第14章）。与20世纪30年代政府通过公共工程和/或战备创造工作岗位以扩大就业相比，当前政府的无所作为令人震惊。根本问题在于：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过程中，其机构、规制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为什么资本主义制度还展现出这种周期性的经济波动模式？答案蕴含在这样的事实之中：利润动机始终保有这个制度核心调控者的地位，而这是因为供求都最终根植于利润率之中（见第13章）。后文中我将主要关注作为资本主义世界霸权国家的美国。当然，实际因危机而付出的代价是全球性的，大部分灾难降临到了妇女、孩子和失业者身上。
图16.1展示了1790—2010年美国与英国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当用黄金等价物表示每个国家的价格水平时，该长波清晰可见（见图5.5~图5.6），我们可以看出普遍性的危机通常大致在价格长期下行的过程中开始。2007年大萧条的到来十分准时。正统经济学通常宣称每一场危机都是独一无二的，并且因为问题已经被解决而不会重演。李嘉图、费雪、萨缪尔森和伯南克都是发出过这类宣言的人。并且，当然，正统经济学理论会继续褒扬市场的优点，淡化（甚至忽略）当前的危机。图16.2显示正常最大利润率在整个战后期间持续下降，也就是“技术变革始终是偏向于资本的”（见7.7节）。正常利润份额在1947—1968年美国劳动者的“黄金时代”基本稳定，在1969—1982年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在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新自由主义时代显著上升，之后又在始于2007年的全球危机期间保持高水平。这与之前图14.14的发现相一致，即工资份额菲利普斯曲线向下移动，之后工资份额又沿着这条新曲线持续向下移动。即使在危机期间，持续下降的工资份额与财政赤字的结合也显著提高了利润份额。正常利润率是正常利润份额与正常最大利润率的乘积，它在滞胀危机期间下降得更加迅速，但之后在新自由主义时期稳定下来，直到当前的危机。事实上，技术变革在三个时期都持续削弱了正常利润率水平，但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工资份额的诱导性下降成功抵消了正常最大利润率的持续下降。量度出的事实利润率显然极容易波动，如事实利润在20世纪60年代上升反映了赤字融资带来的越南战争升级的影响。但是，从长远来看，结构性因素占据主导地位。将利润的变化路径与利率的变化路径相结合可以得到净平均利润率与增量利润率的变化路径。我们可以看出，当两个净利润率均下降到历史性的低点时，20世纪60年代末的滞胀危机就出现了。制度的整个行为在此后发生变化：增长放缓，破产与企业倒闭大量发生，失业率大幅上升，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下降，股市的实际价值下跌56%以上——与大萧条最糟糕时期的表现相同。在做出符合凯恩斯理论的应对后，联邦预算赤字增加了40倍，通货膨胀率上升，但失业率与失业强度也同样上升（见14.6节）。针对滞胀危机的历史性解决方案是工资份额的下降与利率的大幅下跌，二者都对净利润率产生了影响。这就是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大繁荣的真正秘密。问题在于这场被引发的繁荣就其本质而言具有内在矛盾。廉价金融带来无节制的借贷，各部门债务负担猛烈增长。家庭通过承担更多的债务来弥补增速不断放缓的工资收入，因此消费支出得以维持，直到随后2007年次级抵押贷款部门的崩溃引发了一场普遍性的危机，这场危机在业已脆弱的全球经济中迅速蔓延。
16.2节考察危机带来的普遍后果。鉴于正统经济学理论的倾向，这场危机震惊了大多数学院派经济学家与央行官员，这并不奇怪。美国联邦政府通过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维持了银行、大企业与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美国金融公司基本上已回到了它们的老路上。挪威和加拿大在对待金融市场方面更加谨慎，因此即使经受了世界出口萎缩的影响，它们也避免了许多困境。当三大银行与货币崩溃导致其整体经济下滑时，冰岛受到了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打击。但它使货币大幅贬值，以试图使自身更具竞争力（这使实际工资大幅降低），并让银行违约使外国债权人承受巨额损失，因此在危机中表现相对较好。与之相比，爱尔兰政府介入并保护银行，将银行债务转移给国家，并通过裁员与减薪向民众施加还款负担，失业与贫困急剧增加。与冰岛不同的是，爱尔兰已经在欧元区内，因此它被禁止进行货币贬值。希腊、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经历了同样严重的经济问题，英国现在处于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更严重的低迷状态。印度和中国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中以极高的增长率进入人们的视野，但现在正经历着通货膨胀、房地产泡沫与增长放缓。廉价的金融成为新自由主义时代扩大就业和拉动金融市场的一种方式，但危机严重破坏了这一策略。据估计，现在世界上有将近2亿人没有工作。青年失业率尤其高，2014年约有7 400万年轻人失业，失业率为12.6%，预计还会增加。这些都是官方的失业率，因为没有适当考虑到兼职和因持续失业而放弃寻找工作的人，它们大大低估了真实的情况。在全球范围内，近9亿工人生活在赤贫之中。
16.3节讨论了紧缩政策与刺激政策之间的争辩。世界各国政府都一直忙于挽救即将破产的银行和企业，但对扩大就业的问题关注较少。这一部分的核心是，那些推行紧缩政策以使工人更加温顺、劳动力市场更具“竞争力”的人与那些奋力争取增加就业与维持工资政策的人之间的辩论。我们从历史与理论（见第13章）中了解到，增加政府支出可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刺激经济。这一点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此期间，美国工程振兴管理局（WPA）雇用了数百万人；在德国，希特勒的大规模重整军备计划很快就实现了全面就业。战争时期，这些扩大就业活动往往伴随着巨额赤字融资。在二战中，1943—1945年美国政府的预算赤字平均占GDP的25%，而这一数字在2014年还不到3%。战争只是社会动员的一种形式，没有实际的理由说明为什么在危机期间不能使用同样的模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都有必要使利润动机服从于可感知的社会利益，当然，以战争为掩护时，这在政治上会更加容易。正常情况下有所不同，因为此时刺激经济的操作要受到产能利用率恢复到正常水平的限制，以及工资份额与利润率之间反向关系的制约。16.5节回到了如下核心命题，即理论对于经济分析与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正统经济学以完全竞争、萨伊定律与充分就业为起点，随后通过向完全竞争机制中“倒入一桶沙”以模拟现实的某些方面。后凯恩斯主义直接从不完全竞争出发，以建立其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贯穿全书，我认为真实竞争理论是恰当的竞争理论，也是凯恩斯自己有效需求理论恰当的理论基础。在需求与供给方面，利润率都起着主导作用。
最后一章总结了本书的结构并阐述了其进一步的含义。本书的目的是证明即使不借用诸如超理性、最优化、完全竞争、完全信息、代表性行为人或所谓的理性预期等概念，也可以推导出经济分析中的许多关键性命题。它们包括需求和供给定律、工资和利润率的决定、技术变革、相对价格、利率、债券和股票价格、汇率、贸易条件和贸易差额、经济增长、失业、通货膨胀，以及以周期性复现的以普遍性危机收尾的长期繁荣。在讨论每一个问题时，本书都会把发展起来的理论应用于现代的经验性模式，并将其与新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后凯恩斯主义分析相同问题时所使用的方法进行对比。本书的分析对象是资本主义经济学，与此相关的经济学思想也是用上述方式处理的。经济学思想要用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的经济规律来评价。我认为，这正是古典主义、凯恩斯主义和卡莱茨基主义的方法的本质。
本书的一个重要发现是，尽管异质经济单位（个人或企业）采取不断改变的行动策略，具备相互矛盾的预期，规律性的模式仍会从它们的互动中浮现出来，这是因为总体结果对微观细节“高度不敏感”。在这个框架中，超理性概念不是必需的，因为没有它同样可以推导出所观察到的模式，或者也可以说它是没用的，因为它没有抓住表象之下的驱动力。古典方法以观察实际模式与结果为基础，而新古典传统则以它们的理想化为基础。抽象的方法在两种学术流派中起着不同的作用：对于前者，抽象化意味着典型化；对于后者，抽象化就是理想化。在古典学说中，最终目标是通过逐步引入具体影响因素使理论渐渐贴近现实。在牛顿的理论中，所有质量体在真空中以同样的速度下落，但在流体环境（比如空气）中，它们以不同的速度下落，这取决于其形状、质量及材料构成。引入这些影响因素是走向具体的必不可缺的科学步骤。“理想的真空环境”绝不是我们想要的状态，至少对生物来说不是。
本章继续考察了各种值得深入调查研究的重要模式。我们发现，包括2007年爆发的全球危机在内的普遍性危机，都是在相继发生的长期波动的下滑阶段出现的。我们进一步的任务是将利润驱动型积累和反复出现的长期波动模式联系在一起。面对持续的技术变革，价格和利润率的动荡均等化创造了每个变量的持续性分布。对工资率的分析遵循类似的逻辑，但还包含了其他因素：劳动力在价值附加值的分割中是有能动性的主体；即使在每种职业内部的工资是均等化的情况下，不同职业的工资仍然有所差异。这就促使我们去考察工资分布的形状和函数形式。经济物理学角度的收入分配“两阶级”理论（EPTC）表明，劳动收入趋向于服从指数概率分布（基尼系数为0.50），而财产性收入服从幂律（帕累托）分布。我证明了在第14章发展起来的旨在分析工资和价值总体关系的框架，可以被扩展用以解释由于竞争和职业差异而引发的企业间差异。这可以用来说明劳动收入的指数或近似指数分布是如何得到以及为何得到的。同时，用基尼系数衡量的总体不平等程度，仅仅取决于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率和收入流的金融化程度。这意味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利润–工资比率的显著升高（见第14章和第16章），可以被视为相应时期观察到的总体收入不平等急剧恶化的物质基础。
国家给收入分配的分析增加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国家可以直接干预劳资力量对比，就像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所做的那样（见第14章），并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影响增长与就业。通过改变利润和工资的绝对水平与相对水平，这两种干预都可以改变收入的分配情况。它也可以通过征税和转移支付改变税后收入分配。但是这样的话，我们必须考虑在医疗、教育和一般福利方面的社会支出的影响。一个惊人的发现是，净社会工资，即社会支出和税收之间的差额，在主要国家占比很小，平均只占GDP的1.8%和员工薪资的2.2%。市场工资是劳动力总体生活标准的核心决定因素，即使在福利最好的国家，（社会支出和税收的）大部分作用也只是对工人生活标准做了再分配。
这就引出了我们对皮凯蒂颇具影响力的畅销书《21世纪资本论》的考察。这项研究代表了一种向传统的回归，即基于现实模式进行经济学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社会存在加剧不平等的倾向，这一趋势仅在遭遇诸如世界大战、革命和萧条之类的重大冲击时才有所中断。因为利润率趋向于超过增长率（r>g），以财产性收入为生的那群人收入积累的速度快于以工资和薪金为生的人。他的理论解释依赖正统经济学理论，包括总生产函数及其一般属性等观念。在经验层面，我指出，前文讨论过的收入分配“两阶级”理论方法，可以仅仅通过财产性收入与劳动收入的比率解释总体不平等程度，而这一比率本身取决于价值附加值在工资和利润间的分割，以及相应的收入流的金融化程度。在理论层面，在古典经济学框架内，工资份额（故而利润份额）取决于失业程度和劳资力量对比（见第14章），资本产出比取决于单个企业间竞争引起的被迫降价所引致的技术选择（见7.7节），而利润率则由上述两者共同决定。如果有所谓总产出函数和“伪”边际产量，那么它们也不过是统计的产物（见3.2.2小节）。而且，正常利润率总比正常增长率高，因为前者是剩余与资本存量的比率，后者是剩余中再投资的部分（投资）与资本存量的比率（见15.4节和15.6节）。最后，我认为皮凯蒂对利润率的量度方式是完全不一致的：作为分母的资本存量不仅包括厂房和设备，而且包括土地、住宅不动产和净金融资产；作为分子的利润的量度不包括租金、利息、资本利得和其他构成二级资产收益的项目。这就是他的利润率在大萧条时上升，而在20世纪后半叶的大繁荣中反而下降的原因。这是与事实最背离的发现。
从国际上看，我们必须说明诸如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等具体因素的影响都得到了强化的原因，以及历史、文化和国家的制约在劳动力流动方面发挥更重要作用的原因。正统经济学宣扬完全竞争的愿景和理想化的宏观经济学结论，以证明对市场产生更大依赖的合理性，通过限制工会、增强雇主权力提升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合理性，使国有企业更加私有化以使其资产和员工能为国内外资本而用的合理性，以及向外国资本和商品开放国内市场的合理性。非正统经济学则通常基于自由竞争早已不复存在的观点反驳这些措施。我认为，我们在全球范围内发现的模式来自真实竞争理论的预期：竞争优势属于那些有更低成本的国家，它们成本更低的原因要么是能够阻止或摧毁更低成本的竞争对手，要么得益于国家干预和自然优势等某些历史因素的结合。若没有全球竞争的引力场中所产生的竞争压力，所有这些便都无关紧要了。如果我们未能理解这些资本主义背后普遍准则的具体形式，就会对发展进程产生严重误解。
有关发展的文献的第二个主要分歧存在于正统和非正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之间。面对充分就业理性预期模型的荒谬，转向需求约束型失业的垄断加成模型便似乎有了其合理性。在后凯恩斯主义理论中，企业被免于竞争，并且通过适当的价格加成，单个企业的需求压力能产生它们期望获得的利润。总的结论便是：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使就业接近充分水平。但我们已经看到，即使是在发达国家中，此类政策也不曾成功（见第12章）。古典主义的观点是，竞争创造并保持了一个“正常的”失业劳动力储备池，如果没有相关政策的配合，为了消除失业而刺激经济的任何努力都不会成功。这里的相关政策指的是：使生产力的提高快于实际工资的提高，并以此抵消对利润率产生的任何负面影响，换句话说，就是要阻止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的上升（见第14章）。国际竞争的准则也是一样，只是在此处，单位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必须下降得足够快，以保持相对于国际竞争对手的领先——这恰恰是过去和现在成功发展的经济体的经验。最后，资本主义始终受到它所依存的真实竞争法则的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