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我谨在此对中信出版集团和承担本书中译本出版工作的人员表示感谢！感谢我的好朋友——清华大学赵准副教授的支持和指导！感谢她和她的翻译团队为翻译本书尽心尽力的付出！
本书旨在提供一个连贯一致的理论，以替代新古典经济学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前者从完全竞争视角出发，后者从不完全竞争视角出发，而本书聚焦于真实竞争。真实竞争与完全竞争之间的差异就像战争与芭蕾之间的差异一样巨大。真实竞争理论为卡莱茨基在定价和单位产出利润率方面的发现提供了解释，同时也为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而对有效需求理论而言，众所周知，凯恩斯坚持认为必须从竞争中加以探寻。本书第1章阐释了研究这一课题的动机及其方法论与理论基础，同时列出了每章内容的详细提纲。在这篇序言中，我大概介绍一下本书的内在逻辑框架。
真实竞争而非完全竞争或不完全竞争
被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视为不完全竞争的大部分现象，都可以表示为真实竞争的一系列必然结果。在真实竞争中，制定价格的企业试图通过提供更低的价格排挤其竞争者。削价的生存优势属于生产成本更低的企业，因而企业拥有不懈的动力降低成本，追求更低的工资，开发新的成本更低的技术。劳资之间关于工作时长、工作强度和报酬的冲突，资本向更廉价领域的流动和永不停息的技术变革都基于此。相应地，实际工资、生产率和生产的资本密集度的水平与路径，决定了平均利润率的水平与路径。
相对价格、利率、利润率、汇率和自由贸易
真实竞争为相对价格、股票与债券价格、利率和汇率提供了一个理论上与经验上的解释。在微观经济学层面，只有当预期投资收益超过由利率提供的安全收益，即投资的预期净收益率为正时，企业才继续投资。同样地，预期净收益率也驱动了资本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当某个特定行业的价格高到足以产生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率时，这个行业的新投资就会加速流入，直到其供给相对于需求增加，从而驱使价格和利润率下降。当一个行业的利润率低于平均水平时，就会发生相反的情况。最后的结果是，投资在不同行业中的利润率围绕着总体经济平均利润率动荡地均等化，与之相伴的是，实际市场价格受到反映总体经济平均水平的理论价格（生产价格）的相应调节。同样的过程也发生在银行业，因为银行也是追逐利润的经济实体。银行供给贷款，其价格便是利率。当银行业的利润率高于投资的正常收益率时，新资本会更迅速地流入银行业，直到贷款供给相对于其需求增加，并驱使利率下降；当银行业的利润较低时，则发生相反的情况。因此，利率，以及更具体水平上利率的期限结构，都受到竞争的调节。类似地，实际汇率（即相对国际价格）受到出口和进口的相对实际成本的调节。因此，成本更高的国家将趋向于拥有持续的贸易赤字，并通过国际债务加以抵销——就像我们在实践中发现的那样。自由贸易导致贸易均衡（即每个国家都具有同等竞争力）的观点，是传统经济学的一大谬论。
真实竞争：有效需求的基础
真实竞争理论为有效需求理论提供了一个自然基础。与单个投资一样，总投资的驱动力是总体预期收益率（凯恩斯的边际资本效率）和利率之间的差异。只有这样，利率才受到利润率的调节，对利润率的预期才以索罗斯提出的自反性方式和实际利润率相联系。然后，微观和宏观之环才在真实竞争的基础上实现了闭合。应当注意到的是，凯恩斯坚持其理论根植于“原子般的竞争”，而不是非完全竞争。而卡莱茨基对自己的有效需求理论最初的公式化表达则是基于“自由竞争”的观念。本书试图让有效需求理论回归其本来的基础。
由利润率调节的总供给与总需求
当我们提到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时候，我们指的是总体层面集合的供给和需求，是受到利润率调节的个体行为人做出的上百万个决策所产生的结果的集合。单个企业基于近期的预期经营利润率参与生产（供给），在这个过程中，它们支付原料、劳动力成本、分红、租金和利息费用。对原料的支付产生了对中间投入品的需求，其他支付成为个人收入的基础，个人收入又为消费需求提供资金。同时，企业基于其长期预期净利润率，产生对新厂房和设备的投资需求。因此，短期利润率调节所有由逐利的资本主义企业驱动的供给和消费需求，而长期净利润率调节私人投资需求。真实的宏观经济学既不是供给侧的，也不是需求侧的——它是利润侧的。当然，集合的供给和集合的需求从来不会直接匹配，而是围绕着彼此无休止地波动。于是，动荡的均等化再一次出现，这次是在总体集合的水平上，通过商业周期和持续时间各不相同的波动表现出来。
不依赖理性选择和最优结果
上述任何结论都不需要基于所谓的理性选择，也不需要完美的行为和最优结果作为陪侍，因此，我们不需要将实际结果归因于从各种类型的“不完全”中产生的对“伊甸园”般理想状态的偏离。完全竞争和不完全竞争是同一轭上的双驾马车，要被同时抛弃。当然，实际行为存在真实动机。在这里，重要的是区分逐利行为和最优化行为：消费者向着提供更低价商品的卖家的方向流动，工人向着工资更高的方向流动，雇主向着更便宜的工人和/或更高利润机会的方向流动。在所有这些情形中，异质消费者、工人和企业的个体行为将会因更具体的因素而各不相同。它们有些会成功，有些会失败，有些会突然停止，有些则漫无目的地流动。就像在生物学和物理学中一样，在经济学中，流动和扩散也是密切相关、齐头并进的。
消费者理论：从社会塑造的习惯和收入推导而得
在这个框架中，多样化的消费者基于社会塑造的习惯、收入和财富水平做出个人决策。阶级、人种、性别、种族、家庭和个人历史都发挥着各自的作用。市场适应着消费者决策，但是也用多种方式创造偏好。仅仅依靠这一基础，我们就有可能构建出消费者行为理论，推导出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必需品和奢侈品的价格弹性与收入弹性差异（恩格尔定律），以及凯恩斯主义的消费函数。应该提到的是，消费者面临的社会和文化压力，在性质上不同于企业面临的竞争压力。对企业而言，（因竞争而）灭亡的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新古典理论对消费者和企业的对称性处理完全是错误的。
除非受到严格管控，否则失业是自我复制的
非自愿失业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具有自我复制功能的特征。新古典理论认为充分就业是正常状态。凯恩斯理论和后凯恩斯理论承认存在持续失业的可能性，但认为恰当的政策可以消除持续失业。本书则论证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一些内在的正反馈回路，它们将倾向于恢复一个持续失业水平，除非这些回路被明确地阻碍。利润率在这里也起到了关键作用。无论出于什么原因，当劳动力市场收紧时，实际工资相对于生产率会倾向于增长（即实际单位劳动力成本增加），因而利润率相对于其可能具有的增长趋势会下降。利润率的降低会使增长放缓，从而减少劳动力需求。同时，它会加速机器对劳动的替代，也会减少劳动力需求。最后，不断提高的单位劳动力成本会增强雇主在以下方面的激励，如吸引更多工人加入劳动力大军，或从其他地方引入移民，从而增加劳动力供给。这些反应的净结果便是使某个失业水平得以恢复。
由此可见，尽管刺激性政策在短期内能对产出和就业产生积极影响，但是一旦触碰到净利润率的限制，这些积极影响便会被抵消。20世纪30年代，德国在直接管控物价、工资与利率的同时，通过巨大的预算赤字消除了大量的失业。结果是，该国实际工资下降而生产率充分提高，1931—1939年，其利润率上升了4倍。在二战期间，美国的财政支出提高了6倍，公共债务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0%上升到120%，国民产出迅速增加，1 700万个新工作岗位被创造出来。在这里，利率同样保持在低水平，工资和物价受到调节，因此实际工资比生产率的增长慢很多，法人企业的税后利润翻了一番。但在战后时期，在市场决定物价、工资和利率的背景下，稳健得多的刺激政策引起了工资份额的提高和利润率的降低。随着失业率攀升，每一次连续的刺激都产生了更高的通货膨胀率。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反应扭转了这些趋势。1982—2007年，美国的工资份额下降，利润率保持稳定，利率降低了一半多，因此净利润率显著上升，失业率也从大约10%下降到4.6%。史无前例的政策驱动型全球利率下降与缺乏管制的金融活动的全球扩散携手并进，由此产生的金融和投机泡沫最终在2008年破裂。更近地，2003—2010年，巴西的卢拉政府连续两届致力于一项有益的工作，即扩大消费和减少贫困。这使得巴西的失业率下降，增长强劲，增速达到年均4%，工资份额上升而利润率下降。到2011年，巴西增长开始回落，在2015年，其增长率急剧地由正转负。所有这些情况的教训就是：成功的刺激政策必须管控好对价格、工资和利润率产生的影响。
通货膨胀
最后，注意到以下这一点是重要的，即真实竞争理论处理的是相对价格问题，而价格水平则是单独的议题。在这里，引人注意的事实是：长期通货膨胀是一种现代现象。在从1774年美国独立战争前夕到1939年二战前夕的165年里，美国的消费者价格指数从8上升到14。而在1940—2011年的71年里，价格指数从14上升到225。在前一时期，年通货膨胀率仅为0.6%；在后一时期，年通货膨胀率为3.8%，是前一时期的6.5倍。这种差异反映了法定货币的权力和风险。在现代，公共和私人信贷能够通过向经济体注入任何意愿数量的新购买力来增加总需求。问题是：总供给会如何反应？新古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总是全部利用了实际可得的劳动力，因此，超出充分就业增长的货币供给增长将会引起通货膨胀。凯恩斯主义者则认为，资本主义经常出现持续性失业，所以总需求的充分扩张会先增加就业，直到劳动力储备变得足够少，只有在那时才会引起通货膨胀。在这两种理论中，通货膨胀都被视为接近充分就业的现象。但是，如果这个体系能在就业率变得过高时自动降低它，劳动力供给就不会成为内在的限制。李嘉图和冯·诺伊曼在很久以前表明，平衡增长率的（理论）上限出现在所有剩余都用于再投资的时候，即当资本增长率等于利润率的时候。于是，实际增长率与最高增长率之比就是这个体系的增长潜力利用率的指标，是新古典理论和凯恩斯理论所依赖的基础［劳动力利用率（就业率）］的古典等价形式。从这样一种增长的视角看，总需求的增长创造了一个名义产出增长的拉动力，而增长利用率的收紧则创造了一个实际产出增长的抵抗力。通货膨胀率是名义产出增长率和实际产出增长率的差异。这一观点能够解释出现在不同地点、不同时间的各种现代通货膨胀现象，也能够解释20世纪70年代席卷整个发达世界的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上升之“谜”。
制度与国家
这引出了社会和制度结构的普遍性作用问题。首先，一个其制度、规则和政治结构都在历史进程中发生了巨大而显著变化的体系，是怎样做到仍然遵循同样的基本原理的呢？答案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润驱动力始终保持着核心地位，其支配性创造了一个力场，塑造和连接着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结果。这才是“看不见的手”的恰当含义。
其次，国家当然可以影响事件的进程，但它总是在一个动荡的逐利的舞台上发挥作用。竞争和冲突是资本主义的内在特征，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通过社会化福利和税后购买力再分配，对有关工作条件、失业福利和最低生活水平的斗争做出回应。然而，政府干预仍然没有消灭复现的萧条。在发达国家中，仅仅在过去85年里就发生了三次这样的事件：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危机和2007—2008年如期而至的国际金融危机。尽管如此，它们的影响显然变缓和了：近两次事件中的政府干预遏制了它们对金融领域的影响，并使失业率保持在远低于大萧条时期的水平。这些并不是纯粹的、真正的好处，因为抑制症状也可能同时抑制了恢复，就像20世纪后30年的日本一样。尽管如此，鉴于制度和国家政策具有的缓冲作用，对广大人群而言，较长时期的滞胀也许还是比剧烈的崩溃略胜一筹。持续的技术变革带来的生产率提高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另一独有特点，在这里，制度性机制也加强了工人提高实际工资的能力。正如前文所述，当实际工资的上升快于生产率时，单位劳动力成本将提高，从而使企业的抵抗更加强硬。然后，制度性平衡可能会剧烈转变，就像历史上曾经发生的那样：1947—1980年所谓的“劳动者的黄金时期”让位于1980—2008年“资本的黄金时期”，与前者相伴的是工资份额的上涨、利率的上升和不平等的减少，与后者相伴的则是利润份额的上涨、利率的下降和不平等的急剧增加。在这两个时期，国家都参与其中，先是以福利国家的身份，然后以新自由主义国家的身份。制度是重要的，但它们总是服从于相互竞争的力量。
最后，盈利行为“既不考虑受到的限制，也不考虑道德因素”（Piketty，2014，6）。资本主义的效率由创造利润机会并将其兑现这二者组成。从长期来看，它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但也导致了严重的不平等。它驱动着这些相互矛盾的过程：它吸纳了一些工人，同时也替代了另一些工人；它倾倒有毒物质，也清洁有毒物质；它创造抗癌药物，也生产致癌商品。海洛因的生产与销售、色情文学和性交易，都是有组织且利润丰厚的全球性活动。在这种情况下，正统经济学的巧妙把戏之一，在于把由此带来的社会互动归结为各种各样的外部性。这是理论花招。
全球资本主义
本书主要讨论的是中心国家的经济模式。在具体层面，我们必须说明运输成本、税收和关税对商品与资本流动的影响，以及历史、文化和国家制约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在全球层面，这些都显得更加重要。全球资本主义与下列事项紧密相关：殖民、暴力、奴役、对原住民的屠杀、对潜在竞争者的有目的摧毁、财富向中心国家的大规模转移。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后殖民时代的发展策略试图面向世界市场，并且现代国家成功发展的路径与早前的模式十分相似——当时，现在的发达国家正是通过贸易保护主义和国家干预手段支持自身崛起的。但是，这些策略必须满足下列条件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取得成功：它们隔绝了某些全球竞争压力，并且提供了一个空间，在其中创造出有成本竞争力的、能在国际竞争中繁荣发展的生产者。自由贸易并不能使每个国家都具有同等竞争力：与国内竞争一样，国际竞争青睐的是遵循真实竞争法则的低成本生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