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如果我们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不是用一种创造性的和雅致的文化特征来标记的，如果为此我们伟大的艺术家还要在过去和现在都以极其严肃的强调和伟人所特有的真诚承认这种非同寻常的、对于一个有才华的民族来说深以为耻的事实的话，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在我们德国学者中间还有极大的满足：自最近的战争以来甚至不断地要在骄傲的欢呼中爆发出来并且成为胜利的喜悦的满足。无论如何，人们生活在拥有一种真正文化的信心之中：看起来，这种满意的，甚至凯旋式的信心和一种明显欠缺的巨大反差只有极少数、极罕见的人才能注意到。因为公共舆论所说的一切，都在掩人耳目——那种反差根本不应当存在。这怎么可能呢？什么力量如此强大，能够规定这样一种“不应当”？在德国应当由什么种类的人来统治，以便能够禁止如此强烈和简单的情感，或者阻止这种情感的表达？这种权势、这种人的种类，我想称之为：知识庸人。

庸人这个词显然来自大学生生活，在其较广泛的，但却完全通俗的意义上表示诗人、艺术家、真正的文化人的对立面。但是，知识庸人——研究他的类型、倾听他的告白（如果他作了告白的话），现在成了令人讨厌的义务——之所以有别于“庸人”这个种类的一般理念，乃是由于一种迷信：他误以为自己是诗人和文化人。这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妄念，由它可得出，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庸人，什么是庸人的对立面；因此，当他在大多数情况下郑重地发誓自己是庸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感到奇怪。即使这样缺乏任何自知，他也感到自己坚信，他的“教养”正是纯正的德意志文化的标准表现。既然他到处都发现自己这种类型的学者，而且所有的公共机构、学校、教育机构和艺术机构都是根据他的教养和按照他的需要设立的，所以他也把现今德意志文化的名副其实的代表这种胜利的情感到处传播，并相应地提出自己的要求和权利。现在，如果真正的文化在任何情况下都以风格的统一为前提条件，甚至一种糟糕的和蜕化的文化也汇合成独一风格的和谐的多样性就是可以被设想的，那么，知识庸人的那种妄念中的混淆就可能产生，他到处都发现他自己的齐一的标记，并从所有“有教养者”的这种齐一的标记推论到德意志教养的一种风格统一，简而言之推论到一种文化。他在自己周围感知到的纯粹是同样的需要和类似的观点；无论他走向何方，都立即有关于诸多事物的一种默默的习俗之纽带包围着他，特别是在涉及宗教事务和艺术事务时：这种给人深刻印象的同类性，这种并非命令的，但却立即爆发的tutti unisono⁽²⁾诱导他相信这里会有一种文化。但是，系统的、获得支配地位的庸俗并非由于它是体系所以也就是文化，它甚至连糟糕的文化也不是，而一直是文化的对立面，亦即根深蒂固的野蛮。因为在当代德国的每一个有教养者那里千篇一律地映入我们眼帘的所有那些标记的统一，只是由于自觉地或者不自觉地排斥或者否定一种真正风格的所有艺术创造性形式和要求才能成为统一。一种不幸的扭曲必然已经发生在有学识的庸人的大脑中：他恰恰把否定文化的东西视为文化，而既然他是一以贯之行事的，最终他就获得这样的否定的一个有内在联系的群体，一个非文化的体系；人们甚至可以承认这种非文化有某种“风格的统一”，也就是说，如果谈论一种有风格的野蛮还有意义的话。对他来说，如果在一种符合风格的行动和一种相反的行动之间的决定是自由地作出的，那么，他所抓住的总是后者。而且由于他总是抓住后者，所以他的一切行动都印上了一种否定的同类的标记。恰恰在这种标记上，他认识到由他发明的“德意志文化”的特征：他根据与这种标记的不一致来测量与他敌对和矛盾的东西。知识庸人在这样的场合里只是防御、否定、封闭、自塞双耳、视而不见，他是一个否定的存在者，即便是在他的憎恨和他的敌意中也是如此。但是，他所憎恨的只是把他当作庸人来对待的人，这种人告诉他他是什么：一切强有力的东西和创造性的东西的障碍、一切怀疑者和惑乱者的迷宫、一切疲弱者的沼泽、一切向高大目标奔跑者的脚镣、一切新生幼芽的毒雾、正在寻找的和热望新生命的德意志精神的干涸沙滩。因为它在寻找，这个德意志精神！而你们之所以憎恨它，乃是因为它在寻找，乃是因为它不相信你们，不相信你们已经找到了它所寻找的。只不过这样一种类型，例如知识庸人的类型，如何可能产生，以及当它产生时，它如何可能成长为具有一切德意志文化问题的一个最高裁决者的权力；这如何可能，因为一系列伟大的历史人物已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在自己的所有运动中、在自己的整个表情中、在自己的疑问的声音中、在自己炽热的目光中，所表露的只有一个东西：他们是寻找者，而且他们同样热情地以诚挚的坚韧所寻找的，就是知识庸人误以为已经拥有的东西：真正的、原初的德意志精神。他们似乎在问：是否有一块土地，如此纯洁，如此未被触动，具有如童贞女般的圣洁，以至于德意志精神可以在它上面，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土地上面建筑起自己的家园？这样问着，他们穿越贫乏的时代和狭隘状态的荒野和灌木丛，作为寻找者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了。这就使他们中的一位，在年事已高的时候能够代表所有人说道：“我已经有半个世纪之久历尽艰辛，不曾让自己歇息，而是一直在追求、在研究、在做，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³⁾

但是，我们的庸人教养如何评价这些寻找者呢？它简单地把他们当作发现者，似乎忘记了那些人感到自己只是寻找者。我们拥有自己的文化，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我们有自己的“经典作家”，不仅基础已经有了，而且建筑也已经矗立在这基础之上——我们自己就是这建筑。此时，庸人指着自己的额头。

但是，为了如此错误地评价和如此辱骂我们崇敬的经典作家，人们就必须根本不再认识他们，而且这是普遍的事实。因为若不然，人们就必须知道，只有一种崇敬他们的方式，那就是人们继续前进，在他们的精神中和用他们的勇气去寻找，而且乐此不疲。与此相反，把“经典作家”这个如此引人深思的语词加给他们，时而借他们的著作“陶冶”一下自己，也就是说，沉浸于我们的音乐厅和剧院给每一个付费者许诺的那些软弱无力的和自私自利的刺激，甚至为他们树立画柱，用他们的名字命名节日和协会——这一切都只不过是知识庸人研究他们所支付的现款，为的是在其他方面就不再认识他们，而且尤其是不必追随他们，不必继续寻找。因为：不可以再寻找；这就是庸人的口号。

这个口号曾经有过某种意义：当时，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德国开始了一种如此多种多样的和令人眼花缭乱的寻找、试验、摧毁、预言、预感、希望，并且相互称量，以至于精神上的中产阶级有理由不得不为自己担心。当时，它有理由耸耸肩，拒斥乖僻的和扭曲语言的哲学与热情的、目的明确的、历史沉思的劣质杂拌饮料，浪漫学派聚集的所有神灵和神话的狂欢节在心醉神迷时虚构出的富有诗意的摩登和愚蠢。之所以有理由，乃是因为庸人就连放纵的权利也没有。但是，他利用机会以那种小人的狡黠怀疑一般而言的寻找，要求舒适的发现。他的眼睛盯住庸人的幸福：他从一切放肆的试验逃逸到田园风光的东西中，并且用某种惬意来对抗艺术家不安分地创造的冲动，这是一种对自己的狭隘、对自己的不受干扰，甚至对自己的局限性的惬意。他伸长手指，没有任何多余的难为情，指点着他的生活的所有隐秘的和暗藏的角落，指点着诸多动人的和天真的欢乐，它们是在无教养的生存的最贫乏的深处、仿佛是在庸人生存的沼泽地上长出的孱弱的花朵。

有一些表现能人，他们用秀丽的笔法描摹弥漫在儿童游戏室、学者书房、农房里的幸福、机密、日常生活、农人的健康和一切惬意。手拿这样一些现实的画册，惬意的人们也力图一劳永逸地发现与可疑的经典作家以及由他们出发的继续寻找之要求的一种协定。他们想出了后辈英雄时代这个概念，只是为了拥有安宁，并且在遇到任何令人不快的新东西时都能立刻用“后辈英雄作品”这个拒斥性的判决来打发它。正是这些惬意的人，为了保障自己的安宁这个目的而对历史施暴，试图把一切有可能干扰惬意的科学，尤其是哲学和古典语言文字学，都转化为历史学科。凭借历史意识，他们在热情面前拯救了自己——因为历史不像歌德误以为的那样再产生热情⁽⁴⁾，而恰恰麻木不仁如今才是nil admirari⁽⁵⁾的这些非哲学的欣赏者们在试图历史地把握一切时的目标。在人们伪称憎恨任何形式的狂热和不宽容的时候，其在根本上憎恨的是现实文化要求的占支配地位的天才和僭主政治；因此，人们竭尽全力地在到处有望出现新鲜的和强大的运动的地方使之瘫痪、使之迟钝或者使之解体。一种在杂乱的辞藻下用koïsch⁽⁶⁾遮掩其创作者的庸人表白的哲学⁽⁷⁾，还发明了崇拜日常生活的一个公式：它谈到一切现实事物的合理性，并且讨好也喜欢杂乱辞藻的，但尤其是仅仅把自己理解为现实的、把自己的现实性当作世界上理性的标尺来对待的知识庸人。现在，他允许每一个人和他自己反思、研究某种东西，使之美学化，尤其是使之诗化和音乐化；他也创作绘画，还有全部的哲学，只不过上天保佑，在我们这里一切都必须依然在古人那里，绝不可以动摇“理性的东西”，不可以动摇“现实的东西”，也就是说不可以动摇庸人。庸人虽然完全乐意时而委身于艺术优美的、大胆的进步和一种怀疑主义的历史编纂学，并且对这样的散心和消遣对象评价不低，但他严格地把“生活的严峻”亦即职业、工作连同老婆、孩子与乐趣分离开来；属于后者的大约是涉及文化的一切。因此，一种由自身开始并提出涉及他的职业、他的工作和他的习惯，因而也就是他的庸人严峻的要求的艺术是要倒霉的，他掉头不顾这样一种艺术，就好像他看到了某种淫乱的东西似的，他以一个贞操监护者的神情警告任何需要保护的德性，千万不要往那里看。

如果他在劝阻时表现得如此口若悬河，那么，他是要感谢倾听他并让他劝阻的艺术家的。他让艺术家知道，人们想更容易、更随便地与他打交道，人们对于他这个经受过考验的志同道合者根本不要求精巧的大师之作，而是仅仅要求两点：要么在田园诗或者温和幽默的讽刺诗中模仿现实，直到像猴子一般，要么自由地复制经典作家最受到公认的和最著名的作品，不过要羞羞答答地宽恕时代的趣味。也就是说，如果他只是重视对当前东西的无创造性的模仿或者圣像式地忠实于肖像，那么，他就知道，后者赞颂他自己，增加对“现实的东西”的惬意，前者并不损害他，甚至还有益于他作为一个经典的趣味裁判的名望，而在其余的东西中并不花费新的力气，因为他已经一劳永逸地满足于经典作家本身了。最后，他还为自己的习惯、考察方式、拒绝和庇护发明了“健康”这个普遍有效的公式，并以病态和偏激这种怀疑来清除任何令人不快的捣乱者。施特劳斯这个对我们的教养状态的真正的satisfait⁽⁸⁾和典型的庸人，有一次就这样以具有特色的惯用语谈到“叔本华的虽然绝对精神丰富的，但却常常不健康的和无益的哲学思维”⁽⁹⁾。也就是说，一个讨厌的事实是：“精神”习惯于以特别的好感在“不健康的和无益的人”那里安家落户，甚至庸人也只要一朝对自己诚实，就在与他同类的人带到世界上和市场上的哲学论断中感受到某种常常没有精神的，但却绝对健康的和有益的哲学思维。

也就是说，假定庸人们在自己人中间，他们有时会喝葡萄酒，回想伟大的军事行动，诚实、健谈而又天真。在这种情况下，一些通常被谨小慎微地隐蔽起来的东西就将真相大白，并且偶尔甚至有人泄露出全部兄弟情谊的基本秘密。最近，一位出自黑格尔的合理性学派的著名美学家⁽¹⁰⁾就有这样一个时刻。当然，理由非常充足：人们在纯粹的庸人圈子中纪念一个真正的和纯正的非庸人，甚至是一位在该词最严格的意义上死于庸人的人，纪念出色的荷尔德林，而著名的美学家因此就有了一种权利，来借此机会谈论死于“现实”的不幸灵魂，也就是说，“现实”这个词在上述那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庸人理性。但是，“现实”变成了另外一种现实，问题被提出来了：荷尔德林是否在当前的伟大时代里游刃有余？“我不知道”，菲舍尔说道：“他那如此柔弱的灵魂是否能够忍受每次战争都有的如此之多的严酷事实，是否能够忍受我们战后在极为不同的领域里看到继续发展的如此之多的堕落。也许，他又会陷入绝望。他是没有武装的灵魂之一，他是希腊的维特⁽¹¹⁾，是一个无望的恋人；这是一种充满柔弱和热望的生命，但在他的意志中也有力量和内容，在他的风格中也有伟大、充实和生命，这种风格有时甚至使人想到埃斯库罗斯⁽¹²⁾。只不过他的精神太不坚强了。他缺乏幽默来作为武器。他不能忍受有人在是一个庸人的时候还不是一个野蛮人。”与我们相关的是这后一种表白，而不是席间演说家多愁善感的吊唁。是的，人们承认是庸人，但也是野蛮人！绝不！遗憾的是，可怜的荷尔德林并不能作出如此敏锐的区分。当然，如果人们在遇到野蛮这个词时想到文明的对立面，也许甚至想到海盗和食人者，那么，作出那种区分就有道理了。但显然，美学家想告诉我们的是：人们可以是庸人，但毕竟还是文化人——这里包含着可怜的荷尔德林所缺乏的幽默，他死于这种缺乏。

此际，演说家还忘记了第二个表白：“带领我们超越不幸的灵魂如此深切地感到的对美的渴望的，并不总是意志的力量，而是软弱。”⁽¹³⁾——表白大概就是这样，但却是以集合起来的“我们”，亦即以“被带领者”、被软弱所“带领”者的名义作出的。让我们满足于这些表白吧！现在，我们通过一个消息灵通人士之口知道了两点：第一，这个“我们”实际上超越了，甚至是被带领超越了对美的渴望；第二，这是通过软弱！正是这种软弱，通常在少数轻率的时刻有一个更美的名字：它是知识庸人的著名的“健康”。但按照这种最新颖的教诲，值得推荐的就不再是谈论作为“健康人”的他们，而是谈论懦弱者，或者进一步说，是谈论软弱者。要是这些软弱者不拥有权力该多好！如人们称谓他们的，他们能够做成什么！因为他们是统治者，而且这并不是能够承受一个绰号的正当统治者。只要拥有权力，人们就学着甚至嘲弄自己。在这种情况下，问题并不怎么在于人们是否出丑，因为紫袍什么不能遮掩！凯旋袍什么不能遮掩！当知识庸人承认自己的软弱时，他的强大就昭然若揭了：而且他越是起劲地用犬儒主义方式承认，也就越是清楚地显示出他自视多么重要，他自觉多么优越。这是犬儒主义的庸人表白的圆周句。就像菲舍尔用一个词一样，施特劳斯用一本书来作表白：那个词和这本表白书都是犬儒主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