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事实上，我们的庸人头目是勇敢的，在语词上、在他可以认为通过这样一种勇敢能够使他的高贵的“我们”轻松愉快的所有地方都甚至是极大胆的。因此，旧的隐居者和圣徒的禁欲和自制应当被视为醉后悔恨的一种形式，耶稣可以被描写成在我们的时代几乎不会被疯人院漏掉的狂想者，耶稣复活的故事可以被称为一种“世界历史性的骗术”⁽⁶⁴⁾——这一切我们都想予以容忍，以便研究我们的“经典庸人”施特劳斯所能够拥有的勇气的独特种类。

我们先听一听他的表白：“当然，向世人恰恰说其极少能听到的东西，这是一件不受欢迎的、吃力不讨好的差使。世人乐于宽裕地过日子，像大领主那样收入和支出，如果需要支出什么的话；但是，当一个人合计种种消息，并马上把结算表呈给世人的时候，世人却把他看作一个拨弄是非者。而我的气质和精神历来驱使我干的恰恰是这件事。”⁽⁶⁵⁾这样一种气质和精神，人们无论如何是要称为勇敢的，但依然有疑问的是，这种勇气是一种自然的和原初的勇气，还是毋宁说是一种学来的和人为的勇气；也许，施特劳斯只是及时地习惯了做一个职业拨弄是非者，直到他逐渐地养成了一种职业的勇气。庸人所特有的那种胆怯与这种勇气完全可以和睦相处。这种胆怯特别地表现在需要勇气说出的那些命题的无结果性上。听起来是个雷，天宇却没有荡涤干净。他并没有达到一种好斗的行为，而是仅仅达到了一种好斗的语词，但却尽可能无礼地选择这些语词，在粗鲁的和叫骂的表述中使用就能量和力量而言在他那里积聚起来的一切；在语词消失之后，他就比从未说过话的人还更为胆怯。甚至行动的影像亦即伦理学⁽⁶⁶⁾也表明，他是一个语词的英雄，他避开任何必须从语词继续前进到极为认真的机会。他以值得惊赞的坦率说明，他不再是一个基督徒，但却不想妨碍任何种类的满意；为颠覆一个协会而创建一个协会，这在他看来是自相矛盾的——这根本没有如此自相矛盾。他以某种生硬的惬意把自己包裹在我们的猴子谱系学家的皮外套里，赞扬达尔文是人类最大的行善者之一——但是我们惭愧地看到，他的伦理学是完全脱离“我们如何理解世界”这个问题而建立起来的。在这里有一个表现自然勇气的机会；因为在这里，他必须背弃他的“我们”，并且能够大胆地从bellum omnium contra omnes⁽⁶⁷⁾和强者的优先权中引出生活的道德规范；这些规范当然必须仅仅起源自一种内在无畏的意义，例如霍布斯的意义，以及一种卓越的真理之爱，这种真理之爱完全不同于始终仅仅在对僧侣、奇迹和复活的“世界历史性骗术”的诋毁中爆发出的真理之爱。因为人们会以一种真正的、认真贯彻的达尔文主义伦理学来反对在所有这些诋毁中所支持的庸人。

“一切道德行为”，施特劳斯说道，“都是单个的人按照类的理念的自我规定”⁽⁶⁸⁾。把这说得清晰些、易于理解一些，就叫作：作为人活着，而不是作为猴子或者海豹活着。可惜这一命令只是不可用的和没有力量的，因为在人这个概念下，综合了各种各样的东西，例如巴塔哥尼亚人和施特劳斯硕士，因为没有人敢于以同样的权利说：作为巴塔哥尼亚人活着！而且：作为施特劳斯硕士活着！但是，如果有人提出要求：作为天才活着，也就是说，作为人类的理想表现活着，而且毕竟是偶然地要么作为巴塔哥尼亚人，要么作为施特劳斯活着，那么，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要忍受有天才癖的傻瓜的纠缠不休，利希滕贝格已经抱怨过这种傻瓜在德国蘑菇般的滋生，他们大喊大叫地要求我们，让我们聆听他们最新信仰的表白。施特劳斯甚至连一次也没有学过，从未有一个概念能够使人更为道德、更善，道德说教之容易，同于创立道德之难⁽⁶⁹⁾；毋宁说他的任务从他的达尔文主义前提条件下出发，认真地解说和推导实际上已经现存着的人的美善、仁慈、爱和自制，而他更喜欢通过跃入命令式来逃避解说的任务。在这一跃中，甚至可以发现他也轻率地跳过了达尔文的基本命题。⁽⁷⁰⁾“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施特劳斯说道，“你是人而不是纯然的自然生物；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所有其他人都同样是人，也就是说，无论有多少个人的差异也都和你一样是人，具有与你同样的需要和要求——这就是一切道德的总和”⁽⁷¹⁾。但是，这一命令是从哪里响起的？人如何能够在自身中拥有这种命令！因为按照达尔文的说法，人毕竟完全是一个自然生物，而且按照完全不同的规律一直发展到人的高度，恰恰是因为他在每一时刻都忘记其他同类的生物有相同的权利，恰恰是因为他在这时感觉到自己是更强大者，逐渐地造成其他蜕化得更弱的标本的衰落。然而，在施特劳斯不得不假定从未有过两个存在者完全一样，人从动物阶段一直到文化庸人的全部发展都依赖个体差异的规律的时候，他也毕竟毫不费力地又宣布相反的东西：“你要这样做，就好像不存在个体的差异！”⁽⁷²⁾施特劳斯—达尔文的道德学说何在，而勇气又何在！

立刻，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证明：那种勇气是在什么界限上转化为它的对立面的。因为施特劳斯继续说道：“在任何时候都不要忘记，你和你在你自己里面和在你自己周围所感知的一切，都不是没有联系的碎片，都不是原子和偶然性的紊乱混沌，而是一切都按照永恒的规律出自一切生活、一切理性和一切善的唯一根源——这就是宗教的总和。”⁽⁷³⁾但是，从那“唯一根源”中，同时流溢出一切败亡、一切非理性、一切恶，而其名字在施特劳斯那里就叫作宇宙。鉴于这样一种矛盾的、取消自身的性质，这个唯一根源如何可以配享一种宗教的崇敬，并被名之为“上帝”，就像施特劳斯在第365页所做的那样：“我们的上帝并不从外部把我们揽入他的臂中（人们在这里当作矛盾来期待的是一种非常奇妙的从内部揽入臂中），而是他为我们在我们内部开启了慰藉之源泉。他向我们指出，尽管偶然性是一个非理性的世界统治者，但必然性，亦即世界上的原因之链环，却是理性自身。”（一种唯有“我们”没有注意到的欺骗，因为“我们”是在把现实的当作合理的这种黑格尔式的崇拜中，亦即在结果的神化中教育大的）“他教我们认识到，向一个唯一的自然规律的实施要求一个例外，就叫作要求万有的毁灭。”恰恰相反，硕士先生：一个诚实的自然研究者相信世界的无条件的合规律性，但丝毫不谈这些规律本身的伦理的或者理智的价值；他会把诸如此类的陈述视为一种不安分守己的理性的极为神人同形同性论的举止。但在诚实的自然研究者断念的同一处地方，施特劳斯为了用自己的羽毛装饰我们，作出了宗教的“反应”，在自然科学上和知识上不诚实地行事；他直截了当地假定，一切发生的事情都有极高的理智价值，因而绝对地合理，目的明确、井然有序；其次，它们包含着永恒的美善的一种启示。因此，他需要一种完备的宇宙正义论，如今处在不利于仅仅考虑神义论，例如可以把人的全部存在理解为一种惩罚行为或者净化状态的人的情况之中。在这一点上，并且在这一困境中，施特劳斯甚至有一次作出一个形而上学假设，一个存在着的，而且在根本上只不过是莱辛式语词的不情愿模仿的最干瘪、最蹩脚的假设。“莱辛的那另一句话（第219页说道）是：如果上帝在其右手中拿着真理，在其左手中拿着对真理的唯一的，尽管在不断犯错的条件下也一直活跃的冲动来供他选择，那么，他会谦恭地落入上帝的左手中，乞求他左手中的内容——人们历来把莱辛的这句话归为他留给我们的最杰出的话。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他不知疲倦的研究兴致和活动兴致的天才表现。这句话之所以始终给我造成一种如此特殊的印象，乃是因为我在它的主观意义背后还听到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客观意义的声音。在它里面，难道不是有对叔本华式关于听错了主意的上帝除了进入这个可怜的世界之外不知道怎么作更好的粗俗言论的最佳回答吗？也就是说，如果创造者自己也持莱辛的意见，喜欢争夺甚于喜欢平静的占有呢？”因此，确实有一个给自己保留着不断犯错却追求真理的上帝，也许甚至施特劳斯也谦恭地落到上帝的左手中，要对上帝说：你拿全部真理吧。如果真有一个上帝和一个人听错了主意，那么，这就是这个施特劳斯式的有犯错和失误的业余爱好的上帝和施特劳斯式的必然因这种业余爱好而倒霉的人——这里人们当然听到了“一种具有深远影响的意义”，这里流淌着施特劳斯的起缓解作用的普世之油，这里人们预感到一切生成和一切自然规律的合理性！真的吗？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世界岂不像利希滕贝格有一次所说的那样，是一个还未正确理解事情的下等存在者的作品，是一个尝试吗？岂不是一个尚未加工的试件吗？在这种情况下，施特劳斯本人必然承认，我们的世界恰恰不是理性的舞台，而是错误的舞台，一切合规律性都不包含令人慰藉的东西，因为一切规律都是由一个犯错的，而且出自娱乐犯错的上帝给予的。看到施特劳斯作为形而上学建筑师到云端里去建筑，这确实是一出赏心悦目的戏剧。不过，这出戏剧是为谁上演的？为高贵的和迟钝的“我们”，以便哪怕是不败坏他们的幽默：也许，他们在世界机器僵硬的和无情的齿轮组合中间陷入了恐惧，战栗地向他们的领袖求助。因此施特劳斯让“起缓解作用的油”流淌，因此他用绳子牵来一个出自嗜好而犯错的上帝，因此他扮演着一个形而上学建筑师的完全令人惊诧的角色。他之所以做这一切，乃是因为那些人惧怕和他自己惧怕——而恰恰这里是他勇气的边界，甚至对他的“我们”亦是如此。也就是说，他不敢诚实地对他们说：我把你们从一个助人为乐、大慈大悲的上帝那里解放出来，“宇宙”只不过是一个僵硬的齿轮组合罢了，它的齿轮应当不会把你们碾碎！他不敢这样做：这样就必须有那个女妖，亦即形而上学。但对庸人来说，甚至施特劳斯的形而上学比基督教的形而上学更可爱，一个犯错的上帝的观念比一个行奇迹的上帝的观念更令人有好感。因为他自己，亦即庸人，犯错误，但却从未行过奇迹。

正是出自这一理由，对庸人来说天才是令人憎恨的：因为恰恰天才有理由享有行奇迹的声誉；因此，认识施特劳斯为什么在唯一一处地方自命为天才和一般而言精神的高贵本性的勇敢捍卫者，是极有教益的。到底为什么呢？出自恐惧，而且是对社会民主党人的恐惧。他要人注意俾斯麦、毛奇，“他们的伟大要比其出现在明显的外在活动的领域里更难以否认。在这里，即便是那些家伙中的最固执的和最暴躁的，也只得稍稍向前看，才能看到这些高大的形象，至少直到膝盖”⁽⁷⁴⁾。硕士先生，您也许想给社会民主党人一个挨脚踢的指导吗？给上这样一脚的善良意志到处都是现成的，而在这一程序中被踢者却可以看到这些高大的形象，“直到膝盖”，这一点，您已经可以保证了。“即便是在艺术和科学领域”，施特劳斯继续说道，“也从不缺少建设性的国王，他们给一大群零工找活干”⁽⁷⁵⁾。好的——但要是零工们在建设呢？有这样的事，形而上学家先生，这您是知道的——那么，国王们就必然要笑了。

事实上，肆无忌惮和软弱、极大胆的语词及怯懦的适应的这种统一，对人们能够如何以及用什么样的词句给庸人造成深刻印象、用什么样的词句抚慰庸人作出的这种斟酌，装模作样有力量的性格却对性格和力量有这种缺乏，装腔作势有经验的优势和成熟却对智慧有这种欠缺，这一切就是我对这本书所厌恶的东西。如果我设想年轻人能够容忍，甚至重视这样一本书，那么，我就会悲伤地放弃我对他们未来的希望。一种贫乏的、没有希望的和真正可鄙的庸人习气的这一表白应当是施特劳斯所说的那成千上万的“我们”的表达，而这些“我们”又是后起一代的父亲。对于每一个想帮助后代达到当代不具备的东西、达到真正德意志文化的人来说，这是一些极其糟糕的前提条件。这样一个人觉得大地被灰烬所覆盖，一切星辰都黯淡无光；每一棵枯死的树、每一片荒芜的原野都在向他大声疾呼：不会结果！毫无希望！这里不再有春天！他的心情必然变得如同青年歌德看到《自然的体系》的阴沉沉的、无神论的黑夜时的心情一样：他觉得这本书如此灰色、如此基米里⁽⁷⁶⁾、如此死气沉沉，以至于他费了很大劲来忍受它的在场，以至于他面对它就像是面对一个鬼魂那样毛骨悚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