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第一部分 古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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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欧洲东西部地区的划分早已是历史学家讨论的传统问题。实际上，这个传统可以追溯到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学派的创始人利奥波德·兰克（Leopold Ranke）时代。在1824年兰克发表的第一部著作《拉丁和日耳曼国家的统一史纲》中，这一传统是全书的基础。在书中，兰克将欧洲大陆东部斯拉夫人排除在他所主要讨论的西方大国的共同命运之外。“这部分不属于我们的国家统一体，他们的习俗和制度与我们的不同。在那个时代，他们不能产生独立的影响，只是以从属的或敌对的方式出现，可以这样说，他们是随着普遍的历史运动的起伏而运动的。”[1]只有西部欧洲人才参与了蛮族入侵、中世纪的十字军东征和现代的殖民征服运动——即兰克所说的是“那个无可比拟的共同体的三次深呼吸”[2]。若干年后，黑格尔（Hegel）指出，“在某种程度上，斯拉夫人被笼罩在西方理性之下”，因为“有时，作为欧洲的前沿——中间地带——他们参与了基督教的欧洲和非基督教的亚洲之间的争端”。但是，他的关于东部欧洲地区历史的看法与兰克的看法一致：“目前这部分欧洲人被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因为迄今为止，在理性世界的链条里，它还没有以一个独立链节的身份出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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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半世纪以后，当代史学家们已不再采用如此说法。地理名词的含义取代了种族差别的内涵，但是从“黑暗时代”以来的区分本身在事实上没有改变。换个说法，这个名词的应用始于封建主义兴起之时，在那个时代，罗马帝国内部先进的东部和落后的西部之间的古典的地区关系开始第一次决定性地倒转过来了。这个转变的标志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过渡中的任何一个方面都可找到。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中，琼斯（Jones）研究了近期有关古典时代衰落的文献，将罗马帝国衰落的原因集中在帝国内部东西部地区的结构差异上。东部由于有众多的富庶的城市、发达的经济、小农相对巩固的市民社会以及地理上远离蛮族入侵的直接冲击的位置而存在了下来；而在西部地区，由于人口分散，城市衰弱，造成贵族统治、农业的高额租金、政治的无政府状态和对入侵的日耳曼人的消极抵抗[4]。古典时代的结束以阿拉伯人的征服为标志，这场征服造成了地中海地区的分裂。东部地区成为拜占庭帝国，其政治和社会体系有别于欧洲大陆其他地区。正是在这个黑暗时代形成的新的地域范围里，东西方对立的内涵改变了。布洛克（Bloch）的权威解释是：“从8世纪以来欧洲中西部地区的社会集团划分十分明显，社会的组成部分，虽然种类不同，却被极端类似和持续的联系牢牢地巩固在一起。”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中世纪的欧洲诞生了。“中世纪的欧洲经济——这是一个由古老的、五个‘世界的组成部分’中借用来的地理名词，用于确切地表达一个实际存在的人类现实——是以一些凯尔特人的孤岛和斯拉夫人的边缘为外围的、拉丁和日耳曼集团的经济，它们的文化逐渐获得认同。……由此理解并由此限定欧洲是早期中世纪的产物。”[5]布洛克明确地把今天的东欧地区排除在他所研究的大陆社会之外：“东部斯拉夫人的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归入其中……。从科学研究的角度看，不可能把它们的经济状况与它们西部的邻邦相提并论。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和特殊的发展轨迹绝对不允许类似的混淆：就像19世纪经济史中将欧洲和欧化的国家与中国和波斯混为一谈一样。”[6]布洛克的继承者承认他的观点：欧洲的构成和封建主义的形成，一般都限定在欧洲大陆的西半部里，而把东半部排除在外。杜比（Duby）干脆将他的研究9世纪以后早期封建经济的著作命名为《西方中世纪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7]。同一时代由于封建主义而形成的文化和政治结构——这几个世纪的秘密革命[8]——是萨瑟恩（Southern）《中世纪的形成》一书的主要论题。这个标题广泛地表达了一种省略性地、含蓄地将一段特定的时间与空间等同的意思；书中第一句话就是：“从10世纪末期到13世纪早期西欧的结构是本书讨论的主题。”[9]在这里，中世纪完全被用于西欧的世界。东西方的差别，从古典时代后期开始就在近现代史学方法论中显现出来，其源头实际上与封建主义本身是同时的。任何一个研究欧洲大陆各个历史时期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必须首先思考欧洲封建主义产生的具体发源地。只有确定了这一点，才有可能明确东西部地区历史分歧的程度和造成分歧的历史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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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兰克（Leopold Von Ranke），《从1494到1514年罗马和日耳曼人的历史》（Geschichte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莱比锡，1885年，1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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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兰克，同上书，30页。
[3] 黑格尔（G.W.F.Hegel），《历史哲学》（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伦敦，1878年，3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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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琼斯（A.H.M.Jones），《从282到602年的晚期罗马帝国》（The Later Roman Empire, 282—602），牛津，1964年，第2卷，1026—10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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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布洛克（Marc Bloch），《历史文集》（Mélanges Historiques），巴黎，1963年，第1卷，123—124页。
[6] 布洛克，同上书，124页。
[7] 杜比（Georges Duby），《西方中世纪农村经济和乡村生活》（L' Economie Rurale et la Vie des Campagnes dans l'Occident Médiéval），巴黎，1962年；英译本，伦敦，1968年。
[8] 萨瑟恩（R.W.Southern），《中世纪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Middle Ages），伦敦，1953年，13页。
[9] 萨瑟恩，同上书，11页。
第一章 奴隶制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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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用许多篇幅论述资本主义的缘起时开始，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研究这个问题就成为众多研究者研究的主题。对封建主义起源的研究，在历史唯物主义领域内还没有进行多少：作为新生产方式的一种不同的转化形式，它从来没有被列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现在我们已经看到，它对于整体历史形态研究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资本主义转化。吉本（Gibbon）对于罗马的衰落和古典时代终结的结论是严谨的，其中也许是自相矛盾地第一次提出了这个今天才被充分认识的真理：“这是一场将被永远记住的并且至今仍然影响世界各国的革命。”[1]与资本主义初期出现的原始积累的特点相反，欧洲封建主义的缘起是“灾难性的”，先前的两种不同的生产方式同时衰落，衰落中不可融合的因素的重组削弱了正常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综合，因此始终保持着混合的特点。封建生产方式的双重的祖先自然是：曾经是罗马帝国基石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瓦解，以及蛮族入侵后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在新家园站稳脚跟，他们原始的生产方式出现扩张和转型。这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在古典时代的后几个世纪中缓慢地瓦解，并互相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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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了解它是怎样发生的，首先必须追溯整个古典世界文明发生的最初发源地。希腊罗马文明一直是各个城市的组成中心。早期希腊城市和后期罗马共和国的自信与辉煌，其耀眼的光芒照耀了以后的多少个世纪，它的城市政体和文化所达到的鼎盛程度是其他任何时代都无可比拟的。哲学、科学、诗歌、历史、建筑、雕塑、法律、行政、流通、税收、选举、辩论、征募——所有这些都出现并发展到了一种无可比拟的成熟和强大的地步，虽然同时在城市文明的边缘总留给后人一些假象（trompe l'oeil）。在类似的城市文明之后再没有出现过与之相称的城市经济类型，相反，支撑着其知识分子和市民活力的物质资源却被来自农村的占压倒优势地位的冲击所牵制。古典世界的绝大部分基础是庞大的、无所改变的农村。农业经济是全部历史长河中占有绝对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恒久地支撑着城市文明本身的繁荣。希腊罗马的城市，从来没有手工业者、商人和生产者所控制的社团，它们最初是而且通常是土地占有者聚集的城市。无论是实行民主制的雅典（Athens），还是实行寡头制的斯巴达（Sparta）或元老院制的罗马，其行政规则必定是被农业占有者控制的。他们的收入来源于在城市周围的农庄中生产的谷物、油、葡萄酒——古代社会的三种主要作物。城市中从事制造业的人是少数的、原始的：一般城市产品不外乎织物、陶器、家具和玻璃制品。技术是简单的、受限制的，运输费用极高。古典时代生产的结果不像后期那样集中发展，而是压缩和分散，因为距离决定着相关的生产费用，而不是劳动分工。有关古典时代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所占比重的图示说明，公元4世纪来自罗马帝国各城市的财政收入最终首次归入君士坦丁（Constantine）“五年期纳税”（collatio lustralis）所规定的帝国税收体系，即城市财政收入总额不得超过土地税的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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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两种经济产量的统计并不足以削弱古典时代城市经济的重要性。因为在一个正规的农业社会中，城市交换的毛利是极小的，但是它从根本上超过任何农业经济的优越性仍然是决定性的。造成古典文明的这一与众不同的形式的前提是其海洋文明特点[3]。希腊罗马文明本质上是地中海文明的精华，因为内陆贸易只能通过水路连接，海上中途和长途运输是实现物物交换的唯一可行的方法。海洋对于贸易的巨大重要性可以从这样一个简单事实看出：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时代，在地中海两岸的叙利亚和西班牙之间运输大麦，海上运输距离比陆路运输短75英里[4]。因此，拥有曲折的岛屿、港口和岬角的爱琴海地区成为最早的城邦发源地，并不是偶然的；雅典作为城邦的典范，其建立应得益于它的海上商业运输的优势；当希腊化时代希腊殖民运动向近东地区扩张时，亚历山大里亚（Alexandria）成了埃及的主要城市，它也是埃及历史上第一个港口首都；位于台伯河上游的罗马成为水边大都市。水是贸易和交往中不可替代的中介，它使城市有可能向更集中和更成熟的方向发展，并远远超过农村经济的发展速度。海洋是古典时代奇异光辉的向导。古典时代城市和乡村的特定结合是可能使用的最后一步，因为这在中心地区是不存在的。地中海是地球上面积最大的内陆海，它拥有最快捷的海上运输速度和抵抗最大风浪的陆地避风港。古典时代在全球历史中独一无二的地位是与它的地理优势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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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地中海为古代文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地理环境，其历史内涵和新意却是其中的城市联系的社会基础。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就是希腊罗马世界的重要发明，它是希腊罗马兴旺和衰亡的决定性特点。对这种生产方式的起源必须加以说明。奴隶本身在整个近东文明中以各种形式存在（其后亚洲其他地区也是如此），但是它一直是一种不纯正的司法形式——经常采取债务奴隶和刑事劳役的形式——在其他混合的劳役形式中，它只是向前发展的社会等级中带有依附和不自由特点的不定型的社会统一体中的低级形式[5]。它也从来不是希腊化时代以前的各君主政体中残余的血统论占统治地位的形式，它是主要的乡村劳动力的边缘存在的一种残余形式。苏美尔人、巴比伦人、亚述人和埃及人的帝国——与后来地中海世界稀疏的、旱地农业形式相对立的，建筑在集中的、灌溉农业基础上的大河国家——并不是奴隶制经济，而且它们的司法体系也缺乏鲜明的单独的奴隶制的观念。是希腊城邦最早在形式上确立了绝对的奴隶制度并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并由此从一种从属的设施发展成为一套系统的生产方式。古典希腊化世界当然从来没有停留在完全使用奴隶劳动上，自由农民、依附民和城市工匠一直在不同的希腊城邦中以不同的形式结合，而且与奴隶制并存。此外，他们自身在从一个世纪到下一个世纪的内部和外部发展过程中，两者的比例都会有明显改变：每一个具体的社会组织都是不同的生产方式的特定组合，古典时代的那些国家也不例外[6]。但是，古希腊的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方式是奴隶制，它控制着各类地方经济之间繁杂的关系，它给整个城邦文明留下深刻印记。罗马也一样。在古典文明的鼎盛时期——希腊从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罗马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奴隶制在劳动体系中是庞大的和普遍存在的。古典城市文化的顶点以奴隶制的鼎盛为标志；它在希腊化时代的希腊和基督教的罗马的衰落同样以另外一种生产方式的确立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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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时代之后的希腊作为奴隶生产方式的发源地，其占有的奴隶人口的总数，由于缺乏任何可信的统计，还无法准确地计算出来。那些被认可的数字之间差距很大，但是近来有一种说法认为，在伯利克里（Pericles）时代，雅典的奴隶与自由民比率大约是3比2[7]。在开俄斯（Chios）、艾吉纳（Aegina）或科林斯（Corinth），奴隶人口在不同时代可能更多；同时在斯巴达，农奴人口要远远多于公民人数。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很自然地注意到“城邦中必定有大量奴隶”，同时色诺芬（Xenophon）在描述雅典的兴旺景象时写道：“该城邦应当拥有公共奴隶，而每个雅典公民都能拥有3个奴隶。”[8]在古典时代的希腊，奴隶第一次超越了家务劳动的界限而被用于手工业、工业和农业生产中。同时，当奴隶劳动普遍使用时，它的内涵相应地变得绝对了：它不再是多种劳役中的一种可有可无的形式，而逐渐发展到了一个完全失去自由的极端，与一种新的不受束缚的自由矛盾地并存着。因为它确实是一种完全独立于奴隶人口之外的形式，所以它相应地提高了希腊城市中公民的地位，并使司法意义上有意识的自由达到了一种迄今未知的高度。希腊化的解放制度和奴隶制度是不可分的：一种是另一种的构成条件，这是一种双重系统。在近东诸帝国中，还没有先例和相应的社会等级制度，也没听说过自由公民权的概念或奴隶财产[9]。这种深刻的司法变化本身是在社会上和观念上与由于奴隶生产方式的发展所创造的经济奇迹相关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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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注意到，古典时代的文明体现了在占绝对优势的农村经济中城市高高凌驾于农村之上的特点，与后来的早期封建世界形成了对照。这种没有地方性工业的繁华的大城市出现的前提是在农村有奴隶劳动的存在：因为它可以使土地所有者阶层从土地中脱离出来，使他们从土地中获取基本财富而转化成为一个实际的城市公民。亚里士多德运用因果关系表达了希腊古典时代后期社会观念的结果：“那些耕种土地的人在观念上应是奴隶，他们不是全部从一个民族中召集来的，他们在气质上也没有活力（因此能长年不息地工作也不会造反），他们的特性，往好的方面说，类似于次一等的蛮族农奴。”[10]罗马农村的高度发达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是最具特色的，在那里甚至管理工作也授权给奴隶的监管人和管事官，安排各个组织的奴隶下田耕作[11]。奴隶大地产与封建庄园不同，允许居住地与收入永久分离；提供给富裕的有产者阶层的富余产品可以在不居住于该土地的情况下领取。直接的农业生产者与城市的占有者之间的联系不是固定的，也不以土地所在地为中介（如后来的附属于土地的农奴制）。相反，它是城市典型的货物买卖的普遍的商业行为，在那里，是典型的奴隶买卖市场。古典时代奴隶劳动由此体现出两种互相矛盾的特性，在各个统一体中隐含了希腊罗马世界的城市自相矛盾地早熟的秘密。一方面，奴隶制反映了最基本的农村可想象的劳动的堕落——人自身由于丧失了各种社会权利及法律权利而转化为无生命的生产工具，与驮兽无异：根据罗马理论，农业奴隶被认为是“会说话的工具”（instrumentum vocale），与“半会发声的工具”（instrumentum semi-vocale）家畜处于同等地位，这两种都是可买卖的动产（instrumentum mutum）；另一方面，奴隶制同时也是迄今所知的最严厉的商业化劳动形式：在大城市的商品交换市场，劳动力整个下降为被买卖的物品。古典时代大量奴隶的特色在于农业劳动（这一点不是任何地方一直这样，而是总量上的情况）：他们日常的组合、分配和派遣受城市市场的影响，在城市中很多奴隶当然也是受雇用的。奴隶制因此把城市和农村连接在一起，成为转向城市过分的利益的经济转折点。在城市和农村，战俘农业依然存在，它造成城市统治阶级与农村统治阶级的巨大差别，并作为地中海地区这种农业的补充，促进了城市间贸易的发展。在交通枢纽就是整个经济结构的中心的世界里，奴隶的优势之一是，它是一种卓越的可移动的商品[12]。他们可以毫不困难地从一个地区被运到另一个地区，可以被训练成具有各种技能；另外，在供给富庶的时代，在使用雇佣劳动或自由手工业者的地方，奴隶价格是低廉的，因为他们的劳动是灵活的。古典时代特别是雅典和罗马鼎盛时期，城市有产阶级极尽奢华和享乐——由于这种劳动体系的普遍存在而造成大量剩余产品，留给了其他不从事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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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野蛮的、有利可图的赚钱方式所需要的费用是高昂的。在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关系决定了它与古代生产力具有不可克服的矛盾。它最终导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瘫痪。这期间古典文明的经济技术自然有所进步。没有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在其上升时不伴随着物质进步，奴隶制生产方式在新的社会劳动分工结构确立的过程中使经济取得了重大进步。其中，被认为比较有利可图的可能是酒文化和油文化的扩展，旋转碾磨机碾磨谷物的引进以及面包质量的改良。螺旋压榨机设计出来了，吹玻璃技术发展了，供暖系统更加完善了，使用联合收割的方式收割谷物，植物学知识和土地灌溉技术也有可能有所发展[13]。因此，在古典世界，技术并没有完全停滞不前。但是同时，也没有产生出能够推动古代经济向新的大规模生产力发展的一系列重要的发明。历史上再没有比古典时代全方位的技术停滞更令人震惊的了[14]。将从雅典兴起到罗马覆亡的8个世纪的文献与其后兴起的、时间跨度同样长的封建生产方式相比，足可以理解静态经济与相对的动态经济的差别。当然给人以更深刻印象的是古典世界自身文化和上层建筑的生命力与迟钝的经济基础的差距：古典时代的手工技术不仅相对于后世的外部标准，而且相对于它本身的知识基础来讲，也是微小的和原始的——但毕竟在它自身的知识水平的高度上，在最关键的方面比随后的中世纪的水平要高得多。很少有人怀疑奴隶制经济结构从根本上要为这种不正常的不成比例的现象负责。亚里士多德用一句话言简意赅地总结了这种社会准则：“最杰出的城邦不会使手工工人成为公民，因为今天手工劳动的主体是奴隶或外国人。”[15]这类城邦反映了奴隶制生产方式的观念，而在古代世界的实际的社会结构中没有成为现实，但其逻辑一直是古代经济实质所固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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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手工劳动与失去自由紧密结合在一起，也就失去了自由发明的社会基础。奴隶制对于技术的消极影响不仅单纯造成奴隶劳动本身平均生产率的低下，而且造成奴隶使用总量的低下，他们逐渐地影响到所有的劳动方式。马克思曾试图表达过他们所致力的一种著名的甚或是隐晦的理论模式的行为类型：“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支配着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16]农业奴隶本身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旦监督放松，就几乎没有动力去称职认真地完成他们的经济任务；他们最合适的工作是在集约化的葡萄园和橄榄林中。另一方面，许多手工业奴隶和一些耕作奴隶，在有限的流行的技术领域是有很高技术能力的，因此，奴隶制对技术来说并不是基础性限制的直接原因，虽然这对于它自身的权利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但是在包围着古典世界全部手工劳动的社会观念的媒介中，奴隶制以降低身份的耻辱玷污了雇佣劳动甚至是独立劳动[17]。奴隶劳动一般来说不比自由劳动生产率低，特别在某些领域中更是这样；但是它确立了两种劳动的步调，因此在一个排除了文化和发明技术的普遍应用的经济空间中，两种劳动之间并没有产生较大的区别。物质工作与自由环境的脱离是如此严格，以致在希腊语中没有一个词表达劳动的概念，无论它是作为社会功能还是作为个人行为。农业和手工业基本都相信要“适应”自然，而不是改变自然，它们是服务方式。柏拉图（Plato）也绝对地将工匠排除在城市整体之外，对他来说，“劳动处于人类价值之外，在某些方面似乎甚至与人的本质对立”[18]。预先计划的技术，人所创造的对自然界的先进手段，与整体的人被吸收为自然界的“会说话的工具”是不相容的。生产力是根据“会说话的工具”的长年不懈的工作确定的，它阻碍了对于节省劳力的任何设计的持久的关心，从而降低了所有劳动的价值。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存在的城邦来说，古典时代典型的横向的扩张之路是地理上的征服，而非经济上的扩展。古典文明因而在本质上具有殖民的特点：通过定居和战争，在上升势头中的城邦细胞一成不变地繁殖它自己。掠夺、贡赋和奴隶是扩张的中心目标，这些就是殖民扩张的方式及结果。军事力量也许比在其他生产方式中都更加紧密地与经济发展相关，因为此前或此后奴隶主要的唯一的正常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供养自由的城市作战军队也有赖于奴隶在家坚持生产；战场提供了在农田的劳动力，而反过来，被俘的劳动者则导致了从军公民的产生。帝国主义扩张的三个高潮可追溯至古典时代，它们依次以各不相同的特点构成了希腊罗马世界的总体模式：雅典的、马其顿的和罗马的。每一种模式都反映了一种海外征服的政治和组织问题的解决方法，每一种模式都被后一种模式所吸收和超越，但都没有逾越共同的城市文明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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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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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马帝国衰亡史》（The History of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第1卷，1896年［伯里（Bury）主编］，1页。吉本在有关他的著作修订本的计划中，曾经对这句话作过修改，将范围局限在欧洲国家，而不是全世界的国家。他问道：“难道亚洲和非洲，从日本到摩洛哥，都曾经对罗马帝国有所了解或记忆吗?”（同上书，XXXV页）他很快又进一步阐述了世界其他地区怎样“感受”到欧洲的冲击以及他所记载的“革命”的基本秩序；但无论是遥远的日本，还是紧邻的摩洛哥，都不可能受到他所论述的地区历史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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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465页。税款由negotiatores，即城市中从事各种商业活动的人，如商人或手工业者缴纳。尽管回报极少，它对城市人口来说是强制性的、不得人心的，因而正常的城市经济是脆弱的。
[3]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他的两部伟大的、但被忘却的研究著作《古代农业状况》（Agrarverhältnisse im Altertum）和《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Die Sozialen Gründe des Untergangs der Antiken Kultur）中，第一个着重强调了这个基本事实。见《社会经济史论文集》（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Sozial-und Wirtschaftsgeschichte），图宾根，1924年，4页以下，292页以下。
[4]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841—8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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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芬利（M.I.Finley），《奴役和自由之间》（Between Slavery and Freedom），载《社会和历史比较研究》（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第6卷，1963—1964年，237—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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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通篇文献中，“社会形态”一般应指“社会”。马克思主义者认为，社会形态观念的意义就是强调，在已知的任何历史社会整体中可能产生的生产方式的多种多样（heterogeneity）性。相反，“社会”一词不加评论地反复出现，常常充分反映一个历史整体中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内在统一的假设，实际上，这种单纯的统一特性并不存在。而社会形态，除非在特殊情况下，通常指各种不同生产方式在一种占统治地位（dominance）的生产方式的组织下的结合。这个差别，参见波朗查斯（Nicos Poulantzas），《政治权力和社会等级》（Pouvoir Politique et Classes Sociales），巴黎，1968年，10—12页。清楚这一点后，就可以避免在使用“社会”一词时有所局限，在此不赘述。
[7] 安德鲁斯（A.Andrewes），《希腊社会》（Greek Society），伦敦，1967年，135页。他指出，在公元前5世纪，当公民人数大约在4.5万人时，全体奴隶的人数在8万—10万之间。这种提出量值的方式，可能比确定比例高低的方式会得到更广泛的支持。但是，所有现代的、有关古典时代的史书，都缺乏关于人口数量和社会等级的可靠信息。根据公元前4世纪雅典人口下降时城市谷物的进口数量，琼斯确定，奴隶与公民的比率为1比1，见《雅典民主》（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76—79页。而芬利认为，在前5世纪和前4世纪的鼎盛时期，比率应为3比1或4比1，见《希腊文明是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吗?》（Was Greek Civilization Based on Slave Labour?），载《历史》（Historia），第8期，1959年，58—59页。韦斯特曼（W.L.Westermann）的《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The Slave Systems of Greek and Roman Antiquity），费城，1955年，9页，是以古代奴隶制为主题的现代论著中最通俗易懂的一部，他所确定的比率为安德鲁斯和芬利所接受，即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时奴隶数量约为6万—8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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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7，iv，4；色诺芬，《方法论》（Waysand Means），IV ，17。
[9] 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42—43页；芬利，《奴役和自由之间》，236—2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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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政治学》，7，ix，9。
[11] 在罗马共和国和元首制发展的鼎盛时期，奴隶劳动存在的普遍矛盾性的影响是，某些类别的奴隶地位上升，占据了内政和职业的地位，又有利于解放有技术的自由人之子，并随之将其提升至公民阶层。这个过程并不是为古典奴隶制的人道主义辩护，而是罗马统治阶级从任何一种劳动形式——哪怕是行政领域中——完全解脱的另一个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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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韦伯，《古代农业状况》，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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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见基希勒（F.Kiechle），《罗马帝国奴隶劳动和技术进步》（Slavenarbeit und Technischer Fortschritt im römischen Reich），威斯巴登，1969年，12—114页。莫里茨（L.A.Moritz），《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和面粉》（Grain-Mills and Flour in Classical Antiquity），牛津，1958年；怀特（K.D.White），《罗马农业》（Roman Farming），伦敦，1970年，123—124、147—172、188—191、260—261、452页。
[14] 如往常一样，芬利很有说服力地提出了普遍问题，见《古代世界的技术革新和经济进步》（Technical Innovation and Economic Progress in the Ancient World），载《经济史评论》（Economic History Review），第18期，第1号，1955年，29—45页。关于罗马帝国的专门记载，见沃尔班克（F.W.Walbank），《恐怖的革命》（The Awful Revolution），利物浦，1969年，40—41、46—47、108—110页。
[15] 《政治学》，3，iv,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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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Grundrisse de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konomie），柏林，1953年，27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757页。——译者）。
[17] 芬利指出，希腊语中penia一词的意思，传统上与ploutos意思相反，即“贫穷”与“富裕”，事实上，它还有更广泛的贬低的意义，指“苦工”或“强制的苦工”，甚至包括富裕的小土地所有者，他们的劳动处在同样的文化阴影的笼罩之下。芬利，《古代经济》（Ancient Economy），伦敦，1973年，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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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韦尔南（J.P.Vernant），《希腊神话和思想》（Mythe et Pensée chez les Grecs），巴黎，1965年，192、197—199、217页。韦尔南的两篇短文《普罗米修斯及技术职能》（Prométhée et la Fonction Technique）和《古希腊的劳动及其性质》（Travail et Nature dans la Grèce Ancienne）中对“创造性实践”（poiesis）和“一般性实践”（praxis）的区别，以及耕作者、手工业者和放债人与城邦的关系，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亚力山大·哥瑞（Alexandre Koyré）曾经致力于讨论希腊文明技术停滞的原因，认为，原因不在于奴隶制的存在和劳动的贬值，而是因为物理学没有发展，使数学计算方法无法用于现实世界，见《精密宇宙中大概的世界》（Du Monde de l'À Peu Près à l'Univers de la Précision），载《评论》（Critique），1948年9月，806—808页。他坦言，这样做的目的，是避免这种现象的社会学解释。但是在别的场合，他本人承认，中世纪同样没有物理学，虽然产生了有活力的技术，但这不是科学的进展，而是生产关系的进程造成技术的演变。
第二章 希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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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琴海地区希腊城邦的出现早于正式意义上的古典时代，它的大致轮廓也只有从现有的一些非文字材料中可见一斑。约公元前1200年迈锡尼（Mycenean）文明衰落后，希腊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黑暗时代”，当时文献散失，经济、政治生活倒退回基本的家庭生活阶段，原始的农村世界在荷马（Homer）史诗中有所描写。紧接着在公元前800—前500年间的希腊古风时代，古典文明的城市格局首先缓慢地明朗化了。在有历史记载以前的一段时间里，地方王权被部落首领所取代，城市在这些贵族的控制下建立和发展起来。与古风时代部落首领的统治同时出现的是长途贸易的重新兴起（主要对象是叙利亚和东方），钱币的绘饰［公元前7世纪在吕底亚（Lydia）发明］，以及字母文字的产生［由腓尼基（Phoenicia）文字发展而来］。城市化的进程是稳健的，向海外地中海地区和黑海地区的扩张，直至公元前6世纪中叶殖民时代结束，海内外大约有1500座希腊城市——值得重视的是，没有一座城市与海岸的距离超过25英里。这些城市必定是农民和土地所有者集中居住的中心，在这个时代的典型的小城市中，耕作者居住在城里，日出时出城耕作，日落时回城——城市范围一般包括城市周围的农田以及全部农业人口在内。这些城市的社会结构仍然有许多过去的部落特点：它们的内部机构以世袭集团为主要特征，其中血缘术语反映了传统的农村部落在城市的翻版。因此，城市居民依规模和内涵依次被正规地组织为“部落”（tribes）、“胞族”（phratries）、“部族”（clans）。“部族”是排外的部落贵族集团，“胞族”可能最初是他们的民众追随者[1]。对于古风时代希腊城市的一般政治结构所知甚少，因为与罗马相应发展阶段的情况不同，它本身并没有在古典时代保存下来，但是有理由相信，他们是建立在血缘贵族凌驾于城市其他人口的特权统治的基础上的，政府统治以排外的部落首领议事会统治城市为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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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风时代的最后一个世纪，这种普遍的秩序由于“僭主”（tyrants）（公元前650—前510年）的兴起而中断了。这些专制者破坏了先辈的部落首领对城市的控制状态，他们代表了新的土地所有者和新兴的富人，他们在上个世纪的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财富，并将他们的权力在大得多的程度上建立在没有特权的城市居民的认可的基础上。实际上，公元前6世纪的僭主统治造成了向古典城邦的关键性的转变。因为正是在他们那个时代，希腊古典文明的经济和军事基础得以确立起来。僭主是古风时代希腊城市双重过程的产物。钱币的使用和金融经济的扩展，与希腊贸易和人口积聚的快速增长是同步的。公元前8—前6世纪的海外殖民浪潮，是这种发展的最明显的表现。而希腊葡萄酒和橄榄的产量更高，生产和种植也比同时代的谷物农业更广泛，这也许给希腊在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交换带来了更多的好处[2]。这种发展所提供的经济机遇造就了一个新兴的富裕的农村所有者阶层，他们从传统的贵族阶层分离出来，而且在某些情况下受惠于辅助的商业活动。这个集团的新的财富与城市的任何相应的权力是不相称的。同时，人口的增长，古代经济的扩张和瓦解，导致在土地上最贫困阶层中产生尖锐的社会紧张局势，他们常常是容易服从或隶属于贵族土地所有者的，现在处于新的过度紧张和不确定性的折磨之中[3]。下层农村的不满者和上层新近富裕者结合起来的压力，迫使城市贵族统治的狭窄圈子崩溃。城市内政治巨变的结果极有特点，即出现了公元前7世纪和前6世纪僭主的短暂统治。僭主自己通常是拥有大宗财富的暴发户，他们的个人权力以进入城市中代表名誉和地位的社会集团为标志。而他们的胜利一般是利用贫民的普遍不满，他们最持久的贡献是实行对一般平民阶层有利的经济改革，以此获得他们的认可或容忍以保持权力。实际上，在与传统贵族的冲突中，僭主客观上阻止了对农村财产的垄断，这是它的无限制统治的最终趋势，并且也是造成古风时代的希腊——仅仅除塞萨利（Thessaly）内陆平原之外——不断恶化的社会贫困的原因。在这个时期，小农农庄被保存下来，并在整个希腊得到了巩固。由于前古典时期文献依据的缺乏，这个过程发生的不同类型，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它们的后来影响推想出来的。第一次重要的、反对部落贵族统治的斗争，导致了僭主的成功统治，并且受到了下层阶级的支持。这次斗争发生在公元前7世纪中期的科林斯，该地是希腊最早兴起的贸易中心，在那里巴奇代（Bacchiadae）家族对于城市的传统统治被取消了。但是，发生于雅典的梭伦（Solon）改革则是最明确和最好的有记载的例子，可能也是那个时代最普遍的形式。梭伦本人不是僭主，为了平息公元前6世纪初阿提卡（Attica）爆发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激烈的社会斗争，他被授予最高权力。他的最重要的措施是废除土地债务奴役，这是典型的使小土地所有者受制于大土地所有者并成为他们的附庸民，或者使租户成为贵族土地业主的俘获奴隶[4]。其结果是阻止了贵族地产的发展，小型和中型地产得以稳定化，并在后来成为阿提卡农村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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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秩序伴随着新的政治分配形式。梭伦剥夺了贵族对官僚职位的垄断，将雅典人口依收入分为四个等级，前两个等级可以担任高级行政长官，第三等级可担任低级行政长官，第四等级，也就是最低等级，拥有公民大会中的选举权。此后公民大会成为这个城市的常设机构。在随后的30年里，伴随着城市货币的产生和地方贸易的增长，雅典经历了商业的飞速发展时期。公民内部的社会冲突迅速产生并加剧，在僭主庇西特拉图（Peisistratus）控制政权时达到了顶点。正是在他的统治下，雅典社会结构最终形成了。庇西特拉图主持的建筑计划为城市手工业者和劳动者创造了受雇用的机会，并使皮里优斯（Piraeus）之外的海上交通得以繁荣发展。但是最重要的是机制，他以公共信贷的方式给雅典农民以直接的财政支持，这一方式最终保证了他们在古典城邦形成前夕的自治和安全[5]。小农和中农顽强地存在着。这个经济过程——反之，却没有在罗马发生，使后来罗马的社会史形成了完全不同的特色——在整个希腊看来是具有普遍性的，虽然其背后的事件在雅典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有文献记载。在别处，农村土地占有的平均面积有时更大，但只有在塞萨利，大贵族地产才占有统治地位。希腊公民的经济基础是数量不多的农业财产。大约伴随着这种社会在僭主时代的确立，城市的军事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军队一般由重甲步兵（hoplites）组成，重甲步兵是地中海地区希腊人的创造。每个重甲步兵自费配备武装和盔甲，因此，这种军队以一种相应的经济基础为前提，事实上，重甲步兵一般是从城市中等农民阶级中召集而来。他们的军事威力在下一个世纪希腊人对波斯人的战争所取得的重大胜利中显示出来。但他们在城邦政治组织中的中枢地位才是至关重要的。此后，希腊“民主制”或扩大的“寡头制”的前提是自持武器的公民步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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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巴达是第一个体现了重甲步兵在战争中的社会成果的城邦，它的进步使前古典时代的雅典有了一个奇特的对立面。因为斯巴达没有经历僭主统治阶段，这个正常的转移阶段的空缺造成后来的经济和政治制度具有特殊的特点，它把先进的和古朴的形式混合成为一种独特（sui generis）的模式。斯巴达城原来征服了伯罗奔尼撒地区（Peloponnese）相对广大的内陆部分，最早是东部的拉哥尼亚（Laconia），后来是西部的美塞尼亚（Messenia），两地的居民成为奴隶，称为“黑劳士”（helots）。对于周围民族的土地扩张和社会征服是在君主统治下完成的。但是公元前7世纪在占领美塞尼亚后或随后镇压了美塞尼亚起义后，一次剧变在斯巴达社会发生了——在传统上，它归功于传奇性的改革者来库古（Lycurgus）。根据希腊传说，土地平均分配，分给斯巴达人的称作“小块份地”（kleroi），由属于城邦的黑劳士耕种；这种古老的土地占有形式后来被认为是不可出让的，而新近得到的土地作为个人财产则可以买卖[6]。每个公民都必须支付规定数量的实物给一类由黑劳士厨师和侍者服务的同餐会（syssitia），不能自觉执行此项义务的人将失去公民权而成为“下等人”，与此不幸伴随而来的是不可出让的份地有被有目的征用的可能。这套系统最终在斯巴达人中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集体统一体，他们骄傲地称呼自己为“平等的人”（hoi homoioi），虽然完全经济意义上的平等从来没有在斯巴达公民权中体现过[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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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以份地农业为基础产生的政治体系相对来说，是新颖的，而君主制如同在其他希腊城市那样，从未完全消失。但是在授予两个国王家族时，它却降低为一种世袭的将军职位，受双重义务的限制[8]。另外，在其他方面，斯巴达“王”只是贵族的成员，参加三十人长老议事会或先前统治城市的元老院（gerousia），而没有任何特权。在古风时代早期典型的君主和贵族之间的冲突，现在由于两者在制度上的互相妥协而得到了解决。但是在公元前7世纪，普通公民组成了一个完整的城市议事会，他们有决定长老议事会所提出的政策的权力，而长老议事会则变为一个选举机构；五个年度执政官或五长官通过全体公民的直接选举而拥有最高的执行权力。公民大会的决议可以被元老院否决，五长官也被授予一种格外集中的专断权力。但是，在古典时代以前形成的斯巴达宪章，在这个时代却仍然是最先进的。实际上，它反映的是希腊第一个重甲步兵获得了公民权[9]。它的首次出现确实是以新的重甲步兵在征服和攻克美塞尼亚附庸民的战斗中发挥作用为开端；此后，斯巴达以其无敌的纪律和勇猛的重甲步兵部队而闻名于世。斯巴达人第一流军事力量的产生应归功于普遍存在的黑劳士的劳动，他们的劳动使公民从直接的生产中完全解脱出来，可以用全部精力训练职业军事技能。结果是创造了拥有约8000—9000名成员的斯巴达公民团体，他们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政治上拥有公民权，这比同时期希腊任何一个国家的贵族统治和后来的寡头统治都更广泛、更平等。斯巴达社会组织和政治结构在古典时代的极端保守的特点，导致它在公元前5世纪显现出停滞和落后的特征，实际上这是公元前7世纪时它率先改变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结果。最早确立重甲步兵制度的希腊城邦成为最后一个改变的城邦，古风时代产生的最初的模式保留到500年后斯巴达最终灭亡的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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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别的地方，正如我们看到的，希腊城邦向古典化过渡的进展是缓慢的，僭主统治往往是发展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阶段，正是它们的农业立法和军事改革为公元前5世纪希腊城市的形成作好了准备。但是，古典希腊文明的发展必须有一次更进一步的、更全面的、决定性的改革。这自然是指奴隶作为财产的大规模使用。小型或中型土地所有制的存在解决了阿提卡和其他地方原有的社会危机，但其本身往往会束缚希腊文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使之停留在“彼奥提亚”（Boeotian）水平上，阻碍了更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和城市上层建筑的发展。相对平等的农民公社完全集中在城市，它们简单的组织形式不可能创造古典时代首次拥有的灿烂文明。因此，有必要使之普遍化，控制剩余产品劳动，解放统治阶层，建设一个新的公民和知识文化的世界。“广义的奴隶制是希腊文明的基础，任何人若想尝试废除它，用自由劳动代替它，整个社会就会发生错位，雅典和斯巴达悠闲的上层阶级就会被废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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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古典时代的希腊，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伴随着拯救自由农民和废除债务奴役的改革，新一轮的、对于奴隶劳动需求的急剧上升并不是偶然的。一旦社会分化的势头在希腊社会组织的内部被阻止，对于统治阶层来说，依赖进口奴隶就是解决劳动力短缺的有效办法。奴隶的价格——多为色雷斯人（Thracians）、弗里吉亚人（Phrygians）和叙利亚人——极其低廉，不超过一年的供养费用[11]，因此，雇用奴隶在整个希腊本族人社会中就得以普及，以至于最底层的手工业者和小农都可以拥有奴隶。类似的经济发展在斯巴达首先提早发生，因为正是大规模的农村黑劳士制度在拉哥尼亚和美塞尼亚的先期产生，才促成斯巴达组织严密的兄弟会的出现，促成希腊古典时代以前首批奴隶人口以及最早的重甲步兵公民权的产生。但是，同别处一样，早期斯巴达首先停止了进一步改进的步伐，黑劳士制度使奴隶制保持着“未成熟形式”的状态[12]，因为黑劳士不可以买卖，不可以释放，并且大多属于集体所有，而非私人财产。全面商品化的奴隶制受市场交换的控制，并被引进原来是敌对方的希腊城邦。至公元前5世纪——古典城邦发展的顶峰时期，雅典、科林斯、艾吉纳以及其他任何一座重要城市所拥有的大量奴隶人口的总数，大多超过了自由公民的总数。正是奴隶经济在矿业、农业和手工业领域的确立，导致希腊城市文明迅速地达到鼎盛。自然，如前所述，它的影响并不是简单地表现在经济领域内。“奴隶制当然不只是一种经济上的必然，它对于整个公民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都是极端重要的。”[13]
古典时代的城邦由于奴隶制系统组织的建立而发现了新的关于自由的观念，现在，自由公民的身份在奴隶劳动者的衬托下，十分鲜明突出。古典希腊最早的“民主”制度在公元前6世纪中期的开俄斯有所记载，根据记载，正是传统型的开俄斯在希腊城市中率先从东方的蛮族中大规模进口奴隶[14]。在雅典，梭伦改革后，僭主时代奴隶人口急剧上升，随之，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创造了一种新制度，它废除了传统的、有利于部落贵族保护人与被保护人的关系的人口部落划分方法，公民被重新依地域组成地方“市区”（demes），确立了用抽签方式选举扩大了的五百人议事会，由它与公民大会相结合，决定城市事务。公元前5世纪是希腊城邦类似“审议”（probouleutic）选举的政治形式普及化的时代，一个在公民大会中遴选出来的小一些的议事会提出公共事项，由公民大会决定，公民大会没有创议权（虽然在更加民众化的城邦里，公民大会晚些时候得到了此种权力）。议事会和公民大会构成的差别，以及城邦中掌管行政事务的执政官的选举，显示了各个城邦中“民主制”和“寡头制”的地位高下。众所周知，由独裁的五长官控制的斯巴达制度，与以全体公民大会为中心的雅典模式是完全相反的。但是，基本分界线并没有超出城邦的有选举权的公民，他们却是被划分为组织或阶层的，将公民——无论是8000个斯巴达人还是4.5万个雅典人——与他们以下的非公民和非自由人划分开来。古典城邦社会，无论其内部怎样划分，都是建立在构成它整个形式和实质的奴隶劳动的基础之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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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古典希腊的城邦之间不断互相对立和互相侵略，在公元前6世纪后期，殖民化进程中止后，典型的扩张渠道是军事征服和贡赋。随着公元前5世纪早期波斯军队被驱逐出希腊，雅典逐步获得了对爱琴海地区各敌对城市的至高无上的统治权。从太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至伯利克里几代人建立起来的雅典帝国，显示出具有一个城邦统治下的、政治统一的希腊的气象和实力。其物质基础是雅典自身的独特状况和位置，它在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上都是最大的希腊城邦——虽然领土面积仅1000平方英里，拥有大约25万人口。阿提卡的农业体系是当时的普遍形式，可能也是一种突出的形式。根据希腊标准，大土地所有者拥有100—200英亩地产[15]。在阿提卡，大地产很少，甚至富有的土地所有者也只是拥有许多小农田而不是集中的大地产。拥有70英亩甚至45英亩土地，就是在一般水准之上了，而最小的土地拥有者所拥有的面积只是5英亩多一点；至公元前5世纪末期，四分之三的自由公民拥有农村财产[16]。奴隶参与家庭服务和田野劳动——他们主要耕种富户的土地——并参加手工业劳动；在农业劳动中，也许同样在手工业劳动中，奴隶人数可能不及自由劳动者，但是他们的总数超过了全体公民的数量。公元前5世纪，雅典大约有8万—10万名奴隶，而公民大约有3万—4万名[17]。三分之一的自由人口在城市居住，其余人口大多居住在附近的村庄里。公民由“重甲步兵”和“日佣级”（thetes）等级组成，比例约为1∶2，后者是最贫困的人口，他们无力购置重甲步兵的装备。重甲步兵和“日佣级”的主要区别在于收入，而不是在于职业或居住地，重甲步兵可能是城市手工业者，而半数以上的“日佣级”则是贫穷的农民。在这两类最普通的成员之上是两个人数更少的富裕公民阶层，他们是雅典社会最上层的、约300个富裕家庭的精英[18]。这种社会结构，有明显的阶层，然而公民中间不存在明显的界限，这一点成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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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监督雅典行政管理的五百人议事会，从全体公民中，通过抽签方式选拔出来，目的是避免有权势者的操纵和裙带关系的干扰。城邦中仅有的、重要的选举职位是10个军事长官，他们可以因此进入城邦的上层。议事会不再给公民大会提供待决的议案，现在，公民大会本身集中体现着绝对的最高权力和政治创议权，而议事会只准备议事日程和提出需要决定的重要事项。公民大会每年召开不少于40次的会议，平均与会人数超过5000名公民，即使审议常规事项，法定人数也是6000人。所有重要的政治问题都在会上直接讨论和决定。辅助城邦立法中心的司法体系由公民中通过抽签选举出来的陪审员组成，他们领取报酬，这使得穷人可以如议事会成员那样履行职责；支付报酬的原则，在公元前4世纪，扩展到公民大会本身的与会者。实际上，无论何种行政职位都不是永恒的，行政职务要通过抽签在议事会成员中分配，而小规模的警察部队则由西徐亚（Scythia）奴隶组成。自然，在实践中，公民大会中由于受到从城市中传统的富人和出身好的家庭或后来的新富人家庭中选拔出来的职业政治家对雅典政制的非正式的控制，直接的公民民主会有所削弱。但是，这种社会控制从来没有被合法地确立和巩固，反而经常有被推翻和反对的危险，这是因为政体的民众性质还在发挥作用。两者的矛盾在雅典城邦结构中，在体现着城邦无与伦比的文化的思想家们中间，激起了他们对城市史无前例的民主的一致谴责——他们是修昔底德（Thucydides）、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Isocrates）或色诺芬。雅典从来没有创造出任何一种民主政治理论，实际上，所有上述阿提卡哲学家或史学家都是主张寡头政治统治的[19]。亚里士多德在其简要而富有想象力的著作中，精选了他们对于理想城邦中全体体力劳动者是否应剥夺公权问题的认识的精华[20]。奠定了雅典文明基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必然会在城邦中有特权的社会阶层中发现它最初始的思想表达方式，城邦下层深处潜在的剩余产品劳动造就了高水平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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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雅典社会形态结构是不足以在希腊创造帝国霸权的。雅典经济和社会中所具备的两个特点，使得雅典与公元前5世纪时期的其他希腊城邦进一步脱离。首先，阿提卡的劳里昂（Laureion）蕴藏着希腊最富有的银矿。在那里，劳动以大规模的奴隶劳动（约3万人）为主，正是这些矿藏的资助，雅典海军才得以创立并为他们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战胜波斯海军提供了保障。雅典白银是雅典海上力量的源泉。另外，它使阿提卡货币成为跨地区贸易的中介——后者是当时在海外被广泛接受的唯一一种希腊货币——为城邦商业财富的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在雅典，还集中着大批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他们促进了城邦财富的增长。他们不被允许拥有土地，却控制了城邦的贸易和工业，使城邦成为爱琴海上的焦点。使雅典获益的海上霸权，因而具有了一种与这个城市的政治发展趋势密切相关的关系。由中农组成的重甲步兵阶层在城邦中的人数约为1.3万名，是公民的第三等级。而雅典海军则从下一等级的、比较贫困的“日佣级”中招募而来；划桨手有工资报酬，一年中有8个月服役。他们的人数实际上与步兵持平（1.2万人），正是他们的存在保证了雅典政体中民主的广泛传播，与那些单独由重甲步兵等级构成城邦社会基础的希腊城邦形成了对比[21]。正是金融业和海军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使雅典的统治更加近似于帝国的统治，同时也促进了雅典的民主化进程。城邦的公民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各种形式的直接税的豁免权，特别是土地所有者——在法律上限于公民——无论在什么条件下都不负担国家财政，这是城邦中农民自治的关键条件。雅典内部的公共收入来源于城邦财产、间接税（如港口税），以及富人阶层献给城市“祭祀仪式”的无偿的财政资助。这种宽松的财政制度又以公众支付陪审团服务费用和海军全部使用雇佣劳动的形式作为补充，这样的结合有助于加强雅典内部和平的程度，这是雅典人政治生活的特色[22]。这种公众和谐的经济代价在雅典的海外扩张中得到了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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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斯战争中产生的雅典帝国实际上是海洋组织，是为使爱琴海地区的希腊城邦强制服从而设置的。在雅典社会中，正规的移民的作用是次要的，但决不是微不足道的。重要的是，在希腊城邦中，唯独雅典创造了特殊的海外公民（cleruchs）阶层，他们拥有从海外反叛的同盟者中没收殖民土地的特权，而同时又保留他们在雅典故乡的全部司法权，这有别于其他所有的希腊殖民地。在公元前5世纪，通过赐予海外土地，稳固的海外公民的移民地和海外殖民地已确保城邦中有超过1万个雅典人由“日佣级”阶层晋升到“重甲步兵”阶层，因此极大地加强了军事力量。但雅典帝国统治的首要任务却不是在这样的移民运动上。雅典势力在爱琴海地区的扩张所创造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它真正的作用是协调和剥削已经城市化的海岸和岛屿，通过维持常备海军的金融贡赋体系，以希腊自由保卫者的名义共同抵御东方的威胁，因而它实际上是雅典对盟友实施帝国压迫的主要工具。公元前454年，以抵御波斯为初衷而创立的提洛同盟（Delian League）的中心金库已经被雅典所控制。公元前450年，与波斯达成和平协议后，雅典人拒绝了解散同盟的请求，这时雅典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帝国。公元前440年，在雅典鼎盛时期，雅典帝国体系包括约150个城市，主要是爱奥尼亚人（Ionian）城市，他们每年上缴现金给雅典的中心国库，无权拥有自己的海军。帝国的全部贡赋实际上占阿提卡内部收入的50%多，毫无疑问，这为伯利克里时期城邦内部城市和文化的高度繁荣提供了财政上的支持[23]。由于财政上的支持，在国内，海军固定雇用了大多数下层公民，公共建筑成为城市中最突出的景象，其中以帕特农神庙（Parthenon）为标志。在海外，雅典警察中队警卫着爱琴海海域，同时，政治驻节使、军事长官和巡回长官的统治保证了附属城邦的地方长官服从统治。对于附属城邦的公民，当他们受到怀疑不忠诚于雅典城邦时，雅典法庭拥有镇压的权力。[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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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雅典对外势力的扩展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虽然商业发展的主要受益者是雅典的拥有部分公民权的外国人团体，但是，它也可能刺激了爱琴海地区贸易和手工业的发展，在爱琴海地区，阿提卡货币通过政令得以普及，海上掠夺遭到镇压。同时，帝国统治体系也得到附属城邦中贫困阶层的赞同，因为雅典的监护一般意味着地方民主政体的确立，以便与帝国城市本身保持一致，而财政税收负担则落在上层阶级的头上[25]。但是它不能创造这样一种制度，能够将这些同盟者都囊括在一个统一的政治体系内。雅典公民权在国内十分广泛，而在海外的非雅典人中却一直无法实行，因为一旦实行，它将与公民大会中的直接居住地民主产生矛盾，它只在一个很小的地理范围内，才可以实行。因此，尽管雅典统治具有民众色彩，但是在伯利克里时期，帝国内部统治的“民主”基础必然在爱奥尼亚，它的“同盟者”那里造成“独裁”统治，它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殖民掠夺的统治漩涡中。在那里，没有产生平等和联盟的基础，而只可能产生一种更加寡头化的制度，同时，雅典城邦的民主本质——其原则是直接参与，而不是代表制——则阻碍着这样一种官僚机器的产生，它可以用行政高压手段维持帝国对于不断扩大的领土的统治。城市中几乎没有任何独立的或专门的国家机构，从本质上来说，其政治结构不赞同将专门的文官或武官的官吏体系脱离于全体普通公民，雅典民主明确表明拒绝任何一种“国家”与“社会”的划分[26]。因此，就不存在帝国官僚体制的基础。雅典的扩张主义之所以随之很快崩溃，不仅是因为其自身机制的相互矛盾，而且还因为以斯巴达为首的、以寡头统治为主的希腊本土城市的抵抗而加快了崩溃的速度。斯巴达同盟的特点是寡头统治的联盟，这是与雅典倾向相反的一面，因而具有优势。斯巴达同盟的势力完全建立在重甲步兵有产者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与平民阶层结合的基础上，因此，斯巴达城市霸权的统一并不涉及金融税收领域和军事垄断领域，从而使得斯巴达同盟所固有的、对于其他希腊城市的威胁一直比雅典小。由于缺少可靠的内陆作为后盾，雅典军队难以补充兵力和物资，因此不足以抵抗陆地上的对手的联盟[27]。伯罗奔尼撒战争紧接着贵族对附属民起义的镇压，有产者阶级从一开始就已经与大陆上的寡头势力联合起来了。尽管如此，波斯帝国必须用黄金资助斯巴达舰队，使斯巴达同盟有能力使雅典帝国在陆地上被来山得（Lysander）毁灭之前，终止雅典的制海权。此后，尽管经济从长期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相对迅速地复苏，希腊城市却再也没有条件从内部诞生一个统一的帝国了，在希腊，各城市中心的实力过于接近，而关系又过于复杂，使它们不能一致协力进行对外扩张。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城市，正如古典时代城邦所经历过的一样，在日益增长的财政危机和征兵困难中逐渐衰落，显露出日益逼近的时代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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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30
[1] 安德鲁斯，《希腊社会》，伦敦，1967年，76—82页。
[2] 见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的观点，《西方的兴起》（The Riseof the West），芝加哥，1963年，201、273页。
31
[3] 弗雷斯特（W.G.Forrest），《希腊民主的产生》（The Emergence of Greek Democracy），伦敦，1966年，55、150—156页，他强调农村新的经济增长点；安德鲁斯，《希腊僭主》（The Greek Tyrants），伦敦，1956年，80—81页，则注重小农阶层的社会地位的下降。
32
[4] 梭伦改革前阿提卡贫农是租户还是土地所有者，这一点尚未确定。安德鲁斯认为可能是前者，但是他们的后代没有从梭伦那里得到实质性的重新分配，因此也许不是前者。
[5] 芬利，《古代希腊》（The Ancient Greeks），伦敦，1963年，33页，认为，庇西特拉图的政策对于阿提卡农业经济独立的重要性大于梭伦改革。
33
[6] 关于最初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甚或后来份地的不可出让性，都存在着疑问，如琼斯，《斯巴达》（Sparta），牛津，1967年，40—43页。安德鲁斯虽然提出疑问，他却更相信希腊的信念，见《希腊社会》，94—95页。
34
[7] 有关支持斯巴达社会军事力量的份地面积的讨论很多，所确定的可耕地面积为20—90英亩，见奥利瓦（P.Oliva），《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Sparta and Her Social Problems），阿姆斯特丹—布拉格，1971年，51—52页。
[8] 有关体制的结构，见琼斯，《斯巴达》，13—43页。
[9] 安德鲁斯，《希腊僭主》，75—76页。
[10] 安德鲁斯，《希腊社会》，133页。对比埃伦伯格（V.Ehrenburg），《希腊国家》（The Greek State），伦敦，1969年，96页：“如果没有享有部分公民权的外侨或奴隶，城邦几乎不可能存在。”
35-36
[11] 安德鲁斯，《希腊社会》，135页。
[12] 奥利瓦，《斯巴达及其社会问题》，43—44页。黑劳士还拥有自己的家庭，偶尔还承担军事义务。
[13] 埃伦伯格，《希腊国家》，97页。
37
[14] 芬利，《古代希腊》，36页。
38
[15] 弗雷斯特，《希腊民主的产生》，46页。
[16] 芬利，《公元前500—前200年古代雅典土地和信贷研究》（Studies in Land and Credit in Ancient Athens 500—200B.C.），新不伦瑞克，58—59页。
[17] 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9页。
[18] 琼斯，《雅典民主》（Athenian Democracy），牛津，1957年，79—91页。
39
[19] 琼斯，《雅典民主》，41—72页，记载了这种分歧，但是他忽视了总体上这些思想家与雅典文明结构的密切关系，他本人只限于为城邦民主辩护，因而反对这些思想家。
[20] 《政治学》，3，iv，2，前引书。
40
[21] 传统上，人们认为，正是水手在萨拉米斯海战中的胜利，使“日佣级”获得了极大的政治权利，正如美塞尼亚战争曾经可能使斯巴达重甲步兵获得公民权一样。
41
[22] 芬利，《古代和现代的民主》（Democracy Ancient and Modern），伦敦，1973年，45、48—49页；另见他在《古代经济》中的观点，96、173页。
42
[23] 梅格斯（R.Meiggs），《雅典帝国》（The Athenian Empire），牛津，1972年，152、258—260页。
[24] 梅格斯，《雅典帝国》，171—174、205—207、215—216、220—233页。
[25] 德·圣·克鲁瓦（G.E.M.De Ste Croix）令人信服地指出了赞同的原因，见《雅典帝国的特点》（The Character of the Athenian Empire），载《历史》，第3期，1954—1955年，1—41页。在提洛同盟中，有一些寡头统治的联盟，如麦提林（Mytilene）、开俄斯或萨摩斯（Samos），雅典并没有正式地干涉同盟中的城市，但是当地的斗争常常被利用来借机强迫它们建立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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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埃伦伯格认为，这是它的一个大弱点。国家和社会的统一必然是矛盾的，因为国家必须是单一的，而社会，因为被划分为阶级，因而是多元的。因此，国家可以体现这些社会划分（寡头统治），社会也可以吸收国家（民主），任何一种解决方式都不注重那些对它来讲不能改变的制度的差别，因此两者内部都有破坏性的因素，见《希腊国家》，89页。当然，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而言，排斥这种结构正是雅典民主制伟大之所在。
[27] 一般来说，“寡头”和“民主”之间的分界，与将希腊古典时期划分为海上势力和本土势力的标准是大体一致的。雅典和爱奥尼亚地区所包含的共同的海洋因素，使雅典可以向爱奥尼亚地区施加影响，而大多数斯巴达在伯罗奔尼撒和彼奥提亚的同盟者，则被牢固地束缚在土地上。当然最突出的例外是科林斯，它是雅典商业的老对手。
第三章 希腊化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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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大规模的殖民扩张浪潮始于希腊文明北部边缘地区的农村，那里人口众多，农民后备力量雄厚。马其顿帝国最初是内陆山区的部落君主国，这个地区一直与后迈锡尼时代的希腊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社会联系。正是因为其城邦形态比南部原始得多，马其顿帝国才没有陷入如希腊城邦那样的绝境，因此才能在希腊城邦衰落时冲破限制。马其顿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已经决定，一旦适时地与极其发达的希腊本土文明结合起来，马其顿对外扩张的条件就成熟了。马其顿的王权是世袭的，但需要王国的、由战士组成的军事大会的确认。名义上，所有土地都是君主的财产，但是实际上，由于部落贵族与君主有亲缘关系，因而是他们控制着土地，组成了一个王室“同伴”的侍从集团，并担任君主的大臣和地方长官。人口中多数是自由农民，奴隶数量相对较少[1]。城市化程度不高，首都培拉（Pella）是新建成的，基础薄弱。腓力二世（Philip Ⅱ）时，马其顿的势力在巴尔干地区上升，需要吞并色雷斯金矿等先期的和重要的推动力——色雷斯金块的作用相当于上个世纪的阿提卡白银，为马其顿向外扩张提供了不可缺少的财政上的支持[2]。腓力的军队在攻克希腊城邦、统一希腊半岛战斗中的胜利应当归功于腓力的军事改革，它反映了希腊北部部落内部的与众不同的社会组织。骑兵——最初附属于希腊重甲步兵的贵族武装——的作用得到改进，可以与步兵灵活地配合，而步兵脱去了部分笨重的重装铠甲，具有了更大的机动性，集群步兵在战斗中充当了长矛骑兵。其结果是，著名的马其顿方阵形成了，以马队作为侧翼，从底比斯（Thebes）到喀布尔（Kabul），马其顿军队屡战屡胜。马其顿的扩张当然不只是依靠指挥官和战士的技术，或是它对贵重金属的优先占有。它进攻亚洲的前提条件是首先统治希腊本土。马其顿君主巩固了他在半岛的成就，他从希腊和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居民中选出新公民，对马其顿本国的乡村内地实行城市化——这表明马其顿对扩张领土具有管理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时代，马其顿对比自己发达得多的中心城市的渗透获得了政治和文化上的推动力，使其有可能在亚历山大统治下，在若干年后横扫整个近东地区。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负责运送和补充不可征服的军队的人常常是希腊人，他们的舰队是不可替代的。高加美拉（Gaugamela）之战后兴起的马其顿帝国，它的中央集权的统治从亚得里亚海扩展至印度洋，但亚历山大本人死后，这种统治不复存在，他死之前，任何一种有凝聚力的制度框架都还没有构建完成。亚历山大曾经试图通过官员联姻来弥合马其顿和波斯贵族之间的关系，因此这个时期产生的社会和行政问题，从中可见一斑；但是，这些都留给后人去解决了。相互敌视的马其顿军官们自相残杀，狄亚多西（Diadochi）将帝国一分为四，即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小亚细亚和希腊，才终止了杀戮。在以后的一段时期内，前三个地区在政治和经济上的重要性，总的说，超过了第四个地区。塞琉古（Seleucid）王朝统治着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托勒密（Ptolemy）在埃及建立了拉吉德（Lagid）王朝；半个世纪后，帕加马（Pergamum）的阿塔利（Attalid）王国成为小亚细亚西部地区的统治者。希腊化文明，本质上是东部这些新的希腊君主国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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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化国家是混合体，然而却形成了以后几个世纪地中海东部的整体历史模式。一方面，它们掀起了迄今为止古典时代所仅见的城市建设的壮丽浪潮，在整个近东，主要的希腊城市由于自发或王室的庇护而迅速出现，在古代世界形成了密集的城市区域，并对任何一个城市的地方统治者产生了持久的希腊化影响[3]。虽然这个时期城市建设的数量少于古风时代希腊殖民扩张时建立的城市，但是规模大于后者。古典时代希腊最大的城市是雅典，在公元前5世纪，人口总数约为8万人。希腊化时代最大的三座中心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Antioch）和塞琉西亚（Seleucia）大约拥有50万人。新建城市的分布是不均匀的，作为埃及中心的拉吉德国家曾被怀疑是否拥有城邦自治权，它没有资助很多新城市的建立，而塞琉古王朝则积极地增建城市，在小亚细亚，地方贵族模仿别处的希腊城市，建立新城[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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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和马其顿士兵、官员和商人都在这些新建城市里定居。他们的到来培育了狄亚多西的继任君主们的统治阶层。东方希腊人城市数量的激增伴随着国际贸易和商业贸易的繁荣。亚历山大打开波斯王家黄金的宝库，积聚的阿赫美尼德（Achaemenid）王家财富被投入到近东地区的交换体系，因此导致地中海地区市场交换总额的急剧增长。阿提卡货币标准现在在除埃及托勒密王朝以外的整个希腊化地区通行，这有利于国际贸易和航海运输[5]。罗得岛（Rhodes）、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的海上三角区成为希腊化东方所创造的贸易空间的中心点。由于拉吉德在埃及的统治，银行业的发展达到了后来古代从未达到并超过的成熟水平。因此，通过希腊人的移民和示范作用，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城市模式被成功地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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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以前的近东社会结构——由于极其不同的经济和政治传统的影响——在农村地区不受干扰地抵制着希腊模式，因此，奴隶劳动在东部希腊化地区并没有普及到基层农村。与社会上的传说相反，亚历山大在战斗中的胜利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奴隶化进程。奴隶人口的比例看来没有随着马其顿的征服而明显上升[6]。农业生产关系，相对来说，没有受到希腊统治的影响。近东传统的大河文明的农业体系将土地所有者、依附农民和小农土地所有者最终或直接地与王室土地财产结合起来。农村奴隶制在经济生活中从来不占有重要地位。王室对土地的垄断权力已有几个世纪之久。新的希腊化国家继承了这个与希腊本土完全相反的模式，但稍有变化，其中主要的变化在于各个王国的朝廷对王室土地所有权的实际控制程度。埃及的拉吉德王国——新君主国中最富庶的、最严格的、中央集权的中心——确定了在少数城邦外的完全的土地所有权。拉吉德统治者们几乎租借出了全部土地；分成小块短期出租给可怜的农民阶级，国家收取高额租金，他们没有任何使用权，他们要参加灌溉土地等强制劳动[7]
。美索不达米亚和叙利亚的塞琉古王朝占有更大的、零散的土地，从来不曾尝试实行非常严格的农业剥削制度。王室土地被赐予贵族和各省官吏，农民的自治村落被允许存在，与占农村人口绝大多数的依附农（laoi）互相支持。重要的是，只是在阿塔利王朝，在位于爱琴海东岸的、新希腊化国家最西端的帕加马，农业奴隶劳动才被用于王室和贵族地产[8]。在希腊古典时代自发形成的这种生产方式，在地理上仅限于小亚细亚邻近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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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希腊模式的城市与东方模式的农村两者结合起来的国家结构，不可避免的是希腊和亚洲形式的混合体，其中亚洲的世俗传统，毫无疑问是占统治地位的，希腊化时代的统治者继承了占压倒优势的、近东大河文明的君主专制传统。如同他们的东方祖先一样，狄亚多西式的君主们喜欢无限制的个人权力。实际上，新的希腊化王朝确立了官方命令下的、对统治者的崇拜原则，在意识形态上超过了该地区原来存在的王权。王的神性在被亚历山大摧毁的波斯帝国中从来没有成为教义，这是马其顿人的发明，它最初被埃及的托勒密制度化，在埃及，对法老的历史悠久的崇拜早在埃及被波斯吞并之前就已经存在，因此，它为统治者崇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君主的神化很快成为遍及希腊化世界的普遍观念。新的君主国最突出的行政模式也显示出类似的发展特性——希腊人改进了以东方结构为基础的模式。国家的军事和行政人员从马其顿人或希腊移民以及他们的后裔中选拔。他们并没有像当初亚历山大提倡的那样，试图与本地的贵族进行种族融合[9]。相当多的官僚机构——在希腊古典时代完全不存在的帝国国家机器——被创造出来，并被赋予巨大的、广泛的行政任务——特别是在拉吉德埃及，农村和城市经济的大部分管理都有赖于此。一般来说，塞琉古王国是松散的结合体，在它的行政系统中，非希腊化的成分大于阿塔利或拉吉德的官僚系统[10]；在军事上更是如此，因其与帕加马或埃及的书吏们相比，这种体系更适合于它辽阔的疆域。但是，所有国家都以王室官僚体制为中心，来巩固和统一它们的统治，从而造成任何一种法律体系都没有发展起来。在统治者的专断是所有公共决策的唯一来源的地方，不可能产生非私人性的法律。近东地区的希腊化行政系统从来没有产生过统一的法律，只有从希腊人的、和地方法律并存的法律系统中临时拼凑的，而且完全服从君主的个人意志[11]。同样，国家的官僚机器本身也是由“国王之友”——不断变化的、由国王的贴身侍从组成的廷臣和司令官集团——统治的，极端地无序和凌乱。希腊化国家制度的最根本的不确定性反映在没有任何领土主权概念，它们仅仅是利用这些土地的王朝，它们仅仅提供了王朝的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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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希腊化的东方的各个城市保持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独立是不可能的，古典城邦的时代永远地过去了。东方希腊城市的自治解放运动，与强加给它们的专横模式的外部力量相比，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是，这些新兴城市所处的环境与希腊本土是大不一样的，因此，它们从未获得过原来那样的自治权利和生命力。基层的农村和上面的国家构成了一种阻碍其发展并使之适应那个地区方式的长期的社会氛围。它们的命运也许可以以亚历山大里亚为最典型的范例。亚历山大里亚成为拉吉德埃及的新的海上都城后，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成了古代世界最大的和最繁荣的希腊化城市，成了地中海东部地区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但是，在托勒密时代，亚历山大里亚所取得的财富和文明的发展都是要付出代价的。在依附民居住的农村，找不到自由公民，王国受到无所不在的王室官僚系统的控制。即使在城市里，对于财政和工业的管理——这曾经是雅典古典时代外侨所控制的领域——由于旧的城邦结构的消失，没有得到相应的解放。城市大多数的主要产品——油、麻、纸莎草或啤酒——都被王室垄断。税收权承包给了私人，但是受政府严格的控制。自由和奴役的两极化观念，是希腊古典时代城市的特点，但是在亚历山大里亚，这个观念根本不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拉吉德的首都，在古代科学技术史中是最辉煌的城市，亚历山大里亚博物馆是古典世界中少数重要发明的发起者，而它的领津贴者采西比乌（Ctesibius）是古代世界少有的著名发明家之一。但是，即使这样，王室建造这座博物馆并推动它进行研究的动机，还是在于军事和工程发展的需要，而不是基于经济的或节省劳动力的考虑，研究工作大多数反映了这一特点。希腊化帝国——希腊和东方方式的折中混合体——通过淡化其实质，扩展了古典时代城市文明的空间，但是，它们也无法克服当地的东方局限性[12]。从公元前200年开始，罗马帝国军队占据这个地区，并向东推进，至公元前2世纪中期，罗马军团彻底打败了东方所有坚持抵抗的力量。具有象征意义的是，帕加马成为第一个并入新的罗马帝国的希腊化王国，它最后一个阿塔利统治者，依他个人意愿，将帕加马作为个人遗产献给了“永恒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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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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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哈蒙德（N.G.L.Hammond），《至公元前332年的希腊历史》（A History of Greece to 332 B.C.），牛津，1959年，535—536页。
[2] 色雷斯金矿的产量比阿提卡劳里昂银矿的产量高，见莫米利亚诺（Arnaldo Momigliano），《马其顿腓力二世》（Filippo II Macedone），佛罗伦萨，1934年，49—53页。在有关马其顿国家早期扩张情况的研究中，这是最清楚的一篇，但很少被现代研究者所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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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大部分新建城市由地方土地所有者建立，但是规模最大、最重要的，当然是新马其顿王国统治者建立的，见琼斯，《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的希腊城市》（The Greek City from Alexander to Justinian），牛津，1940年，27—50页。
[4] 拉吉德和塞琉古王朝在政策上的差别，见罗斯托夫采夫（M.Rostovtsev），《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Hellenistic World），牛津，1941年，第1卷，476页以下。
[5] 海歇尔海姆（F.M.Heichelheim），《古代经济史》（An Ancient Economic History），第3卷，莱登，1970年，10页。
48
[6] 韦斯特曼，《希腊和罗马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体系》，28—31页。
[7] 罗斯托夫采夫曾经讨论过这一体系，见《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1卷，274—300页；关于拉吉德埃及劳动使用的不同形式，见泽林（K.K. Zel'in）和特罗菲莫娃（M.K. Trofimova），《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地区的依附形式》（Formy Zavisimosti v Vostochnom Sredizemnomor'e Ellenisticheskovo Perioda），莫斯科，1969年，57—102页。
49
[8] 罗斯托夫采夫，《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2卷，806、1106、1158、1161页。奴隶劳动还广泛地用于帕加马的矿山和工厂中。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在希腊化时代，希腊本土仍然有大量的奴隶存在（上引书625—626、1127页）。
[9] 亚力山大的世界主义观念常常被夸大，但证据稀少；有关这个观点的最有价值的评论是巴迪安（E.Badian）作出的，见《亚力山大大帝及其人类观念的统一》（Alexander the Great and the Unity of Mankind），载格里菲斯（G.T.Griffith）主编《亚力山大大帝：主要问题》（Alexander the Great： the Main Problems），剑桥，1966年，287—306页。
50
[10] 实际上，在塞琉古王国的官僚体制之中，伊朗人可能多于希腊人和马其顿人，见韦尔斯（C.Bradford Welles），《亚力山大及希腊化世界》（Alexander and theHellenistic World），多伦多，1970年，87页。
[11] 珀蒂（P.Petit），《希腊化文明》（La Civilisation Hellènistique），巴黎，1962年，9页；埃伦伯格，《希腊国家》，214—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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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希腊化国家不同信仰的融合很少能证明海歇尔海姆所热烈赞颂的合理性，对他而言，它们表现了“经济和行政组织的奇迹”，野蛮的罗马人无意识的破坏使历史停滞了1500年。见《古代经济史》，第3卷，185—186、206—207页。罗斯托夫采夫非常谨慎，但他也贸然确定了罗马征服地中海东部是一个令人遗憾的灾难，罗马毁坏了地中海东部，这个地区被强行地非希腊化，融入罗马文明，见《希腊化世界的社会经济史》，第2卷，70—73页。这种观点可追溯至温克尔曼（Winckelmann）和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希腊崇拜，当时那在文化上有一定的重要性。
第四章 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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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的兴起是新一轮城市帝国扩张的标志。它不仅表明在地理位置上，古代社会的中心转向了意大利，而且标志着在希腊首先产生的那种生产方式，在罗马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推动力，与这种生产方式在希腊化时代所创造的成就相比，更加广阔和持久。罗马共和国早期的发展进程延续了以前古典城邦的一般模式，即对立的城邦之间的地区战争，吞并领土，使“盟邦”处于从属地位，建立殖民地。但是，关键在于，罗马扩张主义本身从一开始就与希腊方式不同。城市的基本发展一直坚持贵族的政治权力，并融入城市文明的古典模式。古风时代的君主制，在公元前6世纪末，即在其存在的最初阶段，就被贵族制所取代，这是一次与希腊化模式极其类似的变革。但是，此后与希腊城市不同的是，在罗马，僭主势力从来没有兴起来打破贵族统治并推动紧随其后的城市中以小农和中农为基础的民主化进程。是贵族通过极其复杂的公民制度才得以保持了完整的权力，并在长期的、严酷的城市社会斗争过程中，经历了重要的民众化变革，而没有被取消或代替。共和国由元老院统治，在其诞生的最初两个世纪里，元老院由一小部分贵族氏族控制；通过本身增选而获得的元老的资格是终身享有的。最高级别的两名年度执政官由全体罗马公民组成的“公民大会”选举，但是却导致不平等的“百人队”产生，他们保证了有产阶级占据大多数的表决权。执政官是执行国家最高权力的官员，这个职位在法律上被封闭的贵族集团所垄断，直到公元前3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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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结构使传统的贵族制的政治统治保持着纯洁和单纯。经过斗争，罗马最终形成了与希腊的“僭主”和“民主”模式最近似的形式，但是，与希腊相比，其每一次存在都短暂得多。罗马的结构，在两个主要方面逐渐地改变并磨合着。首先，新富裕起来的“平民”（plebeian）强迫“贵族”（patrician）让出从公元前366年开始就占据的两个年度执政官职位中的一个；直到大约两百年后，在公元前172年，两个执政官职位才首次全部由平民担任。这个缓慢的演变过程，基于前任执政官自动成为元老的原则，导致元老院构成范围扩大。其结果是，社会结构中有了一个庞大的贵族阶层，包括“贵族”和“平民”家族，而不是如希腊僭主统治时期产生的贵族统治体系那样，贵族资格本身是可以被取消的。从年代学和社会学的角度看，与共和国内最富裕阶层内部斗争同时发生的，是平民阶层为争取更多权利而进行的斗争。早期斗争的结果是产生了平民保民官，他是公民中大多数人的共同代表。保民官每年由“部落”大会选举产生。与“百人队”大会不同，“部落”大会在原则上实行完全的平均主义。和希腊古风时代的部落一样，“部落”是按地缘关系而非血缘关系划分的，城内有4个名额，城外有17个名额（这是当时城市化程度的标志）。保民官的管理机构是间接的和相应的执行机构，它保护穷人不受富人压迫。到3世纪早期，选举保民官的部落大会终于获得了立法权，而保民官自己也获得了名义上的对执政官行为的否定权和对元老院决议的否决权。
这个进化过程的方向与导致希腊城邦民主发展的过程是相似的。但是，在这里，这个过程也在一种新的城市政治制度即将产生之前就被束缚住了。保民官和部落大会只是简单地加入了元老院。在执政官和百人队大会组成的中心体系里，他们并没有从本质上撼动指导着共和国寡头统治的权力系统，而只是附着在其外围，在实际生活中他们的重要性常远远小于他们正常具有的潜力。贫民阶级普遍受富裕平民控制，后者为民众事业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扩展他们自身的、暴发户的利益，这个目的在这些新贵已经进入元老阶层以后仍然存在。保民官一般是相当富裕的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了元老的驯良的工具[1]。在共和国内部，贵族的特权并没有从根本上被动摇。富人的财阀统治只是扩大了世袭的贵族阶层，他们运用广泛的“被保护人”体系保护着城市人群中恭顺的追随者，在百人队大会中有大量的贿赂现象，以保证年度执政官的选举。因此，罗马共和国通过合成的宪法，保持着传统的寡头统治，进入了历史上的古典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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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罗马公民的社会结构，与典型的、古典希腊曾经存在的社会结构相比，不可避免地有所区别。在早期斗争中，贵族集聚了土地，使贫穷的自由农民沦为债务奴隶（如同希腊一样），并占有用于放牧和耕种的共同土地（ager publicus）。通过债务奴役，农民身份降为依附佃农的趋势被制止了——尽管债务问题本身仍然存在[2]——但是，占有共同土地以及减少中小阶层农民数量的趋势仍然无法制止。与雅典或不同于雅典的斯巴达所发生的情况相比，罗马的普通公民没有通过经济地位或政治地位的上升来巩固农村财产。当格拉古（Gracchi）终于试图按照梭伦和庇西特拉图的方式实行改革的时候，已经太晚了：根据公元前2世纪的状况，必须实行比雅典当年所实行的措施更激烈的措施，即格拉古兄弟的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来挽救穷人——这使他们压倒贵族对手的机会相应减少了。实际上，共和国并没有持久的或实质性的农村改革发生，尽管在其存在的最后一段时期内，围绕这个问题的动荡和骚乱不断。贵族的政治统治，制止了所有彻底扭转持续的土地所有者两极分化的努力，其结果是造成对曾经是希腊城邦脊梁的小型农民阶级的持久的侵害。罗马的重甲步兵——可以装备步兵军团的盔甲和武器的人——是“在土地上定居的人”（assidui），他们拥有足够的财产可以置备自己的武装。在他们以下是“无财产的公民”（proletarii），他们对于国家的义务仅仅是抚养儿童（proles）。贵族对土地的日益垄断因此转向“小农”，他们的人数在稳步减少，而“无产者”队伍则在不可抗拒地扩大。另外，罗马的军事扩张主义也是导致“小农”阶层人数减少的原因，他们是军队伤亡者和强制征召的对象。结果是，到公元前3世纪末，“无产者”几乎已经成为公民中的大多数，而且还不得不应召入伍以应付汉尼拔（Hannibal）对意大利的突然袭击；而“小农”的财产则急剧减少，到下个世纪其数量已经降至可以维持生存的土地的最低线以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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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土地所有者在意大利从来没有普及或完全消失，但是他们日益被驱逐进更加遥远和不稳定的国家的一隅，在无任何吸引力的沼泽地区或山区来收买土地所有者。共和国时期罗马的政权结构因此与希腊的任何原有形式截然不同，因为当农村由于大贵族控制而变得多样化时，城市反而充满着被剥夺了土地或其他财产的无产者。一旦被完全城市化，这个庞大的绝望的下层阶级就失去了任何再次拥有小块土地的希望，并往往受到贵族小集团的操纵来对抗以小农阶层为后盾进行的农村改革[4]。他们在日益庞大的帝国的首都的战略地位最终迫使罗马统治者通过粮食共同配给制度来平衡直接的物质利益。实际上，这是从未发生过的土地分配制度的廉价替代形式：控制着共和国的元老院的寡头统治喜欢的是被动的消费的无产者，而不是不顺从的生产者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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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可以考虑这种结构与罗马扩张主义的特殊进程的密切关系了。因为罗马公民势力的增长在两个基本方面毕竟与希腊模式是有所不同的，这两方面与城市内部结构有直接的关系。首先，罗马人有能力扩展其自身的政治体系，以便把在半岛的扩张中所征服的意大利城市包括在内。从一开始，它就不像雅典那样从同盟者那里索取军队，而不是财产和钱财；因此，在和平时期减轻它所统治地区的负担，并在战争期间将其紧密地连在一起。在这一点上，它仿效了斯巴达模式，虽然它对同盟者军队的中央军事控制要强大得多。罗马还有能力最终将这些同盟者并入自己的政权，而希腊城市就未能做到这一点。正是罗马特殊的社会结构保证了这一点。即使是古典时代寡头统治最严厉的希腊城邦，也基本上依赖有产公民为中坚力量，并预防城市中严重的贫富分化。斯巴达的政治独裁统治——希腊寡头政治的典型——也不意味着公民内部的阶级分化，实际上，正如我们看到的，在古典时代它与典型的经济平等主义相结合，并可能还将不可出让的城邦土地分配给每个斯巴达人，以保持重甲步兵装备，抵御在罗马发生的“无产者化”现象[5]。在古典希腊城邦，无论其民主与寡头制的程度如何，都保持着植根于其邻近地区农村财产的公民集团；由于同样的原因，领土的无伸缩性使其不能在扩张的条件下不失去其统一性。相反，罗马的宪制在形式上不仅仅是寡头制的，在更深层次上更多的是贵族统治的，因为其背后是纯粹的另外一种形式的罗马社会的经济等级。正因为如此，共和国的公民权才有可能延伸至意大利同盟城市中占相对统治地位的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类似于罗马贵族，并从罗马的海外扩张中获取利益。当他们对于罗马公民权的要求被拒绝时，意大利城市最终在公元前91年起义反对罗马统治——这是雅典和斯巴达同盟者从来没有提出过的要求。即使在那时，战争的目标仍然是建立有首都和元老院的意大利半岛国家，承认统一的罗马统治的模式，而不是回复到一种松散的、城市独立的状态[6]。意大利人的起义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社会战争”，从军事上被粉碎了。但是，在随后爆发的共和国内部马略（Maria）和苏拉（Sulla）派之间的内战中，元老院不得不承认了同盟者的基本政治纲领，因为罗马统治阶级及其法律上的特点使其他意大利城市具有获取广泛公民权的便利，这些城市受到城市贵族的统治，他们与元老阶层有类似特点，他们有财产和时间参与共和国的政治统治，即使是在远方。意大利贵族不仅满足于只在罗马国家内部获得中央官职的政治抱负，在得到公民权后，它进一步的野心是在今后通过社会变革成为有势力的力量。但是，他们与平民的结合仍然没有对未来罗马帝国的总体结构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帝国上升时期，它所显示的制度的相对灵活性给予罗马以明显的优势，它意味着，在希腊扩张时两极化的分裂和损失得以避免——以早熟的、软弱的、城邦的封闭性或转瞬即逝的王权的胜利为代价。这表明，罗马共和国的政治形式有了相对有效的、明显的进步。
58-59
罗马扩张的决定性的改革最终是经济方面的，它在古典时代第一次引进了大规模的奴隶制庄园。正如我们看到的，希腊农业广泛地使用奴隶，但其本身局限在人口不足地区的小范围内，因为希腊文明始终保持着不稳定的、海岸化的和孤立的特点。另外，总体上说，阿提卡和美塞尼亚的奴隶庄园通常规模较小——大多数庄园平均占地面积大约在30—60英亩。这类土地模式当然与希腊城邦的社会结构有关，因为其间不存在财富的高度集中的情形。相对而言，希腊化文明中，大规模的土地财产集中在朝廷和贵族手中，但广泛的农业奴隶制并不存在。只是罗马共和国才第一次在农村将大地产农业与大量奴隶劳动结合为一种主要的、标准的形式。奴隶制发展为有组织的生产方式，正如它在希腊一样，开创了罗马文明的、真正的古典模式，达到了其权力和文化发展的顶点。但是在希腊，它与小农业的稳定发展同严密的公民团体是一致的，而在罗马，它则被已经控制了城市和社会经济的城市贵族系统化了。其结果是，确立了以广泛的奴隶大庄园（latifundium）为特点的、新型的农村制度。从公元前3世纪后期开始，大土地所有者受到了一系列浩大战争的资助，这些战争使罗马获得了地中海世界的统治权：布匿战争（Punic）、马其顿战争、朱古达战争（Jugurthine）、米特里达提战争（Mithridatic）和高卢战争（Gallic），这些战争导致大批战俘涌入意大利，使罗马统治阶级从中获利。同时，在半岛本土上，持续的残酷的连年征战——汉尼拔战争、社会战争和内战——使战败者，特别是意大利南部的大土地所有者的权力转入到元老寡头和胜利者派别的手中[7]。此外，这些国内外的战争，很明显地造成了罗马农民的衰落，他们曾经是城市社会等级中强大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基础。持久的战争导致了无休止的战争动员；小农阶层的公民年复一年地被征召入伍，数以千计的小农战死，而那些幸存者则无力保住自己家乡的土地，看着土地不断地被贵族掠走。从公元前200年到前167年，10%甚至更多的自由罗马人被终身征募。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只有在国内经济的支柱是大规模奴隶劳动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奴隶劳动将人力解脱出来，保证了共和国的军事力量[8]。战争的胜利使得更多的战俘奴隶被带回意大利的城市和土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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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的结果就是，有奴隶劳动的农业地产以前所未见的规模产生了。著名的贵族，如路西·图密提·埃汉努巴布（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在公元前1世纪能够拥有20万英亩土地。这些大庄园代表着一种新的社会现象，它改变了意大利农村。当然，他们没有必要或千篇一律地组成固定的土地地主集团，并以划一的方式集体耕种[9]。大庄园最典型的模式是拥有大量中等规模的庄园，有时是紧邻的，但也可能是散布在全国范围内的，如此设计有利于不同的地主代理人和机构的监督。但是，即使是这样，分散的土地占有也要比希腊前人的土地占有量大得多，一般要超过300英亩［500犹格（iugera）］，如小普林尼（Younger Pliny），他在托斯坎尼（Tuscany）的那种统一的地产的规模，有可能达到3000英亩或更多[10]。意大利大庄园的兴起导致了大面积草原牧场的产生，并且葡萄、橄榄与谷物等作物的间种技术开始应用。奴隶劳动在共和国后期更多地出现，不仅改变了意大利农业，而且在商业和工业活动中也被大规模使用，大约90%的罗马工匠是奴隶出身[11]。罗马帝国扩张所导致的社会巨变的本质以及支持它的基本动力，是其彻底的人口迁移。布伦特估计，公元前225年，在意大利的自由人人数为440万人，而奴隶人数为60万人；至公元前43年，大约有450万名自由民，奴隶人数达到300万——自由人口的总体人数确实在下降，而奴隶人口增至5倍。[12]类似的事情在以前的古代世界中从未发生过。奴隶生产方式的全部潜力第一次被罗马人开发出来，他们组织奴隶劳动，并使之达到一个希腊人从来没有达到过的高度。罗马共和国掠夺性的军国主义是其经济积累主义的杠杆：战争带来了土地、贡赋和奴隶；奴隶、贡赋和土地又提供了战争的物质供给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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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对地中海地区扩张的历史重要性，当然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只是凭借元老寡头统治的运气。军团的远征对于整个古代的历史所引起的变化要深远得多。罗马势力融合到了地中海西部和北部腹地，以至古典世界。与其在东方外交上的谨慎态度相反，从开始发动时，罗马的兼并主义趋向就主要在西方，这是共和国所取得的决定性的成就。如已经提到的希腊殖民扩张，在地中海东部就采取了建立大量城市的形式，首先由上面的马其顿统治者创立，而后很快被下面的地方贵族模仿；而且它发生在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明的地区，比希腊本身要久远得多。罗马对地中海西部的殖民扩张的背景和特点，从根本上来说是不同的。西班牙和高卢以及随后的诺里库姆（Noricum）、莱蒂亚（Rhaetia）和不列颠（Britain），都是凯尔特人（Celtic）部落集团居住的边远的原始地区，大多数在历史上同古典世界没有联系。这些地区被并入罗马所造成的问题，与近东的希腊化秩序是完全不同的，这不仅因为它们社会文化落后，而且因为它们代表着内陆土地类型，这种类型在以前古典时代从经济上是无法组织的。城邦的原始发源地是狭窄的海岸地区和海洋，古希腊人从未放弃过它。希腊化时代展示了近东地区大河文明的广泛的城市化进程——长久的、以河流灌溉为基础的文明，现在，部分地转向海洋——以从孟斐斯（Memphis）到亚历山大里亚的兴起为标志发生了改变。但是，沙漠距离地中海南部和东部海岸很近，因此在利凡特（Levant）和北非的定居人口从不深入内地。而罗马在地中海西部扩张的边疆，既非海岸，也非灌溉系统。在这里，古典时代第一次面对大面积的、没有原生城市文明的内陆领土。罗马城邦发展了农村奴隶大庄园，并证明它们有能力控制这些庄园。西班牙或高卢的河道有助于这样的渗透活动。但是，带动兵团到塔古斯河（Tagus）、卢瓦尔河（Loire）、泰晤士河（Thames）和莱茵河（Rhine）的不可抗拒的推动力，是土地上没有限制和妨碍的、完全放开的奴隶制生产方式。正是在这个时代，发生了古典时代主要的也许是唯一的一次农业技术的进步——轮转碾磨被发明用于磨碎谷物，其主要的两种形式，在公元前2世纪中期，首次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使用[13]。伴随着罗马对地中海西部地区的扩张，农业生产推动力形成了。对大规模农村奴隶劳动生产力的成功组织，是对西部和北部腹地实行长久的征服和殖民统治的前提条件。在罗马行省中，西班牙和高卢与意大利一样，直至帝国末期仍然保持着深深的奴隶制的印记[14]。希腊贸易已经渗入了东方，拉丁农业“开启了”西方。自然，罗马也在地中海西部，沿着可航行的河岸建造城市。农村经济中，奴隶劳动的产生建立在牢固树立的城市间纵横交错的关系上，这些城市是剩余产品的终点，代表着流动的和控制的基本原则。科尔多瓦（Cordoba）、里昂（Lyon）、亚眠（Amiens）、特里尔（Trier）和数以百计的其他城市建立起来了。它们的数目不能与那些古老的、人口密集的地中海东部地区的社会相比，但其规模则远远大于罗马在东方建立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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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罗马来说，向希腊化地带扩张的形式，与其向西方凯尔特人内地扩张的途径是不一样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是犹疑不定的，倾向于封锁性质的干涉，以防止对已经存在的国家体系的瓦解（腓力五世、安条克三世时期），同时建立附庸而不是被征服的行省[15]。因此，造成的后果是，在公元前198年马格尼西亚战役（Magnesia）中塞琉古最后一支强大的军队被击溃后，50年里没有任何一块东方土地被吞并；公元前129年帕加马和平地并入罗马行政统治，这是通过忠诚君主的遗嘱确定的，而不是由元老院的意志决定的。帕加马成为罗马帝国在亚洲的第一个行省。此后在公元前1世纪，东方的富庶已经被罗马人了解，同时军队指挥官在帝国海外的权力也在逐步上升，这时，侵略变得更加迅速和系统了。但是，共和国的各个王国所管理的亚洲行省，一般来说都有利可图，在那里，将军们都已经以最少的社会变化或政治干预，从他们的希腊统治者手中得到了权力，并且声称，把这些行省从王室暴君手中“解放”出来，行省应该用丰厚的税金来回报，以满足他们自己的要求。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农村奴隶制没有广泛推广，大量的战俘奴隶被船运往西方意大利本土。王室地产被罗马行政长官和投机者所侵吞，但是，劳役系统仍然完整地发挥着作用。罗马在整个东方统治的重要改进发生在希腊城市中，对城市官员要求具备财产资格——调整他们，以更加接近“永恒之城”的寡头统治形式的准则；在实践中，这只是对已经控制这些城市的地方贵族实行实际权力的法律性规范[16]。在东方，有些具有罗马特色的城市殖民地是恺撒（Caesar）和奥古斯都（Augustus）创建的，用以安置亚洲的拉丁无产者和退伍老兵。但这些城市很少留下痕迹。重要的是，在元首制时期［特别是安东尼（Antonine）时代］，当新一轮的城市建筑浪潮兴起时，它们基本上保持着希腊的基础，与这个地区从前的文化特色相一致。从来没有人试图将东方行省罗马化，只是西方受到了拉丁化的强烈冲击。语言界限——从伊利里亚（Illyricum）到昔兰尼加（Cyrenaica）——区分了新帝国统治的两个基本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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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和国最后两个世纪，罗马对地中海的扩张以及它所促进的元老经济的大规模扩展，一直伴随着本土的上层建筑的发展，这种发展是古代世界从未有过的。因为在这个时代，罗马民法以它所特有的统一性和特殊性出现。从公元前300年开始逐渐发展，罗马司法体系开始从根本上重视对公民间非正式私人合同关系和交换的规定。其基本定位是基于经济贸易——买卖、雇佣、租赁、继承、担保——以及家庭——婚姻或遗嘱。公民对国家的公共关系以及家长对其依附者的父权关系，对司法理论和实践发展的根本作用则是次要的：第一项关系，对于系统的司法而言，是过于变化不定了，而第二项关系包括的大多数规定则是惩治家庭内部的罪行[17]。真正的共和国司法的强制干预与这些方面是无关的，它不是公法和刑法，而是民法，它管理各方对于财产的争论。这是这个独特领域内值得纪念的进步。类似的基本司法理论的发展，在古代完全是崭新的案件。它既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也不是参与实践的律师创造的，而是专业的和贵族的法学家创造的，他们仍然处于诉讼程序之外，他们在实际法庭调查中，只提供有关司法原则问题的观点，而不就事实本身发表观点。共和国的没有官职的法学家，发展了一系列抽象的“契约性的人格”理论，以用于分析特殊的商业和社会交往的行为。他们的知识倾向是分析性的，而不是系统化的，但是他们工作的成果是显著的，因为在历史上，民法第一次有了这样有组织的文本依据。意大利商品交换经济的成长依赖于罗马帝国体制的建设，并建立在广泛的奴隶使用基础上，因此，在共和国后期，已经显示它对于无与伦比的商业法的产生，具有司法上的影响。“新罗马法的伟大的、决定性的贡献是十分适当的，它发明了‘绝对财产’的观念——民法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ium）”[18]。此前，司法体系没有明确提出无条件的私人财产的概念，在希腊、波斯或埃及，所有权都是“相对的”，换言之，都是其他当权者和派别的、更高的或附属权利的条件限制，或负有的对他们的义务。罗马司法规程通过发展单纯的“占有权”——对货物的实际控制和“财产”——对它们完全的法律所有权之间的新差别，第一次将私人财产所有权从任何外在的条件和限制中解放出来。罗马法关于财产的极为实质的部分，自然是针对奴隶的所有权的，这代表着早期产品商业化和一个扩大的国家体系内部商品交换的观念的精华，而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则使这种观念成为可能。正如希腊文明第一次将绝对极端的“自由”从一直在它以前流行的、有相对条件和权利的政治连续系列中解脱出来一样，罗马文明也首次将纯粹的“财产”从先于它产生的、含糊的和不确定的占有权的经济系列中区分出来。公民的所有权——罗马广泛的奴隶经济的司法成就，是一个重要的新生事物，注定比产生它的世界和时代更加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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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为罗马赢得帝国，这是由它自己的胜利所导致的时代错误。一个单独的城市寡头统治不能在地中海地区形成统一体——因为其成功的发展规模不再适用。在共和国最后一个世纪的扩张中，罗马军团到达了幼发拉底河和英吉利海峡，并伴随着罗马社会内部不断升温的社会紧张局势——这是海外胜利的规律性的直接结果。农民对土地要求的运动被格拉古镇压了。但是在军队中该运动以一种新颖的更具威胁性的方式重新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征募不断地削弱小土地所有者阶级的力量，但是，他们的经济活力依然存在，并且体现在从马略时代开始的、退伍老兵的土地分配所产生的压力中——他们是艰难地服过兵役而幸存下来的人，这给罗马农民压上了沉重的负担。元老贵族从罗马对地中海的财政掠夺中，获得了极大的利益，同时造成了无尽的贡赋、征敛、土地和奴隶，但是他们并不愿意给曾经为他们作战并赢得许多前所未闻的财富的士兵哪怕很少的补偿。罗马军团成员领取微薄的工资后便被野蛮地遣散，没有获得任何长期服役的补偿金；在服役期间他们不仅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而且还有失去在家乡的土地的危险。支付他们退伍的补偿金就意味着向有产阶级征税——虽然是少量的，但这是贵族统治者不予以考虑的。结果是，在共和国后期，军队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的倾向，军人从对国家的忠诚转向对成功军官的效忠，因为通过他们的个人权力，这些军官能够保证士兵获得掠夺物和赠品。军团和司令官之间的关系逐渐变得与平民生活中保护人和被保护人之间的关系相似了，从马略和苏拉时代开始，士兵期望他们的军官在经济上得到改善，军官则利用士兵作为政治晋升的条件。军队成为得人心的指挥官的工具，而且战争开始成为有野心的执政官私人的投机活动，如庞培（Pompey）在俾泰尼亚（Bithynia），克拉苏（Crassus）在帕提亚（Parthia），恺撒在高卢，他们各自独立地决定了他们的征服和侵略的战略计划[19]。传统的国内政治的派别斗争随之转向军事斗争，这比狭窄的罗马自身有限的范围大得多，其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大规模内战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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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如果说农民的贫困是共和国后期军队混乱的苗头，那么城市人群的境况则使元老权力面临极端尖锐的危机。随着帝国的扩张，首都罗马的发展达到了无法控制的规模。农村人口脱离土地的趋势，与大规模奴隶进口相结合，创造出了一个超大规模的城市。在恺撒时期，罗马人口大约有75万人——这超过了希腊化世界最大城市的规模。饥饿、疾病、贫穷，榨干了在首都贫民区里生活的工匠、工人和小业主，他们或是奴隶，或是解放奴隶或自由人[20]。在公元前2世纪，城市暴民曾经被贵族利用，去反对农民改革者，因此，他们曾经被有组织地动员起来——罗马平民为抛弃喀提林（Catiline），再次采用了这个措施，他们以存在已久的方式，听信专制贵族的宣传，反对国家的“煽风点火”的敌人。只有埃特鲁斯坎人（Etruria）的小土地所有者才最终保持了对这些人的忠诚，而这是这种情况最后一次出现。此后，罗马无产者似乎已经不可逆转地从元老院的监护下分离出来；在共和国最后的几年里，他们的敌对情绪越来越对传统的政治秩序构成威胁。由于在充斥着75万居民的城市中根本缺少任何巩固的、严格的警察队伍，城市暴乱就使共和国危机重重，直接的大众压力是可想而知的。由于50年代保民官克劳狄（Clodius）精心安排，武装了部分城市贫民，在公元前53年，城市无产者第一次收到了谷物施舍——此后，这成为罗马政治生活中固定的活动，到公元前46年，接受施舍的人数上升到32万人。另外，正是公众的呼声给予庞培特别的、对于军队的统辖权，从而导致元老制国家军队的最终崩溃；对于恺撒，大众的热情使他在10年后能够威胁贵族制度，大众的欢迎保证他在越过卢比孔河（Rubicon）后得以顺利地接收罗马。恺撒死后，在继承者空缺时，公众再一次在罗马街头发生骚乱，在公元前22年至前19年，迫使元老院，请求奥古斯都接受更新的执政官和独裁官的权力。这成为共和国最后的坟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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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也许是最根本的一点是，罗马贵族在统治行省时的自我保护的保守主义和率性而为的治理，证明他们越来越不适合管理一个世界性的帝国。他们排外的特权同他们海外扩张发展中的统一性是不一致的。同样，各行省也无法对罗马贵族贪婪自私的特性作出任何有效的抵抗。但在意大利本土，在上一代猛烈起义后获得正式公民的平等权利的那些行省，却没有发生类似的状况。意大利城市贵族赢得了融入罗马社会的法律权利，但是，他们没有深入元老院官员的内部，拥有后者所拥有的权力。随着三巨头之间最后一回合的内战的结束，政治干预的决定性的机会到来了。意大利行省贵族拥护奥古斯都，自称是传统和特权的守卫者，而反对马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及其阵营中不祥的和稀奇古怪的东方习俗[21]。正是他们对奥古斯都事业的支持以及著名的32年“泛意大利”（tota Italia）忠诚誓言，保证了亚克兴（Actium）战役的胜利。关键是，在三次决定共和国命运的内战中，每一次都伴随着同样的地理模式，它们都是由控制西部的一方获胜，以东方为基地的一方失败，尽管东方更富庶，拥有更多资源，法萨卢（Pharsala）、腓力比和亚克兴都在希腊，就是在前面提到的战胜者一方，决出胜负。罗马帝国统治的强有力的中心再一次确立在地中海西部。但是，因为恺撒最初的基地是在蛮荒的高卢省，而屋大维（Octavian）政治集团则在意大利本土形成，所以他的胜利证明，地方军事执政官的成分越少，就越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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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奥古斯都最高权力是通过将共和国后期不满的、未分裂的多种势力收入麾下而积累起来的。他有能力团结绝望的城市贫民和疲惫的被征召农民，来反对受到敌视的、由统治精英组成的小集团，把他们极端的保守主义、傲慢无礼的态度暴露给日益强大的民众。总之，他依赖意大利行省贵族，在由他们帮助建立的新统治体系中，他使他们分享官职和荣誉。稳定的普遍的君主制是从亚克兴战役后产生的，因为只有它才能超越罗马元老院寡头统治的狭隘的都市地方主义。马其顿君主制曾突然统治过一个更广阔的外邦的大陆，但此后（post facto）却没能产生一个统一的统治阶级管理它，尽管亚历山大可能已经认识到这是他所面临的重大的机构性难题。罗马奥古斯都君主制则相反，它一产生就既不早也不晚地正好处于从城邦到统一帝国的关键性和过渡性的时刻——这是在古典时代常有的周期性的变化，它在元首制（Principate）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现在，通过采取一系列精明的政策，共和国晚期最危险和紧张的局面得到了缓解，这些政策企图重新巩固整个罗马的社会秩序。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奥古斯都将土地分给成千上万个内战后退伍的士兵，并用他个人的财富资助他们当中的许多人。类似的赠赐——如同苏格拉底曾经做过的一样——可能主要以牺牲其他小土地所有者为代价，他们被驱逐，以空出土地给将要回家的老兵。但是，从总体上来说，这并没有改善农民的社会状况或改变意大利农村财产的总体模式[22]；然而这样做确实卓有成效地满足了武装起来的农民阶级中一小部分关键人物的要求，这些人是农村人口中的中坚力量。恺撒已经成倍地增加了现役军人的报酬，在元首制时期仍继续增加。更重要的是，从公元6年开始，退伍军人接受固定的退伍津贴，数额相当于13年的工资，这笔津贴从特别设立的军事金库中支付，金库是从意大利有产阶级手中征收的销售税和遗产税中获得资助的。此项措施，在元老寡头统治时代一直受到抵制，随之被一并取消。随着新体制的创立，遵守纪律和忠诚的信念回到了军队中，军团由50个调整为28个，并成为一支常备的、职业化的军事力量[23]。其结果是，有可能发生非常重要的变化，在提比略时代，征召制度取消，从而减轻了意大利小土地所有者的负担，这样的负担，在共和国时期曾经导致广泛的灾难——这可能是一种比任何一种土地分配计划更实惠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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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都，城市无产者的骚乱，由于获得了比恺撒时期所获得的更多的谷物而平息下来，而且自从吸纳了埃及谷物后，帝国供应得到了保证。一个野心勃勃的建筑计划开始实行，这给贫民提供了很多的工作机会。由于卓有成效的消防队和供水系统的建立，城市的市政服务设施极大地加强了。执政官的步兵队和城市警察队伍从此常驻罗马，镇压骚乱。同时，在各个行省中，共和国包税人在旧政权时期最坏的任意无度地勒索的陋习，被逐步清除，以确切的人口财产调查为基础的、统一的财政体系建立起来，它由土地税和人头税组成——中央政府的收入增加了，而且边境地区不再遭受税吏的掠夺。从此，行省长官接受定期工资。通过细致的调查，司法体系扩大了受理上诉的范围，反对对意大利人和行省居民的随意判决。帝国邮政体系的建立，第一次用定期的交通系统将帝国各个遥远行省连接起来[24]。罗马殖民地、自治市和拉丁人社会在边远地区站稳了脚跟，他们主要集中在西部省份。国内的和平，在一代人的破坏性的内乱后，与各个行省的繁荣一起恢复。在边境，征服取得了成功，东西方之间重要的通道连接起来——莱蒂亚、诺里库姆、潘诺尼亚（Pannonia）和伊利里亚——取得了帝国最终的、在地域上的战略统一。特别是伊利里亚，从此成为地中海帝国体系内的中心军事环节。[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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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疆域内，元首制的兴起意味着，意大利自治市家族的地位已经上升而与元老和上层行政官员处在同一等级，他们成为奥古斯都权力的堡垒之一。元老院在罗马国家中占据中心特权的时代结束了，它不是来源于权力和声誉，但是从此成为后继皇帝们的完全服从和附属的工具。元老院的政治权力只有在皇室斗争或皇帝空位期间，才有所恢复。但是，由于元老院是一种制度，这成为它前身的一种华丽外壳，元老等级——现在，通过元首制的改革，已得到整肃和更新——仍然是帝国的统治阶级，仍然根深蒂固地控制着帝国的国家机器，甚至在骑士等级已经普遍被广泛任命为各种职位之后仍然如此。它将新生事物的文化和观念融入自己等级中的能力是非常突出的。在图拉真（Trajan）时代老的共和国贵族中，没有哪一个人能够像塔西佗（Tacitus）那样，对于一个曾经不大的南部高卢省对这个世界的形势的影响，作出如此有影响的、动人的论述。元老院的对立，在帝国创立后的几个世纪里依然存在，它以沉默或拒绝承认元首制的独裁统治的方式表现出来。在雅典——这个在古代世界中拥有最不受限制的民主制度的城市，没有杰出的理论家和雄辩家。而罗马——这个自相矛盾的也是富有逻辑性的城市，从没有经历过任何形式的民主制度，在狭隘压抑的寡头统治中，却产生了古典时代最动人的、自由的挽歌。在希腊语中，没有与拉丁语受崇拜的“自由”（libertas）一词完全对应的词，在西塞罗（Cicero）和塔西佗的著作中，这个词是认真的或具有讽刺意义的[26]，对比一下两种奴隶制社会的结构，其原因就显而易见了。在罗马，文学和政治之间没有社会冲突，权力和文化聚集在共和国和帝国的严密的贵族统治中。享受有特性的、古典时代的自由的空间越小，留给后代子孙的对自由的维护也就越单纯，在一千五百年后，这一点仍然是强有力的和令人难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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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老院的自由观念自然是被元首制的独裁帝国所压制和否定的，同时，意大利有产阶级对新体制的默许，使得这个时代他们的统治以异端的形式出现。但是，自由观念从来没有完全消亡，因为罗马君主制的政治统治覆盖着整个地中海地区，这种情况在从前的希腊化君主国中从未有过。罗马帝国建立在民法体系上，而不是建立在国王的任意行事上，在公共行政管理中，对共和国时期形成的基本法律框架也从未有过巨大的妨碍。事实上，元首制第一次把罗马法学家的地位提高到了国家官吏的位置，奥古斯都选择著名的法学家为顾问，并授予他们解释法律的权力。另一方面，君主自己针对属民的问题或请求，通过诏书、告示和官方命令的形式立法。通过帝国法令产生的专制公法的发展，当然会导致罗马的法律比共和国时期的法律更加复杂和混乱。从西塞罗的“我们守法为了自由”（legum servi sumus ut liberi esse possimus）到乌尔庇安（Ulpian）的“统治者的意愿具有法律效力”（quod principi placuit legis habet vicem），说明法律自身在政治上的变化有多大[27]。但是，民法的主旨——首先是那些控制经济交易的法律的主旨——通过这次公法权利的改进，基本上被完整地保留下来了，公民内部主权没有受到非法侵入。有产阶级的财产继续受到由共和国制定的法律的保护。其次，刑法——基本上是为下层阶级制定的——仍保持着以往的专断和压迫的特性，它保证了整个社会的统治秩序。元首制保存了罗马古典司法体系，同时附加上公法领域中新改进的皇帝权力。乌尔庇安后来系统地阐述了帝国统治下的、整体的司法主体和连贯清晰的特点之间的区别：私法——“属于与私人利益有关的”（quod ad singulorum utilitatem pertinet），特别要与公法——“属于与罗马国务有关的”（quod ad statum rei Romanae spectat），分开，前者在后者的扩张过程中没有真正消亡[28]。在3世纪，帝国真正使强大的民法司法系统化了，塞维鲁（Severan）的著作完善了巴比尼安（Papinian）、乌尔庇安和保罗（Paulus）的成就，将罗马法编纂成集，留给了后世。与希腊化世界完全不同的罗马帝国政体的巩固和稳定，就是以此传统为根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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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元首制的历史就是大规模的帝国中央权力行省化的过程。一旦罗马贵族享有中央政府的垄断权力被真正打破，权力就开始逐渐扩散，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以外的西方地主阶级参与到了帝国统治中[29]。元首制以后产生的各个王朝都是这种发展的直接结果。罗马贵族朱里亚·克劳迪（Julio-Claudian）家族［从奥古斯都到尼禄（Nero）］被意大利自治地方官弗拉维（Flavian）王朝［从韦伯芗（Vespasian）到图密善（Domitian）］所取代；继任者又是一批有西班牙和高卢南部行省背景的皇帝［从图拉真到马可·奥勒略（Marcus Aurelius）］。西班牙和纳尔旁高卢（Narbonensis）是罗马在西方最早征服的地区，因此，其社会结构与意大利最接近。元老院的构成反映了它们之间极其近似的模式，并且逐渐地、越来越多地接纳了来自波河北岸的意大利、高卢南部和地中海岸边的西班牙的乡村显要人物。亚历山大曾经梦想的统一帝国在哈德良（Hadrian）时代象征性地达到了，他是第一个亲自从自己国土的一端走到另一端的君主。正式完成这项成就是在公元212年，卡拉卡拉（Caracalla）的法令将罗马公民权赐给了整个帝国中几乎所有的自由民。政治和行政的统一与外部的安定和经济的富庶相吻合。达西亚（Dacia）王国被征服，它的金矿被吞并；亚洲领土的边境继续延伸，并且得到了巩固。农业和手工业技术在缓慢地发展——螺旋压榨机促进了油料的生产，捏制机器促进了面包的生产，吹玻璃的技术广泛普及[30]。总之，新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景象，与自治市竞争者的激增和城市装饰在帝国全部行省的遍布相呼应——城市装饰采用了罗马人发明的拱门和拱顶建筑。安东尼时代可能是古代城市建设的鼎盛时期。经济的发展伴随着拉丁文化在元首制时代的兴旺，诗歌、历史、哲学，在共和国早期的相对的知识和美学的停滞之后，繁荣起来。对于启蒙运动来说，这是发展的黄金时代，用吉本的话来说就是：“在世界历史上，这个时期人类的生活是幸福和富裕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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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里，罗马帝国城市文明的平静和辉煌中一直隐含着它所依据的生产基础的、潜在的局限性和危险。因为与继之而来的封建经济不一样，古典时代奴隶制生产方式没有自然再生产的内部机制，劳动力在系统内部不可能自我平衡，以保持稳定。传统上的奴隶供给大多依靠对外征服，因为古典时代奴隶的主要来源一直是战俘。共和国曾经为获取人力而劫掠了整个地中海地区，并确立了罗马帝国体系。元首制遏制了进一步的扩张，在三个进军的目标地区——德意志、达西亚和两河流域，都有明显保留的部分。“图拉真时期后，帝国边境关闭了，战俘奴隶之源不可避免地干涸了。”奴隶贸易不可能补充它所造成的来源的匮乏，因为它本身就一直依附于军事行动之上。“帝国周围的蛮族边境地区继续提供奴隶，由中间人在边境买进，但仍不足以解决和平形势下的供应难题。”结果是奴隶价格开始不断上升；在1、2世纪，价格是公元前1、2世纪的8至10倍[32]。价格的不断上升加剧了奴隶劳动力所有者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因为对于一个奴隶所有者来说，每个成年奴隶都意味着是一次短暂的、在死亡时完全放弃的资本投资，因此强制劳动的更新（与工资劳动不同），在越来越紧缺的市场中，就需要一笔高额的启动资金。因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购买奴隶付出的资本，不属于用来从奴隶身上榨出利润或剩余劳动的资本。恰好相反，这是奴隶主已经放弃的资本，是他可用在现实生产上的资本中的扣除额”[33]。此外，奴隶的后代自然是奴隶主不用生产的财政费用，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减少或忽略了。农业奴隶生活在类似兵营的奴工监狱（ergastula）之中，环境与地方监狱相似。女性奴隶很少，因为除家务劳动外，适合她们的工作很少，对奴隶主来说，一般是无利可图的[34]。因此，农村奴隶人口的性别组成一直处于极端失衡的状态，并且其中几乎没有婚姻关系。结果必然是生殖率低下，造成劳动力一代比一代少[35]。为了防止奴隶人口的下降，元首制后期，地主开始尝试繁殖奴隶，给生育的女奴奖金[36]。虽然有关帝国繁殖奴隶的数量的记载很少，但在边境关闭后一段时间内，这类措施有可能缓解整个生产方式的危机，然而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同时，农村自由人口的逐渐增加也无法补偿奴隶人数的损失。帝国对农村人口的渴求，早在图拉真时代就已经显现出来，他将公共抚养地方孤儿的费用分摊给地主，劳动力短缺的迹象已经从中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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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率水平的上升也不能补偿劳动力总数减少的损失。在共和国后期和帝国早期，奴隶农业对于地主来说，比其他任何一种开发土地的方式都更明智和更有利可图，其中部分原因是奴隶可以随时使用，而佃农一年中有相当一段时间是不劳动的[37]。加图（Cato）和科鲁麦拉曾经精心排列出所有家内劳动和农闲时期的工作任务的种类，以备奴隶在没有耕种土地、收割谷物的活儿时做。奴隶手工工匠与自由手工业者的技术是一样熟练的，因为他们劳动所得的产品决定着任何一种贸易的总体技术水平。另外一方面，大庄园的效率不只是依赖于奴隶农庄（vilicus）管事的质量［管事一直是奴隶与佃户（fundus）之间微弱联系的中间人］，在十分广阔的田野里，监督奴隶劳动也是十分艰巨的[38]。总的来说，奴隶生产力的固有局限是永远无法克服的。奴隶制生产方式决不意味着没有技术进步，如前所说，它在西方的广泛进步，是以一些主要的农业技术革新为标志的，特别是旋转碾磨机和螺旋式压榨机的引进。但是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活力仍然十分有限，因为它立足于增加劳动力，而不是立足于对土地的开发和资本的积累，因此，它既不像后来的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也不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奴隶制生产方式所拥有的技术进步的客观推动力极小，因为其生产的附加劳动方式的构成最终是阻碍技术发展的，虽然在最初并没有排斥它们。因此，在罗马帝国时期，亚历山大里亚的技术对劳动方式的基础并没有任何改变，在其存在的4个多世纪里，没有发明过任何一种节约劳动力的方法，罗马农业经济的发展很快到达极限而处于停滞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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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克服的、进一步技术进步的社会障碍——以及奴隶制生产方式本身的局限——事实上已经从元首制时期的两项重要发明，即水磨（1世纪末在巴勒斯坦）和收割机（1世纪在高卢）的命运中，完全显现出来。水磨的巨大潜力——基本上对于后来的封建农业而言——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它代表了非生命动力在经济生产中的第一次使用，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它的出现使“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流传下来”[39]。但是，帝国并没有广泛使用这项发明。元首制时期，水磨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受到重视；在帝国后期，其影响开始显示出来，但似乎从未成为古代农业生产中正式使用的工具。同样，有轮收割机加快了北方多雨季节庄稼的收割速度，但也从未在高卢以外的地区使用[40]。这里，利益微薄是地中海地区旱地农业改革全面失败的具体体现——与爬犁和二圃制一样——在北欧湿重的土地上，需要全面开发新的劳动工具。这两种情形充分说明，单纯技术本身永远不是经济变革的原始推动力，个人的发明有可能在几个世纪里与世隔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只因为可以将它们视为集体的技术应用的社会关系还未出现。奴隶制生产方式给予碾磨机和收割机的时间和空间都很少，罗马农业作为一个整体，直到最后都与这些技术无关。重要的是，罗马帝国流传下来的关于重要应用技术发明的论文，都是军事和建筑方面的——本质上，是武装构筑堡垒以及城市装饰的全部技艺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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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对农村的弊病，城市也没有解救的办法。元首制在地中海开创了前所未有地、大规模地兴建城市建筑的时代。而帝国的前2个世纪，在大批大中城市的大规模扩张活动中，对全部生产结构并没有任何本质上的改变。工业和贸易都未能积聚资本，或者经历从整体上冲破古典时代经济局限的努力。在制造业领域，运输费用的地方化，阻挠了工业生产的集中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分工。人口的绝大部分由农民、奴隶劳动者和城市贫民组成，原本狭小的消费者市场愈加狭窄。除去共和国时期包税和公共承包合同（其作用在元首制时期奥古斯都的财政改革后大幅度下降）外，没有其他商业合伙关系发展起来，而且基本上不存在长期信贷，信用系统仍然保持在初级状态。有产阶级保持着传统的轻视贸易的态度，商人是被鄙视的人群，往往来自被释奴隶。行政和家务奴隶的解放广泛实行，定期地减少城市奴隶人口中的高级奴隶人数；同时，外部供给的缩减必然使城市中奴隶工匠的数量逐渐减少。城市经济的生命力一直是有限的和衍生的，显示着对农村经济的补充。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城市的生命力来加以扭转。此外，一旦元首制得到巩固，帝国国家机器的特点就开始阻碍商业的发展。因为国家是帝国最大的、唯一的消费者，而且是必需品大规模生产的真正的中心，这样，有活力的生产部门就有可能产生。然而帝国的供应政策和特殊结构却造成了妨碍。在整个古典时代，日常的公共劳动——道路、建筑物、引水排水系统——都是典型的奴隶劳动的部门。罗马帝国以及大规模扩展的国家机器都展现了这一原则性的、相应的延伸状况，因为全部武装力量以及军事和内政机构的供应中，很大一部分完全由帝国专有的工业部门供应，人员配备来自军事附属人员和家生国有奴隶[41]。因此，真正的、大规模的生产部门与商品交换总量同步地大幅度减少。罗马国家奴隶劳动的持久和直接的使用——这是一种一直沿用至拜占庭帝国的结构特点——是古典时代后期政治经济的中心支柱之一。奴隶制下层基础经常在帝国上层建筑内部有最集中的体现，因此国家得以扩展，但是城市经济从其发展中获益甚少，也就是说，其规格和种类使私有商业的创新精神和企业积极性的发展受到了遏制。一旦对外扩张停止，帝国边境内农业和工业生产力就不再提高，以抵消奴隶人口的下降趋势[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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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在3世纪早期，整个经济和社会体系开始出现危机，并很快导致传统政治制度的普遍崩溃，其间，还夹杂着来自帝国外面的、猛烈的攻击。资源的骤然短缺，是3世纪中期危机的标志之一。追溯准确的原因和发生的经过十分困难[43]。似乎是在安东尼时代末期，严重紧张的局势已经开始出现。日耳曼人对多瑙河边境的压力，导致马科曼尼战争（Marcomannic）时间延长；白银第纳尔（denarius）在马可·奥勒略时代的贬值率已达25%；爆发了第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上的土匪暴动，逃亡者马特努斯（Maternus）的队伍武装起来，占据着高卢和西班牙的大部分地区，在康茂德（Commodus）统治的混乱时期，他们甚至还企图进攻意大利[44]。短暂的内战之后，非洲塞维鲁家族开始掌权，帝国政府的地区性循环模式似乎又一次产生作用了，因为内部秩序和财政开始明显复苏。但是，很快通货膨胀变得极其严重，货币一再贬值。至3世纪中期，银币完全崩溃，第纳尔的价值仅为原来价值的5%，至3世纪末，谷物的价格飞升至元首制早期价格的200倍[45]。货币贬值导致政治局势急剧恶化，从235年到284年的灾难性的50年里，有20多个皇帝在位，其中18个死于非命，1个在海外被俘，其余的死于瘟疫——这些人的命运就是时代的写照。从马克西密努斯（Maximinus）到戴克里先时代，内战和篡位活动从未间断。同时，还有外国人的入侵，他们袭击边境线，部队甚至曾经深入内地。法兰克（Franks）和其他日耳曼人部落不断骚扰高卢，劫掠活动达到西班牙；阿拉曼尼人（Alamanni）和尤桑基人（Iuthungi）远征意大利，卡尔皮人（Carpi）入侵达西亚和摩西亚（Moesia）；赫留利人（Heruli）窜扰色雷斯和希腊；哥特人（Goths）跨海掠夺小亚细亚；萨珊波斯（Sassanid Persia）占领基里齐亚（Cilicia）、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和叙利亚；帕尔米拉（Palmyra）从埃及统治下宣布独立；毛里（Mauri）和布莱明耶（Blemmyes）游牧者控制了北非。雅典、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先后沦陷；巴黎和塔拉贡纳（Tarragona）被付之一炬；罗马必须重建防御体系。内战造成的混乱和外国人的入侵很快引起连锁反应，帝国日益衰弱，由于战争的破坏，人口日益减少。土地荒废，农产品供应日益短缺[46]。因为货币的贬值，税收体系崩溃了，财政收入回复到交付实物状态。考古发现证明，整个帝国内，城市建设戛然停止了；在某些地区，中心城市消亡或缩小了[47]。在高卢，一个独立的帝国，以特里尔为首都，存在了15年，被剥削的民众发动了全面的起义（283—284年），历史上曾经爆发过的巴高达（Bacaudae）起义，在西部行省再次发生。在内外交困的形势下，从235年到284年的大约50年间，罗马社会显露出崩溃的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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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3世纪晚期和4世纪早期，帝国开始有所改变，出现复苏的景象。军事防御体系逐渐恢复，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的军队将领先后当了皇帝，克劳狄二世征讨了摩西亚的哥特人，奥列里安（Aurelian）将阿拉曼尼人驱逐出意大利，征服了帕尔米拉，普洛布斯（Probus）歼灭了高卢的日耳曼侵略者。这些胜利为罗马国家机构的重新组织作了铺垫，284年，戴克里先成为皇帝，从此以后的100年，一个不稳定的复兴时期开始了。首先，由于新征募法的实施，帝国军队迅速壮大，军团数量在一个世纪里翻了一番，军队人数超过了45万人。从2世纪后期和3世纪前期开始，越来越多的士兵驻扎在道路两边的哨所里，保卫国家内部安全，警戒农村[48]。后来，从260年伽里恩努斯（Gallienus）时代以后，精锐的陆军开始向帝国边境纵深派遣军队，加强抵抗外敌入侵的部队的机动性，而第二等级军区（limitanei）的部队则留下保卫帝国外围边境。大量的蛮族志愿者加入军队，组成了众多的精锐兵团。更加重要的是，现在所有的上层军事将领只从骑士等级中任命；从此，元老贵族在政治统治的中枢机构中消失了，而帝国的最高权力日益转向军队中的职业军官。戴克里先本人也有计划地将元老从文官管理体系中清除出去[49]。行省的数量增加了两倍，它们被划分为更小的、更易管理的单位，设置的官职数量成倍增加，形成了更严密的官僚统治体系。在3世纪中期旧的财政体系崩溃后，新的财政体系确立起来，将土地和人头税合为一体，在新的可靠的人口普查的基础上，计算税额。在古代世界里，第一次采用了年度预算方法，它可以调节税收，以适应当时经常性的支出——可以想象，税收数额在急剧上升。在戴克里先及其继承者的牢固帝国后期，基层社会结构的观念，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这些矛盾的措施，导致了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产生，其规模是超乎想象的、实质性的。将国家的大部分人口局限在种姓式的世袭行会里的法令，在经过半个世纪的混乱后，仍收效甚微[50]；由于扩大了军队将领和国家内部官僚提升的途径，社会流动增多了[51]。在整个帝国内，经过短暂的努力，发现实行固定行政费用和工资的措施极不现实。另外，帝国独裁统治本身，成功地废除了所有传统的、由元老院观念和惯例对个人权力实施的限制。元首制让位于君主制的统治，因为奥列里安以后的皇帝，将他们自己的形象设计为君主和神（dominus et deus），并强制推行对君主的标准的、屈辱性的东方仪式，即亚历山大曾经在近东的希腊化帝国中创立的跪拜礼（proskyn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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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君主制的政治倾向常常被解释为，它标志着罗马帝国体系的整个中心向地中海东部地区转移，并很快成为君士坦丁堡——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horus）边的新罗马——兴起的证明。毫无疑问，现在在两个基本方面，东方行省在帝国内部是占有优势的。在经济上，发达的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危机自然打击了西方，因为那里的奴隶制程度更深，处境更艰难，相比之下，造成的后果更加严重，现在，它自身不再拥有可以达到东方所有的富庶的生命力，并且明显地开始倒退，成为地中海地区贫穷的部分。从文化上看，同样的推动力正在消耗殆尽。希腊的哲学和历史已经从安东尼时代的结束中重新繁荣起来，如马可·奥勒略，更不用说狄奥盖苏斯（Dio Cassius）的书面语言已经不再是拉丁语了。重要的当然是新兴宗教的缓慢发展，它正在征服帝国。基督教从东方兴起，从3世纪开始稳健地逐步占领东方，而西方受到的影响仍然不大。这些重大的改变，除了表面现象外，并没有在国家政治机构中引起同等的反应。因为作为帝国政体统治顶点的希腊化现象，并没有真正发生，它仍没有彻底地东方化。王朝权力的交替轨迹刚好停在希腊—利凡特东方部分的边缘上[52]。来自非洲的塞维鲁家族似乎反映了帝国政府又一次顺利地向新地区的转变。218年叙利亚家族与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联姻，支持当地年轻的、冒充他孙子的埃拉伽巴（Elagabalus）登基成为罗马皇帝。他青少年时代在异国的文化影响——宗教的和性的——使得他的统治时间虽然短暂，但他的行为却鲜明地留在罗马人的记忆中。他与元老院的严重对立，导致他很快被废黜，在他们的监护下，他的平庸的侄子亚历山大·塞维鲁（Alexander Severus）——又一个在意大利接受教育的未成年人——继承了皇位，又于235年被暗杀。此后，只有一个东方人——来自外约旦沙漠的阿拉伯人朱里亚·腓力（Julius Philippus），曾经成为皇帝，这是该地区极不正常现象的代表。特别是，没有一个来自小亚细亚和希腊本土的希腊人、其他叙利亚人和任何一个埃及人，曾经获得帝国的最高统治权。帝国城市化程度最高、最富庶的地区，在帝国国家机器中却没有获得任何控制权，这是帝国无法消除的罗马特色阻碍的结果，而这一特色是在西方建立和完善的。在文化上，它的一元文化的特点，远比不规则的东方文化要明确得多，而在东方，至少有三种主要的文化——希腊、叙利亚和埃及——是希腊化文明遗产的争夺者，更不用说还有其他著名的、少数派地区的文明了[53]。在3世纪，意大利人不再是元老院中的多数派了，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元老是来自东方说希腊语的地区。但是，只要元老院拥有选举权和控制皇帝的权力，它的代表就一定是从西方拉丁人地主阶级中选出的。巴尔比努斯［（Balbinus）（西班牙）］和塔西佗（意大利）是3世纪最后一批被选为皇帝的元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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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同一时期政治权力的中心不在首都，而在边境地区军队的驻地，因此伽里恩努斯成为这个时代最后一个驻罗马的统治者。由于军事指挥官之间的派系斗争，皇帝的废立从此就不再受元老院的影响。这个政治变化的原因是，在帝国的内部构成中，新的决定性的地区性特点制约了朝代的更替。从3世纪中期开始，帝国的权力经常被落后地区的将军控制，皇帝一度由伊利里亚地区指派，是由包括潘诺尼亚、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摩西亚在内的行省构成的集团决定的。这些来自多瑙河—巴尔干地区的皇帝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西罗马帝国灭亡时或其后更长一段时间。其中，包括戴克优斯（Decius）、克劳狄·哥提库（Claudius Gothicus）、奥列里安、普洛布斯、戴克里先、君士坦丁、伽勒里（Galerius）、约维阿努斯（Jovian）、瓦伦丁尼（Valentinian）和查士丁尼（Justinian）[54]；他们来自同一个地区，但很明显，他们之间没有亲缘关系。至6世纪末，唯一一个重要的、来自该地区以外的皇帝，是来自帝国最西部的西班牙人狄奥多西（Theodosius）。造成这些潘诺尼亚或伊利里亚统治者夺权的最明显的原因是，多瑙河和巴尔干地区行省在军队兵源的补充上具有重要的作用，它们当时是军团的职业军官和士兵的传统供应地。但是，在这个地区夺权，还存在着更深层次的原因。潘诺尼亚和达尔马提亚是奥古斯都扩张时期重点征服的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占据着帝国弥合东西方裂缝的实际的地理警戒线。从此，该地区一直充当着连接帝国两部分领土之间的战略桥梁。沿东西方边境的、所有军队的跨国行动都要经过该地区，因此，该地区成为帝国多次内战的主要焦点，与共和时代海上运输线的激烈争夺形成了对比。能否控制尤里安阿尔卑斯（Alps）通道，成为冲突双方胜败的焦点。韦伯芗在69年占领潘诺尼亚，塞普提米乌斯在193年取得胜利，戴克优斯在249年篡位成功，戴克里先在285年夺得统治权，君士坦提乌斯在351年篡位，都是基于此种目的。除去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外，该地区在帝国内部还具有十分特殊的社会和文化地位。潘诺尼亚地区、达尔马提亚地区和摩西亚地区都是极难控制的，它们虽然邻近希腊世界，却从未融入其中。它们是最后被罗马化的大陆行省，它们向已经确立的庄园农业的转变也大大晚于高卢、西班牙和非洲，而且极不完全[55]。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推行，也从未达到西方大陆上其他拉丁行省那样的规模，虽然在老区逐渐衰退时，那里有可能偶然有所进步——据4世纪后期帝国的调查，潘诺尼亚是一个主要的奴隶出口地[56]。因此，该地区奴隶农业危机的发生并不迅速，也不尖锐，而且自由农民和佃农的人数也是相当可观的，农村的模式接近于东方。在越来越衰弱的西方，该地区的生命力无疑与这一不同的形态有关。但是，同时它在政治上的中枢作用与它的拉丁特性是密不可分的。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它是罗马化的，而不是希腊化的——是拉丁文明天然的东部边界。因此，不仅是位于东西方内陆交接处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的重要性，而且也因为它处于文化边界上适当的位置，在仍然保留着深厚的罗马统治特性和来源的帝国体系内，潘诺尼亚确立了意想不到的突出地位。多瑙河和巴尔干等偏远地区王朝的兴起表明，在罗马政治体系所能影响到的东方最远的地区，要维持帝国统一，就要与维护拉丁特点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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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的潘诺尼亚和伊利里亚统治者对于军事和行政事务管理的魄力，导致了4世纪早期帝国统治的重新稳定。但是，帝国行政秩序的恢复，却是以权力的主体结构内部的严重分歧日益增长为代价的。地中海地区政治的再次统一，导致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社会分化。在意大利、西班牙、高卢和非洲，当时传统上集中财富的元老贵族仍然是西方最有经济实力的阶层，但是，现在作为帝国政治权力来源的军事指挥机构已经与之分离，落入了赤贫的巴尔干地区的暴发户出身的军官之手，因此，一种结构性的对抗局势在君主制统治中出现了。而在帝国元首制时代，这种局势从未出现过。最终，这种局势导致了致命的后果。戴克里先无情的排斥态度又使之达到顶点：元老候选人不再担任任何高级官职，无论是军职，还是文职。由于这种剧变的形成，这场斗争注定不能持久。君士坦丁扭转了其前任对于西方传统贵族采取的政策，并且通过任命行省长官和给予行政荣誉，在制度上给他们以好处，却不允许他们担任军事长官——从此，他们被永远排除在外了。元老院的规模扩大了，并且接纳了新任命的贵族显要。与此同时，在君士坦丁皈依基督教及其在米尔文桥（Milvian Bridge）之役中战胜麦克森尼（Maxentius）之后，整个帝国贵族的构成，因为帝国体制的重大变化——国家的基督教化——而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新的东方宗教在西方一旦被一个皇帝接受，该皇帝就能够征服整个帝国。一支来自高卢的远征军队接受了起源于巴勒斯坦的信条，这个标志性的自相矛盾的事件标志着：在拉丁人的故乡，罗马帝国统治体系在政治领域内确立了统治地位。很快地，宗教的改变在体制上最重要的影响大概是，大量“服兵役基督徒”的社会地位上升了，他们通过对新宗教的忠诚宣誓，获得了行政职位，地位上升到了4世纪时期的扩大的“显要者”（clarissimate）阶层[57]。他们中大多数来自东方，在那里占据了君士坦丁二世时期发展起来的君士坦丁堡第二元老院。他们与君主制的宽容的国家机器融合起来，新官僚职位的激增反映了罗马社会末期国家规模的稳步扩大。此外，基督教作为国教在帝国的确立，导致了一个庞大的神职官僚队伍的形成——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他们加入到已经十分臃肿的世俗国家机器中。在教会内部，一个同样的扩大的过程也有可能出现，因为基督教统治集团多由元老等级承袭而来。这些宗教显贵的工资和津贴，用从教会公共财产中收取的大量租金支付，金额很快就远远超过了同等级的世俗官僚。君士坦丁及其继承者在宫廷中极尽奢侈，他们以这种方式掌管着新的财富；“十五年定额税”和税收额一再提高。同时，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大大地扩大了军队的规模，他创建了新的骑兵和步兵部队，并创立了战略储备力量，在4世纪时人数已经达到65万人——大约是元首制早期军队人数的4倍。因此，4世纪和5世纪，罗马帝国在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领域内，都承受着巨大的不断增加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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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家机构的臃肿却伴随着经济的低迷。3世纪，人口减少的状况没有任何好转，虽然人口的下降率无法统计，但是不断抛荒曾经开垦的土地的现象［帝国后期的抛荒地（agri deserti）］无疑证明了一种普遍衰落的趋势的存在。4世纪，帝国政治的变革造成了短暂的城市建设的复兴，发行金币（solidus）使经济状况稳步恢复。但两者都是有限的、不可靠的。城市的发展，绝大部分集中在受皇帝直接保护的新兴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如米兰（Milan）、特里尔和撒丁卡（Sardica），最重要的是君士坦丁堡。这并不是自发的经济现象，而且不能抵消长期的城市数量减少的损失。寡头统治的自治市体制曾经管辖着自信的有活力的城市，它们屈从于元首制时代早期由罗马任命的、特别的帝国“监督人”对行省城市得寸进尺的监督和干预。但是，从3世纪危机开始，中心和边疆地区的关系微妙地改变了；从此，皇帝总是在努力劝说或强制市区议员等级接受自治市行政管理者的任命，行使他们在城市议会中的世袭义务，而在这些地方，土地所有者则逃避内政方面的义务（及支付相关费用）。由于缺乏公共基金的资助和私人的投资，城市衰落了。典型的“市区议员等级升迁了”，进入了“显要者”或中心官僚系统的最高等级，他们也从地方自治市的义务中解脱出来。同时，社会地位下降的小手工业者和工匠流出城市，去农村贵族的庄园中寻求保护和工作，尽管官方条例禁止这种迁移[58]。庞大的道路网将帝国的城市联系起来——最初，其战略目的要大于商业建设目的——在某些情况下，这确实有可能倒过来，最终成为地区经济发展的障碍，只作为为安顿士兵和税收目的而设置的渠道，而不是贸易或投资的途径。在这些情况下，流通货币的稳定和税收转化为现金，在4世纪时并不代表任何意义的真正的城市经济的恢复。更有甚者，君士坦丁发行了新货币，作为国家和富人用的标准金币，与穷人不断贬值的铜币同时使用，两者之间没有任何兑换标准，因此，两种完全分离的货币系统建立起来了——这是帝国晚期社会两极分化的可靠的标志[59]。在大多数行省里，城市贸易和工业不断衰退；帝国在缓慢地明显地进入农村化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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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村，古典时代最后的危机很自然地开始了：城市的发展停止了，数量减少了，农村经济中影响深远的改变发生了，它预示着生产方式将从整体上开始向另外一种生产方式转变。奴隶制生产方式不可逾越的局限，在帝国边境曾经导致了发展的停滞，现在又显示出：正是这些局限性，导致了3世纪政治和经济的混乱。现在，在帝国后期衰退的形势下，奴隶劳动——通常与政治和军事扩张相关联——日益减少，并开始出现问题；因此，地主大规模地将他们转变为依附于土地的农奴。奴隶的价格曲线——如前所见，在元首制时代的第一个200年里，由于供应短缺，导致价格迅速上升——在3世纪开始稳定并出现下滑现象，这是需求萎缩的明显的标志，导致产生巨大的转变[60]。从此，所有者们逐渐停止直接供养为数众多的奴隶，转而将他们安置在小块土地上，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而地主则收取剩余价值[61]。地产的构成趋向于将土地分割成中心家庭农场的形式，仍然使用奴隶劳动，周围是依附民租佃耕种的大片土地。这种变化使生产率有可能提高，虽然由于农村劳动力总量下降并不能提高产量。同时，在小土地所有者和自由佃农的村落——它们在帝国时期与奴隶制并存——当他们为抵御国家的苛捐杂税和强制征召制度而寻求保护时，就沦为受大农庄主“保护”的人，其经济地位与那些释放奴隶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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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是，隶农（colonus）——依附农民在大多数省份出现了，并最终占据了统治地位，他们被束缚在地主的地产上，缴纳租金或农业产品，或在分成制基础上（正式的劳役状况是不正常的）耕作。隶农一般保留土地产量的一半。这种新的劳动制度对于剥削阶级收回成本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土地所有者愿意支出高于市场价格的数目，以免除依附民入伍[62]。戴克里先曾经颁发诏书，规定依附民由于纳税的目的，必须依附于一个村庄；由于君士坦丁、瓦伦斯（Valens）和阿卡狄（Arcadius）相继颁布法令，土地所有者对于隶农的司法权力在4、5世纪稳步上升。同时，农业奴隶开始不再是常见的商品，到瓦伦丁尼一世——西方最后一个伟大的执政官皇帝——时，已经正式禁止将奴隶卖到他们工作的土地之外[63]。因此，通过集中的过程，一个依附的农村生产者阶级——在法律上和经济上都与奴隶和自由佃农或小土地所有者有所不同——在帝国后期形成了。这一群体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地主阶级的权力和财富的减少，相反，正是由于它曾经吸收了以前的独立小农，从而缓和了大规模管理和监督所造成的矛盾，它标志着罗马贵族统治所拥有的地产规模的全面扩大。农村大庄园里，财产的总数——在许多省份通常是分散的——到5世纪时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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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奴隶制度本身并没有完全消失，实际上，帝国统治不可能废除它。因为国家机器仍然依靠着用奴隶配备起来的供应和交通系统，奴隶制度以近似于传统上曾经拥有的威力，一直存在着，直到西罗马帝国最终灭亡。如果说奴隶在城市手工业生产中的作用明显降低的话，那么各地的奴隶仍然在承担着有产者繁重的家务劳动。另外，至少在意大利和西班牙，甚至在可能比我们一直以为的高卢地区的范围更广大的地区，他们还在农村土地上为行省地主的大庄园工作，发挥着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作用。女贵族麦拉尼亚（Melania）是在5世纪早期转变宗教信仰的，仅在罗马附近她所拥有的62个村庄中，就有大约2.5万个奴隶[64]。在农村经济中使用奴隶的部门、奴隶劳动人口和由国家管理的使用奴隶的工业部门都充分证明，劳动仍然是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这继续阻碍着劳动领域内的新发明。恩格斯指出，“垂死的奴隶制却留下了它那有毒的刺，即鄙视自由人的生产劳动”，“于是罗马世界便陷入了绝境”[65]。元首制时代仅有的技术发明，在奴隶制生产方式达到顶峰时被忽略了，在崩溃的时代，同样处于不受重视的地位。技术并没有在从奴隶到隶农的转变中汲取动力。古典时代，生产力水平仍然停留在传统的水平上。
但是，随着隶农制的形成，整个经济系统的主线转向别处，基本上沿着农村依附生产者、地主和国家之间的关系运行。因为帝国晚期军事和官僚机器的加强，使社会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所拥有经济来源确实在减少。城市财政税收额的提高，导致了城市贸易和手工业生产的衰弱。而税收的沉重负担仍然连续不断地、令人无法忍受地落在农民头上。从324年到364年，年度预算或“十五年定额税”增长了一倍。到帝国末期，土地税率已经超过共和国后期税率大约3倍，国家收取的税额，占全部农业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66]。另外，为了安抚和供给向臣民勒索的工作人员，臣民的纳税费用比官方税率高出30%[67]。实际上，税款通常由地主自己收取，他们有办法躲避自身的纳税义务，而将其强行摊派给他们的隶农。国家建立的教会——一种古典时代闻所未闻的、与早期近东文明相反的制度体系——给困境中的农业增加了更严重的多余的负担，90%的租金被抽走。教会讲排场的享乐风气和国家的冷酷、贪婪，与农村私有财产的迅速集中相伴而生，因为大贵族庄园主从小地主手中或以前自由民所拥有的土地中掠取地产。
96
由于4世纪最后几年呈现的日益加剧的经济问题和社会分化现象的产生，帝国破裂了。但只是在西方这些现象才发展到了顶点，随后在蛮族入侵前，整个帝国体系崩溃了。对于这一最终的、灾难性的后果，传统上人们将其归因于日耳曼人对西部省份的巨大压力，而且实际上西部的战略位置一般来说确比东部省份更易受到袭击。在皮加尼奥尔（Piganiol）著名的墓志铭式的警句中写道：L'Empire Romaine n'est pas mort de sa belle mort; elle a étéassassinée[68]。这一论断的优点在于，他严肃地强调了西罗马帝国的衰落是无法避免的和“灾难性”的，否定了许多学者的说法，他们试图说明，帝国的衰落是和平的、缓慢的、很少受到亲身经历者注意的事件[69]。但是，“帝国内部的衰弱并不是衰落的主因”的断言是明显站不住脚的[70]。对于西罗马帝国屈从于5世纪在周围逡巡的原始入侵者部落，而东罗马帝国——最初的进攻更加惊险——能够逃脱并生存下来的原因，并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答案总体上集中在罗马帝国体系在两个地区早期的发展历史上，正统学者几乎全部认为，原因在于末期的危机，大多数学者只是很简短地论及当时的背景。实际上，导致5世纪地中海东西部地区遭受不同命运的根源，可以追溯至共和国入侵和扩张开始的时候，当时，这两个地区被纳入罗马国家统治下，它们各自的状况不同。如前所见，西方是罗马帝国扩张程度的真正的检验地，是对整个古典时代地区扩张的真正的、决定性的演示场。正是在那里，共和国的奴隶经济形式在意大利得到完善并成功地传播开去，被移植到完全未开化的社会和地区。正是在那里，罗马城市大规模兴起。正是在那里，后期行省的掌握着政权的统治阶级，与帝国元首一起，一直将那里作为居住地。正是在那里，拉丁语成为基本的交流语言——最初是官方语言，后来成为通用语言。而在东方，罗马的扩张运动只是占有了并调和着发达的希腊化文明，在那个地区，希腊化文明已经被视为社会基本的“生态化”的文明——希腊城市、农民或乡村贵族生活的后方基地以及东方王权思想。因此，奴隶制生产方式导致罗马帝国形成强大的、发达的社会体系，但是，从产生之时起，它就主要是在西方采用。因此，该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在西方产生并导致严重的后果，这是自然而然的、可以预见的；在西方，没有任何以前的或另一种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形式，可以缓和或阻止它的产生。在那些周围环境最单纯的地方，这种症状也最严重。
97-98
因此，从3世纪开始，帝国人口下降了，这对于人口密度小得多的西方所产生的影响必然要比东方严重得多。精确的估算是不可能的，虽然可以算出帝国后期埃及人口大约为750万人，而高卢大约有250万人[71]。东方城市的数量要多得多。当然，更大规模的商业活动仍然在进行，君士坦丁堡兴起，成为帝国的第二个辉煌的首都，这是4世纪和5世纪城市发展最成功的范例。相反，如前所述，奴隶大庄园，在意大利、西班牙、高卢，直到最后仍然高度集中，这些地区是最早推行这种体制的地区，这并不是偶然的。更明显的是，新的隶农体制的地理模式仍然遵循着同样的划分基础。隶农制肇始于东方，特别是在埃及最早出现，因此更值得注意的是，它扩展到西方主要地区的农村体制中，在那里很快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在地中海东部地区希腊农村的程度更高[72]。同样，庇护制（patrocinium）最初是叙利亚和埃及的一种普遍现象，是赋予军事首领为防止国家的小官吏滥用职权而对农村村落提供保护的权力。但是，在意大利、高卢和西班牙，它却意味着农民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地主保护，地主反过来把土地暂时租借给农民［即所谓临时请地（precario）］[73]。类似的保护手段，在东方从未发生过，在那里，自由村落通常保留着它们自己的自治会议，而且，作为独立的农村社会的时间要长于自治城市[74]；因此，与西方相比，那里的小农财产与隶属于土地的农奴和依附租佃相结合，保持着更高的水平。同样，在东方，帝国税务负担相对较轻，似乎是在5世纪意大利，土地上的苛捐杂税至少是埃及的2倍。另外，收税人用官方认可的、以服务费的方式，征收额外税款，西方的税率比东方高60倍[75]。
99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两个地区的有产阶级统治者是完全不同的。在东方，农村有产者组成了一个中层贵族阶层，以城市为基础，他们已经习惯于被中心政治权力排斥在外，但也服从于君主和官僚的命令，这是从未产生过帝国王朝的那部分行省的地主阶级。随着帝国后期上层的不断流动，以及君士坦丁堡成为第二首都，东部国家的行政管理人员大部分出自这个阶层。正是他们组成了“服兵役基督徒”阶层，并导致新的君士坦丁堡元老贵族在君士坦丁二世时期扩大到约2000人，成为希腊语行省中固定的新贵和显贵。他们的财富与罗马旧的高级贵族相比，要有限得多，他们在地方上的势力更是受到压制，相比之下，他们对国家更加忠诚[76]。在东方，从戴克里先到摩里斯（Maurice）统治时期，几乎没有爆发过内战，而在西方，在大贵族阶级内部，反反复复的篡位和自相残杀的争斗耗尽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其部分原因在于，在希腊化时代，对神圣君主统治崇拜的政治传统的影响在这个地区仍然强大，但它也反映了国家和贵族之间保持着社会平衡。没有一个西方的皇帝企图去阻止“庇护制”的扩展，尽管事实上它已经使国家官员控制的领土在减少，但是东部的皇帝们在4世纪就成功地用反复立法的方式，阻止了这个趋势的发展[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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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元老贵族还显示了另外一种力量。他们不再组成帝国元首制早期那样的家族网，由于罗马贵族内部出生率极低，以及安东尼时代以后政治局势混乱，因而在整个西方，新家族产生并占据了突出地位。高卢和西班牙的行省地主，在帝国中期已失去了在首都重要的政治地位[78]，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时代，唯一一个创造出分离“王朝”的地区是高卢，在那里，一系列地区篡位者——波斯图姆斯（Postumus）、维克托里努斯（Victorinus）和泰特罗库斯（Tetricus）——在10多年的时间里，保持着相对稳定的统治，他们的势力扩张到西班牙境内。意大利贵族自然与中央帝国的政治统治保持着密切联系。但是，四巨头的兴起严重剥夺了整个西方有产阶级贵族的传统特权；但并没有削弱他们的经济实力。3世纪，元老等级已经失去了军事指挥权和大半的直接政治影响力，但是，他们从未失去土地，也没有忘记传统——他们的地产一直是帝国最大的——以及对于过去非帝国统治的回忆。戴克里先本人出身低贱，来自简陋的兵营，他剥夺了元老阶层对几乎所有行省的统治权，并有计划地将他们从四巨头最高行政管理的职位上排斥出去。他的继任者君士坦丁转变了他的反贵族的政策，并在西部帝国官僚机构内重新使元老等级进入高级职位，与骑士等级结合，形成统一的贵族“显要者”阶层。元老出身的监督（praesides）和代理监督（vicarii）的人数，在其统治下的意大利、西班牙、北非和西部其他地区，再次成倍增加[79]。君士坦丁与西部贵族建立友好关系的动机，从他统治期间的其他重大改变中可以看出，他皈依了基督教。在帝国土地贵族中，西部元老阶层不仅是经济生活，也是政治生活中最具实力的一部分人，他们也是异教传统观念的强有力的捍卫者，对君士坦丁的宗教革新怀有极大的潜在的敌意，在将基督教宣布为帝国国教的艰难过程中，将这一阶层重新融入帝国行政管理的中央集团，其目的可能是出于暂时安慰的考虑[80]。但从长远看，西部大的贵族家庭的财富和相互关系——内部联姻的阿尼奇（Anicii）、贝提提（Betitii）、西皮欧内斯（Scipiones）、塞奥尼（Ceionii）、阿奇利（Acilii）和其他宗族集团——确证了他们政治复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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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元老贵族在四巨头时代的政治活动中被抛弃了，但在经济上却获得了丰厚的补偿。高度的垄断和低下的出生率，促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财产集中到越来越少的大贵族手中，以致到4世纪时，西部贵族的平均收入达到了他们1世纪祖先的5倍[81]。君士坦丁之后的皇帝，多数是来自下层社会的军事将领，从约维阿努斯以后，则越来越多的是来自宫廷卫士（scholae palatinae）[82]；但是，他们每个人，即使是激烈反对元老的瓦伦丁尼一世，都终于向“显要者”委以西部行政管理的重任。与东部相比，我们发现，在那里，同样的官僚职位不是由贵族担任的，少数得到任命的贵族，可以十分肯定，是西方人[83]。在西部，帝国军事机构与中心贵族体系相互脱节。但是，随着375年瓦伦丁尼的逝世，元老贵族逐渐将帝国官员的职位从军队手中夺回，并且，由于贵族自我中心主义的盲目膨胀，导致了整个防御体系的崩溃，而从前在戴克里先时代，防御体系的问题就已经受到帝国军事统治者的特别重视。逃税和抵制征兵的问题，在西部地主阶级中是长期的地方性的弊病。已经巩固的文官至上主义，随着日耳曼军官掌握了西部的军事指挥权，而采取了新的措施，他们的种族导致他们不可能获得帝国的高级官僚职位，如同他们的潘诺尼亚人祖先那样，在他们所率领的士兵中普遍受到仇视外国人观念的影响，而巴尔干军官们则从未经历过这种状况。因此，阿尔博加斯特（Arbogast）或斯提里科（Stilicho），一个是法兰克人，另一个是汪达尔人（Vandal），从未把他们的军事权力变为巩固的政治权力。继任的弱小的皇帝格拉提安（Gratian）、瓦伦丁尼二世和霍洛里乌斯（Honorius），被罗马贵族小集团操纵，反对这些孤立的外国军官，而他们的防御责任也不再能够确保他们在国内的统治和安全。因此，西部有产阶级贵族，最终决定性地挽回了帝国政体中的中心影响力。
102
在这些年里，这种由上层积累而成的贵族政变，与下层民众起义交织在一起。从3世纪后期开始，在高卢和西班牙，不时发生农民起义——奴隶逃亡，军队叛离，被压迫隶农和农村穷人不断结伙、聚众抢劫，他们被称为“巴高达”，长年不断地与驻防军和行省贵族展开游击战，有时需要皇帝亲自出兵镇压。类似的起义，在东方任何地区，都没有发生过，其特点是，其间夹杂着反对西方农业最初和最终的农业劳动制度——即奴隶制和隶农制——的斗争。5世纪以来，由于难以忍受的财政和租金的压力，以及元老统治复辟后他们的挥霍和奢靡之风，边境不稳等因素，巴高达起义规模更大，周期更短，在407—417年、435—437年和442—443年，接连发生。起义的中心地区在阿摩里卡（Armorica），从卢瓦尔河流域向北延伸，农民起义者建立了完全独立的国家政体，他们驱逐官吏，没收地主土地，将奴隶主贬为奴隶，创立自己的司法体系和军队[84]。因此，西部帝国的社会分化，最终导致了黯淡的双重结局，帝国在被外部力量灭亡之前，就已经因为其内部上层和下层力量的斗争而分崩离析了。
103
注释
55
[1] 布伦特（P.A.Brunt），《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SocialConflictsin the Roman Republic），伦敦，1971年，58、66—67页。这篇短文，以现代历史研究的眼光，对于共和国内部阶级斗争的情况作了最权威的概括。
[2] 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55—57页。债务奴隶（nexum）制度于公元前326年废除，布伦特可能低估了这次废除所造成的后果，他强调，事实上，后来债务奴隶制度以其他非正式的方式死灰复燃。如果共和国时期土地所有者阶级巩固了依附民的法律地位的话，罗马社会结构的历史将会十分不同。在这个事件中，农村解除债务的活动，导致农村财产集中在贵族手中，但是在处理过程中没有造成受束缚的劳动力。奴隶制给予庄园主的劳动力，创造出一个十分不同的社会结构。
56
[3] 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13—14页。但是，即使在马略已经废除了征召的财产资格以后，军团中农民成分仍然占绝对多数。见布伦特，《罗马革命中的军队与土地》（The Army and the Land in the Roman Revolution），载《罗马研究杂志》（TheJournal of Roman Studies），1967年，74页。
57
[4] 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农业法》（Lex Agraria）的保民官之首，谴责导致小土地所有者赤贫化的行径：“为意大利而战而死的人，除了空气和阳光之外什么都没有得到……他们战斗、死亡、帮助其他人致富，虽然他们被赞誉为世界的主人，但是他们甚至不能拥有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土地。”普鲁塔克（Plutarch），《提比略·格拉古和盖约·格拉古》（Tiberius and Caius Gracchus），IX，5。作为小农的偶像，他被一伙受元老院庇护的、极端仇视他的城市暴民以私刑处死。
58
[5] 相反，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斯巴达的衰落，在人口减少和战争道德败坏的同时，伴随着公民中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但是军事平等的传统，在公元前2世纪仍然根深蒂固，在激进的国王阿基斯二世（Agis II）、克利奥蒙尼三世（Cleomenes III），特别是那比斯（Nabis）统治时期，即斯巴达历史行将结束的时期，斯巴达发生了惊人的事件。那比斯复兴斯巴达的社会改革措施，包括放逐贵族、废除五长官制、给予本地居民以公民权、解放奴隶、将没收的土地分配给穷人，也许是古典时代发生过的最系统、影响最深远的革命措施。这是希腊政治生命力的最后一次爆发，却往往被忽略，被认为是古典希腊异常的或不重要的尾声，事实上，它反映了斯巴达政体对其极盛期的本能的回光返照现象。在古典时代，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冲突之一，它处在衰落的希腊和呈现上升趋势的罗马之间的交叉点上，那比斯对昆图斯·弗拉明尼努斯（Quinctus Flaminnius）——率领军队去消灭企图颠覆斯巴达势力的榜样——说的话是富有说服力的，他说：“不要要求斯巴达人适应你们自己的法律和制度……你以他们的财产资格和愿望选拔你的步兵和骑兵，让一些人应该在财富上占优，而平常百姓服从他们。我们的法律制定者不想让国家落入少数人手中，你称他们为元老，任何阶级都不可以在国家中拥有绝对权力。他相信财富和职位的平等，他们许多人都可以为了国家拥有武器。”李维（Livy），《罗马史》（Histories），XXXIV, xxxi, 17—18页。
59
[6] 布伦特，《社会战争时期意大利人的目标》（Italian Aims at the Times of the Social War），载《罗马研究杂志》，1965年，90—109页。布伦特相信，打败汉尼拔之后，意大利在一个世纪内的和平是“同盟者”相信政治统一的好处的原因之一。
60
[7] 在汉尼拔战争和社会战争中，与罗马势不两立的两个对手萨莫奈人（Samnites）和路卡人（Lucanians），都被集中在那里。
61
[8] 布伦特，《从公元前225年到公元14年的意大利人力》（Italian Manpower 225 B.C.—A.D.14），牛津，1971年，426页。
[9] 在整个帝国也是如此，即使在集中的土地组成“集团”（massae）并得以普及之后。对于罗马大庄园的根本误解，相对而言，是普遍的。最近一例是俄罗斯学者关于帝国后期的主题研究：施塔耶尔曼（E.M. Shtaerman），《罗马帝国西部行省的奴隶制危机》（Krizis Rabovladel' cheskovo Stroya v Zapadnykh Provintsiyakh Rimskoi Imperii），莫斯科，1957年。他所有关于3世纪社会史的分析，都建立在一个不真实的中型庄园（villa）和大规模的大庄园（latifundium）的对立上，前者被定义为“财产的早期形式”，与这个时代的城市寡头统治是一致的，后者则成为“前封建”现象，具有超出城市贵族统治的特点。见《奴隶制危机》，34—45、116—117页。实际上，大庄园（latifundia）一直主要由庄园（villae）组成，并且，“城市”对于土地财产的限制从来不占重要地位；而相反，城市疆域外的跨领地大牧场（saltus），总体来说，在帝国领土中的比例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后者曾被施塔耶尔曼夸张地强调过，见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12—713页。）
[10] 见怀特，《大庄园》（Latifundia），载《古典研究所期刊》（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Classical Studies），1967年，第14期，76—77页。怀特强调，大庄园既可能是大规模的混合农耕庄园，如普林尼的托斯卡纳庄园一样，也可能是饲养牲畜的牧场。后者在意大利南部地区极其普遍，前者位于意大利中部和北部土地比较肥沃的地区。
62
[11] 布伦特，《罗马共和国的社会冲突》，34—35页。
[12] 布伦特，《意大利人力》，121—125、131页。有关罗马统治阶级在国外除积聚奴隶外，掠夺大量财宝的情况，见琼斯，《罗马》（Rome），载《第3届经济史国际研讨会文集》（Troisieme Conference International d'Histoire Economique），慕尼黑，1965年，第3卷，巴黎，1970年，81—82页，这是一篇论述罗马帝国经济特点的文章。
63
[13] 莫里茨，《古典时代的谷物碾磨和面粉》，牛津，1958年，74、105、115—116页。
64
[14] 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6、198页。后来，琼斯倾向于排除高卢而将大规模的奴隶制局限在西班牙和意大利，见《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93—794页。但实际上有充足的理由坚持他最初的论断。我们注意到，从帝国早期开始，高卢南部就在政治和经济结构上接近意大利，普林尼认为，实际上，它是半岛的延伸——“比行省更加意大利化”（Italia verius quam provincia）。因此，在纳尔旁有大奴隶庄园存在的假设是正确的。高卢北部，与南部相反，具有更原始、更缺乏城市化的特点。但就是在那里——在卢瓦尔河地区——爆发了在帝国后期巴高达大起义，当时的记录将其描写为农村奴隶起义，见后面注84。似乎可以说，高卢作为一个整体，与西班牙和意大利一道，成为农业奴隶制的主要发生地区。
[15] 巴迪安，《共和国后期的罗马帝国主义》（Roman Imperialism in the Late Republic），牛津，1968年，2—12页，对比罗马对东西方所采取的完全不同的政策。
65
[16] 琼斯，《从亚历山大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希腊城市》，51—58、160页。
66
[17] 有关这个时期司法制度的形成和性质的明确论述，见劳森（F.H. Lawson），《罗马法》（Roman Law），载巴尔斯顿（J.P.Balsdon）主编，《罗马人》（The Romans），伦敦，1965年，102—110页及以下。
[18] 这一成就的重要性，在现代罗马法研究的最经典著作中有专门论述，见雅罗维茨（H.F. Jolowicz），《罗马法研究历史简介》（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Roman Law ），剑桥，1952年，142—143、426页。完全的私有财产是“公民的”，因为它是罗马公民权的属性，它是绝对的，而不是普遍的。
68
[19] 这样发展的新奇之处，在巴迪安的著作中有所强调，见《共和国后期的罗马帝国主义》，77—90页。
[20] 布伦特，《罗马暴民》（The Roman Mob），载《过去和现在》（Past and Present）, 1966年，9—16页。
70
[21] 意大利土地所有者阶级在奥古斯都掌权过程中的作用，在一段时间里曾是讨论的中心问题。见赛姆（R. Syme），《罗马的革命》（The Roman Revolution），牛津，1960年，8、286—290、359—365、384、453页。
71
[22] 恺撒、三巨头和奥古斯都对退伍军人赐赠土地的问题有诸多解释。琼斯认为，实际上，确实是重新分配足够的农村财产给农民士兵，以平息意大利农村的不安定因素——因此，在共和国后期发生暴风骤雨般的运动后，元首制国家获得了暂时的安定，见琼斯，《奥古斯都》（Augustus），伦敦，1970年，141—142页。而布伦特则令人信服地指出，土地分配往往只是没收内战中战败方士兵的小块土地或支持者的财产，转而分配给战胜方军队中的普通士兵，并没有打破被土地管理官员占有的大庄园的格局，或者更大地改变农村财产的总体模式——“罗马革命可能对意大利农村社会并未产生永久的变化”。见《罗马革命中的军队和土地》，84页；《罗马共和国的社会斗争》，149—150页。
[23] 琼斯，《奥古斯都》，110—111页。
72
[24] 琼斯，《奥古斯都》，140—141、117—120、95—96、129—130页。
[25] 赛姆，《罗马的革命》，390页。在条顿人（Teuton）从波罗的海大规模迁徙到德意志时，奥古斯都发动攻占德意志战争的尝试，是他当政期间最大的一次外交失败；与当时官方所预期的相反，莱茵河边境成了最后的边境。对于该时代罗马帝国战略目标的评价，见威尔斯（C.M. Wells），《奥古斯都的日耳曼政策》（The German Policy of Augustus），牛津，1972年，1—13、149—161、246—250页。
73
[26] 有关这个观念的正在转变的含义，见沃斯祖斯基（Ch. Wirszubski），《罗马共和国晚期和帝国早期自由的政治意义》（Libertas as a Political Idea at Romeduring the Late Republic and Early Empire），剑桥，1950年。文章探讨了该词的演变，在西塞罗著作中，它是积极的公共理想，至塔西佗时期，逐渐衰减为一种主观的、清静无为的道德规范。沃斯祖斯基指出，libertas和eleutheria具有对立的含义，13—14页。后者被民众统治败坏了名声，它与前者的、与贵族尊严不可分割的含义是不协调的，因此，在希腊政治思想中不存在对应的光荣含义。
74
[27] 重要的是，在这种发展中，并不早于其后来的阶段。皇帝“不受法律约束”（legibus solutus）这句宪法式的格言，并不意味着，在元首制中他是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的，但是，他可以超越法律限制，使豁免权在法律上可以实行。只是在君主制（Dominate）统治时期，这个用语才有了广泛的重要性。见雅罗维茨，《罗马法研究历史简介》，337页。
75
[28] 个别君主，如尼禄，当然专横地没收了元老的财产。如此勒索是那些被贵族憎恶的统治者的标志；但是，他们没有获得持久的或制度性的统治，而且，也没有真正影响地主阶级的整体本质。
[29] 赛姆，《塔西佗》（Tacitus），第2卷，牛津，1958年，585—606页，用文献证明了帝国的第一个世纪中“行省权力的上升”。
76
[30] 基希勒，《奴隶劳动和技术进步》，20—60、103—105页。基希勒著作的目的在于，反驳马克思主义的古典奴隶制理论；事实上，他所收集的证据以及夸大的部分，正适合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
[31] 《罗马帝国衰亡史》，第1卷，78页。
77
[32] 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1—194页。
[33] 马克思，《资本论》（Capital），莫斯科，1962年，第3卷，788—789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911—912页。——译者）。马克思所指的是19世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奴隶的使用状况，而且，如已经指出的——直接将他的观点用于古典时代是很危险的。但是在这里，他观点的核心，在略作改动（mutatis mutandis）后，适用于奴隶制生产方式。韦伯持同样观点，见《古代农业关系》，18页以下。
[34] 布伦特，《意大利人力》，143—144、 707—708页。
[35] 韦伯在《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297—299页，《古代农业状况》，19页中，非常明确地指出：“供养妻儿的费用，对奴隶主的投资资本，就像积压货物一样。”
[36] 科鲁麦拉（Columella）提到，1世纪时，对怀孕奴隶有奖赏，但是，有关有组织地繁殖奴隶的记载较少。芬利曾经认为，19世纪，美国南部种植园主在奴隶贸易废止后成功地实行了奴隶繁殖制度，奴隶人口上升了。没有理由认为，在边境关闭后罗马帝国内部没有采取同样的行动，见《罗马研究杂志》，第48期，1958年，158页。但是，这样的对比是错误的。南方棉花种植园为全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制造工业提供原材料，他们的劳动价值是与国际利益水平相适应的。这是以前没有的，而在19世纪早期的工业革命后才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实现。即便如此，他们的奴隶繁殖的形式，可能使南部融入美国大规模的、有工资劳动的经济体系。在拉丁美洲，没有相应的再繁殖比率，在那里，奴隶的死亡率是完全难以想象的，以巴西为例，至奴隶制被正式废除时，人口减少到了1850年的五分之一。见范·伍德沃德（C.Van Woodward）的有启发性的论文《解放和重建的比较研究》（Emancip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A Comparative Study），载《第13届历史科学国际研讨会》（13th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Historical Sciences），莫斯科，1970年，6—8页。古典时代的奴隶制，与美国南部奴隶制相比，当然要原始得多。美国南部奴隶制的经历，没有任何先例可循。
78
[37] 怀特，《罗马农业中的劳动生产率》（The Productivity of Labour in Roman Agriculture ），载《古代》（Antiquity），第39期，1965年，102—107页。
79
[38] 在这类可耕地生产中，马克思关于奴隶生产效率的观点，也许是最正确的：“按照古人的恰当的说法，劳动者在这里只是会说话的工具。牲畜是会发声的工具，无生命的劳动工具是无声的工具，它们之间的区别只在于此。”《资本论》，莫斯科，1961年，第1卷，196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222页注17——译者）。但应当牢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涉及的奴隶使用情况，基本上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之下（美国南部），而不是当时的生产方式。他从未系统地阐述过古典时代奴隶制的作用。此外，现代研究也开始从根本上修正他的关于美国奴隶制度自身特点的许多观点。
80
[39] 《资本论》，第1卷，384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386页——译者）。
[40] 古典时代后期水磨的使用情况，见莫里茨，《谷物碾磨和面粉》，137—139页；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7—1048页。有关收割机，见怀特，《罗马农业》，452—4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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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关于公共劳动中使用奴隶劳动的传统，见芬利，《古代经济》，75页。帝国的铸币和麻制品工场（从君士坦丁时代开始，制造国家机关的制服，也如军事部门那样受文官管制）是国家奴隶的工作；大规模的体力劳动，在“公共驰道”（cursu publicus）或负责沟通的帝国中心邮政服务部门中，亦是如此。武器制造业掌握在有军职的世袭工人手中，他们被打上烙印，以避免他们脱离岗位逃跑。实际上，两个社会集体没有明显差别。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830—8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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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最近，芬利对元首制末期奴隶制的衰退提出了独特的新见解。他认为，关闭边境（公元14年正式实行）和奴隶制开始衰落（公元200年以后）之间的间隔时间过长，无法用前者说明后者。他认为，基本的机制应在于帝国内部公民权作用的衰落：在元首制压榨性的政治和财政重负下，导致“贵族”（honestiors）和“贱民”（humiliores）两个阶级在法律上出现了差别，自由农民沦为依附民。一旦当地劳动力从有足够的自由降至受剥削的依附状态［后来的形式是“隶农”（colonate）］，进口异族战俘奴隶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因此，奴隶制趋向灭亡，见《古代经济》，85—87页。这个解释难以说明他否认的论点。因为，任何公众的真正意义上的公民权在政治上的衰亡和自由农民在经济上的衰落，在奴隶制萎缩以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已经显现了，它们大部分是在共和国后期出现的。甚至最晚在2世纪早期，就存在“贵族”和“贱民”的差别——正是奴隶制经济发生危机前100年，即如同芬利所认为的，是在3世纪。在芬利的论证的背后，也许有一种微妙的、对罗马帝国憎恶的成分，认为，帝国的专制对经济的变化负有责任。唯物主义的分析，从奴隶制生产方式的内部矛盾开始，这个方法仍然是比较可取的。芬利准确地注意到了年代的差距，有可能，在这段间隔期，这个差距正是家养奴隶和边境购买奴隶的影响减轻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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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在罗马帝国历史中，3世纪中期的转折点仍然十分模糊，资料匮乏，对该阶段的论述较少，大多已有的论述也有许多缺陷，与4世纪末或5世纪的研究状况形成了差别。罗斯托夫采夫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经济史》（The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Roman Empire），牛津，1926年，417—418页中有较深入的论述。但是，分析观念的、明显的时代错误，导致他的论述具有致命伤：他将自治市的地主归入“资产阶级”，把帝国军团划归反对它的“农民队伍”，并且认为，整个危机的发生表现为上述两个集团的两极分化。他的观点前后矛盾。针对罗斯托夫采夫著作中的非历史观念，赖因霍尔德（Meyer Reinhold）曾经撰写一篇有说服力的、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商榷文章——《古代世界史学家：与罗斯托夫采夫商榷》（Historian of the Ancient World: A Critique of Rostovtseff），载《科学和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46年秋，第10期第4号，361—391页。另外，这个时代最出色的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研究的成果——施塔耶尔曼的《奴隶所有制的危机》，也存在致命弱点，表现在，他将中等规模的奴隶庄园（villa）——“财产的古代形式”——和广阔的大庄园（latifundium）——一种自治市贵族统治下发展起来的“前封建”形态——严格对立起来。见上引书，注9，61页。
[44] 关于马特努斯（Maternus），见马扎（M.Mazza）最近颇有见地的研究——《公元3世纪的社会斗争和专制政体的重建》（Lotte Sociale e Restaurazione Autoritaria nel Terzo Secolo D.C.），卡塔尼亚，1970年，326—327页。
[45] 米勒（F. Millar），《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The Roman Empireand its Neighbours），伦敦，1967年，241—242页。马扎的著作中也用大部分篇幅讨论了大幅度贬值的问题，见《公元3世纪的社会斗争和专制政体的重建》，316—40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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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雷蒙东（Roger Remondon），《罗马帝国的危机》（La Crise de l'Empire Romaine），巴黎，1964年，85—86页。雷蒙东倾向于认为，农村劳动力的危机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是普遍的城市化过程造成的后果；但事实上，这个时代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城市建设的衰落。
[47] 米勒，《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243—244页，特别强调城市发展的突然停止，把这作为评价危机程度的重要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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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米勒，《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6页。类似兵站（stationes）的数量的增加，是从康茂德到卡里努斯（Carinus）时期，社会逐渐进步但不稳定的标志。但是，根据施塔耶尔曼和马扎的简要解释，四头统治（Tetrachy）基本上是恢复国内统治秩序的、一个非常时期的执政团。这个观点有失偏颇。施塔耶尔曼认为，戴克里先的政权，是两种庄园所有制形式之间的一种妥协，它们之间的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特点，在抵制下层等级的社会动乱中，大庄园主占了上风。见《奴隶所有制的危机》，479—480、499—501、508—509页。在其他持不同意见的学者中，有一位俄罗斯学者指出，在施塔耶尔曼的总体结构中，非常奇怪地忽略了大规模的对外侵略活动，这才是四头统治的主要背景，见狄亚科夫，《古史通报》（Vestnik Drevnei Istorii），1958年，第4卷，126页。
[49] 特别注意阿恩海姆（M.Arnheim）的《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The Senatorial Aristocracy in the Later Roman Empire），牛津，1972年，39—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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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麦克穆兰（R.Macmullen），《社会流动和狄奥多西法典》（Social Mobility and the Theodosian Code），载《罗马研究杂志》，第54期，1964年，49—53页。传统观点（如罗斯托夫采夫）认为，在帝国后期戴克里先推行实质性的种姓式制度的说法，是不可信的，有证据表明，帝国官僚体系无力贯彻政府法令和管理行会。
[51] 霍普金斯（Keith Hopkins）关于国家机器中社会迹象的简要分析，是最好的，见《罗马帝国中坚力量的流动》（Elite Mobility in the Roman Empire），载《过去和现在》，第32号，1965年12月，12—26页。其中，强调了这个过程中必要的界限，帝国后期新贵中大多数是从行省的地主阶级中晋升上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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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这个基本的事实往往被忽略。米勒所列出的枯燥的世界性王朝序列表，实际上是有严重错误的，见《罗马帝国及其周边地区》，3页。后来他认为，埃拉伽巴（Elagabalus）和他的侄子之所以能够成为来自东方希腊的第一个皇帝，“而不是来自小亚细亚富裕有产者阶级的元老”（49页）的第一个皇帝，是“偶然命运”使然。实际上，并没有来自小亚细亚的希腊人曾经成为统一帝国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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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因此，在东方，通用四种地方书面语言——希腊语、叙利亚语、科普特语（Coptic）和阿拉米亚语（Aramaic）——而在西方，除拉丁语外，没有一种可书写的语言。
[54] 赛姆认为，马克西密努斯——可能来自摩西亚，而不是色雷斯——甚至是塔西佗，也有可能位列其中，见《皇帝和传记，奥古斯都历史研究》（Emperors and Biography, Studies in the Historia Augusta），牛津，1971年，182—186、246—247页。这个时代其他几个皇帝似乎都来自西方。特里波尼阿努斯·伽鲁斯（Tribonianus Gallus）、瓦莱里安（Valerian）和伽里恩努斯（Gallienus）来自意大利，马克里努斯（Macrinus）来自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卡鲁斯可能来自高卢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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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奥利瓦，《潘诺尼亚和罗马帝国危机的开始》（Pannonia and the Onset of Crisis in the Roman Empire），布拉格，1962年，248—258、345—350页。
[56] 施塔耶尔曼，《奴隶所有制的危机》，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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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关于这个现象，见琼斯，《异教和基督教斗争的社会背景》，载莫米利亚诺主编，《4世纪异教与基督教的斗争》（The Conflict Between Paganism and Christianity in the Fourth Century），牛津，1963年，35—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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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韦伯准确地指出，类似的逃亡，与中世纪农民从农村向城市流动的趋势刚好相反，那时是去城市获取自由和工作。见《古典文化衰落的社会基础》，306—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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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皮加尼奥尔（Andre Piganiol）对货币流通状况，作出了精确的分析，见《基督教帝国（ 325—395年）》［L'Empire Chretien （325—395）］，巴黎，1947年，294—300页。另见琼斯，《罗马帝国的通货膨胀》（Inflation under the Roman Empire），载《经济史评论》，第5期第3号，1953年，301—314页。
[60] 琼斯，《古代世界的奴隶制》，197页；韦伯，《古代农业制度》，271—272页。韦伯过分强调了帝国后期奴隶价格的全面下滑；如琼斯所示，奴隶价格大约相当于2世纪的一半，除边境省份外，奴隶仍然是一种相对昂贵的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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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布洛克死后发表的一篇文章，对这一过程有精确的论述，见《古典奴隶制怎样和为什么衰落?》（Comment et Pourquoi Finit l'Esclavage Antique?），载《经济、社会与文化年鉴》（Annales E.S.C.），第2卷，1947年，30—44、161—170页。
[62]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2页。
[63] 琼斯，上引书，7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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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在坎佩尼亚（Campania）、阿普利亚（Apulia）、西西里（Sicily）、突尼斯（Tunisis）、努米底亚（Numidia）、毛里塔尼亚、西班牙和不列颠，都有属于她的土地；而同时，她的收入在元老家族中仅位列中游。见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93、782、554页。
[6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伦敦，1968年，570页（此处译文据《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146页——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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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琼斯，《高额税收和罗马帝国的衰落》（Over-Tax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Roman Empire），载《古代》，第33期，1959年，39—40页。
[67]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468页。
[68] “罗马不是自然死亡的，它是被谋杀的。”见《基督教帝国》，4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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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宗德瓦尔（Sundwall）提出一种极端的观点，他认为：“西罗马帝国没有发生过骚乱，就进入了休眠状态。”（das westromische Reich ist ohne Erschutterung eingeschlafen）见《西罗马研究》（Westro-mische Studien），柏林，1915年，19页；以后特别值得援引的一句名言，是道普什（Dopsch）提出来的，最近斯特罗埃克尔（K.F.Stroheker）对此提出了赞同意见，《日耳曼人和古典时代末期》（Germanentum undSpatantike），苏黎世，1965年，89—90页。这些对立的观点，还没有从混杂了民族感情的状态中脱离出来。
[70] 这是琼斯的著作——《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68页中的最后一句话。但与他自己提出的论据自相矛盾。莫米利亚诺极为准确地概括了琼斯作为史学家的杰出性和局限性，见《古典研究和古代世界历史的第四项贡献》（Quarto Contribuito alla Storia degli Studi Classici e del Mondo Antico），罗马，1969年，645—647页。他正确地批判了这个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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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1040—1041页。
[72] 福格特（Joseph Vogt），《罗马的衰落》（The Decline of Rome），伦敦，1965年，21—22页。
[73] 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牛津，1972年，149—152页；福格特，《罗马的衰落》，197页。
[74] 琼斯，《从亚力山大到查士丁尼时代的希腊城市》，272—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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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1卷，205—207、468页；第3卷，129页。意大利的税率大约是农民收成的三分之二。地主当然不用支付与收入成比例的赋税。特别是在西方，他们普遍逃避他们应担负的义务。根据宗德瓦尔的结论，帝国无力迫使有产阶级贵族纳税的无能表现，充分说明了西方最终崩溃的原因，见《西罗马研究》，101页。
[76] 布朗（Peter Brown），《晚期古代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y），伦敦，1971年，43—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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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琼斯，《晚期罗马帝国》，第2卷，777—778页。
[78] 有关西班牙和高卢贵族在帝国后期的作用，见斯特罗埃克尔，《罗马帝国后期和西哥特王国时期的西班牙元老》（Spanische Senatoren der spatromischen und westgotischen Zeit），载《日耳曼人和古典时代后期》（Germanentum und Spatantike），54—87页；和《古典时代后期高卢的元老贵族》（Der Senatorische Adel im Spatantiken Gallien），图宾根，1948年，13—42页。斯特罗埃克尔强调，在3世纪格拉提安（Gratian）和提奥多西（Theodosius）统治时期，他们在地位衰落后各自发动了政治复辟运动。
[79] 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216—219页，提供了统计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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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阿恩海姆，上引书，5—6、49—51、 72—73页。但是应当注意的是，西部元老贵族对帝国基督教化作了抵死反抗，但是在自己等级内，他们还是宽容地、非正式地接受了不同宗教的道德和婚姻形式。见布朗，《圣奥古斯丁时代的宗教和社会》（Religionand Society in the Age of St Augustine），伦敦，1972年，161—182页。
[81] 布朗，《晚期古代世界》，34页。在帝国后期，有产阶级贵族获得的农业剩余产品的租金总额，可能要高于国家的税金，这是前所未有的财政剥削时期。见琼斯，《罗马》，载《第3届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文集》，101页。
[82] 约维阿努斯、瓦伦丁尼一世、瓦伦斯和马约利安（Majorian），都是“侍卫”（scholae）军官。关于后期帝国军事中坚力量作用的敏锐的论述，见弗兰克（R.I.Frank），《宫廷学校：晚期罗马帝国的宫廷卫士》（Scholae Palatinae. The Palace Guards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罗马，1969年，特别是167—1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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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阿恩海姆，《晚期罗马帝国的元老贵族统治》，167—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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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关于巴高达，见西拉戈（V.Sirago），《高卢的平定和西方的政治转变》（Gallia Placidia e La Trasformazione Politica dell'Occidente），卢万，1961年，376—390页；汤普森（E.A. Thompson），《罗马帝国后期高卢和西班牙的农民起义》（Peasant Revolts in Late Roman Gaul and Spain），载《过去和现在》，1952年11月，11—23页——是最精练的概括。高卢奴隶制的重要性，从当时的报告中可以看出。汤普森认为：“我们的资料表明，这些起义最初起源于农业奴隶，或者，不管怎么说奴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11页）农村贫民的其他阶层——依附隶农——同样毫无疑问地参加了高卢和西班牙起义。相反，北非流浪的“浪人运动”（circumcelliones）的发起人，是较高层次的农村自由劳动者，受多纳图派（Donatism）教义影响；运动的社会和宗教特点决定了它是一个孤立的现象，从未达到巴高达起义那样大的规模，或那样具有威胁性。见沃明顿（B.H. Warmington），《从戴克里先到汪达尔人时期的北非行省》（The North African Provinces from Diocletian to the Vandals），剑桥，1954年，87—88、10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