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道:商鞅治秦与现代国家治理的缘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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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商鞅治道的历史意蕴

公元前361年,商鞅来到秦国,随后与秦孝公一起,拉开了中国历史上一次波澜壮阔、影响深远、进程彻底、结局惨烈的大变革。

2018年12月18日,商鞅变法2300多年后,各界精英两千多人齐聚人民大会堂,隆重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长篇讲话,回顾改革开放40年的光辉历程,总结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和宝贵经验,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在新时代继续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1978年12月18日,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同志在会议上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改革开放的大幕由此拉开。

改革开放四十年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具有伟大梦想精神,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几千年前,中华民族的先民们就秉持‘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精神,开启了缔造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最早发出“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豪迈宣言的人,正是2300多年前以身殉法、以身殉改革的商鞅!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语出《商君书·更法》。商鞅在与秦国保守势力论战时深刻地指出,一个国家的政治,必须始终根据形势的变化不断进行变革,而不能固守前人的制度章法。

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主张改革的大家不少,但真正实践改革主张的少,有所成就的更少。在实践改革主张的管子、商鞅、王安石等少数人中,管子的改革虽然规模很大,影响很大,但没能持续,齐国在管子之后又回到老样子,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王安石的改革也是半途而废,改革并不彻底;实际上,唯有商鞅变法,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规模大、改革彻底、效果显著、影响深远的改革。

历史理应向商鞅致敬!

商鞅所处的时代早已经远去,彼时的封建君主制度也早已经被历史淘汰,但是商鞅治道对我们今天建设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依然有借鉴意义,对我们今天所处的大国竞争环境也具有借鉴意义。

如今我们所用的“近代”、“现代”概念,都是以西方学界划分的标准设定的。唯独“现代国家”这个概念,西方学者参照了中国的历史。汤因比、弗朗西斯·福山等称,商鞅时期的秦国创建了历史上最早的现代国家制度,西方比它落后了近两千年。商鞅时期的秦国,不仅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而且实行了以法治国,有一系列制度创新,创建出一整套严格的国家管理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和法律制度。商鞅变法实质上是一次反封建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革命,它首次以集权制取代分封制,以法治取代人治,以事功制取代世袭制,首次把农村、农业、农民提到国家兴亡的高度,首次推行小家庭制,首次对井田制进行根本性变革,首次建立人口和户籍登记制度,首次提出凭身份证明住店制度,首次对外国车马进行检疫,首次以严格的证据进行罪行审判(罪刑法定),首次以军功、事功、政功、粮功晋升官爵,开通平民上下流动的通道,首次建立统一度量衡制度……其中与中央集权、军队、政权、法令、税收、货币、统一度量衡有关的许多制度,今天仍在继续实行。

所以,我们今天有必要用新的视野重新审视、研究并鉴别商鞅的改革思想和变法实践,在批判其糟粕的同时,也要对商鞅治道的精华给予全面公正的历史评价。

商鞅治道是对国家治理的早期探索,对于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仍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