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
2.1 语言转向
哲学穷理求道，道与言说关系密切。这从道和logos这些语词就已经透露。孔子的学说以正名始。老子开篇说“道可道非常道”，虽然在说常道说不出来，却恰在这个开端处强烈提示了道与言说的密切联系。20世纪西方哲学的“语言转向”，更明确地提出“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维特根斯坦，TLP，4.0031〕。
语言转向所取的方向经常被概括为：所谓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问题。我后面将对这个提法提出质疑，眼下，我们可以从这个简单的着眼点来看看一些大哲学家的阐论。
威廉·詹姆士在《实用主义》第二讲中讲了个小故事。詹姆士与一些朋友去郊游，朋友们为一个“形而上学”问题起了一场争论。他们设想，树上有一只松鼠，游人张三站在树的另一面，他想看见那只松鼠，就绕树转过去，但他转，松鼠也绕着树转，无论他怎样转，松鼠总在树的另一面。现在的问题是：张三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朋友们请詹姆士裁决，他裁决说，答是或不是，要看你实际上说“绕着转”是什么意思：若它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东南西北，那么应该答“是”，若是说顺次处在某物的正面、左面、后面、右面，则应回答“否”。
詹姆士那个故事挺平俗的，但他是要从这个故事引出实用主义的根本旨意：只有造成实践后果差别的概念差别才是真正的概念差别。所以他在“要看你实际上说‘绕着转’是什么意思”这句话里特特把“实际上”这个词加了重。詹姆士又把这个故事跟对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连在一起。在詹姆士看来，世界是一还是多，是命定的还是自由的，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些问题都与是否绕着松鼠转同类。于是，他就可以主张用这种“实用主义方法”来解决争执不下的形而上学问题了。[29]
罗素在评论苏格拉底方法时说：我们讨论“什么是正义”这样的问题，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所讨论的事情缺少知识从而不能达到正确的结论，而是没有找到一种适当的逻辑来讨论我们已经知道的事情，要确定什么是正义，所需考察的是我们使用正义这个词以及某些相关词的方式。“我们所作的只不过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30]维特根斯坦的表述可说更加精细：
我们不分析现象（例如思想），而分析概念（例如思想的概念），因而就是分析语词的应用。〔《哲学研究》，§383〕
蒯因所谓的语义上行（semantic ascent）也是一例。语义上行的要点是把关于事质差异的讨论转变为关于语词差异的讨论。在蒯因看来，语义上行策略有助于我们避免很多无谓的争论。例如，关于外部世界是否存在的问题曾在哲学史上争论不休，而且似乎也争不出什么结果，但若我们转而讨论我们是在什么意义上在何种系统中使用存在这个词，问题就容易得到澄清。
2.2 语言或概念vs.事质
上面几位哲学家大致都在谈论一种两分，一边是语言或概念，另一边是事质。维特根斯坦说：
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Vorstellung），或具有意象的时候发生的是什么；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因为，若说我的问题谈论的是“意象”这个词，那么在同样的程度上追问意象本质的问题谈论的也是“意象”这个词。而我说的只是，这个问题不是可以通过指向什么东西得到解释的——无论对于具有意象的那个人还是对于别人都是这样；这也不是可以通过对任何过程的描述得到解释的。意象是什么这个问题所询问的也是一种语词解释；但它引导我们期待一种错误的回答方式。〔PU，§370〕
我们要问的不是意象这种东西，而是意象这个词、这个说法。哲学不是事质研究，而是语言研究（概念研究）；我们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而是意象、感知、意识、思想、实在、真理、时间这些词是怎样用的。
我首先想说明，维特根斯坦在这里并不是提出一个建议或命令，而是在说明哲学实际上在做什么、能做什么。要解决人权问题上的争论，得弄清很多事实，比如说中国的人权记录有哪些内容，是否可靠，这个你要去做调查研究，要去查档案。这不是哲学工作。但这个争论也可能涉及人权这个概念，要去澄清人权概念，连带要澄清权利、幸福等概念。我们怎么“研究”真理呢？真理不是一物；不像白鱀豚，我们可以捉两条来，养在拦住的江湾里，就近观察它的活动、习性，甚至解剖它，查看它的五脏六腑。但你不可能这样研究真理，你不可能把“真理”拿来观察、实验。所谓“研究”真理，只能是说，研究在种种情况中，我们是怎么确定某物某事为真的。而这话似乎又可以说成，我们在哪些情况下正当地使用“真”这个词。
概念层面上的考察和事质层面上的考察的两分当然是极其粗略的，关于这一区分的更多内容，关于两者之间的交织，后文还将逐步展开。
2.3 反形而上学
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区分语言研究（或概念研究）和事质研究，与反形而上学紧密相连。维特根斯坦说：
哲学研究：概念研究。形而上学的根本之处：没弄清楚事实研究和概念研究的区别。形而上学问题总带有事实问题的外表，尽管那原本是概念问题。〔RPP Ⅰ，§949〕
西方思想一直追求必然真理，哲学或ἐπιστημ区别于δóξα，大致就在于前者追求必然的、永恒的知或知识，后者则是些偶然的、变幻不定的看法。形而上学揭示事物的必然的、不移的真理：一切物体无例外地都有广延，2+2=4，白色是最浅的颜色，等等。可在维特根斯坦看来，它们并不是关于世界的命题，它们之为真来自语言自身的设置方式，来自我们的概念方式。换言之，它们是些语法命题。简单地可以这样说：我们只把具有广延的东西叫作物体，就像我们只把有长度的物体叫作棍子，一切物体都具有广延之为“必然真理”，恰似每根棍子都有长度之为“必然真理”。
一切物体都具有广延，白色是最浅的颜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这些命题都不是关于事实的，虽然它们看起来非常像是，容易被认为是关于物体的、关于颜色的、关于河流与变易的命题，被认为是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或真理，而且是关于这些东西的必然的普遍的真理。而这种误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正是形而上学的根源。
哲学不是关于世界深层结构的研究，而是关于陈述方式的研究，是语法性的考察——
我们的探究面对的不是现象……我们思索我们关于现象所做的陈述的方式。因此奥古斯丁也在思索关于事件的持续，关于事件的过去、现在或未来的各式各样的陈述。（这些当然不是关于时间、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哲学命题。）
因此，我们的考察是语法性的考察。〔PU，§90〕
有时，事情相当明显，一经点明，我们就会看到每根棍子都有长度、妻子都是女的所涉及的是我们陈述世界的方式而不是在对世界做出描述；有时候，这一点需要通过繁难的分析才显现出来。哲学工作主要就在于进行这些繁难的分析。通过适当的分析，我们将能看到，白色是最浅的颜色，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命题的一般形式是：事情如此这般，2+2=4，等等，也都是语法命题。很多谬误的哲学命题，例如，语词的意义在于它指称的东西，感觉语词指称私有感觉，理解是一个心理过程，也不是关于事实的错误，其为谬误无法通过考察事实加以揭露，所需要的是通过语法分析揭露其为谬误。在分析过程中，维特根斯坦澄清了一系列语法：我有疼痛不同于我有藤椅，我疼和他疼有不同的语法结构，意谓不是行动动词，wissen（知）一词的语法与können（能）的语法接近，等等。这些分析都是对语法的分析，这同时表明，这里的哲学谬误根本上源于对语法的错误理解。
事质研究和语言研究（概念研究）的区分，进一步说，是科学与哲学的区分。近代哲学的很多根本问题在科学与哲学分野的大背景下来看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因为，philosophia曾为一切知识的总称，在牛顿革命之前，我们现在称作科学和哲学的这两样东西始终是混在一起的。今天，哲学与科学各司其职。例如，从前，人们会说，哲学提供世界的整体图画或整体结构；今天人们不会这样说了，人们要想知道哪些星星离得远哪些离得近，要想知道宇宙一开始是什么样子，怎么发展到今天的样子，他们去问霍金，不去问维特根斯坦。即使今天仍然没有完整的生理心理学感知理论，但我们大致知道生理心理学以何种方式工作来研究感知。科学家要确定感觉是什么，不只是总在那里考虑感觉及其相关概念，科学家研究感知的生理—心理过程、机制，他或者通过更细密的观察，或者设计一些实验，寻找新的事实，用仪器去记录实验结果；他提出假说，建构理论，从外部来说明这些事实，通过对机制的掌握来说明这些事实。这些事情，哲学家干不了，他如果也研究感知，他不是研究视网膜、神经传导等等，他研究看、看见、看作、错觉、幻觉这些概念之间的分合，研究看、听、感知这些概念及其联系。哲学家是要澄清我们说到感觉，是在哪些意义上说的，例如感觉与理解是什么关系，理解与思想、与意义是什么关系。哲学所考察的，是我们有所使用的概念。哲学关心的是包含在自然概念之中的道理。它们结晶着我们的自然理解。我们普通人会正确使用这些概念，例如感觉这个概念，就此而言，我们已经知道包含在这个词里的道理，但我们不知道怎样明述这个道理，明述我们在使用中已经知道的东西。这种探索不可能指望脑神经科学更加发达之后就有了答案。在脑科学出现之前，我们早就有了感觉这个词，早就在用感觉这些词说话。哲学问题如果有答案，现在就有答案。当然，如果脑科学改变了我们对感觉一词的用法，如果我们的感觉概念改变了，对感觉的概念考察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不过，这并不是通常出现的情况。脑科学会重新定义感觉，但它提出的是技术性的定义，从而创造了一个新概念，一个科学理论概念。自然语言中的感觉概念并没有被取代，而且甚少改变。脑科学并不对老的概念问题提供回答。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没弄清楚”，指的是把概念研究误当作或混同于事质研究，以为哲学可以通过思辨把握世界的一般结构和法则。阿尔斯顿总论说：“传统上人们总是觉得，概念分析的工作无论怎么重要，那毕竟是一项初步的工作，哲学家的终极任务是获取对世界的基本结构的充分理解、获取关于人类活动和社会组织的一套充分的标准。”但是在我们的时代，人们已经不再相信这些任务可以由哲学家坐在沙发上完成，也许还只有概念分析适合于哲学家去做。[31]生理—心理学不是通过语言分析来研究感知的，实际上，如果我们的语言不敷用，科学家就创造他们自己的语言。
宽泛地说，科学是事实研究或事质研究，而哲学家若把自己的工作即概念考察误当作或混同于事质研究，那么，他不是把哲学变成了科学，而是幻造出了一种东西：形而上学。例如，“什么是正义”本来是个语言—概念问题，形而上学却把正义视作某种像银河系那样现成存在在那里的东西，仿佛它是宇宙中的一种存在物，仿佛我们是在研究这种存在物，掌握它的本质和属性等等，并力求获得关于这一存在物的终极的、唯一的真理。我们问：“实在是什么？”然后就跑到世界中去查看，什么是实在的，什么是不实在的；把实在的东西挑出来，然后研究“实在”有什么性质，就像我们从动物中挑出哺乳动物，然后开始研究哺乳动物。
常听说，现代哲学反对形而上学。人们对“形而上学”有多种理解，所谓反对形而上学也有种种意义上的反对。上引维特根斯坦的理解只是其中的一种，但在我看，它的确是澄清形而上学概念的一个深刻视角。
2.4 “眼睛是什么？”有两层意思
蒯因把语义上行称作一种“策略”，我们自然会问：我们该在什么场合采用这种策略？显然，只有涉及概念语词的时候才谈得上语义上行，涉及名称时就没有语义上行一说。我说我在研究直接性，那么，我差不多肯定是在研究直接及其相关语词，如果我说我在研究白鱀豚，那么我差不多肯定不是在研究白鱀豚这个词，而是在研究这种动物。
直接性和白鱀豚是两个极端，两者之间有一系列过渡。感觉似乎就处在两者之间。一方面，感觉像直接性一样，是个概念，研究感觉，即是研究我们怎样使用有关感觉的表达式；另一方面，感觉似乎构成了一类对象，在某种意义上，感觉就在那儿，可以通过观察、实验、反省对它进行事质性研究。人们很少会把“直接”当作一种东西，也不会在研究白鱀豚的时候要求语义上行。但在中间情况下则容易产生混淆。在前引那段话里，维特根斯坦取用的例子是Vorstellung。这类“感觉语词”处在阶梯的中间，最常引起混淆。
然而，尽管骡子是个典型的名称，但“什么是骡子”这个问题仍可能有两个意思，即，在询问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接近于“骡子这个词是怎样用的？”一个则要求对骡子进行动物学研究。一个大婴孩问“眼睛是什么”，他也许不知道脸上哪个器官叫眼睛，一个成人问“眼睛是什么”，他是在问眼睛的构造等等。从这里回过头来看“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而是‘意象’一词的用法”，我们会发现，这个提法在不同场合其效力不同。“眼睛这个词是怎样用的？”这个问题不能代替对眼睛的生理学研究。但这两个问题也交织在一起。“电化学反应是什么”这个问题，要求研究电化学反应时发生了些什么，同时也就是在确定哪些反应叫作电化学反应。
一般的阶梯大致是这样，首先是奥斯汀实际上从事分析的那些概念，如real、really、direct等副词；然后是抽象名词，真理、实在、本质、现象——杜威建议不要把这类词视作名词，而是视作形容词或副词；然后是观念、意志、感知、感觉——在这里出现了两种可能：我可能在研究感觉及其相关语词，但也可能在研究感觉这种东西，例如，是在进行生理—心理学的感觉研究；然后是金属、哺乳动物；然后是金子、白鱀豚。金子和白鱀豚像是完全确定的物，金属和哺乳动物则多多少少牵涉我们怎样在概念上为它们划界。
2.5 “语义学上的发现”
语言转向包含了重要的思想转折，包含了很多有益的尝试，它引导我们区分语言研究（概念研究）和事质研究，区分哲学与物理学，使我们更加自觉语言与哲学思考的内在关联，因而意义重大。然而，语言转向也带来了一个基本疑问：既然所谓哲学问题、形而上学问题，其实是语义问题，那么，哲学岂不是应当化归于语言学了？让我们回过头来再看看本章开始所引的几段语录。
上文说到詹姆士的裁决，其大意是，“绕着转”有（至少）两种含义，澄清此点，我们就不会再为“张三是不是在绕着松鼠转？”这种问题起无谓的纷争，与此相似，也不再会为“世界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这类“形而上学问题”起无谓的纷争。这似乎意味着，大量甚至所有哲学问题，可以靠查字典加以解决，或最多是要求我们编一本更完备的字典。
罗素说，苏格拉底追问“什么是正义”，最后得到的“是一桩语义学上的发现，而不是一桩伦理学上的发现”。然而，除了苏格拉底那样的追问方式，我们在伦理学中还能有什么其他的追问方式呢？如果没有，是否意味着，所谓伦理学，其实只是一些“语义学上的发现”？除了语言学为正义所下的定义，哲学能提供另一种定义吗？蒯因认为不能：“定义不是唯独语言学家才有的活动。哲学家和科学家常常有必要给一个难懂的词‘下定义’”，他们的定义工作与语言学家的定义工作性质并无不同。[32]艾耶尔倒是明确区分哲学家的任务和字典编纂，后者是要寻找语词的“明述定义”，前者则在寻找“用法上的定义”。然而，无论explicit definition/definition in use这组用语，还是艾耶尔为此提供的“简短说明”[33]，都丝毫无助于澄清我们面临的问题。
维特根斯坦说，我们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他接着说：“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然而，谈论“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怎么区分于“谈论的只是语词”？
以上这些问题互相关联，我们可以把这些问题笼统概括为：哲学如何区别于语义学或语言学？20世纪哲学家倾向于把自己的研究称作逻辑语法、哲学语法，但逻辑语法、哲学语法怎样区别于普通语法？
这些疑问或问题，本来就是一些需要探讨的问题，只是，由于发生了语言转向，厘清哲学和语义学的区别就变得格外重要。因为，从上面所引的一些重要语录来理解语言转向，难免会觉得，语言转向转到头来，似乎只是要把哲学化归于语言学。那么，所谓语言转向，实为语言学转向；实际上也的确常有人把linguistic turn译作“语言学转向”。
语言转向之前，容易混淆的是哲学与物理学类型的科学，语言转向之后，哲学和语言学却似乎变得难以区分了。霍金在他那本无人不知的科普著作中引用了“本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一句话——“哲学剩余的唯一工作就是语言分析”，并且评论说：在18世纪，哲学家将包括科学在内的整个人类知识当作他们的领域，并讨论诸如宇宙有无开端的问题，而今天，“哲学家如此地缩小他们的质疑的范围”，“这是从亚里士多德到康德以来的伟大传统的何等的堕落！”[34]霍金对哲学的现代发展也许理解不深，但他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实质的问题当然在于：哲学为什么与语言关系密切？万物之道与言说之为道在何处合一？“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虽是维特根斯坦贯彻始终的主张并为当代很多哲学家所接受，却并非不言自明之事。
语言转向引导我们更明确地把哲学与物理学区分开来，然而我们又面临一个新的问题：怎么把哲学与语言学区分开来？
2.6 语言中凝结着根本的道理
若哲学旨在追索根本的道理，哲学为什么要与语言纠缠不清？
这个，我们可以分两方面说。一方面，语言中凝结着人类对世界的基本理解，凝结着根本的道理。另一方面，用语言来讲述道理，说理，不同于道理的其他表现方式；道理在说理活动中采用了论证的形式。这两个方面是紧密相连的。
语言中凝结着根本的道理，这与万物万事之中都有道理、万事万物都体现道理不同。前面说，道理不是自然规律，道理总是就它与我们的理解相连而言的。语言不是与我们无关或可以与我们无关的对象，语言中包含的道理，不是单属于对象的道理；语言总是和我们的理解相联系，其中的道理是反身的道理，包含着我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
2.7 在种种精神客体中，语言何以高标特立
语言，以及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工具、器物、制度、习俗、仪式等等，都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工具、器物等等，这些东西是客观存在的，但同时它们是理解的产物。这些，古典哲学称之为客观化的精神或精神客体（精神对象）。不过，我不是说它们为了体现理解而存在，恰恰相反，它们各有用途，而不是为了体现理解。恰恰因此，恰恰是不竭的使用，使它们格外充分地体现着我们的真实理解。就像不为证明某事而存在的证据是最可靠的证据。
语言是一种工具。人们对“语言是一种工具”这个命题已经提出不少有益的质疑和补充，但很多情况下，错不在这个命题，而是人们对工具理解得不够。关于语言之为工具的自治性，下章会稍详谈到。这里要说的是，语言这种“工具”首先是“理解的工具”。卡西尔说：人“是如此地使自己被包围在语言的形式、艺术的想象、神话的符号以及宗教的仪式之中，以致除非凭借这些人为媒介物的中介，他就不可能看见或认识任何东西”。由是，他像很多论者一样建议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35]这里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仅制造工具，我们也被自己的工具塑造着。
但是，语言与其他工具和制度又有不同。语言伴随着几乎所有人类活动，无论你下棋、做木工、做买卖、解牛，通常都一边做一边说；围棋的道理、杀牛的道理，都会进入到语言之中，进入到关于围棋和杀牛的种种说法之中。与此相连，语言是人人都用的，围棋不是人人都下。换言之，在同一个语族中，语言是公用的、通用的。你我都很懂围棋，你我想说明什么道理的时候，往往喜用围棋来说，借用围棋来说会说得格外清楚。但不下围棋的人就不容易明白我们在说什么。
与这些相连，语言代代相传，具有更高的稳定性——与解牛的传统方式相比，与政治建制相比，语言是各种传统中最稳定的传统，最不可能剧烈地改变。不妨说，别的精神客体有点儿像这个公司那个公司发的代用券，语言则是一种通用货币。而在我们的所有工具中，语言最系统最稳定地体现着我们的理解，凝结着最通用、最根本的道理。
与所有这些特点相联系的根本之点在于，如索绪尔指出，语言是个纯符号系统，它除了用于理解的交流之外，别无它用。这使得语言具有格外鲜明的逻辑（或曰语法），以及表征方式的系统性，最系统地体现着我们是怎样理解世界的，换个哲学家更爱使用的说法，即最系统地体现着我们的概念方式。考古学要了解一个古代民族的自我理解，找到并破解那个文明所使用的文字是最重要的。社会学家要解释行为，“最终不得不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问：‘你为什么这样做？’”[36]。
2.8 说话只是为了让人懂，行为不是这样
我们可以拿话语和行动对照来理解“纯粹的符号性”。说话只是为了让人懂，活动却不是。说话是人之间的对话、交流、理解。说话只是为了让人懂。所谓合道理，就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能让人懂。行为不一定旨在交流，并不一定要让人懂。张三贪污，李四宠爱孩子，王五手淫，他们并不是要让别人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当然，我们可以尝试理解张三的行为。他要达到某种目的，获得某种结果，他的行为有前因后果，这使得他的行为可被理解。我们甚至说：他的所作所为合乎逻辑。但他的行为并不合理或合情合理。我们在因果关系方向上研究贪污行为。我们可以在因果关系也是一种道理的意义上说张三贪污的行为“合乎道理”；我们也只能在这个意义上理解王弼所言万事万物都合乎道理。但这显然不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合理或合情合理。
大多数行为不仅要达到效果，而且要求理解，更确切地说，大多数行为只有在相互理解中才能展开，才能取得效果。手淫不要人懂，做爱则是在不断的互相理解中进展。行为若要让人懂，就必须合乎道理。这时，行为同时是一种语言。有些行为，专意于交流，干脆就是语言的一种特殊形式，比如拈花一笑，比如暗送秋波。
从行为的交流意义来研究行为，与从因果性来研究行为，是行为研究的两大方面。不消说，这两个方面纠缠在一起。尽管要求理解构成了行为研究的一个根本维度，甚至可以从这个维度来为不同行为分类，但无论如何，行为都不是专意于让人理解。而说话则专意于让人懂，失去了逻辑（语法），语言就失去了存在。在语言这里，道说之道与道理之道合而为一。
2.9 哲学检视我们怎样说到世界
哲学联系于我们怎样看待世界来关注世界，这种关注的最显要的方式是检视我们怎样说到世界。
我们当然不只通过分析语言来讲说道理，万事万物都包含道理，我们通过万事万物说理。不过，引述那些不包含我们自我理解的事物来说理，例如引述蚯蚓上食埃土、下饮黄泉，说理具有比喻性质。引述我们的经验，引述人的行为，引用其他人类建制，则更多是分析性的。而依据于语言的逻辑来论理，则具有最高的分析性。
传说老子用“牙已经掉了，舌头还在”来说明硬的先折、软的长存。这在特定的事境中，也许是个道理。但一般说来是软的长存还是硬的长存？如果软的长存是我们对相关事项的一般理解，我们就可以期待，这种理解会结晶在我们的语词里。例如，高雅这个词结晶了高和雅的联系。用比喻来说理，自有对境而生动的优点，但要了解我们对世界的一般理解方式，从我们的语言中寻找线索要可靠得多。
所有哲学家都对语言深感兴趣。而我们愈明确地区分自然事物和包含人类理解的精神客体，论理就愈向语言“转向”；穷理愈专门，语言就获得愈加重要的地位。
2.10 唯语言能论证
万物万事之中都有道理。因此，也可以说，我们不仅用语言陈说道理，万物万事都在陈说道理。天有天道，然而，天何言哉？甚至我们自己说理，也不一定要用语言，佛陀拈花一笑，迦叶尊者心领神会。
然而，只有用语言来讲述道理，说理才可能具有论证的形式，才可能发展出discursive thinking。这一点，我们到论证章详谈。
2.11 概念考察
依据于语言的逻辑来论理，被称作语言分析、概念分析、概念考察、概念反思等等。
我们谈论世界离不开语词，但我们平常并不考察这些语词。从两三岁起，我们就会说跑跳动静，就会问为什么，三四岁后，这些词就再没有用错过，但若现在我们停下来一分钟，试着给跑跳动静下个定义，试着讲清楚哪些情况下问为什么才有意义，我们马上会发现那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我们平常是用概念进行思考、说理，而哲学是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概念考察是反身性的，对哲学有个通俗的说法，“思想的思想”（thought about thought），也表明哲学的反身性质。
哲学的核心工作是概念考察；这若不是哲学家们的共识，至少是很多哲学家的主张。黑格尔早就指出：“哲学是概念性的认识。”[37]换言之，“整个哲学的任务在于由事物追溯到思想，而且追溯到明确的思想”。[38]在《大希庇阿斯篇》里，苏格拉底问希庇阿斯：你能告诉我什么是美吗？希庇阿斯说：一个年轻小姐是美的。苏格拉底不满意，他说，我要问的是：什么是美？而不是问：谁是美的，什么东西是美的？苏格拉底追问的东西，可以用好多说法来表示，比如：什么是美的本质？美本身是什么？美的定义？等等。《大希庇阿斯篇》里，希庇阿斯和苏格拉底尝试了好几种关于美的定义，例如美的就是适当的，美的就是有用的，美的就是令人愉悦的，但苏格拉底又一一予以驳难，最后得出的结论只是：美是很难解的。这样来追问美这个概念本身，就是概念考察或概念反思。柏拉图的多数对话都采用相似的形式，每一篇对话追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正义？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知识？哲学家还追问：什么是感觉？什么是物质？什么是运动？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原因？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是本概念词典，是概念考察的典范。
这一类工作有很多名称，本书主要采用概念考察这个提法。概念考察并非站在概念外面对概念加以考察，而是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是概念的自我反思。这一点，在后面的阐论中会逐渐变得清楚。
2.12 概念考察的日常缘起
我们通常用概念说事情而不是谈论概念本身，不过，说着说着事情，我们可能就被引向对概念本身的思考。你我一开始可能是在讨论张三和李四哪个更幸福。要能够讨论下去，你我都得知道关于张三李四的很多事情。你说李四幸福，我不同意，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关于李四的事情。但有时候，不是你我知道的事情不同，你我知道的是同样一些事情，但你我的看法还是不同。比如李四当了官发了财，可是成天需欺上瞒下，甚至对老婆孩子也得装成这样那样，这样的人幸福吗？这时候，是幸福这个概念本身成了问题。谈论哪种生活更快乐，哪种人最幸福，差不多总免不了要对快乐、幸福这些概念本身作一番梳理。什么是幸福？幸福和快乐是不是一回事？金钱是否能让人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觉还是要有社会公认？等等。我做这件事情是出于自利，做那件事情是出于爱，这大多数情形下是挺明白的，但是，有时，妈妈一心顾她孩子的利益，既损害了自己也损害了别人，这时候她的爱是不是一种自利呢？推而广之，妈妈对子女的爱算不算自利呢？母爱、对父母的爱、情爱、战友之爱、对民族的爱，这些都叫作爱，但它们似乎是些不同的爱，它们和私欲、自利等等的关系是不同的。这时候，我们就不得不停下来，要把爱呀、自利呀这些概念本身弄得清楚些。这些都是概念反思，是“哲学问题”。追问概念本身，并不是哲学家多事，我们的日常议论本身会把我们引向概念考察。日常生活中会碰上概念问题，书本上就更多了，文艺批评，即使是针对某件特定的作品而发，也几乎离不开对某些概念的上层考察。现在所谓文化批评更差不多是从概念到概念了。
对平民进行自杀式袭击是献身呢还是恐怖活动？怀孕三个月做人工流产是谋杀吗？这是我们都会争论的问题，而这些问题都不是仅只把事实弄清楚就可以回答的，它们都牵涉概念考察。前面说到，“哲学问题”并不来自哲学家，而是来自人人都会讨论这些问题。哲学作为概念考察，并不是说有些哲学家站在外面来考察我们的概念，概念反思自身是有意义的，在于人们在日常思考中时不时要对概念本身进行思考。当然，在日常会话中，概念考察是附带的，以能够推进本来的话题为限。
2.13 概念考察之为知
概念考察的目标不是提供新知识，而是澄清概念的意义。这个区分很重要，也相当清楚。知道更多事实和知道这些事实中包含的道理之间的区别，古人早谈了不少。庄子说：“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老子甚至说：“为学日益，为道日损。”知道更多的事实，这个不是哲学家的特长，哲学家在已知的事情里求道理。要弄清楚张三做这件事情是出于爱还是拿着爱当幌子满足他的私欲，牵涉的主要是一些个别事实，张三做这件事情的很多细节，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张三的一般人品，张三的一贯行事方式，等等。在这些事情上，哲学家不比别人知道得更多。但若谈到爱和私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分分合合，哲学家应该更加敏感，更加善于梳理——这本来就是哲学的本职工作。
也可以反过来说，如果我们的讨论需要某些我们尚不知道的事实才能进行下去，例如依赖于确定光的传播是否需要时间及需要多少时间，需要知道脑神经是怎样工作的，那就是哲学止步的地方。
这当然不是说概念考察可以罔顾事实。什么是人权，一般说来是个概念问题而不是事实问题，但不谈论各种各样的人权状况，我们还怎么考察人权概念？梳理概念不是一项从概念到概念的概念游戏，要弄清楚爱和私欲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分分合合，你就必须对爱和私欲有所经验，就需要知道好些涉及爱与私欲关系的事实。概念考察并非从概念到概念。如果没有对现实的真知灼见，把各种概念东连西连，一堆排列组合有什么意思呢？只不过，这些事实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不是非要了解这个或那个具体事例。我们向来就知道关于中国的人权状况、美国的人权状况的很多事实，知道关于人权的很多一般事实，否则我们一向怎么知道怎样使用人权、权利这些词？概念考察一般并不依靠发现新的事实，而是依靠我们已有的经验，我们向来已经知道的事实。我们是在讨论应当怎么描述我们已经知道的事。关于人权的概念考察照样是谈论各种各样的人权事实，但我们这时的目标不是确定这些事实，而是要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反思式考察，努力澄清人权概念。也可以说，通过对这些事实的反思式考察，弄明白这些事实所说明的道理。
人们会说哲学家专尚空谈，并不能提供新知识。意义的澄清也是知，一种极为重要的知；但它的确不是通常所称的知识。概念反省改变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更加明白自己是怎样理解世界的，从而加深我们对世界的理解。
2.14 概念与道理
在前面的讨论中，我们一时说到语词，一时说到概念。从前，哲学家很喜欢说概念，语言转向之后，人们不大愿意说概念，更愿意说语言、语词。主要缘由，我想，概念比语词要难把握得多。什么是一个词？容易回答。什么是一个概念？概念这个说法偏于内在，偏于“主观”，容易堕入心理的领域。[39]语词则大致有人人同意的用法——你我对人权有不同的概念，但人权这个词的用法，你我并无分歧，否则连“你我对人权有不同概念”这话都没意义了。而且，你不谈“意象”这个语词，你如何来谈这个概念？概念和语词的关系问题让不少哲学家感到头痛。本书不就这个问题展开讨论，只从名称与概念的区别入手，查看概念与道理的联系。
马是个名称，骘是个概念。马奇蹄、善跑，这些是关于马的事实，这些事实之间没有一般联系（或没有内在联系），奇蹄如貘就不善跑。骘是成年公马，成年与性别有一般联系（或内在联系）。不妨说，马之为一个类，是自然派给我们的事实，而骘之为一个类，是我们根据道理做成的。
语词有多种多样的内容，例如，有些字词押韵。我们说到概念，则专指其中的一种内容，即语词所包含的道理。这些道理包括，骘这个字里包括的成年与性别的联系，大和小的反义关系，巨大和硕大的近义关系，等等。
专门论理的文章倾向于选用概念因素突出的语词，或者单就其概念因素来使用语词。我们平常说到市场，热热闹闹的、吵吵嚷嚷的，而在经济学专论中，市场一词洗去这些“形象因素”，成为一个清楚定义的概念，只保留下与其他经济学概念之间的可折算的关系。在论理时，我们倾向于说货币而不说金钱；说到自利，单就其对自己有利的含义上使用，而尽量避开自私自利的评价色彩。
论理中常使用的概念联系一语，大致说的就是在道理上相通、通过道理相联系。例如，“法治国和民主之间存在着一种概念关系或内在联系，而不仅仅是历史的偶然的联系”[40]这话，其中的概念关系和内在联系，在我看，用道理上有联系可以说得更加简洁易解，至少对不那么熟悉学院语汇的读者来说应是这样。
2.15 概念的广义和狭义
概念有广狭不同的用法。广义上，马、门、汽车、毛巾、煮都是概念；狭义上，我们只把语言、经验、事实、世界、心灵、国家、正义、运动、美、命题这类词称作概念。这类词是我们在穷理的时候差不多必然要用上的，它们包含着我们理解世界的一般道理。我把它们称作论理词。[41]所谓概念考察，通常指的是考察语言、经验、世界这一类概念，而不是去考察灯、门、汽车、毛巾、煮这一类概念。老师给小学生讲作文，有时会讲解一个词本身，例如讲解家具和器皿的区分。这种区分依据一定的道理，或不如说，这种区分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这个道理可能单属于一种语言，属于一个局部的理解，没有连到根本的道理之上。它带有强烈的约定色彩，只对区分少数语词起作用。而语言、经验、世界这一类概念则是联系一般道理的枢纽。
柏拉图对话中考察的都是这类概念。黑格尔《逻辑学》中从Sein开始直到Idea，也都是这类概念。维特根斯坦有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只要‘语言’、‘经验’、‘世界’这些词有个用法，它们的用法一定像‘桌子’、‘灯’、‘门’这些词一样卑微。”（PU，§97。至于语言、经验、世界这类论理词在何种程度上有个用法，后面还将专题讨论。）维特根斯坦这段话，旨在通过强调语词的意义在于用法来反对“超级概念”，离开了这个上下文，这话容易误导。概念考察是穷理的一部分，核心部分，它考察那些穷理难免用到的概念。
2.16 概念考察与语词分析
哲学旨在探入一些根本的道理；这话大致也可以说，旨在澄清一些基本观念或基本概念，例如澄清正义概念、真理概念、时间概念。考察时间，不能像研究哺乳动物那样去做，所能做的是考察时间这个概念。时间概念与时间这个词是什么关系？当然，时间这个概念用时间这个词标明。然而，考察时间概念却不只在于分析或考察时间这个词的含义或用法。时间在这里倒更接近于一个题目，在这个题目下，我们考察之前、之后、从前、现在、将来、马上、很久、永恒、持续、期待、回忆、的、了等等很多语词，考察一个词族，或考察动词的时态用法，过去时、进行时，考察与时间概念相关的种种说法。简便起见，我们不妨说，所谓概念考察是在考察正义、真理、时间这些论理词，但具体分析时，我们恰恰不停留在这些“大词”上，而是探入与这些大词相连的种种实际说法。万德勒对good这个词做了一番考察，临到末了，他说这番考察对澄清善好概念帮助有限，对善恶的概念考察，主要并不在于考察good和evil这两个词。在《感觉与可感物》中，奥斯汀与艾耶尔争论的是“感知问题”，但他只用了很少篇幅讨论perception这个词，而且几乎满足于指出人们在日常言谈中很少像哲学家那样使用这个词，绝大篇幅则用于讨论看见、听见、look、seem、direct、really这些有稳定用法的语词。不明就里的人也许觉得奥斯汀有点儿别出心裁甚至避重就轻，然而，在我看，这是概念考察的正途。甚至，我们用本体、本质、原因这些词儿表达的概念，在希腊哲学中，常常本来是用小词组成的词组来表示的。
反过来，我们分析的是小词儿，考察的是些平常的说法，但我们是由大概念大观念引领的。我们考察之前、之后、将来、了这些词，为的是澄清关于时间的大道理，澄清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时间的。考察论理词，是为说理服务的。“辨名析理”这个熟语表明了这一点。引导我们的是各种观念中盘根错节、互相抵牾的东西。最后要连到根本的道理之上，或曰，互相贯通而成就其为根本道理。
2.17 日常语言作为证据的优越性
作为说理活动，哲学为它的洞见提供论证。论证的基本方式是把尚不明白的道理连到常理之上。一种最通常的强有力的论证是连到我们既有的说法和语言用法。我们是这么理解世界而不是那样理解世界的，其中一大批基本的、重要的证据，就在我们的语言里边。语言中包含的道理是最典型的常理，我使用这种语言，我就接受了积淀在这种语言中的道理。我们都说这种语言，都已接受这种语言得以工作的道理。概念考察通过彰显语言中包含的道理为我们实际上这么理解道理提供证据，表明我们的的确确就是这么理解世界的。
前面说到，语言是公用的、通用的。这一点也意味着，我们的语言允许哪些说法、不允许哪些说法，我们原则上不争论。这指的不是论理语言，而是我们平常使用的语言，自然语言。论理语言服务于穷理，一般哲学文著是穷理之间的对话，是在争论道理的引申是否在理，不过，这类争论的一大类判据，落实到语词分析，落实到对实际用法的分析。
这里说到包含常理的语言，不仅泛泛地指自然语言（相对于专业语言），而且尤其指日常语言。重要的常理包含在最日常的语词用法里，对我们的观念具有普遍意义的差别总是体现在常用词中，而不体现在冷僻的语词中；愤懑/怨怼也有微妙的语义差别，优秀作家总是对这些微妙差别十分敏感，只不过这些差别通常并不连通到更普遍的道理那里。重要的论理差别更不“体现”在哲学家和科学家创造的概念中——哲学家和科学家创造的术语，本来（部分地）就为了明述这类差别。万德勒说，考察实际用法，不是考察哲学家塞进或规定的内容。就概念考察而言，日常语言本身有特殊的分量。[42]哲学家考察语词的用法，从来都是在考察常用词，这并非出于“日常语言学派”的偏好。
作为证据，“种种说法”有不同的力量。一般说来，越少包含反思的说法是越强的证据。对于说理人所要讲说的道理，语言中包含的道理是中立的、中性的，正因为它们不是为某种特殊的道理而设，所以具有格外有力的论证力。
2.18 概念考察之为“科学”
对于哲学家所要申说的非常之理，语言中的道理是中立的、中性的。正是这一点，使得概念考察、对语言用法的考察成为哲学中的“科学”。“是尔心动”这话无所谓对错，只在你悟到或没悟到。我们是否直接感知到事物？你说是，我说不是，奥斯汀会说，你能够不直接地闻到一股气味儿吗？其他的道理另讲，我先要承认：间接闻到一股气味儿这话说错了。
可以说，概念考察是通过语言来说理，但须与另一种“通过语言来说理”加以区别；这后一种是：把语言学的道理加以延伸，就像通过围棋说理一样。概念考察不同于类比等延伸道理的说理方式，而是分析式的说理，是最典型的论证。不消说，概念考察与引用前贤的“权威说法”来论证也不相同。不妨说，论证的硬度不同；类比是一种软论证，用我们已有的说法和语言用法来论证是硬论证。我们是这么理解世界而不是那样理解世界的，其中一大批基本的、重要的证据，就在我们的语言里边。没有哪个哲学家不引用我们实际已有的说法来进行论证。更硬的证据则在语词的用法之中。维特根斯坦说：“我们要的是安安静静地权衡语言事实，而不是躁动纷扰地进行猜测和解释。”〔Z，§447〕这话说出了概念考察这种工作方法的核心。
正是这种“科学性”使得概念考察的工作表面上十分接近语义学工作。人们一般不会把庖丁解牛式的说理混同于语义学；而进到概念考察，即进入哲学的核心工作，其与语义学的区分就变得相当精微。不过，我希望现在我们已经能够看到，两者其实有根本的区别。哲学家埋头处理细微的语义问题，只因为这些语义问题涉及一般道理的澄清。奥斯汀对seem和look之间微妙的语义差别做了一番“篦头发丝”式的分析，这些分析揭示了某些基本道理。泛泛称说或指责分析哲学家篦头发丝，只是表面文章。要紧的是篦过头发丝之后，我们看到了还是看不到有意义有意思的东西。在“哲学语言学”[43]中，语法考察和语义分析是为概念考察服务的，我们分析之前、现在、将来、了等等很多语词，考察关于时间的种种说法，是为了弄清时间概念。而所谓澄清时间概念，就是澄清我们究竟是怎么理解时间的，或曰，时间是怎么得到理解的。
因此，把概念考察解说为对某些概念进行考察，很容易误导。我们须把“概念考察”理解为“概念层面上的考察”。例如，在概念层面上考察时间；而“对时间这个概念进行考察”或“考察时间这个概念”则易生歧义。前面引用的一段维特根斯坦的话里说“必须问的不是：什么是意象……而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这话会误导我们把关于意象的概念考察和关于“意象”的语义分析等同起来，至少是把两者摆置到了同一层面。[44]那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维特根斯坦马上加上一句——“但这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显然是要防止这种误导，虽然他并没有说清楚“必须问的是‘意象’一词是怎样用的”和“不是说我要谈论的只是语词”之间的区别究竟何在。
“时间”当然是一个词，词典里列出这个条目，解释时间的语义，但我们要在概念层面上考察时间，当然不是去查查这个词条即可了事。概念和语词并不是一回事，概念不能都换说成语词，但另一方面，概念考察和语词分析关系极为密切。我们固然可以通过比喻等等来解说、澄清某一概念，但概念考察的基本方式是借助分析与某一论理概念相关的种种说法，或反过来说，我们通常把这种进路称为概念考察。要防止哲学误入语义学，或要澄清哲学与语言学的区别，我们不妨采用这样的提法：哲学关心的不是语言，而是概念。相应地，我会说，哲学的核心工作不是语言研究，而是概念考察。
维特根斯坦有很多评注，例如“我们不分析现象，而……分析语词的应用”〔PU，§383〕，“哲学研究：概念研究”〔Z，§458〕，等等，给人这样的印象：他主张哲学研究即是语言研究。但这些语录与这种印象之间有微妙而重要的区别。概念考察并不等同于为理解语言而研究语言。实际上，维特根斯坦不像牛津哲学家那样对语言本身就有兴趣，这种“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兴趣”，用巴斯摩尔的话说，“对维特根斯坦是完全陌生的”[45]。据摩尔报导，维特根斯坦“不止一次说，他讨论语言问题并不是因为他认为语言是哲学的主题。他讨论语言问题只因为他认为有一些特定的哲学错误或‘我们思想的麻烦’来自于表达式的实际用法把我们引向了某些错误类比”〔PO，51页〕。维特根斯坦的相关语录，大都从“哲学治疗”的角度出发：语言为哲学思考设置了陷阱，哲学通过语言批判展开自身。早期他说：全部哲学都是“语言批判”〔TLP，4.0031〕；后期他仍然说：哲学是针对借助我们的语言来蛊惑我们的智性所做的斗争〔PU，§109〕。这些表述，我不能完全接受，但我幸运地认为，在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这个问题上，我与维特根斯坦的思路相去并不远。
2.19 不是“语言学转向”
在我看来，语言转向的根本意义在于更深刻地把哲学和物理学加以区分，坚持哲学之为概念考察，以抵抗把哲学转变为伪实证科学的倾向。依循这一理路，我们将能进一步澄清说理和理论的一般结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性质，进而澄清“意识问题”等当代热点问题。
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哲学旨在明理，穷理而至于明白那些根本的道理；穷理必探入我们自己的理解方式，而我们的基本理解方式集中凝结在我们的语言之中。简言之，哲学原本关注道理，因穷理而来到语言。我们也能够不借助语言对世界有所理解。但是在问“幸福是什么”这类问题时，不妨说，我们是活动在一个“语言化了的世界”之中，我们必须在语言层面进行考察来澄清自己的问题、自己的困惑。哲学的语言性质不在于哲学研究语言，而在于哲学在语言层面上考察世界。
这些根本道理，置于真理、实在、精神、意识、时间、物质等题下；我们通过种种方式来讲述这些道理、辨清这些道理，其中核心的一种，是通过概念考察的方式；我们考察时间概念，意思是，通过考察与时间相关的种种用语与说法来理解时间。
这完全不意味着，没有一个语言之外的世界，或哲学不关心语言之外的世界，而只是意味着，我们既不是单单理解世界，也不是单单理解语言，我们通过理解语言来理解世界。我们说，懂一种语言，理解一种语言；而理解一种语言同时就是通过一种语言理解世界。语言是一种社会建制，是人类理解的产物，像其他人类理解的产物一样而与自然物不同，语言已经凝结了我们对世界的理解；而且，与人类理解的其他产物相比较，语言突出地凝结着我们的理解。研究语言已经是一种反思式的理解——我们在研究语言的时候，已经在研究我们自己的理解。哲学连同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来理解世界。就此而言，语言转向有助于我们更加明确地区分有我之知和对象化之知。
理解世界和对自己的理解方式的反思交织在一起，对理解方式的反思和语义考察交织在一起。事情那么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要看清楚并不容易。我们看到，很多哲学家，包括大哲学家，或多或少把语言转向理解为：哲学问题其实是语言学问题、语义学问题，至少他们在反思时是这样表述的。这种趣向不仅遮蔽了语言转向的根本意义，甚至走向反面，把哲学混淆于语言学和语义学，重新混淆了有我之知和对象化之知。
语言学原本是一门典型的人文学科。不过，就像面对各种人——社会事物一样，我们可以尽量侧重于语言的对象性来研究它，即把语言作为独立于我们的理解的客体（自然事物）加以研究。这是语言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发展方向。语言学要尽量把语言当作对象（事质）来研究，例如它特别关注句法，关注规则性的东西，到生成句法那里，句子就像是从一个自动装置中产生出来的。哲学关注语言的方式大不相同，它始终关注的是语词和句子怎样体现着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我们须明确哲学的反身性质，澄清这一混淆，划清哲学和语言学、语义学的界限。
无论如何，不能把语言转向理解为向语言学、语义学的转向。Linguistic Turn这个短语本来有歧义，很多中文译者采用“语言学转向”的译法，进一步加深了中文读者的误解。总的说来，“哲学问题即是语言问题”这个提法是高度误导的。我认为，最好首先从道理和说理来界定哲学，而语言则由于道理之道和道说之道的内在联系被牵引进哲学的核心。
为此，我愿对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语法”概念做一番较详的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