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
曾国藩原来是一个正统的封建理学家，以后演变为最早的洋务派大官僚。他在中国近代史上所以具有很大影响，不仅在于位高权重，还在于以他为代表，使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发生了重要的转变，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统治思想体系，其特点在于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伦理政治观念为体，以西方技术为用。要正确分析其洋务思想的形成、性质和作用，必须追寻和把握其整个思想体系的转变过程。
曾国藩从封建理学家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思想转变过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曾国藩独崇程朱理学，从宇宙观到伦理政治观念奠定了其思想体系的基础。一般说来，他比理学中主敬派实际一些，具备着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出来的内在因素。第二阶段：道光末年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封建统治阶级产生了空前严重的危机感，曾国藩兼采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开始注意西方情况，重视西方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同时，曾国藩顽固维护封建伦理政治观念，自觉地反对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真理与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进步方向。这一切，为其洋务思想的产生准备了条件。第三阶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曾国藩的思想出现了具有新内容的变化，在伦理政治观念上由原来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求“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同时，他更重视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认为是“救时之第一要务”。曾国藩的洋务思想至此基本形成。
一
曾国藩在中进士前，基本上是为博取功名而沉醉于科举词章。在考取进士，尤其是道光二十一年后，开始在学术思想上进行探索。
当时唐鉴由江宁藩司入官太常寺卿，曾国藩“从讲求为学之方”
。唐鉴是道光年间著名的理学家，为学“于宋宗程、朱，于明宗薛、胡，于清宗陆、张，排斥心宗最力，以为害道”。曾国藩“事鉴尤谨，谓虽未执贽受业，固已心师之矣”。
曾国藩从唐鉴研究理学，除因为理学自南宋以后就被奉为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欲求宦途飞黄腾达的士大夫必孜孜以求外，还有着更深刻的社会原因。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外而资本主义列强咄咄进逼，内而农民群众揭竿频仍；资本主义萌芽大大突破了明清之际的水平，暗中蚕食着旧制度的基础。这一切反映到意识形态领域，可以见到农民的平等要求，可以见到封建道德的崩坏，甚至“太庙孟秋时享，应行陪祀各员”也“到者甚少”；可以见到一部分有识士大夫不满于清政府的腐败衰落，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作了某种程度的批判，力求打破万马齐喑的局面，思想日趋活跃。曾经为清初封建统治者的“文治武功”作点缀装饰而盛行一时的汉学，因埋首书斋，无补时艰，日渐走向末路。历来坚持“一学术，一道德”的清政府，对这种情况深感惶恐，力图靠发扬理学，制造镇压农民起义的舆论，并从思想上钳制地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来重振纪纲。于是把“宋学”重新抬了出来。曾国藩在这时潜心理学，正适应了这种政治需要。
曾国藩继承了朱熹“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他说，“含生负气，必有以得乎乾道之变化，理与气相丽，而命实宰乎赋畀之始”。主张理在气先，由理宰乎万物。为了维护这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的纯洁性和正统地位，曾国藩除了坚决反对“气一元论”的朴素唯物主义外，对主观唯心主义的陆、王心学也作了批判。曾国藩虽然没有系统的哲学著作，但他“理一元论”的宇宙观实际上是完整的。他在哲学上坚持这个宇宙观的目的，是为了维护以封建伦理政治观念作为统治宇宙的无上法则的地位。
曾国藩说：“以身之所接言，则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为则者，性也。其所以纲维乎五伦者，命也。”曾国藩认为反映封建社会君臣父子关系的仁敬孝慈及纲维五伦的道德规范是“性”和“命”决定的。在理学中“性”“命”“理”属同一范畴，“性浑论而难名，按之曰理”。于是，封建的伦理原则被等同于至高无上的天理，“此其中有理焉，亦期于顺焉而已矣”。自觉地服从封建伦理，就成了人们的本分。
曾国藩正是从这种高度出发，自觉地贯彻以维护君权为核心的封建伦理政治观念。他说：“臣子于君亲，但当称扬善美，不可道及过错；但当谕亲于道，不可疵议细节”。“于孝悌两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今人读书，皆为科名起见，于孝悌伦纪之大，反似与书不相关。殊不知书上所载的，作文时所代圣贤说的，无非要明白这个道理。”
曾国藩在这一阶段所建立的对理学的核心内容——以“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为哲学基础的封建伦理政治观念的信仰，终身未变。
在广泛的意义上说，对外态度属于伦理政治观念的范畴。中国封建统治者一向强调“天朝至尊”“夷夏有别”，《春秋》理想的“大一统”局面即包含“四夷进于诸夏”的内容，这实际是以维护等级秩序为特点的伦理政治观念在对外关系上的延伸。对内顽固维护封建伦理政治观念的曾国藩，此时在对外态度上坚持的基本是上述“天朝至尊”“夷夏有别”的观念。1841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述及鸦片战争时说：“英吉利豕突定海，沿海游弋，圣恩宽大，不欲遽彰天讨。命大学士琦善往广东查办，乃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1842年在《寄郭筠仙浙江四首》诗中谈到英军入侵，则说：“螳螂竟欲挡车辙，髋髀安能抗斧斤。”《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思想上虽然出现妥协倾向，如谄媚地赞颂道光皇帝决定议和是“上策”，但1849年在家书中又称：“……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字里行间显露着对外的虚骄态度和顽固情绪。
但是，封建统治的危机毕竟不是单凭“义理”能解决的。曾国藩注意到理学“罕言利”的伦理观念与解决封建统治面临的具体问题之间的矛盾，力图加以弥缝，与当时理学另一主要代表人物倭仁相比，有某些不同之处。唐鉴曾说倭仁为学“用功最笃实，每日自朝至寝，一言一动，睡作饮食皆有札记，或心有私欲不克，外有不及检，皆记出”。这是理学中主敬派的特点，即认为程、朱已将全部问题解决，后来者只要按其原则躬行便可，因此专门在修身养性上下功夫，这一派别与实际距离更远，思想上更为顽固。曾国藩则比较注意解决封建统治面临的各种具体问题，表现在认识论上就更为重视“格物致知”“即物穷理”：“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具有理学中致知派的特点。
当然，理学的所谓“格物致知”“即物穷理”，主要是要人们领悟封建伦理。对此，曾国藩是很清楚的，在谈起“格物”内容时，他特别强调：“如事亲定省，物也，究其所以当定省之理，即格物也；事兄随行，物也，究其所以当随行之理，即格物也。”其格物目的主要也是为了达到对封建伦理本体的大彻大悟。
但是，“格物致知”“即物穷理”的认识方法并非没有一点合理因素，一方面它将封建伦理作为本体强加给万事万物，要求通过格物来体认此理，但在涉及一草一木、一事一物时，常识却又往往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承认具体事物所固有的特殊本质和特殊规律。例如朱熹在观察草木时这样说：“虽草木亦有理存焉。一草一木岂不可以格？如麻麦稻粱，甚时种，甚时收。地之肥，地之硗，厚薄不同，此宜种某物，亦皆有理。”这种认识论上的合理因素在曾国藩思想上也可看到。曾国藩说：“近世乾嘉之间，诸儒务为浩博。惠定宇、戴东原之流，钩研诂训，本河间献王实事求是之旨，薄宋贤为空疏。夫所谓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实事求是，非即朱子所称即物穷理者乎？”这段话主要表明了曾国藩力图将汉学实事求是的观点混同于“即物穷理”，但也反映了他迫于清政府面临的“内忧外患”局面，注意到并不得不承认实事求是认识方法的影响和作用。以后，当曾国藩由排斥汉学转而为汉宋兼容时，此一合理因素则有进一步增加。
正因为这样，曾国藩比较重视经世致用。他刚从唐鉴学不久，即问：“经济宜如何审端致力？”并将古来政事人物分类，随手抄记，“以备政事之考”。在京当翰林时，看过魏源编的《皇朝经世文编》和《圣武记》：“七月初九彭山屺到京，接到四弟在省所寄《经世文编》一部”；“《圣武记》又阅一编毕”，“昔年在京阅过”。在辛亥七月日记中更明确表示：“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对清朝统治的弊病，在局部上，例如吏治、财政、练兵等方面的问题，有一定认识，并做了某种程度的揭露。这使他在思想上具备着从地主阶级顽固派中分化而出的内在因素。
二
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后，不平等条约从各方面保证了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成为它们倾销商品和鸦片烟的市场，大量农民和手工业者因此破产；清朝政府为支付赔款和满足更加奢侈糜烂的生活需要，加重了封建剥削，阶级矛盾急剧尖锐。早已此伏彼起、连绵不断的农民暴动，终于汇成了伟大的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天国起义使清朝政府面临的危机更加严重。这次起义不但范围广、规模大，而且在近代条件下，带上了某些以往农民战争所不具备的特点，表现在它的纲领和思想中；在作战方法上，太平天国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较大规模地采用了西方的先进武器，引起清朝政府极大的恐慌，两江总督怡良惊惧地奏称：“上海逆匪向洋人买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虽大雨亦可利用。”
曾国藩时任礼部右侍郎，并先后兼署兵部右侍郎、工部左侍郎、兵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吏部左侍郎，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积极出谋献策。咸丰二年（1852年）十一月奉旨以“前任丁忧侍郎”身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乡民”，开始了直接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活动。
在此之前，曾国藩独崇理学，排斥汉学。这时，转而为汉宋兼容，“余于道光末年，始好高邮王氏父子之说”。这种变化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地主阶级在太平天国这样巨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威胁面前，基于共同利害，需要“克己以和众”，加强本阶级的团结，因而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摒除门户之见，讲求学术兼容。此外，汉学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确有某些合理因素，吸收它，可以弥补理学之不足。
“汉学”主要是指马融、郑玄等为代表的东汉古文经学。这一学派的治学方法在于从文字训诂探求经书本训。清代汉学发扬了这一特点。以反清复明为志的顾炎武，痛感明亡之一大原因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首先打出“经学即理学”的旗帜，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并逐步形成了与其政治目的和务实态度相适应的一套治学方法，如“明流变”“求证佐”、重视实地调查研究等，其中有些成为以后清代汉学家基本的研究和著述手段。同时，明末以来，资本主义萌芽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加之某些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传入，使国内在天文学、数学、语言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新的进展。汉学家与“土苴天下之事实”的理学家不同，大多比较重视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学者多兼通之。”这就必然进一步启示和推动汉学家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的提高。但随着清政府统治的逐步稳定，特别在清政府加强文化专制统治、屡兴文字狱以后，汉学家日渐沉浸书本，脱离实际，暌违了顾炎武揭橥的“经世”之旨，因而使清代汉学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的合理因素主要反映在古籍整理和文字考订等学术成果上。
曾国藩不是单纯的学问家，他要“救世”，他承担着镇压太平天国、挽救清王朝灭顶之灾的责任。他不是从学术角度，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吸收和利用清代汉学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中的某些合理因素，为封建统治渡过难关服务。曾国藩标榜：“近十余年”，“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宗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他主张系统了解汉学诸代表人物的治学门径：“学问之途，自汉至唐，风气略同；自宋至明，风气略同；国朝又自成一种风气。其尤著者，不过顾、阎（百诗）、戴（东原）、江（慎修）、钱（辛楣）、秦（味经）、段（懋堂）、王（怀祖）数人，而风会所扇，群彦云兴。尔有志读书，不必别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抨击迂儒“以为经世之道不出故纸之中，井蛙跳梁，良可笑耳”。要求求实：“不说大话，不务虚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他原来说：“自西汉以至于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曰义理之学，曰考据之学，曰词章之学’”，现在则认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将与实际联系更为密切的经济之学由义理之学中独立而出为一门。原来完全拒绝自然科学，相信占验：“蕙西已来，始唤起，论连夜天象，西南方有苍白气，广如一匹布，长数十丈，斜指天狼星，不知主何祥也。”现在则注意到汉学家重视自然科学及由此而产生的进步：“国朝大儒，于天文历数之学，讲求精熟，度越前古。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诸老，皆称绝学；然皆不讲占验，但讲推步。”凡此种种，可以看出清代汉学家在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给予他的影响。这就使曾国藩的眼光比一般囿于理学范围的封建官僚实际得多，能够采用更多的手段去对付太平天国。为此，他开始看一些介绍西方情况的书籍，例如徐继畲的《瀛寰志略》；重视西方先进武器在战争中的作用，初建湘军时即多方采购洋炮，用以装备水师，“此次蒙皇上屡降谕旨，饬令两广督臣叶名琛购备洋炮，为两湖水师之用。现已先后解到六百尊来楚，皆系真正洋装、选验合用之炮”。在总结湘潭、岳州两次战役取胜的原因时则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炮之力。”并加紧催请清政府用西方先进武器武装军队：“江面非可遽清，水前尚须增添，尤须有洋炮继续接济，乃能收越战越精之效。”
应该指出的是，明末清初的一些汉学家虽然由于认识论和治学方法上包含有更多的合理因素，因而比较重视当时自然科学，包括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但是，他们的思想体系仍然是封建主义范畴的，他们所接触的西方自然科学主要是由耶稣会传教士带来的历法、火炮、技艺等方面的知识，不包括近代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这样的自然科学知识可以在局部范围内产生某些积极的影响，但对整个封建思想体系，却不会形成根本性冲击。相反，往往可以用来为封建王朝服务。曾国藩对西方自然科学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没有超过汉学家。他主要是从手段上，而不是从基本观点和方法上去认识和接受西方自然科学知识的。他认为，“剑戟不利，不可以割断，毛羽不丰，不可以高飞”，因而主张“讲求操兵造械之法”。他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过程中，重视和引进西方武器，严格说来，不过是崇祯和康熙用洋人铸炮镇压农民起义或打击反清势力的政策在近代条件下更大规模地延续，非但不妨碍，相反恰恰服务于坚持封建伦理政治观念以维护封建统治的活动。而且，由于时代的条件，这种活动具有特殊意义的反动性质。如前所述，太平天国起义虽然基本还是一场单纯农民战争，但在国内外资本主义因素的影响和推动之下，包含了新的内容。它所开始的把向西方寻求真理与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方向，启示了中国谋取独立富强的正确道路。曾国藩敏锐地觉察到这一点，他在《讨粤匪檄》中声称：“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姐妹也……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把太平天国在国内打击封建统治的斗争和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加以讨伐，这就使曾国藩维护封建伦理政治观念的活动成为近代向西方寻求真理与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进步方向的明确对立物。它决定了曾国藩从西方接受的主要只能是殖民主义的奴化思想，因为这种思想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保留中国的封建地主阶级，并使它们变为西方列强统治中国的支柱。
这一阶段，曾国藩在对外观念上，尚未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他虽然开始承认“逆夷所长者，船也，炮也”，但直至1857年，英法刚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曾国藩尚认为：“自古称国富者以地大为富，兵强者以人众为强耳！英夷土固不广，其来中国者人数无几，欲恃虚声以慑我上国”，“此次与之确斗，彼必不能坚守，此后官兵之气日强矣！往时徐松龛中丞著书，颇张大英夷，筠仙归自上海，亦震诧之。鄙意彼蹈骄兵贪兵之二忌，恐不能久得”。
由上可知，曾国藩从独崇理学，转而为汉宋兼容，虽不意味着其思想体系发生了带根本性质的转变，但维护封建统治的实际需要和认识论上合理因素的增加，却促使他开始了解西方。他对内顽固维护封建伦理、自觉与太平天国向西方寻求真理和改革国内政治结合起来的进步方向抗衡的活动，又为他接受资本主义奴化思想提供了条件。这一切，构成了他在思想上由一个封建理学家过渡到洋务派大官僚的桥梁。
三
1856年10月，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太平天国起义方兴未艾，清政府陷于两面作战的危局，急于改变其对外思想和政策，以脱离困境。就在这一时期，曾国藩的思想发生了重要变化。
随着军事上的不断败北，曾国藩承认清政府的力量不足与资本主义列强抗衡了，他说，“当此积弱之际，断难与争锥刀之末”。更明确地将农民起义视作威胁清王朝封建统治的心腹之患，在英法联军侵入北京，咸丰皇帝急诏曾国藩调兵保驾的关键时刻，曾国藩即在《奏复胜保请飞召外援折》中提出“俟该夷就抚”，主张对英法侵略者妥协，以确保其围剿太平天国的战略部署。之后，更露骨地表示：“吾方以全力与粤匪相持，不宜再树大敌，另生枝节。庶几有容有忍，宏济艰难。”
同时，曾国藩逐步摸清了资本主义列强对清政府的真实意图。太平天国初起时，资本主义列强曾企图利用中国内乱，从中渔利，因而暂时标榜“中立”，并与太平军有过某种接触。但很快发现他们不可能从太平天国那里捞到什么特权，甚至连他们已经从清政府那里获得的东西都有丧失的可能性，于是便向清政府表示：西方列强“希望看到王朝强盛”。他们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主要是因为清政府未同意按他们的要求修约而进一步施加压力。但这并不妨碍他们认为：“维持当今朝代对西方国家有利”。当英法联军以武力和攻入北京的行动逼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及北京条约，达到目的后，即公开撕去中立伪装和清朝政府站在一道，疯狂镇压太平天国。这一过程，对曾国藩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他在1864年6月10日的日记中感激涕零地写道：“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两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
为了巩固和扩大经两次鸦片战争后取得的在华权益，资本主义列强力图促使清政府按照他们的愿望总结失败的教训。这种要求集中表现在赫德的《局外旁观论》和威妥玛的《新议论略》中。这两份文件的内容可以用威妥玛的话概括为8个字：“内改政治，外笃友谊”。所谓“内改政治”，主要是要求清政府能有效地镇压“内乱”；同时，兴办一些近代工厂企业及交通事业，以保证并扩大资本主义列强的在华利益。所谓“外笃友谊”，实际是要求清政府切实遵守与资本主义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资本主义列强注意到，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必须使清政府在对外观念上做一改变，建立起一种适应清政府与资本主义列强新关系的伦理政治形态。因此，赫德和威妥玛都激烈抨击了那种天朝至尊、夷夏有别的观念。赫德说，清政府“居官者初视洋人以夷，待之如狗”，“是以道光年间，始动干戈，嗣有条约”，“迨后因可赴京，以为更妥。乃大臣初次北上，仍以夷相待，违约阻止，复致兴兵”。威妥玛更明确地说：“中华天子尊崇最上，诸国之君，果欲相交，尚以不能平行，欲问衅起之原，实由此也。”
上述因素，促使曾国藩将对外观念做了重要修改。他承认传统的伦理思想已不适合现状：“承示驭夷之法，以羁縻为上，诚为至理名言。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用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论证对外妥协的合法性，宣扬：“洋人之患，此天所为，实非一手一足所能补救”。将处理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的道德规范，扩大至资本主义列强，认为对待它们：“根本不外孔子‘忠信笃敬’四字。笃者，厚也。敬者，慎也。信，只不说假话耳，然却极难！吾辈当从此一字下手，今日说定之话，明日勿因小利害而变。”到1870年，曾国藩更加明确地指出：“伏见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遂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皇上登极以来，外国强盛如故，惟赖守定和议，绝无改更，用能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对外妥协不再被当作“权宜”之计，而成了应该“坚持一心”的根本方针。如果说，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曾国藩思想中的对外妥协倾向，与其封建的天朝至尊观念尚处于某种矛盾状态，那么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经过这种理论上的论证和修改，其对外妥协倾向与其伦理观念之间的矛盾基本消失了。从此，曾国藩思想的主体，即以“理一元论”的宇宙观为基础的封建伦理政治观念，不再是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而变化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
天朝至尊观念的改变，认识论中某些注重实际的合理因素的增加，加之资本主义列强的推动，使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过程中产生的注意了解西方情况及重视西方武器的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咸丰十一年七月在《覆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他提出：“购买外洋船炮，为今日救时之第一要务。”表明他不再把这类活动当作只有局部意义的具体措施，而将其视为一种具有全局意义的政策。又说：“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制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同治二年，在安庆设军械所，用徐寿等试造轮船。接着又让容闳“前派西洋购办制器之器”。同治四年，在他与李鸿章的倡导下，于上海设江南机器制造局，附设译书局。同时，曾国藩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据容闳说：当时“总督幕府中亦有百人左右……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同治七年九月初二日，在《新造轮船折》中又提出由江南机器制造局设立学馆：“选聪颖子弟随同学习，妥立课程，先从图说入手，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于洋人，亦可引伸另勒成书。”同治十一年，更和李鸿章联衔会奏，派遣学生出洋留学。
由买船进而主张造船，由造船进而主张仿制工作母机，由仿制工作母机进而认识到“洋人制器，出于算学”，主张了解西方在技术领域中的某些专门理论；同时鉴于“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曰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而主张设立译书局，“专择有裨制造之书，详细繙出”；由注意收罗各种了解西方技术和情况的人才进而主张有意识地培养和造就。凡此种种，表明这一阶段曾国藩对西方情况的了解，尤其是在技术方面，有了相当进步，与当时一般的封建士大夫相比，是高出一筹的。
应该指出，这时正是中国近代工业开始发生的时期，新旧思想的斗争非常激烈，这种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中国要不要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一些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力主学习和引进，这是希望跟上世界潮流的进步要求；而封建顽固势力却留恋闭关自守、关门称王，极力想把中国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在当时的中国，要依靠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的力量，在舆论和实际行动上突破顽固势力的阻挠，兴办起近代工业，是困难的。而曾国藩具有在镇压太平天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实力地位，他对学习和引进西方技术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对抵挡顽固势力的攻击，助长国内当时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起，客观上起了一定作用。这正是一些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对他颇有好感的原因。
然而，曾国藩思想中的这些新的因素和主张，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们受到曾国藩思想的主体，即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伦理政治观念的指导和制约。
同治八年七月初四日，曾国藩作《劝学篇》示直隶士子，实际也是对其本人学术思想的一个总结。他进一步发挥了将“经济”由“义理”之中独立而出专为一门的思想，指出“义理”与“经济”的区别在于，前者“施功之序详于体，而略于用耳”，后者则相反。从理论和学术思想上突出了“致用”的重要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以将三纲五常为基本内容的“义理”当作指导思想的根本立场，他主张为学的方法应该是：“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所以，曾国藩尽管可以为了“致用”，重视西方技术，但拒绝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和政体制度，将资本主义与封建中国一强一弱的原因完全归之于技术装备上的差别：“凡恃己所有，夸人以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他与李鸿章合奏选派幼童赴美，在所定章程中规定：为使学生出国后“不至囿于异学”，在学习西文西艺的同时，必须“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虚、昴、星等日”，还要“传集各童宣讲《圣谕广训》，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派理论纲领，实际是由曾国藩发明，张之洞不过作了继承、发挥和总结的工作。这就使曾国藩的买船、造船、制器、译书、育才等等活动带上了明显的半封建性质。而且由于洋务活动当时还处在初起阶段，曾国藩尚不可能如其后继者李鸿章等提出官督商办、官商合办等主张，基本上采用官办的方式造船、制器，其洋务活动的封建主义色彩就更为浓厚。
同时，从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的观念出发，曾国藩又认为：中国要自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倨上着眼”，甚至对那种“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的卖国行为，也认为“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着眼”。这就清楚地表明，他引进西方技术、谋求“自强”的活动，是在承认与资本帝国主义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合法性、连关税自主这样最起码的保护国内工商业发展的条件都不敢去争取的前提下进行的。由此必然产生半殖民地性质的结果。
以购船及造船为例，19世纪60年代初，曾国藩支持奕
接受赫德之说，经李泰国向西方购买船炮。但李泰国购买轮船后，却私自招募了六百多洋兵，并任命英国人阿思本为司令，建立了一支外国人组成的中国舰队。曾国藩承认：如此，则中国徒有节制之“虚号”。显然，购买轮船“据为己物”的幻想落空。加之曾国藩等人认为当时“贼势实衰”，“此事议于二年以前，今昔时势小异”，战胜太平军的大局已定，不愿外国侵略者来抢桃子。然而，又不敢得罪帝国主义者。因此，曾国藩建议将“此船分赏各国，不索原价”，耗费一百四十五万七千两白银，解散了阿思本舰队。“今所购七船既已化为乌有，不得不另求造船之方”。于是，一八六五年，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谋划在上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曾国藩承认：“制造轮船，系由总署与外国公使议定，为借法自强之一事”，又说：其所以主张设局造船，是因为“外海水师，极为当务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应从严剿捕，庶商船可以畅行，外国无所借口。”表明江南制造局的设立，在很大程度上是适应了资本主义列强扩大在华市场和保护在华权益的需要。这类企业必然成为国际垄断资本的附庸，在发展上受到很大限制。江南制造局开设近二年后，曾国藩不得不承认，制造轮船“所用极大木材与铜板、铁板之类，无一不取材外洋，不仅铁之一项也。即专以铁言，如轮船应用通长大铁轴，断非中国所能铸造。设一旦无从购运，此事即当作罢论。纵能自设铁厂，亦复何为？”于是，原来颇为豪壮的“自造”等语，此时则变成“故目下只可乘此机会，量力试办，不后预计他日之何如”的叹息了。
这种半殖民地性质的特征，不仅表现在上述方面，在曾国藩的外交活动中更为明显。尽管在某些时候和某些具体问题上，曾国藩可以与资本主义列强发生一些矛盾和对抗，但这种矛盾和对抗从来没有上升至主导地位，在资本主义列强的压力下，总是很快趋向妥协。1867年，当外国侵略者借中外修约之际，提出在中国设电报、筑铁路等要求时，曾国藩在上清廷的奏折中颇为激动地表示反对，甚至认为：即使“因此而致决裂，而我以救民生而动兵，并非争虚议而开衅”，“中无所惧，后无可悔也”。但事隔不久，他在致郭嵩焘信中立刻否定了上述意见：“来示谓拙疏不应袭亿万小民与彼为仇之俗说，诚为卓识！鄙人尝论与洋人交际，首先贵一信字。信者不伪不夸之谓也，明知小民随势力为转移，不足深恃而犹借之以仇强敌，是已自涉于夸伪，适为彼所笑耳”。这种情况，在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得到进一步暴露。他认为，“目下中国海上船炮全无预备，陆兵则绿营固不足恃，勇丁亦鲜劲旅。若激动众怒，使彼协以谋我；处处宜防，年年议战，实属毫无把握”，因而力主“从委屈求和处切实办事”。最后，基本按照列强的无理要求了结了天津教案，以至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办理过柔，事后思之，深用自憾。”
曾国藩这一阶段的思想变化，与传统的封建统治思想相比，具备了新的内容，概括说来即是：在伦理政治观念上，不再是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保持天朝至尊，而转变为对内维护三纲五常、对外讲究“忠信笃敬”“守定和约”。其重视西方武器，引进西方技术的活动则有了更大发展，并认此为“救时之第一要务”。这在当时条件下，对国内学习西方思潮的抬头和近代工业的兴办，客观上起了一定的助长作用。但由于这类活动从根本上说是以上述新的伦理政治观念为指导的，因而表现出明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如果说曾国藩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期间采用西方武器，主要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严格说来，是崇祯和康熙用西洋武器镇压农民起义或打击反清势力的政策在近代条件下更大规模地延续，那么在此阶段，这类活动主要地具有了维护封建统治和适应外国侵略者扩大在华市场及保护其在华权益这样两种意义。这一切构成了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主要内容，标志其洋务思想基本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就曾国藩洋务思想的主流来说，实质是封建主义文化特别是程朱理学与殖民主义奴化思想结合的产物。它的形成过程就是封建统治思想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思想转化的缩影。是当时在中国正逐步形成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清朝政府所以能够渡过太平天国起义及第二次鸦片战争的难关，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很大程度上得力于以曾国藩为代表建立的这种适合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思想体系。后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统治者，无不对曾国藩顶礼膜拜，其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但是，由于中国当时处于一种复杂的历史条件之下，即一方面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同时又在西方列强的促使下产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曾国藩不是一个不学无术者，他由翰林而转入军界、政界，为了维护清朝统治，几乎利用了封建文化中一切可以利用的东西，同时也接受了西方的一些新鲜东西。就其思想主体来说，他是一个反动的客观唯心主义者，但由于时代的条件，由于封建文化和西方文化中某些合理因素的影响，使曾国藩与封建顽固派不同，在一定程度上做了一些适应历史变化的事情。这就使他的洋务思想中，包含了一些在当时有一定价值的具体内容。对此，是应该加以区别的。
（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