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多边合作中的日本因素

一、日本对亚洲态度的历史回顾

19世纪中叶，伴随着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工业文明对于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古老农业文明表现出明显的优越性。在这样的背景下，1885年日本的福泽谕吉提出了“脱亚入欧论”，表示“亲恶友难免共享恶名。我们要在心里谢绝东亚的恶友”。主张脱离落后的亚洲，“与西洋的文明国共进退”。同时，日本的木尊井藤吉提出了“大东合邦论”，主张日本与中国、朝鲜携手，共同对付欧美。但日本政府选择了“脱亚入欧”论。这一主张对近代日本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继“脱亚入欧”论之后，又出现了“日本盟主论”（大亚洲主义），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日本力图在亚洲建立霸权地位，导致日本走上对外扩张道路，全面破坏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洲各国虽然先后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获得了民族独立，但是，与欧美相比，亚洲仍然是落后的，加上冷战结构的限制，日本重视的仍然是欧美，特别是美国。因此，战后，日本基本遵循美国的意志处理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可以说，这时“脱亚入欧论”对日本外交仍然具有重要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亚洲各国和地区力量的发展，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拥有了核武器，亚洲四小龙（新加坡、韩国及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经济的迅速增长，美苏对立的冷战格局演变成美、苏、中三角格局，使得亚洲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明显上升。1972年，日本与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建交；1980年1月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提出了“环太平洋连带构想”，主张与亚洲和大洋彼岸的美国等国同时发展多边合作关系。在这一时期，日本还提出或参加了一些在亚洲的跨国的经济圈的设想或实践，例如“环黄渤海经济圈”“环日本海经济圈”等。

冷战后，亚洲在日本外交中的地位进一步上升，主要原因是：（1）亚洲的力量有了更大增长。例如据世界银行的统计，1999年欧洲共同市场（EU）的GNP为78410亿美元，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为98282亿美元，东盟各国加中、日、韩为95560亿美元。东亚的GNP已超过欧洲共同市场，接近北美自由贸易区。（2）由于苏联解体，加上亚洲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对亚洲的关心日益增强。例如，克林顿政府提出了建立“太平洋共同体”的设想，布什政府主张美国的战略中心由欧洲向亚太转移。（3）日本的独立性增强。苏联的解体，对日本而言，来自北面的威胁大为减少，日本在安全保障方面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有所减弱。同时，日本的经济力量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使日本对美国的独立性有明显增强。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出现了建立美、欧、日三极世界的设想。

由于上述原因，冷战后，日本对亚洲更为重视。例如，日本提出了“日中关系与日美关系一样重要”。日本积极推动和参加了东盟地区论坛（ARF）、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十（东盟十国）加三（中、日、韩）会议，提出了成立亚洲货币基金（AMF）的建议，该建议因美国的反对而流产后，在2000年又与中、韩及东盟十国达成了货币互换协议。为了克服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包括宫泽构想在内，日本共支付了880亿美元。这些措施进一步密切了日本与亚洲的关系。上述变化反映日本已基本上摆脱了“脱亚入欧论”的影响，在外交上不仅重视美欧，而且越来越重视亚洲。这种自主性较强的、两条腿走路的外交方针，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也受到亚洲国家的欢迎和关注。

但是，上述情况在小泉内阁成立后有所变化。2001年6月30日，小泉在就任首相后首次访美时表示：“我天生是个亲美派。我们和美国的关系越好就越能维护和促进我们和许多邻国的友好关系。”同时，他却不顾亚洲国家的反对，一再参拜供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影响了日本与中国和韩国等亚洲国家的关系。因此，有学者批评说：“小泉内阁尽管在经济上努力进行改革，但是在外交上，面对日益变化的世界政治格局，却没有长期的战略，仍然采取追随美国式的外交政策。特别是在对日本日益重要的亚洲的外交政策上，缺少坚定可行的长期战略。”这种情况反映了日本要从根本上克服“脱亚入欧论”的影响，还需要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努力。

二、日本对东亚多边合作的现实态度

2003年前后，小泉内阁对东亚多边合作的姿态发生了重要变化。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首先，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有了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对外贸易比例增大，区域内贸易已占东亚贸易总额的50%以上，21世纪初有了更大增长。例如，2001年日本对东亚的贸易额为35%，超过了对美国的25%、对欧盟的14%。到2002年，亚洲接受日本的出口，占日本出口总额的43%，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绝大部分是东亚地区接受的。日本财务省发表的2004年贸易统计表明，日本对亚洲贸易额大幅上升，特别是对中国的贸易额增长巨大，整个贸易年度，日本对中国（内地及香港地区）出口达11.8278万亿日元，增加17.2%；进口达10.3727万亿日元，增加16.7%，总额为22.2005万亿日元，超过了与美国的20.4795万亿日元，占日本整个对外贸易额的20.1%。战后，中国首次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对象国。

东亚区域内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密切化，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区域的认同感。

其次，日本原有的二重经济结构变得难以维持。战后的日本经济，是一种二重经济结构，即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低效率产业同时并存，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获得的利润通过各种再分配，保护了低效率产业的存在。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低效率产业给日本经济造成的损失被掩盖了。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进入长期徘徊时期，加上人口的高龄化，使日本很难期待内需有较大的发展。而此时正值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种资源超越国界，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国际竞争加剧，导致日本的二重经济结构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唯一的出路是改造经济结构。对内，将竞争机制引入低效率产业，并创造良好的环境，以吸引海外人才和资金；对外，最大限度地利用东亚迅速发展带来的机会，诸如将生产据点设置到近邻诸国并充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等，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使日本必然将眼光进一步转移到东亚。

再次，APEC成立后，由于该组织内部分歧严重，主要起论坛作用，很难发挥整合环太地区经济的机制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对发展东亚合作的要求加强。美国原想将APEC建成由其主导的融政治、安全、经济于一体的共同体，但受到了其他许多成员的抵制，因此，他把重点放到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上，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关心的是加强区域和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APEC的难题，这使其除论坛作用外，很难发挥整合环太地区经济的机制性作用。在1997年11月召开的APEC温哥华会议上，发达国家关心的仍然主要是推进贸易自由化问题，开始甚至不准备讨论东亚金融危机问题。这更引起了东亚国家的不满。包括日本在内，东亚国家普遍感到仅有APEC是不够的，需要考虑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

最后，欧洲共同市场（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迅速发展，使日本如果不获得东亚地区合作的支撑，那么就可能失去世界经济中三极之一的地位。2004年5月，欧洲共同市场（EU）又增加了东欧10国，扩大为25个国家，今后还将会有国家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则将扩大到34个国家，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这使世界经济的三极中，唯有日本没有所在地区的合作作为强大支撑。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如果继续单兵作战的局面，那么日本势必难以维持其三极之一的地位。为此，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大声疾呼：“培育作为EU、NAFTA、东亚新的三极构造中的一极的东亚经济圈将关系到日本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

此外，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使日本对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也在提升。2001年11月6日，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十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此，日本感到震惊，“对于日本而言，东盟是一个特殊地带，如果东盟向其他国家倾斜，日本将无法保持内心的平衡”。这使得日本对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由于上述原因，后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进入一个以东亚一体化为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日本的东亚认同感加强，在经济和安全上加强了对东亚的关注并力争占据东亚地区的主导地位。

三、日本东亚区域政策的新特点

综上所述，显示了日本的区域主义更多地带上了东亚色彩，它表现出以下新的特点：

1．明确将东亚共同体确定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长远目标。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东亚经济集团，由于美国反对，日本不敢呼应。1997年9月，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却不顾美国的反对，提出了由日本、新加坡、中国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共同出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

1997年12月15日，在日本的支持和参与下，首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讨论了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东亚金融危机和如何深化东亚区域联系。翌年，在东盟—中日韩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日本与其他国家一起，接受韩国总统金大中的提议，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规划东亚合作的长远蓝图。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研究报告，主张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

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向日本首相小泉提出政策建议“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主张日本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创建“东亚经济共同体”，以引起小泉的重视。同年12月，在日本与东盟特别峰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里，日本与东盟各国一起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明确将东亚共同体确定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长远目标。

2．开始重视自由贸易区（FTA，下同），特别是与东亚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形成了所谓“多层的经贸政策”概念，即：WTO政策、APEC政策、FTA政策的同时并存。

日本原来一直倾向于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政策，但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迅速发展带来的压力，加之自由贸易区具有涉及范围小、谈判缔结速度快、持续性强等特点，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开始重视这个问题。在确立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后，日本更从此目标出发，考虑和部署与东亚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

1998年秋，韩国总统金大中访日后，1999年初，日韩两国开始探讨建立FTA问题，并在2002年7月，设立了由两国政府、产业、学校代表参加的共同研讨会。在此基础上，2003年12月，日韩就建立两国间的自由贸易区开始了政府间的正式谈判。

2000年3月，日本与新加坡就建立FTA开始进行磋商。2002年1月，两国签订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新时代经济合作协定》。同年11月，该协定生效。

2002年11月，日本与东盟签订了《总括性经济合作构想共同宣言》，决定在今后的10年内，日本尽早与东盟的全体成员，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能源、环境等广泛的领域实现包括自由贸易区在内的经济合作。2003年12月，日本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达成了就建立自由贸易区开始政府间交涉的意愿，并进行了一轮会谈。

3．首先同东亚发达国家新加坡和韩国建立FTA；以占据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然后逐步扩大，其扩大的顺序大致为：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中国东南沿海发达地区，东盟，整个中国。

日本“国际论坛”的主张是：在2005年首先由日、新、韩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让该自由贸易区成为“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核心”。然后，再考虑分阶段扩大。日本“国际论坛”设计的“东亚共同体”成立的阶段是，在日、韩、新成立自由贸易区后，可以考虑让中国“沿海的经济特区作为经济地区先参加，即分不同的地区先后参加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地区“也应作为独立的经济地区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其后，才是整个中国。

显然，日本一些学者设计的东亚区域经济合作路径，既不是“10+3”（东盟自由贸易区+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也不是三个“10+1”（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东盟+日本自由贸易区，东盟+韩国自由贸易区）的合并。他们希望的是首先建立以日本为核心的日、新、韩自由贸易区，然后像摊大饼一样，分阶段扩展到整个东亚地区。

日本之所以把东亚的发达国家新加坡和韩国等作为自己建立自由贸易区的首选对象，有技术层面上的原因考虑。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与日本农产品贸易比重非常低，因此，双方决定农产品市场开放议题不列入协商范围。这使日本与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容易。但是日本这样做，更有战略层面上的考虑，反映了日本希望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图。

4．强调建立所谓“质量高”的自由贸易区。日本认为中国拟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FTA），实现的基本上仅是物的贸易的自由化，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能够提出更高的质量标准，不仅要求实现物的贸易的自由化，还应该包括更深层次的内容，那就是可以以此来掌握在东亚建立自由贸易区和发展共同体的主导权。为此，日本学者建议在建立自由贸易区时应考虑增加以下内容：（1）例外于自由化的品种、项目应尽量少，原产地规则要尽量缓和，实现透明化；（2）降低服务成本；（3）在废除关税的基础上，制定有关贸易投资自由化、顺利化的规则；（4）建立有关知识产权的标准和认证制度；（5）确立解决纷争的方法，这种方法与WTO解决国与国之间纷争的方法不同，应该包含有能够解决民间企业与当地政府间具体问题的内容；（6）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应考虑在自由贸易制度的基础上，帮助对方中小企业形成和提高能力。

5．争取中国的合作，同时防止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在日本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中，包含有防止中国在该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的考虑。2001年11月6日，第五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结果，“日本政府也慌忙同意设立日本—东盟加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

日本虽然担心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但也很清楚：“从政治（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大国参加，可以说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提条件。”2002年11月，当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中、日、韩就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开展共同研究时，日本首相小泉回应说：“应该从中长期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关注进展情况。”表现出慢慢来但并不拒绝的态度。

6．对美合作先于东亚区域合作，力争在美国支持下推进东亚区域合作。没有中日两国在战略上的和解与合作，东亚不可能实现一体化。但中日两国在战略上的和解与合作，特别是这种和解与合作同实现东亚一体化的目标相联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早在20世纪90年代便强调：“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日本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同时，日本的战略利益在目前及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不允许日本摆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因此，日本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张，虽然基于东亚认同感的加强，并带有与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的意图，但出于整体战略利益的考虑，对美合作仍然被置于东亚区域合作之上。

2002年1月，小泉访问东盟时提出“总括性经济协作构想”，该构想不但包括东盟和中、日、韩，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其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打消美国对日本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疑虑。日本一些学者建议向美国方面表示，“协助东亚实现经济统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其理由是：（1）日本经济的前景是否光明，依赖于日本能否灵活运用亚洲的活力；（2）东亚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可以加深相互理解，增强预见性，缓和地区紧张，减轻美国安全保障的负担；（3）如果日本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能够成为被邻国信赖的地区领袖，那么对美国而言，日本将是更有价值的同盟国。显然，对美合作被置于东亚区域合作之上，日本希望在美国支持下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7．努力提高日本在东亚地区内的军事地位，同时希望推动东亚地区内的多边安全合作。“9·11”事件后，小泉政府对国际关系的判断与冷战后历届日本政府有所不同。例如，认为以美国“占压倒优势的国力为背景，国际关系正在向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方向变化”，并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发展表现出高度戒备。2004年11月，日本公布的新《防卫大纲》确认：“对地区的安全保障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中国，在推进核、导弹战力和海空军力量现代化的同时，正谋求扩大在海洋的活动范围。”日本自民党“海洋权益工作组”负责人武见敬三更认为：“中国的海洋战略可能是：把太平洋西侧海域纳入本国的势力范围，把台湾作为本国领土而合并，与此同时，对从波斯湾到东北亚的海上通道进一步施加影响力。”小泉政府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放弃日本政府一贯标榜的外交方针（以联合国为中心；美日同盟；重视东亚特别是中国），但实际上选择了维持“以美国为中心的现有世界秩序”，认为这种“一极秩序”能保障“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各国的和平”，并想利用对美国“一极秩序”的支持，“靠美限华”，对付中国的所谓威胁。同时，为了取得集体自卫权，改自卫队为国防军，成为“正常国家”，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因此，日本在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正利用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其东亚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有学者建议日本构建“多重遏制机制”：（1）日美同盟的“扩大式遏制机制”；（2）以导弹防御体系为基础的“拒绝式遏制机制”；（3）突破“专守防卫”概念，建立灵活的防卫力量，实现“独自遏制机制”。同时，日本对推进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表现出更大的兴趣。日本和平·安全保障所在主张与美国合作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同时就强调：“我国应要求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军备管理体制。为此，将导弹防御体系和地区军备管理政策联系起来，推进核裁军和军备管理是必须的。”

此外，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要求，也使日本更加积极推进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日本参加了朝核问题的三次六方会谈；与中、韩及东盟达成共识，将“10+3”框架运用于安全领域，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以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四、争取中、日、美关系相对平衡，促进东亚多边合作

综上所述，可知近年来日本的东亚认同感明显加强，其区域主义正由推动一般的经济合作向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方向转变。虽然，在东亚一体化的内容、实现道路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各国还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对东亚的未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毕竟第一次与东亚各国有了基本相同的选择。当然，日本占据东亚主导地位的要求也同时在上升。上述情况将使中日之间产生新的合作与竞争，如何使这种合作与竞争纳入良性发展轨道，这是各方都必须正视的新课题。联系世界及东亚形势的总体变化，似应作以下对策考虑：

1．努力促使中、日、美关系向相对平衡与合作的方向转化。冷战后，中、日、美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多边合作的最重要的三角关系。“9·11”事件后，中、日、美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世界多极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认识到其“领导地位”无法离开国际合作特别是地区大国的支持。因此，在“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强调伙伴关系是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在东亚加强美日同盟的同时，也“设法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为日本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日本大幅度增加了对华投资，两国经济关系中产业内分工的比例迅速增长，其密切程度是空前的；日本现在虽然仍将对美合作置于东亚区域合作之上，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必将使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回归亚洲；中国正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东亚事务。上述变化，使中、日、美三角关系出现了向着更为平衡与合作的方向转化的可能。

为了使这种转化由可能变为现实，在对美关系上，战略上应支持美国在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对日关系上，应在坚持“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批判日本右翼否定侵略历史的原则基础上，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促进中日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从而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向着更为平衡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为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2．加强对东盟与韩国的工作，推动东亚多边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日本在东亚国家中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国宜支持日本在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有利于东亚地区发展的作用。中国无意于在东亚多边合作中谋求主导地位，也不赞成日本谋求这样的地位。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

日本《国际论坛》主张先成立日、新、韩自由贸易区，然后以日、新、韩为中心成立东亚机构，以占东亚共同体之先机。对此我们应保持警惕，以免被置于不利地位。但由于中国分量重，日虽然有联合新、韩，掌控东亚共同体的意图，但难以实现。目前日韩关于自由贸易区的谈判，因日韩领土争端的尖锐化以及小泉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等问题而暂时搁浅。我们应加强对东盟与韩国的工作，支持东盟与韩国等中小国家在发展东亚多边合作乃至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发挥领先作用，同时创造条件早日与东盟及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以此促进中日在建立东亚共同体问题上的合作。

3．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应分阶段进行。由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东亚多边合作的目标应有近期和中远期之分，其发展是多阶段的。在近期，应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和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以稳定朝鲜半岛为主，并支持东盟和韩国等中小国家在发展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同时，以对东盟与韩国的合作，推动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的发展。在中期，应以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中心，推动中、日、韩合作关系的发展。在远期，应考虑在“10+3”或东亚峰会的基础上，建立对美国、欧洲开放的东亚共同体。

4．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考虑台湾地区参加东亚多边经济合作的途径。东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使台湾地区的贸易环境趋向严峻。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以及上述压力，台湾地区会积极要求与日本、韩国及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等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也在呼应。我似应考虑参考WTO的做法，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同意台湾地区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

5．合作开发能源特别是液化煤可成为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能源、环境保护、反恐等正成为东亚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在多边合作的框架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考虑具体解决方案。据美国橡树岭国家研究室研究报告，中东及北非石油产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将迅速下跌。乐观的估计，如美国地质调查所也认为至多到2040年，世界石油将基本耗尽。中、日、韩石油供应都严重依赖中东地区，这是一个需要尽快加以调整的格局。中国大陆煤炭储藏量为10000亿吨，如果利用日本的NEDOL液化煤技术，在煤炭产地生产液化煤，其成本远低于目前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可大大减轻中、日、韩等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因此，由东北亚国家合作研究与开发液化煤是一个具有现实合作要求与条件的重要课题，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原载《世界经济研究》2007年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