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新区域主义及中国的外交选择

伴随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兴起的区域合作，成为影响当今国际关系的重大潮流。

在这一潮流中，与已建立欧洲共同市场（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欧洲、北美相比，东亚虽稍为逊色，但其区域地位也日益突出。如何正确认识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已成为我国外交的重大课题。而要正确认识和推动东亚区域合作，必须了解东亚区域内各国的区域主义要求。

本文着重分析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日本区域主义的变化与发展。

一

从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日本提出关于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到2003年小泉首相主张建立“东亚共同体”，反映了后冷战时期日本区域主义进入一个以东亚一体化为目标的新的发展阶段。

在此阶段，日本的东亚认同感加强，其区域主义更多地带上了东亚色彩，在经济和安全上加强了对东亚的关注以及占据东亚地区主导地位的努力。

发生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如下：

1．东亚区域内的经济联系有了迅速发展。“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经济联系，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区域的认同感

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区域内各国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提升，水平贸易比例增大，区域内贸易已占东亚贸易总额的50%以上，21世纪初，有了更大增长。例如，2001年日本对东亚的贸易额为35%，超过了对美国的25%、对欧盟的14%。到2002年，亚洲接受日本的出口，占到日本出口总额的43%，创历史最高纪录，其中绝大部分是东亚地区接受的，而接受最多的是中国，这使中国取代美国而成为日本最大的进口国。

东亚区域内密切的经济联系，不仅反映为区域内国家与地区在经济发展上的相互促进，而且反映为经济危机一旦发生，便可能在整个区域内扩散。例如1997年，首先在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发生的金融危机，迅速波及东盟其他国家，甚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及台湾等地区。

这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密切经济联系，加强了日本对东亚区域的认同感。

2．日本原有的二重经济结构变得难以维持

战后的日本经济，是一种二重经济结构，即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和低效率产业同时并存，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获得的利润通过各种再分配，保护了低效率产业的存在。由于当时日本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低效率产业给日本经济造成的损失被掩盖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日本经济进入长期徘徊时期，加上人口的高龄化，使日本很难期待其内需有较大的发展。而此时正值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各种资源超越国界，在地区甚至全球范围内配置，国际竞争加剧，二重经济结构难以维持。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唯一的出路是改造经济结构。对内，将竞争机制引入低效率产业，并创造良好的环境，吸引海外人才和资金；对外，最大限度地利用东亚迅速发展带来的机会，例如将生产据点转移到近邻诸国，充分利用当地的廉价劳动力和其他资源，以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使日本必然地将眼光进一步转移到东亚。

3．APEC成立后，由于内部分歧严重，其作用主要是论坛，很难发挥整合环太地区经济的机制性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东亚合作的要求加强

美国原想将APEC建成由其主导的融政治、安全、经济于一体的共同体，但受到了其他许多成员的抵制，因此，将重点放到了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上。而亚洲许多国家和地区关心的是如何加强区域和全球经济技术合作。如何协调两者之间的矛盾，一直是APEC的难题。在1997年11月召开的APEC温哥华会议上，发达国家关心的仍然主要是推进贸易自由化问题，开始甚至不准备讨论东亚金融危机问题。这更引起了东亚国家的不满。包括日本在内，东亚国家普遍感到仅有APEC是不够的，需要考虑东亚的地区经济合作。

4．欧洲共同市场（EU）和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的迅速发展使日本感到，如不获得东亚地区合作的支撑，可能失去世界经济中三极之一的地位

2004年5月，欧洲共同市场（EU）扩大为25个国家，今后还会有国家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则将扩大到34个国家，成立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为此，日本前驻联合国大使谷口诚大声疾呼：“培育作为EU、NAFTA、东亚这新的三极构造中的一极的东亚经济圈将关系到日本的生存和未来的发展。”

5．此外，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的提升，使日本对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和经济影响力也在提升。第5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对此，日本感到震惊，“对于日本而言，东盟是一个特殊地带，如果东盟向其他国家倾斜，日本将无法保持内心的平衡”。这使日本对参与东亚地区经济合作具有了更大的紧迫感。

二

在上述情况下，日本的区域主义更多地带上了东亚色彩，表现出新的特点：

1．明确将东亚共同体确定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长远目标

1990年，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提出成立东亚经济集团。由于美国反对，日本不敢呼应。1997年9月，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却不顾美国的反对，提出了由日本、中国、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新加坡共同出资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的建议。

1997年12月15日，在日本的支持和参与下，首次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召开，讨论了21世纪东亚的发展前景、东亚金融危机和如何深化东亚区域联系。次年，在东盟—中日韩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上，成立了“东亚展望小组”，规划东亚合作的长远蓝图。2001年，“东亚展望小组”提交了研究报告，主张以建立“东亚共同体”作为东亚经济合作的长远目标。

2003年6月，日本“国际论坛”向日本首相小泉提出政策建议——“东亚经济共同体构想及日本的作用”，主张日本积极行动起来，推动创建“东亚经济共同体”，引起小泉的重视。同年12月，在日本与东盟特别峰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里，日本与东盟各国一起，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主张，明确将东亚共同体确定为日本区域主义的长远目标。

2．开始重视自由贸易区（FTA），特别是与东亚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形成了所谓“多层的经贸政策”概念，即：WTO政策、APEC政策与FTA政策的同时并存

日本原来一直倾向于以WTO为主的多边贸易政策，但由于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等迅速发展带来的压力，加之自由贸易区（FTA）具有涉及范围小、谈判缔结速度快、持续性强等特点，因此，在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开始重视自由贸易区（FTA）问题。在确立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后，日本更从此目标出发，考虑和部署与东亚有关国家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问题。

1999年初，日韩两国开始探讨建立FTA问题，并在2002年7月，设立了由两国政府、产业及学校代表参加的共同研讨会。在此基础上，2003年12月，日韩就建立两国间FTA，开始了政府间的正式谈判。

2000年3月，日新开始就建立FTA进行磋商。2002年1月，日本与新加坡签订了包括自由贸易协定在内的《新时代经济合作协定》。同年11月，该协定生效。

2002年11月，日本与东盟签订了《总括性经济合作构想共同宣言》，决定在今后的10年中，日本尽早与东盟的全体成员，在贸易、投资、科学技术、能源、环境等广泛的领域内，实现包括FTA在内的经济合作。2003年12月，日本与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等国，达成了就建立FTA开始政府间交涉的合作意愿，并进行了一轮会谈。

3．首先同东亚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占据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主导地位

日本“国际论坛”主张：在2005年首先由日、新、韩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继而让日、新、韩自由贸易区成为“发展的经济共同体——东亚共同体的重要核心”。然后，可以考虑让中国“沿海的经济特区作为经济地区先参加，即分不同的地区，分先后参加不同领域的经济合作”。台湾和香港“也应作为独立的经济地区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其后，才是整个中国。

日本之所以以东亚的发达国家新加坡、韩国等作为自己建立自由贸易区（FTA）的首选对象，有技术层面上的原因。例如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与日本农产品贸易比重非常低，这使日本与新加坡建立自由贸易区比较容易。但是日本这样做，更有其战略层面上的考虑，反映了日本希望在未来的东亚共同体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意图。

4．强调建立所谓“质量高”的FTA

日本认为，中国拟与东盟建立的自由贸易区（FTA），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区（FTA），实现的基本上是物的贸易的自由化；而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在建立自由贸易区（FTA）问题上，能够提出更高的质量标准；不仅要求实现物的贸易的自由化，还应该包括进一步的内容，可以以此掌握在东亚建立自由贸易区（FTA）和发展共同体的主导权。为此，日本学者建议，在建立自由贸易区（FTA）时应考虑加入以下内容：（1）例外于自由化的品种、项目应尽量少，原产地规则要尽量缓和，实现透明化；（2）降低服务成本；（3）在废除关税的基础上，制定有关贸易投资自由化、顺利化的规则；（4）建立有关知识产权的标准和认证制度；（5）确立解决纷争的方法，这种方法与WTO解决国与国之间纷争的方法不同，应该包含有能够解决民间企业与当地政府间具体问题的内容；（6）在经济和技术合作方面，应考虑在自由贸易制度的基础上，帮助对方中小企业形成和提高能力。

5．争取中国的合作，同时担心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

在日本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指导思想中，包含有防止中国在该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的考虑。2001年11月6日，第5次中国一东盟领导人会议决定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结果是，“日本政府也慌忙同意设立日本—东盟加强经济合作专家小组”。日本虽然担心中国在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中取得主导地位，但也很清楚：“从政治（特别是安全）和经济两方面考虑，东亚经济共同体没有中国参加是不行的。中国这个大国参加，可以说是建立东亚经济共同体的前提条件。”

2002年11月，当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中日韩就三国缔结自由贸易协定问题开展共同研究时，日本首相小泉回应说：“应该从中长期角度进行探讨，我将关注进展情况”，表现出了“慢慢来，但并不拒绝”的态度。

6．对美合作先于东亚区域合作，力争在美国支持下推进东亚区域合作

没有中日两国在战略上的和解与合作，东亚不可能实现一体化。但中日两国在战略上的和解与合作，特别是这种和解与合作同实现东亚一体化的目标相联系，显然不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前总统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便强调：“日本迷失方向，或者走上重新武装道路，或者单独同中国搞妥协，都会导致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寿终正寝，并将排除美、日、中在地区内稳定的三角安排出现的可能。”日本很清楚美国的战略利益所在。同时，日本的战略利益在目前及今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也不允许日本摆脱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因此，日本加强东亚区域合作的主张，虽然基于东亚认同感的加强，并带有与欧洲共同市场和北美自由贸易区竞争的意图，但出于整体战略利益的考虑，对美合作仍然被置于东亚区域合作之上。

2002年1月，小泉访问东盟时提出了“总括性经济协作构想”，该构想不但包括东盟和中日韩，还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甚至美国。其目的之一，便是为了打消美国对日本加强东亚地区合作的疑虑。日本一些学者建议向美国方面表示：“协助东亚实现经济统合，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其理由是：（1）日本经济的前景是否光明，依赖于日本能否灵活运用亚洲的活力；（2）东亚相互依存度的增强，可以加深相互理解，增强预见性，缓和地区紧张，减轻美国安全保障的负担；（3）如果日本在东亚一体化过程中能够成为被邻国信赖的地区领袖，对美国而言，日本将是更有价值的同盟国。

7．努力提高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地位，同时希望推动东亚地区内的多边安全合作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加强东亚区域经济合作的同时，正利用美国进行全球战略调整的机会，进一步加强其东亚军事强国的地位。日本有学者建议日本构筑“多重遏制机制”，即：（1）日美同盟的“扩大式遏制机制”；（2）以导弹防御体系为基础的“拒绝式遏制机制”；（3）突破“专守防卫”概念，建立灵活的防卫力量，实现“独自遏制机制”。

同时，日本对推进东亚地区安全合作表现出兴趣。日本和平与安全保障所在主张与美国合作建立导弹防御体系的同时便强调：“我国应要求建立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军备管理体制。为此，将导弹防御体系和地区军备管理政策联系起来，推进核裁军和军备管理是必须的。”

此外，反恐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要求，也使日本更加积极于推进东亚地区安全合作。日本参加了朝核问题的三次六方会谈；与中、韩、东盟达成共识，将“10+3”框架运用于安全领域，共同打击跨国犯罪，以促进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

三

综上所述，东亚金融危机后，日本的东亚认同感明显加强，其区域主义正由推动一般的经济合作向推动东亚一体化的方向转变。虽然，在东亚一体化的内容、实现路径上，日本与中国及东亚其他各国还存在许多重要分歧，但对东亚的未来，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毕竟第一次与东亚各国有了基本相同的选择。这使日本与中国及其他东亚国家形成了重要的共同利益。当然，日本占据东亚主导地位的要求也同时在上升。上述情况将使中日之间产生新的合作与竞争，如何使这种合作与竞争纳入良性轨道，是当今中国在考虑中日关系与东亚多边合作时，必须正视的新课题。联系世界及东亚形势的总体变化，我们似应作以下对策考虑：

1．努力促使中日美关系向更加平衡与合作的方向转化

冷战后，中日美关系成为影响东亚多边合作的最重要的三角关系。“9·11”事件后，中日美关系出现了重要变化：以经济全球化为背景的世界多极力量的发展，使美国认识到其“领导地位”无法离开国际合作特别是地区大国的支持。因此，在“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强调伙伴关系是其对外战略的核心，在东亚加强美日同盟的同时，也“设法与中国建立建设性的关系”；中国的崛起，为日本摆脱经济困境提供了巨大的机会，日本大幅度增加了对华投资，两国经济关系中产业内分工的比例迅速增长，其密切程度是空前的；日本现在虽然仍将对美合作置于东亚区域合作之上，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目标，必将使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回归亚洲；中国正以负责任的大国姿态积极参与东亚事务。上述变化，使中日美三角关系出现了向着更为平衡与合作的方向转化的可能。

为了使这种转化由可能变为现实，在对美关系的战略上不宜选择拉日对美的方针，而应支持美国在东亚发挥建设性作用；在对日关系上，应在原来坚持的原则基础上，客观评价战后日本的进步，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促进中日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好关系，从而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向着更为平衡与合作的方向发展，为东亚多边合作与中国的和平发展创造条件。

2．加强对东盟与韩国的工作，推动东亚多边合作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发展

日本在东亚国家中拥有最强大的经济力量，中国应支持日本在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无意在东亚多边合作中谋求主导地位，也不赞成日本谋求这样的地位。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应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原则基础上。

由于中国分量重，日本虽然有联合新、韩，掌控东亚共同体的意图，但难以实现。我们应支持东盟与韩国等中小国家在发展东亚多边合作乃至建立东亚共同体中发挥领头作用，创造条件早日与东盟及韩国建立自由贸易区，并以此推进中日合作。

3．东亚多边合作的发展应分阶段进行

由于东亚国际关系的复杂性，东亚多边合作的目标应有近期和中远期之分，其发展是多阶段的。在近期，应以加强中国与东盟的多边合作和在六方会谈的框架内稳定朝鲜半岛为主，并支持东盟和韩国等中小国家在发展东亚多边合作中发挥领头作用。同时，以对东盟与韩国的合作，推动中日乃至中日美关系的发展。在中期，应以建立中、日、韩FTA为中心，推动中、日、韩合作关系的发展。在远期，应考虑在“10+3”或东亚峰会的基础上，建立对美国、欧洲开放的东亚共同体。

4．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考虑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东亚多边经济合作的途径

东亚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区的发展，对中国台湾地区构成压力。中国台湾地区会积极要求与日本、韩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日本等国出于政治、经济利益，也在呼应。在东亚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背景下，似应参考WTO等的做法，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同意中国台湾地区参加东亚经济共同体。

5．合作开发能源特别是液化煤应成为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能源、环境保护、反恐等正成为东亚地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应在多边合作的框架内，以更加积极的态度考虑具体解决方案。据美国橡树岭国家研究室研究报告，中东及北非石油产量在2016年达到高峰后将迅速下跌。乐观地估计，如美国地质调查所认为，至多到2040年，世界石油将基本耗尽。中日韩石油供应都严重依赖中东地区，这是一个需要尽快加以调整的格局。中国大陆煤炭储藏量为10000亿吨，如果利用日本的NEDOL液化煤技术，在煤炭产地生产液化煤，其成本远低于目前石油的国际市场价格，可大大减轻中、日、韩等国对中东石油的依赖。因此，由东北亚国家合作研究与开发液化煤是一个具有现实合作要求与条件的重要课题，应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作为推动东亚多边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原载《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