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战争后东亚形势的变化及我国内外方针的调整
伊拉克战争后，世界与东亚的形势已经或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美国一超地位的加强以及单边主义与多极化矛盾的发展，落后国家的被冲击和现代化要求的加强，世界军备竞赛更加激烈，美国对中东、欧洲、东亚政策的重要调整，美国与东亚的关系向着较为稳定的方向发展，中日美三角关系出现了向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东亚多边合作要求趋强，等等。正确认识当今形势的变化，将使中国的内外方针适时地作出正确调整。
冷战后的国际格局由原来的两霸对峙转而为一超多极，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在这样的国际格局下，美国的安全战略开始了重要调整。
布什政府以新保守主义和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指导，批评了克林顿政府的“接触战略”，认为该战略低估了美国的实力，不能确保美国在未来能够避免或者战胜潜在对手的挑战，主张充分利用美国在20年左右的战略机遇期中所拥有的“无与伦比”的力量优势，改造世界，确保和扩大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绝对安全优势和主导地位。
“9·11事件”的发生，使反对恐怖主义，特别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与恐怖主义的结合在美国的安全战略中上升到前所未有的地位。2002年9月至12日，布什政府先后提出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全国国土安全战略》《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战略》。这三个报告，构成了完整的美国新安全战略，标志着美国的安全战略方针由冷战时期的“确保相互摧毁”的平衡方针，根本性地转变为争取绝对优势的方针。“实力基础”取代了原来的“威胁基础”。在这样的方针下，美国的战略结构开始向着核武器、高科技常规武器、导弹防御系统的新三位一体方向转变。
如何评价美国安全战略的转变？这是一个涉及诸多因素的复杂问题，首先需要明了的是美国安全战略转变是在怎样的世界潮流下展开的，对此问题，著名未来学家托夫勒的意见值得重视，他认为：“美国处于目前的地位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其‘无与伦比的军事力量’和一部分强硬派梦想成为‘21世纪的罗马帝国’，而且还在于美国在转瞬间的历史潮流中引导了伴有新型社会关系的知识经济。这样的社会和经济变化的组合威胁到农业社会与产业国家的价值观、制度和生活方式。”
在这样大背景下展开的美国安全战略具有了两重意义：一是保护美国导引世界潮流的“伴有新型社会关系的知识经济”；二是利用自己在当今“独领风骚”的特殊地位，推动现行国际秩序向着有利于美国的方面发展，以最大限度地获取全球化的利益。从谋求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愿望出发，应该说第一重意义有积极性，第二重意义带有很大消极性。
伊拉克战争是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重要实践。伊拉克战争后，世界和东亚形势已经或正在发生着许多重要变化。正确认识这种变化，是中国调整战略方针与政策的基本前提。
一
美国的“一超”地位加强，但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强化了美国的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要求的矛盾，特别是与欧洲的矛盾加深。
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对伊战争，并迅速取得胜利，加强了美国的“一超”地位。2003年日本《防卫白皮书》认为：国际关系正朝着以美国为中心的新型关系发展。但世界多数国家反对美国以武力“输出民主”，反对美国在没有得到联合国同意的条件下，以先发制人的外部打击方式颠覆伊拉克这样一个主权国家的政权。这种矛盾是冷战后美国的单边主义与世界多极要求的矛盾，这种矛盾虽然未发展到无可挽回的地步，在总体上不存在形成反美统一战线的可能，但其矛盾的深刻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的重要盟国法德不仅政府代表在联合国投票反对美国攻打伊拉克，而且民众对美国的单边主义也表达了高度的警惕和反对，以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积极呼吁打造“核心欧洲”，反对美国霸权主义。
如果说世界多数国家围绕伊拉克问题与美国发生矛盾的主要原因在于反对美国拥有蔑视现行国际秩序和不遵守现行国际关系准则的特权，那么欧洲与美国的矛盾则具有更深刻的原因，那便是争夺世界货币霸权的矛盾。
罗伯特·吉尔平正确地指出：“美国霸权的基础是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作用和它的核威慑力量扩大到各个盟国。”冷战结束，欧洲不再需要美国的核保护伞，以欧洲强劲的经济联合为基础的欧元问世，更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元的霸权地位首次遭遇挑战。2002年12月欧元区的债券市场规模（国内债和国际债发行额总计）达到9.4万亿美元，为美国的一半，以欧元结算的国际债网络发行额比欧元诞生前增加了一倍，与以美元结算的国际债在规模上已不相上下；目前在世界贸易中，以美元结算和以欧元结算分别占到50%与30%左右，在东欧10国加入欧盟后，以欧元结算的比例将更大幅度地增加，世界各国的中央银行以及投资家在资产运作和外汇储备中出现了提高欧元比例的趋势。由于这种变化，已有专家预测“世界开始朝着美元和欧元的两极货币体制方向稳步迈进”。在上述背景下，加之围绕伊拉克问题美欧发生分歧，使欧洲流向美国的资金大为减少，2001年为4502亿美元，2002年减至2264亿美元。
美国是一个长期保持高贸易赤字的国家，据统计，2002年美国的贸易赤字达到创纪录的5034亿美元，2003年将接近6000亿美元。美国是依靠美元的特殊地位维持其“赤字经济”的，从而达到以虚拟资产交换各国物质产品的目的。因此，美国很难允许欧洲挑战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都包含有削弱欧洲，打击欧元的目的。可以预计，为了维护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还会有类似的行动。这就使欧洲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不仅出于维护现行国际关系准则的需要，而且带上了更深层次的要求，这样的矛盾是很难通过外交层次的协调加以弥缝的。随着欧洲统一的加强、经济结构的深入调整，欧元地位的进一步上升，美欧矛盾还会有更深入和广泛的发展。
二
伊拉克战争对生产方式、社会关系、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严重落后于世界发展潮流的国家和地区造成了很大冲击。
美国之所以能在伊拉克战争中迅速取胜，除了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外，与萨达姆政权的落后性有着重要关系。萨达姆侵略科威特，想以攻城略地的方式扩大财富，在世界面前输了理；萨达姆在伊拉克搞独裁统治，在国内输了理。而且由于美国军事革命的成功，把打击目标较大程度地集中于萨达姆政权及其军事力量，减少了对普通民众的伤害，从而更大程度地集中于将萨达姆政权从伊拉克民众中孤立出来。这使萨达姆政权难以在国内外争取到广泛同情与支持，扩大了与美国的力量差距，乃至不堪一击。
伊拉克战争基本结束后，美国总统布什于2003年5月1日发表讲话，强调美国发动战争是为了从萨达姆政权下“解放”伊拉克人民，表示在伊拉克实行“民主”之前，美英联军将继续留在伊拉克，并声称：“从欢欣鼓舞的伊拉克人的脸上，我们还看到了人类自由的永恒魅力。几十年的谎言和恐吓并不能使伊拉克人去热爱压迫他们的人，也不能使他们希望继续遭受奴役。”从现行国际关系准则看，布什的讲话无理至极，但萨达姆政权的落后性，确为布什提供了可乘之机。
萨达姆政权以超过人们预想的速度被来自美英的外部打击所推翻，提供了许多教训，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是：在世界文明的发展潮流进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转折阶段，而且各文明的联系空前密切的今天，应该也可以坚持文明的独特性，但不能以其为保护落后的理由，为了成功反击外来侵略，必须顺应和尽快缩短与世界文明发展潮流的差距。
美国人打击伊拉克，目的是将自己的利益强加给世界，但起到的将是惊醒世界的作用。根据各国特点，成功地发展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推进本国的现代化乃至后现代化的要求会与反对单边主义的要求同样加强。
三
美国争取绝对优势的战略方针正打破世界现有的战略平衡，世界将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在美国争取绝对优势的战略方针指导下，美国的国防战略开始了结构性调整，要求逐步改变过去偏重核武威慑的思路，积极争取全面优势，加强各领域特别是外空与高科技方面的能力，并模糊核武门槛，增强战略回应的灵活性。以此达到如下目的：（1）实现对友邦的安全承诺；（2）使敌方知难而退；（3）进行威慑；（4）威慑不成则坚决击退对方。
为此，美国采取了一系列重要行动，如退出1972年签订的美苏反导条约，退出《生物武器公约核查议定书》的谈判，冻结1996年签订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等；同时，积极发展导弹防御体系、低当量核武和高科技领域的常规武器，特别是隐形技术、精确制导激光、电磁等新武器，努力使自己摆脱国际条约的束缚，放手争取全面优势。
美国争取绝对优势的战略方针和行动已经并将继续打破现有的战略平衡，使世界出现新的军备竞赛趋势。2003年2月27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强调：“任何一国独大的国际社会，都总是一个危险，会引起人们的反应。”伊拉克战争硝烟未散，俄罗斯专家便大声疾呼：“俄罗斯军队最重要的改革任务是：即使克服不了美国、西方和俄罗斯军队之间的技术差距，那么也阻止差距的危险性扩大。”美国努力发展导弹防御体系的行动，迫使中国也不得不采取相应行动，美外交学会表示：“我们认为中国将竭尽全力确保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无法剥夺它发动和给予报复性二次打击的能力。”
这种军备竞赛趋势，不但表现在大国关系中，还表现在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加强上。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会危及世界的正常秩序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因此，美国反对恐怖主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要求得到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但是，在美国的这一战略要求中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这些内在矛盾会造成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加强，例如：
反恐上的双重标准和利用反恐扩大美国势力范围，严重削弱了美国反恐要求的正当性，增加了恐怖主义滋生和繁衍的土壤。
美国常规军事力量与其他国家差距的迅速增加，迫使一些国家不得不通过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获得安全保障。
先发制人战略，使美国降低了使用核武器的门槛，低当量核武的使用，更刺激其他一些势力或国家发展核武的要求。
总之，只要美国不改变其追求绝对优势的战略方针，上述军备竞赛的趋势将继续发展，美国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为此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没有促进国际社会深刻认识以美国为首采取集体行动的全球性合法领导地位，缺乏如何发挥这种领导作用的慎重思考，这个世界可能逐渐堕落成暴力加剧的弱肉强食之地。”
四
中东、欧洲、亚洲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发生重要变化。
随着亚洲的迅速发展，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冷战后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第一次将这一地区放到了欧洲和中东的前面，作为美国全球安全环境首先分析的地区。布什政府中出现了将美国的战略中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主张。
但“9·11”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中东、欧洲、亚洲在美国安全战略中的地位发生了重要变化，可以这样说：
美国的中东政策以改造为主。
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声称：中东“各国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开放性相对匮乏。美国在太长时间里容忍了穆斯林中东内部的所谓的‘民主制度例外’”。“我们是在吃了大亏以后才领教到，封闭的政治体系滋生不符合美国或者世界利益的不满和极端主义。因此，我们正通过鲍威尔国务卿于2002年12月启动的中东伙伴关系倡议支持民主和政治改革。”
美国的欧洲政策以分化为主。
伊拉克战争硝烟未散，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便指出：“当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的战后重建时，美国必须面对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应对大西洋联盟内的震动。”美国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提出了“老欧洲”与“新欧洲”之说，严厉抨击“老欧洲”，赞扬“新欧洲”。著名国际关系学者、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也认为：欧盟必须重新定义。“欧盟将形成两个集团，一个是以德国和法国为首，另一个速度慢些，在决策方面与德法保持距离。”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沃勒斯坦则认为：伊拉克战争后，美国有三大目标：一是改造中东，二是在国内争取最大规模的军事开支，三是打垮欧洲。
美国的东亚政策以稳定为主。
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部发表的《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报告指出：“‘9·11’事件和由此产生的反恐战争已经逐渐笼罩了美国亚洲政策的所有其他方面。”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强调：东亚地区“未来的安全和稳定对我们自己的安全至关重要”。
显然，中东的自成体系为以伊斯兰为精神武器与美国抗衡的势力提供了广泛的基础，因此，美国要“改造”之：欧洲统一的不断加强，使美国可能面临一个强大的对手，因此，美国要“分化”之：美国在东亚占有优势，有既得利益需要保护，东亚内部又存在难以协调的矛盾，美国不担心东亚联合起来反美，担心的是东亚因陷入动荡不安的纷争之中而丧失自己的优势和利益，因此，美国要“稳定”之。
上述情况必然迟延甚至改变美国战略重心的东移。
五
美国为实现其战略目标，将更加重视大国关系。
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主张：“我们寻求创造一种有利于人类自由的均势”，“我们将积极致力于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今天，“我们压倒一切的目标应当是创建一个这样的世界，其中的大多数国家政府、组织和人民都欣然接受各种安排，以使之得以实现共同的利益，这些安排反映着共同的价值观”。上述立场反映美国新安全战略具有以往安全战略无可比拟的“进取性”，即要求按美国的价值观改造与安排世界。
美国很清楚，如此“宏伟”的目标依靠美国一家的力量是无法实现的。伊拉克战争时美国未能获得欧洲特别是法德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等大国的支持，在道义上付出了重大代价，这更使美国感到需要通过多边途径特别是与大国的合作，实现其单边色彩浓厚的目标，亨廷顿指出：“德国和法国、俄罗斯、中国、印度和巴西都是些地区性大国，它们都想在它们各自所属的地区起主导作用。这就注定了将发生利益冲突，当前的世界格局已发生变化，我们已不处在冷战时期的两极世界中，而是在一个结构发生变化的由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构成的世界中。”“未来国际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超级大国与地区大国的合作。”
同时，美国感到冷战后中国、俄罗斯等大国的重要变化，为美国与这些国家的合作提供了新的基础，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认为：“俄罗斯处在充满希望的过渡之中，正在走向民主的未来”，“中国领导人正在发现，经济自由是国家财富的唯一源泉”。因此，美国与这些国家“日益被共同的价值观团结在一起”。
为此，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已表示：“我们坚持自己的传统和原则，不用我们的实力来争取单边的优势”；强调：“今天国际社会面临17世纪民族国家兴起以来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好机会。”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再次对大国作出了合作姿态，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哈斯声称：“从历史的观点看，当今的国际体系的最积极的方面，是世界力量的主要聚集地——欧洲、俄罗斯、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并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遏制和对抗曾经是冷战的特征，现在却让位于协商与合作的格局。”弗吉尼亚大学教授、米勒公共事务中心主任菲利普·泽利科指出：布什政府“正努力将普遍原则与大国政治融合在一起，几个世纪以来，世界政治结构一直是被大国之间的敌对关系所决定的。而现在，美国有可能与每一个大的全球力量中心建立积极的合作计划，这种合作是建立在对社会组织方式的基本原则取得虽不完美但异乎寻常的共识基础之上的。”
显然，“9·11”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在促使大国发生其所希望的变化的同时，在对大国进行各种形式的遏制、削弱努力的同时，将加强与大国合作的要求提到了重要地位，正在并将继续积极争取大国对其战略目标的理解和支持。
六
美国与东亚地区的关系向着较为稳定的方向发展。
首先，由于随着东亚经济的迅速发展，美国与东亚的经济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亚洲项目部2003年3月发表的《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形象地描写了当今美国与亚洲特别是东亚密切的经济关系：“美国日益向西眺望，越过太平洋，放眼广袤的亚洲，美国的货物和资本向西流动，从而为美国工人创造就业机会，为美国公司创造利润，来自亚洲的向东的商业洪流则给人留下更加深刻的印象；美国的消费者们对于亚洲工厂所生产的汽车、电脑、玩具和T恤衫，看来是欲壑难填。”
东亚国家在对美贸易中几乎都处于出超地位，这使东亚拥有了世界第一的外汇储备。据统计，欧元区的外汇储备为2614亿美元（至2002年10月底），而东亚仅日本和中国大陆的外汇储备便分别达到4786亿美元（至2003年1月底）和2864亿美元（至2002年底）。
美国高额的贸易和财政赤字的一半以上是由日本介入市场购入美元，以及中国等亚洲国家用政府资金对美投资填补的，朝日生活资产经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吉川雅幸指出：“以与美国相关的国际资本流动的情况看，总的来说，欧洲作为欧元货币区在增强独立性；日本资本流动停滞，持续地受到美元贬值和欧元升值的压力，而另一方面在长期通货紧缩的状况下，必须避免出现美元和日元比价超过1∶115的日元升值局面；亚洲其他国家实行的近似于对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当前由这些国家形成了一种美元区，政府资本大量流向美国，开始出现地区化症状。”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今美元的地位和美国经济主要是由东亚各国在帮助支撑着。因此，稳定东亚是美国经济不可或缺的要求。
其次，反对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上升到美国新安全战略的头等地位，增加了与东亚的共同利益，缓解了与东亚一些国家的矛盾。《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认为：“‘9·11事件’对美国的亚洲政策起到了彻底转变的影响。”“行政当局长期的亚洲问题议程已经被放在次要地位，从属于美国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对伊拉克战争的阴森逼近的可能性，以及在扩散破坏稳定的技术和材料问题上不断加重的担忧等相互重叠的若干攻势。”
同时，由于恐怖主义对东亚各国的安全构成现实威胁，近年在印尼和菲律宾相继发生严重爆炸事件，中国境内有“东突”恐怖活动的发生。而且，在东亚存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核武器扩散的条件与可能。这一切使东亚各国在反对恐怖主义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方面与美国存在共同要求。美军太平洋总部所属亚太安全研究中心认为：“中国官方在不扩散问题上的观点近几年来开始向美国靠拢。随着国力和影响力的增强，中国的全球前景看好，一些战略制定人士开始认识到，此类技术扩散对中国的全球利益是有害的。”正因如此，“9·11事件”后，美国与东亚各国的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再次，由于历史及发展程度的原因，东亚尚未形成独立的、涵盖整个地区的多边安全机制，地区安全环境非常复杂。美国在维持东亚的现存秩序方面有着重要影响，无论是在朝鲜半岛的对立、海峡两岸的对立，还是在南海争端，乃至中日关系中，美国都是造成现存状态的一个基础性因素。这种状况制约了东亚各国因伊拉克战争而与美国发生对立的可能。
伊拉克战争期间，东亚各国出于自身安全环境的考虑，或作为美国的盟国支持对伊战争，或虽反对对伊战争但采取了较为现实的克制态度。日本舆论界分析小泉政府在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采取追随美国立场的原因时便指出：“如果日本搁置向伊拉克派遣自卫队，不仅‘世界中的日美同盟’关系会很快褪色，而且还可能影响良好的日美关系。首相本人曾对制定新法，派遣自卫队持慎重态度。但是，出于对日美关系的考虑，最终对制定新法开了绿灯。”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指出：“在伊拉克危机期间政策变化最小的国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改革的进程还没有结束，中国的领导有了很大变化，中国需要长期的和平。因此，这个被很多人在布什执政初期视为战略对手的国家有可能在长期内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
在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没有因伊拉克战争发生类似美国与法德俄那样的对立。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评价说：“太平洋地区如今非常平静，是它历史上最平静的时期之一。”以上综合原因，使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东亚政策的重点放到稳定上。
在这种背景下，加上朝鲜半岛地缘战略条件的限制，布什政府虽然将朝鲜与伊拉克一样宣布为“邪恶轴心国”之一，但却难以用对伊拉克的办法对付朝鲜。对伊拉克，布什政府不惜采取单边打击的方式，对朝鲜，布什政府给出的方案却是“需要采取多边方法来解决”。朝鲜半岛核危机的发展尽管存在许多变数，但和平解决是主要可能。
七
中日美三角关系出现了向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的可能。
中日美三角关系是东亚地区最为重要的三角关系，冷战后期，这组三角关系曾发挥了遏制前苏联向太平洋地区扩张的作用。当时，中国对日美军事同盟的存在表示理解。冷战后，1996年4月，日美发布两国安保条约新定义，将遏制中国确定为两国军事同盟关系的重要目标。中日美三角关系因此出现了巨大裂痕，中国对日美安保关系的存在与发展表示了强烈警惕。
但是20世纪90年代末，特别是9·11事件和伊拉克战争以来，中日美三角关系中的巨大裂痕呈现淡化趋势，出现了向良性互动关系转化的某些条件与可能。
首先，中国加入WTO，使中国经济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潮流，维护与完善自由贸易原则，同样上升为中国核心的国家利益。这使中国与其居一、二位的贸易伙伴日美基础性的共同利益变得更加坚实。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这样的人物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加以肯定地说：中国找出了一条“如何进行改革的道路，朝鲜政权如果不想瓦解，它必须走中国的道路”。
其次，在这一基础上，如前所述，由于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期间世界和东亚形势的深刻变化，美国虽未放弃遏制中国的战略要求，但在可预见的未来，反对恐怖主义与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占据了美国安全战略的头等地位。美军太平洋总部下属的亚太安全研究中心指出：“尽管中美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意见不一，但反恐战争仍为中美两国提供了有限合作的机会。”
再次，如前所述，目前美国的当务之急是改造中东，分裂欧洲，对东亚则更重视稳定。这加强了美国的对华合作要求。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美关系有了明显改善。《布什总统的亚洲政策中期评估》指出：“‘9·11事件’使应当把中国看作一个‘战略伙伴’还是‘战略竞争对手的问题展开的一场毫无结果的辩论结束了。人们现在很少听到布什行政当局官员在就任以前的年代里作为主要言论的对中国的攻击。”
日本对中国的迅速发展保持了高度警惕。小泉咨询机构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认为：“中国军事力量的增强可能成为日本及其周边国家的严重威胁。”日本成立了“有事法制”，并主张适应美国安全战略调整的机会，争取集体自卫权和将自卫队改变为正式军队。对日本的这种动向，美国表示了支持，美国国防部亚洲负责人说：“这等于奠定了日本安全保障政策的基础，是重要的成果。”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声称：“20多年来，我一直密切注意日本的动向，有时日本迈出的步子很小，但绝对没有后退，日积月累，就会产生重大的变化。”
上述情况值得中国警惕。但沃尔福威茨所说的“重大的变化”带来的后果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将使日本有能力更加积极地适应美国新安全战略的需要，特别是帮助美国加强对“不稳定的弧型地区”亚洲段的控制；另一方面也将增加日本的独立性。这就使美国在支持日本发展军事力量的同时，必须考虑如何形成制约这种力量的能力，以免尾大不掉。
而且，由于东亚在经济与安全上对日本的极端重要性，保持东亚的和平与稳定是日本战略利益的核心要求之一，与中国的对抗与冲突只能导致东亚的动荡与混乱。因此，只要中国崛起的势头不发生重大挫折，日本在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和对美配合能力的同时，必然要求将同中国的交流与合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以防止中日关系陷入紧张与冲突。小泉咨询机构提交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便主张：“在追求与美国的共同目标的同时，应该拥有自己的坐标轴，并开展互补型外交。”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美日联手对付中国的条件正在发生变化，这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可能向着一种更为平衡的方向发展，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中国问题研究处处长戴维·兰普顿便主张：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在中国、日本和美国之间举行三边安全对活，以使三方关系保持尽可能最大限度的稳定。”美国国防大学教授库格勒认为：“美国需要构建一个成熟的平衡体系，这对于中国及全亚洲而言尤其重要。”泰国《亚洲日报》记者郗士评论说：“东亚可能形成美中日加强合作的新格局。”“这是一个微妙而敏感的新游戏，它使这三个国家前所未有地联合起来，却也充满了陷阱，三方中任何一方的突然举动都会引起另外两方的警惕。”这一评论敏锐而准确地反映了中日美三角关系正在发生的变化。
八
东亚多边合作要求趋强。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不久，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表示：“我们可能加强已经确定的关系以便在亚洲保持一种积极的安全态势，促进更广泛的多边合作。”“尽管亚洲的多边合作机制出现的时间不算很长，但是他们给这个地区的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和平解决问题的希望。”对发展东亚地区的多边合作表现出一种积极姿态。
这种积极姿态的出现，首先是随着东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变化而产生的。为了稳住东亚，必须推进东亚的多边合作。
同时，也由于伊拉克战争之后，朝鲜半岛核危机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朝鲜希望通过与美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方式解决危机，但是美国不同意。一则因为如果与朝鲜承诺互不侵犯，将大为削弱美国对朝鲜半岛的影响能力；二则美国在东亚的盟国日本与韩国不愿意美国与朝鲜达成这种双边承诺，因为这将增强朝鲜对它们的外交地位；三则美国希望和朝鲜关系密切的中国与俄罗斯共同承担起朝鲜半岛无核化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强了促进东亚多边合作的努力。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强调：“只有同平壤进行认真安排的多边接触，这个问题才能得到和平解决”，“如果我们大家一起来面对平壤反社会的挑衅行为（出口导弹、贩卖毒品、漠视国际义务）构成的挑战，如果我们一起用该地区的国家可以接受的可核实条件来对付朝鲜，我们至少会有和平解决问题的机会”。
冷战后特别是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以来，东亚的多边合作要求不断加强，构成这种要求的基础性因素是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的需要。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与东盟缔结关于10年内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协议、中日韩建立自由贸易区的考虑等等都是这种需要的反映。经济上的这种需要，必然推动政治安全上多边合作的发展。因此，出现了ARF成员的扩大，《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签订等。“9·11事件”特别是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随着东亚政策的调整，对东亚多边合作表现出的积极姿态，无疑将使东亚多边合作出现新的发展局面。
九
新形势下，我国内外方针应适时作出调整。
综上所述，可知美国新安全战略的提出与展开，对世界和东亚形势的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对中国而言，有挑战也有机遇，我国的内外方针应适时作出调整。为此，以下几个带有战略意义的问题是值得注意的：
1．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中国顺应潮流而又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如果从国家与市场关系的角度看待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话，可以将中国的改革开放概括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市场从政府的强大控制中解放出来并加以逐步完善；第二阶段，主要在一国范围内调整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阶段，从国际竞争与协调的角度，考虑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协调。加入WTO以及“9·11事件”与伊拉克战争后形势的变化，要求中国更自觉地将改革开放推进到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我们必须更多地考虑如何将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具有普遍意义的要求结合中国的条件加以实行，必须在坚持中国利益的同时，更多地考虑对地区乃至世界承担我们应该承担的责任，从而在世界范围内确立中国顺应潮流而又负责任的大国形象。这不仅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继续发展的需要，也是我国在外交上争取战略主动的需要。
2．应正确认识美国的两重性。美国一方面是一个在当今世界文明发展潮流中占据领先地位的国家，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单边主义严重的国家。前者决定了我国必须积极发展与美国的合作，后者决定了我国必须对美国保持必要的警惕和抗衡能力，并和世界各国合作，以限制美国单边主义的破坏性。从长远的眼光看，除非发生美国的单边主义威胁到我国核心利益的情况，我国应把争取与美国合作作为重点。只有争取到有利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实现中国的崛起，才能在制约美国的单边主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推进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民主化。
3．当前出现了改善中美关系和推动中日美三角关系向着更加平衡的方面发展的有利条件。应抓住时机，因势利导，通过发展中美关系，带动中日关系，通过加强中日合作，促进中美关系，努力使中美日三角关系向着形成良性互动关系的方向发展。那种公开宣称美国为最危险的敌人，想通过离间美日关系来改善中国战略地位的主张，在当今条件下不但难以达到目的，反而可能使现在出现的有利变化发生逆转，在战略上是不可取的。
4．应顺应当前东亚多边合作的良好势头，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东亚多边合作活动。支持美国在东亚多边活动中发挥积极作用，同时通过东亚多边合作的稳定与机制化，限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在获得必要的安全保证的条件下，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会有长足的发展，这有利于有关各方的事业。中国应该以一种更宏大的气魄对待东北亚多边合作，考虑和设计中美朝韩日俄多边合作活动，努力为东北亚争取一个良好的发展前途。
（原载《面向太平洋》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