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战后日本对台政策的变化

日本政府如何处理对台关系是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大原则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日本情况及国际和东亚形势的变化，日本的对台政策发生过并正在发生着重要变化。综观这种变化，可以发现日本的对台政策始终带有两面性。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种两面性，促使其正面因素增加，限制和削弱其负面影响，是处理好中日关系的极为重要的方面，需要我们认真对待。

一

1943年，中美英三国开罗宣言声明：三大盟国对日宣战的目的之一“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苏波茨坦公告宣布：“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而日本之主权必将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吾人所决定其他小岛之内。”同年日本发表乞降照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这表明台湾归还中国已定，日本今后如要和台湾发生关系，必须在中国中央政府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但1952年日本违背上述声明、公告和照会，与败踞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签订了和约，这使日本政府在战后的对台关系上迈出了错误的第一步。

影响日本政府做出上述抉择的根本原因是讨好美国，以图复兴的战略需要。

众所周知，明治维新后，日本在几十年时间内使经济和军事力量获得急剧膨胀，但因国土狭小等地理和自然条件而造成的一些重大缺陷，如资源贫乏、缺乏战略纵深等不可能根本改变。因此，日本在推行其扩张政策时，总是注意与一个强大国家结盟，在其支持和掩护下，向其他较弱的地方进攻。战后，日本被严重削弱，为争取复兴，日本更加明显希望运用争取大国支持、保护的策略。币原喜重郎在《终战善后策》中便宣称：“概各国之关系，既无百年之友，亦无百年之敌。今日，联合国各国之间在许多重大事件上利害各异，随着时局之进展，各国间将出现抗争对立，面临相互合作与支持之问题，如我对策得当，则今日之敌亦不难成为明日之友。”

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美国以盟军的名义对日本进行了军事占领。占领初期，美国的对日政策较彻底地贯彻了《波茨坦公告》精神，例如解除日本武装，制定新宪法，规定日本永远放弃国权发动战争，逮捕战犯，等等。但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特别是苏联力量的增强、亚洲民族解放运动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美国开始将所谓共产主义的威胁视为主要危险。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宣言，声称要“遏止共产主义向全世界扩张”，发起东西方冷战。以此为背景，美国的对策开始由摧毁日本法西斯主义转向将日本纳入美国的冷战轨道。

日本政府察觉到美国对日政策的重大变化，为早日结束被占领状态，改变政治上、经济上的孤立地位，以图复兴，很快调整外交方针，采取了向美国一边倒的立场。

1950年5月，日本藏相池田勇人访美，向美方秘密传达了日本首相吉田茂的意见：对日和约缔结后，如果美方不便提出美军驻日问题，可由日方提出，而且驻日美军的任务不限于防卫日本，也包括确保亚洲地区的安全，明确表示了日本被占领状态结束后，继续追随美国的意向。

在日本的迎合下，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达成，该条约虽然规定日本放弃对于台湾和澎湖列岛等的一切权利，但却未按《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规定，明确上述岛屿归还中国。之后，日美间又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共同防御协定》。

旧金山片面媾和条约达成后，美国便策划日本与占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和约。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已有效地控制了中国的绝大部分领土，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日本若以蒋介石集团为缔结“和约”的对象，势必将自己置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立的地位，这将给日本的政治、经济、安全带来重大负面影响。因此，此举当时便受到日本社会党、共产党、劳农党等政党的反对。为日本国家利益计，吉田茂开始时对此问题采取了谨慎态度。1951年10月30日他在参议院就上述问题答辩时说：“日本现在有权选择缔结和约的对象了，但不能轻率地行使这一权利。”美国察觉到日本政府的犹豫，立即施加压力，表示：如果日本政府不同中华民国签订和约，美国政府就不批准旧金山对日和约。

这时的日本不仅在外交、安全上已选择美国作为其复兴的主要支持，而且经济上对美国的依赖度大大加强，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大批的美国军需订单使战后破败的日本经济获得了转机。据统计，1950年日本通过美国军需订单收入达1.49亿美元，占全部外汇收入的14.8%；1951达5.91亿美元，占全部外汇收入的26.4%；1952年达到8.24亿美元，占全部外汇收入的36.8%。因此，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很快便放弃了开始时所持的谨慎态度，于1952年4月28日与占据台湾的蒋介石集团缔结了所谓“日华和平条约”。事后，吉田茂在其《十年回忆》第三卷中说：“当时在朝鲜战场上，由于共产党中国的参战，使战争呈现了极其激烈的状态，美国国民对北京政权的感情也从而恶化到了极点。因此，媾和独立后的日本在北京和台湾之间究竟选择哪一方为建交的对象，便成为了美国特别关心的重大问题。万一日本为贸易和其他经济上的利益所动，而同北京政权之间开始建立某种友好关系，美国对共产主义国家的政策将不得不发生很大的动摇。因此，日本才决定在美国参议院批准和约和其他条约之前，向美方表示：日本只同国民政府恢复邦交。”

二

吉田内阁之后，有几届日本内阁在日中两国民间友好往来的推动下，希望摆脱美国外交轨道，较为自主地发展对华关系。鸠山内阁外相重光葵便曾以政府声明形式宣布：“不管其意识形态如何，我国愿意和世界各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当时冷战格局未变，日本的一些有识之士虽然看到以台湾地区的蒋介石集团作为中国的代表，而不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常关系，有损日本利益，在当时却未能改变这种局面。例如鸠山首相一方面希望发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另一方面却想以“两个中国”的方式处理对台关系。而一些坚持反共反华的日本领导人，甚至将吉田内阁时确定的对台关系方针，在错误的道路上进一步向前推进，例如岸信介担任首相后不久便亲访台湾地区，对蒋介石说：“中国大陆现在处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下”，“共产主义对日本的渗透，中国比苏联更可怕；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如果收复大陆，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

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其一，冷战格局由美苏为首的东西方对立，演变为以美、中、苏大三角为主的关系。由于赫鲁晓夫以大国沙文主义态度对待中国，导致中苏关系恶化。中国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国际地位大为提高。而美国在与苏联争夺霸权的斗争中处于守势，希望通过改善美中关系，增强自己的全球战略地位。以此为背景，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双方发表了联合公报，中美关系获得突破性进展。

其二，日本经济迅速发展，经济实力已接近美国，这使日本对美国的相对独立性明显增强。战后，日本依靠美国的庇护和援助，经济获得迅速复兴和发展。1956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50亿美元，1970年达到近2000亿美元，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同时期中，美国的经济力量却相对削弱。实力地位的变化，使原来日本对美国的依赖关系，明显增加了竞争的因素。1971年7月6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指出：“20年前，日本生产500万吨钢，今天能生产1亿吨，两年后可能超过美国”；又指出：“西欧和日本都是我们的朋友和盟国，但又是我们的强大对手，它们为了在世界上争夺领导地位，同我们进行着竞争，而且竞争得很厉害。”

其三，中国经过20年左右的建设，基本形成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国民生产总值有了明显的提高，经济实力增强。西方国家越来越看好中国市场。英国政府首先摆脱美国限制，取消了对中国的禁运。之后，其他西欧国家也纷纷以延期付款等方式增加对华出口，密切了同中国的经济关系。而在此期间，由于日本岸信介内阁和佐藤内阁的阻挠，中日间以民间方式从事的贸易却有所减少。正承受着日益增强的日美贸易摩擦压力的日本企业界人士担心丧失中国市场。

其四，受国际形势变化和中日民间友好往来的推动，日本舆论强烈地要求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任何一个参与竞选的政党，如果反对日中邦交正常化，便无获胜可能。

以此为背景，田中内阁作为对美国“越顶外交”的回报，抢在美国前面，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邦交正常化。日本政府处理对台关系的方针，随之发生根本变化。这从1972年9月29日中日签订的联合声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首先，在中日联合声明序言中：“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这一见解。”所谓日中“复交三原则”，即（1）中国只有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坚决反对“两个中国”“一个中国、一个台湾”“一个中国、两个政府”或类似的无理主张。（2）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坚决反对“台湾归属未定论”和“台湾独立”阴谋。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问题，任何外国不得干涉。（3）所谓日台条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之后签订的，因此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

其次，在中日联合声明的第二条中，日本政府表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在第三条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日本政府则表示“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立场”。

此外，日本外相大平正芳还以外相声明的方式宣布：“作为日中邦交正常化的结果，日华（台）条约宣布结束。”

上述方针构成了战后日本对台关系新的原则基础，这是一个正确的基础。但日本部分人士对上述方针的理解与中国是有距离的，在贯彻上也不彻底。例如，1972年9月在中日进行邦交正常化谈判时，时任日本外务省条约局长高岛益郎便指出：“中方主张‘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此，日本政府不能完全赞同中国的立场。因为中国政府的统治权实际上并没有到达台湾。而且日本政府已经通过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和权利依据，日本政府没有资格谈论它的归属问题。”日本外相大平正芳则在联合声明签订后向中方提出：“现有的外交关系就转到你们这边来了，但现在实际存在的日台关系还是要保持。这是我们的殷切希望。”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允许台湾地区在东京设立了“亚东关系协会”，以非官方形式与台湾地区继续保持着联系，特别是密切的经济联系。

造成上述情况的主要原因：

一是当时美国虽然希望借助中国力量遏止苏联的扩张，但仍然希望保持其通过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各自签订的双边防卫条约而在远东形成的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防线，不愿看到日本以断绝同台湾地区的关系为代价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1969年11月，日本首相佐藤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称：“总统谈到了美国对中华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并表示将信守这个条约。总理大臣表示维护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日本的安全是极为重要的因素。”1972年8月31日，日本首相田中在赴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前夕，与美国总统尼克松会谈并发表联合公报，强调维护并有效执行日美安保条约的重要性。美国总统新闻发布官为此解释说：“日本的中国政策与美国的安保条约并不矛盾。日本不会以任何形式做出背离美国利益的事。”

二是日本在台湾地区有重要的经济利益。当时日本与台湾地区的贸易量超过与大陆的贸易量。在台湾地区从事贸易与其他工作的日本人达4000人左右。每天有上千日本人去台湾地区旅游。在日本国内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依靠对台贸易为生。

三是日本执政的自民党内存在具有相当力量的亲台势力。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时，该党设立了一个“日中邦交正常化协议会”，确定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基本方针之一为：鉴于我国与“中华民国”的关系颇深，“谈判要在千方百计保持原有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在自民党讨论该方针时，亲台派议员尚不满意，表示：“大多数人的意见是应该保持包括外交在内的原有一切关系。希望按多数人的意见办。”结果将上述方针中的“要千方百计保持原有关系”更改为“必须千方百计保持原有关系，突出了继续保持对台关系的必要性。”

四是蒋介石当年的对日“怀柔”态度，在日本仍有影响。蒋介石集团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宣传“‘不念旧恶’及‘与人为善’为我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要求以此“德性”对待战败的日本，并于1952年在与日本签订的非法“和约”中宣布放弃对日本要求战争赔偿。这使部分日本人对蒋介石集团抱有好感。一些日本亲台派政客利用这种好感，反对断绝与台湾的关系。

以上消极因素的存在，使日本的对台关系虽然有了正确的原则基础，但仍然具有不稳定性。

三

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日本对台关系出现了不少反常现象。例如：

1987年日本司法机关按“两个中国”的立场处理光华寮问题，中曾根内阁以三权分立为理由予以默认。

1993年5月底，台湾地区“全国工商协进会”理事长辜振甫率大型产业代表团访日，时任日本通产相的森喜朗出席并讲了话。

1993年秋天，日本通产审议官松壮三郎访问台湾地区。

1993年10月，日本经团联会长平岩外四访问台湾地区，与李登辉“总统”以及台湾地区财界首脑进行了会谈。

1994年3月，辜振甫率领280人的大规模产业代表团访问日本，时任日本通产相的熊谷弘出席并讲了话。

1994年9月，日本村山内阁不顾中国政府的严重抗议，允许台湾地区“行政院副院长”徐立德以所谓2002年亚运会申办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入境，日本文相与谢野并与徐立德“互换了名片，谈到了希望相互加强文化交流，等等”。徐立德在日本谈到日本与台湾地区的关系时说，“如果完全没有高级官员的接触，是不能想象的”，表示要为实现李登辉“总统”出席明年在大阪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而努力。他还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向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慰灵碑献花圈。并与自民党亲台派议员组成的“日华关系恳谈会”成员聚餐，席间台湾“教育部长”郭为藩声称：“为了中华民国理应得到的国际地位，我们必须与日本实现关系正常化，徐副院长的访日为此打开了大门。”事实表明，徐立德去日本并非为了申办亚运会，而是去从事分裂中国的活动，他自己也承认：“不能说访日没有政治意义。”又说：“（访日）表明了‘中华民国’（台湾）的存在意识和存在价值。”日本共同社为此评论说：徐立德的访日“实际上提高了日台关系的规格。”

上述现象的出现并非偶然，有其深刻的原因：

一是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没有了全球范围的主要威胁和竞争对手，不再将中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借助力量。曾经追随美国以苏联作为主要假想敌的日本，在苏联解体后，对中国战略作用的估价，发生类似美国的变化。

二是中国从80年代以来，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发表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取得突破性发展。1992年中国的经济增长率达到13%，据预测至2020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达到与美、日相当的程度。中国的发展，使日本担心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平衡被打破。日本国民经济研究协会理事长、著名经济学家叶芳和在其近著《21世纪的中国与日本的对华政策》一书中便主张：“日本应制定以中国成为超级大国为前提的新战略，并要考虑到中国经济成功会导致亚太安全态势发生巨大变化。”

三是随着经济力量的进一步强大，日本正在积极争取成为政治大国，希望未来的世界成为由美、欧、日三极主宰的世界。例如日本前防卫厅长宫中西启介主张：“从对联合国提供资金和拥有的经济影响来说，日本和德国等国应该立于其中心位置。如果从日本和德国在世界经济中占的地位和力量来考虑，再继续保持二次大战后的格局是不自然，也是不应该的。经济大国即政治大国，当然应充分利用其力量造福于世界。”为此，日本担心中国的存在和发展会妨碍其实现上述目标。中西启介便称：“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日本肯定是一种威胁。”

四是台湾地区自李登辉掌权后，实行所谓民主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台湾地区当局在西方国家中的形象。加之经济发展，外汇结余增加，使台湾地区有条件在国际间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着力推销其“一国两府”等主张，日本是其重要的争取对象。李登辉便频频会见日本各界人士，催促日本更多支持台湾地区。

五是日本在台湾地区的经济利益有进一步发展。据1981年的统计，台湾地区对日本的出口额为24.768亿美元，进口额为59.247亿美元：日本对台湾地区贸易顺差为34.479亿美元。至1992年，台湾地区对日本的出口额上升至88.937亿美元，进口额上升至217.898亿美元：日本对台湾地区贸易顺差上升至128.96亿美元。

六是苏联解体后，有一部分日本人不相信中国海峡两岸能统一，并能长期稳定地生存下去。例如，日本法政大学法学系教授铃木佑司等人在他们所撰《进入大竞争时代的亚洲》之文中，便明确表述了这种看法：“我们不应该忘记，华人占地球全人类20%以上。如此庞大的帝国一直长期存在，这在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而且，庞大的帝国的统治常常导致极端的政治不稳定。这正如不久前苏联解体所经历的那样。因此，如果有人主张说中国将来有可能作为超级大国——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已经是超级大国而获得生气勃勃的发展，那么它多少应该拿出中国会作为政治实体而永远存在下去的证据。然而，在目前这是谁也无法办到的事情。”基于以上原因，80年代后期，特别是苏联解体以来，在日本，认为应该而且能够提升日台关系的想法有所抬头，一系列日本对台关系的反常现象随之而生。其目的除为了扩大日本的经济利益外，很重要的一点是某些人想利用台湾，以迂回曲折的方式牵制中国大陆。这样，可以使日本既能对中国大陆有所制约，又可避免双方的正面冲突，使东亚的力量能够形成一种有利于日本的平衡。

四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的对台政策有了进一步变化。这主要表现在：

1．加强了要求中国政府放弃武力解决台湾问题的军事及外交压力

在军事上，上述要求突出地表现在以下三个重要文件中：（1）1995年11月28日日本安全保障会议与内阁会议通过的新《防卫计划大纲》：（2）1996年4月17日美日政府签署的《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3）1997年9月23日日美公布的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新《防卫计划大纲》的指导思想是：“摆脱冷战时代被动的安全政策”，“实行主动的建设性的安全政策”。为此，日本为其安全政策确立了三个基本方向：（1）积极参与世界和地区规模的“多边安全合作”；（2）充实和加强日美同盟体制：（3）保持与发展“可靠高效的防卫力量”。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为冷战后的日美安全体制作了再定义，扩大了日美安全体制的适用范围。该宣言强调：日美安保是“维护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的基础”，明确表示“就日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态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时的日美合作问题进行研究”。

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具体规定了在平时和“日本受武装入侵时以及应付对日本和平与安全有重要影响的周边事态时”双方的防务合作安排。

上述三个重要文件，明确地反映出冷战后的日本将其安全考虑由本土及交通线扩大到了东亚乃至亚太地区。上述文件发表不久，1997年8月18日，时任日本官房长官、被视为日本政界“台湾帮”“盟主”的梶山静六便公开扬言：日美防卫合作范围包括台湾地区。同年11月，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代理会长安倍晋三在接受《政界》杂志采访时明确表示：“在谈到周边地区范围时，必须以《日美安保条约》为基础，所以，这一地区就是指菲律宾以北，理所当然地包括台湾海峡在内。这是常识。因为没有必要特意去刺激中国，所以就不对包括哪些地区作限定。但是，要把这一用词中包括台湾在内的意思转达给中国。”并露骨地宣称：“美国的航空母舰从日本的基地出发，驶向台湾海峡，就可以对中国的武装入侵防范于未然。”此前，安倍还去了台湾，与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萧万长接触，萧要求日本“把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搞成实实在在的东西。”1999年年初，时为日本执政党之一的自由党党首小泽一郎两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周边事态”包括俄罗斯、朝鲜半岛、中国及中国台湾。

1999年5月24日，日本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通过了《周边事态措施法》《自卫队法》及《日美相互提供物资与劳务协定》修订案，为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落实提供了法律框架。在审议上述法案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列举了六种“周边事态”。其中包括“日本周边即将爆发武力冲突”“某国发生内乱或内战并扩大到国际范围，不再是单纯的国内问题”，等等。这些“周边事态”之所指，不言自明。

2000年3月18日，主张“台独”的台湾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台湾“总统”竞选中获胜，为防止台独势力进一步发展，中国大陆加强了反台独准备。台湾海峡的局势变得更为严峻。日本追随美国加强了对中国的军事压力。

2000年9月，日本首相森喜朗决定设立“有事法制”。同月，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决定为了加强美日两国间的军事合作，设立“美日共同指挥所”。11月2日至19日，美军和日本自卫队在日本和日本周边海域举行了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及其相关法案通过后的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

2001年度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对海峡两岸的军事力量做了对比，认为大陆在陆军力量上处于绝对优势，但登陆进攻台湾本岛的能力有限，而台湾地区在海军和空军力量上处于优势：并认为中国大陆增强军事力量对台湾地区构成的“威胁”，已经演变成“实质性的军备竞赛”，强调要关注“今后大陆与台湾实现军事力量现代化和美国售台武器等方面的动向。”在加强军事压力的同时，在外交上日本也对中国增强了压力。

1997年3月，日本自民党外交调查会发表《外交政策的指针》说：“必须要求两岸关系和平地向好的方向变化发展，防止出现紧张局势，从而有损于亚太地区期望的变化。”2000年3月18日台湾地区选举后，日本政府多次向中国政府提出“希望当事者之间通过协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2．发展与台湾地区的政治关系

2000年3月18日，民进党候选人陈水扁在选举中获胜后，时任日本自民党总裁的小渊惠三便指示自民党要与民进党建立联系渠道，增加交流。其后，日本执政党之一的公明党两位众议员羽田一嘉、富田茂之至台湾地区与陈水扁会谈，双方表示“今后要努力加强交流”。日本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自民党议院干事长村上正邦等人赴台参加陈水扁的就职仪式，与陈水扁、李登辉等接触、会谈。2001年4月20日，不顾中国政府的一再反对，日本森喜朗政府允许李登辉以治病名义访日。为了推动日本政府允许李登辉访日，日本保守党议员小池百合子等成立了“促进李登辉在日本治疗超党派国会议员之会”，日本前经济财政大臣麻生太郎、内阁官房长官安倍晋三与之作了密切配合。5月9日，又成立了自民党“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

对于日本的上述动向，台湾地区积极迎合并加以推动。陈水扁上台后，民进党籍立委立即配合对日本展开所谓“议会外交”，组织“立法委员”赴日访问，并广泛邀请包括日本执政党和在野党在内的各方人士访台。

发生上述变化的基本原因有二：

首先，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美初步完成了冷战后双方战略关系的调整，重新确立了战略同盟关系的基础。在《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中，概括了亚太地区不稳定因素：“朝鲜半岛局势持续紧张，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在这一地区。悬而未决的领土问题、潜在的地区争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等。”这些所谓不稳定因素，或明或暗地将中国包括在内。布什新政权成立后，将战略重心由欧洲向亚太转移，对中国的遏制要求进一步加强，美国的台湾地区政策也随之由原来的维持海峡两岸“不统、不独、不战”的“模糊战略”，转为明确帮助台湾地区提高对大陆的军事抗衡能力、防止大陆对台湾地区使用武力的“清新战略”。为使日本能更好地配合美国的战略需要，2001年4月，美国副国务卿阿米蒂奇访日时明确向日本提出尽快修改和平宪法，以取得集体自卫权。上述变化，必然推动日本在台湾地区问题上态度的变化。

其次，由于中国大陆力量的增长，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日益向着不利于台湾的方向发展。同时，由于台湾政权落到了民进党人手中，台独倾向加强。这使得在台湾海峡发生武装冲突的可能性明显增加。在2000年7月出版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所著《21世纪的日本国家战略》一书中，中曾根便明确地表示：在日本周围，“今后成为最重大问题的是中国和台湾的关系问题。”

由于以上原因，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本反对中国大陆在台湾问题上使用武力的立场变得更为强硬。

但由于维持良好的中日关系，对日本的国家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日本的对台政策虽然出现了上述变化，在可预见的未来，日本的主流意见仍会是将日台关系的发展控制在不至于从根本上伤害中日关系的范围内。

综上所述，可以清楚地看到战后日本的对台政策始终带有两面性。这种两面性的具体表现会因东亚的国际环境、日本的国家利益，以及两岸的分裂程度与力量对比等方面的变化而变化，但只要支撑这种两面性的根本原因未消除，这种两面性便会始终存在。正确地认识和对待这种两面性，促使和增强日本对台政策中正面因素的增加，限制和削弱日本对台政策中负面因素的影响，是处理好中日关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这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

（原载《面向太平洋》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