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国是现代化的迟到者，“追赶”二字为百余年情状的写照。几重变革交叠的复杂局面，在现代化进程大大加速的当代尤显突出，世界文明史几个世纪以来现代化进程的种种历史性课题，竞相在现代中国共时性呈现。从洋务运动至今，探究中国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方法，也蕴含在历史发展的辩证逻辑之中。能否探求一条既符合国情又适应世界发展潮流的发展之路，是我们坚定不移的追求和实践。

发展是现代化的永恒主题。可以说，谋求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现代化的使命，实际上从20世纪初就已经开始，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就开始担当起了实现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伟大使命。“中国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是要靠自己的发展”，“发展仍然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从探索指导中国实现民族复兴与经济增长的理论体系来看，中国共产党根据不同时期的特殊情况、发展阶段等，提出了一系列适宜的理论指导，正是在这些理论指导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着中华民族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及现代化的道路才越走越宽。

发展的目的在于造福人民。当今世界纷繁复杂，人类命运休戚与共。中国切实回应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准确把握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历史性变化，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思想。作为一项造福全人类的事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使命。

现代国家治理必须以“人民性”和“服务性”为依归。政府的职责就是为人民美好生活创造条件，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因此习近平指出，我们应该敢于担当，自觉担负起时代使命。深入体察民情，把民众需求转化为政党的理念、宗旨、目标，制定符合实际的实施方案。邓小平高度关注世界和平与发展问题，提出“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

40多年前，邓小平审时度势，把时代与中国的命运紧密结合，把发展问题看作是“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他指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和平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建设，而中国的发展壮大是为了更好地维护世界和平。他坚信到20世纪末，中国能达到小康水平，那么，中国就能为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贡献更多的力量。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早就指出：“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前，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灭消，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孙中山所说的治国，是指中国的独立、自由和富强。而平天下，则是发扬“济弱扶倾”的传统理念，帮助其他被压迫民族谋求各自的独立、自由和富强。孙中山的大同思想不仅限于中国，而且包括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还包括了各国各地区之间的平等和睦相处关系。其革命理想不仅建筑于对现代文明的深切体认，而且把传统“天下”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真实的整体的世界，这是一种对传统古朴的“大同”思想的超越。具有世界视野的孙中山早就把世界主义当作一个崇高而又遥远的政治理想。他提出，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要统一起来。未来一百年，中国人不仅要做国家公民，还要做世界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