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戴德 戴圣：在冷学中振衰继绝
回到儒家最初的思维坐标中。
在孔子庞大而系统的学说体系中，有三个字眼十分重要——“仁”、“礼”、“中庸”。
为了建立一个“均”、“和”、“安”终极和谐社会，人首先要通过自身持之以恒的内外双修陶冶情操，提升性灵，完善德性生命，这是以“仁”化人；其次要规范社会秩序，建立人伦范式，确立人际等级，就必须克制自己的非分之欲，这是以“礼”律己；第三是面对纷繁驳杂的社会问题，要有一种统一思想来作方法论，在此思考向度里始终能让自己保持适中而不偏颇，这就是以“中庸”率思。
与“仁”一样，“礼”是儒家文化的核心。由此可见礼的重要性。
荀子在他的《礼论》中，将礼的作用解释得十分明畅：“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
止乱定分，罢贪安心，构建一个文质彬彬的和谐社会，这是礼的出发点，也是其根本归宿。清代学者淩廷堪精辟地说：“上古圣王所以治民者，后世圣贤之所以教民者，一‘礼’字而已。”
而作为儒家重要学术思想的《礼经》，与《诗经》命运一样，也几乎被秦始皇的那把大火吞噬。
幸而有两对叔侄，他们在共同的文化自觉促使下，产生了共同的文化使命。他们一前一后，几乎在同时组成两个文化抢救方阵：一队负责营救《诗经》，一队负责抢救《礼经》。
中国真是幸甚！
有意思的是，这两对叔侄均为邯郸人。前一组名叫毛亨、毛苌。因了他们，《诗经》很安详，欢悦地一直传诵到了今天。
后一组名叫戴德、戴圣。因了他们，《礼经》终无恙，中华文化书库没因它的缺失而让我们生憾。
一
在相当长历史时期中，儿童启蒙读物《三字经》对中国的文化人都有着重要的初级普及与早期哺乳作用。
在这短短的千字顺口溜中，就有“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之句。这里所说的“大小戴”，即是戴德、戴圣。
想象着无数代童蒙未开的儿童，用他们稚嫩的腔调，念着“大小戴”的名字，从此走进课堂，用光明启眼，在心中植绿，自觉融入大雅传诵、礼乐久熏的中国文化血脉之中，心里顿时感觉难言的一种舒畅。
戴氏，史称，世居魏郡斥丘，即今邯郸市成安县。
戴德，字延君，世称大戴。戴圣，字次君，世称小戴。他们在汉宣帝时均为博士，戴德官至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圣曾为九江太守。
叔侄二人还是同学，他们共同的老师是西汉著名经学家后苍。
如同儒家其他经典的师承有序、注重家法一样，《礼经》的传承也有着完备的谱录。
据《汉书·儒林传》记载，秦灭汉兴之后，有一位叫高堂生的鲁地之人传《士礼》十七篇。另外有鲁地的徐生善为礼容，传至其孙徐延以及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资、萧奋，再传至孟卿，孟卿继授后仓、鲁闾丘卿，后仓再授沛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戴德、戴圣、庆普三人分别为《礼》作记，各自成为《大戴礼记》、《小戴礼记》、《庆氏礼记》。这之后，礼学形成了大戴、小戴、庆氏之学。庆普再授夏侯敬、庆咸，戴德授徐良，戴圣授桥仁和杨荣。
文化离不开那些弯腰的悉心传授者，没有他们文化就没有上游，没有继往。
文化同时离不开那些仰面的勤奋继承人，没有他们文化将没有下游，没有开来。
在这条绵延曲折、薪火相继的漫长文化接力路上，所有的传递者都肩负着双重文化身份，他们既是继承人，同时也是传授者。
戴德、戴圣也不例外。
在《礼经》的传承之路上，最显眼的就是他们——戴德的《大戴礼记》八十五篇，戴圣的《小戴礼记》四十九篇。而在时光的侵蚀下，庆氏之学被湮没了，叔叔戴德的《大戴礼记》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之外，只剩下了侄子的作品熠熠生辉。
我们今天读到的《礼记》，就是戴圣的《小戴礼记》。但，很难据此就简单地说这是侄子戴圣的幸运，或叔叔戴德的不幸。
二
戴圣又的确是幸运的。
因为他生在了一个呼唤儒家经典回归的大时代。
秦焚书坑儒之后汉家代兴，从汉高祖一直到文帝、景帝，黄老无为之学盛极一时。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儒学作为显学才重登历史舞台。所以，人们往往将儒家的回归，以西汉建元元年汉武帝登基作为标志。
其实，只要熟悉历史就会知道，儒家的凯旋早从刘邦时代就已开始。
早年“不好儒”，有着“以儒冠为溺器”个人爱好的刘邦，登基之后面对一帮吵吵嚷嚷、狂妄无礼的弟兄，很是不满，也很是没辙，但那毕竟都是些早年提着脑袋跟随自己南征北战的弟兄。怎么制定一种秩序来确立自己的威望？如何制定一种规矩来框范居功自傲、唧唧喳喳的部下？
公元前二〇〇年，汉高祖七年，长乐宫建成，诸侯群臣入宫朝贺，儒生叔孙通率领鲁地群生上演了一场场面宏大、庄严有序的朝礼。这群起自蒿荆的莽汉哪里见过这等端庄整肃的场面？《资治通鉴》说，“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莫不振恐肃敬”，乃至“皆伏，抑首”，“无敢喧哗失礼者”，刘邦因此激动而感慨地言道：“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由此知道了儒学的重要性，将叔孙通弟子悉数封为郎。而且，还亲自到鲁地以太牢之礼祭祀孔子，开帝王祀孔先河。
汉惠帝时下令废除秦以来实行的“挟书律”，使隐匿于民间的儒学典籍走出灰尘与阴暗，重见天日。
汉文帝启用儒生贾谊，开阔游学之路。汉景帝以儒生为博士顾问，重用儒生胡毋生和董仲舒。
到汉武帝时，儒学终于推开柴扉，再次头面光鲜地走入世人眼中。虽需面对信奉黄老之术的窦太后的重重阻挠，但武帝十分欣赏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征公孙弘为博士，任用俱好儒术的窦婴、田蚡分别为朝廷中最重要的丞相、太尉，并且束帛加璧、安车驷马迎儒学大师申培公入朝。建元五年，汉武帝下令置“五经”博士，至此儒学成为官学，享受到前所未有的一家独尊的殊荣。
《汉书·儒林传》全面记述了儒家再次复兴的盛况：
“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燕则韩太傅；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于齐则胡毋生，于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蚡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初，《书》唯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谷梁春秋》。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所以罔罗遗失，兼而存之，是在其中矣。”
儒学的大昌明带来了儒学的大发展。到汉宣帝时，儒家经典成为士人的法定学习教本，读“五经”不仅成为社会风尚，而且也是谋取功名的手段。汉博士夏侯胜就说：“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
作为儒学大师的戴德、戴圣生存于这样的时代，无疑是如鱼得水。
三
人文主义者莫尔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企盼人类应该实现有文化意义的富足。在他看来，贫困往往导致猥琐、卑鄙和粗糙。所以，喜欢喝白开水的乌托邦人，“通常在水里加上煮过的蜂蜜或当地盛产的甘草”。
其实，一个没有文化与教养做铺衬的富裕社会，往往比一个大规模经济衰退造成的萧条世界更让人感到恐怖。荷尔德林就说，“人，要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而不是“人，要腰缠万贯地生活在大地上”。
这也许就是儒家重礼，并将之作为重要学问的原因。
汉初礼学方面的经典为三部：《仪礼》、《周礼》和《逸礼》。
《周礼》又称《周官》，专讲官制和政治制度。
《仪礼》则记述有关冠、婚、丧、祭、乡、射、朝、聘等礼仪制度。这其中，《周礼》和《逸礼》属于古文经学，在今文经学大行其道的西汉前期，这两部经典一直被弃于民间，而只有作为今文经学的《仪礼》被立于学官。
如何使先秦的儒家经典文献《周礼》和《逸礼》得以流传？如何廓清时人据残缺不全的典籍、支离破碎的口授，加上自己的主观臆测形成的今文经《仪礼》？
这是戴德、戴圣认真考虑，并为之努力的方向。
他们根据手中的先秦典籍，分别为《礼》作记，不仅将先秦儒家有关各种礼仪制度的论著选集在一起，而且其中既有礼仪制度的记述，又有关于礼的理论及其伦理道德、学术思想的论述，形成了《大戴礼记》、《小戴礼记》。
自然，与“五经”中的《春秋》有属今文经学的公羊和古文经学的谷梁之争一样，戴氏叔侄的《礼记》自然与在官学盛行的今文经学《仪礼》形成了学术上的对峙与抗衡。
四
想想真是有趣，儒学在汉初第一次打动统治者的心，并使之逐渐产生浓厚兴趣，不是儒学博大而系统的学说思想本身，而是一次表演——叔孙通执导的一场礼仪。
这似乎也决定了它虽然作为儒学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却与其他四经《诗》、《书》、《易》、《春秋》不能等同发展的尴尬遭遇。
从春秋时齐国的晏婴，到战国时的墨子、庄子、韩非，儒家被这些人诟病最多的，就是《礼经》不胜其烦的繁文缛节。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言：“礼经三百，威仪三千。”《礼经》的内容，更多是在言明各种具体制度、法式、规矩，或各种礼仪的具体规定和必须遵从的事项，而缺少宏大道理的阐述，缺少微言大义，故而使所学者感觉刻板、机械、烦琐，少有义理发挥的余地。
尴尬便在所难免。在对经学阐释的章句之学大盛的汉代，唯独《礼经》没有自己的传和章句等解经之作就是明证。
所以，在儒家经典迎来全面回归的汉武帝建元元年之后，“礼学”不管是统治者的重视程度，还是儒生的学习广度，都远远不如其他经典。在政治地位上、传授规模上、接受人群上，都远逊于其他诸经，属于儒学中的冷门科目。
如此看来，戴德、戴圣的“扁舟野渡”式的冷学独传，其学术意义就更加非凡。
五
《小戴礼记》的勃兴与流传，缘于一次史上著名的会议——石渠阁会议。
隔着历史长河往回看，这既是一次政治会议，也是一场学术会议。因其政治与学术的双重属性，这次会议历来备受后世学界关注。
原因很简单，自汉武帝采纳董仲舒、公孙弘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置“五经”博士，讲授儒家经典著作以来，儒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朝廷把《易》、《书》、《诗》、《礼》、《春秋》定为重要学习内容进行讲授，广泛传播，全社会的知识分子几乎全部投身于儒术，对经学的学习、讲授、解说形成一股宏大的时代学术潮流。
梁启超先生将之定义为“时代思潮”。他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凡文化发展之国，其国民于一时期中因环境之变迁，与夫心理之感召，不期而思想之进路，同趋于一方向，于是相与呼应汹涌，如潮然……凡‘思’非皆能成‘潮’，能成‘潮’者则其‘思’必有相当之价值，而又适合于其时代之要求者也。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其在我国，自秦以后，确能成为时代思潮者，则汉之经学、隋唐之佛学、宋及明之理学、清之考证学四者而已。”
汉代经学的兴盛，不光是梁先生所说的学人因环境变迁，与共同的心理感应，还应该加上国家政权的大力推行。
由于解说者日多，探研者日众，儒家经典的阐释，一方面呈现出一派云蒸霞蔚的文化繁荣局面；另一方面也由于解说与传授者个人思想观点或能力等原因，随之出现了儒家经典在流传中歧见异说越来越多的情况。
一个钟表可以告诉人时间，墙上一排走时各不相同的钟表，就使人如坠雾中，不知所从。
公元前五十一年，汉宣帝在甘露三年亲自主持召开石渠阁会议，“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评定其正误，解决儒学内部的理论纷争，钦定儒经的标准版本，以促进儒学统一化、标准化、规范化。
石渠阁，位于未央宫北，汉初由萧何建造，以藏入关所得秦之图书典籍。因阁下凿石为渠以导水，故名石渠阁。戴圣，以“五经”之中《礼》的博士身份，与当时著名的文人学士闻人通汉、施雠、梁丘临、欧阳地余、刘向等，一起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脚下流水潺潺，阁上众说纷纭，的确是个坐而论道、明辨是非的好场所。
值得注意的是，同为博士的戴德却没有出现在出席者行列。可以看出，他的学术地位远不及侄子戴圣，否则这次颇具权威的大型学术研讨会不会将他拒之门外。这也许正是日后《大戴礼记》不传的根本原因。
六
石渠阁会议取得的成绩并不大，远不能说圆满成功。但此次会议，却改变了《礼经》的际遇。
戴圣以礼学专家身份出现，主要负责“五经”中《礼》的评定。他论定并博采诸家礼说，辑成《礼记》四十九篇，世称《小戴礼记》，后来经郑玄作注成为今天我们看到的《礼记》。
作为儒家“五经”，《诗》、《书》、《礼》、《易》、《春秋》共同的特点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孔子，崇尚礼乐，弘仁扬义。
但它们彼此也各有偏重，《易》主要涉及的是哲学，《诗》主要涉及的是文学，《书》涉及的是政治，《春秋》涉及的是史学，而《礼》主要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通俗讲，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
戴圣的《小戴礼记》属于在民间流布的古文经学，但却从此成为官学，后来乃至摆脱《仪礼》的从属地位，不仅喧宾夺主，而且最后一枝独秀。
在戴圣之前，正如汉高祖青睐儒家是从礼仪开始，《礼》的内容主要是各种具体烦琐的制度，是各种场合下礼仪的具体要求与规定，它更多表现在刻板而机械的形式规定中，而缺少微言大义，所以很难让人置喙其中，在其间阐发独见。《小戴礼记》用为《礼》作记的独特形式，增添了《礼》的精神内涵，彻底改变了《礼经》原先只是各种刻板、烦琐礼仪制度的汇编，而缺少思想阐发余地的毛病，从而赋予了《仪礼》全新的生命。
这里涉及一系列绕不开的学术概念，容我粗略一谈。
经学研究是汉代学术的核心，它的本源是先秦儒学的《诗经》、《尚书》、《仪礼》、《易经》和《春秋》。经学著作的体裁统而言之，有经、传、说、记、章句、训诂、笺等几种。
经，是指先秦儒家的原始著作；传，是对经的阐发性著述，而且专指战国至汉初儒学先师的权威性著述，如《易经》的《易传》、《春秋》的《公羊传》；说，出现于西汉中期，是汉儒对经和传的阐释；记，是对经、传的补充记录与说明，将有必要记入但却“名不见经传”的东西补录，就是所谓的学有所记，以进一步阐扬经的大义宏旨。
《小戴礼记》的可贵之处是，它走出了传统《礼经》的藩篱，开拓出一个朗天阔地的崭新世界。它不光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而且还记录了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内容广博，门类杂多，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后来东汉末年经郑玄为《小戴礼记》作注，戴圣的《礼记》便从此盛行不衰，而且由原为解说经文的著作，逐渐使自身成就为经典。
到唐代，它被列为“九经”之一，唐朝国家设科取土，把近二十万字的《左传》和十万字的《礼记》都列为大经，五万字的《仪礼》和《周礼》、《诗经》等列为中经。
因为《礼记》文字比较通畅，难度较小，且被列为大经，到宋代，它又被列入“十三经”之中，为士人必读之书。
到明朝，《礼记》的地位进一步提高。汉朝“五经”里有《仪礼》没有《礼记》，明朝的“五经”里却是只有《礼记》而不见《仪礼》了。
一路行走，一路光明，一路凯歌，一路高进。至此，《礼记》鸠占鹊巢，完全取代了《仪礼》。
七
从西汉到明清，《礼记》一路阳光普照，一路高歌猛进。
这不仅因为它涵盖了《仪礼》的内容，使古代的礼仪制度得以流传后世，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封建社会的朝规帝制有着重大影响，而且详尽论述了制礼的意义和精神，并从中宣扬了儒家的礼治思想与目的。
从文学角度看，《礼记》全书用散文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有的用短小的生动故事阐明某一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书中还收有大量富有哲理的格言、警句，精辟而深刻。
这就很吸引读者，很引人入胜。
从政治角度看，《礼记》记载和论述了先秦的礼制、礼意，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这部九万字左右的著作，可谓内容广博，门类繁杂，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这就很合统治者的胃口，用起来甚感顺手。
历代封建王朝深切认识到，在强化国家机器的同时，必须利用以礼治主义为中心的儒家思想，才能吸引广大知识阶层，规范世人的思想和行动，如此才可以长治久安。这是《礼记》被推上经典地位的根本原因。
明天人分际，通古今之谊，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这样的书籍如何不得以广泛流传？
如果要从几千年来流传的浩瀚中国文化典籍中，找出五本对中华民族集体文化人格影响最大的书。那么，除了老子的《道德经》、孔子的《论语》、庄子的《南华经》，接下来一定就会找到它。
就是戴圣的《礼记》。
从所起作用的大小看，《礼记》应该次于《论语》，比肩于《孟子》，却远远超过《荀子》。西汉以后，《礼记》由一部儒学解读式著作逐渐变为一部重要文化经典，这种变化本身就值得人侧目。
这里仍然不能不再次提到郑玄。
郑玄以毕生精力注释儒家经典，《后汉书·郑玄列传》总结郑玄的经学成就时说：“郑玄囊括大典，网罗众说，删裁繁芜，刊改漏失，择善而从，自是学者略知所归。”郑玄博综古今，广洽精详，兼采异说，遍注群经。据清儒郑珍考证统计，郑玄的著述约有六十种之多，其学术成就之大非常人可以想象。
毛亨、毛苌叔侄的《毛诗》曾经被他作笺（笺与注释不同，笺是宗一家之说而又有所引申发明。——作者注），从此，《毛诗》插上了飞翔的翅膀，跨越千年云海，翱翔至今。
戴圣、戴德叔侄的《礼记》被他作注，从此，《礼记》代庖《仪礼》，独步古今。
八
在我看来，闪烁在戴圣《礼记》中的光芒，其实远不止是被人喜闻乐见的文采，也不只是被统治者青睐的工具化礼乐思想，更重要的是其发幽掘隐的洞见，与别出心裁的文化人格独塑意识。
来看一段《礼记》中《儒行》里对儒家知识分子的自我人格标定：
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淫，其饮食不溽；其过失可微辨而不可面数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儒有忠信以为甲胄，礼义以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立有如此者。
儒有一亩之宫，环堵之室，筚门圭窬，蓬户瓮牖；易衣而出，并日而食，上答之不敢以疑，上不答不敢以谄，其仕有如此者。
儒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稽；今世行之，后世以为楷；适弗逢世，上弗援，下弗推，谗谄之民，有比党而危之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虽危起居，竟信其志，犹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
儒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幽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和为贵，忠信之美，优游之法，慕贤而容众，毁方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
儒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程功积事，推贤而进达之，不望其报。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
读之令人肃然起敬！
自古迄今一代代人格高蹈、节操磊落的文化士子，不就是按照这个坐标来框定自己的人生的？传统儒家精神的养成，人文情怀的建立，不都是以此为渊薮而蔚然成风？
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上弗知也，粗而翘之，又不急为也；不临深而为高，不加少而为多，世治不轻，世乱不沮；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
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慎静而尚宽，强毅以与人，博学以知服；近文章，砥砺廉隅；虽分国如锱铢，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
这样的礼，文质彬彬而又刚肠疾恶。
这样的礼，谦和冲穆而又独有秉持。
这样的礼，温文尔雅而又决不妥协。
而这，才是孔子所言“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的礼，也才是他所说“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礼。
将礼看作愚忠与吃人的人，都没有真正读懂戴圣，更不懂孔子，还不懂一脉相传的中国儒家文化精神。
九
这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令人惊异的现象。
当异族统治者通过暴力、血腥与屠戮，最后以胜利者的姿态入主中原之后，他们却很快臣服于被征服者的文化，呈现出对汉文化的无比欣赏与融入之中。
五胡十六国时，广袤的中国北部遭受了“五胡乱华”的纷乱时局，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相继入主中原。从白山黑水、大漠孤烟或广袤草原上走出的粗鄙的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骤然走进陌生的中原，感受着不可同日而语的华夏文明，在敞轩高堂里成为主宰之后，忽然发现自己除了剽悍与勇猛之外竟然一无是处！不仅无法从精神层面统领这些战败区的人民，不懂国家政权的创设、运行和管理，甚至还无法安稳胜利后居功自傲、粗野无礼的那帮乱糟糟的早期弟兄。
于是，为了王朝的稳固，笼络被征服区域占据文化主导地位的汉人士层，同时，为了让那些刚刚换上官服、原先出身草莽的弟兄们从打打闹闹、推推搡搡中变得尊卑有秩，上下有序，这些统治者无一例外，均对汉文化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倾心和依附。
他们求教的殷切目光，落在了儒学的肩头，而儒学“六艺”中的《礼》是焦点所在。
他们长久思考后，恍然大悟：《礼》虽是儒学“六经”之一，但却又蕴涵着更多儒学精神向度的意蕴。合称“三礼”的《周礼》、《仪礼》、《礼记》，涉及的是规范与准则。通俗讲，它的作用就是“安上治民，莫善于礼”，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的渊薮。
礼，有着理人伦分际、序长幼尊卑、顺上下等级的重要作用，所以他们格外重视《周礼》，并由此延伸到对儒学的顶礼膜拜。
如前秦氐氏苻坚，积极恢复太学和地方各级学校，广修学宫，招聘学者执教，并强制公卿以下的子孙入学读书，而且每月幸临太学，考问诸生经义，品评优劣。同时规定俸禄百石以上的官吏，必须“学通一经，才成一艺”，否则一律削职为民。
还如后赵石虎，这个残暴成性、昏虐无道的暴君，在残忍狠毒、滥杀无辜的兽性之下，如同古罗马皇帝尼禄对戏剧格外钟情一样，竟然“颇慕经学”。
还比如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公元四九〇年，他亲掌朝政之后，为进一步全面汉化，首先迁都洛阳，继而推出一系列汉化政策：改鲜卑姓为汉姓，禁止鲜卑族同姓结婚，鼓励与汉人通婚。他不仅自己带头改名为元宏，娶汉族大姓女子为后妃，并给他的弟弟们也娶来汉族妻室，而且将公主们嫁给汉人；其次他下令鲜卑人一律改穿汉人服装，禁止说鲜卑语，并严厉规定在朝廷为官者如果再说胡语，就降爵黜冠，为此他不惜杀掉太子以儆效尤。
例子还很多。
如果没有“大小戴”振衰继绝，整理并续传《礼记》，罹患过不可计数兵燹战乱之灾的中国，即便是胜利的入侵者想依《礼》求治，收拾破碎的山河，安顿离乱的天下，但到哪里找寻治国的法宝《礼》呢？
有二戴的《礼记》在，他们顿时放心。
中华文明也顿时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