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孔子：一个有趣儿的老头
他是一个孤独的人。
在两千五百年前的夕阳残照下，他始终以一个被放逐者的姿态，孤独而傲岸地置身在主流社会的热闹人群之外。但这种游离与疏远，却又有着过多主观躲避的成分，那是一种天性皎洁的高尚人格所致。前途穷蹇，四处壁垒，孔子怀揣着终不得抒的理想与抱负，跋涉在崎岖的山路之上。周遭罡风烈烈，他却独自浩浩荡荡。虽荆棘缠腿、步履维艰，但因心有所向而乐此不疲；虽遗世独立、衣衫褴褛，但因胸有所怀而矢志不渝。
他是一个简单的人。
听到一曲美妙的韶乐，便沉浸其中，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简单到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将生存的快乐简约为“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甚至为向学生辩解自己内心无亏时，不惜指天发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简单到在落魄之中被人形容为“累累若丧家之犬”时，却一脸妩媚地说：“然哉，然哉。”
他也是一个浪漫的人。
他相信，如果人人都心底亮堂，处处都烛光闪耀，那么世界就会光明一片。重要的，君子应从自身做起，来启亮人世，开解混沌，驱除低下、龌龊与鄙吝。他懂得，知识分子的全部担当与使命，不是坐拥书城，俯仰其间，与书籍悠然独对，在笔墨间消遣人生，而是通过博文约礼，完善自己的德性生命之后，用自己的知识与思想，化愚顽，明盲瞽，去邪佞，为他人心中植绿，为世界垦荒，通过改造人心改造世界，最终实现文质彬彬、纲常有纪的和谐大同社会。
他还是一个悲剧性的人。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他从来没有忘却一个文化者对统治者的规劝与教导的职责，他强调“政者，正也”、“举直错诸枉”，他呼唤所有的统民之人，视民如伤，心怀黎元，苍生在念。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而这种呼唤终是空谷传音，有去无回。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一己之力微若草芥，仍信念在怀，大道荷肩，他守之不移，持之以恒，这便有了悲剧的色彩。
他走得太远，超越时代的睿思尚不能被他所生存时代的大众理解；他站得又太高，高居众人头顶视线之外，又绝非时人所能看到，而这些都构成了哲人永恒的生存宿命。但，凝重与庄严就蒸腾于其间，向四周袅袅挥散，虽无人观瞻，却愈显静穆与神圣。
伫立在出云的山巅，为众生作亘古的瞭望，瞭望者自己便不能不承接寂寞；避开喧嚣的尘世，让思想款接天地古今，为大众思考生命与永恒的真谛，思想者自己便不能不拥抱永久的岑寂。
他就是孔丘，孔仲尼。
一
这些都是他，但又都不能准确概括他。
雨果说伏尔泰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孔子知识的丰厚、眼光的超迈、做人的笃实、行事的执著、沛胸的道义、高蹈的人格、健全的德性生命、心忧天下的人文情怀、影响中国数千年政体与文化的思想体系……都在指向这样一种界定：“孔子”已不是一个名词，而是一种文化的标高。
历史对孔子的身份认定，是三个依次强化的学术肖像：
首先，他是位老师。一个在中国教育史上首次将王官之学下移至民间，打破教育门阀，实现“有教无类”的伟大教育家。
其次，他是个重要的文化拾荒人。通过潜心书斋，全面整理古典经籍，祖述尧舜，宪章汤武，上承三代，下启来世，这是衔古接今的孔子所独具的文化里程碑意义。
再次，他是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中国建立起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学术体系，并赋予“儒”以强烈的使命感、自尊感和内在德性力量，使之传习不衰，构建了中国士大夫层的集体精神生命——守死善道、士不可不弘毅。
不管是哪种身份认定，孔子都具有开山立宗、举灯映路的非凡意义，决定了其在中国文化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至高至伟作用。
周平王东迁之后，社会矛盾更为加剧，天下大乱。伴随诸侯国的不断强大，周王室虽为天下共主，但已摇摇欲坠，不复有一统天下、号令诸侯的力量。诸侯国之间弱肉强食，战乱频仍，表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礼崩乐坏，斯文扫地，传统文化难以为继。《庄子·杂篇·天下》在描述这一文化道德紊乱期时说：“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
感谢孔子，正是孔子潜心书斋，敏古好求，删《诗》、正《乐》、定《礼》、赞《易》、修《春秋》等一系列文化抢救工作，保存了传统文化，起到了振衰继绝、接竹引泉的历史作用。
宋代邵康节在《皇极经世书》中说：“孔子赞《易》，自羲轩而下；序《书》自尧舜而下；删《诗》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轩而下，祖三皇也；自尧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可以看出，没有孔子的文化拾荒行为，滥觞于尧舜禹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可能早已枯竭、断流。
而浇铸其万古师表地位的，则是他开天辟地地创立了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律约、以“中庸”为手段的思想体系。
《汉书·艺文志》载：“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叙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说文解字》中解释“儒”，为“术士之称”。这就是说，“儒”在孔子时，是与其他具有“六艺”之能，并借此求仕的行当并列的，除了有别于躬耕于垄亩的野人，和骑士、武士、乐士、术士等完全一样，只是一种普通的行业。儒学成为学派，也仍是孔子首创之后，经子夏设教西河，大雅传诵，以及子思开馆授徒，将儒学发扬光大之后的事情。
孔子生值春秋季世，当其生年，他的学说不过名列九家之一，还远远不能称之为显学。老子的无为论，墨翟的兼爱说，法家的法统论，都与之分庭抗礼。所以，齐国的晏子、楚国的子西，以及陈、蔡那些大夫们，才都可以坦然对儒学挞伐，屡屡攻击。将孔子学说独家挂牌为儒学，并且实现亨通、显达，过上了好日子，是到汉高祖才有的事。自那时起，孔子才被请到祠里享祭，受用起生牛肉大礼。在隋唐以前，孔子是跟附在周公之后享祭的，提到儒家学说，必是周孔连称，犹如老子前面要有黄帝。直到唐太宗贞观二年，诏停周公先圣，孔子才从原先的“二哥”位置，跻身到“一哥”的宝座。
这些，当然都与纯学术意义上的儒家文化本身毫无干系。让人感兴趣的始终是，他独创的系统而庞大的儒家学术体系的终极价值在哪里。
是的，这终极价值就在那延宕数千年而不衰，至今仍为人类社会向往并追求的崇德贵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亲的伦理文化、文质彬彬的礼乐文化、远神近人的民本思想之中。
孔子知道，只有建立一个“均”、“和”、“安”的理想社会，杀戮才会停止，纷争才会熄灭，紊乱才会找回秩序，道德才会得以回归。
围绕这一目标，他建构了庞大而系统的思想体系。首先要解决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爱的问题，每个人都应当加强德性生命的塑造，即“仁”；其次要对人进行律约，使其各安其分，即“礼”；最后是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论，即“中庸”。
如何使人具有仁、礼与中庸，那就是教育。儒学终究来说是一门人生实践之学。在老师方面，是用启发的方式，循循善诱弟子去认识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真实和谬误，从而达到对人生和道义的了悟；而在学生方面，则需要践形尽性，从老师的教诲中得到启蒙，然后再回到自家身心生活，对世界和真理有所体认和存养，最后实现知礼而达仁的境界。只有人人存仁体礼，由个体的人放大到组成社会基础单元的家，继之再放大到邦国天下，那么，最终就会实现“均”、“和”、“安”的理想社会。
一个系统的中华文化体系就此横空出世，巍然矗立。
一个完备的中华思想谱系就此扎根民间，荫庇万古！
钱穆说：“儒家思想形成中国民族历史演进之主干，这是无疑的。广播在下层的是社会风俗，英华结露而表显在上面的是历史上的各方面人物。而传衍悠久，蔚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之结晶，是中国民族文化之主脉。并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国民族之历史与其文化，乃是中国民族之内性之发挥而成悠久的历史与文化者，其间最要的一部分，则为儒家思想。”
孔子所创树的儒家思想，自西汉被政体纳入，遂始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其倡导的礼、义、廉、耻、仁、爱、忠、孝，不仅是中国文化的灵魂，也成为东方人类普世伦理的重要组成，更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渊源。
如果不数典忘祖，那么就该承认，历史上儒学一直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和主体，儒学就是中国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在中国内交外困的某些特定历史时刻，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人们曾对儒学进行批判和挞伐，但今天看来，这些弥漫着浓郁火药味的运动，依然缺乏学术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静，多的是革命名义下的呼啸，还有就是不明就里式的蛮横无理。因为汉儒把孔子神圣化、谶纬化，隋唐将孔子断章化、分裂化，宋儒将孔子印心化、教条化，这么一路折腾下来的孔子，早已不是夫子本人能认识的模样了。
法朗士说过一句话：“生为一个伟大的人物，实在是种大不幸。在活着时，他备受苦痛，而死后，又硬被不相干的人作弄，最终使自己变成与己毫不相干的人。”
让我们听听这样一些声音：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写道：“《诗》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乡往之。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
朱熹说：“此道更前后圣贤，其说始备。自尧舜以下，若不生个孔子，后人去何处讨分晓？”
法国思想启蒙导师伏尔泰在他的《哲学辞典》中说：“我全神贯注地读孔子的这些著作，我从中吸取了精华，除了最纯洁的道德之外，我在其中未发现任何别的东西。”
柳诒征在《中国文化史》中说：“孔子者，中国文化之中心也。无孔子则无中国文化。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自孔子以后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开。”
公元一九八八年，诺贝尔获奖者齐聚巴黎，探讨二十一世纪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达成共识：“二十一世纪人类欲更好地生存与发展，必须到孔子那里去汲取智慧。”
当然，被后人泥塑成“素王”供奉在大成殿里，孔子会为此深感讶异而可笑，他会认真地说，这哪里是我呢？
二
行走在春秋末年，孔子比烟花更寂寞，比浮萍更伶仃。
公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于鲁国陬邑。因父母祷于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端的是“德不孤，必有邻”。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几位最重要心灵导师，在公元前六世纪中晚期这个特殊的时间段里，几乎同时相约在东西方接踵而出。
先孔子十五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于公元前五六六年在迦毗罗卫降生；后孔子十一年，古希腊哲学家、辩证法奠基人赫拉克里特出生；孔子去世后十年，苏格拉底出世；具体出生年月不详的老子，却与孔子在公元前五一八年的周王室洛邑有过清茶袅袅融会心的促膝交谈，因交谈者的伟岸身量，这次会晤注定是空前绝后的，那是站在人类思维巅峰上的最伟大智者的会晤，是中华民族两位精神原创者的绝世会见。
人类文化的天空，因这几颗耀眼星宿的横空出世，陡然变得璀璨至极。从此，他们彼此镶嵌在人类哲学的母版天空上，熠散着冷峻而永恒的光亮。
而现实之中的孔子，只带着俗世遮罩给他的卑微与辛劳叙写他成长中的岁月。
三岁丧父的孔子，在寡母颜征的教育下，自幼就好习礼仪，“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史记·孔子世家》）及长，二十岁时担任委吏（管仓库的小吏），二十一岁时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此即孔子自况：“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
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岁的孔子从此奠定了治学、做人、为政等坚实的学问与道德基础。至此，开始授徒设教。颜无繇、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从学。鲁国权臣孟僖子将死，嘱其二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说：“今孔丘年少好礼，其达者欤？吾即没，若必师之。”由此可见，其学问与道德之名已经盛传。
孔子的政治生涯是从公元前五〇一年的五十岁开始的，先任中都宰，次年升为小司空，后擢而为大司寇，摄相事，鲁国实现大治。
官位的亨通，生活的裕如，这些永远是不属于哲人的。即便拥有，也只会是暂时，一切都会转瞬而逝。因为真理在怀，他会时时向虚妄与丑陋质问；因为爱意在胸，他会时时对民众的苦难流下艰涩的眼泪；因为道义在肩，他会时时向谬误的现实愤然。
果然，公元前四九七年，为败坏鲁政，齐国选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季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于大夫。终致失望的五十五岁的孔子，远离母国，踏入周游列国的漫漫风尘之中。
临走时，他唱了一首歌：“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鸡鹜升堂，凤凰远潜。月虽是故乡明，但亲爱的故乡已被位居上僚的少数混蛋搞得乌烟瘴气，理想被现实彻底瓦解，只剩下失望之后的深深绝望。那就轻咳一声，拂下衣袖，转身而去。
何处是归程？长亭更短亭。
远走时的心境，永不是《诗经》中“适彼乐土”的那种欣然，而是充满郁愤的无奈，很像愤然离开李希诺斯夫基亲王时的贝多芬。音乐家留下的纸条是：“亲王，您之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为我，是靠了我自己。亲王们现在有的是，将来也有的是。至于贝多芬，却只有一个。”
孔子没有贝多芬的私人化怒怨和愤懑，他只因大道不行而尽弃所获，出逃与远离也非寻找新的依托和寄靠。
就这样，毅然决然，他将自己从一个大司寇变成了一个流浪汉。
哲人在自我认知上是没有归属感的，他的本意就是漂泊，就是伶仃，就是游牧。驻也由我，行也由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羁绊我自由的双脚，这就是大自在的人生，这就是永恒的行者。
一流的心灵，不光盛放着智慧和关爱，还永远留着一张空荡的床，供忧患栖息，让忧伤小憩。所以，不管佛陀，还是老庄，不管真主，还是耶稣，都讲求逃离安逸，坚持苦修，于财色名利的红尘之外艰难地寻求抵达智慧的必经之路。
但，一个五十五岁的老人，就为了对真知与道义的向往与拥抱，从而不顾年迈体衰，放弃至尊的高官位置，扔掉优裕的生活条件，毅然自我放逐，远离故乡，一头走向前途未卜的苍茫夜色之中。这无论如何，都令人感慨万千。
这是中国文化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
夕阳西下，一个忧伤的老人，一辆破旧的牛车，一条通向远方的迷茫之路。他将从这里走出去，用双脚丈量山河，用思想丈量文化。
那就走吧。没有犹豫，也没有迟疑。
三
这一走，就是漫长的十四年。
需要多么坚韧的健壮肉体，才能经受长达十四年之久的坎坷崎岖路上牛车的颠簸呢？何况他这时已经是一个五十五岁的羸弱老人。
信念，是一种存放在内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间一种无声的精神唤醒，成为生命的大自觉。而一经产生，其力度就远远大于一切，包括孕育这种力量的肉体自身。当一个人为理想而活，为真理存在，虽筚路蓝缕而不苦，虽赴汤蹈火而自若。简约生活，轻视肉体，慨然生命，全因他心中托着尊贵无比的信念。
“吾欲仁，斯仁至矣！”怀着无限的美意，持着永恒的善念，以礼律约束自身，克制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寻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诚，将执政理念定为“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礼的世风化民导众，为渊驱鱼，为心植绿，为百姓谋福祉。
孔子的精神力量就来自于此。道义在肩，舍我其谁？因为真正的智慧和知性，必是以追求人格完整为目的的。他只向更为完美的人格折腰，只在陶冶情操的路上，甘心接受所有的苦难和磨砺。
但，路上等待孔子的又绝不只是饥肠辘辘的穷蹇和风尘仆仆的艰辛，还有无尽的凶险磨难。
就像头戴荆冠、背负沉重十字架走向受刑地的耶稣所展现的高贵与仁慈，灾祸如影随形地伴随着周游路上的孔子。正是在危机四伏中，他用特有的从容与淡定、自信与快乐，向世人展示了他大义凛然的精神禀赋，人格的尊贵，人性的魅力，尽绽其中。
艰难重重，困苦多多。
公元前四九七年，去卫适陈，过匡地（今河南省长垣县境）时，匡人误认孔子为阳虎（因阳虎的人曾欺压匡人，而孔子的长相又极似阳虎），围困孔子。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后孔子过蒲，恰逢公叔氏发动叛乱，再遭蒲人野蛮扣留。亏得弟子公良孺施勇斗狠，才得以脱险。
公元前四九三年，去卫如曹，在适宋的路途上，曾与弟子习礼于枟树之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公元前四八九年，孔子离陈过蔡地去楚国时，被陈、蔡大夫率徒围困。绝粮七日，弟子饥馁皆病，子路、子贡均面有愠色，但孔子依然大雅传诵，习礼不息，弦歌不止。
大家都在皱眉头，孔子却幽默地引用《诗经》中“匪兕匪虎，率彼旷野”来反问学生们：我们既非犀牛，也非老虎，为什么总徘徊在旷野上？难道是我的学说不对吗？颜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为此欣然而笑，满脸春风地说：“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有财，吾为尔宰。”假如你有钱了，我去为你当管家。
面前是无尽的困苦、磨难、威胁，付之的却始终是持定、自若、不屑，甚至是发自内心的微笑。
听听孔子在生命遭到威胁时随口掷出的傲岸、豪纵乃至俏皮的话语，你就不能不对他心生敬意。
面对周游路上的一次次拒绝，面对路遇的一次次生命险境，这个枯瘦的老头儿始终没有放弃甚或减弱自己的弘道之志，反而更加坚定自己的信念。这就是孟子后来总结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既然胸中抱定大道，并将整个生命悉数奉献给道，那么生命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弘道，虽明知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为之，直至尽其道而死，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朱熹说：“人外无道，道外无人。然人心有觉，而道体无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一个人内在德性生命境界的高下，决定了其外在人生实践的优劣，欲在人生中张扬自己，显功德于世，先决条件是德性生命的塑造。所以，人与道永非互为主客体关系，而只能是前者施，后者受。
孔子已从常人的“愉快”生活含义里高高拔离，具体些讲，是“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是“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乐之至于斯也’”；是“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统而言之，是在仁德之心的培护之中，通过持之以恒的内外双修，获得德性生命的萌芽、茁壮、参天，继而于仁者之心中升腾起无限的欣然和畅快，进而形成行仁弘道途中无限的动力，并竭诚尽力投入其中。
“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这句极具启发而又深含寓意的话，他用整整一生在恪守践行。
此时，他胸中装着无限，所以不再拘泥于恒常的穷蹇生活细节；他心中有使命召唤，所以自然磊落使气，凛然于人，用微笑作答一切。
四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是孔子一句相当自负的政治宣言。
但现实的世界，从来没有一片可供他的仁政思想跑马驰骋的牧场。他的王道主张、民本思想、仁政纲领决定了每一位统治者都愿意用优厚待遇供养这样一位文化偶像做摆设，却不会真正启用。而他也绝不愿意将自己作为统治者的饰物，来装点谁的门面。
所以，他只能一直在路上。
唐开元十三年，在泰山封禅之后，取道曲阜祭奠孔子的李隆基甚至还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夫子何为者？栖栖一代中。”而这声悠长的发问早在孔子生年就被另一个人问过，问者是鲁国隐士微生亩。他话语倨傲，居高临下地问孔子：“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
孔子的回答是：“非敢为佞也，疾固也！”我不敢卖弄口才，是这个世界病得太重了。
病在哪里呢？孔子深刻地看出：乏仁。
遍地佞邪虚妄，哪里是“仁”所栖息的枝头？处处瓦砾荆葛，“道”又在何处安身？
在孔子那里，仁，是一种道义沛胸、无暇他顾的修养。仁，同时是一种不为生活羁累、物我两忘的境界。仁，具有最完美的人格、最高尚的品德、最和善的爱意，是人类最高智慧与终极道德的结晶。它是人与自己内心、他人及整个外部世界的一种同体感通的情怀，是真理的最高敬奉。
为了求得仁，人就必须学习，博古敏求，学而无厌。为此，他首创性地大规模招收学生，聚众授徒。不管在流亡的路上，还是燕居在故乡，总有一大帮学生簇拥着他，听他教诲，受其启悟。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孔子煌煌的教学成就！
孔子这一全方位的学术建设，为后来的战国诸子提供了治学行为所仿效的样板，他们或传授生徒，或撰写著述，或游历诸侯，或建立学派，均没有超过孔子所创立的为学模式。
在中国最早的这间课堂里，师生酬答有致，彼此谈笑风生，话题宽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学主张，就是以文发学生之蒙，以行积学生之德，以忠立学生之节，以信全学生之身，以礼约学生之形。他的教学，是将古代文献典籍的知识教育和以忠信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会实践三者结合修为的综合体系。他要的，是学生认识现实生活中的自我，达到对人生当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个永远的探索过程，贯穿人的整整一生。
在孔子那里，为学，远非仅仅熟读“六经”课本，然后俯仰天地，以饱学自命。他通过弟子曾参之口，道出为学之人的首要——尽忠，守诚，执信，然后对之时时习练，在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中，走向人格与学术的双重完善。
一个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始终颠沛流离在路上的老人，为什么始终高扬着清癯的面庞，谦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于陈、蔡，也教习严明，话语琅琅，无一日不大雅传诵，无一时不弦歌悠扬？是自我蒙蔽性陶醉，还是绝望至极点，转而寻求心灵的另一向度温存？
都不是。孔子眼里的礼乐，完全不同于今日吾侪酒足饭饱后的无聊K歌。我们是在发泄，孔子是在发心。他已将礼乐作为学生修德明心、为学论政必经的一扇门，而且，作为日常功课，须臾不可废。
《礼记·乐记》：“君子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原因是，致乐以治心，致礼以治躬。礼就扎根于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温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阳光斜披，静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贵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怜悯的眼泪。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则不人。所以作为人，怎么能不习礼呢？“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这是个逻辑递进关系。
他有个主张：“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他主张对富与贵的诉求，但必须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之内；他也认同恶贫去贱的人性本能，但给出的限制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这个“道”在哪里？就在于“仁”。只有仁德之人，才会“名利于我如浮云”，安于仁德，贫富自适；也只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间种种的虚妄和短暂，顺仁而安。
为此，君子要安贫乐道。安贫是为了守“道”，终日带着一张苦瓜脸去守，他能坚持的时间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乐道”。只有乐在其中，才有兴趣与恒心。钱理群说过一句我认为相当高明的话——做任何事，刻苦的结语常常是两个字：及格；兴趣的结语常常也是两个字：出色。
所以，孔子对“贫而无谄，富而无骄”的评语是尚可，但还不够，应该更上层楼，登到“贫而乐，富而好礼”这一层。
也即在此时，孔子在奔波的路上连续遇到一系列隐士，并为他们所讥诮、批评。石门、荷蒉、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莜丈人、仪封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面对天下无道，自己无法作为时，绝不同流合污，而是在坚守自己节操的同时，选择避世，以独善其身；当世不可避时，则退而求其次，选择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为他胸中怀拥着大道，负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强调道德人格的崇高价值，有着以天下为己任、匡正时弊的社会担当。但他并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视甚至去鄙视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向对自己毫不客气讥讽加指责的七位隐士，送去了自己的赞许。这就是来可泓先生所说的：“孔子是反对隐士思想和行动的，他也曾被长沮、桀溺等人骂得很难堪。但孔子认为他们是贤者，比之于当政的斗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面称他们为贤人，一面却坚守自己积极进取的用世之道。
支撑孔子这样做的内在生命力量在哪里？
是《周易》所说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说。
孔子命运多艰，处处碰壁，就是因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与生活讲和，弯腰向权贵摧眉，为自己找一个含混的借口，老人家还会颠簸在路上，与穷蹇为伴吗？面对官位，孔子的态度是：不汲汲于官位，也不避位，无可无不可。
无道则隐，死守善道，独抱洁操；有道则现，行仁推礼，达民化人，这是孔子永恒的用世主张。如果政治黑暗，那么就要隐起来，至于隐于野、隐于市，还是隐于朝，是在岭上与白云耳鬓厮磨，还是在山涧梅妻鹤子，怎么随意怎么来。但只要政治空气清新，外部环境许可，大家就应该果断地走出去，将自己的学术和政治理想尽可能地实现在各级岗位上。他始终昂扬向上，欲用一己之力来挽救即将垮塌的文明，不管在何时。
明知不可为而执意为之，并矢志不渝，砥砺而行，这便给人生打上了几许悲壮的色彩。
五
天涯遥遥，何处是我家？我推仁化民的政治抱负又最终能在哪里实现？
周游的路上，他一定暗自一遍遍问过这个问题。
至齐、卫、陈、蔡、楚，一次次的碰壁，一回回的见阻，虽丝毫动摇不得他沛然于胸的大道，却也使他日渐苍老的心中开始泛起白居易式的归乡之情：“穷通与生死，其奈吾怀抱？江山信为美，齿发行将老。在郡诚未厌，归乡去亦好。”
公元前四八四年，从家乡鲁国递来了一枝玫瑰。弟子冉求为季氏将左师，与齐军战于鲁郊，克之。季康子问他是怎样学会作战的，冉求说学于孔子，遂荐孔子于季氏。季康子派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归鲁。至此，孔子结束了在外十四年的颠沛流离的生活，重回母国。
这是个温暖的邀约。
六十八岁的孔子，在行将就木的人生末班车上，仿佛看到了一丝希望。
但，回来后的他很快就懂得，这只是他的一份纯系美好的遐想。虽然，此时的鲁国国君已是鲁哀公，执掌大权的季桓子也换为季康子，但鲁国还是那个鲁国，一切依旧。
鲁哀公向孔子问政，孔子曰：“政在选臣。”又问：“何为则民服？”（《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回答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哀公不置可否。
季康子也向孔子问政，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季康子欲行“田赋”，将军费改按田亩征税，使冉求问孔子，孔子曰：“若不度于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左传·哀公十一年》）季氏不听。
鲁国再次向兴冲冲归来的游子竖起了坚硬的手掌。
至此，这个白发萧疏的文化老人终于彻底明白，己志终不得抒，己道终不得行于天下。
“凤鸟不至，河图不出，吾已矣夫！”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隔着两千五百年的月光路，哲人那声悠长的喟叹，在今天听来，仍然那么凄切，那么嘶哑，那么绝望！
作为一个用心灵构建生命、用思想涵盖生活的人，他的神经末梢自然比别人更纤细，他的感官系统自然比别人更敏感。万木凋敝，落叶飘零，别人眼里再寻常不过的季节更迭现象，在他这里却得以延伸和拉长，情从心生，伤时感世，引出身家之戚，勾出黍离之悲。他因心灵质地上的细腻而更接近自然，他因思想上的丰博而更为敏感，所以，他比别人更具有神性的感知和领悟能力。
一生怀着继先圣绝学，开万世太平，怀着克己复礼大志，倡行仁德大道，立意效法周公的孔子，在一派日薄西山的气息奄奄之中，面对坚硬而无奈的现实，终于知道大道难伸，己志不抒。
盘桓在心头持久而崇高的历史使命，压抑在胸口的艰涩愤懑与彻底失望，都使这位永不向现实低头、永远钦敬并迷恋远古文化礼制的睿智老人的心中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强烈的隐痛。
英雄暮年，壮志难酬。
死，并不可怕，忘怀生死的孔子向来达观，“朝闻道，夕死可也”。但崎岖而漫长的人生路即将走到终点，面前的这个乱世仍然嘈杂一片，“道”还是没有闻，“仁”还是没有布，“礼”还是没有行，“均”、“和”、“安”的理想社会体系还是没有建立。
虽然秉持一生的信仰旗帜依然高高飘扬，但此时，却尤显孤单和冷清。怀抱的道义依然鲜明而刚烈，但此时，却更为独孤而凄然。一切已不可为，无所为，无力为，那就将一腔郁闷化作一声长叹，尽付眼前寂寥的山河吧。
司马迁《史记》中的一句话大可玩味：“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但让人惊讶的是，这个生命即将走向终点的老人没有因此而绝望，从此退隐柴扉，与世隔绝，而是抱着守死善道的信条，钻进书斋，专心从事古典文献的整理和教育事业，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赞《周易》，潜心聚徒授业。
自此之后，他不再过多关注时事和世情，而是埋头浸淫于书斋，将自己的思想用学术形式传诸后人，走向更加学术化和理论化的晚年思想者道路。
中国后世学人，不管在年轻时如何独上高楼，到垂暮时分大都退隐田园，关起门来，三径就荒，做起启育后生，或学理研究之路，就是从这里找到的最初的模板。
这是孔子一生之中文化事业的一个重要分水岭。
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岁的孔子开始设帐授徒，琴张作为开门弟子第一个从游，自此，仲由、曾点、冉伯牛、闵损、冉求、仲弓、颜回、高柴、公西赤诸人先后入学，这些人组成了孔门弟子的第一集团。公元前四八四年，六十八岁的孔子受季康子之召，自卫返鲁，有若、曾参、言偃、卜商、颛孙师诸人皆为此时从学，他们组成了孔门弟子的第二集团。
围绕孔子早年与晚年的个人思想变化，这两个学生集团也呈现出互不相同的集体治学风貌。之前的孔子有用世之想，时时寄望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政治理想能付诸社会实践。因而，前期的弟子多重于世道实用，学为的是行，注重体道于仕，注重学术的社会实践化。这是冉求为季氏宰，子游为武城宰，原宪为单父宰，子路先为季氏宰，后又为卫大夫孔悝之邑宰，以及子贡以一个国际政治家形象行走在列国的重要原因。
而当他在饱经风霜地周游列国返鲁之后，孔子深知己道不行，仁政难布，由此，用世之心渐渐浅淡，转而向书斋，深入于学问之中。所以，后进的弟子潜心学理，礼乐的理论层次愈加细密，淡化用世之心，集体致力于学理探研，注重发幽见明之功，而且分别成为托钵师门的一代思想宗师。
但即便在此时，孔子仍在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听来，尤令人神伤！
此身已老，但向往用一己良知积极改造社会的火焰依然没有熄灭，以德化民的用世之思依然那么强烈。
世上最打动人的美，往往最沉静。不管是为家国英勇殒身，为道义慨然殉命，还是为爱情默默固守，为践诺扬骨沥血，其间所蒸腾、扬烈的精神，便是人的不寻常的坚执与守恒，从而有了撼人的力度。
崇高，就在那时拔离大地，巍巍矗立。
六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这是孔子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绝唱。声声嘶哑，字字催泪，里面弥漫着无尽的怅惘，叹惋，忧郁，绝望。
公元前四七九年，人类一代思想宗师孔子阖然长逝，享年七十三岁。
那个将人生志向定位于“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的慈祥孔子，走了。
那个时时返身而诚，虚心而中空，保持清醒的生命意识的谦逊孔子，走了。
那个重民之急，行益民之举，敬鬼神而远之的务实孔子，走了。
那个谦逊辞让，恒贞其德，守正持端的文雅孔子，走了。
那个胸拥大道，心忧黎元，认定一己之身只为道生，一腔热血只为义流的豪纵孔子，走了。
那个谈笑风生，风趣幽默，有着巨大生命力和情趣的快乐孔子，走了。
那个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将贵族子弟与犁牛之子同置一堂传授真知的教师孔子，走了。
故人远遁，杏坛空空！
在其身后，他亲手抚育的桃李，已满山遍野绽蕊吐芳，灼灼其华；他亲手栽植的儒家文化，已经蔚然成风，郁郁葱葱，化育万民。
回望两千多年前那个叫孔丘的老人风尘仆仆的背影，你我会在泪眼婆娑中懂得这样一个朴素的道理：人，只要听命于心中的召唤，受肩负道义的引领，就会无视人生的任何表象存在，转而进入心灵的自我世界。俗世的价值比较，此时隐退了；生存和信仰的关系，此时更新了；幸福与苦难的意义，得到重新厘清和界定。
此时，再来回头审视孔子的“道”，便不能不心生钦敬。
在老子眼里，“道”是一种自然存在。它无远弗界，又虚无缥缈，只可尊奉，不可触摸，甚至不可名状。这便是他那句著名的话：“道，可道，非常道。”
而在孔子眼中，“道”是一种人内心培护的仁道情怀，是责任，也是荣光。它近在咫尺，不离须臾，凭个人努力修为与持护即可得到。这也便是他那句著名的话：“道不远人，吾欲仁，斯仁至矣！”
品啜人类早期两位灵魂大师的思想，就不难看出如下差别。前者带有浓厚而无奈的宿命色彩。你看，发芽的枝条最后还要枯萎，升起的太阳最终还要西沉，一切不可抗拒，一切也无须抗拒，袖手吧。所以，庄子有“生以待亡”的观念，认为人生下来就是等死的。
后者，则呈现积极进取的昂扬姿态。是的，再参天的大树也要倒下，再亮丽的旭日也会黯淡，但只要我屹立在大地上一刻，我就要葱郁；哪怕我现在已是夕阳，那也要给世间拂上最后一抹和煦的霞光。
孔子的伟大之处在于，在天、地、人三者之间确立了以人为中心的主题概念，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所产生的巨大力量，从而为人精神生命的开掘、个体道德的实践、人格的自我完善开启了耀眼的航灯。他开创了一个将人的内在世界与天地万物相互贯通、融洽和谐的生命境界，认定人受禀于天道，自性中含有神性，但没有任何东西能遮盖人由天道所生的神秘的创造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这种创造力是自生的，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阻碍它的发展。
因为孔子心中蕴藏着无限，所以，他的胸怀便会辽阔无比，他的目光便会飞纵千里，从而包容一切，涵盖一切，洞明一切。
这个有趣的老头儿，从此，用他手中那盏灯照亮漫漫万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