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因素

一、质量

Johnson和Myatt（2003）在建立垄断和多头竞争框架时发现，当竞争者进入市场时，销售质量差异化产品的企业通常会改变其产品线。他们的研究为竞争性品牌（fighting brands）和企业产品线的调整提供了解释。

Eckel和Neary（2010）的研究认为，离核心产品越远的产品其边际成本也越高。

Bernard，Redding和Schott（2011）通过扩展Melitz（2003）企业模型来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层面活动的影响。模型假定企业间异质性来源于生产率差异，而产品质量（需求）的异质性则是企业内产品间异质性的来源。企业生产率水平决定企业产品的边际成本，而质量则决定消费者对企业内不同产品的偏好程度，并指出贸易自由化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取决于产品自身的属性（attributes）。⁽⁴⁾随着双边贸易成本的降低，出口企业借此机会出口新产品种类。

Manova和Zhang（2012）将产品质量嵌入到Bernard、Redding和Schott （2011）以及Mayer、Melitz和Ottaviano（2014）企业模型中，研究认为，质量差异是企业生产多产品的原因。在他们的模型中，企业间生产率存在异质性，企业内的产品间的质量也存在异质性。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其边际成本较高，但会获得较高的收入，并指出高生产率企业能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其出口范围也更广，从而获得的收入也更高。因此，当企业在增加出口产品时，会优先选择质量最高的产品。

质量对企业出口参与行为（如Hallak和Sivadasan, 2009；Crozet等，2012；Mark等，2012；Gervais, 2015；Aw和Lee, 2017；汤二子和孙振，2012a；汤二子和孙振，2012b；韩会朝和徐康宁，2014）、出口范围（Aw和Lee, 2017）以及出口目的地选择（李方静，2014；赵春明和张群，2016）的影响，也有众多研究成果。Manova和Yu（2017）运用2000—2006年中国的数据，研究且深入探讨了质量对企业产品层面出口参与的影响。

Gervais等（2015）量化了产品质量和技术效率对解释美国制造业工厂出口结果变化的贡献。运用价格和数量信息估计质量，结果发现，除生产率外，质量是企业出口选择以及外贸出口水平的重要决定因素。同时指出，出口质量与生产率对出口结果的影响并不相同，企业在选择出口时，质量比生产率明显更为重要，而忽视了质量因素将会高估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

Aw和Lee（2017）的理论和经验表明，需求（质量）和生产率在解释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范围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在企业的出口决策中，质量对产品差异化程度高、但质量改进弹性较低的市场的影响较大；而生产率则对产品差异化程度较低、但质量改进成本弹性较高的市场的影响更大。

二、生产率

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认为，生产率是决定企业出口参与的关键因素（Melitz, 2003；Bernard等，2003），Chaney（2008）、Helpman（2008）的研究结果表明，企业是否选择进入新出口市场，取决于企业生产率与出口目的地市场的生产率临界，即当企业生产率高于出口目的地的零利润生产率时，企业则会选择该地为新的出口目的地，否则相反。Aw和Lee（2014）通过研究质量和生产率对企业出口目的地和FDI目的国选择的影响时发现，质量、生产率是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决定因素。Demidova等（2012）运用孟加拉国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生产率会影响企业选择出口目的地的顺序。

Bernard、Beveren和Vandenbussche（2010）利用比利时数据，研究发现企业生产率会影响多产品企业出口二元边际。制造业企业将出口并非自己生产的产品，即存在套利贸易（Carry-Along Trade）⁽⁵⁾，并认为企业生产率会影响多产品企业的出口产品选择。

Qiu和Zhou（2013）认为，随着贸易自由化，高生产率的企业将会增加产品范围，而低生产率的企业将会降低产品范围。随着贸易成本的降低，只有具有较高边际产出的大规模企业才会增加产品范围，而具有较低边际产出的小规模企业则会减少产品范围。

Dhingra（2013）发现贸易自由化对产品范围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即会扩大高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范围，而减少低生产率企业的产品范围。⁽⁶⁾

Iacovone和Javorcik（2010）以及Mayer等（2014）的研究发现，生产率较高的企业出口倾向较高。Arkolakis等（2015）研究表明，在巴西，具有高生产率的企业出口倾向较高。高生产率的出口商出口更多种类的产品，出口的最不畅销的产品数量小于低生产率的出口商最不畅销的产品数量。

邱斌等（2012）研究了生产率与企业出口行为的关系，结果表明，出口企业存在着出口倾斜效应和自选择效应。戴觅和余淼杰（2014）、钱学锋等（2011）、赵伟等（2011）研究发现，低生产率企业选择只在国内市场供应产品，而高生产率企业并非必然会选择出口。

汤二子和孙振（2012a, 2012b）、韩会朝和徐康宁（2014）从理论角度研究了双重异质性对企业出口行为选择的影响。李方静（2014）研究了双重异质性对中国企业出口目的地选择的影响，认为高生产率企业更倾向于通过加大研发投入生产出高品质产品，并将其出口到高收入国家。而赵春明和张群（2016）从质量这一单一异质性角度进行研究，并得出企业产品质量的提升引致企业的出口目的地从低收入国家转向了高收入国家。邱斌、闫志俊（2015）认为生产率对企业出口倾向有着显著的正面影响。

三、汇率

一些学者研究了汇率冲击对企业产品范围的影响。Moxnes和Ulltveit-Moe （2010）以2001年挪威汇率升值为准自然实验，分析了汇率冲击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结果表明，本币贬值会减少企业的出口产品范围，降低企业进行产品转换的可能性。Chatterjee等（2013）利用巴西的数据进行研究，发现当本币相对于出口目的地国家的货币发生贬值时，出口企业会扩大出口到该国的产品范围。同时指出，企业自身特征对企业出口产品范围的影响要小于实际汇率的影响。Freund和Pierola（2012）认为，实际汇率贬值会使企业增加出口产品范围。

王秀媚（2013）认为汇率升值与中国出口呈负相关关系。许家云、佟家栋和毛其淋（2015a）的研究表明，人民币实际汇率升值会降低企业出口价格，减少出口数量以及缩小企业出口产品范围；但会提高企业的出口集中度，促进企业出口产品之间的优胜劣汰，有助于提升中国企业产品的出口竞争力。陈婷（2015）以及陈婷和向训勇（2015）等也做了类似的研究。

许家云等（2015）的研究发现，人民币升值能提升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但汇率变动对新进（退出）企业或产品的影响存在异质性。余淼杰和张睿（2017）研究发现，汇率升值通过提高出口企业的竞争压力来促使企业提升出口产品质量。张明志和季克佳（2018）认为，人民币升值有利于提高企业出口到目的地产品的质量，而企业垂直专业化水平的提升会加大汇率升值的正向效应。

四、企业规模和出口规模

Adalet（2009）运用新西兰的企业层面数据研究了企业产品转换行为，结果发现，在产品层面，企业产品出口规模和出口持续时间决定企业是否减少该产品；在企业层面，企业规模和出口持续时间决定企业是否减少出口产品。

Dhingra（2013）发现在出口企业中存在一个出口份额阈值（threshold），出口市场份额大于阈值的企业会增加产品种类，而出口市场份额小于阈值的企业将会减少产品种类。

De Nardis和Pappalardo（2009）研究发现，在产品层面，企业是否减少该产品取决于产品在企业总产出中的比重和产品生产的持续时间；在企业层面，企业的产品范围和企业规模与企业是否减少出口产品有关。

五、市场竞争

Yeaple（2013）建立的模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内资源再分配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市场竞争程度较大时，企业将不再出口非核心产品，进而将资源分配给核心产品，即竞争会降低企业出口范围。

Mayer、Melitz和Ottaviano（2014）以及Mayer、Melitz和Ottaviano （2016）的研究表明，竞争会引致企业改变其产品组合，出口销售将偏向其核心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