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的国家利益(1)
李滨 陈怡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在这个新时代，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产生何种影响，中国国家利益具体体现在什么地方，这是应该向全世界所阐释的重要内容。阐释这一方针需要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上，需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联系起来。任何通过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阐释，都会造成思想的混乱和世界的误解，招致虚伪的指责。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阐述则更能说明中国国家利益的正当性、合理性、真实性和道义性。
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一个国家具体历史阶段的生产方式是决定一国政治与意识形态的社会经济基础，它对包括对外政策在内的上层建筑有着根本性的影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目前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一经济基础使其生产目的根本上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在新时代，具体表现为：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2)与这一任务相应的国家建设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3)这就是中国进入新时代所要实现的总任务。在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都是从保障这一总任务的实现而衍生的，都是为了服务于这个战略的总目标。
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强盛、民族复兴的总目标，战略途径依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这一道路的制度保障，它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等各项具体制度。按照“公众利益就是公共制度的利益”(5)的逻辑，国家利益的具体表现就是确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顺畅，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有效运行，防范外部世界对这些制度运行的干扰与破坏，服务于总目标的实现。因为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在一个封闭的环境中运行，它开放的特色使之会不断地与外部环境发生互动，受到自来自外部的种种冲击，干扰着它的运行，从而影响着新时代总目标的实现，影响着中国梦的实现。实现制度目标，应对外部挑战，构成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根本内容；制度的内在需求构成了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具体体现，应对来自国际环境的可能挑战构成了保卫国家利益的安全诉求。
以下从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出发，通过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内在制度需求，以及它们在国际环境中面临的挑战，来阐释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和安全诉求。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与国家利益
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方式。人的生存最根本需求就是“吃喝住穿”，为了实现这一根本的需求，人就必须进行生产，发展生产力。(6)但生产已经不再是单个人的生产，而是组织起来的社会生产，而在组织社会生产的过程中必然形成人与人的关系——社会生产关系。这样，“人共同努力来进行生产的方式，影响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影响政体”。(7)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就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的：“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8)它可以简约地说，在生产方式决定着上层建筑的同时，上层建筑作为经济基础的政治与法律体现，通过政治权力关系、法律制度和文化制度保障着经济基础。因此，一个国家的对外利益诉求来自于经济基础，它是经济基础的对外政治表现形式。对国家利益的分析从根本上要从生产组织方式着眼。
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不同于以往社会的生产方式，是以直接满足生产本源性目的的生产方式，即“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求”的生产方式。在目前的历史阶段，中国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来实现社会生产的。实践证明，这一独特的生产组织方式已经使中国人民富起来，正使中国强起来。可以说，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生产组织形式。在新时代，中国仍然要依靠它来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解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与发展的不平衡和不充分的矛盾”，实现人民幸福、国家强盛与民族复兴的中国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是一种独特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它是一种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并通过市场机制来配置经济资源的社会生产组织方式。这种社会生产组织方式并不是私有资本主导的市场经济，而是由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表现为，由公有经济支配和控制国民经济的发展方向、运行态势的市场经济。但由于处于初级社会主义阶段，中国市场经济中也存在着大量的非公经济成分。这些生产虽受到国家的鼓励与支持，但国家也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使之顺应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这种经济非常符合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任何社会经济都具有的“综合而不平衡”：“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决定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因而它的关系也决定其他一切关系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了一切其他色彩，改变着它们的特点。这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它决定着它里面显露出来的一切存在的比重。”(9)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正是体现着这种“特殊以太”与“其他色彩”（国有经济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特征，这构成中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性。
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不是一种封闭的经济，而是一种开放的、融入到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生产的诸多元素与外部世界的资本主义生产分工体系联系在一起，成为国际生产体系中重要的一部分。因此，中国又在世界范围内受资本主义这种“特殊以太”的影响。虽然中国经过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从国际分工上来看，仍没有引领国际分工，许多领域还处于从国际生产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攀升的阶段。这样，从国际分工生产体系以及从中体现的国际生产关系来看，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地位还不高，获得的分配还相对较小，仍然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成为一个现代化强国，中国必须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处于引领地位，占据国际生产链的高端。这是国际经济基础所决定的。新时代中国仍将依靠这一生产组织方式来实现总目标，仍需要更进一步充分利用国内外市场、国内外两种资源；这就需要一个更加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一个相对公平的国际经济体制。
实现富民、强国的总目标，从经济上必须实现中国的产业转型升级，逐步提高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内的地位。中国如果不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占据主导地位，由此产生的国际分配将无法保证中国促进其新时代总目标的实现。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由于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处于从属地位，在国际交换中收益甚少，无法获得国际生产分工与贸易带来的积极发展效应。他们曾经尝试过各种进口替代的战略，试图打破这种生产分工的格局对国家发展的阻挠，从根本上改变自己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边缘地位，从而根本改变国际生产关系中的依附状况。但是由于技术和产业的落后，不论是进口替代还是自我的封闭，成效都不高，要么无从与这种体系切割，要么自身发展缓慢。(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加入国际生产分工体系，利用其中的市场资源，通过自己的艰苦奋斗，促进自己的发展，逐步改变了自己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不可讳言，过去相对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为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外部条件。新时代中国将向更高的目标推进，实现自己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角色的彻底转型升级。因此，中国在新时代更加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
然而，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制中的转型升级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挑战与制约。因为转型升级意味着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利益的重新分配，必然会招致各种既得利益的反对。各种经济保护主义会成为中国转型升级的巨大障碍。如美国近来依据其国内贸易法301条款针对中国贸易调查就是要延迟«中国制造2025»计划。(11)这种作法就是典型的对中国发展利益的阻扰。因此，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制，促进经济全球化继续而健康发展，促进国际经济治理的改革，去抑制和克服各种经济保护主义，为后发展国家的发展提供制度空间，是新时代中国实现发展的内在利益要求。这既是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制度产生的内在需求。
开放的国际投资体制是生产全球化的要求，也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实现生产要素合理而有效率配置的保障，同时也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条件。投资、技术等保护主义既不符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经济增长，对中国实现要素资源配置的国际化设置了巨大障碍；也影响世界经济的增长。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投资环境，既是新时代中国内在的发展要求，也是经济制度内在的要求。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目前生产全球化的实现条件，也是实现中国特色生产组织形式赖以延续与发展的外部条件，是融入国际生产分工体制的中国生产的要求。“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12)交换与生产既是统一的，也是生产得以实现的基础。所以，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对一个开放的中国经济来说，既是中国特色的生产组织方式及其生产关系得以实现的外在条件，也是未来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必要外在条件。因此，反对各种贸易保护主义，维护一个开放的国际贸易体制，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利益所需。
在目前经济全球化受益不均衡的条件下，各种经济保护主义和反全球化思潮将成为中国实现发展利益的重要障碍。从国际经济制度上抑制各种经济保护主义是根本之策。维护一个多边开放的经济全球化体制是避免中国逐一应对一些国家各种经济保护主义的有效制度保障。因此，新时代需要中国主动而积极地维护与推动国际经济体制的开放性与多边性，化解一些国家另组区域经济组织（如TPP）形成对中国对外经济利益的排斥。
促进国际金融健康而稳定运行也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要求。作为交换的中介，货币的产生、发展与商品生产与交换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目前的国际金融体系中，马克思所说的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具有的“骗子和预言家”的二重性(13)表现得尤为突出。它既有促进国际生产融资与贸易的功能，也有制造金融危机的特点。如何趋利避害，使国际金融体系为实体经济提供融资与交换的便利，同时又防范各种金融风险，既关系到中国经济的平稳发展，也涉及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随着中国的更加开放，中国将进一步融入国际金融体系之中，国际金融的负面性成分必然会对中国经济产生潜在的外在影响。维护一个稳定而健康的国际金融体制，是中国国家利益的内在需求。稳步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促进全球金融治理的改革，是中国应对国际金融体制中内在固有风险，防范国际金融危机的最重要两个措施。
所以，从中国现存的生产组织方式和生产目的出发，中国需要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一个稳定、健康的国际金融体制。为了保障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转型升级，通过国际贸易体系促进中国生产目的的实现，中国需要金球经济治理的改革为中国这样的后发展的国家提供制度空间。同时中国也要主动为这种改革创造条件，以自己的行动来促进这一改革。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必然产生的利益诉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在要求有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环境的同时，也要求不断增长的世界经济，还要求有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繁荣的世界经济与和平的国际环境相辅相成为中国经济的增长提供外部条件，为中国生产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的需求和安全的环境。但中国这种需要不是单方面受惠于中国。中国梦的实现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为各国经济发展，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提供更大的市场，更多的资金、技术和管理资源。因此，从经济上来说，新时代中国的利益诉求不是单向有利于中国，而是惠及世界的诉求。新时代中国的利益诉求从经济上讲，是要求合作、要求发展、要求和平、要求稳定。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国家利益
政治制度既是经济制度的反映，也是经济制度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也是这一经济基础的政治保证。中国的公有经济意味着全体人民是国有资产的终极所有者和出资人；而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实际上成为公有经济的实际组织者与管理者，因为其领导下的政府代表着国家管理国有资产，党选配干部经营着国有资产；国有企业由此决定的治理结构依法履行职权的目标就是维护全体人民的利益；巩固、发展、壮大国有经济，搞活国有企业就是体现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属性，就是促进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即使在公有经济成分主导下的混和所有制下，这种制度依然有效。而公有制经济在中国经济的主导作用决定了中国社会主导性的社会生产关系。这一生产关系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经济基础。
在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上，中国的社会生产关系决定了其国家性质（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即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国家主导社会力量构成。这是公有制经济主导地位的产物。但是作为一种代议制领导方式，国家的领导是通过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组织以及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代表，既体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也反映了中国目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实施代议制领导是生产关系的集中体现。因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最根本的政治制度特征，维护这一领导就是维护这一制度的本质。
一国的主权（Sovereignty，实际是统治权）是国家利益的最大体现，但任何主权不是虚化的，而是具体的，是与具体的国家政治制度密切联系的。因为政治制度代表着权力关系，规范着利益关系，保障着经济制度，主导着文化方向。可以说，没有政治制度的保障，其他社会制度都会发生变化。因此，主权及其相联系的政治制度的安全是首要的国家利益，任何国家不到万不得已往往是不会在这一首要国家利益上进行实质性妥协的。
历史唯物主义是讲阶级性主权，而不是空泛地讲人民主权。所以，中国的主权是以人民民主专政形式体现出来，但是通过党的领导来具体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在中国“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4)因此，维护这一制度就是要维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就是维护当今中国的主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要的国家政治利益就是维护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这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内生的最大的国家政治利益。任何外部势力对主权的最大侵害就是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最根本的政治制度就发生了根本变化。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障，因而也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的保证。正如亨廷顿所说，“没有强有力的政治制度，社会就缺乏确定和实现自己共同利益的手段”。(15)虽然亨廷顿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他看到上层建筑巨大的反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特征，决定了只有坚持这一领导才能保障社会主义方向，防范市场经济和非公经济带来的种种内在弊端，促进各类所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有效组织社会生产，提升国际竞争力，有效防范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冲击，从而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这一切已经从改革开放近四十年的经验中得到证明。可以说，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保障，是最本质的特征。离开这一领导，中国的制度就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偏离了实现现代化强国战略的基本战略途径。因为这一目标的实现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它依赖其特有的政治制度保障。这一制度出现任何损坏都会动摇其社会发展道路，从而导致中国现代化强国战略目标难以实现。所以，在中国，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这一最根本的公众利益是通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来实现，通过这一政治制度最根本的基础来保障的。因此，在中国，政治“制度利益与公众利益是一致的”。(16)
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在今后仍将面临外部的挑战。由于中国存在于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中，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开放性特征，中国的政治制度在这一环境中存在着重大的挑战。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西方一部分势力一直希望通过中国市场化改革，通过中国融入国际市场，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与社会形态，把中国变成一个西方式社会。然而，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政治制度始终保持在党的领导下，这些势力非常失望。同时，由于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尽管中国反复强调不输出社会制度，但中国的发展会在整个世界产生一种制度的模仿效应。这种模仿效应是各种坚持西方体制的势力十分忌惮而所不愿看到的。制度竞争，特别是政治制度竞争，今后很可能是中国与西方竞争一个重要的方面。
另外，除了意识形态本能和制度模仿产生的敌视外，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与外部经济客观上存在着的竞争性，中国的政治制度也为一些外部势力所仇视。新时代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强国之梦，必须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提升自己的地位，进入国际分工生产链的高端。这会对长期以来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强国产生经济利益的竞争。中国独特的政治制度恰恰在这一竞争中会为中国赢得竞争优势。党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可以集中国家的各方面力量，形成举国体制，如通过产业政策和研发新技术，迅速形成竞争优势。这对于一个分散的权力结构的政治制度来说，往往是不容易具有的制度优势。这是一些西方国家深表担心的问题。所以，利益竞争也会导致一些国家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制度存在着担忧。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与苏联体制不同，并不对世界秩序构成挑战。中国的政治制度是经济制度的保障，这就使得中国的发展在制度方面没有挑战世界秩序的内在动力。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政治权威旨在维持制度的效率，促进自身的发展，从根本上不是为了挑战外部秩序。另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传统苏联式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世界观上存在着巨大区别，没有挑战世界秩序的内在动机（这一问题放在下一节阐述）。中国政治制度产生的政府作用并不是独特的，政府的产业政策不仅中国有，西方国家也有，如美国克林顿政府所实施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欧盟的“尤里卡”科技计划、日本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产业政策都是政府对经济竞争力的扶持。中国制度对外部带来的吸引力也不是独特的，美国从建国开始一直宣扬它是“山颠之城”，对世界具有示范作用。中国反复强调不输出社会制度就是强调中国不会主动地把自己的社会模式和发展道路强加于人。这与乔治·凯南分析的苏联体制不同，苏联是极力反对外部世界来获得安全，因为它“相信外部世界是敌视它们的，推翻这些政治力量是其职责”。(17)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通过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来应对和超越外部敌对势力。因此，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制度并不具备破坏国际秩序的属性。它所带来的竞争性是一种和平的制度竞争、和平的市场竞争。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制度本质既是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体现，也是中国经济制度的保障，更是中国新时代实现现代化的保障。依据上述的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对世界带来的积极影响，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有益于中国人民，也有益于世界。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保证新时代中国的利益诉求是寻求合作与发展、寻求和平与稳定。因此，中国的政治制度是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与合作的保证。
为了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新时代的总目标，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今后中国政治发展的特征。新时代如何把这种政治发展的积极作用向世界宣传，以应对外部世界对其做负面性的理解，化解西方势力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围堵，最大限度地避免中国与美国的制度性摊牌，是中国今后重要的外交内容。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与国家利益
文化制度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它也一定程度反映了长期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18)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为引领，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基础，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核心内容，是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的意识形态，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是激励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力量；同时，中国文化也继承了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积淀下来的认识世界的方式，具有独特的民族处事风格与思维。(19)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就是通过各种意识形态的引领措施，通过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通过加强思想道德建设，通过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通过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使中国人民牢固确立“四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塑造人，也鼓励人。没有这四个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缺乏人民的普遍认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缺乏科学性认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缺乏合法与道义性基础，中国文化就缺乏文明的先进性与时代的适应性。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是一个促进内生发展的文化体系，是中国道路的思想建构。
就国际层面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体现的意识形态不是一个世界革命的意识形态。改革开放以来，从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观，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都体现着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这与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分析的苏联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存在着内在的对抗性、深远影响着苏联的对外行为、彼此之间无法形成目的共同体（A Community of Aims）(20)完全不同。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对外行为是促进合作、维护和平的。在这种意识形态的指导下，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更多呈现的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十九大提出的新外交观念，更加突出地强调中国的对外方针是旨在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旨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21)这都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来自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产组织方式内在的要求，来自于中国发展要求和制度要求，来自于过去的成功经验。如果中国取得巨大的成就影响着整个世界，会影响着一些国家对自己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这依靠的是自身发展带来的道义感召力、制度吸引力，而不是社会制度的输出和对外强制。另外，中国历史文化传统体现出来的对外行为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羁縻”和“融化”，而不是对外征服与改造。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内在地构成对中国对外行为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凯南对苏联对外行为思想根源的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体现的世界观，完全不是一个为寻求自身安全、繁荣而追求敌视与反对外部世界秩序的世界观，而是一个为寻求自身发展需要外部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世界观。
然而，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种创新而独特的实践，它不符合西方和传统体制的标准，一些势力总是希望中国走入“改弦易帜的邪路”，或回到“封闭僵化的老路”，这就必然要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构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知，阻扰中国人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同，歪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获得巨大成功的原因。
传播依附文化历来是西方中心对边缘的一种控制手段，通过传播依附文化使得发展中国家的人民在经济上受制于资本主义发达中心主导的国际生产分工体系，政治上从属于国际资本的政治需要，文化上认同于这种国际政治经济结构。这不仅会妨碍发展中国家的自主发展与社会道路选择，而且会造成文明的自卑感。随着新时代中国更加开放，这种依附文化的负面影响仍会不断冲击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体系；因此，抵制这种依附文化的侵蚀，建立自己的文化体系，就是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强国梦的必然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利益的必然要求。因为依附文化危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从而影响中国梦的实现。所以，中共十九大提出，“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22)根本上就是要摆脱这种依附文化的控制，建立一个与现代化强国相应的主体文化体系。
结语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目标是实现现代化强国目标，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实现这一总目标依靠的战略途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一道路是通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来保障的。按照“制度利益就是公众的利益”的逻辑，维护这些制度及其有效运行才是实现强国富民目标的根本保障，就是维护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只有有效地实现了这些制度利益才能有效地维护中国其他的国家利益，如领土主权、民族统一。
实现新时代中国的总目标从经济上靠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中国的发展和其经济制度的特征，必然要求一个开放而稳定的国际经济治理和一个不断繁荣的国际经济，作为中国实现总目标的外部制度环境。中国需要这种外部开放的经济环境来从根本上提升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中国在国际生产分工体系从中低端向高端的转型升级。因此，各种经济保护主义和危机丛生、动荡不已的国际环境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要求。由于中国的发展也会给世界带来繁荣与发展，这种利益诉求内在地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寻求与各国合作与共同发展的属性。同时，由于中国是一个后发展的国家，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也内在地要求促进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公正公平的方向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保障，其核心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中国社会经济基础的必然反映，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与要求。维护这一独特的政治制度，除保障中国的社会主义发展方向外，还是克服市场经济和非公经济存在的某种弊端，有效防范外部市场对中国的冲击，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与质量，提升整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政治制度会为中国赢得更大的竞争优势，实现赶超的政治保障。党作为中国社会的政治领导力量，具有统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优势，可以集中国家的各方面力量，形成举国体制，迅速形成竞争优势；可以有效地防范各种经济与社会风险。因此，保障这一制度的存在与稳固是新时代中国国家利益的本质要求。然而，在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这一制度会受到各种挑战。但是，由于这一政治制度是中国经济制度与发展的政治保障，源自经济基础的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合作与共赢的要求使得这一政治制度并不具备破坏世界秩序的特征。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阐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合理性、合法性、科学性、道义性的意识形态，是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指南，是激励中国人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精神动力，是塑造新时代中国人民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的理论基础。这样，从经济基础上保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国对外寻求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文化基础。新时代有效地巩固和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使中国人民牢固树立“四个自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要的思想保障，是实现中国梦的精神基础。维护这一文化既是维护国家利益，也是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合作与发展的保证。然而，新时代由于中国更加对外开放，与世界将发生更加紧密的联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在一个通讯高度发达的世界中，来自境外的文化侵害将会长期存在，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
十九大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目标，确立了实现这一总目标的战略途径与制度保障。由总目标及其战略途径与制度保障产生的利益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民族的兴旺和国家的强盛，也内在地具有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促进合作共赢的逻辑。虽然新时代中国的发展与外部世界，特别是资本主义世界强国客观上存在着利益与制度的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一种“零和”式的竞争。在这种状况下，某些制度主义学者所描述的，通过政策的协调，建立相关的国际制度，促进彼此的合作，实现彼此利益的增进的契约性合作，(23)也可以在中国与一些资本主义大国间实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正是由于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呈现的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角色。新时代的中国仍将沿着这一道路前进，中国在世界中将会更好地扮演好这些角色。
(1) 本文刊发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8年第7期，第4-18页。
(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1页。
(3) 同上，第29页。
(4) 同上，第16页。
(5) 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68，p.25.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9页。
(7) RobertW.Cox，Production，Power，and World Older，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7，p.1.
(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4页。
(10) 见罗伯特·吉尔平对不发达理论有关内容的概述，参见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05-324页。
(11) 这一说法直接来自美国贸易代表纳瓦罗，参见凤凰网，http://pit.ifeng.com/a/20180330/57184763_0.shtml，登录时间：2018年3月30日。
(1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7页。
(1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21页。
(14)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0页。
(15) Samuel Huntington，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y，p.24.
(16) Ibid，p.26.
(17) 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in Marc Genest（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Belmont：Thomson & Wadsworth，2004，p.79.
(18)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41页。
(19) 有关中国学者在这一方面的理论观点，参见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世纪出版公司2012年版。
(20) George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in Marc Genest（ed.），Conflict and Cooperation：Evolv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nd edition），p.80.
(21)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57-58页。
(22)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第23页。
(23) 这种不同利益下，各方通过制度合作、政策协调，实现合作共赢的理论概括，参见Andreas Hasencleaver，et al.，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gimes，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pp.30-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