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 社会事业发展
虽然中国仍处于发展中国家之列，但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居民福利状况有了较大改进，这是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成果之一。表3.1为中国最近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显示，每十万人拥有的各种受教育程度人口都大幅提高，文盲大幅下降；城镇人口与平均预期寿命大幅上升，这从总体上反映了中国的社会发展状况。
表3.1 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人口基本情况
社会公共事业发展迅速（见表3.2）。由于2006年财政支出科目大幅调整，我们仅仅观察从2007年至今财政支持社会发展的各类支出。无论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还是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和计划生育及近年来居民关心的环境保护等民生支出总额都增长较快，显示了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关系居民福利的社会事业也保持同步增长，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不断提升。
城乡居民住房福利改善显著（见表3.3），城市人均住宅建筑面积从1978年的6.7平方米，提高到2016年的36.6平方米，增长了5倍。农村人均住房面积从1978年8.1平方米，提高到2012年的37.1平方米，增长了近5倍。
表3.3 城乡人均住宅面积和居民住房情况（平方米）
福利的改进体现在贫困改善、社会保险水平提高、人类发展指数改进、医疗卫生发展及人均教育年限等方面。贫困的改善使贫困人数减少，更多的人享受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福利改善；社会保险水平体现了一个社会对每个人的生活保障；人类发展指数体现在长寿、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准等方面，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居民所享受到的经济增长的福利。
3.1.1 贫困改善
无论是按中国官方的贫困线标准还是按国际贫困线标准来衡量，改革开始以来，中国贫困人口总数和贫困发生率的下降是不争的事实。
1.贫困改善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致力于贫困改善，实施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
（1）组织保障政策：1986年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的成立，负责制定贫困地区发展的方针、政策和规划，协调解决有关贫困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并领导、组织、监督和检查全国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工作。各贫困面较大的省、自治区和地、县，也相继成立类似机构，配备了专职人员。
（2）目标瞄准政策：1982年国务院在甘肃的定西、河西和宁夏的西海固（简称三西地区）划定了28个重点扶持县。1986年国务院又在全国范围内确定了273个国家重点扶持贫困县。1988年国务院在河北、内蒙古、四川、甘肃、青海和新疆的牧区中又确定了27个国家重点扶持县。各省、自治区也根据各自具体情况确定了300多个省级重点扶持县。以县为单位确定国家扶持重点，是按区域实施反贫困计划的基础。
（3）扶贫投入政策：反贫困的政府投入包括扶贫信贷资金、财政发展资金和以工代赈三个部分。1986年以来，国家在原有扶贫资金的基础上，先后增加了扶贫专项贴息贷款、牧区扶贫专项贴息贷款、贫困县县办企业贷款、扶贫专项贷款，并逐步扩大各项贷款的规模。国家财政用于扶贫的投入，除对各项扶贫贷款的贴息部分外，还有自1983年起每年2亿元的三西建设专项资金和自1980年起规模逐年扩大的支援不发达地区发展资金。以工代赈计划自1984年开始实施，每年计划的执行期、使用物资和规模各有不同，但每年分解到的总规模逐年扩大。
（4）产业开发政策：1986年中国确立了开发性扶贫的方针，即在国家必要的扶持下，利用贫困地区的自然资源，进行开发性生产建设，逐步形成贫困地区和贫困农户的自我积累和发展能力。
（5）精准扶贫政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政策，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找准贫困原因，通过生产就业、易地搬迁、生态保护、教育扶贫和低保政策兜底等措施，动员包括社会资本在内的全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做到脱真贫、真脱贫。
2.农村贫困状况的减缓
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的贫困人口大多数集中在农村。改革开放以后，农村贫困的缓解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从1978年到1985年是第一阶段，主要通过促进全面的经济增长和改善农业的贸易条件来减缓贫困；1985年到2000年是第二阶段，主要是通过实行有计划的开发性扶贫与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来减缓农村贫困；自2001年起至2012年是第三阶段，农村的扶贫工作逐步地由开发性扶贫转向以完善低保为代表的社会救助扶贫方式。自2013年中央提出精准扶贫政策，近五年来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按中国政府的贫困线（2010年标准）估计，农村贫困人口已经从1978年的7.7亿人逐步下降到2015年的5575万人，贫困发生率由1978年的97.5%下降到2015年的5.7%。
表3.4 中国农村贫困改善情况
但在这种成功的背后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主要表现为：（1）贫困人口的绝对规模仍然较大，而且继续推进贫困减缓的速度在下降，贫困减缓的难度在逐步增加；（2）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推进，失业下岗等因素导致的城镇贫困问题逐渐凸显，同时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地区也使得城镇贫困问题越来越不可忽视；（3）贫困的内涵已不再局限于收入，贫困人口满足自身医疗、教育等需求的能力较差将成为今后扶贫的重要内容。
而且，随着城乡之间人口流动性的增强，从农村进入城镇的流动人口中有一部分可能成为新的城市贫困群体。导致流动人口中高贫困发生率的因素很多。一方面，这部分人口的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流动人口中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更大。同时，流动人口的工资性收入通常来自非正规经济部门，因而其收入具有更强的不确定性，受城乡分割体制的影响，城市流动人口被排除在城市中的社会保障网络之外。
3.1.2 居民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
中国教育体系由四部分组成，即基础教育、中等职业技术教育、普通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
1.基础教育
中国政府十分重视普及基础教育。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以来，教育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一是各地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出现一批设备先进的中小学校；二是到2000年，全国基本实现了普及义务教育。小学学龄儿童净入学率从1978年的95.5%提高到2006年的99.3%；初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90年的66.7%提高到2006年的97%；高中阶段毛入学率从1992年的26%提高到2006年的59.8%。中国小学、初中发展水平，已居于发展中人口大国的前列。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儿童状况（2008）》发布的数据[3]，中国小学阶段净入学率，男童和女童都达到99%，分别高出发展中国家9个和13个百分点，也分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8个和12个百分点；中学阶段[4]毛入学率，男童和女童分别为74%和75%，分别高出发展中国家11个和16个百分点，也分别超过世界平均水平6个和11个百分点。
2.中等职业技术教育
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主要包括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职业中学教育，以及多种形式的短期职业技术培训。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迅速发展。1997年，全国各类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已达33464所，在校生1869.76万人。各类就业培训中心2100余所，每年培训待业人员约100多万人。高中阶段职业技术学校在校生占高中阶段在校生总数的比例已由1980年的18.9%提高到1999年的56.47%。
3.普通高等教育
普通高等教育指专科、本科、研究生等高等学历层次的教育。1981年起中国实行学位制度，学位分为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2015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647万人，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852所，普通高校中本科院校1219所，高职（专科）院校1341所。研究生招生64.51万人，普通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737.85万人。
4.成人教育
成人教育包括各级各类以成人为教学对象的学校教育、扫盲教育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发展迅速。2015年，成人高等教育本专科共招生236.75万人。
中国人均教育年限指标反映了中国从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发展。图3.1表明，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由1978年的4.1401年上升到2014年的13年左右，在这39年间内增长了3倍之多。
图3.1 中国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变化
3.1.3 社会保障
中国的社会保障主要包括社会保险和社会救助两大类。其中，社会保险由医疗保险、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女职工生育保险等部分组成。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救灾救济制度以及扶贫开发制度构成了社会救助的主要内容。
与中国经济二元分割的现状相一致，中国城镇和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呈现着不同的特征。社会保障制度在城镇地区的内涵要更为丰富，覆盖范围要更宽广。相比之下，农村地区的社会保障制度较为单调，受益群体也有限。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地区就实施了较为全面的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等，而农村地区除了五保制度以及合作医疗制度以外，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的其他方面都是以家庭为主体来实现的。新中国成立初期确定下来的社会保障制度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初期。城镇地区实行“低工资、高福利”制度，城镇居民因此享有覆盖面较广的社会保障，城镇地区社会保障制度以单位为依托。农村则是以土地养人，实行家庭保险。经济改革在城镇地区的逐步推行使得以单位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受到了很大冲击。中国农村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受到了人口结构及外部经济环境变动的影响。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使得农村出生率逐渐降低，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居民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从而加重了年轻一代赡养老人的负担。
为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行社会统筹的社会保险，目前城镇社会保险网络已初步形成，但乡村网络尚未开始。表3.5为中国城镇社会保险状况，因为建立该体系时间较晚，年份从1994年开始，经过20多年的发展，几个主要保险都有了较明显的进展，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正在形成。
3.1.4 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发展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第一，健康水平不断提高。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81年的67.9岁提高到2016年的76.5岁，明显高于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的平均水平，也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70.93岁）。
婴儿死亡率从1981年的34.7‰下降到2014年的9.9‰。[5]从国际比较看，2014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9.9‰，大大低于低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两者分别为54‰和31‰），甚至低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13.1‰）。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由1990年的61‰下降到2007年的18.1‰。
这些指标的变化和国际比较（见表3.6），中国国民健康水平有了很大的发展，且已经达到了发展中国家的较高水平。
表3.6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的国际比较
第二，基本建立起遍及城乡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中国医疗卫生机构、卫生机构人员及床位数较1978年都有了持续而平稳的增长，具体变化见表3.7。2000-2016年，医疗卫生机构数等指标的数量基本保持稳定，医疗卫生人员数和医疗卫生床位数不断增加。
表3.7 中国医疗卫生发展状况
第三，初步建立了基本医疗保险制度。目前，中国医疗保险制度已经形成以社会基本医疗保险为核心、多层次的全民医保体系，通过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建立了一张医疗保障网。2015年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超过13亿人，覆盖全国96.5%人口；保障范围和补偿比例不断提高，补偿比例从最初的20%左右增加至现在的50%左右；居民就医经济负担逐步减轻，2015年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重较2014年下降1.43个百分点，比2001年下降了30%，公平性有所改善。
第四，妇女儿童卫生保健水平进一步提高。中国历史上形成的高生育率、高死亡率的传统生育模式已经改变，实现了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良性循环。
医疗卫生发展状况体现居民所享受经济增长带来的医疗卫生保障的提高；人均教育年限是人们接受教育的平均水平和人们获取自身发展的能力，以及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手段。
为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医疗保障制度，在农村，从2003年起，中国开始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试点工作。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合”农民的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2007年，全国开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县（市、区）达到2451个，占全国县（市、区）总数的86%，“参合”农民达到7.3亿，“参合”率为86.2%。截至2014年底，全国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口数达7.36亿人，参合率为98.9%。2014年度新农合筹资总额达3025.3亿元，人均筹资410.9元。全国新农合基金支出2890.4亿元。
3.1.5 人类发展指数
“人类发展指数”（HDI）用于衡量和比较不同国家、地区间的人文发展程度，主要由长寿、知识和体面的生活水准三个基本要素（指标）所组成的。人类发展指数作为衡量发展的重要指标体系，其构成包括三个分指标值的等权平均数，即期望生命指标、教育指标和GDP指标。这三个分指标的计算是建立在四个数字的基础上，即出生时的生命预期数、成年人的识字水平、综合入学率和用美元表述的人均真实GDP的购买力。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的出生时预期寿命由1991年的68.15年增加到2016年的76.5年，人均GDP由1991年的356美元增加到2016年的8000多美元，中国人类发展指数由1990年的0.499增加到2015年的0.738，具体情况见表3.8。这表明中国关注经济增长的同时，更加关注人们的全面发展。
表3.8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
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在世界各国中的排名从1991年的第101位上升到2005年的第81位，上升了20位，成为这一时期位次上攀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与同等经济发展水平的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类发展的程度属于较高的水平。根据世界银行资料，2016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000多美元，已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
图3.9 近年来中国人类发展指数及其分项指数变动情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乡的人类发展指数都有相当程度的提高，但是城乡人类发展的差距却始终存在，而且有逐步扩大的趋势。从2003年的情况看，城镇人类发展指数为0.816，农村人类发展指数为0.685，前者明显高于后者。[6]从国际比较看，城镇已经步入了高人类发展水平的行列（0.8以上），而农村的人类发展水平还不及当年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0.694），也没有达到1990年城镇的人类发展水平（0.694），见图3.2。
图3.2 1990年以来全国和城乡人类发展指数的变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