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五　社会机构与环境：北京监狱服刑人员

我们的社会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比如北京有胡同减少的趋势，胡同减少意味着生活方式的改变。我们从前生活在一个传统的、人们稳定单纯相处的、人情的社会中。它是非常平面的，没有高楼，都是四合院或者胡同，我们认识里面的所有人家，那时真可谓远亲不如近邻。我小时候去幼儿园、小学都是邻居带我去的，人们彼此之间很有人情味。从现在的心理学观念来看，那时的社会支持非常好。

存在主义哲学有一个观点，认为我们的焦虑来自我们过度的自由，我觉得很有道理。从某种意义上说有更多自由是更好的，但是随着自由而来的是某种自我认同的难以实现。当家族结构、原有的基本社会支持体系瓦解以后，我们自我认同就会更难以实现，形成更多的自我认同危机。好像我们有很多的选择，但是我们也有严重的选择焦虑和安全感的缺乏。

环境对我们产生着很大的影响。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在监狱里做的关于反社会人格障碍的研究。当时选这个题目是因为所有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教科书都说反社会人格不可矫正，矫正只是偶发事件，所以我当时想挑战一下不可能。我在北京监狱系统地做了三年的研究，从3000多名暴力罪犯中筛选出来30多名反社会特征最明显的罪犯进行心理干预。干预的最后，我做了大概两个月的共情缺陷干预。做完以后就放了寒假，过完年我对他们做回访，要做重测，那些参加我的干预的罪犯看到我感到特别亲切，因为有一段时间没见了，之前做干预时相处得很好。其中有一名罪犯对我说的话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告诉我：“我参加你的这个团体让我晚出狱半年，因为有两个月时间没有出工，但是我心甘情愿，如果你下次再来举办团体辅导一定要叫我。”他还说他因为把一张照片从报纸上剪下来贴在床头被处分了，因为在监狱里不能有个人物品。那张照片是我们的团体辅导做完以后，所有参加团体的罪犯和咨询师集体拍的一张大合影。我问他：“报纸就在你手里，你要看这张照片随时可以看，为什么还要剪下来贴在床头？”他说：“因为参加你的辅导，我入狱那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温暖，第一次感到美好的东西。结束了两个月的团体辅导，当我回到这个牢房的时候，牢房里的人都还在明争暗斗，还在相互下黑手，我觉得非常冰冷。当我感到非常冰冷的时候，当我觉得内心很暗的时候，我就看看这张照片，会觉得好过一点。”

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我们的干预是无效的，因为导致他犯罪的环境没有改变，这个环境还是不断导致他产生新的恶念、新的愤怒、新的攻击性，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干预措施又能起到多大作用？我觉得心理学真正的干预必须包括环境的干预。无论一个个体多么独立，也始终在社会中，受制于环境。这个环境是个体身处的国家、民族、文化，以及周围的人的影响。如果环境没有改变，仅仅改变当下的个人肯定是不够的。

2015年，时任北大校长林建华到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来调研，他问，“我们怎样改变北大的校园环境，能使校园里的师生们心理更健康，感到更幸福？”我觉得这个问题太好了。例如我们可以让校园慢下来，北大校园现在有更多供师生随时坐下来的椅子、教学楼里的沙发。放缓整个校园的脚步，我们可以坐下来欣赏良辰美景，而不只是做个匆匆的过客，这就是一个改变“硬环境”的例子。

当然我们还要改变“软环境”，改变我们都沉浸其中的文化环境。当所有人都很焦虑的时候，你也很难不焦虑；当所有人都很舒服的时候，你也能放松下来。在心理咨询中，来访者的焦虑让他快要崩溃了，我们能够共情理解，但是我们不为他的情绪所带动，而是用我们稳定的情绪使来访者慢慢平静下来。在生活中，我们如何使整个环境稳定？我觉得我们对此的研究是不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