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谁才是进化论之父
我们必须假定自然选择是正确的，因为其他所有的解释都非常令人失望。
——魏斯曼
1858年6月，隐居乡间的达尔文收到了远在地球另一端的华莱士的论文。论文只有四千多字，虽然写得不是很规范，字迹也因为激动而略显潦草，但内容并不难读，因为涉及达尔文正在研究的理论。这个理论可以解释世间一切生灵的起源与进化的机制，华莱士相信这个理论会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
但华莱士没想到，首先大吃一惊的是达尔文。
华莱士的论文把达尔文想要表达的思想清晰地表达了出来，虽然不一定完全相同，但核心基本相似：物种是变化的，新的物种从旧的物种进化而来，只有适应的生物才能生存下去。这些想法与达尔文不谋而合。达尔文后来承认，华莱士独自形成的理论简直就是他将要完成的著作的摘要，而华莱士在论文中使用的词句几乎正是他想要创作的章节标题。
对于华莱士的论文，达尔文面临着两难选择：他可以推荐华莱士的论文抢在他之前发表，以后人们谈起生物进化论时，就很少会提起达尔文的名字，而只会提起华莱士。达尔文在“贝格尔号”航程中的发现以及二十多年来的辛劳都将变成辛酸的往事，永远埋在心里，无人感知。而如果不推荐华莱士的论文，又似乎是一件极不光彩的事情，达尔文贵族般的自尊心就会受到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不是来自别人，而是来自他自己。达尔文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遇上如此惊人的巧合，那简直就是命运的捉弄。
苦恼无处排解时，达尔文只好写信给好朋友赖尔诉说自己的难处。他告诉赖尔，虽然华莱士没有说明要发表这篇论文，但他会写信建议华莱士发表，然后又万分痛苦地说出了自己的心事，他为之苦思冥想了二十多年的理论将要面临灭顶之灾，而后又心有不甘地指出，华莱士的论文对他来说，并无新鲜之处，他才是真正率先提出这一理论的学者，只不过论文没有拿出来发表而已，有多位科学界的朋友都可以为他做证，包括好朋友胡克。可是反过来，达尔文又非常担心，如果自己和华莱士争夺优先权，有一天可能会被后人鄙视，甚至被当成卑劣低贱的人。对于看重名声的绅士和知识分子而言，这实在是一道难以跨越的门槛。他甚至想到要焚毁自己所有的手稿，以此保全自己的一世清名。
他怀着矛盾的心情不断地给赖尔写信，反复诉说自己的苦恼，直言自己简直要瘫倒了，请赖尔无论如何要想出一个解决的办法。
就在同时，胡克也知道了这件麻烦事，毕竟他和赖尔都读过达尔文以前的那封信，于是两人一道利用自己在英国科学界的特殊影响力，为达尔文安排了一个折中的解决方案：要求达尔文立即整理一个简洁的文章纲要，和华莱士的论文同时于1858年7月1日提交给林奈学会，经他人宣读后在学会刊物上同期发表。
当时远在东南亚的华莱士对此一无所知，他仍然在马来群岛继续考察工作。因为路途漫长，当他收到达尔文的回信时，事情已经结束了。
1859年1月，华莱士给达尔文回了一封信，大度地表示同意胡克和赖尔的安排。华莱士告诉达尔文，对他来说，能和达尔文同时想到自然选择理论是非常荣幸的事情。需要说明的是，华莱士并不知道自己的论文已被发表。
有意思的是，这两篇同时发表的文章当时并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大概由于学术性杂志读者偏少，学术界对此也缺少准备，对进化论的意义还缺乏足够的认识。林奈学会在当年的年度总结中曾提到：这一年没有什么值得庆祝的革命性发现。
这件事的真正意义在于刺激了达尔文，从此他不再有任何拖延，仅用近一年半的时间就迅速完成了二十年来没有写成的文稿。按照原来的计划，他本来想写一部巨著来系统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后来他放弃了原计划，只能写一本相对简洁的著作来做个了结。
1859年11月，《物种起源》正式出版，全名为《物种起源：生命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或优势种生存的必然结果》。书一出版立即引起读者的高度关注和强烈兴趣，第一版一千多本当天就销售一空，十二年间再版六次，此后传遍世界，成为影响科学进程的重要作品。达尔文不但改变了人们对生物进化和自然科学的看法，包括对人类的看法，而且改变了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他也因此成为影响人类文明进程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
有趣的是，在《物种起源》的最先几次出版中，达尔文经常提起华莱士的贡献，并称进化论是他和华莱士共同的孩子。但越到后来，他在再版时提起华莱士的次数就越少。华莱士的名字终于和古生物学化石一样，成了人们谈论自然选择时偶尔提及的往事。
关于这一公案，至今仍有人指责达尔文对华莱士不公，甚至涉嫌抄袭。不过华莱士本人对此却一向大度，他率先承认，自己的那篇论文如果没有达尔文的影响将很难发表，即便发表，事实证明，也没有产生什么巨大的影响。进化论的完善和传播，仍然要归功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所以华莱士理智地把进化论的优先权让给了达尔文。他亲自写信给达尔文说：“我将永远坚持进化论是您个人的成就。”
《物种起源》出版并引起轰动的时候，华莱士仍在马来群岛，一直到1862年才回到英国，后于1869年整理出版了考察传记《马来群岛》。出版商为了畅销，给这本书加了一个耸人听闻的副标题：红毛猩猩与天堂鸟的故乡。这本书销路很好，却并不是一本关于自然选择的书，倒更像是一本地理学著作。书中记述了他在森林茂密的群岛间流浪和考察的所见所闻，描述了当地奇异的自然景观、动植物异事和土著趣闻。由于图文并茂、内容丰富，这本书后来也一直畅销不衰，至今仍然具有非凡的学术参考价值。
据说《马来群岛》初版时，华莱士为了避免被人误认为是在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争风头，特意将此书献给达尔文，以表达对他的敬意。为了表明自己的心迹，华莱士甚至专门出版了一本进化论专著，书名就叫《达尔文主义》。这一名词一直沿用到了现在，成为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代名词。
由此可见，华莱士主动退出了与达尔文的竞争，这一段故事也成为科学史上有关大度和谦让的著名轶事。
那么，公允地说，华莱士让出进化论优先权到底亏不亏呢？
有专门的科学史研究者指出，华莱士当年提交给达尔文的论文中提出的理论与达尔文的观点还是有所区别的。区别很微妙但也很重要，不过达尔文当时可能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否则他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了。
根据华莱士的观点，他眼里的环境是一手拿着标杆、一手拿着砍刀的冷血暴徒，凡是不符合标杆要求的生物变种全部被砍掉，也就是被自然淘汰，符合标杆要求的生物一律不需要紧张，也就不存在竞争。根据这种机制，只要标杆不变，物种就不需要改变，当然也不能改变，因为凡是改变的都被砍掉了。所以，只有环境发生变化，物种才能随之发生变化并遗传下去。因此，环境变化是物种变化的前提。现代进化论学者认为，华莱士的这一观点其实算不上是严格和正确的自然选择。
而达尔文的理论与此不同。在达尔文眼里，环境并不是手拿标杆的暴徒，甚至根本不设标准，更不会动手砍杀，而只是无动于衷地站在那里。砍杀的工作由生物自己完成。但环境有一个容量，只容许一定数量的生物存活，至于谁存活下来，由生物本身互砍的结果决定。
一个不一定确切但更容易理解的比喻是，华莱士开了一所学校，这个学校有一个入学分数线，凡是达到分数线的一律可以入学，且人数不限，上线就录取。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凡是有把握拿高分的聪明孩子，基本上就不需要再参与竞争。
达尔文也开了一所学校，与华莱士不同的是，达尔文的学校不设分数线，但招生数额有限，而且招生人数变动较大。为了尽量排名靠前，考生只有不断竞争，每一个考生和其他考生都是竞争对手，因为谁也不知道这个学校要招多少人。所以，这是一场没有终点的持久战，那才是自然选择的要旨所在。
简而言之，华莱士认为，自然选择只发生在变种之间，原本已经适应了环境的物种就不再需要竞争。达尔文则强调，所有个体一直处于不断竞争的状态，普天之下，概莫能免。
基于此种分析，华莱士当年提交给达尔文的论文要比正版的达尔文理论低一个档次，甚至算不上是纯正的自然选择理论。所以，华莱士也没有多亏。现代科学史已经给了他充分的地位，在谈到进化论的创始人时，总是不忘提及华莱士，把他视为进化论的先驱之一。
麻烦的不是华莱士，而是另有其人。
当达尔文因为进化论而暴得大名之后，居然有人不自量力，试图掠夺达尔文的成果，声称自己才是进化论的创始者。为此，达尔文毫不客气地嘲笑道：“要给这些人的观点总结出一个明确的思想，实在是太难了。”
对于拉马克，达尔文却没有办法一笑了之。拉马克虽然没有机会与达尔文直接竞争，但后来的法国人从来没有放弃，他们不断发展拉马克的理论，直到推出了新拉马克主义与达尔文的理论相抗衡，论战一直持续到现在。
不过拉马克也不足以威胁达尔文的优先地位，因为拉马克的理论和达尔文的理论有着天然的不同。拉马克虽然承认生物进化，但在进化的机制方面，几乎与达尔文截然相反。
首先，达尔文明确并充分证明了生物是变异的。其次，达尔文认为变异的方式是不断地渐变，他强烈反对跳跃式的突变。此外，达尔文相信所有生物都有强大的繁殖能力，后代数量之庞大，大大超过了自然承受力，所以后代必经大量淘汰，这是生存竞争的根源。而不同的后代对环境有着不同的适应能力，能适应环境的才会成功，并把优势遗传给下一代，否则就会被淘汰。此即所谓“适者生存”。有资格对生死做出裁决的只有大自然，是大自然无处不在的巨大力量，无时无刻不对所有的个体进行着严格的筛选，这就是“自然选择”。
根据达尔文的理论，进化不需要目的，也没有目的。拉马克则不然。就好像是百米赛跑，拉马克手下的所有运动员都认准了百米终点用力冲去，他们有明确的目标，所以有着强烈的动机。达尔文的运动员跑得也很快，但与拉马克的运动员不同，达尔文的运动员全部被蒙住了眼睛，然后向四面八方乱跑，只有凭运气跑到终点的运动员才是赢家，其他人全部被淘汰，就算跑得再快也没有用。
不过达尔文理论与拉马克理论之间的细微差别很难察觉，稍不留心就会混在一起，就算达尔文自己有时也会犯错。他在《物种起源》中居然时不时地冒出拉马克的思想，比如关于盲肠之类的退化器官，达尔文就在向拉马克学习，他认为那是用进废退的结果，某些不经常使用的器官经过世代相传，最后就会退化。为此他还举了很多例子，比如太平洋岛屿上的一些鸟，因为没有捕食的天敌，所以不需要费力地飞来飞去，结果翅膀没有了用武之地，长期缺乏练习，最后再也飞不起来了。
达尔文之所以对拉马克理论保持暧昧，是因为缺乏科学的遗传学知识，导致他对拉马克理论认识模糊，所以时而出现摇摆，对很多生物现象的解释其实是错上了拉马克的旧船。因为拉马克理论特别容易理解，而且在表面上看起来，似乎也和实际情况相吻合。比如在暗无天日的洞穴中生活的动物，由于长期见不到光线，它们的眼睛没有什么用处，于是日益萎缩，最终消失了。这似乎正是典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曾专门介绍了裸鼹鼠等穴居动物的眼睛退化，然后说：“这种眼睛的状态很可能是由于不使用而渐渐缩小的缘故。”但他还不甘心彻底放弃自然选择的作用，所以接着又说了一句：“不过恐怕也有自然选择的帮助。”
真实的情况是，这仍然是自然选择在起作用。在黑暗的环境下，当眼睛不能给动物提供生存优势时，反而会变成劣势，因为眼睛经常发炎，加上地下生活的营养跟不上，所以，眼睛退化的变异体反而更容易生存。而埋在皮下残存的眼睛在感知方向方面仍起到重要作用，所以不能彻底消失。
但达尔文当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时常出现动摇。他不断运用获得性遗传和用进废退原理来解决一些难题，甚至被新拉马克主义者引为知己。达尔文甚至与拉马克一样，承认“知识的遗传”。正因为如此，拉马克的支持者抓住了把柄，反复声称达尔文抄袭了拉马克的思想，借此主张拉马克的进化论优先权。
其实，达尔文已经意识到了拉马克理论的缺陷，所以对另外一个例子做出了完全不同的解释，那就是海岛上的昆虫，它们大多双翅残缺退化，因而丧失了飞行能力。达尔文认为，完整的翅膀并不能帮助昆虫飞行，反而会变成飞行的障碍，因为小小的昆虫远远压不住强劲的海风，翅膀越是完整，被吹进大海的危险就越大，再也难以逃回生天。于是残翅对于海岛昆虫来说反而是一种优势。而这种性状是基因突变而来的，并非翅膀不使用而导致的残疾。
1937年，一位法国遗传学家无意间用有翅果蝇和无翅果蝇做了一次对照观察，证明了这一理论。在海风强劲的地方，无翅果蝇的数量迅速超过了有翅果蝇。但在避风的海面，有翅果蝇生长正常，而无翅果蝇作为病态，很快就被有翅果蝇在数量上压倒，并最终消失。
在更多的例子中，达尔文则旗帜鲜明地反对拉马克的解释。比如，拉马克认为生物具有根据内在意志而不断自我完善的能力，比如马，从多趾向单蹄的演变过程就是自我完善的过程，这种向着某个特定方向的进化，就叫作定向进化。而达尔文不认为动物具有定向进化的潜质，当然也不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所有的变化都只是自然选择不断保留有利变异的结果，是淘汰过程的积累，由于不断淘汰其他性状，最后保留的性状才表现出了定向进化的假象。如上所述，海岛上的残翅昆虫并不是定向进化的结果，而是因为有正常翅膀的昆虫都被海风淘汰掉了，最终表现却像是在定向进化。基于此种认识，达尔文坚决反对目的论——没有定向，所以没有目的。既然没有目的，当然也就没有预设目的的神灵存在。在达尔文的理论中，自然选择就是进化的动力，甚至可能是唯一动力，因而把生物内在“意志”的力量彻底排除在外。达尔文认为，凡是对动物的“意志”有所依赖，就必然会滑向“神的意志”的深渊，最后与科学分道扬镳。
但达尔文对拉马克的批判只停留在理论层面，没有展开实验研究。代替达尔文完成这个任务的，是德国著名动物学家魏斯曼，他是达尔文的忠实追随者。为了否定拉马克的理论，以确保达尔文的优先权，魏斯曼曾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他养了一批老鼠，然后坚持不懈地把每一代老鼠的尾巴都切下来，连续切了二十多代，结果发现，老鼠后代尾巴的长度并没有受到任何影响，新生小鼠仍然长有长长的尾巴。据此结果，魏斯曼认为自己彻底否定了拉马克的“用进废退”和“获得性遗传”理论。
其实这个实验设计得并不完美，老鼠的尾巴是被“切掉”的，而不是环境造成的。也就是说，老鼠并没有不“需要”这个尾巴，被切掉尾巴的悲剧也不能称为“获得性”，而只是“强加性”。
这个错误的实验的结论却是正确的，那就是“获得性”并不能遗传。为了全面驳倒拉马克，魏斯曼还提到了中国旧时妇女的裹脚现象。中国旧时妇女长期存在裹脚的习惯，却并没有让后代的脚变得更小一点儿。其实还有一个更有力的证据魏斯曼没有想到，那就是处女膜一代一代被顶破，但女人们仍然保留着那一层小小的膜。在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遗传发生。
拉马克的反对者还提到了铁匠和他们的儿子：铁匠天天打铁，所以肌肉都相当发达。但是没有证据表明，铁匠儿子的肌肉也会因此变得发达。铁匠辛辛苦苦打铁锻炼出来的一身好肌肉并没有遗传下去，除非子承父业，儿子们继续打铁。
随着达尔文的影响越来越大，拉马克的观点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其中有个简单的逻辑，如果真的存在获得性遗传，人类就会出现大量残疾人，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缺胳膊断腿的悲惨故事实在是太普遍了。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衰老算不算是获得性呢？如果是，岂不是小孩一生下来就成了小老头了？
这个问题虽然有些无赖，却击中了拉马克的要害。
从这种意义上说，拉马克对达尔文的优先地位也构不成威胁。但达尔文当时并不这么认为，他对拉马克充满了戒备，甚至反复声称自己没有读过拉马克的原著，只是通过其他途径了解了拉马克的观点。不过他仍然赞扬拉马克是“第一个在物种起源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成就的人，这一成就对于后人的研究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达尔文认为，拉马克开始把上帝的作用排除在外。但这种表达并不意味着达尔文尊重拉马克，相反，他像居维叶一样对拉马克展开了无情的讽刺。尽管在达尔文的著作里时常能看到拉马克主义的影子，但他刻薄地抨击拉马克的作品说：“这些著作确实毫无价值，我从中没有汲取到任何事实依据或有益的观点。”但有的时候，达尔文又会非常公允地说：“我得出的结论和他的结论相差并不太大，虽然进化的方式彼此全然不同。”
比达尔文更紧张的是自然选择进化论的支持者，他们生怕拉马克抢走达尔文的优先地位，所以一直在做一件艰苦的工作，那就是清除达尔文理论中的拉马克因素。而拉马克的支持者也一直在寻找达尔文理论的漏洞，两派争论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法国人对英国人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
事实上，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优先权构成威胁的并不止华莱士和拉马克两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和德国，总有人声称达尔文不是进化论的先驱。除了法国推出的拉马克，德国也推出了自己的代表，而且同时推出了两位，一个是数学家莱布尼茨，另一个是诗人歌德。
那么，这两个看起来和进化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是怎么和进化论扯上关系的呢？
莱布尼茨最为人所熟知的科学成就是独立发明了微积分，而且提出了二进制，在数学领域的地位无人怀疑。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对生物学也很感兴趣。莱布尼茨有一句名言：“大自然不做跳跃。”这句话可以看作是渐变论的经典表现，其实是受到微积分思想影响的结果。他相信所有大的变化都来自小的变化的积累。根据这一原则，莱布尼茨对生物化石的断层现象给出了自己的解释，他认为许多物种都已经灭绝了，还有许多物种发生了形态变化，这些变化都是缓慢发生的，顺着变化向前追溯，就会发现不同的生物曾经拥有共同特征，或者说，不同的物种可能曾经属于同一个物种。
客观而言，这个观点非常接近达尔文的理论。不同在于，莱布尼茨比达尔文早了一百多年。德国人正是因此才认定，莱布尼茨才是进化论的创始人，达尔文只不过是步其后尘而已。
然而，莱布尼茨最大的缺陷在于，他的根本意图并不是论述物种进化。在他看来，所有的生物进化都在按照上帝的计划进行，并且已经全部完成。也就是说，进化是过去式，现在的生物已经停止了进化，因为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观察到进化现象。莱布尼茨用这个理念来解释大量复杂的化石现象，同时又与《圣经》保持着微妙的一致。从这种意义上说，莱布尼茨最多代表着进化论思想的萌芽，要想以此威胁达尔文的地位，恐怕还差得很远。
令人意外的是，真正对达尔文构成威胁的，其实是诗人歌德。指出这一点的，恰恰是达尔文自己。
为了缓解宗教力量对于《物种起源》的攻击，达尔文在书的开篇就拉了许多名人为自己撑腰，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当属古代的亚里士多德和近代的歌德。
因为亚里士多德所处的时代还没有《圣经》，所以几乎没有受到神创论的影响，他曾经在《听诊术》一书中指出：“下雨并不是为了使谷物生长，也不是为了使谷物受淹。”这个观点在生物结构中同样适用，比如：门牙锋利，可以切割食物；臼齿圆钝，适于咀嚼。这种结构似乎有着某种目的，其实不然，那只不过是巧合，不过是由于符合某种作用而被保存了下来，不具备此类结构的生物都已灭绝了，或者正在走向灭绝。
尽管亚里士多德的语意含糊，但这段论述着实惊人，基本就是自然选择的原始版本，所以达尔文对此进行了高度评价，他承认：“这里我们已经可以看到自然选择论的萌芽。”
两千多年前的亚里士多德能够萌生自然选择思想，与古希腊的逻辑思辨习惯有关。亚里士多德开启了一种传统，他不再只是关注“如何（how）”，而是开始关注“为何（why）”。那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并将引发完全不同的思考，且往往更有深度。比如地球如何绕着太阳旋转和地球为何绕着太阳旋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亚里士多德关注的，其实就是所谓的终极追问。
而进化论正是回答终极追问最好的科学体系，所以亚里士多德具有原始的进化论思想并不奇怪。不过平心而论，亚里士多德本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时的古希腊习惯以静态的观点看待生物，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他在本质上是反进化的。不过那并不是他的错，因为他还没有上升到更高的知识层次，他缺少相应的知识积累。
真正让达尔文吃惊的，其实是歌德。
歌德在当时欧美地区的名声已是如日中天，《少年维特之烦恼》让他家喻户晓，《浮士德》又让他几乎封圣。当歌德于1832年3月去世时，默默无闻的达尔文还在“贝格尔号”上承受着晕船的痛苦。达尔文对歌德肯定充满了景仰，因为歌德不但在文学领域独领风骚，在科学领域也著述颇丰，甚至对达尔文极具启发。达尔文之所以在《物种起源》中提到歌德，是因为歌德曾经思考过“牛怎样长出角来”这样的问题，其中隐含着进化论思想的苗头。
歌德就像当时的其他贵族一样涉猎广泛，在自然科学方面深受布丰的影响。他曾经说过：“我不应把我的作品全归功于自己的智慧，还应归功于我以外向我提供素材的成千成万的事情和人物。”布丰的《自然史》也是素材之一。歌德在布丰的影响下，不再满足于当一名诗人和文艺理论家，同时还想成为博物学家，并对物理、化学、生物学以及显微镜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些兴趣并没有停留在口头上，歌德积极展开了大量研究，不过研究成果极少为人知晓，因为其中的内容，不能说是全部，至少大部分都是错误的，毕竟他的本行是文学。比如他曾经决定打倒牛顿的光学，以此在自然科学界一战成名，但结果大家都知道了，牛顿的光学至今仍然是经典，没有人再提起歌德的光学研究。不过歌德对此并不甘心，他在晚年写的一篇自传性文章中特意提到了自己的科学研究，题目就是《作者宣布自己从事植物学研究的历史》。他在文章中正式对外宣称，自己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博物学家。后来人们发现，歌德早在1790年就出版过一本《植物的变态》，还有《比较解剖学引论初稿》，在这些作品中，确实流露过生物进化的观点，可以看作是朴素的进化论思想。
当居维叶和圣提雷尔在巴黎科学院展开论战时，歌德已有八十岁高龄，而且当时法国大革命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却在1830年给朋友的信中表示，自己非常关注巴黎科学院论战，并且完全支持圣提雷尔的观点。圣提雷尔得知歌德的态度之后，感动得老泪纵横。在此后的文章中，圣提雷尔一直把歌德与牛顿和布丰等人相提并论。达尔文也正是通过圣提雷尔的文章，才注意到了歌德的研究。
后来，幸好歌德把注意力放在了创作《浮士德》上，要不然德国人肯定要说歌德才是进化论的先驱。事实上他们已经这么做了，最先表达这个观点的，是提出“一切细胞来自细胞”的著名德国生物学家魏尔肖。尽管现代科学史已经指出，魏尔肖可能偷窃了他人的细胞研究成果，但他对这个理论的传播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同时也使细胞学说更加深入人心。
魏尔肖在德国的影响几乎和布丰不相上下，他强烈支持歌德才是进化论的先驱，至少可以与达尔文相提并论。为魏尔肖摇旗呐喊的，是另一位博物学家海克尔。虽然海克尔忠实地追随达尔文的理论，但对于歌德的吹捧同样不遗余力，他直接把歌德奉为达尔文的引路人，甚至是物种起源理论的共同创建者。正因为如此，海克尔才将自己的专著《普通形态学》献给达尔文、歌德和拉马克。因为他觉得这三个人在进化论方面的成就不相上下。而且歌德还排名在拉马克的前面，因为歌德是德国人，海克尔也是德国人。
但德国学者对歌德的追捧也遭到了其他学者的强力反击。特别是在历史渐渐模糊之后，所有资料在不断湮灭，反击的力度却越来越强烈。
反对者认为，无论是魏尔肖还是海克尔，他们的观点都经不住推敲。歌德的话能信吗？他就是个诗人，诗人讲究各种意境，表象都很模糊，根本不能对真实的生物进行客观的表达。歌德事实上不但不是进化论的先驱，反而支持物种恒定观，是林奈的支持者。如果真要划分阵营的话，歌德其实属于反进化论阵营中的重要人物。事实上歌德在骨子里是泛神论者，并有着深刻的目的论思想，而且他根本没有意识到时间在进化中的重要性，而只是注意到了物种在空间排列上的不同，因为他没有研究过化石。就算歌德的文章中出现了一点儿变化的苗头，跟进化论也相差甚远，他根本没有提到过选择机制，而自然选择才是达尔文的重点。歌德最多也只能说是在通往进化论的路上。在诗歌以外，他永远也不可能达到达尔文的高度。
1922年，德国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迈尔霍夫公允地指出，把歌德视为达尔文之前的进化论先驱，实在是一个天大的误解。这个评价，基本起到了一锤定音的作用。从那以后，德国人再也不好意思说歌德是进化论的先驱了。
至此，关于进化论优先权的争论，基本上可以说是尘埃落定。达尔文的地位无人能够撼动，也不可能撼动。
无论是拉马克还是圣提雷尔，或者是莱布尼茨和歌德，都不是进化论先驱的合格人选，但他们至少可以证明，在达尔文之前，生物进化的思想其实已经呼之欲出了。达尔文就是那个捅破窗户纸的人，他终于看到了外面的风景。
达尔文理论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进化，而在于自然选择，也就是为生物进化找到了自然的动力，而不是超自然的动力，那才是达尔文的真正伟大之处。
自然选择理论是人们对自然不断探索和思考的必然结果。一旦人们认识到自然选择的力量，就可以排除上帝的干预，为人类理解自然提供真正科学的视角。当上帝被排除在生物科学之外时，其他学科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以至于整个科学界都不断走上了正确的轨道。
尽管如此，这条道路注定不会一帆风顺。《物种起源》刚刚出版，就在科学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人们争论的焦点只有一个，那就是《物种起源》到底靠不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