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敌(1)
几年前，我曾在纽约遇到一个名字十分拗口的出租车司机，他说自己是巴基斯坦人。随后，他问我从哪里来，我说意大利。他又问起意大利有多少人，当他得知人口竟如此之少，且官方语言并非英语时，显得十分震惊。
最后，他问我谁是意大利的敌人。我问“什么”，他耐心地向我解释说他想知道这几百年来意大利在和哪个民族打仗，不管是为了领土争端、种族仇恨，还是边界侵略等其他原因。我说我们没和任何民族打仗。他耐着性子，继续向我解释他想知道谁是我们的宿敌，也就是那些曾经和意大利人相互残杀的民族。我再次重申我们没有这样的敌人。最近的一场战争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即使是在那场战争里，最初的敌人和最终的敌人也并非同一个民族。
他对我的回答很不满意。一个民族怎么可能没有敌人呢？下车时，我为本民族这种麻木的和平主义多给了他两美金的小费。结果刚一下车，我就突然意识到刚才本应这样回答他：意大利人并非没有敌人，但不是外来的敌人。他们根本无法在“谁是敌人”的问题上达成共识，因为他们总是在内部持续地争斗：比萨和里窝那斗，归尔甫党和吉伯林党斗，北方派和南方派斗，法西斯分子和反法西斯游击队斗，黑手党和国家斗，政府和法院斗——只可惜当年还没发生两届普罗迪政府的倒台事件，否则我还可以向他好好解释一番什么叫在盟友的“火力支援”下打败仗。
不过细细想来，我的确认为我国最大的不幸恰恰就在于近六十年来，我们不曾有过真正的敌人。意大利的统一得益于奥地利人的存在，或者如白尔谢(2)所说，得益于“粗野且令人生厌的日耳曼人”；而墨索里尼则是通过一战时期“残缺的胜利”(3)、多加里战役和阿杜瓦战役之辱以及犹太式的富豪民主所强加于意大利的不公正裁决才成功激起了国民的复仇情绪。且看当伟大的敌人苏联解体之时，在美国出现了怎样的局面：他们的救世主身份濒临崩溃，直到本·拉登出现时才得以缓解；后者对美苏对抗时期从美国所受之恩惠念念不忘，终于在这关键时刻向美国伸出怜悯之手，为布什政府提供了树立新敌，从而提升民族凝聚力及巩固自身权力的绝好机会。
拥有一个敌人不仅对确立自身身份有着重要意义，同时也意味着获得一个对照物，用来衡量我们的价值体系，并通过与其对阵来突显自身的价值。因此，当这样的对立者不存在时，就需要人为地树立一个敌人。我们不妨看看维罗纳的光头党在此事上所表现出的“慷慨的灵活性”：凡不属于本团体的任何其他团体都被看作他们的敌人。所以说，我们今晚探讨的主题并非简单地“识别对自身具有威胁性的敌人”，而是制造和定义敌人的过程。
在《反喀提林演说四篇》中，西塞罗本不需要对敌人的外表进行描述，因为他已经掌握了喀提林阴谋叛变的证据。然而，在进行第二次演说时，他却特意将喀提林盟友的嘴脸描绘了一番，将其卑劣形象影射到核心人物喀提林的身上。
一群在夜宿宴会的家伙，与厚颜无耻的女人纠缠不清，沉迷于酒池肉林，头戴花环、涂脂抹粉，被女色折腾得萎靡不振，还口出狂言要屠杀忠诚的市民，将城市付之一炬……他们就在大家眼前：头发一丝不乱，胡须修得整整齐齐，身着齐脚面的长袖衣衫，披着面纱，而不是裹着长袍……这些表面如此精致儒雅的“少年”不仅学会了唱歌跳舞、谈情说爱，还学会了捅刀子、下毒药。
西塞罗有着与奥古斯丁相同的道德伦理观，都十分鄙视异教徒。因为他们与基督教徒不同，常常流连于马戏场、剧院和露天剧场，以及庆祝酒神节。由此看来，敌人是与我们不同的人，他们遵循有别于我们的习俗。
外族人就是一种典型的异类。早在古罗马时期的浮雕作品中，蛮族人就总是以一副胡子拉碴和塌鼻的形象出现。众所周知，就连“蛮族人”这个词本身都在影射外族人在语言及思维上的缺陷(4)。
然而自古以来，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异类被我们当作敌人，并非由于他们构成了直接威胁，而是由于他们中的一些代表显示出某种威胁性——虽然并没有直接威胁到我们。这也就意味着不是威胁性突显了差异性，相反，是差异性成为了威胁性的标志。
请注意塔西佗如何形容犹太人：“我们认为神圣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世俗的，我们认为肮脏的一切，在他们看来都是合法的。”（这话不禁让人联想起英美人对法国人食用青蛙以及德国人对意大利人贪嗜大蒜的厌恶。）犹太人是“古怪”的民族，因为他们不吃猪肉，做面包时不放酵母，在第七日无所事事，只在他们的族群之间通婚，出于“特立独行”的心理需要而非卫生或宗教原因（请注意这一点）施行割礼，对死人实行土葬，还不崇拜我们的皇帝。一旦他们在实际生活中表现出某些有别于我们的习惯（如施行割礼、守安息日等），这类说法也就越发夸大其词，变成了传闻（如供奉毛驴的肖像，污蔑父母、子女、兄弟、祖国和神灵）。
在对待基督徒的问题上，小普林尼(5)并没有找到具有实质意义的控诉要项，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基督徒非但没有犯下任何罪行，反而一直在行善积德。可他最终还是将他们统统处死，理由就是因为基督徒不供奉罗马皇帝。这样一种明显而本能的拒绝行为显示了他们的“差异”所在。
另外，随着不同民族间接触的增加，新型的敌人已不仅仅是处于我们的群体之外、在远隔千里的地方显示其差异的人群，还包括那些处于我们内部的人——我们之中的人。就好比今天的非欧移民。从某种程度上说，他们的行为与我们不尽相同，也说不好我们的语言。在尤维纳利斯(6)的《讽刺诗》里，他们就是狡猾奸诈、厚颜无耻、好色淫荡、有胆子跟朋友的祖母上床的希腊佬。
黑人由于其独特的肤色而成为所有种族的异类。在一七九八年美国的第一版《不列颠百科全书》中，我们可以读到针对“黑人”一词的如下描述：
不同黑人的肤色也有细微的深浅差异；但他们的面部特征都无一例外地与其他人种有着明显的区别。他们的脸颊圆，颧骨高，额头微突，鼻子短、宽且扁，嘴唇厚，耳小，总之外貌丑陋奇异。黑人妇女的腹部下垂，臀部丰厚，身材类似于马鞍形。这个不幸的人种天生就带有如下恶习：懒惰、不忠、记仇、残忍、无耻、狡诈、欺骗、下流、分裂、卑鄙、放荡，这些低劣的品行令他们无视自然法则，同时丝毫感受不到良心的谴责。他们不知同情为何物，是人类腐化堕落的可怕典型。
黑人是丑陋的。敌人必须丑陋，因为只有好人才配拥有美丽（“身心至善”的观点）。美丽的根本特征之一是在中世纪时被称为integratis(7)的品质（即全方位具备代表某一种族平均素质的所有特征。因此，对于人类来说，肢体残缺、眼睛残缺、身高低于平均标准或呈现出“非人类”的肤色，这些情况都属于丑陋的范畴）。这样一来，对于像独眼巨人波吕斐摩斯和侏儒迷魅这样的人物，我们立刻就会把他们当成敌人的典型。公元五世纪时，帕尼翁的普利斯库斯(8)曾把阿提拉(9)描写成身材矮小、阔胸大头、眯缝眼睛、胡子稀疏灰白、鼻子扁平、（最重要的是）皮肤黝黑的家伙。有意思的是，五个世纪之后，在拉乌尔·格拉贝(10)的眼中，阿提拉的面容则更加接近魔鬼：身型瘦弱、脖颈歪斜、面容苍白、眼窝青黑、额头千沟万壑、鼻子扁塌、嘴巴前突、嘴唇浮肿、下颌尖削、留着山羊胡子、耳朵多毛且呈尖形、头发粗硬而蓬乱、牙齿如犬牙般参差不齐、头骨狭长、鸡胸驼背（《编年史》）。
公元九六八年，当克雷莫纳的柳特普兰多主教(11)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托一世之命前往拜占庭担任使节时，面对完全陌生的文明，他也曾将拜占庭人视为缺乏“完善”品质的民族（《君士坦丁堡使馆报告》）：
我站在尼基弗鲁斯一世(12)面前，他的相貌极其古怪，身材矮小的俾格米人，脑袋却硕大无比，眼睛眯缝得像只鼹鼠，配上那一大堆又短又厚的灰白胡子，就显得更加丑陋。他的脖子只有一根手指那么长……他是个黑人，看着他的肤色，你就不会愿意在深夜里遇见他。他大腹便便，臀部却很干瘪，大腿长得与他的身材很不相称，小腿却短得可怜，脚部扁平。他穿着一件乡巴佬式的衣服，由于穿得太久，已经旧得褪色，而且臭气熏天。
“臭气熏天”。敌人总是散发着臭气的。例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初，某个叫贝里永的作家曾写过一本书，名为《德意志种族的巨大排便量》（一九一五年）。他在该书中称一个普通德国人排出的粪便量比法国人更多，且气味更加难闻。如果说拜占庭人臭气熏天，那么，菲里克斯·法布里(13)在《耶路撒冷、阿拉伯及埃及的朝圣者》（公元十五世纪）一书中所描写的撒拉逊人的气味同样令人难以忍受：
撒拉逊人的身体会散发可怕的恶臭，因此，他们会不间断地进行各种各样的清洗；由于我们没有体臭，他们并不介意与我们共同沐浴。他们对于犹太人却没有如此宽容，因为犹太人的体味比他们更加难闻……所以说，臭烘烘的撒拉逊人很喜欢与像我们这样没有体味的人待在一起。
在朱塞佩·朱斯蒂(14)的笔下，奥地利人的体味也不好闻（还记得那句“阁下，您因我艴然不悦，只为那寥寥几句戏言”(15)吗）：
我走了进去(16)，那里站满了士兵，
他们来自北方，
可能是波希米亚或克罗地亚，
却杵在这儿，活像葡萄园里的木桩。
……
我不由后退，因为站在当中
我不否认，从那群乌合之众的身上
我闻见令人憎恶的气息
那您出于本职而感受不到的气息。
散发恶臭的衣服令人闷热难耐，
对不起，阁下，我猜那是牛脂的臭味
蔓延在天主高贵的家，
直至大圣坛上的烛台。
最臭的莫过于吉卜赛人了，正如龙勃罗梭(17)所说，他们“以腐烂的动物尸体为食”（《犯罪人论》，一八七六年）。另外，在《俄罗斯之恋》中，詹姆斯·邦德的女对手罗莎·克列伯也散发着体臭。她不仅是个苏联人，还是个同性恋：
塔迪娜打开门，站在那里，目光与坐在圆桌后的那个女人相对，在屋顶中央灯光的照射下，她猛然想起自己曾在哪里闻到过那股气息。那是一个炎热的夏日，莫斯科地铁站里的味道，庸俗的香水掩盖着牲口般的恶臭。在俄罗斯，人们不管洗没洗澡，都爱一个劲儿地往身上抹香水，尤其是在没洗澡的时候……
卧室的门开了，那个“克列伯”出现在门口……她穿着一件透明的橙色双绉纱睡衣……膝盖从睡衣的中缝处探了出来，粗糙得好似黄色的椰子。她的膝盖微微前倾，摆成了一个经典的模特姿势……罗莎·克列伯摘下了眼镜，往自己脸上涂了一层厚厚的粉底和胭脂……随后，她轻轻倒在一旁的沙发上。“亲爱的，把中间的灯关了，开关就在门旁边。然后坐到我身边来，我们俩得好好地相互认识一下。”
很久以来，至少从基督教诞生开始，犹太人就是呲牙咧嘴并且恶臭难当的，他们的典型就是敌基督。因此，他们是基督教的大敌，不光是我们的敌人，也是上帝的敌人：
这就是他们的面孔：脑袋像燃烧的火焰，右眼红得像血，左眼绿得像猫。他们有两个瞳孔，眼皮是白色的，下嘴唇很大，右腿骨孱弱，脚大，拇指又扁又长。（《我主耶稣基督的古叙利亚圣约书》，公元五世纪）
敌基督将在犹太人之中降生……如所有人一样，他有父亲和母亲，但他的母亲不是我们所说的处女……在那个女人受孕之初，恶魔就钻进了她的子宫，由于恶魔的存在，他在母亲的子宫内汲取营养，而恶魔的能量也将永远伴他左右。（蒙捷昂代尔的阿德索，《关于敌基督的降生及其时间》，公元五世纪）
他将长着两只火眼，毛驴的耳朵，狮子的鼻子和嘴，因为他将在烈火和最无耻的矛盾之声中让人们做出最为罪恶的疯狂之举，唆使他们无视上帝，在他们之间散布最恐怖的恶臭，用贪婪的行为瓦解教会组织，随后摆出一副狰狞的面孔，露着可怕的铁牙冷冷地奸笑。（宾根的希尔德加德，《认识主道》，公元十二世纪）
如果说敌基督将在犹太民族中诞生，那么他的形象就会不可避免地对犹太人造成影响，这一点无论是在世俗排犹主义、宗教排犹主义还是在十九至二十世纪的资产阶级排犹主义中都有所体现。我们从面容开始说起：
通常来说，他们的面色青黑，长着鹰钩鼻子，眼窝深陷，下颌前突，说话时嘴部动作夸张，肌肉剧烈紧缩……不仅如此，他们还总会染上与血液有关的恶疾：从前是疟疾，如今是类似的坏血病、淋巴结核、出血症……有人说，犹太人身上常常会散发恶臭……还有人把其中的原因归结于犹太人常吃洋葱、大蒜等具有刺激性气味的蔬菜……更有甚者认为犹太人酷爱鹅肉，由于这种食物含有大量黏性粗糖，才导致这个民族的气色显得格外青黑阴郁。（亨利·格雷古瓦，《论犹太人肉体、道德和政治的复兴》，一七八八年）
一段时间以后，瓦格纳又从语音和表情等方面对犹太人的“肖像”进行了一番添油加醋的渲染：
犹太人的外貌十分古怪，比起其他各个方面，怪异的外表让这个民族显得尤为可恶：谁都不想与一个有着如此相貌的人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无法想象由一个犹太人来扮演任何古代或现代的英雄或美男子，否则一定会情不自禁地感到别扭甚至可笑……最让人难受的莫过于犹太人标志性的怪异口音……他们说出的那些咝咝啦啦而又尖利的词语让我们的耳朵备受折磨。他们奇特的遣词造句方式简直与我们的标准语言背道而驰……听他们说话的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们讲话的方式上，却听不进具体的内容。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对于犹太音乐才会有如此糟糕的印象。听一个犹太人说话，你会感觉通篇充斥着非人的表达方式……自然而然，作为最能真切表达个人情感的方式，犹太人的歌声就成了他们这种与生俱来的枯燥秉性的最典型代表。你可以说犹太人具有各种各样的艺术天赋，除了唱歌——因为他们天生就是五音不全的民族。(18)
希特勒以更为优雅的方式表达了一种接近于嫉妒的情绪：
我们应针对年轻人的着装加强教育……假如我们目前没有忽视对于形态美的教育，就不会有成百上千的年轻女子被长着罗圈腿的犹太小混混迷得神魂颠倒。(19)
从面容到服饰，犹太人的敌对形象就这样被塑造起来：他们残杀幼儿，嗜血解渴。这样的形象很早就出现在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书中讲述了一个少年的悲惨经历。这个少年与特伦托的圣西蒙尼诺(20)十分相似，当他唱着“大哉救主之母”经过一个犹太人居住区时，遭到了犹太人的绑架。后来，犹太人割断了少年的喉咙，把尸体扔到井里了事。
犹太人残杀少年、嗜血解渴的习俗有着十分复杂的历史根源。因为在基督教的内部敌人——异端分子——之中，这种习俗也早已存在。以下文字便是佐证：
夜晚，当人们点亮灯光，享受欢乐时光时，他们却会把一群少女带到某所房子里，参加他们的秘密仪式。在仪式中，他们熄灭灯光，因为他们不愿光亮见证接下来即将发生的丑事。这群男人随机在少女们身上发泄兽欲，哪怕她们是自己的姐妹或女儿。事实上，他们认为这种违反圣规、与血亲发生乱伦关系的行为能取悦魔鬼。仪式结束，这群人各自回家，待九个月之后，乱伦之子降生的时刻，他们将在同一所房子里再次集会。在这可怜孩子出生的第三天，这些男人会活生生地把他从母亲手中抢走，用无比锋利的尖刀刺穿其柔软的身体，将喷涌而出的血液收集在酒杯之中，再把气息尚存的孩子投入火中烧死。随后，他们把残余的灰烬与酒杯里的血液相混，制成一杯可怕的混合饮料，偷偷地洒在食物和饮品中，好似往蜂蜜中下毒药。这就是他们的圣餐。(21)
有时，敌人被看作低人一等的群体，所以显得怪异又丑陋。在荷马的笔下（《伊利亚特》），塞尔西忒斯（“两腿外屈，撇着一只拐脚，双肩前耸，弯挤在胸前，挑着一个尖翘的脑袋，上面稀稀拉拉地长着几蓬茸毛。”）的社会地位要低于阿伽门农和阿喀琉斯，因此对他们心存妒忌。塞尔西忒斯与德·亚米契斯塑造的勿兰谛（《爱的教育》）没有多大区别，两人都其貌不扬：最终，奥德修斯将塞尔西忒斯打得血肉模糊，而社会则将让勿兰谛遭到监禁：
坐在他的旁边的是一个毫不知顾忌的相貌狡猾的小孩，他名叫勿兰谛，听说曾在别的学校被除了名的……代洛西读着国王的悼词的时候，笑的只有一人，就是勿兰谛。勿兰谛真讨厌，他确是个坏人。父亲到校里来骂他，他反高兴，见人家哭了，他反笑了起来。他在卡隆的面前胆小得发抖，碰见那怯弱的“小石匠”或一只手不会动的克洛西，就要欺侮他们。他嘲笑大家所敬服的泼来可西，甚至于对于那因救援幼儿跛了脚的三年生洛贝谛，也要加以嘲弄。他和弱小的人吵闹了，自己还要发怒，务必要对手负了伤才爽快。他的帽子戴得很低，那深藏在帽檐下的眼光好像含有着什么恶意，谁都见了要害怕的。他在谁的面前都很放肆，对先生也会哈哈大笑。有机会的时候，偷窃也做得来，偷窃了东西还装出不知道的神气。时常和人相骂，带了大大的钻子到学校来刺人。不论自己的也好，人家的也好，摘了上衣的纽扣，拿在手里玩。他的纸、书籍、笔记簿都又破又脏，三角板也破碎了，钢笔杆都是牙齿咬过的痕迹，不时咬指甲，衣服非破则龌龊……先生有时也把他置之度外，他不规矩，先生只装作没看见。他因此愈加坏了，先生待他好，他反嘲笑先生；若是骂他呢，他用手遮住了脸装假哭，其实在那里暗笑。(22)
因为社会地位低下而被划入丑人行列的显然还包括流氓惯犯和妓女。不过说到妓女，我们又进入了另一个话题，一个关于性别敌视或性别歧视的话题。自古以来，一直是男性主导社会，书写历史，或一边主导社会一边书写历史，所以女性向来都被描绘成“祸水”。我们可不能被女人天使般的容貌所迷惑，相反，正是由于大多数文学作品中的女性都以温柔美丽的形象出现，民众更感兴趣的杂文世界一直在把女性的形象妖魔化，无论是在古代、中世纪还是现代都是如此。关于古代作品，我在此仅提马亚尔(23)一例（《讽刺诗》）：
维图斯提拉，你曾委身于三百个执政官；如今你已发疏齿落，胸部干瘪，好似知了，腿瘦肤黑，如同蚂蚁。你额上的皱纹比外套上的褶子还密，乳房如蛛网般耷拉……你的眼神如早晨的猫头鹰一样呆滞，身上发出山羊般的恶臭；你的屁股像老母鸭一样晃来晃去……只有通往墓地的火把才能进入你的阴道。
下面这段文字又是出自谁的手笔呢？
女人是有缺陷的动物，有着无数肮脏的嗜好，不胜枚举，更不堪谈论……没有任何生物比女人还不纯洁：除了猪，假使它们在泥里打个滚，就跟女人一样丑陋；假如有人要否认这点，不妨让他跟女人搅和在一起，在她们的秘密场所里厮混。那些地方藏匿着大量可怕的工具，女人们就是利用那些工具改头换面，又出于羞愧之心把它们偷偷放在那里。
倘若放荡不羁的乔万尼·薄伽丘（《大鸦》）对女性的评价尚且如此，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中规中矩的卫道士又会想些什么，写些什么，来维护所谓的“保罗原则”（倘若玩火必自焚，莫若从不知晓肉体的快感）呢？
十世纪时，克吕尼的圣俄多(24)曾写下这样的文字：
身体再美妙，也不过是皮囊。事实上，假如男人们能像波埃提亚的猞猁一般，长着一双具有透视力的慧眼，看穿女人皮囊之下的一切，那么只消一眼，就足以让他们恶心反胃：原来，这优雅的女性之美无非是恶毒、血腥、肮脏、仇恨的混合体。想想看，她们的鼻孔、喉咙和肚子藏纳了多少污垢……就好比用手指头去触摸呕吐的食糜和排泄的粪便那样令人作呕，我们又怎能用自己的双臂去拥抱一团粪土呢！
后来，这种所谓“正常”的厌女癖逐渐发展成对于女巫形象的构建，这可谓是现代文明的杰作。不错，早在古代文明中，女巫的形象就已为众人所知晓。例如在贺拉斯的《讽刺诗集》（“我本人见过康妮迪亚，她穿着黑色的衣服，赤脚、散发，跟萨迦纳大女巫咆哮。两人面色苍白，恐怖骇人。”）和阿普列尤斯的《金驴记》中，都对女巫有所描述。但无论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时期，所谓的巫婆和巫师大都来自道听途说的民间传闻。在贺拉斯生活的年代，罗马并未处于女巫势力的威胁之下。即使是在中世纪，巫术说到底也只是一种自我暗示。换句话说，所谓女巫，无非是那些认为自己具有巫术的人。这正如九世纪的《主教会规》所述：
某些思想堕落的妇女信奉撒旦，被他的妖言和幻象所迷惑，认为自己能在夜晚驾乘某种牲畜，与众多妇女一道追随月亮女神狄安娜而去……教士们只好反复告诫上帝的子民，这些说法纯属一派胡言，这些幻觉也只会困扰心术不正之人，无法侵蚀忠诚教徒的思想。事实上，撒旦会化身为光明天使，去控制愚蠢女人的想法，并利用她们摇摆不定的信仰统治她们。
然而，在现代世界中，女巫们开始集会、举行仪式；开始飞行；开始变身为动物；开始成为社会的公敌，以至于必须受到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必须被处以火刑。当然，今晚的主题并非讨论“女巫”这一复杂的现象，也并非研究她们是不是在一系列社会危机、西伯利亚萨满教或永恒的邪恶典型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替罪羊。我们今天在这里所探讨的是一种树敌的模式——这种模式与将异端分子及犹太人定性为敌人的过程十分相似。十六世纪时，就有诸如吉罗拉莫·卡尔达诺（《世间万物》）之类的科学界人士对此提出善意的反对：
她们是一些处境窘迫的妇女，生活在深山老林里，靠吃栗子和草叶维持生命……因此她们往往瘦削畸形，面如土色，眼球突出，从眼神中就能看出脾气阴郁古怪。这些妇女通常沉默寡言、精神恍惚，看上去与那些被恶魔摄去了魂魄的人没有什么分别。她们对自己的想法相当执着，说起话来语气坚定，所以当人们听到这些妇女气定神闲地讲述那些即使从来没有发生过、也永远不会发生的事情时，也往往容易信以为真。
接下来的几轮迫害是针对麻风病人展开的。卡洛·金兹伯格曾在《夜间历史：解读安息日》（都灵，伊诺第出版社，一九八九年，第六至八页）中进行如下叙述：一三二一年，法国所有的麻风病人都被烧死了，因为他们曾试图在河水、喷泉和井水中下毒，来毒害全国的民众。“那些女麻风病人承认了罪行，或是主动的，或是迫于酷刑逼供。所有没怀孕的女麻风病人都要被处以火刑。有身孕者要被囚禁起来，直到孩子出生并断奶之后，再被烧死。”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对传播疫病者处以刑罚的根源。但金兹伯格所描述的迫害还不自觉地体现出另外一点：麻风病人被与犹太人和撒拉逊人扯到了一块儿。许多年代史学家都曾有过类似的记述，说犹太人是麻风病人的帮凶，因此有许多犹太人也与麻风病人一起被烧死。“当时，无法无天的民众对麻风病人进行就地处决，在完全不通报神父或地方长官的情况下，就直接把他们关在房子里，连同牲口和家具一起统统烧掉。”
有一个麻风病人头目承认曾受到犹太人的金钱诱惑：那个犹太人曾交给他一些毒药（用人血、尿液、三种草药和神圣的祭品配制而成），毒药被藏在一些袋子里，袋子里还装有重物，以便能够沉入喷泉水池的底部；可授意犹太人这样做的却是格拉纳达的国王，另外一份史料表明巴比伦的苏丹也曾参与阴谋。就这样，三类宿敌瞬间被搅和到了一起：麻风病人、犹太人和撒拉逊人。至于第四类敌人——异端分子，则是因为一个细节而被卷进来的：麻风病人在集会时要朝祭品吐唾沫，还要践踏十字架。
晚些时候，女巫们也开始举行类似的仪式了。十四世纪时，出现了最初的针对异端分子的审判程序手册，如贝尔纳·居伊(25)的《针对邪恶堕落的审讯指导》和尼古拉斯·埃梅里克(26)的《审讯守则》；十五世纪（当时，佛罗伦萨的费奇诺(27)奉科西莫·德·美第奇之命翻译了柏拉图的作品，人们正准备高歌“多么轻松，多么美妙，我们与中世纪告别了”），则出现了约翰尼斯·奈德(28)的《蚁丘》（创作于一四三五至一四三七年之间，一四七三年正式出版），该书第一次谈论了各类现代巫术。
一四八四年，教皇英诺森八世在题为《最热切的期望》的训令中写道：
不久前，我们听说了一则令人痛心疾首的消息。在德国的某些地区……一些男男女女，无视自身的健康和对于天主的信仰，从肉体上投身于恶魔，残害幼儿、动物、植物……通过魔法、妖术、符咒和其他极其可恶的巫术荼毒生灵……考虑到我们自身的义务，为了以适当的方式阻止上述邪恶行为继续扩散，殃及更多无辜的生命，特批准施普伦格(29)和克拉马(30)两位宗教裁判官前往上述地区履行宗教裁判之职责。
在《蚁丘》的基础上，施普伦格和克拉马后来又出版了臭名昭著的《女巫之锤》。
一四七七年，宗教裁判所针对日内瓦行政区圣若里奥兹堂区的安东尼娅进行了审判，从这份审判文件（可谓众多文件中的沧海一粟）中我们就能明白女巫之敌是如何被构筑起来的：
被告抛弃了丈夫和家庭，和一个叫马塞特的人来到河边一个叫“拉兹帕洛伊”的地方……那里正在举办一场异端集会：男男女女，互献殷勤，唱歌跳舞，后退行进。有人给她展示了一个名叫罗比内的貌似黑人的恶魔，告诉她说：“这就是我们的主人，如果你想实现你的愿望，就要向他膜拜。”于是被告问自己该怎么做……那个叫马塞特的家伙回答她说：“你要彻底抛弃你的上帝、你的天主教信仰和对于圣母马利亚的崇拜，并且认定名叫罗比内的恶魔为你的主人和导师，一切按照他的意愿行事……”听了这话，被告感到十分为难，起初表示拒绝。但最后她还是抛弃了上帝，说出了这样的句子：“我抛弃我的造物主、我的天主教信仰和圣十字，我接受恶魔罗比内做我的主人和导师。”随后，被告亲吻了恶魔的脚，以表崇敬……接着，她把一个木头十字架抛在地上，并用左脚践踏直至彻底毁坏……她骑上了一根长约一尺半的棍子。为了前往集会，她必须用一个圣体盒里的油膏涂抹棍子。然后，她要把棍子夹在两腿之间，大喊一声：“走，去找恶魔！”棍子会应声腾空而起，飞快地把她送往集会地点。被告还承认在那里吃了面包和肉食，喝了酒，继续跳舞；他们所谓的恶魔会化身为一个长着黑肉的人，教徒们要亲吻他的屁股表示尊敬；最后，恶魔熄灭集会上的绿色篝火，大声喊：“梅克勒特！梅克勒特！”听到这喊声，所有的男女教徒——包括被告和那个叫马塞特·加林的——都应声倒地，像牲畜一样乖乖地躺下。(31)
这份包含朝十字架吐痰及亲吻肛门等细节的证词与一个半世纪前审判圣殿骑士会时的证词几乎完全吻合。令人震惊的是，不仅在这场十五世纪的审判过程中，审判官在提问及宣判罪行时受到先前案例的左右，而且在所有的案件审判过程中，受害者在这种高度保密的审判结束时都会不由自主地认为自己确实犯有被指控的罪行。在审判女巫的过程中，不仅要构筑一个敌人的形象，不仅要让被告承认自己并没有做过的事情，还要让她在承认的过程中自认为确实有罪。克斯特勒在《正午的黑暗》（一九四一年）里所述的审判就是如此——无论是怎样的审判，第一步都是构筑出一个敌人的形象，然后再说服被告将自己等同于那个形象。
因此，树敌还包括让敌人“自愿承认”的过程。许多戏剧和小说作品都为我们展示了类似于“丑小鸭”的形象：由于遭到同伴们的鄙视，他们也习惯性地认为自己确如同伴所说的那般丑陋。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可是我呢，天生我一副畸形陋相，不适于调情弄爱，也无从对着含情的明镜去讨取宠幸……我既被卸除了一切匀称的身段模样，欺人的造物者又骗去了我的仪容，使得我残缺不全，不等我生长成形，便把我抛进这喘息的人间，加上我如此跛跛踬踬，满叫人看不入眼，甚至路旁的狗儿见我停下，也要狂吠几声……我找不到半点赏心乐事以消磨岁月，无非背着阳光窥看自己的阴影，口中念念有词，埋怨我这废体残形。因此，我既无法由我的春心奔放……就只好打定主意以歹徒自诩了。(32)
如此看来，敌人是不可或缺的。即使文明在不断进步，敌人的形象也不能被消除。树敌是人类天性的一种需求，就算是性格温和、热爱和平的人也不能免俗。在这种情况下，无非是把敌人的形象从某些人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例如：资本主义的剥削、环境污染、第三世界国家的饥饿问题等。如果说上述树敌行为都“不无道理”，那么正如布莱希特所说，对于不公正现象的仇恨和报复便也会翻转脸面，变成正义。
既然树敌是与生俱来的心理需要，那么在此种需要面前，道德是否就显得软弱无力了呢？我认为，道德的作用并不在于粉饰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而在于试图理解对方，站在对方的角度进行换位思考。在埃斯库罗斯的笔下，我们看不到对波斯人的仇恨，因为他对波斯人的悲惨遭遇感同身受。恺撒对于高卢人表现出高度的尊重，最多也只是让他们在每次投降时痛哭流涕一番。塔西佗对日耳曼人相当赞赏，说他们体格健美，对于他们的指责也仅限于不讲卫生及怕苦怕累，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炎热和干渴。
尝试去理解对方意味着打破陈规，而不是否认或消除双方之间的差异。
然而，我们都是现实主义者。如此理解敌人，只有诗人、圣人或叛徒才能做到。我们内心深处的本能则完全是另外一码事。一九六八年，美国出版了一部作者不详的作品：《来自铁山的秘密报告：关于和平的可能性与渴望度》（甚至也有人把它记在加尔布雷斯的名下）。显然，这是一篇反战的文章，或者说是一篇充满悲观主义色彩、认为战争无法避免的文章。发动战争就必定要确立对抗的敌人，因此，战争的不可避免性直接导致了确定及树立敌人的必然性。因此，这篇文章以极为严肃的态度进行了分析，并认为整个美国社会转而趋向和平的态度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为只有战争才是促使人类社会和谐发展的根基。战争所带来的消耗是调节社会良性发展的阀门：只有战争才能消耗社会的储备物资，战争是一只飞轮；有了战争，一个群体才会有“国家”意识；如果没有应对战争的经历，一个政府甚至无法确立自身的合法地位；只有战争才能维护不同阶级之间的平衡，才能妥善处置和利用反社会的因素。和平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以及青少年犯罪率的上升；战争则能以最正确的方式疏导各种骚动的社会力量，赋予他们某种“地位”。军队是穷苦之人及被社会边缘化人群的最后希望；只有掌握着生杀大权的战争体系才能驱使社会付出血的代价来换取其他本不依靠战争的产业——如汽车产业——的发展。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战争是解决多余生命体的阀门；如果说直到十九世纪，在战争中死亡的多半还是有价值的社会群体（士兵），留下的却是老弱病残，那么如今的战争体系已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我们可以朝养老中心等地点进行定点轰炸。比起残杀幼儿的宗教仪式、禁欲行为、强制断肢及过度使用死刑等行为，战争能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说到底，虽然战争充满了冲突和对抗，却是一种最为“人性化”的发展艺术。
这么说来，我们应该坚持且加紧树敌的行为。乔治·奥威尔在《一九八四》中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堪称典范的模式：
接着，屋子那头的大电幕上突然发出了一阵难听的摩擦声，仿佛是台大机器没有油了一样。这种噪声使你牙关咬紧、毛发直竖。仇恨开始了。
像平常一样，屏幕上闪现了人民公敌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脸。观众中间到处响起了嘘声。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发出了混杂着恐惧和厌恶的叫声。果尔德施坦因是个叛徒、变节分子，他一度（那是很久以前了，到底多久，没有人记得清楚）是党的领导人物之一……后来从事反革命活动，被判死刑，却神秘地逃走了，不知下落……他是头号叛徒，最早污损党的纯洁性的人。后来的一切反党罪行、一切叛国行为、破坏颠覆、异端邪说、离经叛道都是直接起源于他的教唆。反正不知在什么地方，他还活着，策划着阴谋诡计……
温斯顿眼睛的隔膜一阵抽搐。他看到果尔德施坦因的脸时不由得感到说不出的滋味，各种感情都有，使他感到痛苦。这是一张瘦削的犹太人的脸，一头蓬松的白发，小小的一撮山羊胡须——一张聪明人的脸庞，但是有些天生的可鄙，长长的尖尖的鼻子有一种衰老性的痴呆，鼻尖上架着一副眼镜。这张脸像一头绵羊的脸，它的声音也有一种绵羊的味道。果尔德施坦因在对党进行他一贯的恶毒攻击……要求立即同欧亚国媾和，主张言论自由、新闻自由、集会自由、思想自由，歇斯底里地叫嚷说革命被出卖了……
仇恨刚进行了三十秒钟，屋子里一半的人中就爆发出控制不住的愤怒的叫喊……仇恨到了第二分钟达到了狂热的程度。大家都跳了起来，大声高喊，想要压倒电幕上传出来的令人难以忍受的羊叫一般的声音。那个淡茶色头发的小女人脸孔通红，嘴巴一张一闭，好像离了水的鱼一样。甚至奥勃良的粗犷的脸也涨红了。他直挺挺地坐在椅上，宽阔的胸膛胀了起来，不断地战栗着，好像受到电流的袭击。温斯顿背后的黑头发姑娘开始大叫“猪猡！猪猡！猪猡！”她突然拣起一本厚厚的《新话词典》向电幕扔去。它击中了果尔德施坦因的鼻子，又弹了开去，他说话的声音仍旧不为所动地继续着。温斯顿的头脑曾经有过片刻的清醒，他发现自己也同大家一起在喊叫，用鞋后跟使劲地踢着椅子腿。两分钟仇恨所以可怕，不是你必须参加表演，而是要避不参加是不可能的……一种夹杂着恐惧和报复情绪的快意，一种要杀人、虐待、用大铁锤痛打别人脸孔的欲望，似乎像一股电流一般穿过了这一群人，甚至使你违反本意地变成一个恶声叫喊的疯子。(33)
即使没有《一九八四》中描述的这般疯狂，我们也能意识到人类对于树敌的需要。我们正在见证自身对新移民群体有多害怕。我们把某些非主流的外族个体的特点扩展到整个民族，把罗马尼亚的移民树立成意大利的敌人。对于这个正在经历种族变革、对自我身份的识别感到困惑的社会，移民成了理想的替罪羊。
当然，最为悲观的观点出现在萨特的《禁闭》里。一方面，由于异类的存在，我们才能认清自己，基于这一点，才有了共存和忍让。但另一方面，我们更希望这个异类古怪到让我们无法忍受，由此，我们便把他放到敌人的位置上，也就构筑起了我们的人间地狱。当萨特把三个生前互不相识的死人置于同一间酒店房间里时，他们中的一个参透了其中可怕的真相：
你们会明白这道理是多么简单。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这儿没有肉刑，对吧？可我们是在地狱里呀。别的人不会来了，谁也不会来了。我们得永远在一起……这儿少一个人，少一个刽子手……他们是为了少雇几个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另外两个人的刽子手。
(1) 本文曾在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五日博洛尼亚大学经典作品朗读晚会上宣读，后被收录入由伊瓦诺·迪奥尼基编著的《政治颂歌》（米兰，布尔出版社，二〇〇九年）。——原注
(2) Giovanni Berchet（1783—1851），意大利浪漫派诗人、文艺理论家。
(3) 加布里埃莱·邓南遮语，指意大利虽然是战胜国之一，却没有获得任何实际利益。
(4) 蛮族人一词的意大利语为“barbaro”。该词是一个拟声词，来自balbutire（意为结巴，口吃）。因此，该词原本用于形容那些说话含混不清的人。
(5) Gaius Plinius Caecilius Secundus（61—113），古罗马作家。公元一一二年前后担任小亚细亚执政官，期间主持审问基督徒。
(6) Decimus Junius Juvenalis（55至66—约127），古罗马诗人、修辞学家。
(7) 拉丁语，完整、完善。
(8) Priscus of Panion（420—471），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学家。其作品《历史》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价值，作者在该书中描写了自己出使匈奴帝国时在阿提拉王宫的种种经历。
(9) Attila（406—453），古代欧亚大陆匈奴人的领袖和皇帝。
(10) Raoul Glaber（985—1047），法国修士、著名编年史学家。
(11) Liutprando da Gremona（920—972），意大利历史学家、主教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外交家。
(12) Nikephoros I（约750—811），拜占庭帝国皇帝（802—811）。
(13) Felix Fabri（1441—1502），德国多明我会修士，一生中曾两次前往耶路撒冷朝圣，并创作了两部游记。
(14) Giuseppe Giusti（1809—1850），意大利诗人。
(15) 语出朱塞佩·朱斯蒂的诗歌《圣安布雷佐》。
(16) 指走入圣安布雷佐大教堂。
(17) Cesare Lombroso（1835—1909），意大利犯罪学家、精神病学家。
(18) 理查德·瓦格纳：《音乐中的犹太主义》，热那亚，艾菲比出版社，一八五〇年。——原注
(19) 阿道夫·希特勒：《我的奋斗》，米兰，邦皮亚尼出版社，一九三四年。——原注
(20) Santo Simonino di Trento，意大利特伦托的一个孩童，一四七五年复活节遭到犹太人绑架并被杀害。
(21) 普塞洛斯：《论恶魔的工作》，热那亚，ECIG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原注
(22) 本段译文摘自德·亚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译者夏丏尊（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四年）。
(23) Martial（约40—约104），古罗马诗人、最重要的拉丁语讽刺诗作家，著有《讽刺诗》。
(24) Oddone di Cluny（约878—942），克吕尼修道院的第二任院长，后被天主教封为圣人，是克吕尼改革的倡导者之一。
(25) Bernard Gui（1262—1331），中世纪晚期多明我会修士、宗教裁判法官。
(26) Nicolas Eymerich（约1316—1399），罗马天主教神学家，曾担任阿拉贡王朝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27) Marsilio Ficino（1433—1499），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最重要的人文主义哲学家之一。
(28) Johannes Nider（1380—1438），德国神学家。
(29) Jacob Sprenger（1436—1495），瑞士多明我会神学家、神圣罗马帝国宗教裁判所特别法官，与克拉马合著《女巫之锤》。
(30) Heinrich Kramer（1430—1505），德国神学家、神圣罗马帝国宗教裁判所大法官。
(31) 朱塞皮娜和欧金尼奥·巴蒂斯提：《女巫的文明》，米兰，莱里奇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原注
(32) 本段译文摘自莎士比亚的《理查三世》，译者方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二〇一〇年）。
(33) 本段译文摘自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译者董乐山（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〇六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