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科技发展与政策响应的思维范式

早在2016年我负责筹建上海票据交易所的时候，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就提出，让我们（我和时任数字货币研究所筹备组组长姚前）尝试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数字票据交易平台。经过深入研究，我们就具体实施方案向他汇报。在现场，周行长提出了很多观点，包括区块链适合在票据、应收账款、跨境支付等领域发挥作用，不要迷信金融科技；能否有用要靠实践检验；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央行，中国人民银行员工的工资待遇尽管比不上那些高科技公司，但仍需要有一批人去跟踪了解最前沿的技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很多人对这些新技术新领域不甚了解的情况下，周行长就已经对这些新事物有了一整套的想法，并做出了一系列精准的预判。

汇编近年来周小川演讲的新书《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问世，使得这些观点和想法能够更系统化、更充分地展现到大家面前。这本书读后余韵十足，令人掩卷深思，更在悄然间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洞析金融科技发展与政策响应的思维分析范式之窗。

一、金融与科技的关系

本书开篇点明，金融业本质上是一种信息技术产业。基于这一基本判断，就比较容易分析金融与科技的关系，以及信息科技和人工智能的作用。

第一，看待金融与科技的关系，需要从纵向上把握历史规律性。现代金融体系是经过几百年积累形成的，在金融体系的演进过程中实际上吸收了几百年间涌现出来的各种科技创新。然而，并没有任何一项新技术能够完全颠覆整个金融体系。事实上，如果某一种科技创新能通过提高效率或者节约成本来帮助改进现有金融体系，那么这一科技创新就会融入现有体系。因此，迄今为止，科技创新不是颠覆了金融体系，而是经过实践检验后逐步融入了金融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推行的DC/EP研发计划，并不是将数字货币和电子支付对立起来，而是通过实践来达到支付体系的高效、安全和低成本，就是这一思路的具体体现。区块链也不例外。同时，区块链还有一些不太成熟的地方，有些事情也不能完全做到。有观点认为区块链要颠覆整个现代金融体系，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事。当然，这中间可能在某些方面是有一些应用，不否认它，但是也不要夸大它，尤其不要过分迷信。

第二，如何客观认识信息科技问题。信息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一是不能完全解决激励机制问题。如信息真实性核查作为“公共产品”存在“搭便车”问题，信息集中共享并不能保证信息的准确真实，从而违背激励相容和“真实显示原理”。二是不能完全实现资源配置优化问题。如“计算复杂性”原理已经从数学上证明，通过用特大规模计算和信息集中求解经济体的资源配置优化是不可行的。即便信息高度集中成为可能，共享成为可能，最终仍需要依靠市场体制去解决资源配置的优化问题。三是信息技术不能将成本降为零。如信息处理和网络的各项软硬件研发、投资、运行、维护成本、将大量非结构化数据转换成结构化数据的成本等。四是信息技术不能解决层级传导问题。如中国从中央、省、市、县、镇、村等层次体系中，如何实现有效的、激励相容的传导。五是其他方面。依靠大数据等新技术，不能完全解决银企关系、本地信息数据挖掘等问题。

第三，如何认识人工智能在金融体系中的作用。在支付上，人工智能会一定程度上推动放松身份鉴定的规定；在远程开户上，仍需谨慎；在智能投顾上，可能有些缺陷，即近期的、短期的数据深度学习而得到的结论有局限性，但基本面分析和认识不太容易实现，这些都有待进一步研究观察。

二、金融科技与政策响应的关系

本书通过大量案例，深入分析了金融科技和政策响应之间的关系，为我们未来思考此类问题提供了一个基本分析范式。

第一，不要迷信但要充分关注科技。科技不能包打天下，金融科技要有金融本质属性，科技是服从于金融业务需求的。本书全面理性剖析了区块链、分布式账本技术等新科技的长处和局限，也通过P2P网贷、电子支付、余额宝、数字货币、初始代币发行等诸多案例探讨了科技和金融需求相结合的新模式可能会引发的市场结构、金融稳定和相应的监管问题。从政策研究理论视角看，本书的分析范式属于“理性决策模式”，即决策者以问题为导向，设定目标并列举出所有可能的解决方案，运用一系列科学方法对这些方案进行评估，同时预测可能达到的结果以及产生的问题，在逐一对比后，选择最优方案。

这些分析背后充分体现出中国人民银行对科技创新的态度，即对新技术要敏锐，总体上支持，有所宽容。正是由于中国人民银行长期关注并支持科技的发展，无论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发展，还是金融科技的应用，一直处于全球前列。比如大约五年前，中国人民银行经过数轮慎重讨论之后，决定研发央行数字货币，并将以前投在现钞上的研究力量转而投向对数字货币的研究，这也为中国在这一领域保持相对领先优势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这些新科技一旦运用在金融业，就要按照金融业监管的规则进行公平监管。对所有进入金融服务业的金融科技公司、大科技公司和第三方支付公司和各种交易平台等，应建立一种公平竞争、优胜劣汰并能保护消费者的监管政策环境。这样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前期P2P网贷缺乏监管，问题不断，爆雷不断，后期加强监管，风险逐渐收敛，总体可控；相反，对第三方支付有监管，相对发展比较健康，在保持了金融稳定的前提下，中国拥有了全球范围内最为广泛运用的最先进的电子支付系统。同样，对初始代币发行和比特币的强监管，也是从投资者、消费者保护以及防止金融诈骗和避免过度投机出发的。

第二，科技选择路径要依靠市场竞争来优化趋同。从政策实现路径看，改革思路大致分为渐进式和激进式（又称“休克疗法”）。渐进式改革认为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一个不断通过试错、纠错而优化趋同的过程，需要时间积聚改革动力，为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激进式改革则截然相反，苏东经济转轨改革就属于这一种思路。目前，关于如何发展央行数字货币，有两种思路：一种属于较为激进的，认为可以通过区块链发展单层（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或者说央行直接对公众发行数字货币，这可能会导致金融脱媒，影响竞争性银行业务的作用，可能颠覆整个金融体系；另一种属于渐进式的，认为可以发展双层或多层数字货币，仍服从现有货币政策和货币政策传导框架。在具体实现方式上，技术的优化选择要依靠市场和民间的力量，可以让金融科技公司、大科技公司在内的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去竞争择优，让市场来决定。

本书特地从央行视角论述为何要审慎对待技术选择的不确定性，因为这关系到央行的声誉、货币政策的声誉。当新技术出现时，央行不宜充当“先知”，去替市场选择技术，而应该建立竞争性环境，让最优技术顺利凸显和发展。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在金融科技选择路径上一旦犯错，成本是巨大的。目前国际上提出监管沙箱，但说易行难，尤其在大国经济能否设计出货币试验的沙箱仍是一个挑战。

三、金融科技政策顶层设计的关键点

本书针对金融科技发展提出了一整套顶层设计的思维方式，例如充分利用市场力量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设计正向激励机制，解决好政策博弈问题等内容，都值得反复思考，并运用到政策设计中，从而更好地利用金融科技，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发展、促进金融创新以及深化金融体系改革。

一是如何设计好激励机制问题。本书强调激励相容，认为政策设计需要重点防止金融科技盲目发展可能带来的一些扭曲。比如，要关注网络效应和“赢家通吃”，防止吃利差、自融、资本炒作、利益输送和交换、滥用普惠金融说法、数据出售和隐私泄露、暗网风险等。好的激励机制应该是一个连续政策，而不是二进制政策。政策设计者应当关注金融科技背后的真正动机，通过设立正向激励机制，鼓励正确的动机，将激励放在科技发展上，要靠新技术实现效率和竞争力，同时将不良动机降至最低。

二是如何避免政策博弈问题。要清醒认知科技公司推销贿赂、打舆论战以及政治游说的存在。在全球范围内，都存在这些情况，如推销者往往可能夸大自己科技产品的性能、必要性，以及产品可能产生的革命性、颠覆性变化等；试图通过媒体和舆论、政治游说对政策产生影响等。

同时，要防止监管博弈或监管套利影响公平竞争和金融稳定。大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作为金融服务业的新进入者，难免会存在一些既想做金融服务又不想接受监管的现象，这种进入者不但会对市场格局产生影响，也会对监管格局带来重大影响，需要重点防范其规避监管和监管套利行为。所以，对大科技公司和金融科技公司的监管，金融管理部门也要敢于说“不”；否则就容易被其科技属性误导，不进行有效监管，最终会扭曲市场，产生金融风险。

三是金融基础设施可公私合作，民营机构或者大科技公司也可参与，但需要约束条件。对于金融基础设施以及经济体系中其他的公共基础设施，参与建设的主体并不一定非得是公共机构，民营机构或者大科技公司都可以参与其中，可以是公私合作形式。但参与主体需要满足一些约束条件，即必须要有不谋己利的承诺以及服务公共利益的精神，同时监管方面也要跟得上，包括数据隐私、消费者保护、金融稳定、协调机制等要求，此外道德标准和伦理尺度都需要考虑到。实践中，也不乏成功的案例。如征信系统，大部分国家是央行在办，但美国等老牌国家是私人机构在办，由政府约束其行为。再如货币发行，中国香港发钞是外包给汇丰、渣打、中行三家发钞行，香港金管局对发钞技术环节和发钞行提出严格要求。从政策研究理论视角看，这种思维方式恰恰把握住了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即兼顾效率和公平，这也是研究公共政策设计的基础。公共政策是政府依据特定时期的目标，通过对社会中各种利益进行选择与整合，在追求有效增进与公平分配社会利益的过程中制定的行为准则。当然，社会利益既包括公共利益，又包括私人利益，特别强调要去设计一系列服务于公共利益的约束条件，是为了防范出现利用公共基础设施的优势而去服务于私人利益。实际上，这种担忧普遍存在于全球政策制定者之中。当下席卷欧洲和美国的针对大科技公司的数据隐私和竞争政策的调查就是明证。

四、面对未来的全球货币和中国应对

本书解析和探讨了加密数字货币，尤其是Libra（天秤币）这类“全球性稳定币”。在一位胸怀全球金融稳定、拥有改革情怀的中央银行家眼中，新型数字货币需要关注以下几个重要方面。

一是新型数字货币是否支持央行系统的货币政策及其对经济的总量调控和传导机制？理解了央行的使命（维护币值稳定和价格稳定、缓解经济与就业的周期波动、防止非专业和短期动机的行政干预，以及维护金融体系稳定，并以稳定谋福祉等），就能理解货币政策和金融稳定的重要性。现有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供了总量和控制通货膨胀、总量和控制资产泡沫之间的执行渠道。尽管这个框架目前面临挑战，但其改进应是连续函数。如果用新科技颠覆原有系统，又无法建立一个有效运转的新系统，全球经济和金融稳定可能就会出大问题。

二是如何实现消费者隐私保护？如何执行微观合规性和稳定性要求？例如就全球高度关注的数据隐私，如何运用、加工所获得的大数据？消费者是否知情？是否有拒绝或删除权？是否符合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现行业务合规性要求？如何避免违约、无力清偿、跑路、套现出境等机构自身稳定性方面的问题，甚至赌博业、毒品交易等暗网业务？

三是准备金托管、测算，以及全球央行协调问题。对于100%准备金支持的稳定币而言，准备金如何托管？如若未来和Libra类似的某种数字货币成为全球普及的支付性货币，有现金（M0）以后，就会有狭义货币（M1，M0+企业活期存款）和广义货币（M2，M1+定期存款+储蓄存款）。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计，准备金的测算以及一系列金融政策安排都需要央行介入。此外，全球货币的跨境支付需要有全球的协调机构进行协调，但现在并没有一家全球央行。尽管跨境支付、电子支付和数字货币能够在效率上大幅提升，但最终能否安全高效运行并且落实反洗钱、反恐怖融资的要求等，涉及是否有全球性的权威机构或者全球央行进行协调。

四是货币替代。如果Libra成功的话，对弱势货币、不可兑换货币、发展中国家货币将有替代作用。因为篮子里还是以美元为主，所以人们产生了对美元化的担忧。强势货币在全球化过程中会侵蚀弱势货币，这是一个必然现象。如果Libra之类冒出来且能够普及成功，就可能会大大加速这一过程。而这对人民币将是一个巨大挑战。要应对Libra的挑战，还是要加快资本项目可兑换，完善金融体系，让人民币成为强势货币的一份子，并免受侵蚀与替代；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及逐渐扩大在特别提款权（SDR）篮子中的比重，将涉及很重要的政策选择。

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把区块链作为核心技术自主创新重要突破口，明确主攻方向，加大投入力度，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加快推动区块链技术和产业创新发展”。目前，国内区块链大多集中在一些场景应用和加密货币上，在核心科技上存在很大的不足。认真研读《金融基础设施、科技创新与政策响应》一书关于观察金融科技、构建政策框架和顶层设计的思路，避免政策扭曲，有助于真正将社会的资源和创新从吃利差、政策套利等方面转移到鼓励核心技术自主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