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导言

一、文化学上的“越地”范围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是一个国家、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基础。中国是一个有着五千多年文明传统、历史悠久的国度，又是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国度，其文化的时代性演进和地域性展开均呈现出婀娜多姿的状貌，因而切忌作简单化的描述与概括。著名历史学家谭其骧指出：“把中国文化看成是一种亘古不变且广被于全国的以儒学为核心的文化，而忽视了中国文化既有时代差异，又有其地区差异，这对于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当然极为不利。”[1]而要想获得对中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对中国文化进行分区研究是必不可少的。地域文化的研究藉此而生。地域文化又称“区域文化”，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它是一门研究人类文化空间组合的地理人文学科，与文化地理学大同小异。[2]也有人提出，地域文化仍属于文化学研究范畴，它是以文化为中心的考察文化的地域属性和特征的研究，而非以地理为中心的探讨地理环境如何影响和作用于文化的文化地理学研究。[3]或称，地域文化是介于历史文化地理学与文化学、文化史之间的交叉边缘学科。[4]通俗地讲，地域文化是指一定空间范围内特定人群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它有一个前提即必须和其他周围区域有较为明显的差异，否则就没有什么意义，而不同地域内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模式的不同，便导致了地域文化的差异性。地域文化的研究在我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当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和历史评价，成为学术界、理论界的热门话题，而与“文化热”相伴随的是我国区域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中华大地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不仅能为地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文化氛围，而且通过与地域经济的相互融合，形成文化经济，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直接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成为地方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推动力量和增强地域经济竞争能力的基础因素，这极大地催生了各地区对本区域历史文化的关注与开发，于是，以“文化热”为基础，以区域经济社会及文化发展为主导的地域文化研究开始在中国大地上勃然兴起，发展至今，仍方兴未艾，成为近三十年国内学术界新的学术生长点和热点之一，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地域文化的划分，一是以地理相对方位为标准划分，如江南文化、岭南文化、西域文化、关东文化等；二是以地理环境特点为标准划分，如长江三角洲文化、黄河文化、运河文化、海岛文化、大陆文化、高原文化、草原文化、绿洲文化等；三是以行政区划或古国疆域为标准划分，如云贵文化、巴蜀文化、齐文化、鲁文化、秦文化、晋文化、楚文化、吴文化、越文化等。冯天瑜在《中华地域文化大系丛书》中把中国文化分为东部农业文化区和西部游牧文化区，其中东部农业文化区可分为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原农业文化亚区和少数民族为主体的西南农业文化亚区。中原农业文化亚区自北而南又可分为燕赵文化副区、三晋文化副区、齐鲁文化副区、中州文化副区、荆楚文化副区、吴越文化副区、巴蜀文化副区、安徽文化副区和江西文化副区，中原文化亚区向北延展为松辽文化副区，向南延展为闽台文化副区和岭南文化副区；西南农业文化亚区又可分为滇云文化副区和贵州文化副区。西部游牧文化区则分为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和青藏高原游牧文化亚区，其中蒙新草原——沙漠游牧文化亚区又可分为塞北文化副区、甘宁文化副区、西域文化副区。[5]

《越地方志发展史》为“越文化研究丛书”之一种。研究地域文化，首先要确定地域范围。越文化（越文化又往往与吴文化并称吴越文化，均为越族先民创造的文化）是我国上古时代南方蛮族中的一支——越族文化发展而形成的一种文化形态，从河姆渡文化时代到秦汉统一近五千年的漫长岁月中，古代越族在相对独立地发展过程中，形成了本民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古越文化与长江中游的荆楚文化、黄河流域的华夏文化交相辉映，共同形成了灿烂伟大的中国上古文明。关于越文化的定义，目前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尚未形成一致的定见，有的认为是于越民族文化，有的认为是越国文化，有的等同于浙江文化，有的认为是浙东文化，有的认为仅仅是越文化中心地绍兴的文化，当然还有的取广义的百越文化，包括句吴、于越、东瓯、闽越、扬越、夷越、山越等民族的文化，其范围波及今天的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台湾、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此外，还有学者提出对越文化可以分层次来把握，把越文化同时看作“于越民族文化”“越国文化”“浙江文化”“浙东文化”与“绍兴文化”，认为越文化是这五种文化的有机统一，其中居于主体地位的是浙江文化，于越民族文化是其发生学来源，是其萌芽阶段，越国文化是其方国阶段，浙东文化是其重心所在，而绍兴文化则是其关键内核。[6]笔者认为，越文化的兴起与先秦于越民族和越国有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于越文化是早期越文化的主体，但从长时段历史的角度看，越文化并不是单一的民族文化，而是一种开放的地域文明形态，越国灭亡后，越文化仍然在衍生发展，而其区域则应以原越国疆域为限。因为我们现在说的地域文化，其名多取自周代的诸侯国，这些诸侯国虽然早在秦统一中国时就陆续消亡了，但以周代诸侯国取名的地域文化与原诸侯国有一种内在的联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原诸侯国所创造的文化是该地域文化之源，因此一般应以古诸侯国的疆域划定为该地域文化的范围。当然，这些古诸侯国的疆域是变化的，如越国在灭吴称霸后，国力达到鼎盛，不仅据有现在的浙江全境，还拥有江苏、江西、安徽、山东之一部，其都城一度由会稽北迁至山东琅琊（今山东省诸城县境内），显然根据越国强盛时期的疆域来划定越文化的地域范围是不妥当的，而应以越国历史上相对较为稳定的疆域作为划定越地的界限。一般而言，吴越交战前的越国疆域相对较为稳定，《越绝书》记载“大越故界，浙江至就李，南姑末、写干”[7]。就李又称槜李，在今浙江省嘉兴市境内；姑末，今衢州市龙游县；写干，汉时属豫章郡，今江西省余干县，此为越国西境，与楚分界。《国语·越语》也说：“勾践之地，南至于句无，北至于御儿，东至于鄞，西至于姑蔑，广运百里。”[8]句无在今绍兴诸暨市境内，御儿也在今嘉兴市境内，鄞即今宁波市，姑蔑即姑末，乃一地而异名。就其范围，差不多是今天浙江省的范围。但自公元前494年越王勾践败于吴王夫差，入臣于吴，一直到公元前473年越国灭吴前，吴、越的疆界是以钱塘江为界的。《吴越春秋》卷8记载：“吴封地百里于越，东至炭渎，西至周宗，南造于山，北薄于海”[9]，海即后海，实为钱塘江南岸。《史记·货殖列传》也说：“浙江南则越”。[10]而在公元前334年，越国为楚威王所败后，其势力也退居于钱塘江南岸，《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中记载：“楚威王兴兵而伐之，大败越，杀王无疆，尽取故吴地至浙江（即钱塘江——笔者注），北破齐于徐州，而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11]。从这个角度讲，钱塘江以南的浙江地区应该是古越国领土中最为稳定的区域。

另一方面，文化中的区域概念与行政中的区域概念是不同的，前者是大致上的，其边界是交融的，模糊的，而后者是明确的，其边界是清楚的，两者虽大体上可能相似，但决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在古越国的范围内，如果从地域文化的属性看，至少还可以分为句吴[12]、于越、东瓯这样三个越文化的子系统，属地文化有相对的独立性，钱塘江以北的浙江地区属句吴文化，故民间自古以来就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说，把浙江一分为二，钱塘江以南的浙地（俗称上八府）视为越地，钱塘江以北的浙地（俗称下三府）视为吴地。东汉时越人王充在《论衡·书虚篇》中说：“余暨以南属越，钱唐以北属吴。钱唐之江，两国界也。”[13]余暨即今天的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钱唐之江即今天浙江省境内的钱塘江。南宋祝穆所著地理总志《方舆胜览》也说：“会稽为越之绝，而山川之秀甲于东南，自晋以来，高旷宏放之士多在于此。至唐，余杭始盛，而与越争胜。”[14]余杭在今天浙江省杭州市境内，钱塘江之北，以余杭与越地并列，显然是把越地局限在钱塘江以南。清代顾炎武的《日知录》也有“昔人以钱塘为吴、越之界。唐释处默诗有‘到江吴地尽，隔岸越山多’之句，宋陈诗道亦有句云‘吴越到江分’”[15]的记载，道出了在社会大众心目中，钱塘江以南以东的浙东地区曾长期被当作真正的越地的事实。清代乾嘉学派著名学者顾栋高在《春秋大事表》卷四《春秋列国疆域表·越》中也说“余尝历淮、扬至余杭，尽吴之境”，而越国其地“全有浙江之绍兴、宁波、金华、衢、温、台、处七府之地。其嘉、杭、湖三府则与吴分界。由衢历江西广信府至饶之余干县，与楚分界”。[16]而反观目前研究吴文化的学者则一般把钱塘江以北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地划为吴文化发生的地域空间，划定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杭州，甚至南通、扬州地区为吴文化区域[17]。

因此本书设定的越地范围，以绍兴地区为中心，其外延延伸至今天浙江省钱塘江以东以南的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温州、衢州和丽水地区，以及古时候隶属绍兴、今属杭州地区的萧山，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大浙东”的范围。从时间上讲，限于越地古代、近现代方志史的研究，不包括新中国方志编修情况。所谓浙东，作为一个地理范围，据《雍正浙江通志》记载：“元至正二十六年，置浙江等处行中书省，而两浙始以省称，领府九。明洪武九年，改浙江承宣布政使司。十五年割嘉兴、湖州二府属焉，领府十一。国朝因之，省会曰杭州，次嘉兴，次湖州，凡三府，在大江之右，是为浙西。次宁波，次绍兴、台州、金华、衢州、严州、温州、处州，凡八府，皆在大江之左，是为浙东。”[18]这里的“大江”指的是钱塘江。这一地理格局是由唐代设置浙江东道奠定的。根据《新唐书·方镇表》所载，唐肃宗乾元元年（758），置浙江东道节度使，领越州、睦州、衢州、婺州、台州、明州、处州、温州8州，治所设在越州[19]，唐以后所称“浙东八郡”即指此八地。但唐德宗贞元三年（787），睦州又改隶浙江西道[20]，故宋以来又时见“浙东七郡”之称，即不把横跨富春江（富春江为钱塘江的上游）上游的睦州（即后来的严州）纳入浙东范围。如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记浙东路共七州，不包括睦州，又据书中各州府之“建置沿革”记载，此七州在春秋时皆属越地。[21]南宋著名诗人王之望《汉滨集》卷七《条奏温州水灾后措置事件奏议》中说：“然浙东七郡，其四濒海，被灾轻重，各有等差”[22]；元袁桷《清容居士集》卷十九《贺兰堂记》记载：“李公之仕于江南也，常兢兢然，惠绥不忍侮其鳏寡，而其于浙东也，事若有素，今所领七郡，四为其守矣”[23]；明方孝孺《逊志斋集》卷二十二《林君墓表》中也说：“浙东七郡无一人以旱请于朝，而令独有忧民心，可嘉也。”[24]考虑到严州境域大半在富春江上游之西，而浙东、浙西之分又以富春江—钱塘江为界，因此对浙东文化的考察，亦应以绍兴、宁波、金华、衢州、台州、温州、处州七地范围为当。又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此七州所辖地分别为：越州会稽郡：会稽、山阴、诸暨、余姚、剡、萧山、上虞，共七县；明州余姚郡：鄮、奉化、慈溪、象山，共四县；衢州信安郡：西安、龙丘、须江、常山，共四县；处州缙云郡：丽水、松阳、缙云、青田、遂昌、龙泉，共六县；婺州东阳郡：金华、义乌、永康、东阳、兰溪、武成、浦阳，共七县；温州永嘉郡：永嘉、安固、横阳、乐成，共四县；台州临海郡：临海、唐兴、黄严、乐安、宁海，共五县。[25]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浙东地区的温州、台州、处州虽属东瓯文化，属于越文化中与于越文化相对独立的子系统，考古资料和历史资料表明，早期的东瓯与居于福建的闽越同其族系，文化一致，故司马迁在《史记·东越列传》中将它们合称为“东越”。但春秋战国以后，至秦汉时期，先是受越国的影响，后受到汉族文化的影响，浙南的文化面貌逐渐与太湖、钱塘江流域趋同，至六朝时期，浙南文化与福建文化已明显不同，而成为吴越文化的一部分，故本书设定的越地范围将原属东瓯文化的浙南温州、台州、处州三地囊括于内。

二、中国旧方志发展概述

地方志是指全面系统地记述某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文献[26]。如果用通俗的话说，它就是一种特殊的史书，是记录特定地域某一时期地情的资料性的官修史书。地方志是我国民族文化特有的瑰宝。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自隋代官修以来，历代都有编纂。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仅保存至今的旧方志[27]就有8264种，11万余卷，约占我国现存古籍的1/10左右，而且这8264种旧志指的还是综合志（不包括总志），不包括300多种专志（山水、祠庙、名胜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地方志这一古老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得以继承并发扬光大，进入了盛世修志的时代，其发展速度是以前任何一个朝代都望尘莫及的。如果说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朝廷设局修志的开始，那么常设修志机构的建立则是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2006年5月18日，《地方志工作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修志工作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各级地方志办公室大部分纳入了参照公务员管理系列，成为各级政府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其主要职务行为就是编修地方志和地方综合年鉴。2015年8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全国地方志事业发展规划纲要（2015—2020年）》，这是继《地方志工作条例》以后又一份对地方志事业发展具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文献。它既是我国地方志事业发展的第一部规划性文件，也是指导“十三五”时期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地方志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地方志工作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依法治志阶段，由原来单纯的修志编鉴工作发展为一项事业，从“一本书主义”向志、鉴、库、馆、网、用、会、刊、研、史“十业并举”转型升级，目标是形成地方志编修体系、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体系、质量保障体系、资源开发利用体系、工作保障体系“五位一体”的地方志事业发展综合体系，我国的地方志事业正处于有史以来一个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时期。据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统计，截至2014年5月，新中国第一轮修志工作基本完成，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西藏[28]、香港、澳门、台湾未统计在内）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累计出版省、市、县三级志书8000多部。这还是指纳入国家规划的三级志书，其他如乡镇志、村志、街道志、专业志、部门志、专题志、山水志、祠庙志、名胜志等各式各样的“小志”，其数字更是惊人。仍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的统计，截至2014年12月，全国共编修出版部门志、行业志、专题志22802部，乡镇村志、街道社区志4308部，山水名胜古迹志496部，地情书9868部。而新中国第二轮省、市、县三级志书规划5916部，截至2014年12月，也已出版1972部，其中省级志书378部，市级志书150部，县级志书1444部。[29]上述新旧志书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弥足珍贵的部分，也是人类文明中独具特色的成果。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博士曾说过，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都没有留下与中国地方志相似的文献，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了解中国的地方志，“在中国出现的一系列地方志，无论从它们的广度来看，还是从它们的有系统的全面性来看，都是任何国家的同类文献所不能比拟的。凡是熟悉中国文献的人都知道，在中国的文献中有卷帙浩瀚的‘地方志’，它们确实是当地的地理和历史著作（总称方志，涉及一个省的称通志，下面几级则称府志、州志或县志），其他各类文献在卷帙浩瀚的程度上很少能够和这类文献相比”[30]，“在西方，有没有可以和这些卷帙浩瀚的文献相对比的文献呢？希腊和希腊化的古代文化并没有留下与此相似的文献，而且从中世纪初期以来，这类著作似乎也不多……”[31]

地方志的种类按所载内容的广狭程度划分，可分为通志（综合志）和专志两种。通志（综合志）所载内容广泛，基本总括了一地的自然、社会、人文诸方面的历史与现状，其主要种类有总志（全国性志书）、省志、府志（市志）、州志、厅志、县志、区志、都邑志、乡镇志、村志、坊巷志（街道社区志）、边关志、卫所志、土司志、盐井志等。专志则包括专业志（行业志、非行业的事业志）、部门志、专物志（即记述某一专门事物古今全面情况的志书，如宫殿、园亭、寺庙、道观、祠墓、书院、山水、名胜等志）、专题志（如风俗志、艺文志、物产志、北京奥运会志等）、人物志。我们都知道，志书修出来，是为了用的。方志的功能，从宋代开始，就有“存史、资治、教化”之说，但社会在进步，原有的方志功能也在延伸，地方志在今天已具备了存史、资治、教化、兴利、科研的五大功能，其中，存史是原生性的结构功能，在此基础之上，通过在社会中的利用与开发，产生出了资治、教化、兴利、科研等派生性功能。所谓派生性功能，即是指方志经使用而表现出来的社会功能。

关于地方志的起源，各种说法长期并存，迄今未有一致的结论。但“方志”的名称最早见于《周官》确是确定的事实，从那时算起，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但在宋代方志定型前，地方志尚处于雏形阶段，或偏重于地理，或偏重于风土，或偏重于人物，仅备后世定型方志之一体，还没有出现后世那样的综合性志书。秦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雏形方志有图经、图志、郡书、地理书、都邑簿、风俗传、耆旧传、地记、地志等各种名称，根据其内容与形式，大致可归纳为郡书、地记、都邑簿、图经4类。唐代刘知几在《史通》中将正史与古史两类以外的史学著作，归于“杂述”之中，列作十种，“一曰偏纪，二曰小录，三曰逸事，四曰琐言，五曰郡书，六曰家史，七曰别传，八曰杂记，九曰地理书，十曰都邑簿”[32]。其中，郡书、地理书、都邑簿多记郡国及畿辅诸事，记载虽不齐全，叙述亦颇简单，但于一方山川、都邑、道里、物产、户口、人物、民情、风俗，每有所录，体例亦初备，可以看作是方志发端。地理书即地记、地志之书（地记、地志实属一类，只是名称略异而已），与郡书同为杂述，但性质却相异，郡书主人物，而地理书主风土，秦汉以后的地理书往往兼及人物传记的内容，正如余嘉锡所说“郡国书可不记地理，而地理书则往往兼及人物”[33]，但即使这样，与定型方志相比相去甚远，未涉及政治、军事、经济、艺文，内容也较为简单。都邑簿记载都城城池、郭邑、宫阙、苑囿、观阁、仓厩、陵庙、街廛等，辨其规模，明其制度，属于都城史志一类。此外，图经[34]也是雏形方志的一种，由“图”和“经”两部分组成。图，即地图；经，即文字说明。金毓绂在《中国史学史》中说：“图经亦辟建置沿革，人物古迹，以备史之一体，且为宋以后郡县志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图经而不数。”[35]图经的内容较地记广博，但是没有人物传，与宋代以后的定型方志相比，仍有不小距离，只能算是雏形方志。

地方志的官修始于隋大业年间，隋炀帝“普诏天下诸郡，条记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故隋代有《诸郡物产土俗记》一百五十一卷，《区宇图志》一百二十九卷，《诸州图经集》一百卷。其余记注甚众”[36]。唐、两宋继承了隋代官修志书的制度。唐代，朝廷设有专门官吏管理图经编修工作，尚书省兵部设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天下之地图，及城隍、镇戍、烽候之数，辨其邦国都鄙之远迩，及四夷之归化者”[37]，还明确规定了州县定期造送制度。宋代则建立了临时的修志机构修志。北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朝廷设九域图志局，编修《元丰九域志》，这是我国有据可查的朝廷设局修志的开始。到了南宋，官修制度进一步完善，地方当局也开始设局修志。《景定建康志》的编纂者周应合在该志《修志本末》中叙述了他受南京留守、建康知府马光祖的聘请，“开书局于钟山之下”，“入局修纂”《建康志》的经过。在这篇文章中，周应合一一列出了书局人员的编制、分工：有主纂者的助手，有事务管理人员，有抄写人员，也有专管收发传递的人。至此，我国初步确立了由官方设立修志机构，提供编纂经费，并指派官员组织或聘用有学识的人员负责编纂，代官府立言，为官府服务的官方修志传统和修志制度。官修志书制度的确立，是我国方志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它使过去的私修及“半官修”地记、郡书逐渐为官修志书所代替，开创了志为官重、为官修志的新时代，间接地也促进了方志的繁荣，并走向定型。清代学者郭嵩焘说：“地志体例，经始于北宋，至南宋而始备。”[38]方志学前辈专家朱士嘉也说：“宋志上承《史》、《汉》余绪，下为后来方志编纂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如果说，汉以来修史者无不奉《史》、《汉》为圭臬，那末，宋以来修志者几乎莫不以宋志为楷式了。”[39]古代方志在宋代开始定型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志书的名称开始称“志”，名实开始相符，尤其是进入南宋以后，称图经或其他称呼的志书大幅度减少，乃至接近消亡；二是就体例上而言，我国旧志体例有纲目体、平列体、纪传体、三宝体、三书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章节体（清末出现），但后5种志书出现的不多，旧志的主要体例是纲目体、平列体、纪传体，这3种体例在宋代都已出现并广泛运用。至于志书的体裁方面，包括凡例、无题小序、大事记、专业分志、人物传、图、表、附录，在宋代也都出现了；三是在内容上，宋代的志书包括图、大事记、沿革、山川、物产、城郭、关隘、津梁、学校、风俗、户口、古迹、寺院、艺文、人物、姓氏、职官、选举、诗文、杂事等门类，凡后来古代方志所有的内容，除方言等个别内容外，基本上都已具备了。

元明清的方志编修与宋代相比，总体上是沿袭，没有改变大体格局，但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第一，在志书的类型上，宋代已经出现了总志、府志、州志、县志、乡镇志、专志，元代则新增了通志（省志）、一统志，至明代又出现了卫所志、边关志、土司志，清末光绪年间出现了乡土志[40]；第二，在志书的体例上，至明代出现了三宝体、纪事本末体、编年体，清代乾嘉时期出现了三书体，清末光绪年间又出现了章节体志书；第三，在修志范围上，元代以后随着疆域的扩大，几乎遍布全国各地，边缘省份也开始修志，从而改变了南宋时代集中于江苏、浙江、湖北、湖南、四川、江西、福建等地的局面，当然，其时南方各省所修志书的数量仍明显多于北方，尤其是江南一带，尽管南人在元朝最受歧视，而文化之盛，不减前代。而到了清代，一些原来修志比较落后的北方省份，如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省，其修志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以往修志比较发达的江浙等省，而且由于清代时异地编纂志书已成为常态，北方各省志书的质量也未必逊色于南方。

方志学学科形成于清乾嘉时期，其奠基人是浙江绍兴上虞的章学诚[41]，其所著史学理论专著《文史通义》与唐代刘知几的《史通》被视为我国封建时代史学理论的“双璧”，也是第一部方志学的著作。至清代，方志形成了两个比较清晰的流派[42]，以章学诚、鲁一同等为代表的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文献派、历史派）和以戴震、孙星衍、洪亮吉为代表的方志旧派（或称纂辑派、考据派、地理派）。方志新派认为方志是历史书，主张套用史书的写法来修志，强调无一语不出于己，比较注重历史文献、人物等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当代文献和地方档案，强调方志的实用价值；其不足之处是长于体裁而短于考据，不以征引见长，削弱了志书的资料性。而方志旧派则秉承方志是地理书的传统观点，主张方志应注重地理方面的内容，对地理沿革尤为重视，重视资料的考订详核，言出有据；其修志思想的缺陷是，信载籍而不信传闻，厚古薄今，一意抄摘旧的典籍而忽略对当代文献的搜集，贵因而不贵创，缺乏创新精神，不重视志书经世致用的功能。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方志旧派在清代修志流派中占据绝对优势，修志旧派的体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广泛推行，影响深远，而方志新派居于少数，但即使如此，当时采用方志新派的主张编修方志的也不乏其人。

民国时期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时期，恰好处于由宋代定型以来的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过渡的交替期，即所谓近代方志的转型时期。方志的演变和中国社会形态的演进过程既有一致性，又表现为一定程度上的不同步性，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转型，既不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也不始于1912年民国的建立，而形成于民国二三十年代。近代方志的转型固然有时代及行政因素的推动，尤其是1929年12月南京国民政府期间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是官方关于修志的第一个制度性文件，对民国修志的影响非以往可比。一是试图建立常设修志机构，《修志事例概要》规定各省设立通志馆，负责通志编修，各县及各普通市兴修志书，应行规定事项，由各省通志馆参照本概要制定，1944年5月、1946年10月1日两次颁布的《地方志书纂修办法》，又要求各省、市、县未成立通志馆者，设立文献委员会，负责收集地方文献，编修方志，后因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迅速溃败，这一设想未能完全实施；二是对志书体例上的影响，《修志事例概要》对志书的体例、结构、内容、编纂手法及各门类的具体要求都作了明确规定，促进了民国方志在体例、内容、编纂手法上的变化。但是，民国方志学者学术思想（方志思想）的演进所带来的对传统方志学说的扬弃，却是近代方志转型的主要因素。民国时期，相关方志学的研究已形成气候，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活跃景象，出现了一大批影响很大的方志学专著、刊物和目录提要，学术研究的活跃促进了民国方志的近代转型，使民国方志在时代性和科学性方面大大地前进了一大步。民国时期的方志思想与传统方志学理论相比，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明显变化：第一，赞同章氏“志属史体”的观点，但也注意到了“史”“志”的不同，已认识到方志是有别于史书、地理书的另一类性质的书；第二，发展了章学诚的经世致用思想，赋予了“经世”新的内涵，即志书的编撰应有裨于民生实用；第三，主张“类不关文”“文不拘体”，方志决不当再以文章体裁分类，某类用何文体，一随其事之宜，且一类之中，可众体咸备；第四，在篇目分类上开始尝试按现代知识体系划分，采用近代方志的分类方法，删去了旧志体现皇权特色的《皇言》《诏谕》卷和荒谬无凭的《星野》《祥异》等篇目；第五，志书中大事记的编写已非常普遍，且多采用一县乃至一省之大事表，必取同时国内外大事并列的做法；第六，人物传记在志书中的地位下降了，有关人物的篇幅已由原来的“古来方志半人物”大为减少；第七，因民国新风尚的影响，人物传中对于佛道诸家、能工巧匠不再单独列以类传，以示贬义，而是统归于人物；第八，新兴编撰手法的运用，如广泛采用图表、照片，普遍运用无题概述，编制索引，注意运用和吸收现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记载志书的内容等。但同时也存在着文体陈旧、沿用文言文且无句读，修志实践与其所持理论相悖，残存旧时代封建糟粕等缺点。如民国著名方志学者李泰棻主张“善恶同书”、人物卷特列“劣绅”一目，但并未在他所修的《阳原县志》中得到体现，他认为“今世界进化，男女罔分，法律既已平等，史传何庸性别”，故志书当“但设人物，不分列女”[43]，以体现男女平等的精神，但在《阳原县志》中，却又单设“列女”卷，这些调整显然与他所倡导的“成科学的方志”的主张背道而驰，因此在《阳原县志》序中他才会无奈地说：“要对余之主张，相差尚远”，“甚矣，志乘之难也”。[44]又如在人物传编写时，不少民国志书仍将妇女单独列为类传，大力宣扬节孝贞烈等封建伦理纲常，“贞烈一事，今世颇多非议，然二千年来律令所重，公论所崇，其苦行绝诣亦多出于自然，非尽出于强致，徇足以发挥性情，维持世教，不可诬也。兹编凡有事实可稽者必为立传，其事实湮没不能立传者别为略或别录，以存其梗概焉”[45]，《万历龙游县志》所载列女仅23人，《康熙龙游县志》仅增12人，而余绍宋所纂《民国龙游县志》所载列女计传略别录竟达1224人。上述学术思想的演进带来的修志观念的变化及其不足，充分凸显了民国方志鲜明的“过渡”特征，在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的过渡过程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

三、中国方志发展中的越地贡献

越地自古就有“方志之乡”的美誉。也是中国方志最早发端的地域之一。成书于东汉的《越绝书》和《吴越春秋》是现存最早的越地文献，自明代以来，不少学者视此二书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方志，视其为我国地方志的鼻祖、方志的源头。进入六朝以后，地处东南边陲的越地相对我国其他地区较为安定，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发展，成为当时江南地区的文化中心之一，有“今之会稽，昔之关中”[46]之称，加之晋室南渡，许多北方门阀士族迁至越地，越地出现了许多侨置州郡，为显示各自门第和郡望的优越，表彰本郡人才，人物与郡望结合较好的地记、郡书等雏形方志大量涌现，出现了越地方志发展的第一个繁荣期。从《越绝书》至宋代方志定型前，越地方志尚处于雏形阶段，按清末著名学者姚振宗的说法，“自来著录之家，务欲各充其类，以人物为重者，则入之传记，以土地为重者，则入之地理，亦或一书而两类互见，不避复重，或裁篇而分类录存，不嫌割裂，各随其意，各存其是，初无一定之例也”[47]。但总的来说，其主要形式有地记、郡书、山志、图经。地记主要有朱育的《会稽土地记》、贺循的《会稽记》、孔灵符的《会稽记》、虞愿的《会稽记》、夏侯曾先的《会稽地志》、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郑缉之的《永嘉郡记》和《东阳记》等；郡书有谢承的《会稽先贤传》、虞预的《会稽典录》、钟离岫的《会稽后贤传记》、留叔先的《东阳朝堂像赞》、贺氏的《会稽先贤像赞》和《会稽太守像赞》6种；图经则有唐元和年间孟简任越州刺史时编纂的《越州图经》，北宋时李宗谔修的祥符《越州图经》，还有沈立编纂的熙宁《会稽图》等。自东晋开始，越地开始大量出现山志，现存最早的山志来自东晋，著名的有孙绰的《游天台山赋》和《太平山铭》，谢灵运的《山居赋》和《游名山志》等，为以后出现的山志专志提供了雏形。

宋元时期是中国方志的定型时期。越地方志的编修情况与全国基本相同。除了《乾道四明图经》《剡录》以外，其他现存志书都称“××志”，名实开始相符。体例方面则以平列体和纲目体为主，没有出现纪传体志书。体裁方面，除了没有凡例外，其他的各种志书体裁应有尽有。内容方面，凡古代志书所有的门类，除方言等个别门类外，也都已经出现了。这一时期，越地的“会稽二志”“四明六志”《剡录》《嘉定赤城志》都是具有全国影响的千古名志。但是越地方志在中国方志定型时期最重要的贡献，当数大事记体裁的问世和志书“艺文”门类的设计。成书于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的曹叔远的《永嘉谱》和南宋宁宗嘉定七年（1214）高似孙所纂《剡录》是最早出现大事记的志书。因《永嘉谱》早佚，故《剡录》就成了现存最早设置大事记的志书，列有“县纪年”，为后世方志树立了一个样板，大事记体裁后演变为地方志的8种基本体裁（述、记、志、传、图照、表、录、索引）之一。地方志设有“艺文”虽不始于越，可追溯到方志雏形时期北齐、北周时宋孝王的《关东风俗传》中的“坟籍志”，但那仅限于罗列当时的书名作者，且早已散佚，所以《剡录》就成了现存最早有艺文门类的志书。《剡录》卷五立“书”“文”二目，卷六立“诗”一目，既有著作目录的罗列，也有单篇文章、诗词的采择，两者兼顾，后世艺文志，不管是仅列书目，还是仅收录诗词歌赋、文章的原文，或是两者兼顾，都可以从《剡录》中吸取营养，得到启示。成书于南宋理宗宝庆元年（1225）的《宝庆会稽续志》是我国首部狭义上的续修断代志，以其对前志内容的补遗、增广、纠误，为后世撰写续修断代志提供了参照的样板。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修志种类、体例、内容趋于成熟并走向鼎盛的时期。这一时期，越地出现的《万历绍兴府志》《万历会稽县志》《雍正宁波府志》，乾隆、咸丰、同治鄞县三志皆为一时古代方志中之佳作。体例方面，越地志书仍以平列体和纲目体为主，纪传体志书虽然出现，但依然没有在越地得到推广，《光绪上虞县志》可以算是为数不多的典型的纪传体志书。其他明代以后涌现的志书体例，只有三宝体、三书体志书得到一定发展，如《嘉庆山阴县志》是典型的三宝体志书，也有类似三书体的志书，如《光绪遂昌县志》《光绪上虞县志》，而纪事本末体、编年体、章节体志书均没有在越地出现。体裁方面，凡例在志书中普遍得到了运用，促进了明清方志思想的踊跃和论争，进而形成了方志的流派。内容方面，人物的分类和记载开始变得比较成熟，并形成系统，同时也出现了诸如乾隆、咸丰、同治鄞县三志那样反对人物分类，主张以时代为次，撰写人物传的做法。同时，旧志源流、方言等宋元时期越地志书所没有的内容也开始出现。《万历绍兴府志》设有“序志”，辑录自《越绝书》《吴越春秋》以来，至明万历年间绍兴地区的府县志书、各类专志共27种，并考核其源流得失，实际上就是后世志书的“旧志源流”，《万历绍兴府志》也因此成为我国首部设有“旧志源流”门类的志书，是对中国方志体例发展的一大贡献，并早于章学诚提出的设“前志传”记载前志源流得失的倡议。方言至明代始载入方志，但当时旧志记载方言，常列入风土志、社会志、人民志或附于疆域志，而明清时期的越地方志则首先出现了单独设置的“方言”门类，明末清初高宇泰的《敬止录》（鄞县志）是我国已知最早设置“方言”门类的志书。

自宋代方志定型以后，许多国内第一流的越地学者都参与到修志中，如陆游、徐渭、李慈铭、黄宗羲、万经、全祖望、邵晋涵、王棻、孙诒让等，乾嘉学派的一代宗师钱大昕虽非越人，但却曾在越地修志。到清代乾嘉时期，绍兴上虞人氏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其中外篇关于方志理论，是迄今最早的方志学著作，他因此也被后世公认为我国方志学科的奠基人。其“方志为史”，“方志分立三书”，套用正史体例修志，各类方志各有其内容范围及编写要求、方法，州县设立志科等思想构成了完整的“方志为史”说理论体系，当代方志学者毛一波将其概括为“尤其以方志为史裁，为实学，为著述，于方志学史上创一代宗风，成一家言，成天下之公言，故其学说确有独特精到处”[48]，由此与传统方志旧派对抗，形成了中国古代方志两个清晰的流派：方志新派（或称撰著派、文献派、历史派）和方志旧派（或称纂辑派、考据派、地理派）。在乾嘉时期考据学已成为时代精神的历史大背景下，以章学诚为代表的方志新派很难被当时的主流学风所接受，虽不至于湮没无闻，但影响有限，始终未能进入学术地图的中心，他本人也在穷困潦倒中度过自己的一生，去世后很长一段时期一直处于默默无闻、少为人知的状态。直到进入民国后，经胡适和梁启超的推崇，章氏之学瞬间成为显学，章学诚本人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章氏旦夕间变为中国史学界炙手可热的人物”[49]。方志学产生于清代乾嘉时期和章学诚是中国方志学奠基人的说法在民国以后深入人心，章氏之学俨然成为传统方志学的标杆，民国的方志学者，无论是继承或者批评、扬弃传统方志学理论，都言必称章氏之学。清末，越地还出现了两位方志学理论的集大成者：台州籍的王棻和温州籍的孙诒让。两人一定程度上贯通融合了中国方志学术流派中旧派和新派的思想，既以乾嘉朴学的治学方法考证、保存文献资料，做到言出有据，无一语不出于人，尤其是重视地理沿革的考证，与方志旧派一脉相承，同时又强调志书的经世致用功能，十分重视文献尤其是当代文献的搜集，重视实地采访编写志稿，但又对章学诚追求高大上、模仿正史体例编纂方志的做法不以为然，其中王棻更是对章学诚套用史书的写法修志提出了明确的批评，“往尝读章实斋《文史通义》，其言修志之例详矣。然其大弊在欲仿史，此与扬子云拟经何异？且史之例不可仿也”[50]。以王棻和孙诒让为代表的方志群体，通过修志实践，承中国古代新、旧两大流派之长，在两大流派之外自创一派修志风格，丰富和发展了中国方志学术思想。

民国时期是中国方志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时期。迟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自宋代定型以来的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转型，这其中自然有时代及行政推动的因素，如1929年12月由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颁布的《修志事例概要》的影响，但民国方志学者学术思想（方志思想）的演进所带来的对传统方志学的扬弃是主因，这其中就有越地方志名家的功劳。体例方面，民国修志工作者把“类不关文”“文不拘体”“叙事不立断限”“出版不必全书”作为传统方志的“四障”，予以打破，这一时期越地名家修的志书，如寿鹏飞的《易县志》、陈训正的《民国鄞县通志》、张其昀的《遵义新志》等，虽也由多种体裁构成，但已经打破了按文章体裁分类的旧框框，文体与内容脱钩，每一个门类可同时使用多种文体，如图照、表等，不同文体，亦可插入文中，以便参览，如档案、章则等。内容方面，寿鹏飞鲜明地提出了具有民主主义思想色彩的“志义说”。志义即修志宗旨，寿鹏飞认为民国是一般平民当家作主，故应以“民本”“专详民事”为方志本义，志书应站在平民立场，为民立言，为民作志，“方志立言，当从平民立场，乃得痛陈疾苦，盖志为地方人民而作”[51]，在体例和材料的选用上则围绕志义即民生展开，“有关民生实用，疾苦利弊，虽小必志，既志又必详且尽焉”[52]。这是中国方志史上首次公开打出志书“为地方人民而作”的旗帜，对民国乃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修志工作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张其昀则继承了我国古代方志旧派的某些观点，又吸收了外国的科学理论和方法，在国内率先用现代地理学的观点来改造旧方志的内容，补传统方志之缺，“使地理性之方志立一新生命”[53]，成为方志“新地学派”的开山鼻祖。同时采取了写学术论文的方式纂修方志，行文上以“论述并重”的“撰修”代替了原来的“述而不论”。其所修志书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迥异于传统志书，自成一种修志风格，无论是对当时的修志界，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国台湾地区的修志活动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编纂手法方面，则有章节体、白话文、新式标点的运用，索引的出现，善恶并书等。余绍宋主持纂修的《民国重修浙江通志稿》不仅采用了新的章节体结构，而且在文体上采用了当时流行的通俗易懂的语体文（即白话文）和新式标点，成为新式志书文体上的一个范本，起到了引领方志新文体的作用，时人称“此不徒视浙江旧志各本为改观，即晚近所出各地志书，如是编法者，亦尚罕觏”[54]。而越地另一位学者陈训正编纂的《民国鄞县通志》，志书中出现了首册子目分编索引和人物编姓名分类索引，这是目前已知的最早的同步志书索引，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成为传统方志向近代方志过渡的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在志书中直接对人物褒贬并用，善恶并书，古已有之，民国方志学者也多有类似表达，但在修志实践中因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民国方志学者亦多有言行不一、理论与实践相悖之处。难能可贵的是，这一时期越地方志名家如余绍宋、陈训正等在修志中能言行一致，排除干扰，真正做到了善恶并书，褒贬并用。此外，越地学者张其昀适时地提出了“专家修志”的想法，主张“众手成志”应与“专家修志”相结合。“众手成志”与“专家修志”相结合的修志理念，既保证了志书资料搜集的完整性，也提升了志书的质量，是一个很好的修志办法。它的提出，不仅在当时令人耳目一新，即使对今天编修新方志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

四、越地方志的著录和整理出版

1.方志提要

《浙江方志考》：作者洪焕椿，系清末著名学者孙诒让的外孙，原在浙江图书馆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任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该书1958年初版时称《浙江地方志考录》，1984年重版时改此名，收录了浙江省建国前旧志2104种，其中通志42种，府县志986种，乡镇志118种，专志958种，并附录《浙江行政区划今昔对照表》《参考文献》《书名索引》，对每一部志书的纂修者的生平，包括他的字号、籍贯、生卒、仕履、著作作为背景资料详加说明，对一部分价值较高的方志尤其是国内藏本不是很多的珍贵本、旧钞本、手稿本、批校本，约略介绍其内容，摘录其序、跋和后人的评论，并就所见所及，记载各书的版刻源流、款式行格、版本优劣、藏家和藏印，让该书兼有目录、版本、典藏、提要四个方面的内容。

《绍兴地方文献考录》：作者陈桥驿，著名历史地理学家，浙江大学地球科学系终身教授，曾担任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任、国际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咨询委员。该书1983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收录了绍兴的地方文献，包括方志类，名胜、古迹、游记类，水利类，图说类，地名类，城镇建设类，物产经济类，灾荒类，语言类，军事类，人物类，学校类，寺观类，庙宇类，祠堂类，陵墓类，汇编、总集类，附录共18类地方文献，其中方志类文献147种，对每一部志书的作者、版本、内容、序跋、收藏处所及存佚情况作了详细的介绍。

《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考录》：作者骆兆平，1962年10月正式调入宁波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历任天一阁文保所副所长、所长兼党支部书记，一直致力于天一阁藏书的管理与研究工作。该书1982年由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对于天一阁400多年以来收藏的明代地方志进行了勘察和鉴别，共著录明代地方志不下435种，其中见存者271种，散出者164种；最早者为《洪武京城图志》，修于1395年；最晚者为《崇祯吴县志》，修于1642年。对每一部志书都作了必要的著录，对版本、散出年月、完整程度、流传经过、存佚情况一一作了介绍，其序跋和凡例凡涉及修志实况或体例演变者亦无不进行选录。由于该书把各志包括失传各志的情况都向读者作了如实反映，因此对于地方志的整理研究和编修，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宁波古今方志录要》：作者龚烈沸，宁波天一阁博物馆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天一阁博物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馆长。该书2001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收录了今宁波市行政区域内编修的新旧志书，其中新方志收录至该书付印前。今已划出的如昌国县（今浙江省舟山市）等地的方志未予收录，记述内容虽包含宁波但又大大超越宁波的古方志如《越绝书》等也未予收录。共收录宁波古今方志573种，其中旧志358种，新志215种，州志、府志、市志24种，县（市）志105种，镇志、乡志、村志68种，山水志、寺庙志、其他人文景观志122种，专业志、部门志112种，杂志142种，对志书的作者、成书时代、版本、内容等情况多有介绍，其中对旧志还注明了其现在的收藏地和存佚情况，书后附有《参考文献》和《书名笔画索引》。

《台州地方志提要》：由台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林明达主编，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收录了现存台州市（府）、县（市、区）古志，截至2014年底前的台州市第一、二轮新编市（地区）、县志和各类已出版（印行）的专志，总共240种。对每一部志书的编纂机构、人员、出版（印行）简况、篇目、内容等进行了介绍，并转载了旧志原有的序或例言，以及新志的总述，其中市（地区）、县志全文转载志书总述，专志则择要选录志书总述。

《衢州方志提要》：由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胡锡明主编，方志出版社2017年出版，收录了截至2017年底前衢州行政区域内的各类志书，包括郡府志、市志、县（区）志、乡镇志、村志等综合志，以及各类专志，共340种。对每一部志书，不仅介绍纂修人、版本、时限、成书时间，而且摘录了志书的一、二级目，每部志书后面甚至还注明了现收藏单位，在库存志书与使用者之间打开了一条绿色的通道。

2.旧志整理

越地旧志整理工作主要集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两轮大规模修志工作以来，旧志整理工作成效显著，成果丰硕。主要成果如下：

《宋元方志丛刊》：199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共8册，收录现存的宋、元方志43种。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1981—1982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共收录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107种。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1990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109种。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补刊》：2009年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共收录天一阁藏明代地方志88种。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中国地方志集成》每个省一套丛书，另有省志辑、乡镇志专辑等，收录清代和民国的志书，但不齐全。其中《浙江府县志辑》由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出版，共68册，收录浙江省11个地区清代和民国的府、县志123种。

《宋元浙江方志集成》（标点本）：由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2009年杭州出版社出版。全书共14册，收录志书22种，包括《乾道临安志》，以清光绪七年（1881）《武林掌故丛编》（第一集）为底本；《淳祐临安志》，以清光绪七年（1881）《武林掌故丛编》（第四集）为底本；《咸淳临安志》，以钱塘汪氏振绮堂重刊本为底本；《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志》，以王家襄影印嘉庆重刊本为底本；《剡录》，以清道光八年（1828）嵊县知县李式圃重刊本为底本；《嘉泰吴兴志》，以嘉业堂重刊本为底本；宋元“四明六志”和《四明它山水利备览》，以烟屿楼《宋元四明六志》为底本；《嘉定赤城志》，以宋世荦刻本为底本，并与“四库本”相校，有讹误处改之；《淳熙严州图经》《景定严州续志》，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桐庐袁氏渐西村舍刻本为底本；《至元嘉禾志》《澉水志》，以清道光十九年（1839）重刊本为底本；《至正仙都志》，以涵芬楼影印正统《道藏》本为底本；《会稽掇英总集》，以清道光元年（1821）山阴县山阴杜氏重刻本为底本；《天台集》，以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刊本为底本。

《绍兴丛书》（地方志丛编）：由绍兴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中华书局2006年出版，收录从宋代到民国的绍兴地方志18种，按地域和纂修年代编为10册，第一册为《嘉泰会稽志》《宝庆会稽续志》《万历绍兴府志》，第二册、第三册、第四册为《康熙绍兴府志》，第五册为《乾隆绍兴府志》卷一至卷四十，第六册为《乾隆绍兴府志》卷四十一至卷八十、《乾隆绍兴府志校记》，第七册为《绍兴府修志资料》《万历会稽县志》《康熙会稽县志》《道光会稽县志稿》，第八册为《嘉靖山阴县志》《康熙山阴县志》《嘉庆山阴县志》《山阴县志采访稿》，第九册为《绍兴县志采访稿》，第十册为《绍兴县志资料》《螭阳志》《绍兴地志述略》。

《宋元四明六志》：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宁波出版社2011年出版。全书共8册，主要收录了现存的宋元时期宁波地区编修的6部志书，第一册为《乾道四明图经》和宋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第二册至第三册为《宝庆四明志》，第四册为《开庆四明续志》，第五册至第六册为《延祐四明志》，第七册为《至正四明续志》，第八册为《大德昌国州图志》和清徐时栋的《宋元四明六志校勘记》。

《明代宁波府志》：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宁波出版社2014年出版。全书共8册，包括《成化宁波郡志》《成化宁波府简要志》和《嘉靖宁波府志》三种。其中《成化宁波郡志》10卷，为明代天顺年间张瓒修、杨寔纂，采用的是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成化四年（1468）刻本，并据民国张寿镛约园抄本补充；《成化宁波府简要志》5卷，为成化年间黄润玉纂、黄溥续纂，采用的是民国二十四年（1935）《四明丛书》（第三集）刻本；《嘉靖宁波府志》为嘉靖年间由周希哲、曾镒修，张时彻等纂，采用的是宁波天一阁博物馆所藏的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刻本，并据张氏约园抄本补充。

《清代宁波府志》：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宁波出版社2014年出版。全书共8册，收录了《康熙宁波府志》《雍正宁波府志》，底本分别来自国家图书馆、宁波市图书馆，其中《康熙宁波府志》共33卷，系清抄本，所缺两卷由张氏约园抄本增补；《雍正宁波府志》共36卷首1卷，系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慈溪沈琛其沈氏介祉堂重刊本。

《宁波历代专志选刊（一）》：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宁波出版社2017年出版。全书分为4册：第一册为山志，包括《四明山志》，原二册九卷，清康熙四十年（1701）刻本；《招宝山志》，原四册二卷，道光二十六年（1846）木活字本。第二册为水利志，包括《甬上水利志》，原二册六卷，道光二十八（1848）年木活字本；《浙江全省舆图并水陆道里记·宁波府》，原二册不分卷（总二十册），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第三册为湖志，包括《杜白二湖全书》，原一册不分卷，嘉庆道光间刻本；《续刻杜白二湖全书》，原一册不分卷，民国铅印本；《牟山湖志》，原一册不分卷，光绪二十五（1899）年刻本；《东钱湖志》，原五册四卷，民国5年（1916）刻本。第四册是其他志书类文献，包括《宁郡城河丈尺图志》，原四册（总）二卷，光绪七年（1881）刻本；《竹洲文献》，原一册二卷，民国25年（1936）刻本；征信录三种，包括《宁郡河工局征信录》《郡城浚河征信录》《宁郡巡防局征信录》，分别为咸丰六年（1856）刻本、光绪七年（1881）刻本、光绪二十九年（1903）石印本。

《宁波历代专志选刊（二）》：由宁波市人民政府地方志办公室组织整理，宁波出版社2018年出版。全书分为3册，共收录了11种寺观志。第一册包括明《四明延庆天台讲寺志》，原一册八卷，系天启三年（1623）刻本林氏藜照庐抄本；清《保国寺志》，原一册二卷，系嘉庆间刻本；清《雪窦寺志》，原五册十卷附一卷，系乾隆间刻本；清《天井寺志略》，原二册六卷，系康熙刻乾隆嘉庆递修本，曾藏于徐乃昌积学斋；清《明州岳林寺志》，原一册六卷，系康熙间刻本；清《延福寺志略》，原一册二卷，系清抄本；明《柳亭庵志》，原二册三卷补遗一卷，系弘光（顺治）间刻本。第二册包括明《天童寺集》，原一册七卷，系明抄本；清《天童寺志》，原四册十卷首一卷，系康熙间刻本。第三册包括明《明州阿育王山志》，原五册十卷，系万历间刻本；清《明州阿育王山续志》，原二册六卷，系乾隆间正、续合刻本。

《慈溪地方文献集成》（第一辑）（标点本）：由慈溪市地方文献整理办公室编，王清毅、岑华潮标点，杭州出版社2004年出版。该书共3册，收录慈溪地方志3种。第一册为《道光浒山志》和《嘉靖观海卫志》。《道光浒山志》八卷，清高杲、沈煜编纂，道光十一年（1831）初刊（木活字本），标点本以民国24年（1935）梅川胡氏惇裕堂重印本为底本。《嘉靖观海卫志》四卷，明周粟等纂，编于嘉靖四十一年（1562），世无刊本，标点本根据上海图书馆所藏的张寿镛约园抄本（胶卷缩印）为底本，并参考从浙江图书馆转抄的现代抄本。第二册、第三册为《民国余姚六仓志》。《民国余姚六仓志》四十四卷首末各一卷，杨积芳总纂，张宝琛协纂，民国9年（1920）铅印。

《鄞州山水志选辑》：由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委党史办（区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宁波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共3册，第一册包括宋魏岘的《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和清姚燮的《四明它山图经》，第二册为清黄宗羲的《四明山志》，第三册为清王荣商的《东钱湖志》。

《衢州历史文献集成》（方志专辑）（标点本）：由《衢州历史文献集成》编纂委员会整理，中华书局2008年出版。该丛书共15册，收集了衢州清代和民国时期的综合性志书6种，第一册、第二册为《康熙衢州府志》，第三册至第六册为《民国衢县志》，第七册至第十册为《民国龙游县志》，第十一册、第十二册为《同治江山县志》，第十三册、第十四册为《光绪常山县志》，第十五册为《光绪开化县志》。

《衢州府志集成》（标点本）：由衢州市地方志办公室编，韩章训标点，西泠印社出版社2009年出版。该书包括衢州现存的4部府志，即《弘治衢州府志》《嘉靖衢州府志》《天启衢州府志》《康熙衢州府志》，分别以弘治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天一阁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影印本）、嘉靖原刊本（余绍宋传抄、叶渭清手校本的影印本）、崇祯五年（1632）丁明登增补刊本（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影印本）、光绪重刊本（影印本）为底本。该书前置“导言”，对收入的4部府志进行述评，包括版本、作者、内容、编纂体例、优缺点等，后附“标点说明”。

《常山旧志集成》（标点本）：由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中华书局2012年出版，包括《万历常山县志》《康熙常山县志》《雍正常山县志》《嘉庆常山县志》4种。《万历常山县志》，明万历十三年（1585）刊本，清顺治十七年（1660）重刻本，1987年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据顺治刻本复印，此次标点以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复印本为底本；《康熙常山县志》，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刊本，据传当时并未付梓，后抄本流入日本，先藏内阁文库，后藏日本宫内厅图书寮，1988年时杭州大学教授陈桥驿托其日本友人将此志拍成缩微胶卷寄回，由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收藏，此次标点以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所收藏缩微胶卷为底本；《雍正常山县志》，清雍正二年（1724）刊本，1983年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影印本，此次标点以常山县地方志办公室据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复印本为底本；《嘉庆常山县志》，以嘉庆十八年（1813）刊本复印本为底本。

《太平县古志三种》（校注本）：由温岭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蔡宝定等校注，中华书局1997年出版。该书包括《嘉靖太平县志》《嘉庆太平县志》《光绪太平续志》3种志书，分别以嘉靖原刻本（上海古籍书店影印）、光绪重刊本、光绪原刻本为底本，书后附《光绪太平续志正补》《朝代纪年与公元纪年对照表》《古今地名对照表》《人物字号与姓名对照表》。

至于单行本的整理出版，可见下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越地旧志（单行本）点校、校注、影印出版情况表

书名 出版社或印刷单位 年份

绍兴地区

《越中杂识》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3

《越绝书》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剡录》 浙江省嵊县县志编篆委员会办公室印刷 1985

《吴越春秋》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会稽方志集成》 团结出版社 1992

《嘉泰会稽志附宝庆续会稽志》（影印本） 绍兴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印刷 1992

《康熙会稽县志》（影印本） 绍兴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印刷 1992

《嘉庆山阴县志》（影印本） 绍兴县地方志编篆委员会印刷 1992

《民国嵊县志》（影印本） 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刷 2008

《（南宋）会稽二志点校》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

《乾隆诸暨县志》（影印本） 中华书局 2012

《万历<绍兴府志>点校本》 宁波出版社 2012

《同治嵊县志》（影印本） 嵊州市地方志办公室印刷 2014

《万历<新修上虞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4

《万历<新修上虞县志>校注本》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4

《光绪<上虞县志校续>点校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6

《乾隆诸暨县志》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光绪诸暨县志》（影印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6

《康熙、乾隆、光绪诸暨县志》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

《民国上虞县新志稿》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

宁波地区

《民国慈溪县新志稿》 慈溪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印刷 1987

《民国象山县志》 方志出版社 2004

《民国鄞县通志》（影印本） 宁波档案出版社 2006

《康熙桃源乡志》（影印本）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6

《敬止录》（影印本） 宁波出版社 2015

《同治鄞县志》（影印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乾降鄞县志》（影印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5

《康熙鄞县志（附鄞志稿）》（影印本） 宁波出版社 2018

《成丰鄞县志》（影印本） 宁波出版社 2018

舟山地区

《普陀洛迦新志》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0

《康熙定海县志》 舟山市档案局馆印刷 2006

《光绪定海厅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台州地区

《光绪仙居县志》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0

《万历仙居县志》 同济大学出版社 1993

《玉环古志两种》 中华书局 2000

《嘉定赤城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台州札记》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4

《巾子山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东湖志 东湖新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

《民国临海县志》 线装书局 2009

《万历黄岩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2

《康熙天台县志》 方志出版社 2012

《民国台州府志》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5

温州地区

《广雁荡山志》 浙江摄影出版社 1990

《弘治温州府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6

《道光乐清县志》 线装书局 2009

《雁荡山志》 线装书局 2009

《南雁荡山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仙坛山志稿》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龙湖书院志》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10

《嘉庆瑞安县志》 中华书局 2010

《光绪永嘉县志》 中华书局 2010

《嘉靖水嘉县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集云山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1

金华地区

《嘉庆义乌县志》（影印本） 义乌市地方志办公室、义乌市志编辑部印刷 2001

《崇桢义乌县志》（影印本） 义乌市志编辑部印刷 2004

《万历义乌县志》（影印本） 义乌市志编辑部印刷 2005

《康熙义乌县志》（影印本） 义乌市志编辑部印刷 2005

《雍正义乌县志》（影印本） 中华书局 2008

《民国义乌县志稿》（影印本） 义乌市志编辑部印刷 2008

《康熙金华府志》（影印本） 中华书局 2009

《五峰书院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0

《成化金华府志》（影印本）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2

《万历金华府志》（影印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4

《道光东阳县志》 西冷印社 2017

《康熙新修东阳县志》 西冷印社 2018

衢州地区

《民国龙游县志》 语丝出版社 1999

《康熙江山县志》 江山市档案局（史志办）印刷 2010

《光绪开化县志》 开化县地方志办公室印刷 2010

《开化县志稿（民国38年）》 天马出版有限公司 2011

《崇祯开化县志》 开化县地方志办公室印刷 2014

《重刊民国龙游县志》（影印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7

丽水地区

《光绪处州府志》 方志出版社 2006

《民国松阳县志》 方志出版社 2006

《道光丽水县志·丽水志稿合刊点校本》 方志出版社 2010

《民国丽水县志》 方志出版社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