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皇帝坐朝与治天下
大朝会
东方的第一缕阳光越过地平线，攀登上太和殿的龙吻，拉开了紫禁城新一天的帷幕。
大殿里的香亭飘起淡淡青烟，提醒着一旁的宝象、甪端、仙鹤三只瑞兽：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所有居住在这座中轴线的核心宫殿里，享受无上荣光却终日与孤独相伴的太和殿的居民们，猛然兴奋了起来：该我们上场了！
其中最兴奋、跃跃欲试的，当属香亭和瑞兽环抱在中央的至高无上的龙椅[20]。这座真人般大小的宝座由罕见的金丝楠木雕琢而成，龙纹繁复精美，纹饰之外又小心翼翼地贴上了一层金箔。它把开场的喜讯传遍了盘绕在宫殿内外的13433条金龙，在阳光的抚摸下闪耀出夺目的金黄色，翘首以待。当阳光照进大殿之前，龙椅满怀期待地透过前方悬挂着的、黄绳联系的铜丝帘，注视着大殿内外的一切。
一条漫长的地毡铺设在太和殿的中线，将大殿分为东西两半。东西外侧陈设着源自上古雅乐、皇家朝会专享的中和韶乐。大殿的两壁排列着八座硕大的龙橱，相传里面是传自上古三代的鼎彝——但是龙椅和瑞兽们从来没有看过。
与太和殿的居民不同，数以千百计的官吏早已在大殿内外、广场之上摸黑筹备着庆典：
尚宝司在龙椅的东南方陈设长案，届时恭请玉玺宝印放置其上；鸿胪寺陈设两张表案于大殿东门外，预备呈放贺表题奏；礼部主客司在太和殿外丹陛左右准备八张桌案，陈设藩属进贡的方物用。即将开始的大典普天同庆，是要告诉上天、知会大地的，自然提前收到了大小臣工的庆祝、四方藩属的进贡。
礼部教坊司乐手们在太和门内东西设丹陛大乐，列队向北。太和殿中的上古雅乐年代久远，至明清时已然是曲高和寡，由朝廷供养的神乐署独力传承。太和门内的丹陛大乐才是现实使用的音乐。在太和门内演奏大乐，是对教坊司最优秀乐手的最崇高的肯定。
钦天监在丹陛东面调试报时位，捕捉着光与影背后的时间。其他衙署的行为，以他们的报时为准。中国人坚信，时间蕴含着特殊的意义，关联着典礼的吉凶，因此钦天监不敢有丝毫马虎。钦天监特地设置了一名司晨官，他的职责就是站在文昭阁（体仁阁）下面，朝西而立，向大典的参加者鸣唱时辰。
最繁忙最紧张的，当属总管帝王仪仗随扈的锦衣卫（清代为銮仪卫）。从午门到三大殿的广场、殿堂随处可见锦衣卫奔走的身影。仪仗人员素以服饰华丽著称，锦衣卫校尉们鹅毛装饰的帽子、颜色鲜亮的衣服和腰间晃动的绣春刀格外醒目。随着光顾太和殿的阳光越来越多，锦衣卫们纷纷就位站定。体貌雄伟、骁勇矫健的锦衣卫精锐武士，称为“大汉将军”。其中六名大汉将军站在太和殿内大门入口处，面北一线排开。如果有事，他们将是护卫圣驾的最后一道武装力量；四名大汉将军在丹陛四隅，东西对立，守卫金銮殿的正门；其余大汉将军分立太和殿四周高台之上。英俊的校尉掌卤簿、陈羽扇、持伞盖，健壮的力士立金鼓、举旗帜，排列在太和殿内和广场两侧各处。另外，锦衣卫在大殿、丹陛及其东西都陈列卤簿仪仗，在太和门外中路东西面北陈设皇帝车驾与步辇；旗手卫在午门外陈设金鼓，在太和门外布列旗帜；御马监早早牵出高大优雅的御马，锦衣卫下属驯象所驱赶温顺的大象，在文昭、武成阁（弘义阁）以南排列、东西对站。旗帜招展、仪仗齐全，它们的使命不是使用，而是彰显威仪。天子以四海为家，非壮丽无以示威，今日的礼仪与这座富丽堂皇的宫城一样，是为了烘托庄严肃穆，营造不怒自威、不言自贵的氛围。
锦衣卫并非朝会大典的唯一侍奉机构，却将是离御驾最近，负警卫主责的机构。
当日，锦衣卫2名千户、4名百户率领129名大汉将军分头把守住丹陛、御道、金水桥以及宫城南边天安门广场各门。金吾卫在午门外与太和门外东西陈设军队仪仗，排列甲胄武士。紫禁城警备更胜往日。
更有500名全副武装的锦衣卫校尉，甲胄鲜明，列于午门内外。
五百甲士的前方，是聚集在午门广场前、成千上万候场入宫的王公贵戚、文武臣僚。
入宫朝会，不仅是文武百官的义务，也是绝大多数官员奋斗一生的待遇、身份地位的象征，更是他们实践毕生所学、胸中坚持的必备。
官员们通常需要凌晨出发，才能在寅时初（3点）赶到午门广场。龙钟老态者，概莫能外。除了极少数必须在岗者，只有犯有罪过的官员才不用参加朝会。这是对大臣的惩处措施。各衙署按月将朝参门籍交存于长安左右门守卫官处，以便查验。官员如遇公差、患病等客观原因不能朝参，必须由所在部门填注门籍，称为“注籍”。在明朝，受到弹劾的官员按照惯例要闭门不出，称为“被论注籍”，虽然不是强制性规定，但有人如果受弹劾后坚持上朝，会成为群起攻之的靶子。也有一些主动申请注籍的官员，则是通过此举来表达不愿出任新职或挂冠而去的意向。
来到午门广场的百官，会就着红墙四周照明灯笼的微光，相互作揖寒暄，自觉地按照品级高低和部门先后站位。随着时间的推移，估计有超过1万人拥挤在午门和端门之间。
所有官员，上自古稀宰相下至少年新进，都不顾拥挤、疲惫，没有高谈、喧哗，不断地整理仪容，准备赴这场紫禁城最大的聚会。
东边出现鱼肚白时，午门和文昭阁的大鼓同时敲响。“咚——”巨大而绵长的回声提醒着文武百官开始列队。
一段长久的间隔过后，鼓声再次响起：“咚——”
平日关闭的午门左右掖门大开，迎接百官入宫！
进出午门的规矩是文武官员平常走东偏门，宗室王公走西偏门，在大朝时改为文东武西。已经照此列队的文武百官，跟随着当日的引班官员从左右掖门鱼贯而入，过金水桥，再过昭徳和贞度两门，抵达太和殿广场。
广场之上，礼部放置了百官的朝班序牌，每一牌上大书品级（清朝改用铜铸小山）。朝班是官员上朝站位的前后左右顺序。其实早在入宫前，文武百官已经各按朝班大致排队，如今再根据礼部的序牌明确班次。朝班大体是文东武西，文官在御道以东，武官在御道以西站立；明代是公侯在首，驸马其次，伯爵再次，然后才是从正一品到不入流的各级官员依次站立。朝觐的藩属国君主、明代藩王，以及清代亲王、郡王、贝勒等的朝班应该更在前方。具体的班次是一门非常复杂的艺术，非千万字不能尽言。
此外，丹陛和丹墀东西，以及丹墀中路左右站立有鸣鞭官、鸣赞官、纠仪御史数十人。太和殿前东西对立着锦衣卫千户、百户，光禄寺署官，序班，另有导表六科都给事中、序班各二人站于表案左右。太和殿内，锦衣卫指挥使于龙椅铜丝帘右侧面东而立，两名锦衣卫百户在帘下左右对立，体现了外朝体制中锦衣卫的特殊地位。
广场之上的目光都投向太和殿大门的垂帘。
当大汉将军将大门的垂帘卷起，已经等待近一个时辰的文武百官不禁挺身肃立，等候皇上升殿。仪式即将开始。
第三声悠长的鼓声响起，余音落定，午门城楼上又响起清脆响亮的钟声。
本次执事的礼部堂官（尚书或侍郎），率领鸣赞、给事中、翰林、中书官、纠仪御史、序班等各一至十人，并负责托举表案的序班，捧表的礼部仪制司官员，展表的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堂上官，负责宣表、致词与传制等的鸿胪寺堂上官，负责捧宝的尚宝司官又各数人，再会同奉命祭告坛庙归来的官员一起，浩浩荡荡地来到中和殿（华盖殿），迎接穿戴冠冕的皇上到太和殿升座。这时，午门的钟声停止，“各官入殿序立”。
那么，哪些官员可以进入太和殿呢？“各官入殿序立”六个字并没有说明入殿的是迎接圣驾的原班人马，还是包括了广场之上前排的王公显贵。就太和殿的空间考虑，后者的可能性比较大。此外，晚清官员恽毓鼎在日记中留下了宣统皇帝登基时鲜活生动的闹剧场景，包括摄政王载沣扶着溥仪立于龙椅之上的描写，非亲眼看见不能记录。恽毓鼎官职最高不过四品，但曾任侍读学士、史馆修撰等近臣，由此可见部分岗位的中低级官员也应该在太和殿内朝参。
皇上坐定，大朝正式开始。此时大约是卯时初（5点）。
“啪！啪！”清亮的鸣鞭声在广场响起，鸣赞官高唱：“排班！”——文武百官的班次早已排齐；赞礼官高唱“鞠躬”，太和门的大乐随即奏起，百官在乐声中向皇上四拜，然后乐止；典仪官高唱“进表”，大乐再起，两名给事中走到陈设表章的案前，引导序班举案进入太和殿，放置殿中，奏乐停止。这些表章事先已经阅读整理出了一份目录，太和殿内的赞礼官“宣表目”，马上有一名官员跪下，宣读表目，也不用皇帝表达意见，读完叩首后站起；最后，序班举表案出太和殿，放置在殿门外东侧。殿外赞礼官再高唱“跪”，文武百官齐刷刷跪下，暂时不能起身。
朝参的主要内容是一名官员代表朝臣，出班跪于丹陛，向皇帝致词。
致词内容根据朝会节日而定。明清两代都固定的大朝会日期，每年有三天：元旦（正月初一）、冬至和万寿（皇帝生日）。如果是元旦，明朝官员通常会说：“具官臣某某，兹遇正旦，三阳开泰，万物咸新。”如果是冬至，官员庆贺：“律应黄钟，日当长至，恭惟皇帝陛下，应乾纳枯，奉天永昌。”如果是万寿，致词通常是：“具官臣某某，钦遇皇帝陛下圣诞之辰，谨率文武官僚敬祝万岁寿。”在大朝会上致词是一名官员的莫大荣耀，他往往不是官爵最高、实权最大的那位，而是资历最老、声望最隆的老者。不过，对于年逾古稀的致词官来说，完成整套流程、保持声音洪亮，而且集中在北京城寒冬腊月的清晨，着实不是件轻松的事。
致贺结束，赞礼官引导百官伏地礼拜。奏乐响起，宽敞的广场上，一排排官员整齐地伏地礼拜、挺身跪直，再伏地礼拜，如此反复四次后起身。太和殿广场空旷了上百日，就为了这一天的充实与热闹。现代影视剧中表现紫禁城百官朝拜的场景，经常选择这一幕，只是规模往往大为削减。
奏乐停止后，有一名官员从大殿东门出来，走到丹陛上面东而立，高呼：“有制！”赞礼官又唱：“跪。宣制。”官员们再次跪下，恭听皇帝对致词的答复口谕。元旦通常是“履端之庆，与卿等同之”，冬至是“履长之庆，与卿等同之”，万寿节皇帝不用答词。
传制之后就到了百官“山呼万岁”的环节。赞礼官跪地唱山呼，百官拱手加额，整齐高呼“万岁”，再唱山呼，百官再齐呼“万岁”，三唱山呼，百官齐呼“万万岁”！每次百官高呼“万岁”时，在场的乐工军校也必须齐声呼应。在持续不停的跪拜和山呼之中，君权神授、代天牧民的观念不知不觉地得到了反复宣化。山呼万岁之后，百官伴随着大乐行跪拜礼四次，然后起身乐止。太和殿内的中和韶乐开始响起，这是大朝会的唯一一次奏响。
清亮的“啪啪”鸣鞭声再次响彻宫廷，这是皇帝起驾的信号。尚宝官捧宝、导驾官前导，一行人簇拥着皇帝回中和殿。中和韶乐正式停止，仪式结束，百官可以散朝了。
民间称太和殿大朝会为“金銮殿坐朝”。这是紫禁城最隆重的典礼，也是天朝上国最重大的礼仪。它声势浩大、整齐肃穆，它繁文缛节、耗费不菲，它牵涉众多机构，有些甚至只为它而存在，比如中和韶乐、驯象所等；它注定需要事先操演，除了强化皇权的至高无上之外解决不了任何现实问题，与其说是朝会，不如说是君臣礼节性的表演。大朝之上，反复跪起的群臣看不到端坐宝座上的皇帝，皇帝也看不到绝大多数大臣；没有一个朝臣能够提交哪怕火烧眉毛的政事以供讨论，没有一件事皇帝可以当朝询问，哪怕是皇帝心心念念之事。而为了这场演出，君臣们必须凌晨早起，全副装扮，全程庄肃持重，对双方而言都是不小的负担。
高大壮丽的太和殿，庄严隆重的大朝会，既不是给文武百官准备的，也不会替九五之尊着想，它是至高皇权的产物，也只为至高皇权服务。
风骨圣地左顺门
既然是天朝礼仪，就不能偏废，也不能寄托解决实际问题的期望。
可是天下政务千头万绪、源源不断，君臣总得要有商议政务的渠道。
明朝除了上述三节的大朝，每月初一、十五两日也举行“朔望大朝”，也都是齐会群臣，礼节相同。大朝会日日举行确实不便，也没有必要。没有大朝会的日子，明朝紫禁城每天举行规模更小、更务实的“常朝”。
从汉唐开始，帝王就有在宫门口设宝座、听取奏事、当场决策的理政方式，称为“御门听政”。紫禁城建成的次年，三大殿就不幸毁于火灾。朱棣没有重修，而是在奉天门（太和门）举行常朝听政。三大殿在正统年间重建后，太和门常朝听政的传统却保留了下来。
御门听政也在清晨举行，与大朝会相比流程和仪式大大简化。朝参的范围是京城衙署的主要负责人及其行政骨干、相关官员。清晨微光下，午门广场聚集的人群应该只有千人左右。午门击鼓，百官文左武右从左右掖门入宫，先在金水桥南依品级站立，等候鸣鞭再依次过桥，到太和门东西丹墀站定。太和门正中摆放着龙椅宝座，明朝谓之金台；皇帝升座，小太监持一柄金黄绢包裹的小扇，站立座后；鞭声响起，大臣行一跪三叩礼完毕，议事就正式开始了。
首先，鸿胪寺官员对着龙椅宣读谢恩、见辞的官员名单。官员升迁转任、京官外放出差，或者其他勋赏，一丝一毫恩典都出自皇恩，官员都要向皇帝谢恩、辞行。这些官员当日要在太和门丹陛下或在午门外行五拜三叩头大礼。这个环节也是朝廷正式宣布人事变动、执行赏罚的场合。
接着，官员按照次序奏事。官员奏事之前，先咳嗽一声，以便他人知晓何人将出班陈奏。于是，寂静的广场之上响起此起彼伏的咳嗽声，官员们俗称为“打扫”。奏事官员咳嗽完，先退到班末，然后走到御前跪奏，不能横穿朝班出列，奏毕再退回朝班。奏事时，官员不是口语讲话，而是照着本章大声朗读文言文。通政司、鸿胪寺官员除了引奏，有时还要代读缺席官员的奏疏。奏事的现场效果，与官员的容貌、朗读关系甚大。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身材高大，而且发声响亮，因此御门听政的参加者以北方官员居多。道光年间北京城有“牛吼一声坐中堂”一说，说的就是外貌与发声对官员仕途影响巨大。比如，京官中的赞礼郎升职普遍较快，因为他们相貌堂堂、声音响亮且经常在御前行走，以至于其他官员感叹：“十年窗下苦，不及一声嚎。”客观而言，岭南省份官员少有位列高位的，在这方面吃亏不少。
皇帝会在奏事之后做出决策。听政时，内阁官员侍立在龙椅东侧，以备顾问；锦衣卫长官立于龙椅西侧，负责传旨。明朝早期的皇帝确实是现场决策，乾纲独断。发展到后期，常朝陈奏的政务事先都有沟通，皇帝的决策乃至圣旨早已备好。当日候旨的官员便提前在内阁官员身后站好，领旨后谢恩退回本班。各衙署陈奏完毕，鸣鞭响起，皇帝起驾回宫。百官散朝回家。
后人口中的“早朝”对应的是御门听政的常朝。无论是大朝会，还是御门听政，都有御史遍布现场纠举礼仪，喧哗、耳语、咳嗽、吐痰等，就连步履踉跄、跟不上朝班乃至年迈跌倒，都在御史弹劾范围之内。更不用说偷带食物、临时解手等行为了。皇帝退朝前，纠仪御史会当场弹劾失礼官员，三品以上候旨处分、四品以下当场从严处理。史上有年迈官员因为朝仪蹒跚或者倾跌而勒令致仕（强制退休）的。
朱元璋时期，每日退朝后赐百官朝食。辛苦了小半天的文武官员不用再花个把时辰回家吃饭，或者饿着肚子开始一天的工作。此制很快就因为供应不上而停止。三四十岁的朝臣尚且能够忍受劳累与饥饿，年过半百甚至更老的朝臣就难免心怀怨言了。
常朝除了早朝，明代还有晚朝。所谓晚朝，其实是在午时之后举行，称为午朝更合适。晚朝并非常制，凡是遇到早朝时有重要事务需要督办，或者日间有突发事件，才召集晚朝。晚朝以“奏警急事”为主，范围更小，需要参加的只有涉及官员。早朝晚朝必须参加的，只有侍从锦衣卫和通政司官员。晚朝召集的次数，可能比大朝会还少，所以不太为人所知。
晚朝在太和门广场东侧的左顺门（会极门、协和门）召集。届时，皇帝在左顺门内北侧就座，朝臣在门内东西并立。
左顺门与紫禁城同龄，两边的围房是文武官员向宫中传递题奏本章的地方。一直到清代，左顺门南北两侧房间依然是内阁办公和传递公文之处。明代的不同之处是朝廷公文不是直接递给内阁，而是先给司礼监太监。太监们收集本章后，先呈递御览，再交付内阁处理。宦官集团由此掌握了朝廷本章的优先处理权，暗地扣押对己不利的本章。嘉靖时期，朝廷从太监钱宁家搜出题奏本章四十余件，查出太监江彬拦截边情军事文本136件，司礼监集体隐藏不报的本子高达数百件。[21]这些都是发生在左顺门内外的真事。
左顺门应该是明朝官员最熟悉的紫禁城宫禁之一。入宫的官员，都是从午门出入，如非朝会就止步于左顺门办事。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二十三日，左顺门突然召集了晚朝。
说是晚朝，几乎所有在京官员都汹涌到了此处；说是朝仪森严，官员们议论纷纷、交头接耳，朝班混乱不堪。并不宽敞的左顺门根本容纳不下成千上万人，大多数官员拥挤在左顺门西侧的广场上，情绪激昂。到底出了什么事情呢？
八天前的八月十五中秋节，明朝大军在圆月映照之下于土木堡全军覆没，御驾亲征的明英宗做了蒙古人的俘虏。史称“土木堡之变”。如今，蒙古铁骑裹挟着明英宗，即将兵临群龙无首的北京城下。
噩耗传来，朝野能不群情激愤？混乱之间，朝臣推举明英宗弟弟、郕王朱祁钰监国。朱祁钰因为不是皇帝，不能召集大朝会或早朝，权宜之下召集晚朝。危如累卵之际，左顺门成了拯救危难的指挥所。
年轻的朱祁钰只有21岁，战和不定，犹豫不决。大太监王振之前揽权干政，又怂恿明英宗亲征，引来滔天大祸。群臣纷纷要求清算王振，缉拿其侄王山。朱祁钰于众多建议中只确认了这一条，不过却让司礼监太监金英负责查办王振党羽。大臣们反对由太监来查办太监，建议由都察院御史负责。朱祁钰未置可否，留下一句：“百官暂且出宫待命，此事今后再议。”软弱无谋的朱祁钰下令打开左顺门，准备回宫。
形势哪里容得拖延？门内的大臣们不顾礼节，纷纷上前阻拦。侍卫御前的锦衣卫指挥使马顺上前呵斥群臣。马顺之前便勾结王振，狼狈为奸，如今还这般盛气凌人，性情刚直的户科给事中王竑愤怒冲上前去，一手抓住马顺头发，一手挥舞朝笏劈头盖脸打过去，激愤之下竟然用嘴咬下了马顺脸上的一块肉。大臣们群情激愤，拖着马顺拳打脚踢，很快就把他打得血肉糊涂，一命呜呼了。在场锦衣卫武士众多，竟然眼睁睁看着指挥使被活活打死！马顺是唯一一个群殴致死的锦衣卫指挥使。
群臣又向郕王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羽毛贵、王长随二人。太监金英趁势将两人踢给群臣。大臣很快又将两人殴死。一些大臣拖着三具尸体，挂到了东安门上，任由军民唾骂打砸。
血溅朝堂，百官冷静下来后深感不安，一时不知如何处置。21岁的朱祁钰目睹这血淋淋的场面，身子早已不自觉地往左顺门后溜去。他没有想到，朝堂之上竟然会有血光之灾。人群中，兵部侍郎于谦见状，挤到朱祁钰前面，拉臂进谏：“马顺等人其罪当诛，群臣心系社稷，为天下除害，请殿下赦百官无罪。”朱祁钰镇定下来后，随即降旨马顺罪有应得、群臣忠心可嘉。左顺门内外，群臣纷纷拜谢。经此一闹，朱祁钰发现人心可用，下定决心承担责任、挽救祖宗社稷，他宣布籍没王振及其党羽全家、其侄王山当众凌迟，下令加强北京城防。百官情绪大定，纷纷退出左掖门。
出宫途中，吏部尚书王直拉住于谦的手感叹：“国家正是倚仗您的时候。今日之事，一百个王直也处理不了！”于谦迅速升为兵部尚书。此次左顺门的流血事件，不仅推动了朱祁钰的担当作为，也促进了以于谦为核心的抵抗势力的形成，在明史中留下了光鲜的一笔。
没想到，75年后，左顺门又见证了一场血案。
嘉靖三年（1524）七月，大礼议之争如火如荼，嘉靖皇帝逐渐占据上风。
大礼议之争“议”的是嘉靖皇帝生父兴献王的身份问题。作为兄终弟及继承皇位的藩王，嘉靖登基后坚持以生父为父，以明孝宗为“伯”，不愿意接受“继承他人者为其后”的礼法，固执地掀起重重波澜。到嘉靖三年，大臣们已接受了皇帝认兴献王为父亲的事实。
嘉靖皇帝乘胜追击，要删去生父兴献王称谓“本生皇考”中的“本生”二字。如此一来，兴献王就与帝王无异了，儒臣文官们坚持的大明血统与法统都将受到动摇。嘉靖皇帝的固执强硬，文官集团已经在先前的较量中见识过了，寻常劝谏根本不起作用。名相之子、新科状元杨慎号召同僚：“国家养士一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他建议发起死谏。
七月的一天，嘉靖皇帝在外东路的文华殿斋戒。从辰时（7—9时）开始，陆陆续续有文官顶着烈日，来到左顺门前，默默地跪在地上，直到聚集了700多人。黑压压的人群中有兵部尚书金献民、户部尚书秦金、刑部尚书赵鉴、工部尚书赵璜、工部尚书俞琳、吏部左侍郎何孟春、礼部右侍郎朱希周、刑部左侍郎刘玉、都御史王时中、都御史张润，有九卿23人、翰林20人、给事中21人、御史30人，还有各部、院、寺、监的现任官员，集体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敬皇帝”[22]。
烈日烤得地砖开始发烫，呼声中的哭腔越来越重。
几个小太监出现在了左顺门台上，传口谕命群臣散去。文官们借口没有书面诏书，拒绝离开。等诏书到后，群臣依然拒绝散开。接着，锦衣卫奉命出动，逮捕翰林学士丰熙等8人入诏狱。此举火上浇油，场面趋向混乱，哭喊声更响亮了。杨慎等人更是冲到左顺门前，拍门大哭，“声震阙庭”。此处离文华殿不到两百米，嘉靖皇帝听得是清清楚楚。皇帝已经表明了态度，这些饱读诗书又谙熟政治的官员依然执着地拍打着宫门，他们的哭泣不是感叹观点得不到采纳，而是哀叹观点背后的思想观念得不到伸张。在儒家士大夫看来，王朝是建立在仁义道德之上，而不是权力与实力之上的。正道不存，国之将亡。一声声敲门声，是对政治理想的坚持，是对强权胡为的反抗。
哭喊声、敲门声引来的是更大的打压。午时（11—13点），锦衣卫校尉四出，将五品以下官员134人逮入诏狱拷讯，四品以上官员86人居家待罪。锦衣卫的棍棒与绣春刀，最终盖过了文官们的呐喊、打碎了士大夫的坚持。五天后，最终处理结果出来。相关大臣四品者以上夺俸，金献民等高官之后陆续隐退；杨慎等五品以下者180多人“廷杖”。
廷杖，是紫禁城施行的对大臣最屈辱的惩罚，是将逆鳞之臣绑出午门，在御道东侧当众打屁股。制度初创时，廷杖是形式高于实质。不过，对于视荣誉胜于生命的文人士大夫来说，当众受此屈辱，真的比丢了性命更难受。逐渐地，廷杖常常取人性命，开始从精神和肉体两方面消灭那些清高、顽固的士大夫。这是因为廷杖由太监执行，宦官就把行刑权作为与文官集团争斗的武器。据说行刑前，宫中会吩咐“用心打”还是“着实打”。太监用心打，受刑者常常残废；太监着实打，受刑者则绝无生还可能。就连现场监督的太监也有自由裁量权，监刑太监脚尖张开，行刑太监要注意分寸，留人性命；脚尖并拢，就是棍棍要人性命了。左顺门事件中的廷杖官员有17人受刑而死，午门广场一时间血迹斑斑、斯文扫地。生还官员中有8人发配边远省份充军。一代才子杨慎充戍云南，最终老死边疆。史称“左顺门事件”。
明代士大夫的气节风骨在左顺门事件中展露无遗；在明朝坚持风骨的代价，在左顺门事件中也暴露无遗。
明代皇权已经强大到可以挑战儒家意识形态的程度，在与官僚集团的斗争中取得了绝对优势。皇帝需要文人士大夫治天下，却不愿意与文人士大夫共天下。皇帝需要的是顺着皇权心意的顺臣，而不是直臣、诤臣、忠臣。在大礼议之争，凡是支持嘉靖皇帝尊崇生父的都得到了优待，甚至超擢入阁。它传递出明确的信号：顺皇权者昌，逆皇权者亡。可悲的是，士大夫风骨在嘉靖朝之后迅速消散无存。叩阙死谏事件，作为士大夫的集体行为，再也没有发生过。左顺门事件使“衣冠丧气”，诚如斯言。
左顺门，原本只是紫禁城内一座寻常宫门，有幸见证了明朝士大夫的铮铮铁骨，见证了中国士大夫最后的风骨。它是铮铮铁骨的汇聚之地，也是折戟之所。
后世的读书人时常经过左顺门，想必要带有瞻仰自省之心。
皇帝不坐朝？
人们批评皇帝的一个刻板印象便是：皇帝不坐朝。似乎坐朝是皇帝勤政的标配，不坐朝的皇帝就是置家国于不顾的昏君。紫禁城里有两位主人是这种刻板印象的典型代表：嘉靖皇帝和他的孙子万历。爷爷有20多年没上朝，孙子则干脆30年不上朝。可是，明朝并没有在嘉靖、万历年间灭亡，官府仍旧照常运转。不坐朝的皇帝始终掌控政权、如臂使指。
问题就来了：皇帝不坐朝，怎么处理政务？
皇帝上朝，是指太和殿大朝会、太和门常朝听政和左顺门晚朝。大朝会的礼节性质决定它不可能处理政务，晚朝非有紧急事情或突发情况而不召，二者都可搁置不论，单论常朝听政。
御门听政的范围与流程虽然大为简化，但对数千名官员来说，每日奔波劳累着实是一桩苦差事。明太祖朱元璋每日坚持上朝，无论寒暑，因为他有着旺盛的权力欲和过人的谋略，是个为皇权而生的工作狂。朱元璋将每天清晨的御门听政定为“祖宗家法”，可是他忽视了一点：并非人人都是他那般的政治动物。
距离朱元璋死后不到30年的宣德六年（1431）六月初八，鸿胪寺就奏报当日早朝缺席的文武官员超过500人，其中缺席超过两次的达300多人，请求治罪。又过了60多年，弘治十五年（1502）八月十二日早朝缺勤数目达到了1160人，包括泰宁侯陈璇等显贵。明朝官员逃避常朝听政的手法五花八门，“或借言公差，或妄称疾病，填注门籍，岁无虚月”，甚至“经年累月称疾不朝”。弘治皇帝的儿子明武宗自由散漫，不喜拘束，从经常下旨免朝到干脆早朝全废，明朝的常朝制度从中期就开始废弛了。这是严苛的制度设计之下，君臣双方共同的逃避行为。
朱元璋这般雄才伟略、一路厮杀过来的开国君主，拥有乾纲独断的能力与威望。可是，朱明子孙并不具备这样的素养。
明朝第五位皇帝明英宗继位时仅9岁，尚且不知人间冷暖，谈何在朝会上决断大臣们的奏事？可是，皇帝是朝会的绝对主角，这是他一个人的舞台，不允许其他人插嘴一个字——这也是废宰相、收权于皇帝的朱元璋的“祖宗家法”。于是，明英宗时期的常朝也沦为如大朝会一般的表演。先是宫廷限制了大臣奏事数目，每次朝会不得超过八件；即便是这八件奏请圣裁的事项，官员要提前一天书写“面帖”呈进，辅政大臣提前给皇帝书写建议，明英宗第二天朝会只需照本宣科即可。君臣都知晓，此时的早朝就是一场彩排过的表演。
明英宗之子明宪宗朱见深登基时17岁，年纪不算小，可依然不具备五世祖朱元璋那般的判断与谋略。朱见深的对策是：套用标准答案。如果大臣启奏之事与吏部职权有关，朱见深就回答：“吏部知道。”如果与都察院有关就回答：“都察院知道。”如果是替本衙门申请利益就答道：“该衙门知道。”
端坐龙椅宝座的朱见深，有一个难言之隐：因为口吃发不出“是”字。当颁给官员诰敕及请宝用印时，皇帝照例要回答“是”。鸿胪寺卿施纯彦最先揣摩出了“玉音不便”，奏请类似情形时皇帝答语改为“照例”，深得朱见深欢心，迅速青云直上，不久荣擢礼部尚书。旁人讽刺为“两字得尚书”。
即便机械复读，朱见深也深以为苦，下旨削减每日常朝奏事不得超过五事。万历皇帝登基时10岁，辅政的张居正以皇上年幼为由将朝会削减为每月逢三、六、九日上朝。从此，明代早朝一月只举行9次，已经不再是“日日早朝”了。等到明熹宗继位时，贪玩昏聩加上不识字，皇帝少数几次坐朝听政，只如“傀儡之登场，了无生意”。
朝会沦落至此，根本原因是这项制度规矩太严、空文太多，“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君臣双方都被限制得死死的，除了宣扬皇权没有其他实效，徒增负担而已。
紫禁城里还有不少只具其表、少有实效的制度，朝会只是其中之一。这座辉煌的宫城，生而为皇权的载体。至高无上的皇权不为任何人而生，只要所有人臣服于他。
以20多年不上朝著称的嘉靖皇帝，对皇权的本质看得十分透彻。他直言“早朝无用”，“朝堂一坐亦何益？”
就连风雨无阻天天上朝的朱元璋，其实也不完全依靠御门决策。人的精力、体力与智力毕竟是有极限的，不可能以一人之力治天下。在持续了二十多年每年无休、每天起早摸黑处理数百件公文的超高强度工作之后，朱元璋设置了“内阁”，临时招募一些年轻的中低级官员在身边出谋划策，备问咨询。钢铁巨人一般的开国君主，最后也给自己找了一根拐棍。
大明帝国的决策中心搬移到紫禁城之后，内阁随之而来。此时的内阁，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临时机构。
朱元璋的曾孙子、明宣宗朱瞻基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一笔。朱瞻基开始任用亲近大臣内阁大学士，正式赋予“票拟”之权。即内阁大学士可以替皇帝批阅奏章，草拟出处理意见。内阁的处理意见写在小纸条上，附在本章之上，称为“贴票”。皇帝对政务的处理，简化为对内阁票拟意见的处理。内阁掌议天下之政，大学士分享了皇权。[23]在明宣宗及其子明英宗时期涌现了多位领袖群臣的宰相级内阁大学士。
朱元璋废宰相的祖制，被曾孙子迂回突破了。
内阁的出现，紫禁城朝会的政治功能遭到彻底虚化。
内阁分沾皇权而生，是在紫禁城内办公的国家最高行政机构，也是明代紫禁城内最大的外朝机关。那么，明代内阁在紫禁城何处办公呢？
明朝官员入阁，早期称为“直文渊阁”。文渊阁本是南京明皇宫中的藏书楼。紫禁城仿南京明宫，也早早建了文渊阁。紫禁城建成后，南京文渊阁的珍贵藏书载运北京，入藏新的文渊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翰林院官员挑选了一百个柜子的藏书，督舟十艘，浩浩荡荡进京。北京文渊阁的起点很高，到明英宗正统年间已被称为天下数一数二的藏书楼了。当时的内阁大学士杨士奇编撰了《文渊阁书目》，统计文渊阁藏书达到4.32万册、10万卷以上。而这幢图书馆一样的建筑，就是内阁办公楼，是大明帝国最高的行政机关。[24]
如今故宫的文渊阁是在明代圣济殿遗址上后建的清代建筑，并非明朝的文渊阁。
后人只能从故纸堆中观看明代文渊阁的模样：“〔嘉靖十六年（1537）〕文渊阁中一间，恭设孔圣及四配像；旁四间各相间隔，而开户于南，以为阁臣办事之所。阁东诰勅房装为小楼，以贮书籍。阁西制勅房南面隙地，添造卷棚三间，以处各官书办，而阁制始备。”中间有四个房间，是内阁大学士们办公决策场所，估计面积不会太大，加上收贮书籍、画像，办公条件也不会太好；两边是内阁办事官员书写诰勅、处理文书的场所，条件估计比大学士更逊一筹。决策机关的实权大小，不在于场所条件好坏，而在于与皇权的亲疏远近。这条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规律，在内阁身上又一次得到了验证。
明代文渊阁的具体位置，众说纷纭，是紫禁城的一桩历史公案。
根据“文东武西”的布局原则，后人都赞同文渊阁肯定在紫禁城东南部，在东华门与左顺门（协和门）之间。现在协和门外东南部留有清朝内阁的旧址，有人说明朝文渊阁就在内阁旧址一带；有人说明代文渊阁在现在的文华殿附近，或殿南、或殿北。
明宪宗时期的内阁首辅大学士彭时曾记载：“文渊阁在午门内之东，文华殿南面，砖城凡十间，皆复以黄瓦，西五间，揭‘文渊阁’三大字牌匾。”清朝乾隆时的学者型官员于敏中、窦光鼐考证认为明代文渊阁在清代内阁之东，“规制庳陋”。明代文渊阁极有可能在现存清朝内阁旧址略微偏东的地方，与文华殿隔路相望。
之所以会出现这桩案子，是因为文渊阁在李自成撤军时烧成了一片瓦砾。文渊阁内所藏的宋元珍本付之一炬，保存的明代档案化为乌有，是中国文化与政治的一场浩劫。
遥想当年，明朝皇帝退朝还宫，将当日需要内阁处理的奏章亲御翰墨、识以御宝，交给小黄门送往文渊阁。小黄门出乾清门，沿着三大殿的东墙外一路快走，走向花木掩映中的文渊阁。内阁大学士票拟完毕，用文渊阁印封好，派遣内阁中书送回乾清宫。
遥想文渊阁中，杨士奇、杨荣、杨溥三个人从青年到壮年再到老年，把大半辈子都耗在了这座楼中。他们三位历仕永乐、洪熙、宣德、正统四朝，先后加大学士衔辅政，史称“三杨”。时人称杨士奇有学行，杨荣有才识，杨溥有雅操，励精图治，开创了明前期的治世。
遥想明朝后期，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等政坛英豪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几十年，分别在明朝政治史上书写下自己的印记。尤其是张居正主掌内阁时期，内外协同，大刀阔斧，推行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变法改革。张居正之后，文渊阁再无名相。
遥想当年阁门之上圣谕高悬：“机密重地，一应官员闲杂人等，不许擅入，违者治罪不饶。”天下亿万读书人无不以入阁为人生目标，千万仕途新进无不以拜相为职业生涯的终点。可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只能收到内阁的公文往来。
一座文渊阁，大半明朝史。只有紫禁城的建筑，才有可能享有殊荣。而这份殊荣在明朝落在了文渊阁头上。
每一天数以千百计的题本、奏本、贺表和敕令在文渊阁进进出出。内阁代皇帝承担了繁重的日常政务。但是遇到疑难大事时，朝廷需要扩大议事范围，集思广益。皇帝将疑难杂案、重典大礼、国计民生大事等交付内阁和六部九卿等高级官员集体商议，参与官员集议后呈报圣裁。这种介于朝会和内阁之间的政务处理模式，虽然罕见却效率很高，明代称之为“廷议”。清朝将明代廷议发展为“大学士九卿会议”或“大学士六部九卿会议”，越到后期使用越频繁。其中的九卿虚指在京四品以上文官机构的长官。[25]
内阁处理常务、廷议处理急务，完全接替了大朝会和常朝听政的奏事决策功能，后者最终简化为纯礼节性的仪式。皇帝不参加朝会，不等于不理朝政。来往乾清宫和文渊阁的小黄门，上传下达，保障着朝廷日常运行。凡遇大事，由群臣廷议，再大的事情皇帝可以召见内阁大学士或贵戚重臣面议，保证对大事、急事及时做出反馈。皇帝可以炼丹修道，可以贪恋女色，可以醉心木工，也可以田猎巡游，只要内阁运转正常、廷议照常召集，朝政就不至于停滞中断。
嘉靖皇帝曾为20多年不上朝自我辩解：“早朝率多弥文，至军国大务，何尝不日经心？”
嘉靖确实数十年自我封闭在重重深宫。大多数官员终其一生，都没有见过皇帝一面，哪怕是遥望一下；重大人事和奖惩赏罚无法在大朝会上公布，导致部院官员缺员不补。但是，嘉靖皇帝没有置祖宗的江山社稷而不顾。朝廷的大事小事乃至对皇帝的冷嘲热讽都可以正常传递给内阁，至于嘉靖皇帝会不会批复就是另一码事了。名人海瑞痛骂嘉靖皇帝昏聩无耻的《治安疏》就直达御前，龙廷震怒，幸亏内阁大学士陈情海瑞才侥幸活命，可见嘉靖后期政务处理是流畅的。
中国政治发展到明朝已经高度发达，皇帝个体内化为了庞大政治机器的一个螺丝钉。一枚螺丝钉的懈怠，会影响整体效率，但不至于导致整个机器的失衡。
皇帝不上朝，空洞累人的朝会停顿荒废了，其他制度设计依然保障皇权不坠。
皇帝不上朝，政治体制顶端那个勤政的偶像不存在了，对民心仕风都有消极影响，倒是真的。如果皇帝都不上朝，紫禁城作为皇权载体、彰显皇权尊贵的作用就大大削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