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切邪恶都从北方而来”：
维京人，国王与圣徒，约985—1100年

1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在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之后，维京人加强了在英格兰的活动。从980年开始，英格兰再次遭到斯堪的纳维亚众多军队的突袭，后者采取分头或联合行动，搜寻战利品，最终征服英格兰。有一首诗常被用来例证维京人在这一紧张时期的文学表征，它就是《马尔登战役》。它纪念了991年英格兰军队和维京人的一股力量在埃塞克斯海岸展开的一场战斗。尽管英格兰人被打败了，但这首诗将他们的失败渲染为英雄主义的光辉。这场冲突被描写成一场抵抗维京人军队的民族斗争，后者被描述为“屠狼（slaughterwolves）”与“异教勇士（heathen warriors）”。他们是一群没有名字、没有面孔的人。这首诗为我们提供了大量关于英格兰众多勇士——从军队的高级指挥官到最卑微的步兵的姓名、家庭以及住所信息。然而，维京人的军队中没有出现一个人的名字。维京人军队的领袖中很可能包括一些显赫的人物，例如丹麦国王“八字胡”斯韦恩。由此看来，这似乎是一种故意而任性的忽略，这是一种诗意的选择，是一个有意的决定，即否认丹麦人任何体现其差异或个性的细节。

在这首诗中，维京信使前来要求用钱财换和平，英国军队的指挥官伯特诺斯（Byrhtnoth）则给了维京信使一个充满挑衅的回答：他给丹麦人的是长矛，不是贡品。这一修辞我们在后面还会再次遇到。当他站在埃塞克斯的海岸时，他称维京人为“海人（seamen）”，即水里的生物，并且谈论如何保卫“这个家园”，他将维京人正在侵占的土地与英格兰国王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的文字游戏暗示，这片家园只能为埃塞尔雷德所有。画面中，一个强大而团结的英格兰站在伯特诺斯身后，随时准备击退从海上来的突袭者。他言辞有力，但即使在诗中，这样的言辞也是一种徒劳——尽管极具震慑力，但伯特诺斯自己却在战斗中倒下了，造成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他让维京人过于深入地在这片土地上活动。在中世纪后期对这一时期的叙述中，这首诗对埃塞尔雷德名字的处理被另一个不那么恭敬的双关语取代：这位国王在历史上被称为“决策无方者”，因为在古英语中，埃塞尔雷德[1] 的意思是“尊贵的顾问”，而“unræd”的意思正好相反，即“糟糕的顾问，缺乏智慧”。与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相比，现代历史学家对埃塞尔雷德统治的评价越来越宽容。但事实的确是，在对维京人的威胁做出有效反应的大多数尝试中，埃塞尔雷德和他的大臣们都缺乏智慧或遭遇不顺。马尔登战役结束后，他们决定向丹麦人进贡，希望能促使其远离这里，而这正是诗中伯特诺斯所蔑视的政策。尽管如此，在接下来的20年里，丹麦人的攻击仍时断时续。

图5：伯特诺斯的现代雕像。991年，在埃塞克斯的马尔登，伯特诺斯在与维京人的战斗中被杀。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了这些年的破坏情况，列出了全国被丹麦人掠夺和烧毁的城镇和庄园。但这些年的破坏并非都是由维京人造成的。1002年，埃塞尔雷德下令“杀死英格兰人中所有的丹麦人”，这显然是因为他担心他们谋害他的性命。这项命令将会在11月13日圣布莱斯节（St.Brice's Day）当天执行。我们从一处当代的资料中得知在南部的一个城镇发生了什么：在牛津，一群丹麦人被镇上的人追杀，他们在现在基督教堂的所在地——圣弗里德斯韦教堂避难。追赶他们的人放火烧了教堂，教堂被熊熊大火吞噬。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中世纪晚期对这一时期的叙述突出了圣布莱斯节，因为它是埃塞尔雷德垮台和丹麦人集结的关键时刻。

图6：拉姆齐修道院的门楼，中世纪修道院的遗迹。关于圣埃德蒙的第一批作品是10世纪在那里写成的

这些年里，早期维京人入侵的历史成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重要问题，从10世纪末的各种资料中可以发现，人们对这段历史的兴趣越来越浓厚。这是对东盎格利亚圣埃德蒙（St Edmund of East Anglia）崇拜的兴盛时期，他是9世纪丹麦征服中最有名的牺牲者。10世纪末的几十年里，最早关于圣埃德蒙的重要著作问世。公元985—987年，弗勒里的修士兼学者阿博（Abbo of Fleury）在拉姆齐修道院逗留期间写了一本名为《埃德蒙国王的豪情》（Passio Sacti Eadmundi）的著作，这是第一份对埃德蒙死于丹麦人之手的权威叙述。在大约10年的时间里，阿博的著作被多产的布道者埃尔弗里克（Ælfric）翻译成英文，埃尔弗里克解释了他的叙述所依据的传播路径：

在埃塞尔雷德国王的时代，一个从南方跨海而来的饱学修士从圣本笃寺（弗勒里）来到邓斯坦大主教那里，当时距大主教去世还剩下三年的时间。修士名叫阿博。他们在一起交谈，直到邓斯坦讲述了圣埃德蒙的故事，正如埃德蒙的捧剑人将它讲给国王埃塞尔斯坦一样，当时邓斯坦还是个年轻人，而捧剑人已经是一位年迈的老人了。之后，这名修士把所有的故事都写进了一本书里。几年后，当这本书来到我们面前时，我们把它变成了英文，如下所示。

这是阿博自己书中序言的概述，他在序言中描述了邓斯坦在他面前讲述埃德蒙之死时的情景。邓斯坦流着泪水，讲述了埃德蒙年迈的捧剑人曾经向他讲述的故事。阿博的《埃德蒙国王的豪情》是专门献给邓斯坦的，但他并没有解释是什么原因促使大主教回忆起这个故事，书里只是说为了防止邓斯坦遗忘，他决定把它写下来。与富有个性和影响力的坎特伯雷大主教邓斯坦以及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中最辉煌的埃塞尔斯坦的交往，使阿博的叙述真实可信。

如果它是准确的，那也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子，说明信息如何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口口相传，并且似乎揭示了869年埃德蒙去世至985—987年故事写作期间人们对埃德蒙兴趣激增的两个关键时刻：第一个是在930年前后，据说邓斯坦在埃塞尔斯坦的宫廷从埃德蒙的持剑人那里听到了这个故事。第二个是半个世纪后埃塞尔雷德的统治时期。这似乎都是维京人入侵英格兰的历史与当代特别相关的时刻：埃塞尔斯坦因战胜维京人而闻名，特别是布鲁南伯尔战役（the battle of Brunanburh），而在980年前后，邓斯坦有充分的理由关心维京人的再次攻击。邓斯坦于988年去世，很快就有人说他预言了维京人的归来：他预先知道丹麦人会回来，这一预言在1006—1012年间阿德拉尔为圣邓斯坦节所写的一系列经文中被首次提到。阿博提到了邓斯坦关于圣埃德蒙故事的回忆，这表明邓斯坦可能确实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兴趣。

图7a：14世纪《诗篇集》中描绘的圣埃德蒙之死（大英图书馆，Royal MS.2 B VII, f.277）

阿博的《埃德蒙国王的豪情》中对丹麦人的看法呈现了一幅我们之后非常熟悉的画面——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典型的解释，我们稍后将看到的许多叙述都是对这种解释的回应。阿博讲述了圣徒般善良、慷慨和公正埃德蒙国王如何招致魔鬼的仇恨，而魔鬼则派亲信前去消灭他。这些人就是丹麦人伊瓦尔和乌比，他们后来在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传说中被认为是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的儿子们。阿博将这些恶棍的邪恶倾向归因于他们的北方血统：

（他们试图）毁灭整个不列颠。难怪！因为他们从世界屋脊——撒旦的居所——而来，带着自己罪行的严霜。正如先知预言的，一切邪恶都从北方而来，众所周知，是谁不顾命运的磨难和死亡的降临，经历着北方种族的野蛮。

阿博解释说，北方的民族是异教徒、海盗，甚至是食人族，从他们身上只能看到邪恶。他们是上帝惩罚恶人的工具，也是魔鬼的工具。对此，他有《圣经》的权威论述，暗指先知耶利米（Jeremiah）的话：“北方的邪恶将爆发在这片土地所有居民的身上”，中世纪早期作家经常将这段话与维京人联系在一起。

阿博接着讲述了伊瓦尔和乌比是如何伴着大火与破坏降临到英格兰海岸的，并且他们可怕的罪行——抢劫、强奸、谋杀儿童，都是“出于对残忍纯粹的热爱”。当丹麦人到达东盎格利亚时，伊瓦尔要求埃德蒙向他进贡并成为屈从于他的国王，但被埃德蒙轻蔑地拒绝了。他被丹麦人抓住并被残忍地杀害——他被箭射穿，最后被斩首。丹麦人把他的头颅藏在一根木头里，阿博将这一行为归咎于这些异教徒对基督教葬礼的仇恨。但一只狼一直小心地守护着他的头颅，直到它被埃德蒙的追随者发现并重新将它与其身体合在一起。故事中的这些元素：埃德蒙插满了箭的身体，被砍断的头奇迹般地呼唤它的救命恩人——那只保护它的狼，成为圣徒意象中广受欢迎的部分，在之后的几个世纪里被广泛地描绘与重复着。

图7b：14世纪《祈祷书》中的圣埃德蒙之死（大英图书馆，Yates Thompson MS.13, f.192）

图7c：圣埃德蒙教堂大门上方15世纪埃德蒙的雕像，位于萨福克凯辛兰

图7d：圣玛丽教堂的窗户上所描绘的圣埃德蒙之死，位于圣埃德蒙兹伯里

图7e：伊丽莎白·弗林克所制的圣埃德蒙雕像，位于圣埃德蒙兹伯里的教堂附近

阿博的文本极具影响力，它确立了对一位殉道者崇拜的一些关键特征。这位殉道者后来成了最著名的英格兰圣徒之一，同时这也是对维京人行动和动机的一种通常解释。它将丹麦人描述为基督教的敌人与魔鬼的工具，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攻击表达为一场善与恶之间的道德冲突。对于这种威胁的回应绝不可能是政治上的和解，也不可能是承认丹麦人或许可能在东盎格利亚扮演过非外敌之外的任何重要角色——他们从根本上与英格兰基督教社会相抵触。因此，从10世纪晚期的角度看，维京人的再度袭击应该被解释为这种邪恶的延续，而不是试图重新征服丹麦人统治下的领土。

在阿博《埃德蒙国王的豪情》的英译本中，埃尔弗里克明确了这位圣徒的死与他身处的时代的相关性，他在描述“丹麦人民带着一支船队来到这里，在全国各地突袭与屠杀，正如他们习惯的那样”时，转为现在时。埃尔弗里克冷酷的旁白强调了一种强烈的观念，即在埃德蒙死后一个多世纪，9世纪丹麦人的入侵和他自己的时代之间的延续性——这是丹麦人的惯常行为，他们令人不快，但这显然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习惯。埃尔弗里克没有重复阿博关于从北方来的一切邪恶的评论，但这句尖锐的话足以解释丹麦人的行为。

然而，即使在这一紧张时期，丹麦人在英格兰的历史也被认为是一个复杂的话题，多年来，它涉及定居、融合以及暴力。阿博在拉姆齐修道院逗留期间写成《埃德蒙国王的豪情》，大约15年后，拉姆齐的修士兼学者，同时也是阿博曾经的学生伯赫费思（Byrhtferth）写了一篇关于修道院创始人圣奥斯瓦尔德（St Oswald）的记述。奥斯瓦尔德是10世纪英格兰教会的重要人物：他在992年去世前一直是约克大主教和伍斯特主教。他的高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他叔叔奥达的庇护，奥达在941—958年间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奥斯瓦尔德和奥达是丹麦人的后裔，伯赫费思在《圣奥斯瓦尔德传》的开篇就描述了他们的血统。伯赫费思说，这两位杰出的修士是同一支杀死圣埃德蒙军队中一名成员的后裔：“有些人说，奥达的父亲是跟随乌比和伊瓦尔的船队而来的丹麦人之一，因为他的父亲没有完全想要服侍基督。”伯赫费思接着讲述了年轻的奥达不顾他非基督教父亲的强烈反对，开始频繁地去基督教教堂，并寻求一个名叫埃塞尔赫尔姆（Æthelhelm）的英格兰贵族的保护。埃塞尔赫尔姆安排他受洗并接受教育。经过一段时间，奥达成了一名教士。奥达与埃塞尔赫尔姆的关系使他与王室宫廷有了联系，奥达对赞助人和他对圣洁生活的忠诚给国王埃塞尔斯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被任命为主教，接着在941年成为坎特伯雷大主教。轮到他时，奥达支持他的小侄子奥斯瓦尔德的教育，伯赫费思《圣奥斯瓦尔德传》的主题便是奥斯瓦尔德的生平。

尽管我们从伯赫费思这里了解到的关于奥达和奥斯瓦尔德丹麦家族的信息很少，但他所说的很重要。伯赫费思关于他们出身的说法似乎基本正确：奥达的名字具有丹麦血统，他的两个可能的亲戚的名字也是如此，他们是958/959—971年的约克大主教奥希特尔与贝德福德修道院院长瑟希特尔。这个家族与东盎格利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是东盎格利亚的地主，并且奥达似乎对南部丹麦法区教堂的重建与整顿特别感兴趣。奥达和他家族的丹麦血统暗示了一种初步的认识（所有这些都因缺乏细节而引人入胜）——9世纪的定居者皈依基督教的这一进程似乎非常迅速。奥达和奥斯瓦尔德的非基督教丹麦家族在短短定居英格兰的一代人中就产生了一些10世纪的重要教士。

然而，同样有趣的是，伯赫费思决定记录他们的祖先，并且将他们与伊瓦尔和乌比的军队联系起来。伯赫费思在这里的语气略显疏离，既表现在他干巴巴的轻描淡写（奥达非基督教的父亲“没有完全想要服侍基督”），也表现在他开篇的“有些人说”，这暗示他可能认为这是个传说而不是事实，因而将这些信息归因于大众的讨论而不是任何更权威的来源。他似乎在暗示，千年之交的时候，在阿博完成对圣埃德蒙的记述的同一座修道院里，奥达和奥斯瓦尔德与9世纪丹麦入侵之间的联系也是讨论的一个话题。当然，对伯赫费思来说，奥达的异教徒出身和他信奉基督教的故事清楚地表明了这位圣徒年轻时对圣洁的追求，但伊瓦尔和乌比的命名似乎也有意与圣埃德蒙的故事联系在一起：这两个名字的搭配表明，伯赫费思从拉姆齐的传说中获得了信息，或是口述的，或是阿博《埃德蒙国王的豪情》中记载的，因为其他来源（包括伯赫费思本人的《英格兰诸王史》）都没有将乌比列为军队的领袖，而是提到了伊瓦尔和他的另一个兄弟哈夫丹（Halfdan）。

如果说邓斯坦在阿博面前回忆他对圣埃德蒙的记忆是因为丹麦人再次成为威胁，那么我们可能会想知道，奥达和奥斯瓦尔德的祖先是否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而被讨论过。有人认为，可能是奥达和奥斯瓦尔德因为自己的家族史而在拉姆齐鼓励人们重燃对圣埃德蒙的兴趣。安东尼娅·格兰斯登（Antonia Gransden）认为，“奥达可能是为了给他父亲赎罪而推动了对圣埃德蒙的崇拜”。这表明，奥斯瓦尔德可能委托阿博撰写了《埃德蒙国王的豪情》。然而，即使这是他们的动机，但可能还有比为前辈赎罪更重要的原因。奥达也许已经断绝了同他异教徒父亲的关系，但他显然没有抹去所有关于他丹麦血统的记忆，拉姆齐修道院里那些讨论奥达和奥斯瓦尔德家族历史的人也没有试图压制他们的守护圣徒与杀害圣埃德蒙的凶手之间的联系——恰恰相反。拉姆齐修道院似乎在复兴埃德蒙的崇拜与保存有关伊瓦尔和乌比的信息两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理由认为，第一次提到他们是朗纳尔·洛德布罗克的儿子是10世纪末拉姆齐修道院的文本，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进一步详细讨论。对伯赫费思来说，奥达皈依的故事为丹麦定居者的后裔通过接受基督教和他们英格兰邻居的慷慨解囊融入英格兰社会提供了一个范本。这并不是文中唯一一次显示人们意识到斯堪的纳维亚以各种形式存在于英格兰：后来，伯赫费思简要地描述了奥斯瓦尔德任大主教时的约克城。他说：“这里充满了多得令人难以言喻的商人的财富，他们从各个地方来到这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自丹麦。”这种将约克视为一个独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城市的观点无疑是准确的，这可能就是为什么带有丹麦血统的奥斯瓦尔德和他的亲属奥希特尔被任命为大主教。但与此同时，除了更多引用耶利米有关北方民族和“被诅咒的丹麦人”的修辞外，它也展示了丹麦人在英格兰细微而多样的画面。现代历史学家经常把奥达和他的家族诠释为融入英格兰的丹麦定居者的典范，也许他们的故事就是为了这样解读：对于10世纪末拉姆齐修道院的读者来说，历史似乎可以消除疑虑，丹麦人曾经被英格兰同化，并且可能还会这样。

图8：克努特国王银币（约克博物馆基金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