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天降大任
光绪二年二月（1876年3月），孙家鼐丁忧期满回到北京。直到九月，才官复原职，奉旨仍在上书房行走，充武英殿提调（正四品），教小阿哥们读书。那一年，他已满五十周岁，正是日头西沉近黄昏的年岁。比他小三岁、早三年中状元的翁同龢，却步步莲花，已是户部右侍郎（正二品），并早两年在毓庆宫行走。
一别京师五载，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又是那么陌生。孙家鼐是经历过大风大浪、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人，每天，他认真教书，回家以后，关门闭户，练练书法读读书，心静如水，过得非常自在。对于未来，他看得很淡，并不做太多的思量，更不求什么大富大贵。事实上，当时全国四品以上的官员车载斗量，数以千计，要想再往金字塔上爬一个台阶，就像是现在的处级想升局级、局级想升部级那样，的确是难于上青天。
“笑话，真是笑话！”闲来无事，他也会偶然想起光绪元年夏天在家乡发生的一件怪事——
1875年盛夏的一天中午，格外闷热。在自家院子里的老枣树下，孙家鼐光着脊梁，穿着大裤衩，枕着寿州黄瓷枕，躺在竹床上小憩。竹床边，摆着一张小方桌，上面搁着茶壶、茶杯。他左手拿着《淮南子》，右手摇着芭蕉扇，一副似读似睡的样子……
突然，栓在门口大椿树下的看家狗“赛虎”狂叫起来。孙家鼐睁开眼睛，欠起身子，只见两扇大门的缝子里伸进来一个须发皆白的脑袋。
“行行好，给口水喝吧。”那个年代，还没有人卖矿泉水，出行者口渴了，就会就近找户人家，讨碗水喝。
孙家鼐坐起身来，一边喝住“赛虎”，一边摇着扇子，笑着招呼他进来。行者大约花甲之年，剑眉横竖，双眼如炬，穿了一身皂色丝绸衣裤，显得气度不凡。
白发先生悄无声响地走了过来，坐在竹床上。
孙家鼐下了床，先把杯子里的剩茶泼尽，又倒上半杯水，蒗一蒗，再泼掉。然后斟了大半杯，双手捧起，递给老先生，热情地说：“不烫不凉，满口茶，老先生请喝。”然后，又顺手用芭蕉扇给他扇了几下。
闲聊时，老先生自称姓余，就住在八公山白云深处。
喝完茶，余老先生起身告辞。走了几步，又转过身来，“孙大人，你信命吗？”孙家鼐摇摇头，说：“我……不怎么信。”
“信不信由你，说不说由我。”余老先生又眯着眼睛，仔仔细细地端详了他一会儿，说：“从你的面相上看，你命里有官运，可以官至一品，而且一直是京官，不会外放。”当官在京城，不但声名显赫，而且比外放官员少了颠沛流离之苦。
孙家鼐也不好表态，只是含含糊糊地说：“谢谢余老先生的吉言。”
“这样吧，我看你人善命贵，就送你十六个字，希望你记住：‘不出京城，官至一品；开山有功，血泪纵横。’”说罢，他拱了拱手，像一阵清风似的，轻缓地“飘”出大门。这会儿，“赛虎”不但不再叫唤，还朝着他的身影直摇尾巴。
事后，家里人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位余老先生长得仙风道骨，肯定是神仙下凡，来给孙家鼐指点迷津；也有的说他不过是故弄玄虚，想骗一些钱财。孙家鼐只是觉得好玩，并未往心里去。岂料，这一预言在随后的岁月里一一应验。民国初年，亲侄孙传檙在编撰《寿州孙文正公年谱》时，还郑重地记载了这件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