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书包 THE SATCHEL

Ⅰ

我们去伯奇伍德庄园，是因为爱德华说那里闹鬼。其实不然，当时那里并不闹鬼的。不过，让事实真相平白糟蹋一个好故事，那是无趣的人才会干的事。爱德华可不是那样的人。他充满激情，只要是他所信奉的，他都会一头扎进去，这是我爱上他的一个原因。他有着传教士身上的那股热情，从他嘴里说出来的观点，就好像刚刚铸造出的钱币一样闪闪发光。他还习惯把人们吸引到自己身边，点燃他们身上那些连他们自己都不晓得是从哪里迸发出来的热情，而后，他便功成身退，甚至不再笃信因为他才勾起别人热情的那些事。

但爱德华并不是传教士。

我记得他，记得一切的一切。

我记得他母亲在伦敦的花园里那间玻璃屋顶的工作室；记得刚刚调好的颜料的气味；记得在他的目光扫过我的肌肤时，画笔划过画布的声音。那一天，我的每根神经都在躁动着。我渴望能让他印象深刻，让他觉得我有他喜欢的那一面，尽管我没有。当他用双眼扫描着我的全身时，麦克夫人的教诲在我的脑海中盘旋：“你的母亲是个正派人，你们家也都算有身份的，你可别忘了这一点。别干什么傻事儿，否则吃亏的是你自己。”

于是，坐在紫檀木椅上的我，腰板更挺直了些。那是在第一天，在那间白色墙壁的屋子里，外面是枝藤缠绕的甜豌豆，羞答答地开着粉红色的小花。

我正觉得饿了，他的小妹妹就送来了茶点。他的母亲也穿过花园的羊肠小道来看他工作。她极爱自己的儿子。在他身上，她看到的是他们一家人的愿望能够成真。他会成为皇家艺术学院的杰出画家，同一位有钱人家的小姐订婚，很快就会有一帮棕色眼睛的小继承人出生。

像我这样的，可配不上他。

对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他的母亲觉得，都怪她自己。可她要想拆散我们俩，却比阻止黑夜和白天碰面还要难。他说我是他的缪斯，他的宿命。他说，在特鲁里街剧院的门厅里，透过煤气灯的朦胧光线看到我时，他立刻就知道了这一点。

我是他的缪斯，他的宿命。他也是我的宙斯，我的宿命。

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却又仿佛就在昨天。

哦，我记得爱情的样子。

主楼梯中段平台的这个角落，是我最喜欢的。

这是栋奇怪的房子，布局让人感到莫名其妙，而且还是故意为之。楼梯的转向都是非同寻常的角度，让人手忙脚乱不说，楼梯踏板还不平整；窗子的排列也高高低低的，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成直线；地板上和墙板上都设有巧妙的暗门。

这个角落里，有一种几乎不自然的温暖。我们第一次来这儿的时候，大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初夏时节的那若干个星期里，我们轮流猜测着为什么这里异常温暖。

要弄明白原因，颇让我费了些工夫，不过我终于知道了这是怎么回事。现在，我对这里了如指掌。

爱德华用来吸引其他人的，不是房子本身，而是这里的阳光。晴朗的日子里，从阁楼的窗子望出去，可以看到泰晤士河以及遥远的威尔士山脉。淡紫色和绿色犹如一条条丝带，白垩岩峭壁嶙峋、直入云霄，空气是暖暖的，眼前的一切都在太阳的照耀下变得色彩斑斓。

他的提议是这样的：在这儿度过夏天里的一个月，吟诗作画，享受野餐，写写故事，谈谈科学，搞搞发明；沐浴在阳光下，这可是天赐的礼物；远离伦敦，躲开那些窥探的目光。其他人都美滋滋地同意了，这一点儿都不奇怪。只要是爱德华想做的，他总有法子办到，仿佛是得了恶魔的眷顾，他总能心想事成。

他只和我一个人讲了来这里的另一个原因。阳光确实足够诱人，不过，爱德华还有一个秘密。

我们是从火车站一路走来的。

正值7月，天气再好不过了。微风时不时地吹起我的裙角。有人带了三明治，我们边走边吃。我们这一行人定是招来了不少人侧目——男人的领带都是松开的，女人的长发都是散开的。一路欢笑嬉闹，你追我赶。

多么隆重的开场啊！我记得附近一条小溪的流水声，记得一只斑尾林鸽在头顶的鸣叫声。我记得有个男人牵了一匹马，记得一辆马车上有个小男孩坐在成捆的稻草上，还记得刚刚被割过的青草的芬芳——哦，我真怀念那个味道！我们到达河边时，一群散养的大鹅警惕地注视着我们，在我们经过之后，才勇敢地叫唤了几声。

一切都是快活的，但好景不长。

不过，你也知道好景不长，因为若是温情一直持续下去，也就没有什么故事可讲了。对于宁静而快乐的夏天，若它怎么开头就怎么结束，便不会有人感兴趣。这是爱德华教我的。

与世隔绝起到了它应有的作用，这栋房子就像是一艘巨大的、搁浅在河岸上的内河船。天气也一样在推波助澜，炽热的日子一个接着一个，然后是夏日里的那个暴风雨之夜，我们都不得不待在屋里。

大风刮了起来，树木在呼啸的风中呻吟，雷声轰隆隆地顺着河水一路朝着房子滚滚而来。我们在屋里谈起了鬼魂和魔法。壁炉里生着火，噼里啪啦的声响透过炉箅传来，烛光摇曳，周遭的气氛让人觉得害怕；若是要宣誓忠于某种信仰的话，此时也颇为应景。黑暗之中，邪恶的仆从应魔咒的召唤而来，恐惧和誓言都令它垂涎欲滴。

那邪恶的仆从并非鬼魂，哦，不，不是鬼——完全是人在捣鬼。

两位不速之客。

两个尘封的秘密。

黑暗之中，一声枪响。

火烛尽灭，一片漆黑。

夏日不再。第一片敏锐的叶子开始坠落，在日渐稀疏的树篱下的水坑里腐烂。热爱这栋房子的爱德华，却如困兽一般，开始怒气冲冲地在一条条走廊里穿行。

最后，他再也受不了了。他收拾好行囊离开了，我无法阻止他。

其他人也跟着离开了，一如既往。

而我呢？我别无选择，我留了下来。

第一节 2017年夏

这会儿是一天中埃洛蒂·温斯洛最喜欢的时光。伦敦夏日里的某个向晚时分，日头似乎在犹豫着是否要就势西沉，霞光透过路边的小块玻璃砖洒在埃洛蒂的办公桌上。最惬意的是，玛戈和彭德尔顿先生都下了班，这片刻光阴归她独享。

硕士毕业那年，埃洛蒂曾趁着假期在牛津大学新学院打零工。与新学院的档案室相比，位于河岸街的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大楼的地下室，倒也算不上特别浪漫。这里不怎么暖和，从来也没暖和过。即便是在眼下这种炎炎夏日，坐在办公桌旁的埃洛蒂也要穿上件羊毛开衫。因为日久蒙尘，再加上渗进了些微泰晤士河水，办公室里弥漫着岁月的气息。等到繁星满天时，这里倒常常让人有些陶醉。

一大排档案柜的后面是个狭窄的小厨房。埃洛蒂在小厨房里倒了杯热水，然后把沙漏倒置过来。玛戈觉得，泡个茶也要这么精准实在极端，可埃洛蒂就是喜欢把茶泡上刚好三分半再喝。

埃洛蒂等待时，沙砾在沙漏中滑落，她想起了皮帕的短信。午餐时，她去买了份三明治。过马路时，低头看手机的她收到了这条短信，邀请她去参加一场时装发布会。不过，对于埃洛蒂来说，去看时装发布会和待在候诊室一样无聊。好在她早有安排。她要去汉普斯特德见她父亲，把他替她收起来的录像带取回来。这也就免得她再编个理由拒绝皮帕的邀请了。

拒绝皮帕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她是埃洛蒂最好的朋友，自从在松橡树初中念三年级的第一天起，她就一直是埃洛蒂最好的朋友。埃洛蒂常常在心底感激佩里老师安排她俩坐在了一起。转校的埃洛蒂穿着陌生的校服，梳着歪了的辫子，她爸爸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辫子编上；面带灿烂笑容的皮帕，有着一对小酒窝，说话时双手总是动来动去的。

从此，她俩就一直形影不离，从初中到高中，甚至是后来埃洛蒂去念牛津大学、皮帕去念中央圣马丁学院。如今，两人见面的机会变少了，但这也在意料之中。混迹于艺术圈，就是要忙于交际应酬。在参加完一个画廊开幕式或艺术展，赶着去参加下一个之前，皮帕会把邀请发到埃洛蒂的手机上，一条条的邀请短信接连不断。

相比之下，埋首于档案之中显然不是件忙碌的差事。换言之，在见识过五光十色的皮帕看来，档案的世界与忙碌绝缘。埃洛蒂的工作要花费大把的时间，而且她要经常和其他人打交道。只不过，他们不是那种活生生的、依然在世的人。原来的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把业务拓展到地球的另一端时，这个世界正开始变得越来越小，远方似乎不再那样遥远。当时，人们还没有因为电话的问世而不再那么依赖写信，这才令埃洛蒂如今有机会徜徉于早已作古之人的字里行间。她日复一日地沉浸在那些泛了黄、落了灰的档案里：这份记录的是东方快车上的一次晚宴，那份讲述的是维多利亚时期的探险家们在寻找西北航道时的偶遇。

这样穿梭于时光中的社交活动令埃洛蒂非常快乐。她确实没有太多朋友——有血有肉的那种朋友，但她也不会因此感到烦闷。现实生活中的社交套路简直要累死人：面带微笑，互报家门，在天气的问题上绕来绕去。不论同聚会的人有多么亲密，她总会在离开时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就好像她在无意间遗失了自身某些重要的部分，再也无法将它们找回来。

埃洛蒂把茶包取了出来，在水槽里把茶包里的水挤干，然后在茶杯中倒入牛奶，倒牛奶的动作刚好两秒钟。

她捧着水杯，回到自己的办公桌前，透过小块玻璃砖洒进来的五彩霞光，正如往日一般无声无息地缓缓移动。茶杯冒着袅袅热气，她的手心也暖和起来。她查看着当天还有什么工作要做：1893年，小詹姆斯·斯特拉顿前往非洲西海岸的旅途见闻需要埃洛蒂编制索引，这项工作她已经做了一半；为下一期《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月刊》写篇文章；为即将开幕的展会准备的展品目录需要在印刷前送去校对，这个活儿是彭德尔顿先生交代下来的。

但是埃洛蒂一整天都在遣词造句，大脑就快要罢工了。她的目光落在了自己办公桌底下那个盒子上。盒子是浸蜡纸板做的，就放在地板上，从周一下午起便一直搁在那里。当时，楼上办公室的水管爆裂，发了大水，需要把旧衣帽间里的东西立刻搬出来。这个旧衣帽间棚顶不高，是大楼落成后改建的。打从在这栋大楼里工作时起，埃洛蒂有十年没进过这个房间了。那盒子是在一个古董书柜底层发现的，埋在一堆积了灰尘的织锦窗帘底下。盒盖贴着手写的标签，上面写着“阁楼书桌抽屉内物品，1966年——未登记入册”。

在废弃的衣帽间里找到了档案材料，更何况这些材料显然是寄来的，却时隔几十年才被发现，这着实令人不安。不出所料，彭德尔顿先生对此暴跳如雷。他是个做事一板一眼的人。埃洛蒂和玛戈事后一致认为，1966年接收这盒材料的人早早脱离了彭德尔顿先生的魔掌，还真是幸运。

时机真是糟透了！自打管理顾问被派来给部门“减脂”，彭德尔顿先生就急得团团转。派人在他的地盘上指手画脚，已经够糟了；可是，质疑他的工作效率，这样让他有损颜面的事是他无法容忍的。一天上午，在顾问跟他们见过面后，彭德尔顿先生气得发白的嘴唇里吐出了这么一句：“这就像有人借你的手表来告诉你时间。”

那盒子就这么突然冒出来，险些把他气得中风。于是，不喜欢杂乱和冲突的埃洛蒂挺身而出，迅速把那东西收拾干净藏了起来，并且坚决保证会搞定这个烂摊子。

打那之后，她一直小心翼翼地把盒子藏好，免得彭德尔顿先生再大为光火。可眼下，安静的办公室里就她一个人，她便跪在地毯上，把盒子拽了出来……

点点光线乍然亮起，深埋在盒子里的书包仿佛长舒一口气。旅途迢迢，疲惫自是可以理解的。书包的边缘已经磨薄了，搭扣也失了光泽，内里还泛着股霉味，令人惋惜。一度精致的表面，如今因为灰尘，形成了一层透明的氧化层，除也除不掉了。它现在这副样子不免令人敬而远之，若是有人考虑是否还要拿来一用，恐怕会把头一偏，对它视而不见的。虽然已经旧得没法再用，但它也不会被扔掉，因为这书包上有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历史印记。

这书包曾因为精致秀气的外表成为主人的心头好，不过更重要的，是因为它的用途。在它因美观实用而被人珍视那会儿，对于某个人来说，它曾在一段时间里不可或缺。尔后，它一直被藏起来，然后被刻意忽视；被人重新发现，然后被人贬低轻视；被弄丢了，被找到了，然后被彻底遗忘了。

不过，现在，几十年来一直压在书包上的物品被一件一件地拿开，这书包也被拿了起来。它终于在这间电流嗡嗡低吟、水管滴答作响的房间里重见天日了。房间里弥漫着黄色的灯光和纸张的味道，还有柔软的白色手套的轻轻触碰。

戴手套的是一个年轻女人，手臂修长，脖颈纤细，一头黑色的短发衬着她的面庞。她同书包保持着一段距离，但并非因为不喜欢它。

她的触碰是温柔的。她的嘴巴轻轻噘起，透露出一丝兴味。一双灰色的眸子微微眯起，待到看清了手工缝制的接缝时，又睁大了些。接缝处是用优质的印度棉线缝起来的，针脚齐整，一丝不苟。

书包上的英文首字母已在前盖上褪了色，带着一抹伤感。埃洛蒂用拇指轻柔地在字母上抚过，这令书包感到一阵喜悦的战栗。不知怎的，这个年轻女人的关注暗示着一段旅程，尽管出乎意料地漫长，如今可能就要到达终点了。

把我打开呀！书包催促着。看看里面！

很久以前，这个书包也曾泛着崭新的光泽。它是在邦德街上的西姆斯品牌店定制的，由店主西姆斯先生亲手制作。他的店有皇家御用供货许可证。书包上的首字母是镀金的，由手工刻制而成，表面还做了热封处理，显得气派非凡；每颗银质铆钉和每件银质搭扣都经过千挑万选，还打磨得锃亮；优质的皮革经剪裁后被仔仔细细地缝了起来，打油上光后熠熠生辉。西姆斯品牌店的隔壁是家香水店，丁香、檀香和藏红花这些来自远东地区的香料的气味，顺着墙壁上的管线飘过来，令书包浸润了些许遥远国度的味道。

把我打开呀……

戴着白手套的女人打开了发乌的银质搭扣，书包屏住了呼吸。

把我打开呀！把我打开，把我打开……

她把书包盖子上的皮扣带推开，光一下子照进了书包里面的阴暗角落，这可是一百多年来的头一遭。

随之而来的是一大堆回忆的片段喷薄而出，令人费解：西姆斯品牌店的大门响起的门铃叮咚声，一个年轻女人的短裙的沙沙声，马蹄发出的嗒嗒声，未干的油漆和松脂的味道，身体的热度，躁动的欲望，喃喃的低语，还有火车站的煤气灯，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河，夏日里麦子的香气——

戴着手套的那双手撤了回去，从书包里涌出的回忆也消失了。

那些往日的莫名记忆、声音和铭刻于心底的感受消散了，最后，徒留一片空白，一片静谧。

一切都结束了。

埃洛蒂把书包里的物件放在腿上，把书包搁在了一旁。与这个漂亮的书包相比，装在盒子里的其他东西就相形见绌了。它们都是些乏味的办公用品——一个打孔机；一个墨水台；一个可以嵌入写字台的木匣子，用来隔开钢笔和曲别针；还有一个鳄鱼皮的眼镜盒，上面的标牌写着“L.S-W的物品”，说明了眼镜盒的主人是谁。这让埃洛蒂弄清楚了一点：书桌以及书桌里的所有物品都是莱斯利·斯特拉顿伍德的，她是公司的创始人詹姆斯·斯特拉顿先生的侄孙女。年份也对得上，莱斯利·斯特拉顿—伍德是在20世纪60年代身故的，这也就说明了为什么这盒东西会被寄到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来。

不过，这个书包对于斯特拉顿—伍德女士来说也太旧了些，书包里的物品看起来都是20世纪以前的，应该不是她本人的，除非这是一个能以假乱真的仿制品。埃洛蒂在初步翻阅这些物品时发现了一个黑色的日记本，前切口印有大理石般的花纹，封皮上有姓名首字母E.J.R.组成的花押字；一个黄铜的钢笔盒，风格属于维多利亚时代中期；一个褪色的绿色皮质文件夹。乍一看，根本没法弄清楚这个书包是属于谁的，但是在文件夹前盖下方的标牌上铭刻着镀金的文字：“詹姆斯·W.斯特拉顿先生，于伦敦，1861年。”

文件夹稍平一些，埃洛蒂起初觉得里面会是空的，可打开扣子时却发现里面放着一个物件。那是一个精美的银色相框，只有手掌大小，里面是一张女人的相片。她年纪轻轻，长发飘飘，发色不深，但不是金色，一半的头发都松散地盘在了头顶。她看向镜头，下巴微微抬起，高高的颧骨凸显着脸部的线条。她的双唇微抿，给人一种精明能干的感觉，也许还有点恃才傲物。

埃洛蒂在看清了照片的色调是深褐色时，生出了一份熟悉的期待感，这里必然有一个人的一生待她去重新发现。那女人的连衣裙不太合身，穿在她身上显得有些肥大。白色的布料垂在双肩上，领口成V字形。袖子是透明的泡泡袖，其中一只堆在肘部。她腰身苗条，单手叉腰的姿势突出了她的腰部曲线。

这张照片的处理方式和照片的主题都不同寻常，因为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人物照里，女性都是在室内的，不是坐在长沙发上，就是站在布景前。可这张照片中的女人并非如此。她这张照片是在室外取的景，四周是茂密的绿色植物，这样的环境表现的是运动，是生活。照片中的光线朦朦胧胧的，营造出醉人的效果。

埃洛蒂把照片放在一旁，拿起了带有花押字的日记本。打开来，本子里面是厚实的米色棉浆纸，价格不菲，上面书写着漂亮的字迹，但也不过是许多图画的陪衬。图画有的是用铅笔画的，有的是用钢笔画的，有人物，有风景，还有其他有趣的静物。这并不是一本日记，而是一本素描簿。

一张从别处撕下来的纸片从素描簿中滑落，上面写着一行字：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纸片上的话还有下文，不过，剩下的字就好似被大声说出了口，都从纸片的边缘跃了出去。埃洛蒂翻看了纸片的背面，什么都没有，无论写下这句话的人在害怕什么，都不得而知了。

她戴着手套的指尖划过这些文字在纸面上留下的凹痕。她举起纸片，对着夕阳的最后一抹光线，看出了纸片特有的纹路，还有钢笔锋利的笔尖将纸片戳破而留下的那些小孔。

埃洛蒂轻轻地把边缘参差不齐的纸片放回了素描簿。

虽然成了古董，但它透露出的信息却有着紧迫性，令人感到不安：如今看来，写下这句话的人还有尚待完成之事，这一点十分明显。

埃洛蒂继续小心翼翼地快速翻阅着这本素描簿，里面的每一页都有艺术家以交叉阴影线画出的习作，偶尔在页边空白处还画有粗略的面部轮廓的草图。

然后，她停住了——

这幅素描比其他那些都要更细致、更完整，画的是一条河，前景有一棵树，越过一片宽广的田野能看到远处的树林。右手边画了一小片灌木丛，后面是一栋房子，房顶上有两个一模一样的尖角、八个烟囱和一个华丽的风向标，上面有代表太阳、月亮和其他星辰的图形。

这幅画的技法高超，但这不是埃洛蒂盯着它看的原因。她有种强烈的似曾相识的感觉，甚至令她的胸口感觉闷闷的。

她知道这个地方。它在记忆中是如此的鲜活，就好像她曾去过那里，但是埃洛蒂却莫名其妙地清楚，自己从未亲身去过那里，那不过是一处存在于她脑海中的地方。

然后，她想起了这样一段话，每个字都真真切切，就好似黎明时分鸟儿的叫声格外分明：顺着蜿蜒的小路，穿过开阔的草地，他们来到河边，心底藏着秘密，手里握着剑。

然后，她想了起来。那是她母亲给她讲过的一个故事，讲给小孩子的睡前故事，情节浪漫，跌宕起伏，里面有好多英雄，还有恶人和仙后。故事发生在一栋房子里，四周是阴森的树林和一条弯弯曲曲的大河。

但是，并没有什么画着插图的故事书。故事是母亲讲给她的，就在那间有斜屋顶的房间里，她们母女俩在埃洛蒂的小床上，你挨着我、我挨着你地坐在一起——

彭德尔顿先生办公室墙上的挂钟响起了报时的声音，那声音低沉，似乎在预示着什么。埃洛蒂看了看手表，已经过了她要离开的时间。时间再一次走了样，它的箭矢在她的周围便会化作尘埃。埃洛蒂最后看了一眼那幅令她莫名感到熟悉的风景画，然后把素描簿和其他物品都放回了盒子里，盖上盖子，推回到桌子底下。

往常，埃洛蒂拿了自己的东西后，会在离开办公室之前做一番检查再锁门，可这一次，平常的流程刚做了一半，她便升起一股难以自持的冲动。她按捺不住地朝盒子冲了过去，翻出那本素描簿，然后塞进了自己的包里。

第二节

埃洛蒂赶上了从查令街以北开往汉普斯特德的24路公交车。坐地铁的话会更快些，但她不坐地铁。地铁上总是人挤人，空气又不流通。再者，待在狭小的空间里总令埃洛蒂不舒服。她从小就讨厌狭小的空间，这些年来她也就习惯了避开这样的地方。但是，没法儿乘坐地铁是个遗憾。一想到地铁这个概念，她就喜欢得紧：那可是19世纪创造出来的典范，想想地铁站里选用的砖瓦和各式的字体，想想那里积淀的历史和蒙上的尘埃。

交通慢得令人难挨，尤其是在托登罕宫路附近。因为兴修横贯铁路，那一带的挖掘工作使人们可以看到一排联排房屋的后身。房屋都是砖砌结构，风格属于维多利亚时期。这是埃洛蒂最喜欢的一处风景，让她可以瞥见历史一隅，而且真实得触手可及。像往常一样，她想象着，那些很久以前住在这些房子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那时，圣贾尔斯南部还是贫民窟的所在地。肮脏的贫民窟里拥挤不堪，巷子七拐八拐，随处可见污水坑，小酒馆里进进出出的是赌徒、妓女和流浪儿。那时，在七晷区污水管交纵的街头，查尔斯·狄更斯每天都出来散步，炼金术士们则忙于招揽生意。

维多利亚时期的许多人都对神秘之事抱有浓厚兴趣，小詹姆斯·斯特拉顿也一样。他在日记里写了许多有关他拜访一位住在科文特花园的巫师兼先知的事，他和这个人在一起混了好长一段时间。

对于一个银行家来说，詹姆斯·斯特拉顿在写作上算是有天赋的，他的日记笔触生动，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有时还将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生活刻画得妙趣横生。他为人和善，是个好人，致力于改善无依无靠的穷苦之人的生活。他认为：“一个人的生活和未来定是要得到改善的，好让大家在晚上都有个像样的地方可以躺下来睡上一觉。”这是他给朋友写信，争取让他们也参与到他的慈善事业时，写下的一句话。

在金融领域，他受到同行的尊敬，甚至还挺招人喜欢：他聪明富有，见多识广，是晚餐聚会上的常客。从任何一个维多利亚时期所能想到的标准来看，他都是位成功人士。不过，在情感方面，他却总是形单影只。他很晚才结婚，婚前谈过几次短暂而荒唐的恋爱。其中一次，对方是个演员，但和一个意大利发明家跑了；还有一次，对方是个模特，却怀上了别人的孩子；在他四十五六岁的时候，他还深深地喜欢上自己的一个仆人，她叫莫莉，是个文静的年轻女孩，他经常在小事上为她做些善意之举，却从未向她吐露过自己这份不渝的情感。在埃洛蒂看来，他差不多是在故意选择那些不会也无法令他幸福的恋爱对象。

有一晚，埃洛蒂和皮帕在一家西班牙餐馆享用餐前小吃时，埃洛蒂提到了自己的这个想法。“他干吗要那么做呢？”皮帕皱着眉头问道。

埃洛蒂也不确定，他在信件中并未明言，也没提过自己曾对某人落花有意而流水无情，或是有什么痛苦深藏心间。即便如此，她就是禁不住感到他的私人信件看似愉快，却潜藏着某种伤感。她觉得他是个寻觅者，于他而言，真正的圆满是永远无法企及的。

每当埃洛蒂说起这些时，皮帕总是一脸的怀疑。对此，埃洛蒂早就习惯了。整日与另一个人留下的物品为伴，让她感到自己同工作难舍难分，这种感受让她找不到恰当的字眼去形容。对于当代人那种一直公开表露自己内心感受的冲动，埃洛蒂是无法理解的。对于她自己的隐私，她会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她赞成法国人提出的概念——被遗忘的权利[1]。可她的工作，乃至她的热情所在，却是保存某些人的生活，甚至是让他们的生活重新鲜活起来，可他们都是些对生活已没有选择余地之人。在写下自己的思想和日记内容时，詹姆斯·斯特拉顿并未给自己的子孙后代留下只言片语，而对于阅读过大部分这些内容的埃洛蒂来说，他却连她的名字都从未听说过。

“你一定是爱上他了。”每当埃洛蒂想要解释的时候，皮帕就会这样说。

可这并不是爱。埃洛蒂不过是欣赏詹姆斯·斯特拉顿，想要保护他留下的遗产。他在走完一生之后又获得了一次生命，埃洛蒂的工作就是确保这新的生命受到尊重。

就在“尊重”一词在埃洛蒂的脑海中成形之际，她想到那本素描簿就放在她的包里，她的脸不禁红了起来。

她到底中了什么邪？

她感到既害怕又期待，这种期待是糟糕的、美好的、让人有负疚感的。在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档案室工作的十年间，她从未这样刻意违背彭德尔顿先生立下的规矩。他的条条框框是不容置疑的：把物品带出保险库比对他大不敬还要糟，可她干脆把东西塞进包里，带上了21世纪的伦敦公交车，这不亚于对神明的亵渎，是不可原谅的。

即便如此，在24路公交车过了莫宁顿新月站在卡姆登高街上行驶时，埃洛蒂还是匆匆环顾四周，在确保没人看她时，把素描簿从包里拿了出来，快速翻到了画着河流和房子的那一页。

她再一次感到了从心底泛起的熟悉感。她知道这个地方，在她母亲讲的那个故事里，这栋房子是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大门。不过，对于缩在妈妈怀里，嗅着她身上水仙花香水味的埃洛蒂来说，这个故事本身便是一扇大门、一道咒语，可以让她从此时此地脱身，前往想象的国度。母亲去世后，这个故事的世界成了她的秘境。不论是在新学校的午休时间，还是在家中漫长而寂静的午后，抑或是被黑暗逼得透不过气的夜晚，她只需把自己藏起来，闭上眼睛，便能跨过河去，穿过森林，进入这栋被施了魔法的房子……

埃洛蒂在南区绿地站下了车，在伦敦地铁车站旁的小摊上买了些东西，便沿着柳树路，赶紧朝盖恩斯伯勒花园走去。天气还算暖和，不过有点闷。父亲的小房子以前是给园丁用的小屋。等她来到房门前时，她觉得自己好像刚跑完一场马拉松。

“哈啰，老爸，”她一边说一边亲了亲他，“我给你带了点东西。”

“哦，亲爱的，”他迟疑地看了眼盆栽说，“经过上次的教训，你还要给我拿这个吗？”

“我相信你。再者，卖盆栽的女士说，这种植物一年只需要浇两次水。”

“天啊，真的吗？一年浇两次水？”

“她是这么说的。”

“真神奇。”

尽管天气热，他还是做了他的拿手菜——香橙烤鸭。他们和往常一样在厨房的餐桌上共进晚餐。他们家几乎从不在餐厅吃饭，除非是在特殊的日子里，比方说，圣诞节，或者生日，或者是像埃洛蒂的母亲邀请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夫妇来过感恩节那次。

他们一边吃一边聊着工作。埃洛蒂在为即将开幕的展会做策划，父亲忙着他在合唱团的差事，最近他在给当地一家中学上音乐课。在他讲起两个学校里的学生时，脸上闪现出喜悦的光芒。其中一个是小女孩，小提琴几乎和她的胳膊一般长；另一个是小男孩，他自己跑到练琴房，瞪着一双明亮的眼睛，恳求着要学习大提琴。“他的父母并不喜欢音乐，你懂的。”

“我猜，你用自己的空闲时间教他了？”

“我不忍心拒绝他。”

埃洛蒂微微一笑。只要事关音乐，她父亲就成了老好人。拒绝一个小孩子，不跟小家伙分享自己所热爱的音乐，这种事绝不会发生在父亲身上。他认为音乐具有改变人生的力量——“埃洛蒂，音乐改变人们的心灵。”——在他谈起大脑的可塑性，谈起核磁共振扫描显示出音乐与共情之间存在着的联系时，那股兴奋劲儿是他在干任何其他事情时都不会有的。看着父亲观赏音乐会时的样子会让埃洛蒂心中一紧：在剧场里，他就坐在她身旁，目光仿佛凝住了一般，整个人一动不动。他曾经也是位职业音乐家。“只是第二小提琴手。”每每谈到这个话题，他都会这么说，而后，他便会不出所料地继续说道，“完全没法跟她比。”声音中透着一丝敬意。

她。埃洛蒂的视线转向了房厅另一头的餐厅。从她坐的位置看过去，只能看到几个相框的边缘，但她甚至不必抬头看，就知道哪张照片挂在墙的什么位置上。这些照片的位置从未变过。这面墙上的照片里都是她母亲的身影，也就是劳伦·阿德勒。引人注目的黑白照片上是一个活力四射的年轻女人，有着一头又直又长的秀发，怀中抱着一把大提琴。

小时候，埃洛蒂仔细观察过这些照片，它们已在她的脑海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照片里是母亲在演奏时的不同姿态，专注的表情衬托着她的五官：高高的颧骨，凝视的目光，灵巧地在琴弦上舞动着的手指在灯光下闪闪发亮。

“要不要来点布丁？”

父亲从冰箱里拿出一块颤悠悠的草莓布丁。突然间，埃洛蒂注意到，与母亲的样子相比，父亲已经这么老了，而母亲的青春和美貌，已经像琥珀一般，凝固在自己的记忆中。

天气很好，父女俩便把甜品和红酒杯端到了房顶的平台上。从那里可以俯瞰绿地。有三个男孩子在扔飞盘，他们是三兄弟，最小的弟弟在两个哥哥之间来回跑着；还有一对成年人坐在附近，低头交谈。

夏日黄昏的霞光令人昏昏欲睡，埃洛蒂不想破坏气氛。她和父亲都善于惬意地享受与安静为伴。可过了几分钟后，埃洛蒂试着打破了沉默：“你知道我今天在想什么吗？”

“想什么？”父亲的下巴上沾了一块奶油。

“小时候的那个睡前故事，故事里提到一条河，还有一栋带风向标的房子，风向标的图案是月亮和星星。你记得吗？”

父亲哈哈地笑了起来，有一丝丝惊讶：“天呀！这让我想起了过去。当然记得啦。你过去就爱听那个故事。我有好久没想起那个故事了。我一直觉得，那个故事对于小孩子来说，会不会有点吓人，但你妈妈觉得，孩子要比大人想得更勇敢。她说童年是令人害怕的，听听吓人的故事就不觉得那么孤单了。似乎的确如此。每次她去外地演出，你都因为我给你讲的是别的故事而不高兴。我一度觉得自己在你这里是多余的。你会把那些故事书藏到自己的床底下，这样我就找不到它们了。然后，你会让我给你讲黑暗的森林深处那片空地和河边那栋被施了魔法的房子的故事。”

埃洛蒂笑了。

“我试着讲了，可你并不喜欢，一边跺脚一边吵着说‘不对！’或者‘不是这么讲的！’”

“哦，天啊！”

“这不是你的错。你妈妈特别会讲故事。”

父亲陷入了一阵伤感的沉默之中。埃洛蒂通常会有意识地不去打扰父亲缅怀往昔，但这一次她小心翼翼地试探道：“老爸，我在想，那个故事会不会是哪本书里写的？”

“要是写在哪本书里的话，我也就不必费劲去安抚怎么哄也哄不好的孩子了。没有那样的书，那个故事是编出来的，就是家里人传下来的故事。我记得你妈妈说，这个故事是她小时候家里人讲给她听的。”

“我也觉得是这么回事，但也许是妈妈搞错了呢。不管是谁讲给她听的，也许，那个人是从某本书里看到这个故事的呢。那种维多利亚时期画着插图的童书。”

“我觉得有可能，”他皱了皱眉，“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

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阵紧张，她从包里把那本素描簿抽出来递给了父亲，然后翻到了画着房子的那一页：“我今天在办公室发现了这个，就在一个盒子里。”

“真漂亮……显然是出自画家之手，字写得也很好……”他盯着看了一会儿，然后迟疑地看向埃洛蒂。

“老爸，你没看出来吗？这是故事里讲的那栋房子呀。这里画的和故事里讲的一模一样。”

他又看了看那幅画：“嗯，是画了一栋房子，而且我看到还画了一条河。”

“还有森林，还有那个带太阳和月亮的风向标。”

“是啊，可是宝贝儿，符合故事里的描述的房子，我敢说有几十个。”

“也这么如出一辙？得了吧，老爸。这就是那栋房子，细节上都吻合。而且，画家呈现出来的感觉和故事里那栋房子的感觉，也是一样的。你肯定看得出来吧？”埃洛蒂突然升起一股占有欲，她把素描簿从父亲那里拿了回来。她的解释确定无疑，这种确定已经再无附加的余地了。那幅画是在她接手的档案中找到的，可怎么会有这样的巧合，它的出现意味着什么，又为什么会如此，她对此也说不明白。不过，她就是知道，那是她母亲讲的故事里的那栋房子。

“抱歉，宝贝儿。”

“没什么可抱歉的。”话音未落，埃洛蒂觉得眼泪都要冒出来了。真是荒谬！自己竟然会为了睡前故事像个孩子一样哭鼻子。她赶紧找了个话茬儿（管它是什么呢）继续和父亲聊起来：“蒂普和您联系过吗？”

“还没。你也知道他，他不怎么信得过电话。”

“我周末去看他。”

父女俩再度陷入沉默，可是这一次，沉默让人既不自在也不享受。埃洛蒂看着温暖的光在树叶上嬉戏。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如此烦躁。就算那是同一栋房子，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要么是画家为某本母亲读过的书画了些画，要么是有人在现实生活中看到了一栋房子，然后编进了故事里。她清楚自己不该纠缠这个问题，应该想一些愉快轻松的话题——

“据说天气会不错。”她父亲说道。与此同时，埃洛蒂突然大声说：“那栋房子有八个烟囱，老爸。八个！”

“哦，宝贝儿。”

“这就是故事里讲的那栋房子。你看房子上的尖角——”

“我亲爱的女儿。”

“老爸！”

“这都讲得通。”

“哪里讲得通？”

“是因为婚礼。”

“什么婚礼？”

“当然是你的婚礼呀，”他露出亲切的笑容，“人生大事总会让人想起过去，再加上你想念你妈妈。我本该想到的，你现在会比任何时候都想念她。”

“不是的，老爸，我——”

“其实，有样东西我一直想要给你的，在这儿等我一下。”

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通向屋子的铁艺楼梯时，埃洛蒂叹了口气。他的围裙只系了腰部的细绳，鸭子做得也太甜，可他就是那种让人没法一直对他生气的人。

她注意到，有一只黑色的鸟正蹲在烟囱管帽上看着她。它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然后便飞走了，也不知是得了怎样的号令，反正她是听不到的。绿地上那三兄弟中的老幺开始大哭起来，埃洛蒂想到了父亲刚刚讲到的事：他在给自己讲睡前故事时，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可她却要闹脾气；她还想到了后来那些只有父女二人相依为命的岁月。

日子过得并不容易。

“我一直给你留着这个呢。”父亲一边说，一边出现在楼梯上。她以为父亲是去拿那些她让他收拾出来的录像带，可他手里的盒子很小，比鞋盒大不了多少，录像带可装不进去。“我知道会有一天……到那时就该……”他的眼中开始泛起泪花，他摇了摇头，把盒子递给了她，“来吧，看一看。”

埃洛蒂掀开了盒盖。

盒子里是一堆浅象牙色的欧根纱，荷叶装饰边缘饰有细丝绒。她立刻知道了这是什么——楼下那个镀金相框中的照片，她以前可是仔仔细细地端详过好多次。

“她那天美极了，”父亲说道，“我永远也忘不了她出现在教堂门口的那一刻。对于她会不会来，我都开始半信半疑了。之前那几天，我被兄弟嘲笑得体无完肤。他觉得那是个不错的玩笑，恐怕我不该那么轻易就放过他。我真不敢相信她会说‘我愿意’。我确定我当时有点蒙——哪会有这么好的事？”

埃洛蒂伸手握住了他的手。母亲已经去世二十五年了，可对父亲来说，那仿佛就在昨天。那时埃洛蒂才六岁，可她仍然记得父亲看着母亲时的眼神，记得父母十指相扣地走在一起；她也记得那天的敲门声，记得警察低沉的嗓音，记得父亲的恸哭。

“天要黑了，”他一边说，一边拍了拍埃洛蒂的手腕，“你该回家了，宝贝儿。来吧，下楼去——你要找的那些录像带我都找出来了。”

埃洛蒂合上了盖子。她要留他自己和那些沉重的回忆为伴了，但他催促她走是对的：回家的路程可不短。再者，埃洛蒂在很多年以前就意识到，父亲的悲伤无需她来抚慰。“谢谢您，一直给我留着这块面纱。”她说道，起身轻轻吻了吻他的脸颊。

“她会为你感到骄傲的。”

埃洛蒂微微一笑，但在她跟着父亲下楼时，她不清楚母亲是否真的会为她感到骄傲。

埃洛蒂的家是一套整洁的小公寓，就在巴恩斯街一栋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顶层。公用楼梯间里闻起来有股炸薯条的油脂味，这是因为楼下有一家鱼肉店，但走到埃洛蒂家这段楼梯平台时，只能闻到隐隐约约的一丁点儿味道。这套小公寓里只有一个开放式的客厅，一个小厨房，以及一间形状奇特的附带浴室的卧室。不过，窗外的风景能让埃洛蒂心花怒放。

卧室有扇窗户可以俯瞰另一排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后身：旧式的砖墙，白色的、可以上下拉动的框格窗，立着泥制烟囱管帽的平屋顶。透过排水管之间的缝隙，埃洛蒂可以瞥见泰晤士河。更妙的是，如果她坐到窗台上，还可以一直望到上游的河湾处，那里有架横跨泰晤士河的铁路大桥。

这扇临街的窗户就在房间里那面窄墙上，街对面那栋房子和埃洛蒂这栋一模一样，也是一间公寓。埃洛蒂到家时，住在对面的夫妇还在吃饭。据她所知，夫妇俩是瑞典人，这似乎不仅解释了他们的身高和美貌，也解释了他们富有异国情调的用餐习惯——北欧人的晚餐都是在十点钟以后。他们的厨房长凳上方有一盏灯，看起来是用绉绸做的，洒下来的灯光是淡粉色的。坐在灯下的夫妇俩，皮肤上泛着一层光。

埃洛蒂拉上了卧室的窗帘，打开灯，将面纱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她可不像皮帕那样对时尚了如指掌，但她知道这块面纱并非凡品。因为年代久远，面纱的设计属于复古风，再加上它的所有者是大名鼎鼎的劳伦·阿德勒，这就更令人垂涎。不过，对于埃洛蒂来说，它的珍贵之处在于，这是母亲的物品，她留下的东西本就少得出奇，而她的私人物品也出奇地少之又少。

片刻犹豫之后，她将面纱拎了起来，试着戴在了头顶上。她把固定面纱的发插别好，欧根纱便在她的肩上披散开来。她的双手自然垂落在身体两侧。

在阿拉斯泰尔向她求婚时，埃洛蒂感到受宠若惊。他求婚的那天是他们相亲的一周年（他俩的介绍人是埃洛蒂念书时的一名男同学，现在就职于阿拉斯泰尔的公司）。阿拉斯泰尔带她去了剧院，然后又带她去苏活区一家精致的餐厅吃饭。当衣帽间的服务员给他们收外套时，他在她耳边低声说，大多数人要花几个星期才能在这里订到位子。侍者去为他们取甜点时，他拿出了装着戒指的蓝色小盒子。盒子是椭圆形的，上面还系着丝带。这就像是电影里的场景，埃洛蒂仿佛能从银幕的另一端看到自己和阿拉斯泰尔：他英俊不凡，一脸的期待，微笑着露出一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她穿着新裙子，那是皮帕上个月为她做的，当时，她要在斯特拉顿集团成立一百五十周年纪念会上致辞。

坐在他们旁边餐台的一位老妇人对同伴说：“真可爱。瞧！她脸红了，因为她深陷爱河。”埃洛蒂当时觉得，我脸红了，因为我深陷爱河，于是当阿拉斯泰尔向她挑了挑眉毛时，她看到自己微笑着告诉他，我愿意。

窗外，漆黑的河面上，一条小船吹响了雾笛。埃洛蒂把头上的面纱拽了下来。

在她看来，这就是求婚的经过。人们都是这样订婚的。按照邀请函上的信息，六周之后，就要举办婚礼。因为阿拉斯泰尔的母亲说，格洛斯特郡的花园在六周之后会展现出“夏末最美的一面”。于是，埃洛蒂也将成为一到周末就和人们聚在一起谈论房子、银行贷款和学校的已婚人士中的一员。讨论这些是因为她大概会有孩子，然后，她便会成为母亲。可她不会像自己的母亲那么才华横溢、那么出色、那么迷人、那么难以捉摸。不过，她的孩子会在需要建议和安慰时指望着她，而她也会清楚自己该做些什么、该说些什么，因为大家似乎都是如此，不是吗？

埃洛蒂把盒子放在了房间角落里那把棕色天鹅绒椅子上。

一阵犹豫之后，她又把盒子塞到了椅子下面。

她回来时，把从父亲家带回来的手提箱放在了门口，现在它仍然立在那儿。

埃洛蒂本是想今晚就开始处理这些录像带，但她突然觉得累了，而且是极度地疲惫。

她洗了个澡，然后心怀愧疚地关了灯，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她明天要开始看那些录像带了，她别无选择。阿拉斯泰尔的母亲佩内洛普从早餐之后已经给她打过三次电话了，埃洛蒂任凭这些电话被转去了语音信箱。可如今，阿拉斯泰尔会随时宣布“妈妈”周日要做午餐，然后埃洛蒂便要坐上路虎车的副驾驶座位，穿过绿树成荫的车道，被送到位于萨里郡的那栋大房子里。在那儿，等待着她的是被人问东问西。

她接到的婚前任务只有三项，挑选一段录像是其中之一。第二项任务是去一趟举办婚礼的地方，那儿是佩内洛普最好的朋友开的，“当然，你只需要去说一声你是谁，至于其他的事情，都留给我。”第三项是和皮帕保持联络，她主动提出要设计礼服。到目前为止，埃洛蒂连一项任务都还没有完成。她发誓，明天要把这些有关婚礼的杂念都扔到一边。明天。

她闭上了眼睛，从楼下的鱼肉店传来了微弱的声响，有深夜造访小店的顾客来买炸鱼薯条。毫无预警地，埃洛蒂的思绪飘回到另一个盒子上，放在她办公桌底下的那个盒子。她想起了相框中那个看向镜头的年轻女人，还有画着那栋房子的素描画。

那种奇怪的感觉再一次令她感到不安，就像是她瞥见自己无法理解的记忆那样。她在自己的脑海中看到了那幅素描，听到了母亲的声音，但不知怎的又不是母亲的声音：顺着蜿蜒的小路，穿过开阔的草地，他们来到河边，心底藏着秘密，手里握着剑……

就在她终于睡着，意识缓缓退去的那一刻，她脑海中那幅素描画同阳光照耀下的树林和波光粼粼的泰晤士河交叠在一起，一阵暖风拂过她的脸颊。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却莫名地知道那里就像是自己的家。

Ⅱ

伯奇伍德是一处安静的地方。打从我们那年在这里度过夏天时起，许许多多个夏天过去了。这里于我而言，早就习以为常，日复一日的轻缓节奏，始终一成不变。我没有多少选择的余地。这里鲜少有客到访，如今即便是有，也不会逗留太久。我不善待客之道。要住在这里并非易事。

总的来说，人们惧怕老房子，就像他们自己也会惧怕老人家一样。泰晤士河步道已成为人们散步时最钟爱的路线。晚上和清晨，时不时有人在乡间小道上停下来，往花园的围墙里瞧。我看得见他们，但我不会让他们看到我。

我很少离开这栋房子。我以前常常跑到草地的另一头，我的心脏在胸口怦怦地跳，我的脸颊温热，四肢在运动时充满力量、无拘无束。可如今，那些都成了我无法做到的壮举。

乡间小道上的那些人听说过关于我的传闻，他们会朝着老宅子指指点点，还会到处挤在一起低头八卦一番。他们说，“事情就是在那儿发生的”“那儿就是他住的地方”，还会说“你觉得是她干的吗”。

不过，大门一旦关上，人们便不会进来。他们听说这地方闹鬼。

我承认，在克莱尔和阿黛尔说起鬼魂的时候，我没怎么注意听。我很忙，我的心思都放在了别处。从那以后，对于当时的心不在焉，我不知后悔了多少次。这些年来，知道有关鬼魂的事会很有用，尤其是当我有“客”到访时。

我有一位刚来的客人。一如既往，我是先感觉到这一点的。那是凭一丝意识感觉到的。楼梯踏板上，那到了晚上便安然蔓延的浊气，有了轻微但又确切无疑的变化。我没有靠近，我希望在我等待一切归于平静的时候，这变化不会打扰到我。

只不过，平静没有恢复，寂静也没有。这变化——他，因为我现在已经可以瞥见他——他并不吵闹，不像他们中的有些人那样，但我学会了如何倾听，学会了听什么，而当他弄出来的那些动静开始有了规律性的节奏时，我知道，他打算要留下来。

我已经很久没有客人了。他们过去常常令我困扰，他们的低声耳语，他们发出的咚咚的闷响，还有那种心寒的感觉——我的东西、我的空间不再属于我自己的感觉。我一直都该干什么干什么，但也会去仔细研究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就像爱德华可能会做的那样。随着时光的流逝，我学会了如何以最好的方式让他们继续他们的生活。毕竟，他们都是些平凡的人，对于如何帮他们走好自己的人生之路，我已经驾轻就熟了。

不是所有的客人都在意你，也只有其中的一些得到过我的温暖。那些特别的客人：那个可怜的、在夜里大喊大叫的悲伤的士兵；那个把愤怒的泪水落在地板缝里的寡妇；当然，还有那些孩子——那个孤单的、想要回家的女学生，那个表情严肃的、一心想要抚慰母亲破碎心灵的小男孩。我喜欢孩子。他们总是更敏锐。他们还没有学会如何去视而不见。

对于这位新来的客人，我还在斟酌，我俩能否相安无事地生活在一起，以及这样的生活又能持续多久。至于他，他还没注意到我。他十分专注于他自己在忙活的事情。他每天都做着同样的事。在麦芽坊的厨房里闲逛，一侧的肩膀上总是挂着那个棕色的帆布口袋。

起初，他们都是如此。无心观察，就陷在自己的小圈子里，执着于他们认为自己必须完成的事，不管那是些什么事。不过，我很有耐心。除了旁观和等待，我也没什么别的事可做。

现在，我便能透过窗户看到他，他正朝着村边的小墓园走去。他停下来，似乎在看墓碑上的字，仿佛是在找什么人。

我想知道他在找谁。那里埋的人可多着呢。

我一直都好奇心很重。我父亲常说，我生来就好琢磨。麦克夫人说，早晚有一天，我会和好奇的猫落得同样的下场。

瞧，她说得没错。

他现在不见了，他越过了小山丘，所以我也就分不清他走了哪条路，或者他的帆布包里都装着些什么，再或者他来这儿是打算做什么。

我想我可能是感到有些兴奋。我也说过，已经有好一阵子没有客人到访了，而且琢磨琢磨这位新来的客人，总是让我情绪高涨。这让我不再去想那些我已惯于思考的问题，那些他们常常用来刁难我的问题。

比方说这样的一些问题……

当他们都收拾好行囊逃离这里时，当马车仿佛来自地狱的恶魔一般在车道上狂奔时，爱德华可曾回头看上一眼，在薄暮中的那扇窗子里，他可曾瞥见什么能替代他的噩梦的景象？

在他回伦敦之后，在他重新坐到他的画架前之后，他可曾时不时眨眨眼睛，把我的身影从他的视线中抹去？在我的思绪围着他打转时，他可曾在漫漫长夜里梦见过我？

他当时可还记得，如同现在的我一样，烛光在印满桑葚的墙面上闪烁？

还有其他的很多问题。那都是些我不再让自己深究的问题。既然已无人可问，想那些也没什么用了。

他们都不在了。他们早就都不在了。问题都留给了我，成了永远无法解开的结。这些翻来覆去的问题，已经被所有人遗忘。除了我。因为我记得一切，不管我怎样尝试去忘掉，却终究忘不掉。

第三节 2017年夏

第二天，埃洛蒂依然感到奇怪而不安。于是，她利用坐火车上班这段时间把她还记得的母亲讲过的睡前故事都草草地记录下来。伦敦的景象在车窗外一片模糊。车厢里，有一群小学生在盯着手机偷偷地笑着。埃洛蒂把记事本放在膝头，将现实世界隔绝在外。她的笔尖在纸页上划过，可在快到滑铁卢站时，她的热情开始退去，书写的速度也慢了下来。她瞥了一眼自己刚刚写下的文字，故事里讲述的有那栋带日月星辰风向标的房子，有附近那条变幻莫测的蜿蜒的河流，还有在夜晚的森林里发生的那些精彩又可怕的事情。埃洛蒂感到有些尴尬。毕竟，这是讲给小孩子听的故事，可她是个成年人。

火车停在了月台边。埃洛蒂把背包从脚边的地板上拿了起来。她看了眼素描簿——现在它被裹在一条干净的棉质茶巾里——她回想起自己昨天下午的鲁莽行为，想起自己的一时冲动，想起自己越来越笃定这本素描簿预示着某种神秘，一阵不安涌上心头。她甚至怀疑，这本素描簿这些年来一直都在等待着她——感谢上帝自己没傻到把这个想法说给父亲听！

在埃洛蒂经过河岸街圣母教堂时，电话响了起来，佩内洛普的名字出现在手机屏幕上。埃洛蒂感到心慌，她突然意识到父亲说的也许有些道理。自己之所以这么不安，可能都是因为婚礼，并不是因为那幅画着房子的素描。她没接佩内洛普的电话，而是把电话塞回了口袋里。当天下午，她要先和皮帕碰个面，向她说些具体情况，然后还要到自己未来的婆婆大人那里报到。

埃洛蒂曾想过数千遍，要是自己的母亲还活着就好了，这样就有人和佩内洛普势均力敌了。母亲能做得了主——不仅仅是在她父亲那里——因为劳伦·阿德勒可是了不得的人物。埃洛蒂在十七岁时就曾疯狂研究过有关母亲的报道，先是上网，后来又跑到大英图书馆申请了借书证，把自己能找到的每篇有关劳伦·阿德勒辉煌职业生涯的文章和访谈都收集了个遍。她晚上在自己的卧室里阅读了所有的文章，并以此拼凑出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女性的形象：她有着惊人的天赋，是乐器演奏方面的大师级人物。不过，让埃洛蒂反复品味的是那些访谈，因为在那些引号之间，她发现了母亲自己的话，发现了她的想法、她的声音、完全属于她自己的表达方式。

埃洛蒂曾读过一本书。她在希腊的一间旅馆房间的床底下发现了那本书。书中写了一个女人，在临死前，她给自己的孩子留下了一系列关于生命和如何生活的书信，以便在自己过世之后，仍旧可以给孩子们一些指引。但埃洛蒂的母亲是死于意外，也就没给自己的独生女留下这样的金玉良言。不过，那些访谈虽算不上金玉良言，但总归聊胜于无。十七岁的埃洛蒂把每一篇访谈都研究了一遍，牢牢记在心里，还会对着梳妆台上的椭圆形妆镜，低声念诵一些自己精挑细选的话。这些话就像是受人推崇的诗句一样，成了埃洛蒂给自己列出的人生戒律。因为，十七岁的劳伦·阿德勒可不像埃洛蒂十七岁时那样：后者一直在和糟糕的皮肤以及青少年那种缺乏安全感的无望做斗争，前者则一直光彩照人，纵使天赋非凡，却为人谦虚，还多次在学校毕业舞会上进行过独奏表演，在国民心目中，她作为音乐甜心的地位岿然不动。

就连历来自信满满的佩内洛普在谈到埃洛蒂的母亲时，声音中也因敬畏而透着紧张。要知道，佩内洛普的自信可是如同她颈间那串完美无瑕的珍珠项链一般毫无破绽。她从来不说“你母亲”，她总是说“劳伦·阿德勒”——“劳伦·阿德勒有最喜欢的音乐会曲目吗？”“劳伦·阿德勒是否曾对哪处地方情有独钟？”对于这些问题，埃洛蒂都尽她最大的努力去回答。她并没有说大部分自己所知道的都是从访谈里了解到的，只要知道去哪儿找，这些访谈都是可以免费查到的。佩内洛普对这些问题感兴趣，这令埃洛蒂感到荣幸，因此她也不会岔开话题。阿拉斯泰尔家的房子是豪宅，衣着考究的父母不是一身粗花呢，就是一身细纹布，他家墙壁上到处挂着祖先的肖像画，可见家族绵延数代。面对这些，埃洛蒂需要把一切能找到的优势都攥在手里。

和阿拉斯泰尔刚开始谈恋爱时，他就提到过自己的母亲是一位古典音乐爱好者。她小时候也曾演奏过古典音乐，但进入社交圈以后便彻底放弃了。他曾对埃洛蒂讲起自己喜爱的一些往事：他母亲在他小时候领他去听过的音乐会；伦敦交响乐团在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登台时，他会感到兴奋无比。在这些往事里，一直都只有他们母子两人，都是他们俩的特别时光。（“恐怕我父亲觉得去听音乐会有点太夸张了。他最喜欢的文化活动是橄榄球。”）如今，母子俩每个月仍旧会去听一场音乐会，然后再共进晚餐。这是他们由来已久的“约会之夜”。

听埃洛蒂说到这一点，尤其是当埃洛蒂说到自己从未被邀请与他们共度“约会之夜”时，皮帕皱起了眉头，但埃洛蒂却不怎么往心里去。她确信自己曾在哪里读到过，男人若是能对母亲好，往往也会是最好的伴侣。再者，别人不觉得她一定是古典音乐爱好者，这样的改变也算是件好事。从小到大，她总得一遍又一遍地和别人谈论同一个话题——陌生人总会问她演奏什么乐器，在她告诉人家她不会演奏乐器时，对方总是一副困惑的表情，并继续问道：“一点儿都不会吗？”

不过，阿拉斯泰尔却能理解她。“这不怪你，”他说，“和完美一争高下是没有意义的。”虽然皮帕在听到这种言论时颇为恼火（皮帕觉得“你能完美地做自己”），但埃洛蒂知道，他不是那个意思——他只是并不挑剔罢了。佩内洛普的想法是在婚礼上加入一段劳伦·阿德勒的录像。埃洛蒂说，她父亲保存着劳伦·阿德勒表演时的所有录像，如果佩内洛普想要，她可以让他把这些录像都找出来。对此，上了些年纪的佩内洛普在看着埃洛蒂时流露出实打实的喜爱。她伸手去握了握埃洛蒂的手，这是她第一次这样做，并且说道：“我看过一次她的演奏，绝妙的表演，她特别投入。她的技巧登峰造极，但有了她的投入，她的音乐凌驾于其他所有人之上。那是场可怕的意外，让人感到糟透了，我当时就像丢了魂儿一样。”

埃洛蒂大感意外。阿拉斯泰尔家的人是不会“伸手”触碰你的，在随意的交谈中也不会触及生老病死之类的话题。当然啦，刚刚那一幕，来得快去得也快，佩内洛普已经开始了下一个话题：今年春天来得早，这也就意味着切尔西花展也要提早举办。埃洛蒂对这样瞬息万变的话题不太在行。她的手上还留有刚刚被另一个女人触碰后挥之不去的感觉，而谈话让她想起了母亲的离世，这让她在接下来的整个周末时光里都被那段回忆的阴云所笼罩。

车子发生意外时，劳伦·阿德勒和开车的乐团客座美国小提琴演奏家正驾车返回伦敦。他们是结束了在巴斯的演出后和乐团的其他成员分开的。头一天的演出刚一结束，其他成员就返回了伦敦，但埃洛蒂的母亲留下来同当地的音乐家进行了一场研讨会。“她非常慷慨。”埃洛蒂的父亲说过很多次，这话是父亲对亡妻大段溢美之词中的一部分，每每谈及，都有股演练台词的架势。“大家并没有料到像她这样的天之骄女会留下来参加研讨会，但她热爱音乐，会义无反顾地花时间和那些同样喜爱音乐的人相处。不管对方是专家，还是业余爱好者，对她来说都不重要。”

从验尸报告上看，意外是由于乡村车道上的砾石松动和司机误判造成的。验尸报告是埃洛蒂为了解母亲而疯狂搜集资料的那年夏天从当地档案馆拿到的。埃洛蒂想弄明白，为什么他们当时没有开车走高速公路，可验尸官并不会对行程安排进行猜测。因此，报告给出的结果是：司机在急转弯时车速过快，导致汽车失控，滑出车道，结果劳伦·阿德勒被从前挡风玻璃甩出车外，身上多处骨折。即便她能幸免于难，也无法再演奏大提琴了。这是埃洛蒂在守灵那晚躲在沙发后面碰巧听到母亲的几位音乐家朋友说的。这话似乎意味着，对于母亲来说，活下来反倒会是更糟糕的结果。

埃洛蒂可不这么看，她父亲也一样。父亲熬过了意外发生后的种种，熬过了葬礼，但他的镇定是打击太大所致，在埃洛蒂看来，这在某些方面比他后来身陷绝望更令人担忧。他本以为把自己关在卧室里便能掩饰好自己的悲伤，但房间的旧砖墙并没有那么厚。隔壁的史密斯太太来家里帮忙时也清楚这一点。她的微笑中透着严肃，每顿晚餐都会把鸡蛋煮得软嫩嫩的，还会做些烤面包。她生动地向埃洛蒂讲述二战期间在伦敦发生的故事：史密斯太太童年时代的夜晚是在炸弹的爆炸声和德军对伦敦的空袭中度过的，她还给埃洛蒂讲了收到黑边电报那天，她得知自己的父亲失踪了。

因此，在埃洛蒂的记忆里，母亲的死是永远同爆炸声和硫黄味纠缠在一起的；在某种深层的感官层面上，无法与这段回忆剥离开的还有小孩子对于听故事的强烈渴望。

“早啊！”埃洛蒂走进办公室时，玛戈正在用水壶烧水。她把埃洛蒂最喜欢的杯子拿了下来，放在自己的杯子旁边，还把一个茶包扔进了埃洛蒂的杯子里。“提醒你一句：他今早发飙了。负责时间管理的那个家伙，发下来一份‘建议’清单。”

“哦，天啊！”

“是啊！”

埃洛蒂端着茶走到了自己的办公桌前。在经过彭德尔顿先生办公室时，她走得尤其小心，免得自己被他看到。对于那位上了年纪、动不动就发火的顶头上司，她心怀共事之谊，但要是他心情不好，很可能会罚她做这做那。埃洛蒂手头的活儿已经够多了，即便没有那项无端派下来的修订索引的任务，也会让她忙得够呛。

她其实不必担心的。彭德尔顿先生当时完全没有心思管她。他一直脸色阴沉地盯着显示器上的什么内容。

埃洛蒂在办公桌前刚一坐稳，就立马麻利地把素描簿从手提包里拿了出来，除去裹着它的茶巾，把它放进从废弃的衣帽间找到的盒子里。昨天，她一时发了疯，这会儿，疯劲儿都过去了。眼下最好的安排是给这些物品编制目录，然后找个合适的地方把它们和档案归置在一起，便一劳永逸了。

她戴上手套，拿出了打孔机、墨水台、可以嵌入写字台的木匣子和眼镜盒。即便最粗略地扫上一眼，也能知道这些都是20世纪中叶的办公室用品。眼镜盒上的首字母缩写意味着这些物品都是属于莱斯利·斯特拉顿—伍德的，对此，她还是把握十足的。要完成一份明确的物品清单不过小事一桩，借此让自己放松下来让埃洛蒂很高兴。她拿来一个新的档案盒，把这些物品一一装好，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物品清单贴在档案盒的一侧。

书包更有趣些。埃洛蒂开始进行仔细地检查。她注意到，皮革的边缘有磨损，书包背面还有一些擦痕，都更靠近右侧；接缝处的针脚齐整，有一个搭扣上刻有一套五个图案的标识，说明它是纯银的，而且是英国制造。埃洛蒂将单片放大镜戴在左眼上，更仔细地观察了一下：没错，五个图案中有狮子，代表着纯银，有豹子，代表着伦敦——豹子的头上没有皇冠，说明它是1822年以后的物件；有小写字母“g”，用的是能说明年份的老式字体（她快速查了一下伦敦日期字母印章表，确定了是1862年）；税印是维多利亚女王的头像[2]；最后是制造商的标识，是一组缩写的首字母，上面写着“W.S.”。

埃洛蒂查阅了目录，目光随着手指一路向下，直到她找到了“威廉·西姆斯”。她微笑着肯定自己的工作。这个书包是由西姆斯品牌店制造的，那是一家高端的银制品和皮革制品店，有皇室御用许可证。如果埃洛蒂没记错的话，那家店就位于邦德街。

还算令人满意，但故事还不完整，因为书包上还有其他的印记、擦痕和磨损形成的图案。在确定书包的历史时，这些信息同等重要。它们说明，不管这个书包被制作得多么高档，它却并非纯粹用于装饰。书包是被使用过的，而且是物尽其用。在埃洛蒂用戴着手套的手指轻轻拂过被磨损得并不均匀的背带时，她注意到书包是被背在右肩上的，经常撞到主人的左腿上。埃洛蒂找来一个书包试着背到肩上，然后本能地意识到，应该是把书包背在另一侧。那么，这个书包的主人很有可能是个左撇子。

这就将詹姆斯·斯特拉顿排除在外了，即便书包里放着他的文件夹；不过，书包前盖的皮带上有几个镀金的首字母，它们已经把他排除在外了。“E.J.R.”。隔着手套，埃洛蒂用一个指尖在花体字母“E”上轻抚它的纹路。素描簿上也有相同的首字母缩写。那么她似乎可以放心地做出这样的假设：这个首字母缩写代表着画下那幅素描的人的名字，而这个书包是他（或她）的。那么，他（或她）是个画家喽？詹姆斯·斯特拉顿曾与当时许多知名画家有交往，但这个首字母缩写并没有让她立即想起谁。谷歌总是可以拿来一用的，但对于和艺术有关的信息，埃洛蒂却有更快的查询途径。她掏出手机，在发现佩内洛普又给自己留了言时，心中一颤，但平复了心神之后，她给皮帕发了一条短信：

早安！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画家，名字的首字母是EJR，你能想到谁？

她立刻收到了回复：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今天还能约吗？见面时间从十二点改到十一点行吗？我把地址发给你。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虽然在和詹姆斯·斯特拉顿常有书信往来的画家里没有这个人，但这个名字隐约有些熟悉。现在，埃洛蒂把他的名字输入了谷歌，并点击了维基百科的页面。有关他的介绍颇为简短，她快速浏览了前半部分，上面说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生于1840年，这说明他和詹姆斯·斯特拉顿是同龄人，而且相差不了几年；他出生在伦敦，童年的部分时光是在威尔特郡度过的。他们家一共三个孩子，他是长子，也是独子，父亲看起来像是个业余艺术爱好者，母亲在艺术方面自命不凡。父母赴远东收集日本陶瓷的那几年，他由祖父母拉德克利夫勋爵夫妇抚养。

下面一段描述了他是怎样的年少轻狂、脾气暴躁，还讲了他年纪轻轻便天赋不凡，被一位老画家偶然发现（埃洛蒂对那位老画家并不熟悉，但他显然是有些名气的人物）。他无意间看到了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画作，并将这个年轻人纳入羽翼。从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早期的画展来看，他会前途无量。不过，他和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关系不和。狄更斯曾在一次评论中说他的画不怎么样，为此，他和狄更斯曾进行了公开的口水战，虽然短暂，但却颇为激烈。然后，伟大的艺术评论家约翰·拉斯金委托他创作了一幅画，这也最终证明了他的实力。从各方面来看，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事业已经开始一片光明，可埃洛蒂却开始琢磨起来，为什么自己对他的作品并不熟悉，然后她读到了最后一段：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与弗朗西斯·布朗小姐订婚。未婚妻是谢菲尔德一位工厂老板的女儿。不过，年仅二十岁的她在一次劫案中不幸身亡，此后，他便退出了公众的视野。据传，拉德克利夫当时正在创作一幅杰作，但如果这一说法属实，无论是他当时的那幅画作，还是前期准备工作中留下的任何真迹，都从未曝光。1881年，拉德克利夫在葡萄牙南部海岸溺水身亡，尸体被送回英国安葬。虽然拉德克利夫的艺术创作在数量上因其英年早逝并不可观，但作为创建紫红兄弟会的成员，他仍是19世纪中叶艺术领域中一位重要的人物。

紫红兄弟会。这个名字因为工作的关系听起来有一丝丝耳熟。于是，埃洛蒂做了笔记，要拿她做的有关斯特拉顿信件的数据库进行一下对照。她重新阅读了这一段。这一次，对于弗朗西斯·布朗因遭遇暴行猝然辞世的问题，对于拉德克利夫退出公众视野的问题，对于他孤身一人在葡萄牙客死异乡的问题，她思索良久。对于这些问题之间的因果关系，她试图找出些关联性，最终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男人因伤心欲绝断送了大好前程，身体每况愈下，落得了油尽灯枯的下场。

埃洛蒂拿起素描簿，一页一页地翻开来，直到她找到那张散落的纸片，上面潦草地写着袒露爱意的话：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真有那种强烈到一旦失去就会使人发疯的爱情吗？人们真的会有这种感觉吗？她想到了阿拉斯泰尔，这让她的脸红了起来，因为若会失去他，她当然会备受打击。但为此发疯？她真能想象自己在不可救药的绝望中无法自拔吗？

如果被失去的那个人是她的话，又会怎样呢？埃洛蒂想象着她的未婚夫：一身定制的西装，剪裁无可挑剔，出自他父亲信赖的那位裁缝之手；俊美的脸庞，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引来艳羡的目光；声音中透着与生俱来的上流社会的人的温度。他总是自信满满，优雅不凡，从容不迫，埃洛蒂根本无法想象，他会因为什么事情被逼疯。事实上，该好好想想的是，若是她自己不在了，那么空下来的位子会多么快速而又无声无息地被填上，就像是把一颗鹅卵石投入池塘那样。

而她母亲的离开则不同。她母亲的死带来的是紧随其后的混乱不安，是难以遏制的强烈情感，是公众的万分悲痛，是报纸刊登的专栏文章——上面配有迷人的劳伦·阿德勒的黑白照片，字里行间都是“悲剧”、“光芒四射”和“陨落的星辰”这样的字眼。

也许弗朗西斯·布朗也是个光芒四射的人？

埃洛蒂想到了这个问题。曾经属于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文件夹还放在书包里，现在，她从里面拿出了那张镶嵌在相框中的照片。

这是弗朗西斯·布朗吗？差不多是这个年纪，因为二十多岁的人可不会拥有这样一张脸蛋儿。

埃洛蒂紧紧盯着这张照片，那个年轻女人的目光，还有她直视镜头的表情都让埃洛蒂错不开眼。那女人是一副镇定自若的样子。她是个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拥有怎样价值的人。她是那种充满激情的年轻画家会为之写下“……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的女人。

她在谷歌上输入了“弗朗西斯·布朗”，并找到一条图片搜索的结果，网页上有同一幅肖像画的多个版本：一个穿着绿色连衣裙的年轻女子，也是个美人，但她的美并不让人惊艳——她不是照片上的人。

埃洛蒂隐隐有些失望。这种感觉并不陌生。这就是档案管理员的命运。在某种程度上，档案管理员都是寻宝的人，为了搞清楚他们研究对象的一生，就要把这些人日常生活中的零零碎碎仔细翻查一遍，要有条不紊地进行分类，要做一条一条的记录，并总是希望找到什么难得一见的宝贝。

这一次，成功的希望并不大：素描簿、纸条和装有照片的文件夹是在同一个书包中发现的，但除此之外，就没什么明显的联系了。书包和素描簿属于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文件夹属于詹姆斯·斯特拉顿。可在这一点上，又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两人彼此认识。

埃洛蒂再一次拿起了照片。相框本身就很精致：质地是纯银的，上面的图案复杂精细。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文件夹上标注的是1861年，似乎有理由假定，里面那张照片是属于他的，而且照片是1861年以后拍摄的。此外，还可以假定，照片上的女人在他的心目中有着一定的分量，因此他才会留着她的照片。可她是谁呢？一个不为人知的恋人？埃洛蒂并不觉得在自己已经读过的他的日记或信件中会有迹可循。

她又看了看那张美丽的面孔，想要找到些线索。她越是盯着她的照片，就越是觉得自己被她所吸引。这张照片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很可能是一百五十年的历史，但照片上的女人却没有岁月的痕迹。很奇怪，她的脸上有着当代人的气质，仿佛她就是眼下外面那些夏日里伦敦街头的姑娘，和朋友们一起欢声笑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洒在暴露在外的皮肤上。她自信且风趣，投向摄影师的目光里透着亲密，几乎会让觉察到这股亲密感的人有些不舒服，就好像埃洛蒂是他们在私密互动时的闯入者。

“你是谁？”她轻声说，“对他来说，你又是他的什么人呢？”

照片上还有着某种难以言语的东西。照片上的女人光彩照人：当然，那是因为她的面孔，漂亮的眉眼，生动的表情，但也因为她的造型。她的长发做的是简简单单的样式，衣裙看起来有种浪漫的风情，宽松又朴素，但也不乏诱人的地方：腰部被凸显出来，一只衣袖被推了上去，把手臂暴露在灿烂的阳光下。埃洛蒂几乎可以感觉到从河面吹来了温暖的微风，拂过女人的脸庞，吹起她的发丝，把她的白色棉质衣裙弄得暖烘烘的。可是，这不过是她自己脑补出来的，因为画中并没有河。这都是因为照片所营造出的氛围，因为照片所表现出的自由。嗯，这样的裙子才是埃洛蒂想在婚礼上穿的——

她的婚礼！

埃洛蒂瞥了一眼时钟，发现已经十点一刻了。她连皮帕的短信都还没回复呢！要是她想在十一点之前赶到国王十字火车站，她得立马动身。埃洛蒂把她的手机、便签、日记本和太阳镜都装进了包里，又看了看桌面，以防自己可能会落下什么东西。然后，冲动之下，她拿起了那张镶嵌在相框中的照片，照片上的女人穿的那条裙子着实漂亮。她看了一眼俯身靠在档案柜旁的玛戈，便用茶巾将相框包了起来，塞进了包里。

埃洛蒂走出办公室，来到楼上，步入了夏日的温暖之中。她开始回复短信。

十一点见没问题，她输入着文字，现在就过去——把地址发过来，我很快就到。

第四节

那天，皮帕的工作地点是新码头路的一家出版社，任务是在门厅里完成一件现代雕塑。埃洛蒂十一点一刻赶到时，她的朋友正坐在一架高高的梯子的顶端，梯子被放置在现代感十足的白色房间的中央。皮帕一直在从高高的天花板上把各式长裙和其他古董级的服饰——裙子、灯笼裤和紧身衣——串起来，营造出来的效果令人陶醉，仿佛是在给一群象牙色的幽灵搭起舞池，让它们在微风中翩翩起舞。埃洛蒂想起了她最喜欢的王尔德的诗中有一首诗这样写道：

我们踏着轻盈的舞步

在月下街头徘徊漫步

我们在妓院楼下驻足……

看幽灵般的舞者翩跹，

同号声和提琴声为伴，

如黑色的叶随风盘旋……

皮帕看到了埃洛蒂，即便嘴里正叼着木尺，依旧朝埃洛蒂喊了一声。

埃洛蒂向她挥了挥手，然后在看到好友探着身子把一条衬裙的腰带系在钓鱼线上时，她屏住了呼吸。

看着皮帕安全回到地面，虽然不过一小会儿工夫，却让人觉得仿佛在受刑一样痛苦。“我一会儿就回来。”皮帕背上了自己的双肩包，一边耸了耸肩，一边朝坐在办公桌前的人说道，“就出去喝杯咖啡。”

她们俩推开玻璃大门时，埃洛蒂走到朋友身旁，跟上了她的步伐。皮帕穿着战争年代里那种深色的粗布工作服，鞋子是那种敦实的运动鞋，就是周五晚上跑到炸鱼薯条店聚餐的十几岁小青年喜欢穿的那种。她这一身，如果把每样东西单拎出来，都不怎么显眼，但穿在皮帕身上，搭配出来的效果不知怎的，就是气场十足，这让穿着牛仔裤和平底鞋的埃洛蒂觉得，自己既令人乏味，又不起眼。

皮帕领着埃洛蒂抄近路绕过了运河。她们走进一扇锁着的大门（也不知道皮帕从哪里搞到了开门的密码），皮帕抽出一支烟来。“谢谢你能早点儿过来。”她吐出一口烟说道。

“要想完工，午餐时我得边吃边干活儿。作者今晚就要来签名售书了。我给你看过她的书吗？特别棒，她是个美国人。她发现自己在英国的姑姑曾经给国王做过情妇，她原来只知道这位姑姑是个住在养老院的老太太。结果发现，她这位姑姑把自己收藏的衣裙都封存在新泽西州的一间储藏室里。要是有个衣柜能把那些衣裙都放进去，那可是最牛的衣柜了。你能想象吗？我姑姑给我留下的唯一念想，是这么个鼻子，还长得像是个船舵把儿。”她们穿过马路，走到桥的另一边，向地铁站附近的一家餐厅走去。那家餐厅的外墙全都是玻璃。

进了餐厅，热情的女招待给她们在餐厅最里面的角落找了一张圆桌。“玛奇朵？”女招待问道。皮帕说：“好极了。你要来杯……？”

“请给我一杯白咖啡。”埃洛蒂说道。

接着，皮帕赶紧从包里掏出一本鼓鼓囊囊的剪贴簿，打开来，露出里面各式各样的纸片和织物小样。“这些都是我在考虑要用的。”她开了个头，然后便开始兴致勃勃地给埃洛蒂讲了起来，先是袖子和裙子，然后是腰部用装饰褶襞的利弊，再然后是用天然织物的好处，插图在埃洛蒂的眼前走马灯似的一个接着一个。其间，除了喘口气的工夫，皮帕几乎就没停过，直到桌子上铺满了杂志的彩页、织物色板和时装草图。最后，皮帕说道：“接下来，说说你是怎么想的吧？”

“我喜欢你的想法。都喜欢。”

皮帕笑了起来：“我知道这个想法有点乱糟糟的；我只是有好多的灵感，一会儿想这样，一会儿想那样。你呢？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有一块面纱。”

“哎哟？”

“是父亲给我找出来的。”埃洛蒂把手机给了皮帕，里面有她早上刚刚拍的照片。

“是你妈妈的？这会给你带来好运的。真漂亮，是出自设计师之手的款式，我敢肯定。”

“我觉得也是，但不确定是谁设计的。”

“那倒也不重要，漂亮就行。现在，我们只要确保你的礼服能配得上它就行了。”

“我找到了一张照片，我挺喜欢上面那条裙子的。”

“那咱们看看吧。”

埃洛蒂从包里拿出茶巾，把它拽开，露出了裹在里面的银质相框。

皮帕挑了挑眉，被逗笑了：“我得说，我还以为你会给我一张从《服饰与美容》杂志上撕下来的照片。”

埃洛蒂隔着桌子把相框递了过去，等待着皮帕的反应，心里有些紧张不安。

“哇，她真漂亮。”

“我在办公室发现了她的照片。它被放在一个皮包里尘封了五十年。皮包是从楼梯下面的一个柜子里找到的，装在一个盒子的最底下。盒子上面还放了一堆窗帘。”

“难怪她看起来那么高兴，可算是重见天日了。”皮帕把照片又拿近了些，“这件衣服真美。照片拍得也美。这更像是艺术照，而不是人物照，和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3]拍过的照片有点像。”她抬起头来：“这和你今天上午给我发的短信有什么关系吗？爱德华·拉德克利夫？”

“我还在试图弄明白两者是否有关系。”

“我觉得这也不奇怪。这张照片的风格属于古典唯美主义。表情愉悦，着装宽松，姿态自然。如果让我猜，我觉得是19世纪60年代早期到中期拍摄的。”

“你这么说，让我想起了前拉斐尔派[4]。”

“有关联，这是肯定的；当然啦，那时的艺术家都会受到其他艺术家的启发。他们痴迷于自然和真理之类的东西：颜色、构图，还有美的意义。但是，前拉斐尔派追求的是现实主义和细节，而紫红兄弟会的画家和摄影师则致力于感性和运动。”

“光的质感有着某种动态性，你不觉得吗？”

“要是拍这张照片的人听到你这么说，会很兴奋。光是他们最关心的问题：紫红兄弟会的名字取自歌德的色环理论[5]，讲的是明与暗的相互作用，也就是说，在红与紫之间，光谱里还隐藏着一种颜色，它使得光形成一个闭合的圆环。你要知道，那会儿正好是科学和艺术蓬勃发展的时期。摄影师所使用的技术是前所未有的，他们可以把控光线，可以通过对曝光次数的实验创造出新的摄影效果。”女招待把咖啡端上来时，皮帕停顿了一下，“人们对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评价很高，但是随着后来紫红兄弟会的发展，其他成员都要比他出名。”

“说说看，都有谁？”

“瑟斯顿·霍姆斯、费利克斯·伯纳德和阿黛尔·伯纳德——他们都是在皇家艺术学院遇上的，又因为他们的思想都是反正统派的，就凑到了一起；他们的关系很密切，但是19世纪的艺术圈里，那种斗得你死我活的事儿，在他们之中也都有：谎言、欲望、决裂。拉德克利夫天赋异禀，却英年早逝。”皮帕把注意力放回到照片上，“你怎么会觉得拉德克利夫可能和这个女人有关？”

埃洛蒂解释说，装档案的盒子里有个书包，上面有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首字母缩写。“盒子里还有一个文件夹，是属于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文件夹里就只有这张相框里的照片。”

“拉德克利夫和你现在主要研究的那个人是朋友吗？”

“我从没发现他俩有过什么交往，”埃洛蒂说，“但这才让人觉得奇怪。”她喝了口白咖啡，琢磨着要不要接着往下说。她感到左右为难：她想把一切都告诉皮帕，借助她最好的朋友的艺术史知识；可是，在她把照片交给皮帕时，她又升起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几乎因为嫉妒而冲动地不想把照片和素描画的事告诉任何人，希望一切只有她一个人知道。这股冲动是莫名其妙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她便继续说道：“书包里不只有那张照片，还有一本素描簿。”

“什么样的素描簿？”

“封面是皮质的，大概这么大——”她用手比画着，“里面是一页又一页的素描，用钢笔和墨水画的，还有手写的笔记。我觉得这个素描簿是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

从来不会因为什么事而感到惊讶的皮帕倒吸了一口气。她很快意识到了自己的反应：“有什么线索可以让你确定那幅画是什么时候画的吗？”

“我还没完完整整地查过一遍，没怎么仔细看，但斯特拉顿的文件夹是1861年的。当然，我也没有办法弄明白这两样东西是否有什么联系，”她提醒着皮帕，“我只知道，这两样东西最终都被放到了同一个书包里，在一起放了一百五十年。”

“那些画都是什么样的？都画了些什么？”

“人体，侧面轮廓，风景，一栋房子。怎么了？”

“据说，他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拉德克利夫的未婚妻去世后，他也继续作画，但画风与以前不同，画的题材也截然不同，然后，他就在国外淹死了。真的挺惨的。他有一幅‘未完成的作品’这件事，在艺术史领域差不多成了神话：人们一直怀揣希望，对那个作品的下落提出各种猜测和假设。时不时，就会有人就这件事写篇严肃的学术论文，即便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多少证据表明确有其事。有些传言就是因为能吊人胃口，才会一直传下去，拉德克利夫这件事也是如此。”

“你觉得这本素描簿会和这个传言有关吗？”

“没有看到它之前，我很难确定。我估计，你包里不会再有裹在茶巾里的惊喜了吧？”

埃洛蒂脸颊发热：“我才不会把素描簿从档案室里拿出来呢。”

“那我下周去你那儿看一眼怎么样？”

埃洛蒂感到心里一紧：“你最好先给我打个电话。彭德尔顿先生现在天天剑拔弩张的。”

皮帕没心没肺地拍手鼓掌，“那当然。”她靠在了椅背上，“在此期间，我得开始给你做礼服了。我都已经想好了，要浪漫、华丽、现代感十足——但还要有种19世纪60年代的风情。”

“我从来都不怎么时髦。”

“嘿，你要知道，现在非常流行怀旧。”

皮帕只是想要亲昵些，但今天，她的话却让埃洛蒂难以释怀。埃洛蒂就是个怀旧的人，但她讨厌因为怀旧而被人说三道四。“怀旧”这个字眼在被人们恶意糟践。大家都把怀旧当成了多愁善感的代名词，可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多愁善感让人感到恶心，让人觉得倒胃口，可怀旧是猛地让人感到疼痛。怀旧表达的是一种最深切的渴望和领悟——时间一去不复返，某一刻、某个人或是某些事，都再也无法挽回。

当然，皮帕的话不过是想让气氛轻松些，幽默一下。她并不知道，自己在把剪贴簿收起来时，埃洛蒂的心中有过那样一番计较。她今天怎么会这么敏感？自从她把那个书包打开，看过了里面的东西，她就一直觉得不安，觉得自己动不动就会走神，就好像有什么事情是她应该做的，可她却偏偏想不起来。昨晚，她甚至又做了那个梦：她身在素描画中的那栋房子里，可突然间，周围变成了一座教堂，她意识到自己迟到了——在她自己的婚礼上迟到了——她开始奔跑，可双腿却不听使唤，她一次又一次地跌倒，腿软得像是面条。等她终于赶到了教堂，却发现已经太晚了，婚礼结束了，正在进行着的是一场音乐会，她的母亲——依旧三十岁时的样子——正在舞台上演奏她的大提琴。

“婚礼上的其他计划进展如何了？”

“挺好的。都挺好。”埃洛蒂的回答十分爽快，皮帕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埃洛蒂可不想被深沉而又意味深长的谈心给绊住，那可能会暴露她不稳的情绪，所以她风趣地补充道：“当然啦，你要是想知道相关细节，那最好去和佩内洛普聊一聊。据说，婚礼会富丽堂皇。”

“千万提醒她记得告诉你，需要你什么时候在哪里出现。”

她们相视一笑，又成了一伙儿。然后皮帕继续着劲头十足的客套：“未婚夫怎么样？”

皮帕和阿拉斯泰尔从开始就互相看不顺眼，这一点儿都不令人意外，因为皮帕特别有主见，又是个牙尖嘴利的主儿，最受不了呆头呆脑的人。并不是说阿拉斯泰尔呆头呆脑——埃洛蒂懊恼自己的用词不当——只是他和皮帕根本是两种人。因为对自己刚才那股自私的小心思有些愧疚，埃洛蒂决定不再护着阿拉斯泰尔，让朋友顺心一回：“他似乎挺放心让他妈妈发号施令的。”

皮帕粲然一笑：“你老爸怎么样？”

“哦，你也知道我老爸。我高兴，他就高兴。”

“那你高兴吗？”

埃洛蒂定定地看了皮帕一眼。

“好吧，好吧。你高兴着哪。”

“老爸把录像带给我了。”

“那他觉得这主意还不错？”

“看起来是的。他没说什么。我觉得，他能认同佩内洛普的做法，是因为这就像是妈妈也参加了我的婚礼。”

“你也这么想吗？”

埃洛蒂不想谈这个。“婚礼上总要放点音乐的，”她避重就轻地回答，“反正都是家里人，也没什么不合适的。”

皮帕似乎还要顺着往下说，但埃洛蒂把话题岔开了：“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父母是奉子成婚的？他们结婚的时候是7月份，我的生日是11月。”

“先上车，后补票。”

“你知道我在他们的婚礼派对上是什么样子，总想找个地方藏起来。”

皮帕笑了：“这次你必须得参加，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吧？客人们都指望着看看你呢。”

“说到客人，你觉得自己可不可以做一回小乖乖，回复一下寄给你的邀请函？”

“什么？邮寄的？贴邮票那种？”

“这次显然是件重要的事，是件大事。”

“哎，如果是大事的话……”

“是大事，而且据我得到的可靠消息，我的朋友和家人都对邮政体系不买账。我下一个要联系的是蒂普。”

“蒂普！他现在怎么样？”

“我明天要去看他。难道你想一起去？”

皮帕失望地皱皱鼻子：“我有一个画廊的活儿。说到活儿……”她示意女招待把账单拿来，然后从钱包里掏出一张十镑的钞票。等着账单被送过来的间隙，她指了指那张放在埃洛蒂的空咖啡杯旁边的照片：“我需要一张，这样就可以开始考虑如何设计你的礼服了。”

那股奇怪的占有欲再一次从埃洛蒂的心底冒了出来：“这个不能借你。”

“当然不是借这个。我就用手机拍一张照片。”

她拿起相框，找了个合适的角度，不让自己的影子落在相框上。

埃洛蒂虽然在一旁看着，但心里却希望皮帕赶紧把照片拍完，然后她把照片重新用茶巾包裹起来。

“你猜怎么着，”皮帕说，看着她手机屏幕上的照片，“我要把这个给卡罗琳看看。她的硕士论文写的是朱莉娅·玛格丽特·卡梅隆和阿黛尔·伯纳德。我敢说，她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模特的事，也许还能知道拍这张照片的人是谁。”

卡罗琳是皮帕念艺术学院时的导师，也是一位电影制作人兼摄影师。她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善于捕捉最不期而遇的美。透过她的镜头，人们看到的是野性与魅力、凄冷萧索的树木和房子，以及景色中透露的徒然神往的感伤。她今年大概六十岁，但行动和精力都显得年轻得多。她自己没生小孩，似乎把皮帕当作女儿来看待。埃洛蒂曾在社交场合见过她几次，她有一头漂亮的银发，稍稍过肩，又直又密，一看就是那种不遮不掩、泰然自若的女人。相较之下，埃洛蒂觉得自己虽然看着年轻，但心态却远不及这位老人家。

“不用了，”她很快回答说，“不用给她看。”

“干吗不？”

“我只是……”这张照片本是属于她一个人的，可现在不是了。她没办法在解释这种感觉时让自己听上去没那么小气，或者直白点儿说，听上去不是在无理取闹，“我只是觉得……没必要打扰卡罗琳。她那么忙……”

“你开玩笑的吧？她会非常乐意看到这张照片的。”

埃洛蒂勉强地扯了扯嘴角。她告诉自己，听听卡罗琳的想法会很有帮助的。她该抛下自己的不快，尽最大可能去了解这张照片和那本素描簿是她的本职工作。如果真的和拉德克利夫有联系，那就预示着获得了新的有关詹姆斯·斯特拉顿的信息，而对于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的档案团队来说，这将是一件大好事——关于维多利亚时期知名人士的新信息可不会经常出现。

第五节

虽然归程不算短，但埃洛蒂还是走了回去。她绕道去了兰博康杜街，因为那条街很漂亮，而且珀尔塞福涅书店鸽灰色的店面看起来像是个巧克力盒子，总会让她精神振奋。她习惯性地快步走进书店，翻阅着维尔·霍奇森的战争日记，耳边响起的背景音乐是一首20世纪30年代的摇摆舞曲。这时，她的手机响起了刺耳的铃声。

又是佩内洛普，埃洛蒂突然感到一阵惊慌失措。

她离开了书店，迅速穿过西奥博尔德路，然后沿着霍尔本大街，一路来到林肯律师学院广场。埃洛蒂在经过皇家法院时加快了步伐，见一辆红色巴士驶过便快速穿过马路，在她走上河岸街之后，几乎是一路小跑。

她没有直接回去工作，因为彭德尔顿先生现在心情不佳，正等着在她们打私人电话的时候揪她们的错呢。她沿着一条鹅卵石铺就的小巷，就着下坡路朝河边走去，在维多利亚河堤街上找了一张长条椅，正好靠近码头。

埃洛蒂翻出笔记本，婚礼场地的联系电话就记在里面。她找到了那一页，拨通了电话，将参观场地的时间定在了下个周末。她本想着消消汗，凉快一下，但没敢耽搁片刻工夫，赶紧打电话给佩内洛普。对于之前自己没接的那几通来电，她表达了歉意，然后便开始汇报自己这边的进展：婚宴场地、面纱、礼服和录像的相关事宜等。

挂断电话后，埃洛蒂又坐了几分钟。佩内洛普非常高兴，特别是当埃洛蒂说她拿到了她母亲的录像带时。佩内洛普建议说，不如在婚礼结束时再播放一段录像。埃洛蒂答应说会预选出三首曲目，她们一起看过后再决定选用哪两首。“最好能选出五首曲目，”佩内洛普说，“以防万一。”

所以，这个周末算是有了个交代。

搭载游客前往格林尼治的渡轮驶离了码头。一名戴着星条旗棒球帽的男子把长长的相机镜头对着克莱奥帕特拉方尖碑[6]拍照。一群鸭子占据了刚刚渡船的位置，它们落在水面时的动作娴熟，波浪起伏对它们没有丝毫影响。

渡轮留下的水波冲刷着河岸，这会儿是落潮，空气中充满了泥浆和海水的气味。埃洛蒂想起詹姆斯·斯特拉顿在日记中对1858年的“伦敦大恶臭”有一段描述。当时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伦敦的气味有多难闻。街道上到处可见人畜的粪便、腐烂的菜叶和屠宰牲畜留下的杂碎。这一切以及更多其他东西的最终去处都是泰晤士河。

据报道，1858年夏天，泰晤士河臭不可闻，熏得威斯敏斯特宫都关了门，有能力的人也都被熏得撤离了伦敦。因为这件事，年轻的詹姆斯·斯特拉顿成立了伦敦清洁委员会。1862年，在一本名为《建造者》的杂志上，他甚至刊登了一篇文章，指出伦敦在排污方面仍有待提高。在斯特拉顿卡德韦尔公司的档案中，保存着斯特拉顿和约瑟夫·巴扎尔杰特爵士之间的通信。后者设计建造的伦敦排水系统是维多利亚时代的英格兰完成的一项伟大壮举。排水系统将粪便从已建成的市中心通过管道输送出去，不仅使城市的气味得到改善，水传疾病的发病率也显著降低。

一想到斯特拉顿，埃洛蒂想起自己还要上班，还有工作等着她去完成。意识到自己和皮帕分开后已过了不少时间，她走得很快。等到了办公室，她高兴地发现彭德尔顿先生被叫走了，整个下午都不会回来。

想要赶紧恢复工作效率的埃洛蒂把整个下午都用在给盒子里剩余的物品编制目录上——越早给这些物品归档越好。

她先在数据库里搜索了一下“拉德克利夫”，发现有两个查询结果，这令她感到惊讶。埃洛蒂刚来这家公司工作时被分配的第一批工作中有一项是将索引卡片上的信息录入计算机。她颇为自豪的一点是，对于詹姆斯·斯特拉顿所知道的人和地方，自己几乎过目不忘，可她并不记得自己曾经看见过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埃洛蒂感到好奇，便去档案室把相关文件取了出来，拿回自己的办公桌。第一份文件是1861年詹姆斯·斯特拉顿写给艺术品经销商约翰·哈弗斯托克的信，里面写着两人打算共进晚餐。斯特拉顿在信的最后一段写道：“我最近遇到一位叫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画家，想听听您对他了解多少。听说他天赋不凡，虽然我也有机会匆匆看过他的画作样品，但在我看来，他的‘天赋’，至少从局部来说，是他的魅力不凡，让他那些年轻的女模特在他作画时穿着更暴露些——当然啦，那都是为了艺术。”

在埃洛蒂的记忆中，詹姆斯·斯特拉顿没有收藏过拉德克利夫的画作（不过，她还是做了笔记准备回头确认这一点）。这么说，尽管他对这位画家感兴趣，但他最终并不打算买下拉德克利夫的画。

斯特拉顿第二次提到拉德克利夫是时隔几年后，在他1867年的日记中。在某天晚上记录的内容里，他写道：

今晚，画家拉德克利夫登门造访。他的到来出乎意料，而且来得很晚。我得承认，他敲门时把我吵醒了。我之前手里还握着书便睡着了。可怜的梅布尔已经上床睡了，我不得不摇铃叫醒她，让她准备些茶点。也许，我就不该把那个疲惫的女孩儿叫醒，而该让她继续睡。因为对于这顿晚餐，拉德克利夫连丁点儿面包屑都没碰。打从一进门，他就在地毯上烦躁不安地踱来踱去，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他就像一头疯狂的野兽，眼里透着狂躁，不停地把修长而苍白的手指插在自己的长发里，头发被弄得凌乱不堪。他表现出的那股精力不似他自己的，仿佛是他被附身了一样。他一边踱着步子，一边喃喃自语，说的都是些关于诅咒和命运的话，让人难以理解。事情会变成这样着实令人难过，这让我非常担忧。他的未婚妻过世了，我知道这令他非常痛苦。相比于大多数人，我更能体会他的痛苦。但看着他悲伤至此，实在让人于心不忍。他让人知道，伤心欲绝会令那些最敏感的人变成什么样子。我承认，我听说他一蹶不振，但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不会相信他的状态竟是如此糟糕。我决心尽我所能，助他一臂之力。如果能让他恢复往昔，那一定会在某种程度上把失衡的天平摆正。我劝他留下来，让他放宽心，收拾一间房费不了多少事，可他拒绝了。不过，他让我帮他保管几样私人物品。我当然同意了。在提出这个请求时，他很紧张。我觉得，他来看我时，并没打算把那几样东西留在我这里。更确切地说，他这么做是心血来潮。他放在我这里的不过是一个皮书包，除了一本素描簿，里面空空如也。打开素描簿看看里面有什么——这种罔顾信任的事，我是绝对不干的，但他坚持要在离开之前打开素描簿给我看一下。他让我发誓，我会把书包和素描簿保护好。可怜的家伙！我问他，让我保护好这些东西是要防着谁，但我没勉强他回答。我问他可能什么时候回来，他也没回答。他只是伤心地看着我，感谢我给他准备了晚餐，虽然他一口都没吃，然后便离开了。他走后，我忘不了他那副痛心疾首的样子，甚至是现在，当我坐在就要熄灭的炉火旁写下这段话时，他的样子依然在我眼前挥之不去。

日记的这段摘录呈现了一幅忧郁的画面，这几页日记中描写的“痛心疾首的样子”也在埃洛蒂的心中挥之不去。这段内容让她清楚了詹姆斯·斯特拉顿怎么会有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书包。但还有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在六年的时间里，拉德克利夫怎么会和詹姆斯·斯特拉顿相熟到这种程度，饱受煎熬的拉德克利夫竟然会大晚上来登门拜访。此外，为什么他要在所有人中选择斯特拉顿来保管书包和素描簿。埃洛蒂做了笔记，要参照一下有关斯特拉顿的朋友和同事的档案，看看里面是否出现过拉德克利夫的名字。

还有一处令人费解的是，斯特拉顿在日记中提到，他想要“把失衡的天平摆正”。这个说法有些怪，几乎在暗示着，他自己在这个男人走下坡路的过程中起了什么作用。可这根本讲不通。斯特拉顿和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应该不熟。从档案里的文件来看，在1861年至1867年间，无论是于公还是于私，斯特拉顿从未在文件中提过这个人。按照皮帕的说法和维基百科上的介绍，拉德克利夫在未婚妻弗朗西斯·布朗去世后陷入绝望，这是既定的事实。就斯特拉顿的档案而言，埃洛蒂对这个名字并不熟悉，但她又记了一笔，提醒自己参照一下斯特拉顿同事的档案文件。

她在电脑上点开一个新的文档，把有关书包和素描簿的说明录入进去，还把那封信和那段日记的梗概写了进去，最后还记录了作为参考的相关档案的详细信息。

埃洛蒂靠在椅背上，伸了个懒腰。

搞定了两个，还差一个。

不过，要想确定照片中那个女人的身份要更难一些。可供参考的信息就这么点儿。相框很高档，但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用的东西差不多都是高档货。埃洛蒂戴上了她的放大镜，在相框上搜索着银制品的标记。她在一张纸片上把标记快速记录下来，即便她也清楚，要想知道照片上的人是谁，她和詹姆斯·斯特拉顿又是什么关系，就凭这些银制品的标记是不太可能获得什么线索的。

让她纳闷的是，这张照片是怎么跑到拉德克利夫的书包里去的。是偶然间放进去的，还是别有深意？她认为，这都取决于那个女人的身份。当然，可能对于斯特拉顿来说，那个女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实际上，这个相框也可能是书桌的主人，也就是斯特拉顿的侄孙女放进书包里的——在斯特拉顿离世几十年后，出于保存相框的偶然之举。但这种可能性极小。女人的穿衣风格、造型特点以及照片本身所呈现的都表明：照片，还有那个女人，都和斯特拉顿同属一个时代。还有一种情形可能性会更大：他把照片存放在甚至是藏在文件夹里，然后他自己把文件夹塞进了书包。

完成了对相框的检查，埃洛蒂做了几条笔记，以便她可以在档案记录表上填写相框的状况说明——顶部有凹痕，好像曾经掉到过地上；背面有些轻微的划痕——然后，她把注意力又放在了那个女人身上。埃洛蒂的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光彩照人”这个词。这种光彩照人源于一种特质，蕴藏于那个女人的表情，她的发丝，她眼中的光……

埃洛蒂意识到自己在目不转睛地盯着她，仿佛在期待着她能给自己答案。但无论埃洛蒂如何努力，都无法从那个女人的脸上、衣服上，甚至从照片的背景中，找到任何有关她身份的特征，她不知接下来的工作该从哪里下手。虽然照片拍得很用心，但四个边角处都没有工作室的签名，而且埃洛蒂对维多利亚时期的摄影手法也不够熟悉，不清楚图像本身是否潜藏着什么固有的特征，能提供线索确定它的出处。也许终究要看皮帕的导师卡罗琳能否给她点帮助。

她把相框放在桌子上，揉了揉太阳穴。这张照片将会是个挑战，但她不会被吓倒。她这份工作的一大妙处就在于体验像侦探一样抽丝剥茧的快感。创建整齐有序的档案记录虽然有些成就感，但这种重复性的工作着实令人乏味。好在这种乏味可以被抽丝剥茧的快感抵消掉。“我会找到你的，”她轻声说，“这一点绝不会错。”

“又在自言自语呢？”玛戈站在埃洛蒂的桌旁，肩上背着手提包，一边说着一边在包里翻找着什么。“麻烦刚露了个头，你知道的。”玛戈找到一瓶薄荷糖，摇了摇，往埃洛蒂伸出来的手掌上倒了几颗，“要加班？”

埃洛蒂瞥了一眼挂钟，惊讶地发现已经五点半了：“今天不加班。”

“阿拉斯泰尔来接你？”

“他在纽约呢。”

“又去纽约？你一定想他了。要是加里不在的话，我都不知道回家干吗。”

埃洛蒂说自己是想念未婚夫了，玛戈同情地给了她一个微笑，然后愉快地向埃洛蒂道了别。她把霓虹色的耳塞从包里拿了出来，在自己的苹果手机屏上一扫，踩着猫步，大摇大摆地下班度周末去了。

办公室重新安静下来，静得连翻阅纸张的声响都清晰可闻。太阳光照了进来，朝办公室最里面的那道墙投下一束光。光束开始像每天那样朝埃洛蒂的办公桌一寸一寸地移过来。埃洛蒂用大牙咬碎了一颗薄荷糖，点击打印键，把她给新档案盒做的存档标签打印出来。然后她开始整理办公桌，这是她每周五下午都会认真完成的一项工作。这样，她就可以在开始新一周的工作时，面对干净整洁的桌面了。

埃洛蒂不会承认，自然也不会向玛戈承认，自己心里是有一点期待着阿拉斯泰尔去纽约待几周的。当然，她是想念他的。但从某种意义上说，知道自己有整整六个晚上可以住在自己家里，睡在自己的床上，看着自己的书，用自己最喜欢的茶杯喝茶，而不必去和别人商量，也不必解释自己的想法，这让埃洛蒂感到平静。

他说她的公寓很小，楼梯间里有炸薯条的油脂味；而他的公寓很大，有两个卫生间，总是有足够的热水，从来不需要隔着薄得可怜的地板听邻居家的电视上在播什么。他说的都对。但埃洛蒂喜欢自己的小公寓。没错，要让厨房水槽正常排水需要点小窍门；要是用洗衣机洗衣服，在洗衣程序运行结束之前，淋浴的水流只有正常流量的一半。但是，这才像是实实在在过日子的人住的那种地方。设计精巧的旧橱柜和吱吱作响的木质地板都有年头了，要去上厕所只能先爬三层铺着地毯的楼梯。

阿拉斯泰尔似乎认为，她在这样的小地方住得舒舒服服还挺可爱的。“我不在的时候，你应该待在我家。”他总是这样说。他家是位于金丝雀码头的一间豪华公寓，“你不需要回自己的小窝住。”

“我高兴住在这儿。”

“这儿？真的吗？”

对于这个话题，虽然每次说的话都有些区别，但至少已经进行过十五次了。每每谈到这里，他都会毫无例外地把怀疑的目光战略性地锁定房间一角，那里放着她父亲的老式扶手椅，椅面是天鹅绒缝制的，椅子上方挂着一个有彩灯装饰的架子，上面摆放着埃洛蒂的宝贝们：埃洛蒂三十岁生日时，贝里夫人送给她的画；母亲去世后，蒂普送给她的魔盒；镶嵌在相框里的合影，是她和皮帕在游乐园拍的照片，当时她俩都是十三岁。

阿拉斯泰尔喜欢20世纪中叶的丹麦设计，他认为如果不是从康伦家居精品店购买的东西，压根儿没有摆出来的必要。埃洛蒂的公寓有种“家的感觉”，他愿意承认这一点，但前提是，他得补充这么一句：“当然啦，等我们结了婚，你还是得离开这儿——我们总不能把婴儿床放在浴室里。”

显然，对于生活在他那个大气奢华的地方不感到兴奋的话，那未免失礼，但埃洛蒂并不是个大气奢华的人，而且改变让她感觉糟透了。“难怪，”埃洛蒂刚到牛津大学那会儿，去看过一位心理医生，她是这么说的，“你失去了母亲。对于一个孩子，这种经历是影响最大也是最可怕的一个变化。”给埃洛蒂看病的是朱迪思·戴维斯医生（她说“叫我朱迪就好”）。埃洛蒂每周都会去医生那里进行一次治疗，为期三个月。朱迪医生的诊所是一栋爱德华时代的房子，在进行治疗的那间温暖的隔音室里，朱迪根据自己的专业判断告诉埃洛蒂，这种失去亲人所带来的痛苦是无法抑制的，它将在一个人的心里扎根。

“你的意思是，这将影响我生活中的每一个决定？”埃洛蒂问道。

“是的。”

“会一直这样？”

“很有可能。”

不久之后，她就不再去找戴维斯医生（她强调“叫我朱迪”）治疗了。反正去了也没什么意义。不过，她倒是挺想念那儿的柑橘薄荷茶。每次她去治疗，那张磨旧了的木桌上都放着一壶柑橘薄荷茶。

那位医生是对的：在面对生活中的变化时，埃洛蒂并没有好转。想象一下：别人住在她的公寓里，把他们的照片挂在她钉进墙面的钩子上，把茶杯放在她养着花花草草的窗台上，享受她窗外的景色，这些让埃洛蒂感到恐惧。这种恐惧感和她偶尔度假时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醒来的感受一模一样，她会完全陷入茫然之中，因为能帮她定位的那些衡量物一个都不在。

目前，她还不忍心和她的房东太太提搬家的事。贝里夫人今年八十四岁，是在巴恩斯街上的这栋房子里长大的。那时，这里是她和家人的住处，而不是卖炸鱼薯条的商店外加上面的三间半公寓。现在，贝里夫人住在店面后边的花园洋房里。“以前，这儿是我妈妈的晨用起居室，”她喜欢在喝上一两杯她最爱的雪莉酒后开始回忆往昔，“她是个淑女，非常优雅。哦，不是那种摆贵族派头的优雅，我不是那个意思，她是骨子里就带着优雅。”贝里太太一旦开始沉浸在回忆里，她的眼睛就变得格外明亮，打牌时也不怎么专心。“主牌是什么来着？”她在每一轮的开头都会问，“是打黑桃，还是梅花？”

埃洛蒂晚上原定是要和贝里夫人打牌的，现在不得不取消了。她答应佩内洛普，要在周一前完成一份录像清单和精选的剪辑片段。现在，她的进展还算顺利，完成待办事项是她的第一要务，她不能让别的事情耽误自己。

她关掉电脑，盖上笔帽，把笔沿着便签本的顶端放好。桌面上只剩下书包、素描簿和镶嵌在相框里的照片。前两样可以重新放进盒子里保存起来了，最后一样还得跟那堆从盒子里找到的办公用品再待上一个周末。

把照片收好之前，埃洛蒂用手机对着它拍了张照片，就像皮帕那样。如果她想就自己的礼服有更多想法，这张照片还会用得着的。看着照片的时候，把面纱摆在旁边，也没什么坏处。

犹豫了一会儿后，她又给素描簿里的那栋房子拍了张照片。这并不是因为她仍旧觉得这栋房子会是她母亲讲的童话里的那栋。给它拍照，仅仅是因为她喜欢这幅画，它画得很美，让她有所触动。这幅画把她和母亲联系了起来，还把她和童年里不可分割的那部分拴在了一起。

然后，埃洛蒂把书包和素描簿塞进一个新的档案盒，贴上她打印出来的标签，在离开办公楼之前顺路把它们放进储藏室归档。接着，她便走上伦敦熙熙攘攘的街道。

Ⅲ

麦克夫人过去常说，穷人的预算里全都是阴谋诡计。每当她想让我们中的一个去尝试新骗局时，就会这么说。我们这群孩子，都生活在小白狮街鸟类商店楼上的小房间里，活得像是踩着滑板的老鼠。

近来，我一直在想麦克夫人，还有马丁、莉莉和船长，甚至会想面色苍白的乔，他是我第一个真正爱过的人（如果把我父亲也算上的话，乔只能排在第二位，但我不怎么把父亲算在内）。

以麦克夫人的行事作风来说，她对我还算不错。这种作风包括，谁要是惹她恼火了，用刻薄的话骂人了，就会挨顿“胖揍”。不过，和大部分人相比，她算是好的了——以她的行事作风来说。她对我很好。在我绝望时，她收留了我；我觉得她甚至是爱我的。我最终背叛了她，但只是在我不得已的情况下。

生活在这一边是不同的。人类都是艺术馆馆长：每个人都对自己最喜欢的记忆进行加工上色，经过一番排列组合，编造一段讨人喜欢的故事。某些事，因为要拿出来展示，得经过修复、抛光；被认为不值一提的，就抛在一边，藏进脑子里那个挤得满满当当的地下储藏间。在那里，要是运气不错的话，这些事很快就会被遗忘。这是一个有欺骗性的过程，但要想活得心安理得，要想担得起过往的重量，这是唯一的办法。

但这里不同。

我记得一切，记忆依照应有的顺序，形成不同的画面。

如果房子里只有我一个，时间会以不同的方式流逝；我没法搞清楚过了多少年。我知道，太阳不断地升起来、落下去，然后月亮挂在天上，但我再也感觉不到时间的流逝。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是毫无意义的。我身处时间之外。这里，那里，那里，这里，我同时身处各处。

现在，按照我的客人的时间来计算，他和我一起待了五天了。他刚来的时候，我很惊讶。他的行李箱上有划痕，肩上背着那个棕色的袋子，这让我想起了爱德华的书包；那天晚上，房子上了锁，而他依然在，这更让我感到惊讶。这里已经很久没人留宿过夜了。自从艺术史学家协会把这栋房子向公众开放以来，我只会在周末看到一日游的旅客，脚上穿着舒适的鞋子，手里拿着旅行指南。

协会的人把老麦芽坊的几个房间安排给他住，那里是封闭区域的一部分，曾给一个看门人用作短期住宿，而且那里是不允许来访的公众进入的。他没法住到房子里来，因为这栋房子现在就像是个博物馆。为了给那些一到周末就来这里乱转的游客留出地方，古董家具都被“安置”了起来。大部分家具都是爱德华自己收藏的，是他在买下房子时附送的。椅子上摆放着一束束薰衣草，都用天鹅绒蝴蝶结系着。这样一来，就不会有人坐在那些椅子上了，虽然椅子的用处就是给人坐的。

每个星期六上午，在我的挂钟敲响十下之前，都会有一群志愿者到来。他们在房子四周各就各位，每个房间里都有一个人。他们的脖子上都挂着标牌，上面写着“导游”，可他们的工作却是提醒人们不要随便触摸！他们事先准备的那些有关过去的趣闻逸事，并不完全正确，但只要和将信将疑的游客目光交会，他们就会凭借着高谈阔论，让游客们乖乖进入他们的“圈套”。

尤其是一个叫米尔德丽德·曼宁的志愿者。她喜欢坐在一把贵格会[7]样式的椅子上，椅子就摆在通往阁楼的楼梯尽头。她咬着牙，露出一个阴冷的、近似微笑的表情。要是有不知情的游客在参观过程中把宣传册放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就会被她抓个现行，没什么比这更让她高兴的了。这种违规行为给了她宝贵的机会，可以让她缓慢而庄严地说：“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家具上不得摆放任何物品。”

爱德华会恨她的。他无法忍受对“物品”的那种狂热的过度保护欲。他认为，美丽的物品应该被珍惜，而不是被供奉。因此，想着爱德华，在秋天渐渐临近的日子里，我会整个下午都趴在米尔德丽德的肩膀上。当我离得太近时，任何衣服都没法让一个人暖和起来。

我已经摸过底了：我的客人的头发是暗金色的，皮肤因日晒呈棕褐色。他的双手不像画家的手那么精致。他的手饱经风霜，是一双会干活的手。这双手的主人，每天外出时知道如何使用他随身携带的工具。

自从他来了这儿，一直都在忙。日出之前他便早早起来，虽然他似乎并不乐意早起。他呻吟着，眯着眼睛看看放在床边的电话，确定是几点钟，然后挣扎着起来，而不是赖在床上。他会马马虎虎地快速泡上一杯茶，然后冲个澡，穿上衣服。他总是穿着同样的衣服：一件T恤衫，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头天晚上，这些衣物都被他扔到了角落里的曲木椅上。

不管在做什么，他都要皱眉看着庄园的地图和一堆手写的笔记。我曾隔开一段距离站在他身后，试图弄清楚他在做什么。但是没用。手写的字迹太小，看不清，我又不敢靠得太近。我们认识的时间还短，我还不确定自己可以靠他多近。有我在身边，会让人感到压抑，我不想把他吓跑。

目前还不想。

所以我等待着。

至少我知道他那个棕色的袋子里装着什么；昨晚，他打开了那个袋子。里面装着一部照相机。要是费利克斯现在还能再活过来，突然出现在这里的话，他会觉得这部照相机挺不错。

不过，也有费利克斯弄不明白的东西。我的客人能把照相机和电脑连起来，然后，屏幕上就会显现出图像，就像是魔术一样。不再需要暗房，也不用再配制刺鼻的显影液。

昨晚，我看着他一张又一张地翻看照片，拍的是墓地，主要是墓碑。墓碑上的人没有我认识的，但我还是惊呆了。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第一次能够“离开”这个地方。

我觉得纳闷：对于他为什么来这儿，他的照片能告诉我些什么呢？

就目前来看，还远远不够。

他现在出去了，不知道去了什么地方，早餐时他就走了。但我有耐心，现在，我要比以往耐心得多。

我一直在楼梯上透过窗户朝外看，越过窗外的栗子树，朝我的老朋友泰晤士河望去。我不指望我这位年轻的客人会从这边回来：和之前来伯奇伍德的人不同，他并不喜欢泰晤士河。他有时会凝视着它，就像人们凝视一幅画那样，但他只是远远地看着，而且我觉得，他在凝视着它的时候并不愉快。到目前为止，他还没坐过船。

我和他可不一样，我喜欢看泰晤士河。它在我的一生中流淌，就像血液在身体中流淌。如今，我只能往北走到田间谷仓那面墙，往西走到哈福斯特德溪，往东走到果园，往南走到日本红枫。这些年来，我一直试图走得更远些，唉，但无济于事。要我说，那种感觉就像是一个锚被什么东西拽着。我不懂物理，我只知道事情本就如此。

我的客人不像我起初想的那么年轻。他肌肉发达，很能干，在他身体中跳动着的脉搏仿佛在诉说，这是一头被硬关进来的困兽，他在因为某件事而苦恼。苦难让人吃不消：我的父亲在我母亲去世后的几个月里，一下子老了十岁。那段时间，房东开始找上门来。他和我父亲之间的对话令人紧张，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愈发激烈的争吵。直到最后，在一个凄凉的冬日里，房东高喊着，他可不像圣人那么有耐性，也不是搞慈善的。于是，父亲只得另寻他处，换个地方住了。

我这位客人的苦难是另一种。他有一个磨旧了的皮夹子，里面有一张打印出来的照片。我看到他曾在深夜里把照片拿出来，端详一番。照片上有两个小孩，还都是婴儿。其中一个对着镜头咧着嘴笑，那种幸福令人感到心满意足，另一个看上去更内敛些。

他盯着照片皱眉，用拇指蹭着照片的表面，仿佛这样做可以把照片放大，让自己更近地瞧一瞧——这让我确信，照片上是他的孩子。

然后，昨天晚上，他用手机给莎拉打了电话。他的声音很热情，彬彬有礼的，但从他紧握着笔、用手抓着头发的样子，我可以看出他内心的挣扎。

他说“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还说“你会看到，我已经变了”，还说“我肯定该有第二次机会的吧？”

通话时，他一直盯着那张照片，指尖不安地在照片左上角捻动。

正是他的那番通话，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父亲。因为在麦克夫人和船长之前，还有我的父亲，总在寻找第二次机会。他是个钟表匠，技艺娴熟，没人能超过他的手艺，要维修最精巧的钟表，人们都来找他。“每块钟表都是独一无二的，”他常常告诉我，“这就像是一个人，无论长相一般还是漂亮，都不过是戴了张面具，把复杂的内里隐藏起来。”

有时，我和他一起去修理钟表。他说我是他的小帮手，但我其实帮不上什么忙。他被人领着去图书室或者书房，我则无一例外地被尽职尽责的女仆带去楼下的厨房。厨房都特别宽敞，冒着热气，为英格兰那些富丽堂皇的大房子提供吃食。每个厨房里都有一个胖胖的厨娘，在她的一亩三分地里忙个不停，脸颊红彤彤的，眉毛上挂着汗珠，源源不断地往食品柜里塞甜丝丝的果肉果酱和新鲜出炉的面包。

我父亲曾经告诉我，我母亲就是在这样的房子里长大的。他说，他去给她的父亲修表，她就坐在楼上的大窗户里。他们俩四目相对，爱上了彼此。自此之后，没有什么能让他们分开。她的父母劝过她，她的妹妹恳求她留下，但我母亲年轻任性，骄纵惯了，所以就跑了。一般说来，孩子都是按照字面的意思去理解一个词。每次听父亲讲起这件事，我都想象母亲在奔跑着，缎面的裙摆在身后飞扬，她逃离了若隐若现的城堡，抛下了心爱的妹妹，徒留霸道的父母大发雷霆。

我以为是这样的。

因为我没有机会去了解我的母亲，所以父亲不得不给我讲些故事。她去世那天，离她二十一岁的生日只差了两天，我当时只有四岁。她死于肺痨，但父亲让验尸官在死亡证明上写的死因是“支气管炎”，因为他觉得，这样听起来更优雅些。他其实不必为此费心：嫁了我父亲，没了勋贵之家的庇护，她和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无异，不会在历史上留下半点笔墨。

父亲在一个黄金吊坠中珍藏着母亲的画像，是一幅小小的素描画，我把它当成宝贝。直到我们被迫搬到东伦敦的一块弹丸之地，住在一条窄窄的巷子里，房间四下漏风，泰晤士河的气味充斥鼻间，海鸥的鸣叫和水手的吆喝交织成歌，不停在耳边盘旋。那个吊坠落到了一个旧货商手里。我不知道里面的画像去哪儿了。它在时间的缝隙中滑落，去了那些找不回来的东西该去的地方。

我父亲叫我柏蒂，他说我是他的小鸟。

他说我的真名很好听，但那是成年的女士才会用的名字，那种名字意味着身穿上好的丝绸长裙，但没有可以飞翔的翅膀。

“我需要的是有翅膀的名字吗？”

“哦，是的，我觉得是。”

“那为什么你给我起的名字没有翅膀呢？”

接着，他变得认真起来，每当话题稍稍和她沾边儿，他都会如此：“你的名字取自你外公的名字。你母亲觉得，你身上该带有她的家族的印记，这对她很重要。”

“就算他们都不想认识我？”

“是啊。”他笑着说，然后揉了揉我的头发。我总会因为他的这个动作而感到安心，仿佛和他的爱比起来，无论缺了什么都不重要。

我父亲的工作室里充满了惊奇。窗子底下是一张又高又大的工作台，上面摆着一大堆各式各样的弹簧、铆钉、天平、电线、钟表、钟摆和精美的指针。我过去常常在工作室门开着的时候偷偷溜进去，跪在木凳上，在他工作的时候对他的工作台探索一番：把让人好奇的精巧装置翻过来调过去；用指尖在丁点儿大、不经摆弄的零件上轻轻按压；举着不同的金属制品，让它们在太阳光的照射下闪耀。我的问题一个接着一个，他戴着眼镜目不转睛地回答，但他让我发誓，对于我看到的事，不向任何人透露一个字，因为我父亲不仅仅在修理钟表，他还在研究自己的发明。

他的宏伟计划是做出一台神秘时钟，但需要他在工作台上长时间地不断工作，还要经常偷偷摸摸地去大法官法院——那儿是注册和颁发发明专利的地方。我父亲说，有了神秘时钟，我们就发财了。要是钟表的钟摆不需要机械装置就能摆动，哪个有钱人会不想要一台呢？

他说这些话的时候，我郑重地点了点头——因为他说这些的时候是一副一本正经的样子——但实际上，那些普通的钟表同样让我印象深刻。他工作室的墙壁上，挂满了普通的钟表，从地板到天花板，排得整整齐齐。它们嘀嗒嘀嗒的心跳声和钟摆的摇晃总是有种轻微的不和谐。他教我如何给钟表上弦，我就站在房间中央，凝视着时间不尽相同的表盘，听它们啧啧啧地朝我齐声歌唱。

“但是，哪个显示的时间是正确的？”我会问。

“啊，小鸟，你应该问：哪个显示的不正确？”他解释说，没有正确的时间。时间是个概念：它没有结束，也没有开始；你看不见它，听不见它，也闻不见它。当然，时间是可以衡量的，但没有什么字眼能用来确切地解释它。至于“正确的”时间，那不过是人们同不同意的问题。“你还记得火车站月台上的那个女人吗？”他问道。

我说我记得。一天早上，我父亲在伦敦以西的一个火车站修理车站大钟，而我在一边玩儿。我注意到，售票处的墙上挂了一块小一些的钟表。我不玩儿了，盯着两块截然不同的表盘看来看去。这时，一个女人走到我的身边。她指着那块小一些的表盘解释道：“那块显示的是实际时间。而那一块，”她眉心微锁，看着我父亲刚刚上完弦的大钟，“显示的是伦敦时间。”

我因此知道，虽然我不能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但我肯定可以在两个不同的时间，出现在同一个地方。

不久之后，我父亲提议去趟格林尼治，那里是“子午线的家”。

格林尼治子午线。新的词汇就像是一道咒语。

“时间从这条线开始，”他继续说道，“从北极到南极，它把地球一分为二。”

这话听来令人印象深刻，我孩童时代的想象力又极其丰富，这让我觉得，现实难免会让人失望。

到达目的地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片被精心照料的草坪和一座宏伟的石头建造的宫殿，地面上没有我想象的那条巨大、参差不齐的裂缝。

“就在那儿，”他伸直了胳膊指给我看，“就在你面前，一条直线，经度为零。”

“可我什么都没看见。我只看到了……草。”

听了我的话，他哈哈地笑了起来，揉乱了我的头发，问我愿不愿意去看看皇家天文台的望远镜。

在母亲去世前的几个月里，我们去过好几次格林尼治，都是走的泰晤士河。坐船往返的途中，父亲教我读书识字，教我辨别河水是涨是落，教我读懂同行旅客的表情。

他教我通过太阳判断时间。他说，人类历来对天上那又大又圆、炽热无比的太阳感到着迷：“因为它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温暖，还带来了光，我们的灵魂最渴望的东西。”

光。我开始看着春日里树上的光，注意到新生的娇嫩树叶在光的照耀下变得透明起来。我观察着光如何在墙上投下阴影，如何令水面变得似真似幻，如何在穿过锻铁栏杆时，在地面上留下耀眼的丝网。我想触摸它，这个奇妙的工具，用指尖握着它，就像是握着父亲工作台上那些不大点儿的小东西一样。

捕捉光成了我要干的大事。我找到一个空的小铁罐，盖子和铁罐之间有铰链连着。我还找来一个钉子，用父亲的一把锤子在铁罐顶部凿了几个小孔。我把这个小玩意儿拿到外面，在我能找到的阳光最明媚的地方坐下来等着，直到铁罐的顶部晒得烫手。唉，可等我掀开盖子时，发现没逮着闪闪发亮的光，生锈的旧铁罐里不过空空如也。

麦克夫人过去常说，屋漏偏逢连夜雨——这说的可不是天气，不过我花了好长时间才弄明白，这话是用来说祸不单行的。

母亲过世后，我和父亲的日子开始祸事连连。

首先，我们不再去格林尼治了。

其次，我们见到耶利米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是父亲的朋友，那种在同一个村子里长大的发小。我母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偶尔会来访，因为我父亲有时会把他当作学徒带在身边，一起修理火车站的大钟。但凭着小孩的本能，我隐约知道，父母会因为耶利米而闹得关系紧张。我记得父亲会安抚母亲，向她保证说“他就这么些本事，已经尽力了”或者“他没有恶意”，还会提醒她，虽然耶利米身上有诸多不是，但他是“好人，真的，很上进的”。

不可否认的是，说他上进倒是真的：耶利米绝不错过任何他能遇到的机会。他做过旧货商、硝皮匠[8]，还一度认准自己能借着上门推销发大财，那时他卖的是斯氏芳香含片，据说有使“男性持久力惊人”的功效。

母亲去世后，父亲陷入悲伤的泥潭不可自拔，耶利米便开始带他下午出去好长时间，两个人天黑后才跌跌撞撞地回来，父亲迷迷糊糊地挂在朋友的肩膀上。然后，耶利米就在我家客厅的沙发上睡一晚，第二天再“帮”我们脱离困境。

那时，父亲的日子变得越来越闲。他的手开始发抖，而且没法集中注意力。他的活儿越来越少，这让他更加痛苦。不过，耶利米总在他身边支持他。他让我父亲相信，他一直都把时间浪费在了维修钟表上，只有完善他的神秘时钟才有前途可言，如果耶利米给他当经纪人，他俩一定能发财。

房东最终耗尽耐性的时候，是耶利米找关系，帮我父亲在一栋住宅楼租地方住了下来。那栋楼的房间都不大，附近是圣安妮教堂，我们租的房间被尖塔的阴影笼罩着。耶利米似乎认识不少人，总有可以冒险一试的主意和“一点儿小买卖”。监督我父亲去卖专利的，是耶利米；有法警说我父亲欠他钱，开始整天来我家敲门时，告诉我不要担心的，也是耶利米。他说自己认识一个在莱姆豪斯区开赌场的人。我父亲只需要一点点运气就能好起来。

我父亲开始整夜泡在楼下小街那间小酒吧里，天蒙蒙亮的时候才筋疲力尽地回来，一身烟味儿和威士忌味儿，坐在空桌子旁，叼着烟斗，昏睡过去——为了还赌债，他把最后那点儿黄铜零件和铆钉都卖了——到了这个时候，还是耶利米伤心地摇着头说：“你老爸就是不走运。我还从没见过点儿这么背的。”

法警不断来敲门，可我父亲就当没听见。他反而开始迷恋上美国。他的处境糟透了，有这样的念头也合情合理。我们要把悲伤和不幸的回忆都抛下，去新的地方重新开始。“小鸟，去了会有土地，”他说，“还有阳光。那儿的河流也清澈，在那儿，翻地时也不用担心挖到过去什么人埋下的尸骨。”他把我母亲最后的一些衣服都卖了，那是他一直给我留着的；还买了两张低等舱的船票，等着坐下一班船去美国。我们把仅存的那点儿家当都打了包，装进人手一只的小行李箱里。

我们要离开的那个星期很冷，伦敦下了第一场雪。父亲急于为这趟行程尽量多攒些路费。我们整天待在河边，因为最近有一艘补给船在河里翻了船，河边淤泥里埋着的好东西，成了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的战利品。我们一刻不停地干活，从早到晚，无论下雨还是下雪。

在泥里干活让人筋疲力尽，但有天晚上，我比平时还要累，我倒在床上，身上都湿透了，怎么也起不来。突然间，我觉得头晕目眩，浑身都疼，一阵阵发冷，身子又重又沉。我的额头滚烫，牙齿却直打战。我开始感到昏天黑地，就像是有人用帘子把天地都给遮了起来。

我觉得自己漂浮着，像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中一条漂浮不定的小木船。我时而听到父亲的声音，时而听到耶利米的声音，但他们短暂的只言片语过后是大段大段的梦境，生动逼真的故事在我的脑海中浮现，怪异，又奇特。

我烧得越发厉害，感觉房间里都是阴影和高矮不一的妖怪。它们在墙上摇摇晃晃地爬来爬去，疯狂的眼睛瞪得大大的，伸着尖尖的爪子来抓我的被子。我翻来扭去地躲着它们，床单都被我浸湿了，嘴里好像还念叨着什么性命攸关的咒语。

一些话像烧热的针头一样扎着我，把我从幻觉中拉了回来，都是些熟悉的字眼，比如医生……发烧……美国……那些曾经对我有意义又重要的字眼。

然后，我听到耶利米说：“你必须走。法警还会回来，他发誓说这次要把你关进监狱，或者比那还要更糟。”

“可这孩子，我的小鸟——她这样子没法上船。”

“把她留在这儿。你安顿好之后派人来接她。总有人会收一笔小钱，照看这孩子的。”

我的肺、我的嗓子、我的脑袋都一边使劲地灼烧着，一边想要齐声大喊“不！”，可我也不知道这个词是不是从我的嘴里冒了出来。

“她没我不行。”我父亲说。

“那更糟糕，要是法官让你以命抵债呢？”

我想大声喊出来，想要伸手抓住父亲，想黏着他再不撒手，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但没用的。怪物又把我拖了回去，我什么都听不到。白昼被黑夜吞噬，我的小木船再次驶入疾风骤雨的大海。

这是我最后的一丝记忆。

等我清醒过来，发现已经是早上了，屋外亮堂堂的。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窗外的鸟叫。不过，那些鸟不同于伯奇伍德庄园的鸟，它们是用鸣叫声欢快地迎接清晨的到来；也不同于在我们那栋富勒姆的小房子筑巢的鸟——它们把巢筑在了我们家的窗台底下——那是一大群叫声嘈杂刺耳的鸟，数以百计，在用我听不懂的鸟语粗声粗气地抗议、嘲讽。

教堂的钟声响了，我立刻听出来那是圣安妮教堂的钟声，但又莫名地不同于我所熟悉的钟声。

我成了失事船只上的水手，被冲上了一片异域的陌生海岸。

接着，我听到有人在说话，是一个我不认识的女人的声音：“她醒了。”

“爸爸。”我试着开口，但喉咙干得只让我发出来一个气音。

“嘘……乖，好了，”那个女人说道，“乖，好了。有麦克夫人在呢。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微微睁开眼睛，发现一个庞大的身影笼罩着我。

除此之外，我看见我的小行李箱放在窗边的一张桌子上。有人把它打开了，我的衣服整齐地堆放在箱子旁边。

“你是谁？”我出声问道。

“哎呀，我当然是麦克夫人啊。这个小伙子是马丁，那边的是船长。”她的声音是欢快的，但透着些不耐烦。

我环顾四周，很快意识到周围的陌生环境，以及她指着的陌生人是哪两个。“爸爸呢？”我开始哭喊。

“嘘！老天爷！小丫头，你没必要又哭又闹。你很清楚你爸爸去了美国，等他准备好了就会派人来接你。在此期间，他请麦克夫人照看你。”

“我在哪儿？”

她笑了：“哎呀，小丫头！你现在当然在家里，别再大喊大叫了，不然你这漂亮的小脸蛋儿会叫风给吹变样的，那可就不漂亮了。”

于是，我再一次降生到这人世间。

一次是降生在我父母居住的小房间里，我们在富勒姆的家。那是一个清新的夏夜，圆月当空，星辰闪耀，窗外的河流像一条周身闪着光芒的蛇。

另一次是降生在麦克夫人的房子里，我那时七岁。她家楼下是鸟类商店，位于科文特花园一带被称作七晷区的地方。

第六节 2017年夏

埃洛蒂下班回家时，贝里夫人被蜀葵花和飞燕草围绕着。位于大厅后面的花园敞着门，埃洛蒂可以看到年迈的房东太太正在审视着那些盛开的花朵。贝里夫人的眼镜片差不多和可乐瓶的玻璃一样厚，要是不戴眼镜，她连方片和红桃都分不清，可让埃洛蒂始终感到惊奇的是，一到处理那些花卉上的小虫子时，贝里夫人的眼神儿堪比神枪手。

埃洛蒂没有直接上楼，而是穿过大厅，停在门口。大厅里，贝里夫人的祖父留下的那块钟表仍旧在轻柔、耐心地任凭时间在钟摆的挥动间流过。“你赢了吗？”

“坏家伙。”贝里夫人一边喊道，一边把一只圆滚滚的绿色毛毛虫从一片叶子上摘下来，还举起来给埃洛蒂远远地看上一眼。

“偷偷摸摸的小恶魔，还贪吃——贪吃得可怕。”她把祸害花卉的坏家伙扔进一个旧果酱瓶，那里面还装了一点儿其他的祸害。“想不想喝点儿什么？”

“来一杯吧。”埃洛蒂把背包放在水泥台阶上，朝夏日的花园里走去。先和贝里夫人简短聊聊——毕竟是星期五嘛；然后再开始处理录像带，怎么说她也已经答应了佩内洛普。

贝里夫人把那瓶虫子放在了苹果树下那张优雅的铁艺桌上，然后她的身影消失在厨房里。八十四岁的人了，精神却异常矍铄，她把这归功于没去考驾照：“可怕的机器，还污染环境。瞧瞧那些人，开着那玩意儿乱冲乱撞！太可怕了。还是走路的好。”

她从厨房拿了个托盘出来，上面放了一大罐冒着气泡的橘色饮料。去年，贝里夫人和她那群水彩画友一起去了托斯卡纳旅行，自此便喜欢上了阿贝罗鸡尾酒。她给两个玻璃杯斟满酒，隔着桌子递给埃洛蒂一杯：“敬您！”

“干杯。”

“我今天把您的邀请函都寄出去了。”

“这是个好消息。至少，对于我的教派是个好消息。”

“我最近读诗的时间更多了些。有一首罗塞蒂[9]的诗让人感到很愉快——读起来像是触到了莫里斯舞[10]的裙摆，诗中写了孔雀、水果和宁静的海……”

“听上去妙极了。”

“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东西。对你来说太微不足道了。我更喜欢丁尼生[11]。‘若我被爱着，如我渴望的那样，就算地球再大，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再广，我又有何所惧——若被你爱着？’”她面带微笑，一只手抚上胸口，“哦，埃洛蒂，多么真实！多么自由！只要知道爱是什么，生活之中再无所惧，多么快乐啊。”

埃洛蒂发现自己点着头，和贝里夫人一样兴奋：“真美好。”

“是吧？”

“阿拉斯泰尔的母亲考虑要在婚礼上朗诵一小段诗，大致是说生活就像生与死之间的邪恶之地……”

“哼！那和她有什么关系？”

“嗯，我想，没什么关系。”

“不管怎样，关键不是那首诗。关键是无论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在人们身上，有人爱就意味着有人保护。”

“你认为真是这样吗？”

贝里夫人笑了：“我告诉过你我是怎么认识我丈夫的吗？”

埃洛蒂摇摇头。贝里先生在她搬进阁楼那间公寓之前就去世了。不过，她看过他的照片，很多照片，上面的男子笑容灿烂，戴着眼镜，光溜溜的脑袋上只有一圈白发。这些照片在墙上挂得到处都是，还摆在贝里夫人公寓里的餐边柜上。

“我们当时还是孩子。他那时候姓伯恩斯坦。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开始的时候，他从德国坐火车来到英国。儿童撤离行动[12]，你知道吧？我的父母报了名，可以收养孩子。于是，1939年6月，托马斯就被送来了。我还记得他到我们家的那一晚：我们打开门，他独自一人站在门口，两条腿瘦得皮包骨头，手里拎着一个破旧的手提箱。他是一个有趣的小家伙，黑黑的头发，黑黑的眼睛，一个英语单词都不会说，一直客客气气的。他坐在餐桌旁，把我母亲胡乱做的德国酸菜都吃了，然后被领到了楼上，我父母给他专门腾出了一个房间。当然，我对他特别感兴趣——我曾经多次央求父母，说我想要有个兄弟——当时，隔开我和他的房间的那面墙上有个缝，那原本是个老鼠洞，但我父亲一直没抽出时间把它修补上。我就从那个缝里偷看他，也就知道了他每天晚上都会躺在我母亲给他准备的床上，但等到外面的灯光都熄灭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他就会拿着毯子和枕头爬到衣柜里睡觉。我想我是因为这个才爱上了他。”

“他来我们家的时候，随身带着一张照片，被包在他父母的一封信里。他后来告诉我，他妈妈把这封包着照片的信缝在了他的夹克衫衬里，这样就不会在路上被弄丢了。那张照片他保存了一辈子。照片上，他的父母衣着考究，他夹在父母中间，看起来是个快乐的小家伙，根本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他的父母都死在了奥斯威辛，我们是后来才知道的。我刚满十六岁就和他结了婚，我们俩一起去了德国。战后的生活到处混乱不堪，即便战争结束了，仍然有很多恐怖的事情需要去梳理。他很勇敢。我以为总有一天他失去的一切会使他备受打击，但我并没有等到那一天。”

“当我们得知我们不会有孩子时；当他最好的朋友和生意伙伴骗了他，我们看起来可能要破产时；当我发现我的乳房里长了一个肿块时……他始终那么勇敢，那么有韧劲。我觉得，他像是打不倒的小强——现在似乎时兴这么说。并不是他对这些事没有感觉——很多时候，我都会看到他哭泣——但他会把失望、艰辛和悲伤都消化掉。每一次，他都会重新站起来，然后继续前行。他不是那种拒绝承认自己身处逆境的疯子，而是那种接受生活本就不公的人。人生在世，唯一真正的公平，就是生活中的不公平。”她斟满她们的酒杯，“我告诉你这些，不是因为我想要回忆过去，也不是因为我想要在星期五的落日余晖中给我的年轻朋友讲述悲伤的故事。我只是，我想让你明白。我想让你看看爱会给人多大的安慰，共度一生、真正地分享生活中的点滴是什么样子。生活有一道道的围墙，这是不可避免的，抛开这一点，没有多少东西值得在意。因为这个世界纷繁嘈杂，埃洛蒂，虽然生活充满了喜悦和惊奇，但也有邪恶、悲伤和不公。”

埃洛蒂想不出该说点儿什么。贝里夫人的人生智慧是在艰难困苦中得来的，对此表示完全赞同会显得油嘴滑舌，而且就凭自己这点儿生活阅历，她又能给这位八十四岁高龄的忘年交的生活感悟补充些什么呢？贝里夫人似乎也不指望埃洛蒂会有什么回应。她小口地抿着酒，视线越过埃洛蒂的肩膀落在她的身后，不知在想着什么。于是，埃洛蒂自己也陷入沉思之中。她意识到一整天都没接到阿拉斯泰尔的电话了。佩内洛普在通话时说，他和纽约的董事会开了会，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也许，他和同事一起出去庆祝并购的事了？

埃洛蒂仍然不能完全确定阿拉斯泰尔的公司是做什么的。应该是和收购有关的。他不止一次地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一切都在于整合，把两个实体合并起来，合并后价值会提升——但埃洛蒂想不明白的问题往往都是小孩子才有可能问的。在她的工作中，收购指的是物品的交付和所有，涉及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可以握在手里的，可以凭借上面的每一处标记讲述一段故事的。

“托马斯临终的时候，”贝里夫人接着往下说，“差不多就快不行了的时候，我开始担心起来。我非常担心他会感到害怕，我不想让他一个人走。晚上，我梦到的都是那个独自站在我家门口的小男孩。我什么也没说，但我们一直能明白对方的心思。有一天，他转过头对我说，从我们相遇的那天起，生活中就没有什么事让他害怕过。这些话不是他一时兴起才说给我听的。”她的眼中闪烁着光彩，声音里充满了惊叹，“你听到了吗？生活中没有什么事能让他感到害怕，因为他知道我有多爱他。”

埃洛蒂一时哽咽：“要是我能认识他就好了。”

“我也希望你们俩能认识。他会喜欢你的。”贝里夫人猛地喝了一大口酒。一只八哥落在隔开两人的桌子上，热切地盯着那罐小虫子，然后大叫一声，飞到了苹果树上，在树干上继续觅食。埃洛蒂和贝里夫人笑了起来。“留下来吃晚饭吧，”她说道，“我给你讲点儿高兴的事，我和托马斯有一次无意间买了一个农场的事。然后，我要把你打得落花流水。牌我都洗好了，一切都准备就绪了。”

“哦，贝里夫人，我真的很想留下，但是今晚不行。”

“连打牌都不能让你留下吗？”

“恐怕不行，有件事已经拖到最后期限了。”

“还要工作？你要知道，你太辛苦了。”

“这次不是工作，是婚礼的事。”

“婚礼的事！老实讲，现在的人把事情都搞得那么复杂。除了两个人彼此相爱，再加上有人听他们这么说，还需要什么呢？要是我，连后面那条都是多余的。如果时光能倒流，我就跑到托斯卡纳去，找一个山顶上的中世纪村庄，站在村子边上，迎着太阳，戴着金银花编的花环，向托马斯许下我的结婚誓言。然后，我就找瓶让人快活的上好的基安蒂红酒[13]，开怀畅饮。”

“婚礼不就该这样吗？”

“小嘴儿可真甜！”

上了楼，埃洛蒂踢掉鞋子，打开了窗户。夏天，贝里夫人花园里的金银花贴着房子后身的砖墙恣意生长，花香在温暖的午后微风中飘荡，整个公寓都香气四溢。

她跪在地上，打开手提箱，里面是父亲给她装起来的录像带。埃洛蒂认出这个手提箱大约是他十二年前买的。那一年，她说服他去维也纳参加古典音乐巡回演出。手提箱看起来旧了不少，里面装着这么珍贵的东西，出行时也就不会再选它。没人会猜到，这里面装着他的心，埃洛蒂觉得父亲也是这么想的：最好能把它保管好。

里面至少有三十盘录像带，都贴着标签，按日期、音乐会、地点和曲目被父亲一丝不苟地做了标注。多亏贝里夫人，埃洛蒂才能弄到伦敦最后一台录像机。现在，她把录像机和电视通过后面的插孔连接起来。她随手拿了一盘录像带，放进了录像机。她突然觉得紧张起来。

房间里立刻响起了音乐，因为录像带之前没有播放完，这次也就不是从头开始的。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的特写，著名的大提琴独奏家，也是埃洛蒂的母亲。她还没开始演奏，怀里抱着大提琴，琴头靠在她的脖颈上，管弦乐队在她身后进行着演奏。视频中的她还很年轻。她的下巴微微抬起，看着指挥，长发在肩头和后背上披散开来。她等待着。舞台灯光照亮了她一侧的脸庞，另一侧脸庞则掩藏在阴影中，形成强烈的反差。她穿着一条黑色的裙子，是绸缎的，有细细的绑带，露出她匀称却看似强壮的手臂。除了样式简洁的金色婚戒，她没有佩戴珠宝首饰。她的手指安放在琴弦上，摆好了姿势，准备演奏。

现在，屏幕上出现的是指挥，一个戴着白色领结、身穿黑色外套的男人。他的动作让管弦乐队停了下来。在沉寂了几秒钟后，他向劳伦·阿德勒点了点头。她吸了一口气，然后，开始和她怀中的大提琴共舞。

在埃洛蒂读过的关于她母亲的众多文章中，有一个形容词反反复复出现：阿德勒的才华是令人赞叹的。这是评论家们的一致观点。她是为演奏大提琴而生的，每首乐曲，无论多么广为人知，都会在她的手中获得新生。

埃洛蒂的父亲保存着所有的讣告，但尤其偏爱《泰晤士报》上的那篇，还把它装进相框，挂在那面满是母亲舞台照的墙上。这篇讣告埃洛蒂读过很多遍，有一段话深深印刻在她的记忆中：“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在于她能将平凡的体验扯开一条细缝，让人们从中瞥见纯粹、透彻和真理。这是她对观众的馈赠。通过劳伦·阿德勒的音乐，观众感受到的是令虔诚的信徒呼唤上帝之名的那种奇迹。”

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这次演出的信息：1987年，皇家阿尔伯特音乐厅，《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作品104号。埃洛蒂在笔记上快速记了下来。

母亲现在正进行着独奏，管弦乐队一动不动地坐在她身后——一群面无表情的女人和戴着黑框眼镜的男人，面孔都是模模糊糊的。大提琴那动人心弦的音符流泻而出，埃洛蒂感到脊背一阵战栗。

劳伦·阿德勒认为录制下来的表演是没有生命的。她在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时这样说过。采访中，她还描述了现场表演，说现场表演是恐惧、期待和喜悦交织的悬崖，是观众和表演者之间共享的独特体验。可一旦录制下来，那就成了一成不变的东西，这种体验便失去了所有的力量。但是，对于埃洛蒂来说，录像是她所能拥有的一切。对于作为音乐家的母亲，她没有丝毫记忆。她曾被领着去看过一两次母亲的演出，但那时她还太小。当然，她也听到过母亲在家里练琴，但埃洛蒂实际上并不记得自己听过母亲的专业演奏——也就不足以让她在听其他音乐家在音乐会上的演奏时，把他们和母亲的演奏区分开。

她绝不会向父亲坦白这些。按照她父亲的想法，埃洛蒂把那些记忆都藏在了心底；而且，这些记忆是她固有的一部分。“你妈妈怀孕时就常常为你演奏，”他一遍一遍地告诉她，“她常说，人的心跳是一个人听到的最初的音乐，每个孩子都生来就知道，母亲的那首乐曲有着怎样的节奏。”

他经常和埃洛蒂说起这些，就好像她和他一样记得这些往事。“还记得她为女王演奏时，观众在终场前起立鼓掌三分多钟吗？还记得她在BBC逍遥音乐会[14]上演奏巴赫大提琴组曲全部六首的那晚吗？”

埃洛蒂不记得。她根本不了解自己的母亲。

她闭上了眼睛。父亲也是个问题。他的悲伤无处不在。劳伦·阿德勒去世时留下的那道裂痕，他从未让它愈合——甚至都不去尝试——他暗自悲伤，他放不下她，这让那道裂痕一直血淋淋地敞开着。

有一天，那是意外发生的几个星期后，几位好心的女士来吊唁，在她们朝自己的车子走去时，埃洛蒂在花园里无意中听到她们的对话。“好在孩子还这么小，”在她们走到前门时，其中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说，“等她长大也就会忘了，她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

片面地看，她们是对的：埃洛蒂已经忘记了。她自己记得的东西太少，无法填补母亲去世后留下的那处空白。但她们说得也不对，因为埃洛蒂清楚地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别人容不得她忘记。

现在她睁开了眼睛。

外面黑乎乎的，夜幕被放了下来，黄昏被晾在了一边。公寓里，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是凝住的，扬声器里发出嘶嘶的声响。埃洛蒂并没注意到音乐什么时候停了。

她从靠窗的座位上爬起来，弹出录像带，又挑了一盘放进录像机。

这盘录像带的标签上写着：《莫扎特C大调第三号弦乐五重奏》作品K515号，卡耐基音乐厅，1985年。埃洛蒂站着看了几分钟开场白。这段视频是以纪录片的形式拍摄的，起初介绍了五位年轻弦乐演奏家的生平——三女两男——齐聚纽约，共同演出。解说员依次介绍着每位演奏家，画面上是她的母亲在排练室里的场景，她和其他人一起哈哈大笑，因为一位黑色卷发的小提琴演奏家在拿自己的领结开玩笑。

埃洛蒂认出他是母亲的朋友，就是这位美国小提琴演奏家在两人出车祸那天开车从巴斯回伦敦的。她隐约记得他：他和家人从美国来伦敦时曾到她家吃过一两次饭。当然，意外发生后，一些报纸上的文章里也刊登了他的照片。他也是结了婚的，她家里还留着几盒照片，但父亲从未整理过。

摄像头对着他拍摄的那段，埃洛蒂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试图决定自己对这个人应该作何感受，毕竟是因为这个人，她的母亲就在不知不觉中永远离开了她，可他却会永远和劳伦·阿德勒联系在一起了，因为他们一起丧了命。但是，她能想到的只有他看起来真年轻，真有才华。贝里夫人说得真对，人生在世，唯一公平的一点就是不公可能会落在任何人的头上。不管怎么说，他也扔下了年纪轻轻的家人。

现在，屏幕上是劳伦·阿德勒。所有报纸专栏文章里的话都是对的：她太让人惊艳了。埃洛蒂一边看着音乐会上的五重奏表演，一边匆匆记着笔记。她考虑着，在婚礼上选用这一曲目会不会是个不错的决定。如果是的话，佩内洛普她们可能会选哪几段。

这盘录像带放完了，她又开始播放另一盘。

1982年，母亲和伦敦交响乐团演奏的《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作品85号的录像带正播放到一半，埃洛蒂的电话响了起来。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很晚了，她的第一反应是父亲出了什么事，但结果是皮帕打来的。

埃洛蒂想起，在国王十字火车站附近那家出版社有图书签售会，她的朋友可能正在回家的路上，想要边走边聊。

她的拇指悬在接听键上犹豫了一下，铃声便停了。

埃洛蒂考虑了一下要不要拨回去，然后便把电话静音，扔到了沙发上。

楼下的街道上传来一阵笑声，埃洛蒂叹了口气。

那天早些时候和皮帕见面时的些许不安依旧挥之不去。对于那张身穿白色连衣裙的维多利亚女人的照片，埃洛蒂有种占有欲，但又不止于此。现在，坐在房间里，听着母亲的大提琴演奏出的悲伤旋律，她知道自己的不安还因为皮帕谈论这些录像带的方式。

在佩内洛普第一次建议要在婚礼上播放劳伦·阿德勒的录像片段时，埃洛蒂和皮帕就谈论过这个话题。当时皮帕就在想，埃洛蒂的父亲是否会对此有所保留，因为他几乎每每谈起埃洛蒂的母亲都会有些激动。坦率地说，埃洛蒂也担心这一点。结果，他私下里却对此感到高兴。他也像佩内洛普一样，觉得既然埃洛蒂的母亲无法到场，播放录像的做法也不错。

今天，埃洛蒂在说起这个话题时并没有避而不谈，皮帕却揪住问题不放，问埃洛蒂是否同意这样做。

现在，看着劳伦·阿德勒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那段令人痛彻心扉的尾声，埃洛蒂在想，皮帕这样做也许事出有因。说起她俩这对好朋友，皮帕一直都是活力十足的那一个，注意力往往也就聚集在她的身上，而埃洛蒂生来羞涩，更喜欢作陪衬。这一次，埃洛蒂有如此显赫的母亲，也许这让皮帕感到愤愤不平了？

即便只是升起这么个念头，埃洛蒂都为此感到羞愧。皮帕是她的好朋友，甚至现在还忙着给埃洛蒂设计婚纱。她从来都没做过哪件事，让埃洛蒂觉得她嫉妒埃洛蒂有什么样的父母。实际上，从不对劳伦·阿德勒表现出特别兴趣的人很少，偏偏皮帕就是其中一个。人们一旦知道埃洛蒂和劳伦·阿德勒的关系，就不能免俗地问这问那，就好像有关劳伦·阿德勒的天赋和悲剧，他们可以从埃洛蒂那里打探出什么来。对此，埃洛蒂已经习惯了。但皮帕不会那么做，虽然这些年她也问了很多关于埃洛蒂母亲的问题——埃洛蒂是否想念她，是否还能记起她母亲去世前的许多事——但她的关注点仅限于劳伦·阿德勒作为母亲的那一面。仿佛音乐和声望虽然也很有趣，但就所有重要的方面而言都是无关紧要的。

演奏《埃尔加大提琴协奏曲》的录像带播完了，埃洛蒂关掉了电视。

没有阿拉斯泰尔在身边坚持说“周末就该睡懒觉”，她计划早点儿起床，沿着泰晤士河向东好好走上一段路，在舅姥爷蒂普开店之前到他那儿。

她洗了个澡，爬上床，闭上眼睛，竭力让自己睡着。

夜里依然温暖，她却觉得不踏实。莫明的焦虑在她的头顶盘旋，像只蚊子似的，要趁机在她身上叮一口。

埃洛蒂翻了个身，转回来，然后又翻了个身。

她想到了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托马斯，想知道一个人的爱是否真的能抚慰人心，减轻另一个人的恐惧，即便是像贝里夫人这么一个小巧玲珑的人——她年轻时只有五英尺[15]高，却精瘦结实。

让埃洛蒂害怕的东西有很多。她在想，另一个人的爱是否需要些时日才能积蓄出这种力量呢？在清楚了阿拉斯泰尔的爱之后，她是否会自然而然地发现自己变得无所畏惧了呢？

他对她的爱是那样的吗？她要怎样才能弄清楚呢？

父亲对母亲的爱显然是那样的，但这份爱没有使他变得勇敢。失去了她，父亲开始变得怯懦。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也深深地爱着一个人，但那份爱使他脆弱。我爱她，我爱她，我爱她，若是无法拥有她，我一定会疯掉，因为要是没有她在我身旁，我害怕……

她。埃洛蒂想到了照片中的女人。但是，不对，那是她自己的执念。还没有什么能把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和拉德克利夫联系在一起。那张照片出现在他的书包里，这是当然的，但镶嵌照片的相框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的。不，拉德克利夫那段话写的是弗朗西斯·布朗，他的未婚妻。众所周知，因为她的死，拉德克利夫把自己逼入了死亡的绝境。

若是无法拥有她……埃洛蒂翻身躺在床上。对已经和他订婚的女人写下这样的话是件奇怪的事。订婚本身不就意味着他拥有了她吗？她已经是他的人了。

除非在他写那张纸条时，弗朗西斯已经死了，他当时身处痛失所爱的深渊。她父亲也深陷其中。那栋房子也是拉德克利夫在弗朗西斯死后画的吗？真有那么一栋房子吗？也许，他在未婚妻去世后，住在那里休养？

埃洛蒂思绪万千，长着黑色羽毛的小鸟在她的头上盘旋，而且越来越近，她已经完全蒙了。

父亲、母亲、婚礼，照片中的女人，素描中的房子，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和他的未婚妻，贝里夫人和她的丈夫，独自站在门口的德国小男孩；生活，恐惧，死亡……

埃洛蒂发现自己的思绪已经开启了可怕的夜间循环模式，她不再想了。

她掀开床单下了床。她不是第一回这样了。她非常清楚，自己睡不着了，不妨做些有用的事。

窗户仍旧开着，夜幕下的城市听上去让人觉得十分惬意，这种感觉并不陌生。马路对面，一片漆黑。

埃洛蒂打开灯，泡了杯茶。

她把另一盘录像带放进录像机。这盘录像带上的标签写着：《巴赫G大调第一号组曲》，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1984年。她盘腿坐在老式天鹅绒扶手椅上。

时钟嘀嗒作响，午夜已过，新的一天悄悄来临。埃洛蒂按下了播放键，看着一个美丽年轻的女人走上舞台，整个世界都臣服在她的脚下。她抬手向鼓掌的观众致意，然后，她拿起她的大提琴，开始施展她的魔法。

第七节

埃洛蒂的舅姥爷住在哥伦比亚路尽头的一个花园洋房里。他是个怪人，深居简出。不过，她母亲还在世的时候，舅姥爷常常会在周末来家里吃午饭。那时，埃洛蒂还是个小孩子，她会觉得他有点令人吃惊；即便是那会儿，他也显得老迈，她清楚地知道他的眉毛又粗又密，手指长得像豆角；她还知道，要是午餐的谈话内容变成了他不感兴趣的话题，他会如何烦躁不安。但是，那时的埃洛蒂也许会去摸餐桌上的蜡烛，把指尖贴在熔化的蜡上，然后等熔化的蜡冷却后，再把它们一层层剥去。要是她因此受到训斥，就没人和蒂普舅姥爷说话了。这时，他会悄悄地在亚麻桌布上放一大堆东西，把它们摆成复杂的图案，等玩够了，就对这堆东西置之不理。

埃洛蒂的母亲一直很喜欢这位舅姥爷。她是独生女，和舅舅很亲近，因为在她小的时候，舅舅曾搬去她家住了一年。“她常说，他和其他成年人不一样，”埃洛蒂记得父亲告诉过她，“她说，你的蒂普舅姥爷就像是彼得·潘，是个怎么也长不大的小男孩。”

母亲去世后，埃洛蒂自己认识到了这一点。在向她表达善意的所有大人里，只有蒂普的表达方式最特别——他把他的陶瓷魔盒送给了她。魔盒表面嵌满了许多奇异的贝壳和鹅卵石，碎瓷片和闪亮的碎玻璃——全都是小孩子才会注意到的东西，大人根本不会留意这些东西。

“什么是魔盒？”埃洛蒂问他。

“它有一点魔力。”他回答道。成年人在说到这样的话题时，脸上常常挂着宠溺的微笑，但蒂普并没有露出这样的笑容。“这是送给你的。你有什么宝贝吗？”

埃洛蒂点了点头，想起那枚小小的黄金图章戒指，是圣诞时她母亲给她的。

“嗯，现在你有地方把宝贝放好了。”

在其他人都专注于自己的悲伤情绪时，蒂普能来找她，完全是出于好意。从那以后，他们没怎么联系过，但埃洛蒂从未忘记他的好意，所以希望他能来参加自己的婚礼。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在她沿着河道漫步时，埃洛蒂很高兴能在这样的清晨出来走走。她最后在棕色的天鹅绒椅子上睡着了，夜晚在她破碎不堪的梦境和时不时的惊醒中过去了，直到她和黎明的鸟儿一起醒来。现在，她走到了哈默史密斯桥附近，她意识到，自己还没摆脱昨晚的后遗症：她的脖子落枕了，脑袋里始终有一段大提琴的旋律在回荡。

一群海鸥在附近的一片水面上盘旋。远处的船屋旁，划船的人早早出发，免得浪费这样的好天气。埃洛蒂在桥上一根灰绿色的柱子旁停下来，靠着栏杆，看着桥下的泰晤士河一边流淌，一边打着漩儿。每次从这座桥上走过，埃洛蒂都会想到，1919年，查尔斯·伍德中尉从这里跳下去救一个溺水的女人。那个女人幸免于难，但伍德在救她时受了伤，最后死于破伤风。这样的命运似乎特别残酷：他这个英国皇家空军战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活了下来，却在和平时期因为见义勇为丢了性命。

她走到切尔西堤岸时，整个伦敦都苏醒了过来。埃洛蒂走到了查令街的铁路大桥，然后在皇家法院那站赶上了26路公交车。她在顶层的前排找了个座位。她小时候就喜欢坐在双层巴士的前排，如今，童年时代的这点乐趣仍然让她感到高兴。26路公交车沿舰队街一路驶入伦敦金融城，途经被称作老贝利的中央刑事法院和圣保罗大教堂，沿着针线街行驶，然后在主教门转弯向北驶去。像往常一样，埃洛蒂想象着这些街道在19世纪时都是什么样。那时候，伦敦是詹姆斯·斯特拉顿的天下。

埃洛蒂在肖尔迪奇大街下了车。在铁路大桥底下，一群孩子正在上嘻哈舞蹈课，他们的父母捧着咖啡杯站在周围。她穿过马路，然后穿过后街，转过拐角，走上哥伦比亚路。那条街上的商店刚刚开始营业。

哥伦比亚路是具有伦敦特色的一条街道，充满活力，却隐秘难寻：一排窄窄的砖砌露台，配上五颜六色的店面，有蓝绿色的、黄色的、红色的、绿色的和黑色的，店里可以买到复古的服装、工匠制作的珠宝、手工艺珍品和杂七杂八的精美仿古商品。每到星期天，这里会有花市，空气中香味弥漫，到处是艳丽的花朵，喧嚣的人群摩肩接踵，寸步难行。但今天这会儿，街上几乎空荡荡的。

蒂普家那栋楼的一侧有个铁门，里面有条小路，两旁长满了紫罗兰，小路直通后花园。门外砖砌的白色柱子上刻着黑色字母和一根伸出来的手指，示意要进入“花园洋房”得朝着手指的方向走。铁门是开着的，埃洛蒂推门走了进去。小路的尽头是花园最里面的一角。那里有个小棚子，门的上方悬着一块雕刻的牌子，上面写着“工作室”。

工作室的门半开着。埃洛蒂把门推开，和往常一样，映入眼帘的是好大一堆有趣的东西。一辆蓝色的赛车靠在一台维多利亚时代的印刷机上，好几张木制的办公桌贴着墙壁依次排开。桌上放满了过时的小玩意儿：台灯和钟表、收音机和打字机、装老式排字的金属托盘，一样一样地全挤在一起。下面的柜子里装满了形状奇特的备用零件和不可思议的工具。墙壁上挂着一排排油画和墨笔画，要是哪家艺术品商店把这些画挂出来，名声一定会一落千丈。“有人在吗？”她一边往里走，一边喊道。她看到她的舅姥爷就坐在工作室里面那张高高的书桌旁。“你好呀，蒂普。”

他抬眼瞥了瞥，视线越过眼镜的上边框。除此之外，对于外甥孙女跑到他家门口来，他丝毫不感到惊讶：“来得正巧。能把最小号的法伊尔工具刀递给我吗？”

从他指着的那面墙上，埃洛蒂拿到了他要的工具，隔着工作台递了过去。

“这下好多了，”他说道，划了一刀，切口齐整。“那么……你们那儿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吗？”他的口气就好像埃洛蒂一小时前出去买菜刚回来似的。

“我要结婚了。”

“结婚？你不是才十岁吗？”

“现在比十岁要大一点儿。我希望你能来，我给你寄了一张邀请函。”

“是吗？我收到了吗？”他示意埃洛蒂看看离门口最近的那个长凳边上放的一堆报纸。

在一堆煤气费账单和房地产公司发的传单里，埃洛蒂发现了那个米色的棉线信封。信封是佩内洛普挑的，地址也是她写的。信封还没拆。“要我拆开吗？”她扬起手里的信封，问道。

“既然你来了，不妨亲自给我说说重点。”

埃洛蒂坐在长凳上，正对着蒂普：“时间是下个月26日，星期六。什么都不用你做，只管来就行。老爸说，他很乐意开车送你去，然后再送你回来。”

“开车？”

“办婚礼的地方叫索斯洛普，是科茨沃尔德的一个村庄。”

“索斯洛普。”蒂普的注意力放在他要切下去的一条线上，“你怎么选了索斯洛普？”

“我未婚夫的母亲认识的人在那儿有处地方。我从来没去过那儿，但我下周末要去看看。你知道那个地方吗？”

“那儿挺漂亮的，好几年没去了。希望那儿没因为社会进步被糟蹋了。”他在一块日式圆石上磨了磨刀刃，又把刀具举起来对着吊灯看看磨得怎么样，“还是那个小伙子，对吗？大卫，还是丹尼尔——”

“那是丹尼，但不是他。”

“太可惜了，我喜欢丹尼。他对医保的想法挺有趣的，我还记着呢。他还在写他那篇论文吗？”

“据我所知，还在写。”

“写的是关于采用和秘鲁相同的制度吗？”

“和巴西相同。”

“对，是巴西。那这回这个呢，叫什么名字？”

“阿拉斯泰尔。”

“阿拉斯泰尔。也是个医生吗？”

“不，他在金融城上班。”

“做金融的？”

“搞收购的。”

“啊。”他拿着一块软布在刀刃上来回擦拭，“我想这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喽？”

“是的。”

“善良吗？”

“是的。”

“有趣吗？”

“他喜欢开玩笑。”

“不错。挑个能让你笑的人很重要。这是我母亲告诉我的，她什么都知道点儿。”蒂普的刀片在他的创作上划下一条大弧度的曲线，他在雕刻一条河，埃洛蒂可以看见那条曲线刻画出一部分水流，“你知道，你妈妈在婚礼之前也跑来看我。她就坐在那儿，就是你现在坐的地方。”

“她也来催你回复邀请函吗？”

埃洛蒂开了个玩笑，但蒂普没有笑。“可以说，她是来谈你的。她当时刚发现自己怀孕了。”他把他那块油毡展开弄平，沿着顶端边缘，用拇指拨弄着一块精致却不太牢固的小碎片，“当时日子不好过，她身体又不好。我很担心她。”

埃洛蒂隐约记得自己听说过，母亲怀孕的头几个月，早上都会孕吐得厉害。据她父亲说，劳伦·阿德勒没遇到过多少次需要取消演出的情况，但因为怀孕，她曾经取消过一次。“我觉得，他们是不小心才有了我。”

“应该说，是这么回事，”他认同她的说法，“但他们爱你，可以说，这是更重要的。”

三十多年前，母亲还年轻，坐在埃洛蒂现在坐的凳子上，谈论着即将成为埃洛蒂的胎儿。想象这幅画面，让人觉得怪怪的。但这让埃洛蒂生出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她还不习惯把母亲当作同龄人看。“她担心生孩子会结束她的职业生涯吗？”

“这也可以理解。那个时代和现在不同，事情很复杂。她是幸运的温斯顿，你爸爸嘛，他娶她可是高攀了。”

他这么说她父亲，让埃洛蒂很想为父亲说上几句。蒂普的口吻仿佛在说，要是父亲能被征召入伍，也是因为有她母亲在。“我认为，他没觉得自己受了委屈。他以她为荣。他有自己的超前思维。他从没想过因为她是个女人，就应该放弃工作。”

蒂普透过眼镜看着她。他似乎有话要说，但并没有说。两个人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之中。

埃洛蒂感到她对父亲有种保护欲，对自己和母亲也同样有种保护欲。他们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劳伦·阿德勒是独一无二的。父亲并没有受多大的苦难，他不需要别人同情。他喜欢当老师，他告诉过埃洛蒂好多次，教书是他的使命。“老爸总是很有眼光，”她说，“还是个很好的音乐家，他知道，她的才华是另一个层次的，她是属于舞台的。他是她最铁杆的粉丝。”

她的话一说出来，就听着像是老生常谈，但蒂普笑了，埃洛蒂觉得，那股奇怪的紧张感消失了。“他的确如此，”蒂普说，“你这么说，我绝对反驳不了。”

“并非所有人都能成为天才。”

他亲切地朝她微笑着：“难道我还不知道这个理儿？”

“我在看她音乐会的录像带。”

“是吗？”

“我们要在婚礼上播放一段她的演奏，不找人弹管风琴。放哪一段由我来选，但这可不容易选。”

蒂普把他的刀片放下：“我第一次听她拉琴是她四岁的时候，巴赫的曲子。我四岁的时候，穿鞋能分清左右脚，都算是我走运了。”

埃洛蒂笑了。“凭良心说，鞋子是挺难分清楚的。”她坐在长凳上，摆弄着那份婚礼请柬的一角，“看录像时感觉很奇怪。我以为我会感到某种联系——某种认出来的感觉……”

“她去世的时候你还太小。”

“你第一次听她演奏巴赫时，她才多大？和那时的她相比，我不算小。”埃洛蒂摇摇头，“不，她是我妈妈。我应该记得更多些。”

“有些记忆不那么明显。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我记住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即便到了今天，时隔七十七年，从我身边经过的人要是抽烟斗的话，我依然会清楚地记起，我曾经听到过用打字机打字时敲击字母键发出的声音。”

“他过去一边打字，一边抽烟？”

“他在我母亲打字的时候抽烟。”

“难怪。”埃洛蒂的外曾祖母当过记者。

“战前，我父亲晚上要是不用工作，他俩常坐在我们家厨房的一张圆木桌旁。我父亲会喝一杯啤酒，母亲喝点儿威士忌，他们有说有笑，然后母亲继续写她的文章。”他耸了耸肩，“我对那个场景的记忆没有画面，不像电影里那样。从那以后发生的许多事情使我忘记了当时是什么样子的。但是，我一闻到烟斗的烟草味儿，内心就会被一种情感填满：我还很小，感到心满意足，我知道在我迷迷糊糊睡着的时候，父母都在家，两个人待在一起。”他盯着他的刀片，“你的记忆埋在心底某处地方。问题是要弄明白，怎么才能触发那些记忆。”

埃洛蒂想了想：“我记得，晚上睡觉前，她给我讲过故事。”

“对，就是这样。”

“尤其是有一件事，我记得特别清楚。我以为那是写在一本书里的，但老爸说，那是她小时候听别人讲的。实际上，”埃洛蒂挺直了身子，“他说，那是家里传下来的故事，里面讲了一个森林和一栋位于河湾的房子。”

蒂普在裤子上把手蹭干净了：“该喝杯茶了。”

他慢条斯理地朝旁边的凯尔维纳托牌冰柜走去，伸手去拿上面的水壶，水壶表面有溅上去的油漆点。

“你听过那个故事吗？你知道那个故事吗？”

他对着埃洛蒂举起一个空杯子，埃洛蒂点了点头。

“我知道那个故事，”蒂普说，先把一个茶包上的挂绳解开，然后又去弄另一个茶包，“是我给她讲的。”

工作室里很暖和，但埃洛蒂感到手臂的皮肤上泛起一丝凉意。

“你妈妈小时候，我和她们一起生活过一段时间，就是我姐姐比特丽斯家。我喜欢你妈妈，就算离开了音乐，她也是个聪明的孩子。我当时狼狈不堪——工作丢了，爱人分手了，公寓也没了。但小孩子不在乎那些。我身陷绝望的泥沼，喜欢一个人待着，但她不愿看我自暴自弃。我去哪儿，她都跟着，就像你能想象到的最黏人的跟屁虫。我恳求姐姐别让她缠着我，但比娅[16]总是最明智的。我给你妈妈讲那个关于那条河和那个森林的故事，因为这样我就能让她消停一会儿。不然，她就会一直奶声奶气地品头论足、问东问西，没完没了的。”他的笑容里透着宠溺，“想到她把那个故事也讲给你听了，我很高兴。故事就得讲出来，要不然就没了生命。”

“那是我最喜欢的故事，”埃洛蒂说，“对我来说，那都是真的。她过世后，我常常会想起来，晚上还会梦到它。”

水开了，水壶的鸣音仿佛歌声一样。“我小时候也是这样。”

“那个故事是你妈妈讲给你的吗？”

“不是。”蒂普从冰箱里拿出一瓶牛奶，往每个杯子里都倒了些。

“小时候，我从伦敦撤离过。我们都是：妈妈、哥哥、姐姐和我。不是官方的撤离，是我妈妈安排的。我们的房子被炸了，她想办法在乡下找了个地方，让我们安顿下来。那栋老房子很漂亮，里面都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家具——就像是住在那儿的人出去散步了，却再也没回来。”

埃洛蒂想到了她在档案中发现的素描——想到自己觉得那个故事可能是一本插画书里写的，而那幅素描是一张初期绘制的草稿——位于乡间的一栋老房子，里面摆放着家具——那种地方看起来就像是一本维多利亚时代的书，被丢到了书架上，就此被人遗忘，直到下个世纪中叶，被一个小男孩给挖了出来。她几乎可以想象出还是小男孩的蒂普找到它时的样子。“那个故事是你在老房子里看过的？”

“我没看过，不是从书里看的。”

“有人讲给你听的？谁讲的？”

埃洛蒂注意到，在他回答之前，他稍稍迟疑了一下：“一个朋友。”

“你在乡下认识的人？”

“来点儿糖？”

“不用，谢谢。”埃洛蒂想起她用手机拍的那张照片。蒂普还在泡茶，她把手机拿了出来，发现有一通皮帕的未接来电，她在屏幕上划了一下，没管它。然后她找出那张素描画。等蒂普把她的杯子放在她跟前，她把照片递给了他。

他浓密的眉毛挑了起来，他拿起手机：“这是从哪儿弄到的？”

埃洛蒂把那些档案，那个在古董小衣橱里的窗帘下面发现的盒子，还有那个书包的来龙去脉都讲了一遍。“我一看到这幅素描，就突然有种熟悉的感觉，仿佛这里是我去过的地方。然后，我意识到，这是那栋房子，那个故事里讲的房子。”她盯着他的脸，“是那栋房子，对不对？”

“是那栋房子没错，也是战争期间我和家里人住的那栋房子。”

埃洛蒂从心底感到某处地方轻松了。那么，她一直都是对的。这就是故事里的房子。而且，这栋房子是现实中确实存在的。战争期间，她的舅姥爷蒂普曾在那里生活过，当时他还是个小男孩，当地人编了个故事，让他的想象力在故事里无拘无束，再后来，他又在多年后把故事讲给了他的小外甥女。

“要知道，”蒂普说，眼睛依旧盯着那幅素描画，“你妈妈也来问过我这栋房子的事。”

“什么时候？”

“大概是她去世的前一周。我们一起吃了午饭，然后去散步，回到这里时，她问了我在大空袭期间在乡下住的那栋房子。”

“她想知道什么？”

“起初，她只是想听我说说那栋房子。她说，她记得我给她讲过。她还说，在她心里，那栋房子是有魔力的。然后她问我，能不能告诉她那栋房子的确切位置。她还问了地址和离它最近的村子。”

“她是想去那里吗？去干吗？”

“我只知道我跟你说的这些。她来看我，想知道故事里那栋房子的事。我就再没见过她。”

激动的情绪让他暴躁起来，他想把手机屏幕上的素描弄掉，但却翻到了后面的照片。埃洛蒂看到，他的脸唰地一下变得毫无血色。

“怎么了？”她问道。

“这是从哪儿弄到的？”他举着手机问道，屏幕上是她拍的照片，那张穿着白色裙子的维多利亚时代女人的照片。

“原版照片是我在办公室发现的，”她说，“和那本素描簿放在一起。怎么了？你知道她是谁吗？”

蒂普没有回答。他盯着照片上的人，好像什么都没听到。

“蒂普舅姥爷？你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吗？”

他抬起头来，看着她的眼睛，但他眼中一目了然的情绪不见了，眼神里是说谎的孩子在被人识破时的防备。“别傻了，”他说，“我怎么会知道？我这辈子从没见过她。”

Ⅳ

第一道曙光马上就要来了。我正坐在客人的床尾。看着另一个人睡觉，是亲密的人才会做的事。从前，我可能会说，人在睡着的时候是最脆弱的，但现在，根据我的经验，我知道不是这样。

我还记得第一次在爱德华的工作室过夜的情形。他一直画到后半夜。绿色玻璃瓶中的蜡烛一根根地燃烧着，熔化的蜡形成一个个荡开的波纹。直到光线暗得让他没法再继续画画。在离壁炉最近的那个角落里，垫子被随意地铺在地板上。我醒得比他早。透过倾斜的玻璃天花板，可以看到黎明正轻手轻脚地缓缓来临。我侧躺着，头枕在手上，看着他的睡颜。爱德华正在做梦，紧闭的双眼里，眼珠在眼睑下来回转动。

我想知道我这位年轻的客人梦到了什么。昨晚，他黄昏前才回来，我感觉到屋子里的能量立刻起了变化。他已经在麦芽坊的那个房间“安营扎寨”了，他直接回了那里。我瞬息之间便来到他的身边。他一下子脱掉了T恤衫，我发现自己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竟错不开眼。

他很帅，是那种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帅气。他有宽阔的胸膛和一双粗壮的臂膀，是那种卖力干活、搬运重物的人才有的手臂。那些在泰晤士河沿岸码头上干活的人，都是这副身材。

从前，遇到我不认识的男人脱衣服，我会离开房间或转过身去。尊重隐私的礼节一旦学会，就会埋进人的骨血，这不免令人惊讶。但我盯着他看又不会给他带去任何影响，索性，我就毫不避讳地看着。

我觉得，他的脖子僵了，因为在他朝窄小的浴室走过去时，他用手掌揉搓着脖颈，然后把头左歪一下、右歪一下，脖子抻来抻去的。夜晚依旧湿热，我一直盯着他的脖颈后面看。他的手掌刚刚就放在那里，那一头自来卷儿的发际末端。

我怀念触碰的感觉。

我怀念被触碰的感觉。

爱德华的身材不同于在码头上干活的人，但要比人们想象中画家的身材更壮实些。大家都觉得，画家整日里就是挥挥画笔，在画布上涂涂抹抹；抬抬眼皮，审视和打量要被画下来的东西。我记得他在烛光下的样子，在伦敦工作室里的样子，还有在这儿，在暴风雨来袭的那个夜晚，他在这栋房子里的样子。

我的客人在一边淋浴，一边唱歌。唱得不怎么样，不过嘛，他也不知道自己会被听到。小时候，我住在科文特花园时，有时会在一些剧院里站着听歌剧演员练歌。直到剧院经理们过来，抡起胳膊威胁要揍人，我才会跑到阴暗的角落里躲起来。

虽然我的客人开着浴室门，但那个隔间太小，里面仍然雾气氤氲。他洗完澡，站在镜子前，用手把镜子中央的雾气抹掉。我就在他的身后，隔着一段距离。如果能呼吸的话，我会屏住呼吸。要是光线合适，我会在镜中瞥见自己一两次。餐厅的圆镜效果是最好的，这跟镜面的弧度有关。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我也能让别人看见我。不，不是让别人看见，因为我也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不过，我的客人看不见我。他在露出胡楂儿的下巴上搓了搓，然后去找衣服穿。

我怀念自己拥有一张面孔的样子，还怀念声音，那种能让每一个人都听到的真真切切的声音。

待在阈限空间[17]中会感到孤独。

麦克夫人和一个叫“船长”的男人住在一起。一开始，我以为那是她的丈夫，后来才知道是她的兄弟。麦克夫人有多胖，他就有多瘦。他有条木头做的假腿，走路时一瘸一拐的，这是因为他曾在舰队街上被一辆马车撞了。

“他那条腿卡在车轮里了，”住在几条街以外的一个小孩告诉我，“他被马车拖出去一英里，腿给生生折断了。”

那条木头假腿是他在码头上的一个朋友给他手工制作的，用一堆皮带和银色搭扣绑在膝盖下面。船长对这条假腿非常满意，待它极其上心，搭扣擦得锃亮，皮带上打蜡，木头上要是起了刺儿，就用砂纸磨掉。事实上，这条假腿被弄得太光滑，皮带上的蜡也打得太多，结果不止一次从腿上掉了下去，把周围那些不知道他断了条腿的人吓一大跳。据说，他还把假腿从膝盖上卸下来过，冲着惹他不快的人挥来挥去。

麦克夫人并非只照顾我这一个孩子。她有好多样营生，但说到这些时，她会将声音压得低低的，用词也颇为隐晦。除此之外，她还靠收留孩子赚点儿小钱。每星期她都在报纸上刊登一条广告，上面写着：

招收启事

现有正派寡妇一名，

无须抚养亲生幼童，

可收留或收养小孩，男女不限。

*

刊登广告者保证：

住宿舒适，呵护备至；

费用低廉，十岁以下儿童皆可。

*

收费标准

每星期五先令

婴儿不足三个月可收养

总计十三英镑

起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则广告会特别提到不足三个月的婴儿。但有一个女孩，叫莉莉·米林顿，她比我大，什么都多少知道些。我从她那儿得知，麦克夫人曾经收养过几个婴儿。她说，其中，有个被收养的男婴叫大卫，一个被收养的女婴叫贝茜，还有一对双胞胎，没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可悲的是，他们都病死了。那时候，在我看来，这都是因为他们的运气太糟糕。但听我这么说，莉莉·米林顿只是挑了挑眉毛，然后说，这跟运气没多大关系，不论运气好坏。

麦克夫人解释说，她收留我是帮我父亲的忙，也是在帮耶利米。我后来才知道，她和耶利米很熟。她还说，她对我另有安排，肯定不会让我失望。实际上，她说，我父亲向她保证了，说我是个好孩子，很听话，他为此感到骄傲。她说这些的时候，目光凌厉。“你是个好孩子吗？”她问道，“你爸爸说的是真的吗？”

我告诉她，是的。

她继续说，要在她这儿待下去，每个人都得尽自己的一份力，来支付自己的生活费。要是我赚的生活费还有富余，她就寄给我父亲，帮他重整旗鼓。

“然后，他就能派人来接我了？”

“没错，”她把手一挥，认同了我的说法，“没错，没错。然后他就能派人来接你了。”

我告诉莉莉·米林顿，麦克夫人对我另有安排，她一听就哈哈地笑了起来：“哦，她肯定会给你找份差事的，这一点可是千真万确。她要是没点新花样，怎么混下去？不靠着皮肉生意，她的钱从哪儿来？”

“然后我要和我爸爸一起去美国。”

每当我这么说，莉莉都会揉乱我的头发，我父亲也总是这样做。我因此越发喜欢她。“是吗，小心肝儿？”她说，“去了美国可就自在啦！”心情特别好的时候，她还会说：“你的行李箱里，还有没有把我装进去的地方呀？”

她说，她爸爸是个“废物”，还说，没他在，她过得更好。不过，她妈妈是个演员。（要是听到她这么说，麦克夫人就会轻蔑地说：“她的说法还挺时髦。”）莉莉更小的时候，曾经在圣诞节进行过露天表演。“大家叫我们煤气灯仙女，因为我们站在舞台前面，身上泛着黄色的光。”

我能想象出当仙女的莉莉是个什么样，也能想象出她当演员是个什么样。她计划成为演员。“像伊丽莎·韦斯特里斯或者莎拉·莱恩那样的演员兼剧场经理。”她一边说，一边在厨房里趾高气扬地走着，抬起下巴，手臂张开。要是麦克夫人听到她这么说，就会隔着屋子扔过来一块抹布，生气地说：“你要是知道好歹，最好给我把那些盘子洗了，再放回厨房的架子上。”

莉莉·米林顿说话刻薄，脾气一点就着，总有办法把麦克夫人气得跳脚，但也风趣聪明。我在七晷区鸟类商店楼上醒来后的头几个星期里，她就是我的救星。莉莉·米林顿让一切都更加明亮。她令我更加勇敢。要是没有她，我觉得自己没法在离开父亲的日子里活下来。因为我已经习惯了做钟表匠的女儿，没了他，我都不知道自己是谁。

不过，人的生存本能，是个奇怪的东西。住在这栋房子里，我有很多机会亲眼目睹，再难熬的境遇，人们也能挺过去。我也是如此——有了莉莉·米林顿的庇护，日子一天天地过去。

麦克夫人说得没错，家里的每个人都要为生活费挣钱。但是，因为她对我“另有安排”，在最初的一小段时间里，我可以不用出去挣钱。“先花点儿时间安顿下来，”她说，一边朝船长点了点头，“同时，我会把东西准备好。”

在此期间，我尽量躲着她。麦克夫人干的是收留孩子的营生，可她似乎并不怎么喜欢孩子。她要是发现谁“碍手碍脚”了，就会大声吼道，她的皮带可不是吃素的。白天过得很慢，房子里只有那么几处角落可以藏身。所以，每天早上莉莉·米林顿去干活时，我都跟着她。起初，她担心我会害她“被抓”，所以不搭理我。不过后来，她叹着气，说我嫩得像棵草，在我自找麻烦之前，得有人告诉我做事的门道。

当时的街道上乱糟糟的：有公交车和五颜六色的四轮马车，有被赶到勒顿豪集市去的鸭子和猪，有吹嘘着自家吃食的小贩——羊蹄、腌玉黍螺、鳗鱼饼——不论什么吃的，只要是你能想得到的，就都能买得到。再往南边，如果我们沿着科文特花园附近那些铺着鹅卵石的阴暗小巷悄悄走过去，就会来到市集广场。在那儿，十几个蔬果摊贩排成一排，从送货车上就可以直接买到最新鲜的草莓；集市上的搬运工把装满果蔬的篮子顶在脑袋上；走街串巷的商贩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梭：有卖鸟和蛇的，有卖扫把和刷子的，有卖《圣经》和歌谣集的，有卖菠萝片的，有卖陶瓷摆件的，有卖串起来的洋葱的，有卖拐杖的，还有卖大鹅的。

我开始结识那些常来卖东西的人，莉莉·米林顿向他们挨个儿介绍我。我最喜欢的是那个法国魔术师。他每隔一天来一次，就在集市南面那个离河岸街最近的角落里表演。他身后有一个农场主的摊位，可以买到最好的鸡蛋。所以，那个魔术师的身边车流不断，总是挤着一大堆人。我开始注意到他，是因为他优雅的外表。他又高又瘦，戴着黑色礼帽，穿着烟筒裤，更突显了他的身材；他身穿马甲和燕尾服，下巴上蓄着山羊胡，上唇的小胡子两边尖尖的，还打着卷儿。他不怎么说话，但在他把身前桌上的硬币变没，又从观众的帽子和围巾里把硬币变出来时，他那双画了一圈黑色眼影的大眼睛，就像会说话似的。他还能从对他的戏法感到非常惊奇的人群中，把别人的钱包和珠宝首饰变到自己手里。可要是那些人发现，自己的贵重物品跑到了这个一身异域风情的陌生人手里，他们会非常气愤。

“你看到了吗，莉莉？”当我第一次看到他从一个小孩的耳朵后面拽出一枚硬币时，我惊呼着，“他会魔法！”

莉莉·米林顿只是咬了口她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胡萝卜，然后告诉我，下次要看得再仔细点儿。“障眼法，”她说着，把一条长长的辫子甩到身后，“魔法是供付得起钱的人消遣的，咱们可不是那种人。”

我还没完全弄明白到底“咱们”是指谁，也没弄明白莉莉·米林顿和其他人到底是做什么的。我想，他们都干得不错，这才是紧要的。我只知道，每天需要晃悠几个小时；有时候，在莉莉短暂地挤在人群里时，我要等着她；然后，有时候，要在凌乱的小巷里一阵飞奔，跑得脸颊通红——可那是为了躲开谁，我也不知道。

不过，偶尔情况会不一样。我们一从麦克夫人家出来，莉莉·米林顿就会比平时更神经质，像是一只瘦弱的、不愿让人摸的猫。这种时候，她会在集市上找个地方让我站着，还让我答应等着她。“你哪儿也不许去，听到了吗？别跟任何人说话。莉莉很快就回来找你。”我不知道，她接下来去了哪里，只知道她总是比平常离开的时间更久一些，而且回来的时候，经常阴沉着脸，一副神秘兮兮的样子。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穿黑外套的男人朝我走了过来。我当时已经等了很久，时间像是没个头儿，我觉得越来越累，就从莉莉让我待的地方走开了，跑到砖墙底下蹲着。我无聊地看着一个卖玫瑰花的女店员。直到那个穿黑外套的男人站到我的面前，我才注意到他。我被他的声音吓了一大跳。“嗯，我来看看，这是谁啊？”他弯下身子，一把捏住我的下巴，让我的脸转向他，眯着眼睛审视着我，“小姑娘，叫什么名字啊？你父亲是谁？”

我正要回答他，莉莉出现了，身影一闪，把我和那个男人隔开了。

“你在这儿呢，”她用纤细有力的双手抓着我的胳膊说，“我到处找你。妈在卖鸡蛋那边等着呢。咱们该回家了。”

连让我吱一声的时间都没留，莉莉就把我拽走了，然后领着我在拐来拐去的巷子里穿行。

最后，快到七晷区了她才停下。她把我的身子扭过去对着她，她的脸颊发红。“你跟他说什么了吗？”她说，“那个男的？”

我摇了摇头。

“你确定？”

“他想知道我的名字。”

“你告诉他了吗？”

我又摇了摇头。

莉莉·米林顿的双手放在我的肩头，因为一路狂奔了这么远，我的肩膀还在上下起伏着。“别告诉任何人你的真名，听到了吗，柏蒂？永远也别。当然也不许告诉他。”

“为什么不行？”

“因为不安全。这儿不安全。唯一安全的法子是，一旦出了门，你就要变成别人。”

“就像障眼法？”

“就像障眼法。”

然后，她告诉我济贫院是怎么回事，因为那个穿黑外套的男人就是济贫院的。“如果让他们发现你的真实身份，他们就会把你关起来，柏蒂，然后再也不让你出去。他们会让你干活，直到你的手指头血糊糊的，还会因为屁大点儿的小错鞭打你。麦克夫人也打人，但对咱们这样的人来说，挨她揍算不上最糟糕的。我听说有个女孩，她是扫地的，就因为地板上有一点儿灰没扫净，他们就把她的衣服扒光了，拿扫把打得她青一块紫一块的。还有个男孩，被捆在麻袋里，吊在房顶的椽子上，就因为他尿了床。”

我的眼泪在眼圈里打转，莉莉的脸色柔和了些：“好了。别哭唧唧的，不然我揍你了。你必须给我好好发誓，你的真实姓名，绝对谁也不告诉。”

我发了誓，她最后似乎很满意。“乖，”她点了点头，“那咱们回家吧。”

我们转过拐角，回了小白狮街。看到鸟类商店时，莉莉说：“还有一件事，跟麦克夫人汇报的时候，别把我留你一个人等着我的事说漏了，好吗？”

我答应她，不会打她的小报告。

“她对你‘另有安排’。如果让她知道我自己忙活去了，扔你一个人等着，她非要我命不可。”

“你去忙活什么了，莉莉？”

她看了我一眼，又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伏身靠向我的耳边。她挨得很近，我能闻到她身上的汗味儿。“我在存钱，”她低声说，“给麦克夫人干活也不赖，但如果不自己挣点儿钱，就别想有自由的一天。”

“你是在卖东西吗，莉莉？”我并不确定，因为她和其他商人不一样，她没捧着水果、鱼或是鲜花。

“算是吧。”

她就告诉了我这些，我也从没想过再问。麦克夫人经常说，莉莉·米林顿是个“大嘴巴”，但莉莉知道，什么时候该管住嘴。

不过，我也再没机会从她那儿问到更多的事。我和莉莉·米林顿只认识了六个星期，然后她就被一个喝了一肚子威士忌的水手给杀了，因为他觉得，她要的价高了，他不想付那么多钱。对我而言，讽刺的是，我对这个女孩知之甚少，却永远和她绑在了一起。不过，对于我，莉莉·米林顿是珍贵的，因为她把她的名字给了我，那是她所能给的最宝贵的东西。

麦克夫人虽然没什么积蓄，但看她那副架势，还有那么点儿像是有家底的人。在他们家，一直流传的说法是，她家祖上也是钟鸣鼎食之家，但百十年前，家门遭了大不幸，便家道中落了。

于是，这个出身显赫的女人就在房子一进门的地方，留出一个房间当作“客厅”，还把她的积蓄分毫不剩地花在了这间屋子上：五颜六色的靠垫，檀木家具，用天鹅绒做背衬的蝴蝶标本，装在钟形玻璃罩里的松鼠标本，王室成员的亲笔签名照，还有一堆七零八碎的水晶，不过水晶上的裂痕都极不明显。

那里简直成了圣地，孩子们自然是绝不许进去的，除非有她发话。其实，除了麦克夫人，只有船长和马丁拥有自由出入那处圣域的资格。当然，还有麦克夫人的狗，一只从船上弄来的猎犬，她叫它格伦德尔。这个名字是她有一次从一首诗里听来的，她很喜欢。麦克夫人对那条狗宠爱有加，对它从来都柔声细语的，我从没听她对什么人那样说过话。

除了最受宠的格伦德尔，麦克夫人还宠爱马丁，她的儿子。我到小白狮街和他们一起住的时候，他十岁，我七岁。马丁看起来比他的实际年龄要大——不仅仅是因为个子高，还因为他那股气势，他似乎要比他那个年纪的孩子更占地方。不过，他没多少脑子，更没什么善心，因为老天爷赏他的，是从娘胎里自带的狡诈。我敢说，相较于现在，狡诈之人在当时那个年代可是有福的。

这些年来，我有很多机会去想这样一个问题：如果马丁的出身不同，他的结局是否会不同，比方说，如果他出生在面色苍白的乔那样的家庭里，他会不会成为一个品位高雅、举止得体的人呢？我可以肯定，答案是，会的。因为换成乔那样的出身，马丁就会把活下去所必需的手段和虚伪都学到手，甚至还能活得有模有样，因为无论出身如何，都得混出个样儿来，这是世道使然。马丁的本事是天生的，他能看准风向，然后顺势而为。

显然，从他被怀上开始，就没有瑕疵，因为从没听人提过他父亲。麦克夫人从来都是骄傲地叫他“我的儿子，马丁”。他俩明摆着是母子，从他们相似的面孔上就看得出来。不过，麦克夫人绝对是个乐天派，马丁却凡事都往坏处想。在他眼里，处处都是吃亏。但凡收到礼物，他就琢磨着，怎么收到的不是别的东西，把这个收了，我不就收不到那个了嘛。必须得说，在伦敦，住在我们这处弹丸之地，这样想对他来说可是有用得很。

在这个鸟类商店楼上的房子里，我已经住了两个月了，莉莉·米林顿也已经去世两个星期了。一天，我在晚饭后被请去了客厅。

我一边往客厅走，一边感到忧心忡忡，因为到了现在，我也亲眼看到过，孩子们要是惹了麦克夫人不高兴，会是个什么下场。门是开着的，我贴着门缝往里看。我见马丁也这么干过，当时麦克夫人在客厅里招待她的一位“生意伙伴”。

船长站在能俯瞰街道的那扇窗户旁，吟诵着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是关于1840年冬季大雾的史诗：“天地间，白茫茫一片；幽冥似的航船，在泰晤士河上相撞。”格伦德尔趴在沙发上；马丁佝偻在三条腿的脚凳上，啃着指甲；麦克太太，我最后看到的她，正安坐在壁炉旁边那把高背扶手椅上。有段时间，一到了晚上，她就不知道在给谁缝衣裳。要是有人问她，那是做给谁穿的，她就会说，别多管闲事，“不然的话，我给你找点儿事”。我能看见，她缝的那件衣裳现在就放在她的腿上。

我一定是贴着门缝时手上的力气太大了，因为门吱嘎一声，突然被我推开了。

“你来啦，”麦克夫人边说边看了马丁和船长一眼，“小孩子，耳朵尖。”她把针从布料底下抽出来，得意扬扬地收了针，然后用牙咬断了线，又把线头整理好，“那就过来吧，让我们瞧瞧。”

我赶忙来到她身边，麦克夫人把她腿上的那件衣裳展开，抖搂了一下。我这才看出那是条连衣裙，我很久没穿过这么漂亮的裙子了。我妈妈还在的时候，我的衣服都是她一针一线缝补的，可那些衣服早就小了。

“来，转个身，小姑娘，胳膊抬起来。让我们看看合不合身。”

麦克夫人把我长衫领口上的扣子解开，然后把长衫拽过我的头顶和胳膊，脱了下来。天气并不冷，可在穿好那条精致的连衣裙时，我打了个冷战。

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如此奢华的礼物会送给我——但我知道，还是不要问的好。后背上，一颗颗小珍珠纽扣一直系到脖颈；腰间，系着一条宽宽的绸带，颜色是极其浅淡的蓝。

我知道麦克夫人就在我身后，她粗重的气息是温热的，一呼一吸。她在整理着衣裙，确保每处细节都妥妥当当。整理完毕后，她把我转过去对着她，跟房间里的人说道：“怎么样？”

“哎，她还挺漂亮，”抽着烟斗的船长咳嗽着说，“再配上她娇滴滴的甜美嗓音——咱们还从没有过这样儿的。她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小淑女嘛。”

“她现在还不是，”麦克夫人高兴地回答说，“但是，只要好好调教一番，上几节礼仪课，再烫一两个发卷，她也就差不多能过关了。她像不像幅画，马丁？”

我迎上了马丁的目光，但我不喜欢他盯着我的眼神。

“口袋怎么样？”麦克夫人说，“你摸到口袋了吗？”

我顺着裙子两侧把手向下滑，用指尖寻找着袋口。口袋很深——事实上，我得把整个胳膊都塞进去才能摸到底，就像是连衣裙的衬裙里缝了两个大袋子。

我很纳闷，但口袋做这么大，显然是有意为之，因为麦克夫人得意地大笑起来，和屋里的其他人交换着眼神。“好了，好了，”她说，满意得像是一只舒舒服服的猫，“你看到她那副样子了吗？看到了吗？”

“好了，好了，看到了，”船长说，“干得好，麦克夫人。干得好。她看起来真像那么回事儿，没人会怀疑的。我估计要大赚一笔了。能有谁不对走失的小女孩伸出援手呢？”

我的客人终于动了动。

我觉得，我还从没有哪位客人像这位似的，那么不愿意起床开始新的一天。就连朱丽叶也到不了这个程度——她常常要在床上赖到非起来不可，因为她的孩子已经都起来了，在屋子里跑来跑去，最后再跑进她的卧室把她拽起来。

我要靠床头更近些，看看这样能否让他快点儿起来。正好，我也想弄清楚，我可以靠他多近。我的客人中有些人不敏感，就算我从他们身边经过时贴着他们，他们也感觉不到一丝丝冷意。还有一些人，就算我没有丝毫特意的举动，也会注意到我，就像我在飞机和炸弹乱飞的那段时间遇到的那位小朋友，他身上有很多地方像面色苍白的乔。

所以嘛，这就算是个测试。我现在就要朝床头一点点挪过去，看看会发生什么。

结果，他颤抖着，缓慢而费力地下了床，一脸怒容，恶狠狠地看着敞开的窗子，好像是要拿微风出气。

敏感的人。看来测试还要继续，我会想法子弄清楚，到底可以靠他多近。

这让我的任务更加艰巨了，不过从某种程度上说，我还挺高兴的。这又是我的虚荣心在作怪，算是戒不掉了。有人注意，总是件好事嘛。

他一边把睡觉时戴上的耳塞摘下来，一边朝浴室走去。

两个小女孩的照片，现在被放到了小水槽上方的架子上，不再放到皮夹子里了。他剃完胡子后，停顿了一下，把照片从架子上拿了起来。他盯着照片，脸上浮现的表情能让人心软地原谅他犯的任何错。

昨晚我又听到他和莎拉通话了。他不像以前那么有耐心，他说：“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今非昔比了。”他的声音低沉下去，语气缓慢而平静，但是，相比于他大喊着“但是，莎莎[18]，女儿甚至都不知道我是谁”，这样的语气听起来更糟糕。

显然，他在某件事上说服了她，他们约好要在星期四见面共进午餐。

打完电话，他似乎很不安，好像他原本并没想过要打赢这场仗。在沙果树旁边的一片草坪上，艺术史学家协会安了几张木制的野餐桌。他拿了瓶啤酒坐到一张木桌旁，俯瞰着哈福斯特德溪。每个星期六，这里都挤满了游客。他们尽量稳稳地拿着托盘，托盘里摆放着从咖啡馆买来的茶、司康饼和三明治。现在，咖啡馆把旧谷仓都占了，以前那里是女学生办音乐会的地方。周末虽然人来人往，平日里一切倒还安静。他孤独地坐在那儿，肩膀紧绷着，一边喝啤酒，一边看向远处铁灰色的河水。

他让我想起了伦纳德，那是很久以前的夏天了。当时，露西正要把房子和房产管理权转交给艺术史学家协会。伦纳德也常常坐在同一个地方，头上的帽子压得低低的，帽檐遮住一只眼睛，嘴里总是叼着根香烟。他提的是一个旅行包，不是行李箱。包里装得整整齐齐的，只要是他觉着用得上的东西，都放在里面。他当过兵，很多问题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这位年轻的客人现在去了厨房烧水，准备在早餐前喝杯茶。他会因为动作太快，在长凳上把茶水洒出来，然后骂自己几句，但都不是什么恶意的诅咒。接下来，他会啧啧作响地喝上几大口热茶，还没等喝完，就把茶杯放在窗台上，然后去洗澡。杯子里的茶，被忘在窗台上，渐渐变凉。

我想弄明白他为什么来这儿，他用铲子做什么，还有他拍的那些照片和他要做的事情是否有关。等他又一次拿着铲子、背着棕色相机包出门时，我会等着他。但我越来越没有耐心了，也不再满足于做个旁观者。

有什么东西在某处发生了变化。我能感觉到，就像我以前能够分辨出要变天了那样。我觉得，那就像是气压变得不一样了。

我感觉到一种共鸣。

好像外面有某件东西或是某个人，轻轻地打开了开关。虽然我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它就要发生了。

第八节 2017年夏

埃洛蒂坐在公寓的窗户上，戴着母亲的面纱，凝望着河水静静流向大海。这样完美的下午难得一见，空气里满是干净的棉布和修剪过的青草的气味，无数童年的记忆在恋恋不舍的日光中闪耀着光芒。但是，埃洛蒂在想的并非童年。

大街上仍然看不到皮帕的身影。她一个小时之前给埃洛蒂打了电话。此后，埃洛蒂一直什么都干不进去。她的朋友不想在电话里说太多，只说事情很重要，她有东西必须交给埃洛蒂。她听上去很急，几乎上气不接下气的，她很少这样。周六晚上跑到巴恩斯街来找埃洛蒂，这也不同寻常。

不过呢，这个周末似乎什么都不对劲。从埃洛蒂在办公室发现了那个装着档案的盒子，在里面发现了素描簿和照片以来，一切都不对劲。

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那天早上，蒂普坚持说自己根本不认识她。即便埃洛蒂一再逼问，他还是守口如瓶。他以最快的速度打发埃洛蒂离开了工作室，喃喃自语，他开店都晚了；还说，会的，会的，他当然会去参加她的婚礼。但是，埃洛蒂不会看错他的反应。他认出了照片中的那个女人。而且，关键是，虽然埃洛蒂也不确定他怎么会认识她，但他能认出她，这就把档案盒里那两样东西联系在了一起，因为蒂普也认识素描画中的那栋房子，他小时候和家人在那里住过。

被蒂普赶出来之后，埃洛蒂直接回了河岸街，然后去了办公室。她在大门上输入周末的通行密码，然后进了大楼。地下室的光线阴暗，甚至比平时还要冷上几分，不过，埃洛蒂并未多作停留。她从办公桌下面的盒子里把镶着相框的照片拿了出来，又从档案里取出了那本素描簿，接着便离开了。这一次，她没有半分愧疚感。她就是莫名觉得，那张照片和那本素描簿是属于她的。这两样东西被她找到，就是命中注定的。

现在，她将照片捧在手心里，看着那个女人投过来的目光，那副恃才傲物的样子，几乎是在挑衅。找到我呀，它似乎说，弄清楚我是谁。埃洛蒂把手中的相框翻了过来，指尖在银质相框上那些蜘蛛丝一般纤细的划痕上摩挲。相框两侧都有这样的划痕，几乎是对称的，仿佛是用针或者类似的锋利物件在相框上特意刻下的。

埃洛蒂把相框立在她面前的窗台上，在她的想象中，詹姆斯·斯特拉顿一定也这样摆放过它。

斯特拉顿，拉德克利夫，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人……他们彼此之间有着关联，但又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埃洛蒂的母亲，蒂普童年时从伦敦撤离的那些日子，那个给他讲泰晤士河畔那栋房子的故事的朋友……

埃洛蒂的目光再次飘向窗外的河湾处。她隐约意识到，自己以前也曾透过窗子望着外面的河湾，那些往昔的光影层层叠叠，交织在一起，像是一艘巨大的、默默无声的航母，承载着愿望和希冀，承载着旧靴子和金银财宝，承载着一段段回忆。她忽然想起这么一段：一个微风和煦的日子里，她还是个小姑娘，和她的父母在河岸边野餐……

她抚摸着面纱那圈象牙色的荷叶边，指尖下是光滑的触感。她觉得，她母亲在三十年前可能也这样抚摸过这块面纱。也许当时，她就站在教堂的大门外，准备朝埃洛蒂的父亲走去。劳伦·阿德勒走在教堂过道上的时候，奏响的是哪首乐曲？埃洛蒂不知道，她从没想过去问这个问题。

整个下午她都在看录像，直到皮帕打来电话，她才停下。现在，她的思绪伴着大提琴的旋律翻涌。“就好像她也在婚礼现场，”佩内洛普说，“你的母亲没法陪在你的身边，那播放录像便是最佳方案了。”但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埃洛蒂现在明白了。

要是母亲还活着，她会年近六旬，不再年轻，不再水灵灵的，脸上不会挂着少女般的微笑，更不会像年轻女孩一样哈哈大笑。她会头发花白，皮肤松弛。岁月会在她的躯体和灵魂上留下印记，录像中喷薄而出的奔放和情感也会归于平静。看到她，人们仍会低声谈论，提到天才和超凡脱俗这样的词，但他们不会把声音压得更低，然后用上悲剧这个字眼——这是个可以把任何东西都放大的利器。

当皮帕问埃洛蒂，是否也同意在婚礼上播放劳伦·阿德勒的录像时，皮帕考虑的就是这个问题。她不是在嫉妒，也没有恶意。她是在为朋友着想，在埃洛蒂还没意识到这一点之前：那场景不会像是埃洛蒂在母亲的陪同下走上婚礼的过道，而更像是劳伦·阿德勒先步上舞台，手握大提琴，身后留下一道长长的阴影，让埃洛蒂在后面亦步亦趋。

门口的对讲机嗡嗡作响，埃洛蒂跳下窗台，跑了过去。“你好？”她说。

“嘿，是我。”

她在开门键上按了一下，开了楼下的防盗门，然后把公寓门打开。她在门口等着皮帕，周六下午街道上熟悉的声音传了上来，楼梯间里淡淡的炸鱼和薯条的香气也飘进了屋。楼梯上，皮帕朝她跑了过来。

跑到顶层时，皮帕已经喘不过气来：“天啊，闻着楼梯间的味儿，我都饿了。你的面纱太美了。”

“谢谢。我还在想要不要戴它。喝点儿什么吗？”

“找两个玻璃杯吧。”皮帕把一瓶红酒塞进埃洛蒂的手里。

埃洛蒂把头上的面纱轻轻拿下来，搭在沙发扶手上。她在两个平底杯中倒了些黑皮诺酒[19]，给坐在窗台上的皮帕拿了过去。皮帕已经从窗台上拿起了相框，此刻正端详着里面镶嵌的照片。埃洛蒂递给她一杯酒。“什么情况？”埃洛蒂一心盼着皮帕的消息，也就开门见山地问了。

“情况就是——”皮帕放下照片，看着埃洛蒂，“我昨晚在聚会上见了卡罗琳。我把手机上的照片给她看了，她觉得那个女人有点眼熟。她没能立刻想起那个女人是谁，但她确定，从这张照片中的造型来看，绝对是19世纪60年代拍摄的；更具体地说，和我们的想法一样，拍照片的人应该和前拉斐尔派以及紫红兄弟会有关。她说，要想准确推断照片的拍摄时间，她需要看到原版照片。她还说，要想知道这个摄影师的身份，相片用的相纸可能会提供一些线索。然后，我想到了那本和照片一起找到的素描簿，觉得它有可能对我们找到那幅遗失的画作有帮助，于是我就提到了拉德克利夫。卡罗琳说，她有很多关于紫红兄弟会的书，欢迎我去她那儿挑一挑。”

“然后呢？”

皮帕在背包里翻了翻，掏出一本旧书，外面那层书皮都破了。她把书打开，快速翻动着积了灰尘的泛黄书页，书脊在她的一番动作下都裂开了。埃洛蒂尽力忍着不让自己躲开。“埃洛蒂，看呀，”她说着，翻到了整本书中间的一页插图，用指尖戳着它，“是她，照片上的女人。”

插图页面的边缘布满褐色的斑点，但页面中央的那幅画完好无损。下面的注释写着《睡美人》，画家的名字是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画中的女人躺在树上，四周的树叶和含苞待放的花蕾给她遮着阳光，构成一处如梦似幻的阴影。错落的枝干上，这边有鸟儿栖息，那边有虫儿驻足。女人红色的长发如瀑布般披散着，沉睡的脸庞美艳无双。她虽然闭着眼睛，但看她的面部特征，不会被认错——优美的脸部线条和丰满的嘴唇，这就是照片上的女人。

“她是他的模特。”埃洛蒂低声说。

“他的模特，他的缪斯，这本书上是这么说的……”皮帕急切地翻动着书页，一直翻到后面的一章，“他的情人。”

“拉德克利夫的情人？她叫什么名字？”

“我今天上午收集到一些资料，从那些资料来看，她的名字似乎还是个谜。她当模特时用的是假名字。这本书上说，大家都叫她莉莉·米林顿。”

“她为什么用假名字？”

皮帕耸了耸肩：“可能她出身望族，家里人不同意她用本名，或者她是个演员，用的是艺名。许多女演员也去当模特。”

“在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书上说了吗？”

“我没时间把书看完，但也仔细浏览了一遍。在书的开头，作者说很难确定在她身上发生的事，因为她的真实姓名仍是个谜，但在后面，作者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认为是她偷走了拉德克利夫的珠宝——一件传家宝——然后和另一个男人逃往美国，拉德克利夫因为她伤透了心。”

埃洛蒂回想起她在维基百科上读到的内容，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未婚妻在劫案中身亡。她和皮帕快速讲了个大概，然后说：“你觉得会是同一起劫案吗？这个女人，他的模特，多多少少和劫案有牵连？”

“不知道。这也有可能，不过，我会注意不把这些推测出来的观点太当真。今天早上，我在JSTOR[20]上做了快速查询，发现一些评论中指出，这位作者提到的很多新内容，都源自一个未经确认的知情人。唯一有用的一点是，这幅画上的是我们要找的那个白衣女人。现在，我们可以确定，她和拉德克利夫是认识的。”

埃洛蒂点了点头，但她在想素描簿里夹着的那页纸，上面草草写下的关于爱情、恐惧和疯狂的那几行字。那些绝望的话是拉德克利夫在这个白衣女人，也就是他的模特“莉莉·米林顿”，从他的生活中消失之后写下的吗？令拉德克利夫伤心欲绝的不是他赏心悦目的未婚妻，而是这个带着他的传家宝潜逃到美国的女人吗？那斯特拉顿呢？他和这个女人是什么关系？因为是他把她的照片装在相框里的，还把它塞进了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书包里，妥善保管了起来。

皮帕去厨房把长凳上那瓶黑皮诺酒拿了过来，把两人的玻璃杯斟满。

“埃洛蒂，还有样东西，我想给你看看。”

“还有一本书？”

“不，不是书。”她坐了下来。埃洛蒂看出，皮帕有一丝迟疑，她从来不这样，而且她的迟疑并不自然，这让埃洛蒂心生戒备。“我和卡罗琳说了，我问这些都是想帮你，因为你在档案中有所发现。她一直很喜欢你。”

皮帕这么说是出于好意。卡罗琳几乎不怎么认识埃洛蒂。

“我告诉她，我在给你做结婚礼服，然后我们说到了你的婚礼，说到了那些录像带和要选的音乐，还有你在看你妈妈的所有音乐会时会有的感受。然后，卡罗琳就不说话了。起初，我担心是不是我说的什么话冒犯了她，但后来她向我说抱歉，接着便离开片刻，去她的工作室拿过来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皮帕又在背包里翻了翻，掏出一个薄薄的塑料文件夹，里面夹着一张卡片：“是她拍的一张照片。埃洛蒂……是你妈妈的照片。”

“卡罗琳认识我妈妈？”

皮帕摇摇头：“她是偶然间拍到的。她说，她一开始不知道他们是谁，是后来才知道的。”

“他们？”

皮帕张了张嘴，好像要解释一下，但显然又改了主意，只是把文件夹交给了埃洛蒂。里面的照片比平常的尺寸大一些，粗糙的边缘和剪裁的痕迹，说明这是张底片冲印出来的照片。画面是黑白的，上面有两个人，一男一女，正在交谈着。他们坐在户外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身后有许多常春藤，摄影师在拍照时，还收进了一栋石头建筑的一隅。画面里还能看到一块野餐用的毯子，一个篮子和吃完要扔掉的垃圾，说明他们刚享用过午餐。照片中的女人身穿长裙，凉鞋上系着绑带，盘着腿，身子前倾，一只手肘撑在一侧的膝盖上，脸偏向她身旁的男子。她抬着下巴，嘴角刚刚绽开一抹微笑。阳光从树叶的缝隙间穿过，正巧照在她的身上。照片很美。

“这是她1992年7月拍的。”皮帕说。

埃洛蒂什么也没说。她们都知道那个时间的意义。埃洛蒂的母亲就是7月份去世的。她在车祸中丧生，车上的美国小提琴家也不幸身亡。他们当时结束了在巴斯的演出，正开车回伦敦。而这张照片里的她，和他坐在一片绿树成荫的小树林里，这是发生意外的几周前，还是几天前？

“她说这是她最喜欢的一张照片，不管是光线、他们的表情，还是当时的场景。”

“她是怎么……当时她在哪儿？”

“她在乡下，在牛津附近的什么地方。有一天，她出去散步，刚从拐角转过来，就看到了他们。她说，她想都没想，就举起相机，拍下了那个瞬间。”

埃洛蒂想问的大部分问题是后来才想起来的。这会儿，她因为母亲这张照片里的另一副样子分了心神。照片中的母亲看起来不像是名人，而像是一个私下里正在和人交谈的年轻女子。埃洛蒂想沉浸在每一处细节里，想好好看看母亲的裙摆，它在微风的吹拂下，蹭着她裸露的脚踝；细细的表带圈在手掌和手腕的交界处；在她朝小提琴家比画着手势时，手部的线条优美流畅。

这让她想起另一张照片，是她十八岁时在家里发现的一张照片。她当时就要从六年级毕业了，校报编辑计划在全班同学的肖像照旁再加放一张他们童年时代的照片。她父亲不擅长收拾整理，几十年前的照片都收在几个印有柯达胶卷的信封里，放在搁日用织品的橱柜底层那几个盒子里。冬季下雨的日子里，他总会在某一天说，要把照片都拿出来整理好，放到相册里。

从一个盒子的最底部，埃洛蒂翻出一沓泛黄的方形照片，照片上是一群年轻人，围坐在餐桌旁开怀大笑。餐桌上摆放着蜡烛和酒瓶，蜡烛烧得就剩一半高，酒瓶的瓶颈曲线迷人。他们头上挂着新年前夜的横幅。她翻看着这些照片，深情地看着父亲的高领毛衣和喇叭裤，母亲纤细的腰肢和神秘莫测的微笑。然后，她翻到一个上面没有她父亲的照片——也许这张是父亲拍的？场景是一样的，但是母亲身边坐着另一个男人，黑色的眼睛，神情严肃，是那个小提琴家，他在和她母亲交谈。在那张照片中，她母亲的左手因为当时的动作而模糊不清。她说话时总会做一些小动作。小时候，埃洛蒂以为那是些纤弱的小鸟，默契地跟随母亲的思想飞来飞去。

看到那张照片，埃洛蒂立刻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那种恍然大悟是深刻的，是凭人的直觉感受到的。要是他们俩之间连着根电缆，她母亲和那个男人之间的火花一定再清楚不过了。埃洛蒂什么都没对父亲说，他失去的已经够多了，但那种恍然大悟在她的心中留下了阴影。几个月后，她和父亲一起看了部法国电影，电影的中心主题是不忠。埃洛蒂对那个出轨的女人一通冷嘲热讽，说出的话要比她的实际想法更犀利、更难听。她是在挑衅——她为父亲感到心痛，对他感到生气，也对她母亲感到生气。但她父亲并没顺了她的意，只说了句“人的一生是漫长的”，他的声音很平静，他看着电影，没有抬头看她，“一生很长，人生不易。”

现在，埃洛蒂忽然想到，鉴于她母亲的名气——还有卡罗琳的名气——这样一张牵动人心的照片不大可能从未发表。尤其是，如果像皮帕说的那样，卡罗琳把它看作自己最喜欢的一张照片。她对皮帕说了自己的想法。

“我也问过卡罗琳这个问题。她跟我说，几天后她就把拍的照片冲印出来了，她立刻爱上了你妈妈在照片中的样子。照片还泡在显影液的托盘里时，她就看出来，这张照片拍得很妙，这是极为少见的。照片中的人和物、构图、光线——一切都那么和谐。可是，当天晚上，她打开电视，却看到了有关你妈妈葬礼的报道。直到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张你妈妈的照片，她才知道自己拍到的人是谁。卡罗琳说，她在认出她时，感到一股寒意，尤其是当她意识到，他也在那辆车里。她在这两个人出车祸前刚刚见过他们——”皮帕冲着埃洛蒂扯了扯嘴角，在她遗憾的神情里，几乎看不出笑意。

“她因为那场车祸才没把照片公开？”

“她说，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感觉不该把照片公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你。”

“我？”

“新闻报道里有你的镜头。卡罗琳说，看着你握着你爸爸的手走进教堂，她就知道，她这张照片不能公开。”

埃洛蒂再次看着被常春藤覆盖的树林里的两个年轻人。母亲的膝盖和那个男人的挨在一起。她能感觉到当时两人之间的亲密，他们的姿势看上去也没什么不自在。埃洛蒂想知道，卡罗琳是否也意识到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否会解释她决定自己留着这张照片的部分原因。

“她说，多年来，她会时不时地想起你，想知道你变成了什么样子。她觉得，你们俩因为那些事被连在了一起——仿佛因为那天拍下了照片，留下了他们之间那个特殊的瞬间，让她成了他们故事里的一环。当她意识到你和我是朋友时，当你来看我的毕业艺术展时，她告诉我，她觉得无法抗拒想要见你的冲动。”

“她那天晚上来和我们吃晚饭是因为这个？”

“当时我没意识到。”

皮帕提到卡罗琳要和她们一起吃饭，这让人感到惊讶。起初，埃洛蒂因为有她在，觉得畏首畏尾，这可是一位成就卓著的艺术家，皮帕一直都对她赞不绝口，而且称赞的话常常挂在嘴边。但卡罗琳的谈吐让埃洛蒂感到很自在。不仅如此，她身上散发的融融暖意也十分吸引人。她问了关于詹姆斯·斯特拉顿和保管档案的问题，这些问题似乎说明她真的在倾听埃洛蒂说话。而且，她会大声地笑起来——悦耳的笑声传递着她的热情，这让埃洛蒂觉得，自己比以往更聪明，也更有趣。“她是因为我母亲，想了解我？”

“嗯，是，也不是。卡罗琳喜欢年轻人，她对年轻人很感兴趣，觉得他们会给她带来灵感——这就是她为什么要教书。但对你，原因不止如此。她觉得，因为她那天看到的和后来发生的一切，她和你之间有着某种联系。自从第一次见到你，她就一直想告诉你这张照片的事。”

“那为什么没告诉我？”

“她担心你会受不了，那会使你心烦意乱。但是，我今天上午提到你时——你的婚礼，音乐会的录像，你妈妈——她问了我对这张照片的看法。”

埃洛蒂再次盯着那张照片。皮帕说，卡罗琳在拍完这张照片的几天后，就把它冲印出来了；还说，当时她母亲的葬礼上了新闻。可瞧瞧这张照片中的她，她在和美国小提琴家一同享用午餐。7月15日，他们在巴斯演出，第二天就双双死于非命。这张照片看起来像是他们在返回伦敦的路上被拍到的。可能是他们在途中的某个地方停下来吃午餐。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车走的是乡间公路，而不是高速公路。

“我告诉卡罗琳，我觉得你会因为拿到这张照片而感到很高兴。”

埃洛蒂的确很高兴。她母亲拍了很多照片，但是她意识到，这是母亲拍的最后一张。这张照片不是摆拍的，她喜欢这一点。母亲看起上去很年轻——比现在的埃洛蒂还要年轻。卡罗琳的相机捕捉到了她在私下里的一瞬间，那一瞬间，她不是劳伦·阿德勒，照片里没有大提琴。“我很高兴，”她对皮帕说，“替我谢谢卡罗琳。”

“当然。”

“也谢谢你。”

皮帕报以微笑。

“也谢谢你给我找来这本书——何况，你还大老远把东西送过来。我知道，你来这儿一趟，路上折腾得够呛。”

“是啊，不过，现在看来，我会想念这个地方的。即便来这儿一回，差不多是去康沃尔郡的一半路程。你的房东太太听说你要退租之后，做何反应？”

埃洛蒂举起那瓶黑皮诺酒：“再来一杯？”

“哦，亲爱的。你还没告诉她。”

“我不忍心。我不想在婚礼前让她心烦意乱。她在选择朗诵什么的问题上花了那么多心思。”

“等你度完蜜月再也不回来的时候，她就会明白的。这你是知道的吧？”

“我知道。我觉得难受死了。”

“租约还有多久？”

“两个月。”

“所以，你的想法是……”

“先什么都不说，安安生生把这两个月过完，然后，但愿在此期间我能想到什么办法。”

“这计划不错。”

“或者，我继续租着，每周过来两次，把邮件取走。偶尔可以上楼待一会儿，坐在这儿。我的家具甚至可以原封不动：我那把不值钱的旧椅子，还有我那些千奇百怪的茶杯。”

皮帕深以为然地笑了笑：“也许阿拉斯泰尔会改变主意？”

“也许吧。”

埃洛蒂又把朋友的杯子斟满。她不想谈阿拉斯泰尔，一说起他，就会开始各种一成不变的探究，让埃洛蒂觉得，自己是个好说话的人。皮帕无法理解什么是妥协。“对了，我有些饿了，你想留下来吃点东西吗？”

“当然，”皮帕说，默契地不再去谈阿拉斯泰尔，“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特别想吃炸鱼配薯条。”

第九节

埃洛蒂原计划周日再多看一些录像带，这样她就可以兑现她对佩内洛普的许诺，把筛选后的录像清单交给她。但是，周六晚上，在她喝光了第一瓶红酒，即将喝光第二瓶红酒的时候，她做了一个决定：婚礼上，当她走在过道上时，不播放劳伦·阿德勒演奏大提琴的视频了。无论佩内洛普（和阿拉斯泰尔，要把他也算上吗？）有多喜欢那个想法，在埃洛蒂看来，自己穿着婚纱，走向播放着母亲演奏片段的大屏幕，这让她觉得不舒服。确实有点怪，不是吗？

“是的！”皮帕说。当时，她们懒洋洋地坐在河边，一边吃着她们的炸鱼配薯条，一边看着最后一抹夕阳消失在地平线上。“我觉得，反正你也不喜欢古典音乐。”这倒是真的，埃洛蒂更喜欢爵士乐。

于是，周日的清晨，当教堂钟声第一次在敞开的窗户外面响起时，埃洛蒂把录像带装回了父亲的手提箱，然后，在天鹅绒椅子上坐了下来。那张新得来的母亲的照片，摆放在埃洛蒂搁宝贝的架子上，就夹在贝里夫人用水彩画的蒙特普尔西亚诺酒和蒂普的魔盒中间。埃洛蒂已经理清了思路，把想要问舅姥爷的事情都列了出来：她母亲，素描画里那栋房子，还有那个小提琴家。在此期间，她打算把卡罗琳的书好好钻研一番，尽可能多地去了解照片上那个女人。她把放在腿上的书打开来，立刻有一种回家了的感觉，令人心满意足，仿佛现在，这才是她应该做的事。

《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他的一生和爱情》。书名有点年代感，可话又说回来，这本书最初是1931年出版的，用当代的标准去衡量好坏，也没什么道理。书皮反面有作者的照片，是一张伦纳德·吉尔伯特博士的黑白照。他身着浅色西装，是个严肃的年轻人，很难判断他当时的年纪。

这本书分为八章。前两章讲述了拉德克利夫的童年、家庭背景、他对民间故事的喜爱以及他早期的艺术天赋，突出介绍了他尤其钟爱各式各样的房子，并指出他的作品多以“家”和封闭空间为主题，这可能是受早年成长经历的影响——他曾一度和祖父母住在一起，父母常年不在身边。接下来的两章详述了紫红兄弟会的确立，对其他成员也做了简要介绍，并概述了拉德克利夫在皇家艺术学院的早期成就。第五章聚焦于他的私生活，详细介绍了他与弗朗西斯·布朗的交往以及最终的订婚。第六章终于讲到了被称作莉莉·米林顿的那位模特，以及拉德克利夫创作生涯达到顶峰的那段时期。

虽然有悖常理，但埃洛蒂就是忍不住从第六章开始看。她沉浸在伦纳德·吉尔伯特的叙述中：爱德华·拉德克利夫在伦敦偶遇那个女人，她的容貌和举止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令他完成了唯美主义运动[21]时期几件最引人注目的艺术作品。吉尔伯特说，这位画家深深爱上了这个女人。他把莉莉·米林顿比作莎士比亚十四行诗中的“黑女士”[22]，这使莉莉·米林顿的真实身份变得神秘莫测。

正如此前皮帕提醒的那样，许多信息，尤其是传记方面的，都源自一位“匿名人士”，一位“与拉德克利夫家族关系密切”的当地女士。据吉尔伯特说，这位女士与拉德克利夫的小妹妹露西特别亲近，为拉德克利夫的童年和1862年夏天发生的事，提供了重要内情。1862年夏正是拉德克利夫的未婚妻被枪杀以及莉莉·米林顿失踪的时间。吉尔伯特在伯奇伍德村完成他的博士论文期间，见过这位女士，并于1928年至1930年对她进行了一系列访谈。

尽管吉尔伯特对拉德克利夫和他的模特的描绘细致入微，但在很大程度上，必定还是基于他的想象——如果埃洛蒂在这个问题上能宽宏大量，她会认为，那都是吉尔伯特根据事实做出的推断——这部分内容写得洋洋洒洒，洞幽烛微。吉尔伯特的文字审慎而富有洞察力，两个人的故事被他讲得栩栩如生，两人在伯奇伍德庄园度过的最后那个夏天将他们的故事推向了高潮。吉尔伯特的讲述异常动人，这让埃洛蒂思考着个中缘由，然后意识到，原因很简单：作者伦纳德·吉尔伯特爱上了莉莉·米林顿。

他的刻画引人入胜，以至于埃洛蒂发现，自己也不禁被这位一身芳华的美人所折服。在吉尔伯特的笔下，她非常迷人。她的个性在一字一句中展露无遗。起初，她是位“如火焰般耀眼”的年轻女子，到了这一章的结尾，又摇身一变，令人唏嘘。

第七章讲到了拉德克利夫的一蹶不振。接下来，吉尔伯特并未与素来的说法统一口径，而是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这位画家的消沉，并非因为未婚妻的香消玉殒。实际上，他是由于失去了莉莉·米林顿才如此萎靡，因为她才是他的挚爱，他的缪斯。根据“从未披露过的”警方报告中收集到的信息，吉尔伯特认为，在弗朗西斯·布朗丧生的劫案中，这位模特是从犯，和入室抢劫的匪徒带着拉德克利夫家族的传家宝——一枚项链吊坠——一起逃往了美国。

据吉尔伯特称，官方的说法都是多年来一直要粉饰太平的拉德克利夫家族和布朗小姐家族的杰作。前者在村子里颇有影响力，当地警察也要看其脸色。而且，两家人都不想再有人提及或是记得“那个偷走了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心的女人”。顾及两个家族后辈的名誉，双方都觉得，悲剧要比丑闻强。按照官方的版本，一个身份不明的小偷闯入庄园，偷走项链，弗朗西斯·布朗不幸身亡，痴心的未婚夫肝肠寸断——这在两个家族听来就更顺耳了。对于被盗的项链的下落，警方进行过搜查，但除了偶尔收到的假消息，毫无头绪。

相比于书中的其他章节，吉尔伯特在论述莉莉·米林顿背信弃义时的口吻近乎僵化，文本中多是大段地直接引用吉尔伯特在警方档案中发现的案件记录。作为一名研究员，埃洛蒂可以理解：吉尔伯特不愿相信，那个他在上一章的描述中跃然纸上的女人会如此不仁不义。整个第七章读起来，像是一个人化身为二彼此交战：一个是雄心勃勃的学者，持有的观点令人兴奋；一个是作家，对自己长久以来描绘的人物满怀深情。还有，人物那副令人心动不已的容貌。埃洛蒂认为，那张嵌在银质相框中的照片，拍出了那个女人骨子里的样子。埃洛蒂严肃地提醒自己，美丽本身就蕴含着危险和力量。即便如此，她知道自己也不愿相信，那个白衣女人竟能表里不一到如此境地。

莉莉·米林顿是项链失窃的核心人物，尽管吉尔伯特不愿全盘接受这一点，他还是详细讲述了这枚项链的来历。其实，项链上的钻石并不是一颗普通的宝石。那是一颗二十三克拉的蓝钻，非常稀有珍贵，它还有个名字，叫作“拉德克利夫蓝”。拉德克利夫蓝可以追溯到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时期，最初就是她将这块非凡的宝石镶嵌在项链里；再往前，可以追溯到雇佣兵约翰·霍克伍德，他在14世纪对佛罗伦萨的一次突袭中得到了这颗宝石。据一则传闻说，他对这颗宝石爱不释手，临终前还“将荣誉和财富揣在身上”；再往前，还可以追溯到10世纪的印度，据说——吉尔伯特认为这个说法纯属虚构——这颗宝石是一位客商从一座印度教寺庙的墙壁上抠下来的。

不管这一点是不是真的，1816年，这颗宝石落到了拉德克利夫家族的手中，然后被重新镶嵌在金丝花饰中，穿上了细链。佩戴时，宝石吊坠正好悬在两块锁骨中央。这件珠宝璀璨夺目，极其贵重，令人生畏。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颗钻石一直归拉德克利夫家族所有，差不多一直单独存放在拉德克利夫家族在伦敦劳埃德银行的保险箱里。

埃洛蒂对拉德克利夫蓝的历史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但下面一行内容让她坐直了身子。据吉尔伯特说，1862年6月，拉德克利夫蓝吊坠被爱德华·拉德克利夫从保险箱里“借出”，因为那年夏天，他要完成计划中的一幅杰作，届时，他的模特需要佩戴这枚吊坠。那么，这说的一定是那幅未完成的画作了。艺术爱好者和学者对于这幅画作的渴望已经将它推上了神坛。

第七章的后半部分专门论述这样一幅画作——不论完成与否——存在于世间某处的可能性。基于对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毕生艺术作品的研究，吉尔伯特提出了几个观点，但他最后也承认，没有论据佐证，这些观点都不过是猜测。因为尽管在紫红兄弟会其他成员的通信中，曾含糊地提到过，有一件作品被他遗弃了，但尚未找到任何属于拉德克利夫本人的东西。

埃洛蒂看了一眼她在档案中找到的那本素描簿。这是伦纳德·吉尔伯特在渴望的证据吗？艺术界长期渴望得以证实的东西，一直都放在一个皮书包里，保存在维多利亚时期伟大的改革家詹姆斯·斯特拉顿的房子里吗？想到这儿，埃洛蒂的思绪回到了斯特拉顿身上。因为她现在知道，莉莉·米林顿是这两个男人之间尚未明确的一环。斯特拉顿和这个女人很熟，才会留着她的照片；而拉德克利夫则爱慕这个女人。他们俩本身似乎并不熟，可在拉德克利夫心痛到绝望、徘徊在崩溃的边缘时，却半夜跑去找斯特拉顿帮忙。拉德克利夫似乎也把那幅杰作托付给了斯特拉顿。但为什么呢？了解莉莉·米林顿的真实身份是关键。虽然这个名字并不怎么熟悉，但埃洛蒂做了一条笔记，看看这个名字在斯特拉顿的通信数据库中是否被提到过。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吉尔伯特把注意力重新放到了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身上，论述了他对房子的喜爱，尤其是他对乡下住所的热爱。拉德克利夫在和友人的通信中称，那是栋“迷人的房子……就在河湾处，三面环水”。这一次，吉尔伯特的人生轨迹和他的研究对象有了交集。因为在吉尔伯特努力完成自己的博士论文时，他追随着拉德克利夫的脚步，在那栋“迷人的房子”里住了一个夏天。

伦纳德·吉尔伯特是个退伍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法国战场上，他遭受过流离失所、生离死别的伤痛。因此，关于被逐出家园的影响的论述，在他笔下仿佛一曲挽歌。不过，在书的结尾，他仍怀有一丝希望，这体现在他对两个问题的沉思上：一是对“家”的渴望；二是人在久居荒野后，终于找到一处令自己感到舒适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在说明“家”所蕴含的质朴而巨大的力量时，他借用了拉德克利夫的同辈人、维多利亚时代最伟大的人物查尔斯·狄更斯的话：“家是一个名字，一个强大的字眼……比巫师说过的字眼，比让魂灵应召的字眼，都要更强大。”[23]吉尔伯特写道，对于爱德华·拉德克利夫来说，这个地方就是伯奇伍德庄园。

埃洛蒂把这行内容又读了一遍。这栋房子是有名字的。她在手机上打开搜索引擎，把名字输入进去，屏住呼吸，然后搜索结果出来了：一张照片，一段说明，一个地址。这栋房子位于牛津郡和伯克郡交界处的白马谷。她点击了一条链接，然后得知，这栋房子于1928年被露西·拉德克利夫转给了艺术史学家协会，作为住宿类奖励颁发给学生。但由于维护费用太高，有人建议把这里作为博物馆，展示爱德华·拉德克利夫的作品和紫红兄弟会的巨大且旺盛的艺术创造力。但是，维护资金没法立即到位。筹款进行了好多年，终于在1980年，有一个未透露姓名的捐赠者慷慨解囊，艺术史学家协会才将计划付诸实践。博物馆仍在运营着，每周六向公众开放。

埃洛蒂的手在颤抖，她把网页滚动到最下面，看到了去伯奇伍德庄园的旅行指南；还有一张房子的照片，是从另一个角度拍摄的。埃洛蒂把它放大到全屏显示。她的目光扫过花园、砖面、斜屋顶上的老虎窗，然后她倒吸一口气——

就在这时，画面从她的手机屏幕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通来电。是国际长途——阿拉斯泰尔——但她不知怎的就点了拒接，然后在屏幕上划了一下，把界面切换到那张房子的照片。她把图片放大了一些，接着，她看到了，她就知道会在那儿看到：那个天文风向标。

拉德克利夫的那幅素描，画的是他自己的房子，在河湾处，三面环水；也是她母亲给她讲的故事里的那栋房子，还是蒂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撤离伦敦时住过的房子。不知是怎样的机缘，埃洛蒂她们家，竟和拉德克利夫，和落在她头上的工作所涉及的谜团扯上了关系。这根本讲不通。还不止如此，因为，虽然蒂普不愿承认，但他从照片中认出了那个白衣女人，莉莉·米林顿。

埃洛蒂拿起了嵌在相框中的照片。她是谁？她的真名叫什么？她后来怎么了？埃洛蒂觉得，她非得把事情弄个明白，这股莫名其妙的欲望无比强烈，几乎可以让她不顾一切。

她用手指轻轻在相框边缘绕着圈，抚过上面细细的划痕。这时，埃洛蒂注意到，相框背面支架突出的地方并不是完全平整的。她把相框举了起来，和眼睛的高度持平，这样，相框背面在她的眼前一览无余。她的感觉没错，那是个凸面，只有一点微微的弧度。埃洛蒂用指尖轻轻按了按，她想象着，照片后面可以塞下非常薄的东西吗？

她的心跳开始加速，寻宝者那种对蛛丝马迹超级敏感的本能也冒了出来，即便埃洛蒂知道，随意摆弄归档物品绝对是违规操作，但她还是想法儿把那里撬开了一条缝，且没造成任何损坏。她拽了拽封住后盖的旧胶带，后盖便打开了，因为胶带已经失去了黏性，之前一直封着，不过是因为惯性。夹在相框里面的，是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被压得平平的。埃洛蒂把纸展开，立刻看出这张纸有年头了——年代甚是久远。

这是一封信，是用生机勃勃的花体字写的，信的开头写道：我最亲爱的、我心中永远唯一的J.，我现在必须告诉你埋在我心底最深处的秘密……埃洛蒂喘了口气，因为她终于在这封信里，听到了那位白衣女人的声音。她的视线掠过大部分内容，落在了信的最后。这封信结尾的署名是一对环环相扣的首字母：不胜感激的、永远爱你的B.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