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原序

在我担任明尼苏达州的流行病专家时，有些媒体人便开始称呼我为“带来坏消息的迈克”，因为当政府官员或企业领导接到我的电话时，我通常都是报忧不报喜的。在《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杂志中，有一篇由克米特·帕蒂森写的文章就是以“坏消息迈克”作为标题的，副标题是：“坚定固执，直言不讳，本州流行病学家表示他只是传递来自病毒前线消息的报信员。不管他是谁，他带来的都是坏消息。”

怎么说呢，虽然我不怎么赞成他们指责我“固执”，但我不得不承认自己确实“直言不讳”。这是因为我相信我所谓的“因果论流行病学”。也就是说，有些事情如果不采取行动就会发生，试着改变这些事情，我们就能积极主动地改变历史进程，而不仅仅是回顾性地记录和解释它。由于公共卫生领域的两大“巨人”比尔·福吉博士和已故的唐纳德·安斯利·亨德森博士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所取得的成就，以及其他成千上万人的协助，无数尚未出生的人将免遭天花病毒的威胁。能够改变我们命运的好机会仍然存在，只要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采取行动的集体意愿。

多年来，我参与当代主要公共卫生问题研究领域的一线工作，观察、关注各类传染性疾病，对疫情做暴发调查、研究，参与研究项目和政策制订，这本书就取材于这些经历。我关注的问题包括中毒性休克综合征、艾滋病、SARS、抗生素耐药性、食源性疾病、可通过疫苗预防的疾病、生物恐怖袭击、包括埃博拉在内的人畜共患疾病（以动物和人类为宿主传播的疾病）和媒介传播疾病（由蚊子、蜱虫和苍蝇传播的疾病，如登革热和寨卡病毒）。这些疫情不论是发生在局部地区或更大的区域内，还是发生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每一次应对疫情的经历或遭遇都影响和塑造了我的思想，每一次经历都教会我一个重要经验，让我学会如何应对我们最致命的敌人，同时，我也通过每一次的经验教训，在公共卫生研究领域更进一步。

因为，事实上传染病才是全人类所要面对的最致命的敌人。没错，传染病并不是唯一影响我们每个人的疾病，但它是唯一一种会对我们造成群体性影响的疾病，而且有时会造成大规模影响。心脏病、癌症甚至阿尔茨海默病都会对个体产生毁灭性影响，我们也应该推进关于治愈此类疾病的研究。但这些疾病并不会真正改变社会的日常运作，中断交通、贸易和工业，或酝酿不稳定的政治环境。

如果说我的职业生涯有什么特定的主旋律，那就是把不同的信息点串联起来，使它们成为一个可供未来参考的连贯事件。例如，早在2014年，我就曾撰文和在演讲中指出，寨卡病毒迟早会在美国出现。2015年，在美国国家医学院一群持怀疑态度的医学专业听众面前，我就曾预测，MERS病毒将很快出现在中东地区以外的某个主要城市。（果然，就在几个月后，韩国首尔出现了MERS。）

我并非在表明我有什么特殊能力。预见问题并发现其潜在威胁，应该是公共卫生领域专家的基本技能。

如今我在明尼苏达大学率领CIDRAP团队，而在它建立之初我就深刻意识到，没有政策支持，科研就没有未来。换句话说，我们虽然经历了一次又一次危机，但却从来没有去预测它们，也没有彻底地结束危机。

科研和政策必须相互支持才能见到成效。因此在这本书中，当我们在讨论疾病预防科学领域业已实现或亟待突破的进展时，也会用同等的篇幅解释我们该如何运用这些进展。

我们撰写本书的目的是给大家一个全新的范例来思考，在21世纪我们该如何应对传染病暴发所带来的威胁。在我们应对这些广泛传播的传染病的同时，我们也将集中精力发现和研究那些有可能给大范围地区甚至全球的社会、政治、经济、情感或生存福祉造成严重影响的疾病。虽然发病率和死亡率肯定是我们的首要考虑因素，但它们并不是唯一的考虑因素。目前的现实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现几个确诊的天花病例，会比在非洲造成上千死亡病例的疟疾引发更大的恐慌。

也就是说，我们并不总能清晰地区分哪些传染病有可能令我们丧命，或对我们造成伤害和威胁，哪些只会让我们感到身体不适。因此，我们并不总能理性地决定应该把资源投放在何处，制定何种政策导向，坦率地讲，也不能理性地决定如何安放我们的恐惧。在我们写这篇文章的时候，西方世界的许多人都非常担心寨卡病毒的传播，以及它与小头畸形、其他出生缺陷和吉兰—巴雷综合征的关联。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由同一种蚊子传播的登革病毒在同一地区造成更多人死亡，公众给予的关注却极少。为什么？这可能是因为很少有比新生儿小头畸形，面临残疾带来的不安稳生活更加严重和可怕的情况。这是为人父母最可怕的噩梦。

在本书中，我们将借用两个词来比喻疾病。一个是“犯罪”，另一个是“战争”，这两种比喻都是恰当的，因为在很多方面，我们与传染病的斗争过程都与对付这两种恐怖事件的过程类似。在调查和诊断疫病的过程中，我们就像侦探。在应对疫情时，我们必须像军事战略家一样。正如我们不能彻底消除犯罪或战争，我们也无法彻底消灭疾病。同时，正如我们正在打击犯罪和应对战争一样，我们也在不断地与疾病做斗争。

在前六章中，我们将介绍很多故事和案例，并为本书其余部分的内容做一个铺垫。在后面的章节中，我们将讨论我认为目前我们所面临的最紧迫的威胁和挑战，以及应对它们的可行方法。

2005年，我为《外交事务》杂志写了一篇题为“做好准备应对下一次疫情”的文章，在文章的最后我发出如下警告：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为下一次疫情做准备的时间不多了。我们现在必须果断而有目的地采取行动。总有一天，随着下一次疫情的到来和结束，一个类似国家恐怖袭击事件委员会（9/11 Commission）的机构将负责判断，当政府、企业和公共卫生领头人在接到明确警告后，他们该怎样做出充分准备来应对灾难。判定的结果又会如何？

在我写下这些话之后的11年里，我并没有看出事情有多少改观。

我们可以用流血的眼球和血肉模糊的内脏来吓唬你，就像一些书和电影试图做的那样，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意象会产生误导作用，与事实无关。真相和现实足以让我们忧虑，把我们吓得魂飞魄散。

在应对我们最致命的敌人的挑战时，我并不试图给出过分乐观或过分悲观的看法。我只是想指出事实。要面对和解决传染病带给我们的持续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厘清我们要面对的挑战是什么，以防患于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