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级冲突

首先，罗马本地的政治发生了什么？《十二铜表法》是现在经常被称作“等级冲突”（Conflict of the Orders，拉丁语词汇ordo的义项之一是“社会等级”）的斗争的结果之一。罗马作家们认为，在王政结束后那关键的几百年间，等级冲突主导了罗马内政。这是平民为了争取完整的政治权利和与贵族平等的地位而展开的斗争，这些贵族们一般不愿放弃对权力的世袭垄断。从那以后，罗马将此视为对普通公民政治自由的英勇捍卫，它在现代世界的政治和政治词汇中也留下了印记。“平民”（plebian）一词在我们的阶级冲突中仍是一个特别意味深长的词；2012年，一位英国保守党政客因为使用pleb（plebian的简称）一词称呼一名警察而受到指控，这种侮辱性行为甚至导致他从政府辞职。

这场冲突开启的时间距离共和国建立只有几年，那是公元前5世纪初，平民开始反对他们被排除在政治权力之外和遭受贵族剥削的处境。他们不断质问，如果他们的效劳带来的好处都落入了贵族的口袋，自己为何要为罗马作战？如果他们要经受随心所欲的处罚，甚至会因为欠债而沦为奴隶，他们怎么能算是真正的公民呢？贵族有什么权利把平民当作下层阶级？或者，就像李维借一位平民改革者之口所说的：“你们怎么不颁布法律禁止平民住在贵族隔壁，或者禁止他们走在同一条街上、参加同一个聚会、在同一个罗马广场上肩并肩站着？”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反讽之词与20世纪反对种族隔离的言论在措辞上非常相似。

公元前494年，不堪债务问题困扰的平民第一次从城中大规模撤离（以后又有过数次），试图通过这种兼具哗变和罢工色彩的行动迫使贵族进行改革。行动奏效了。由此引发的一系列让步逐渐消除了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全部重要差别，实际上改写了罗马城的政治权力结构。200年后，除了出任几个古老祭司职位和穿一种形状特别的花哨鞋子，贵族已经几乎没有什么特权。

公元前494年的第一项改革是任命名为平民保民官（tribuni plebis）的官方代表，负责保护平民的利益。然后又建立了只允许平民参加的特别大会。和百人队大会一样，平民大会也采用团体投票，但技术细节存在关键差别。投票团体并非基于财富等级而是按地理进行划分。选民们被分为各个部落（tribus），这是罗马领土的一种地区细分，与“部落”一词的现代意义可能意指的任何民族聚落无关。最终，随着最后一次撤离，在公元前287年进行的一场改革中（西庇阿·巴巴图斯可能是目击者），平民大会的决议被赋予了自动对所有罗马公民有效的法律约束力。换句话说，这个平民机构获得了代表整个国家立法的权利。

公元前494年到前287年之间，在更多的激动人心的修辞、罢工和暴力威胁中，所有的重要公职和祭司职位都逐步向平民开放，后者的二等公民身份逐渐消失。平民在公元前326年取得了一场最著名的胜利，因为欠债而成为奴隶的制度在那一年被废除，罗马公民的自由原则被确立为不可剥夺的权利。而在40年前，发生过另一件同样重要但更多地限于政治方面的重大事件。公元前367年，两位执政官中可以有一个由平民担任，虽然顽固的贵族几十年来一直拒绝同意，并宣称“让平民成为执政官是渎神”。从公元前342年开始，两位执政官都可以是平民，如果他们当选了的话。

在冲突中，最戏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中期，焦点是《十二铜表法》的起草。留存下来的法条可能是简短、含蓄，甚至略显枯燥的，但在罗马人讲述的故事中，编纂过程是在一个混合了夸张的欺骗、暴政指控、企图强暴和谋杀的悲剧性氛围中完成的。故事说，平民们多年来一直要求将罗马的“法律”公之于众，而不能由贵族独享；作为让步，公元前451年，人们决定暂停正常的公共职务，组建十人委员会（decemviri）负责收集、起草和发布法律。第一年，十人委员会成功做完了10块铜板的内容，但工作并没有结束。于是，第二年又组建了新的委员会，但事实证明后者的倾向截然不同，保守得多。第二个十人委员会做完了剩下两块铜板的内容，引入了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这条臭名昭著的条款。虽然法律起草工作背后的提案是改革者发起的，结果却成了让两个阶层完全分离的最极端企图， “这部最有违人性的法律”（西塞罗语）完全违背了罗马的开放精神。

图27　始终仅限于贵族担任的职务之一是“弗拉门祭司”（flaminate）③，这是一个供奉某些重要神明的古老祭司团。在公元前1世纪的和平祭坛（见图65）上可以看到一组此类祭司的形象，可以通过独特的头饰辨认出他们的身份。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第二个十人委员会（有时被称作“十个塔克文”）开始模仿暴君的行为，甚至包括性暴力。促成共和国建立的强暴卢克莱提娅一幕几乎再度上演，委员会中的贵族阿皮乌斯·克劳迪乌斯（Appius Claudius，那位修路者的高祖父）向一位尚未成婚但已经订婚的年轻平民女子求欢——她名如其人地叫作维吉尼娅（Virginia）。欺骗和腐败紧随其后。阿皮乌斯买通一位支持者并让他声称维吉尼娅是自己的奴隶，她后来被她所谓的父亲偷偷带走了。审理此案的法官是阿皮乌斯本人，他当然支持自己的同谋，于是穿过罗马广场前去抓捕维吉尼娅。在随后的争执中，她的父亲卢基乌斯·维吉尼乌斯（Lucius Virginius）从旁边的肉摊上拿了一把刀刺死了女儿。他哭喊道：“我的孩子，只有这样我才能让你自由。”

维吉尼娅的故事甚至一直比卢克莱提娅的更加令人不安。它不仅把家庭血案和等级冲突的残酷结合了起来，而且不可避免地提出了究竟要为贞洁付出多大代价的问题。父亲的行为树立了什么榜样？谁的过错最大？需要为崇高原则付出如此可怕的代价吗？不过，（未遂的）强暴再一次成为政治变革的催化剂。维吉尼娅的遗体和维吉尼乌斯对军队发表的激动讲话引发了骚乱和哗变，暴虐的十人委员会因此而被废除，而且就像李维所指出的，自由得以恢复。虽然沾染了暴政的污点，《十二铜表法》还是被保留下来。它们很快被视作罗马法律的可敬前身，除了很快就被废除的禁止平民与贵族通婚的那一条。

这个等级冲突的故事是古代世界留存下来的关于平民权力和自由的最激进和最清晰的宣言之一，远比古典时代的民主雅典留存下来的任何东西都更激进，因为大多数雅典作家在明确谈到该话题时都是反对民主和民众权力的。通过平民之口说出的各种要求组成了系统性的政治改革计划，它基于公民自由的不同方面，从参与国家统治的自由到享受参政回报的自由，从不受剥削的自由到信息自由。并不令人感到意外的是，19世纪和20世纪初，许多国家的工人阶级运动将罗马人民如何齐心协力地迫使世袭贵族让步、为平民争取到完整的政治权利的古代故事视为一个难忘的先例，并从中找到了一些动人的修辞。早期工会也毫不意外地把平民的撤离视作成功罢工的典范。

但罗马人讲述这场冲突的故事的准确性如何呢？它能给罗马的“大跃进”提供什么信息？在这里，拼图变得难以拼合。但画面的轮廓和一些可能的关键日期确实清晰地显现了出来。

在这个故事流传至今的版本中有许多方面肯定是错的，后世作家根据自己时代的情况对其做了大幅修改，特别是冲突的开端，仍然更多地属于神话而非历史。维吉尼娅很可能是和卢克莱提娅一样的虚构人物。现存的《十二铜表法》条款同有关十人委员会的复杂故事之间存在难以解决的不协调。如果编纂该法的直接起因是平民与贵族的冲突，那么为何留存下来的法条中只有一处（禁止通婚）提到了二者的差别呢？早期平民改革者提出的许多主张乃至更多的修辞都几乎肯定来自公元前1世纪作家们的想象式重构，来自他们自己时代的复杂争论，而非《十二铜表法》那个世界的产物，与等级冲突相比，它们很可能在更大的程度上表现的是后一个时代流行的政治理念。此外，虽然罗马人确信平民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之外的情况可以上溯到王政垮台之时，但有证据表明这种情况直到公元前5世纪才出现。比如，执政官的标准名单（无论有多少虚构成分）在公元前5世纪初包含了许多明显属于平民的名字（包括第一任执政官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本人），但到了该世纪下半叶则完全消失了。

即便如此，在公元前5世纪和前4世纪这段漫长的时间里，罗马无疑被享有特权的世袭少数派和其余罗马人之间的社会和政治斗争撕裂。500多年后，贵族和平民家族的形式差别仍然存在，成了我在前文所谈到的“化石”之一（见本书第71页），只剩下些许势利意味。若非两大群体之间的差异曾经显著标志着政治、社会和经济权力的不同，那么这种差别的存在将是完全无法解释的。我们还很有理由认为公元前367年是重要的转折点，即便这理由和罗马史学家们所想象的并不十分相同。

在他们看来，那是一个革命时刻，不仅决定了执政官职务应该对平民开放，而且其中之一必须始终由平民出任。如果是这样，这条法规几乎甫一制定就被无视了，因为在随后的岁月里，记录中的两位执政官有好几次都是贵族。李维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并不令人信服地表示，平民们对有资格参选感到满足，对是否当选并不那么在意。更有可能的是，当时并没有强制要求必须有一名平民当选，而是执政官这个任期一年的重要公职在那一年被永久确立，很可能是向贵族和平民同时开放的。

这无疑与其他两条重要线索相符。首先，即使在传统的罗马记录中，公元前5世纪20年代到前4世纪60年代间的大多数年份里都把神秘的“上校”列为国家最高官员。这种情况在公元前367年发生了永久的改变，在罗马剩余的历史中，被列为最高官员的就一直是执政官。其次，元老院很可能在此时最终定型。罗马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元老院起源于罗慕路斯时代，是一种“老人”（senes）的议事会，而到了公元前5世纪，它已经是一种发展完备的制度，运转方式与公元前63年的大同小异。但古罗马词典中一个非常技术化的词条却暗示情况完全有所不同，它表示，直到公元前4世纪中期左右，作为永久机构的元老院才得以确立，其成员是终身制的，而非仅仅是某个当政官员的朋友和顾问组成的临时团体（成员在下一年或第二天可能就不再任职）。如果的确如此（当然，并非所有晦涩的技术信息都是对的），那么这将支持罗马政治体系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才确立起独特形式的观点。无论这些制度的前身或者其中的哪些元素（诸如公民大会或人口调查）可能早就存在，在公元前509年之后一个多世纪之前，罗马看上去并不特别像“罗马”。

这意味着，我们通过巴巴图斯墓上的内容所看到的并非一名传统罗马精英的传统一生，虽然后人是这样看待他的。巴巴图斯是公元前3世纪初的某个时候下葬的，他事实上是罗马共和国内部相对较新的秩序的一个典型代表，而且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他也是外部新秩序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