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的诞生

王政的结束也意味着自由与自由的罗马共和国的诞生。在罗马历史的剩余部分中，国王（rex）一词在罗马政治中成了骂人的话，尽管罗马许多最典型的制度据说源于王政时期。在随后的多个世纪里，关于某人想要成为国王的指控曾多次致使这些人的政治生涯迅速终结。王族名字甚至给卢克莱提娅不幸的鳏夫带来了灾难，使其不久之后遭受流放，因为他是塔克文家族的亲属。在对外冲突中，国王同样是人们最想打败的敌人。在随后的几百年间，当凯旋队列押着身着精美王服的敌方国王穿过城中街道，以供罗马人民讥笑和投掷杂物时，罗马总是会尤为兴奋。不用说，在后世的罗马人中，那些正好倒霉姓“国王”的人遭到了大量讽刺。

塔克文家族的垮台（罗马人认为发生在公元前6世纪末的某个时候）标志着罗马的新起点：这座城市重新来过，现在是“共和国”（拉丁语res publica，字面意思是“公共财物”或“公共事务”）了，有了一系列新的奠基神话。比如，一个强有力的传统宣称，卡庇托山上的朱庇特大神庙（这座建筑成了罗马权力的重要象征，后来行省的许多罗马城市都复制了它）是在新制度下的第一年被献给神明的。诚然，常有人说这座神庙早在王政时代就被承诺献给神明，而且大部分已经由埃特鲁里亚工匠完成，但神庙正面镌刻的正式奉献者名字是新共和国的领袖之一。此外，无论它的准确建造年代如何（事实上已经无从知晓），神庙都被视作与共和国共同诞生的一座建筑，成了共和国历史本身的象征。事实上，罗马人在多个世纪里有每年往神庙的门柱上锤入一根钉子的习俗，这不仅标志着共和国时间的流逝，而且让时间与神庙建筑有了实体的联系。

甚至罗马城中一些明显属于自然地貌的景观也被认为源于共和元年。和现代地质学家一样，许多罗马人也知道位于台伯河流经罗马的河段中央的那个小岛在地质学上形成得相对晚近。但它是如何和何时出现的呢？即使到了现在，这个问题也没有明确答案，但有的罗马人认为它诞生于共和国统治时期伊始，当时人们把塔克文家族私有土地上产出的谷物倒入了河中。由于水位很低，谷物在河床上堆积起来，随着泥沙和其他垃圾在此淤积，逐渐形成了一个小岛。看起来就像罗马城直到王政被废除才最终成型。

新的统治形式也诞生了。故事中说，随着“高傲者”塔克文逃走，布鲁图斯和卢克莱提娅的丈夫科拉提努斯（在即将被流放前）马上成了罗马的第一任执政官。执政官被认为是新的共和国最重要和起决定性作用的职务。他们接管了国王的许多职责，即对内主持城市政务和带兵外出作战；在罗马，人们对这样的军事和民事角色从未做出过正式区分。这样看来，尽管被标榜为国王的反面，他们其实代表了王权的延续：公元前2世纪一位希腊的罗马政治理论家把执政官视作罗马政治体系中的“君主制”元素，而李维也坚称，执政官职务的徽章与标志和之前国王的大同小异。不过，他们体现了新政治制度的几个关键的和完全不属于君主政体的原则。首先，他们完全由人民选出，而非采用人民只有一半话语权的制度，后者据说是国王选举的特性。其次，他们每次只任职一年，而且职责之一是就像我们看到西塞罗在公元前63年所做的那样主持继任者的选举。第三，他们两人共同执政。共和国政体的两个核心准则是，任职应该永远是暂时的，权力应该永远是被分享的，除非其中一人在紧急情况下可能需要暂时掌控全局。就像我们将会看到的，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些准则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强调，但也变得越来越难以坚守。

执政官们还以自己的名字为他们任职的那一年命名。显而易见，罗马人不可能使用我在本书中所使用的现代西方纪年体系——读者们不必担心，为了清晰起见，我将继续使用这个体系。“公元前6世纪”对他们而言毫无意义。他们偶尔会“从建城以来”计算年份，如果他们对建城年份达成了某种共识。但他们通常用在任执政官的名字来表示年份。比如，对于我们所说的公元前63年，罗马人称之为“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和盖乌斯·安东尼乌斯·许布里达任执政官的那年”，而“奥皮米乌斯（Opimius）任执政官的那年”（公元前121年）的葡萄佳酿特别有名。在西塞罗的时代，罗马人已经编制了一份一直上溯到共和国伊始的基本完整的执政官名单，并很快将其与罗马广场上的凯旋将军名单放在一起公开展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份名单，人们得以确定王政时期终结的确切年份，因为按照定义，那也是第一任执政官任职的年份。

换句话说，共和国不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它是政治、时间、地理和罗马城市景观间一套复杂的相互联系。年份被直接与当选执政官联系起来，在于新制度元年献给神明的神庙的门柱上，被锤入的钉子标出了年份，甚至台伯河上的小岛也完全是名副其实的国王被逐的产物。这一切的基础是一条至高无上的唯一原则：自由（libertas）。

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把民主理念留给了现代世界——雅典人在公元前6世纪末推翻了“僭主”并建立了民主制度，这在时间上与罗马国王被逐一致。古代观察者们没有忽视这一点，他们在描绘这两个地方的历史时热衷于让它们看起来是平行的。共和时代的罗马为后世留下了同样重要的自由理念。李维在《罗马史》第二卷（开始讲述王政时期结束后的罗马故事）开篇使用的第一个词就是动词形式的“自由”，这个词和它的名词形式仅在前几行就总共出现了8次。罗马文学中随处可见共和国是建立在自由之上的这个观念，在以后的世纪里，它还在欧洲和美洲的激进运动中产生了回响。法国大革命的口号“自由、平等、博爱”（Liberté, égalité, fraternité）将自由放在首位，乔治·华盛顿谈到要在西方重燃“自由的圣火”，美国宪法的起草者们化名“普布利乌斯”（来自另一位共和时期最早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雷利乌斯·普布利科拉）为它辩护，这些并非巧合。但我们应该如何定义罗马人的自由呢？

从共和时期迈入罗马帝国的独裁统治，在这800年间，这是罗马政治文化中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政治争论常常围绕着自由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与独裁相容展开。谁的自由陷入了险境？如何最有效地保护自由？罗马公民对自由的理解相互冲突，该如何解决？全部或大多数罗马人会把自己视为自由的拥护者，就像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都拥护“民主”。但罗马人还是会为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不断发生激烈的冲突。我们已经看到，当西塞罗被流放后，他的宅邸被拆毁，原址上建起了一座自由女神的圣祠。但并非每个人都赞同这种做法。西塞罗本人讲过一则轶事，在一部关于罗马第一任执政官布鲁图斯的戏剧上演时，人群为其中一个角色的一句台词掌声雷动：“图利乌斯奠定了公民‘自由’的基础。”事实上剧中台词所指的是塞维乌斯·图利乌斯，暗示罗马在共和时期之前、在一位“好国王”的统治下可能已经就有了自由，但马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西塞罗的全名）却相信掌声是给自己的——他也许是对的。

这种冲突构成了本书下面几个章节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在探索共和国最初几个世纪的罗马历史（包括内战、“自由”的胜利和对意大利邻邦取得的军事胜利）前，我们必须对共和国的诞生和执政官制度的发明做一些深入了解。可以想见，这个过程也许并不像我在之前给出的标准故事中所描绘的那么顺利。

①罗马国王去世后，元老院将任命一名元老担任过渡时期的摄政者，任期为5天，届满后由他任命下一位摄政者，直到新王选出。摄政者将提出新王候选人，经过元老院评议后，该人选将接受人民大会的投票。投票通过后，候选人还需得到神意许可和行政权（imperium）才能正式成为国王。

②图鲁斯·霍斯提里乌斯晚年，罗马暴发瘟疫。国王按照努马留下的指示向“预兆者”朱庇特（Jupiter Elicius）献祭，但仪式中出现错误，全家被闪电击毙。（李维，《罗马史》1.31）

③罗慕路斯兄弟在选址问题上发生分歧，约定根据神明预兆做出决定，罗慕路斯看到12只鹰，雷慕斯只看到6只，于是前者成为罗马奠基者。（李维，《罗马史》1.6.4-1.7.2）

④第二、三、四等级各20个百人队，与第一和第五等级共同组成170个步兵百人队，工程师和乐工百人队共4个。

⑤D. H. 劳伦斯（1885—1930），英国作家。1927年4月，他游历了意大利的一些考古遗址，创作出题为《埃特鲁里亚地点速写和其他意大利随笔》（Sketches of Etruscan Places and other Italian essays）的游记。阿尔贝托·贾科梅蒂（1901—1966），瑞士雕塑家，他的作品深受埃特鲁里亚艺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