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暴政和强暴

公元前6世纪，罗马无疑是个小型的城市社区。判定由茅屋和房屋组成的区区聚落何时成为意识到自己是个拥有共同身份和志向的社群常常很不容易。但有序的罗马历和与之相伴的共同宗教文化与生活节奏很可能可以上溯到王政时期。考古学遗迹同样确凿地表明，公元前6世纪的罗马已经拥有了公共建筑、神庙和一个“城市中心”，这是存在城市生活的明确迹象，即便按照我们的标准来看是小规模的。这些遗迹的年代仍然存在争议：没有任何一项证据的年代测定能让所有的考古学家达成一致，而新发现总是在改变我们的认识（尽管并不总是像其发现者所希望的幅度有那么大！）。不过，现在只有非常坚定和思想狭隘的怀疑者才会否认该时期的罗马拥有城市特征。

这里所说的遗迹发现于后来的罗马城地下的几个地点，但关于早期城市最清晰的印象来自罗马广场地区。公元前6世纪，广场的地面被人为抬高，并修建了一些排水设施，两者都是为了保护该地区免遭水淹；地面上至少连续铺设了1到2层沙石，使其可以被用作社群的共享中央空间。本章开头提到的铭文发现于广场一头，就位于卡庇托山的斜坡下，那里曾是一处拥有户外祭坛的早期圣所。无论该铭文究竟表述了什么内容，它无疑是某种公共布告，其本身就暗示着存在一个框架，由一个结构化的社群和受认可的权威构成。在广场的另一头，一群后期宗教建筑（包括与维斯塔贞女相关的）下方最早期地层的发掘物显示，它们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甚至更早。不远处还发现了差不多同年代的一系列相当大的私人房屋的零星遗迹。这些遗迹的数量非常少，但让我们依稀看到了一些富有的大人物在公民中心旁过着奢华的生活。

很难知道如何把这些考古遗迹与关于最后几位罗马国王的文学传统密切地匹配起来。一些发掘者想让我们相信，广场附近的一座公元前6世纪的房屋实际上是“塔克文家族的宅邸”（假设这宅邸确实存在过的话），但这种想法几乎肯定是走过头了。不过，罗马人在关于王政时期最后阶段的叙事中对国王们所资助的营建活动有所强调，这同样不太可能完全是巧合。两位塔克文都被认为曾主持了卡庇托山上的朱庇特大神庙的落成仪式（后来的罗马作家们很容易混淆这两位国王），他们据说还都建造了大竞技场（Circus Maximus），并委托建造了广场周围的店铺和柱廊。除了几座神庙的营造被归于塞维乌斯·图利乌斯名下，他还经常被认为在罗马城周围修建了防御墙。城墙是存在着共同社群情感的另一个重要标志，虽然现存的名为塞维乌斯墙（Servian Wall）的防御工事大部分不早于公元前4世纪。

20世纪30年代，人们创造出一个意大利语短语“La Grande Roma dei Tarquini”（“塔克文家族的伟大罗马”）来形容这个时期，这种说法也许并不那么有误导性——当然，这主要取决于“伟大”究竟意味着什么。在绝对和相对意义上，当时的罗马仍然远远称不上“伟大”。但与100年前相比，它已经是更大和更加城市化的社区，这无疑得益于其有利于贸易的优越地理位置和靠近富有的埃特鲁里亚。从我们对公元前6世纪中期该城规模的了解来看（其中一部分判断不可避免地属于猜测），当时的罗马比它南面的拉丁人定居点都大得多，至少与北面最大的埃特鲁里亚城镇一样大，人口可能达到了2万至3万，虽然远远不及同时代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希腊人定居点宏伟，而且规模要小得多。也就是说，罗马无疑已经是当地的一支重要力量，但在任何方面都还称不上出众。

并不是所有被罗马人归于两位塔克文王名下的城市发展都配得上“壮观”一词最明显的意义。出于罗马人对城市生活基础设施特有的关心，后来的作家们称颂了他们修建下水道——即大下水道（Cloaca Maxima）——的成就。在这一著名建筑留存的部分中，到底有多少可以上溯到公元前6世纪，我们还远远没有弄清：仍能探索的大段用砖石砌成的部分继续承载着一部分现代罗马城的积水和浴室污水，它们是几个世纪后建成的。现在看来，建造某种排水系统的最早尝试可以上溯到更早的公元前7世纪。但在罗马人的想象中，大下水道一直是被归于最后几位国王名下的罗马奇迹，狄俄尼修斯充满热情地表示：“这是一项了不起的工程，无法用语言形容。”他所指的想必是他身处公元前1世纪时所能看到的。但大下水道也有更黑暗的一面：它不仅是奇迹，也让人想起了残酷的暴政，罗马人认为后者是王政时期的结束标志。在一个特别骇人听闻和匪夷所思的故事中，老普林尼——即盖乌斯·普林尼乌斯·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一位了不起的罗马博学者，现在主要作为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爆发的著名受害者之一而被人铭记——描绘了罗马城的人民如何因为下水道的建造工程而精疲力竭，以至于许多人选择自杀。作为回应，国王将自杀者的尸体钉上十字架，希望用这种刑罚带来的羞辱震慑其他人。

图22　一段留存的大下水道。最初的下水道可能完全不像后来建造的这段一样宏伟，但这是罗马作家们在描绘塔克文的建筑工程时心目中的形象。一些罗马人夸口说能在里面划船。

不过，罗马人认为最终导致王政垮台的并不是穷苦劳动者遭受的剥削，而是性暴力：国王的一个儿子强暴了卢克莱提娅。这起强暴事件几乎肯定与劫掠萨宾妇女一样充满神话色彩：对女性的攻击象征性地成为王政时期开始与结束的标志。此外，后来讲述这个故事的罗马作家们很可能受到了希腊传统的影响，后者经常将暴政的盛衰同性犯罪联系起来。比如，在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据说庇西斯特拉托斯家族的统治是因为统治者的弟弟对另一名男子的伴侣求爱而被推翻的。但无论是否属于神话，卢克莱提娅遭遇强暴标志着罗马剩余历史中的一个政治转折点，其道德意义也成为争论的话题。几乎从那时开始，通过波提切利（Botticelli）到提香（Titian）和莎士比亚，再到本杰明·布里顿（Benjamin Britten），该主题在后来的西方文化中被不断重新演绎和想象。朱迪·芝加哥（Judy Chicago）的女权主义装置艺术《晚宴》（The Dinner Party）上有差不多1000名世界历史中的著名女性的名字，卢克莱提娅甚至也在其中占据了一席之地。

李维添油加醋地讲了这个属于王政时期最后时刻的故事。故事开头，一群年轻的罗马人在包围附近的阿尔代亚城（Ardea）时试图找点乐子消遣。一天晚上，他们酩酊大醉后开始争论谁的妻子最美，其中有个卢基乌斯·塔克文·科拉提努斯（Lucius Tarquinius Collatinus）建议他们干脆骑马回家（只有几英里路程）亲自验看那些女人。他声称，这将证明自己的卢克莱提娅是最出色的。事实的确如此，当其他人的妻子趁着丈夫外出而寻欢作乐时，卢克莱提娅却做着一位有贞德的罗马妇女应该做的事——和女仆一起纺纱。然后，她尽职地为丈夫和客人们奉上晚饭。

但故事随后开始变得可怕。因为我们被告知，塞克斯图斯·塔克文（Sextus Tarquinius）对卢克莱提娅产生了致命的激情。不久之后的一天晚上，他又骑马来到卢克莱提娅家。再次受到礼貌的招待后，他走入她的房间，手持长剑向她求欢。当死亡威胁没能让她就范后，塔克文转而利用了她对耻辱的恐惧：他做出威胁要杀死卢克莱提娅和她的一名奴隶（在提香的画中可以看到，见彩图4），让她看上去仿佛是在进行最可耻的通奸时被抓个正着。面对这个威胁，卢克莱提娅屈服了。但当塔克文回到阿尔代亚后，她派人找来丈夫和父亲，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然后自杀了。

图23　作为女性的重要美德之一，忠贞在许多情境中得到了强调。这枚铸于2世纪20年代的哈德良皇帝银币描绘了人格化的忠贞女神像一个罗马好妻子那样恭谦地坐着。她周围的“COS III”字样是为了祝贺哈德良第三次担任执政官，这暗示了男性的公共声誉和女性的得体行为之间存在某种联系。

此后，在罗马的道德文化中，卢克莱提娅的故事一直是一个特别有力的意象。对许多罗马人来说，它代表了女性美德的一个关键时刻。卢克莱提娅之所以自愿付出生命，是因为她失去了李维所说的pudicitia，即她的“贞洁”，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忠贞”（至少对女人而言如此），它界定了罗马夫妻之间的关系。但另一些古代作家觉得这个故事没有这么简单。有些诗人和讽刺作家不出意料地质疑忠贞是否只是男性对妻子提出的要求。在一首淫猥的警铭诗中，马库斯·瓦雷利乌斯·马提亚利斯（Marcus Valerius Martialis，简称“马提亚尔”）——他在公元1世纪末写了一大批睿智、活泼和淫猥的诗——开玩笑说，他的妻子只要愿意就能在白天做卢克莱提娅，而晚上做妓女。在另一句俏皮话中，他质疑“卢克莱提娅们”是否真的表里如一；他猜想，在丈夫不注意时，即便那位著名的卢克莱提娅也是喜欢小黄诗的。更严重的是卢克莱提娅的过错问题和她自杀的理由。在一些罗马人看来，她仿佛更关心自己的名誉，而非真正的忠贞，后者显然取决于她的思想是有罪的还是无辜的，而非她的身体，并且它也完全不会受到与奴隶通奸的诬陷的影响。公元5世纪初，十分熟悉异教经典的圣奥古斯丁对卢克莱提娅遭到强暴提出了质疑：她最后不是同意了吗？在这里不难看到我们自己对强暴和由此引起的责任问题所持有的某些观点。

与此同时，这还在根本上被视作一个政治时刻，因为在故事中，它直接导致国王被逐和自由共和国的肇始。卢克莱提娅刚刚自尽，陪同她的丈夫一起来到事发现场的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Lucius Junius Brutus）就从她身上拔出匕首，并发誓让罗马永远摆脱国王（她的家人因为过于悲伤而说不出话）。当然，这个预言一定程度上是事后虚构的，因为公元前44年针对怀有称帝野心的恺撒发起政变的那位布鲁图斯就自称是这位布鲁图斯的后裔。在确保获得军队和人民的支持后（他们对强奸感到震惊，而且受够了修建下水道的劳动），卢基乌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迫使塔克文父子流亡。

图24　罗马广场上仍然矗立着后来重建的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神庙（Temple of Castor and Pollux）残存的3根柱子。神庙的其他部分基本被毁，但台阶的倾斜基部仍然可见（左下方），演说者经常在这里对人民讲话。神庙的地下室曾有各种不同用途，这扇小门提醒我们注意到了这一点。发掘显示，这间地下室里曾经开过一家理发店/牙医铺。

塔克文家族没有束手就擒。李维的相关记述令人难以置信地扣人心弦，根据他的说法，“高傲者”塔克文曾试图在城中向革命者发起反击，当反击失败后，他又与埃特鲁里亚的克鲁西乌姆城（Clusium）国王拉斯·波塞纳（Lars Porsenna）合兵一处，他们包围了罗马，意图恢复王政，结果再次被刚刚得到解放的居民勇敢地击败。比如，我们读到，英勇的“独眼”贺拉提乌斯（Horatius Cocles）凭借一己之力守卫台伯河上的桥，阻止了埃特鲁里亚军队的进攻（有人说他在战斗中阵亡，也有人说他得以凯旋，如英雄般受到欢迎）；还有克洛伊利娅（Cloelia）的英勇举动，她和一群年轻人被波塞纳俘虏，但勇敢地游过台伯河回到城中。李维表示，罗马人的顽强最终令埃特鲁里亚人感到震惊，后者干脆抛弃了塔克文。不过，也有一些不那么具有爱国色彩的版本。老普林尼不是唯一相信拉斯·波塞纳一度成为罗马国王的古代学者；如果是这样，此人可能是另一位失踪的罗马国王，而王政也会有截然不同的结局。

按照标准故事的说法，被波塞纳抛弃后，塔克文前往他处寻求支持。公元前5世纪90年代（具体日期有争议），在离罗马不远处打响的雷吉鲁斯湖战役（Battle of Lake Regillus）中，他和他在附近拉丁城镇中招募的盟友被最终击败。这是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时刻，但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带有神话色彩，因为据说有人看见卡斯托尔和波吕克斯这两位神明帮罗马人作战，后来还在罗马广场饮马；为了感谢他们的帮助，人们建了一座神庙。虽然经过多次重建，这座神庙仍是广场的地标之一，永远纪念着罗马人摆脱国王的那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