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与弟，内与外

在这些故事表面之下不深的地方，隐藏着某些后来的罗马历史中最重要的主题，以及某些处于罗马人内心最深处的文化焦虑。关于罗马人的价值观和他们的隐忧，或者至少是拥有时间、金钱和自由的罗马人的隐忧（文化焦虑经常是富人的特权），它们能给我们提供很多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其中一个主题是罗马婚姻的性质。鉴于其起源，它将注定有多么粗暴呢？另一个主题是内战，我们已经从试图让交战中的父亲和丈夫达成和解的萨宾妇女的话中注意到了这一点。

这个建城传说的重大疑团之一在于它声称有两名奠基者——罗慕路斯和雷慕斯。现代史学家给出了各种答案，试图解释明显多余的双胞胎设定。也许这指向了罗马文化中的某种基本的二元性，存在于不同的公民阶层或不同的种族群体之间。或者这可能反映了后来罗马总是有两位执政官的事实。这也可能涉及更深层的神话结构，罗慕路斯和雷慕斯是从德国到吠陀时代的印度等世界不同角落中发现的神圣双胞胎的某个版本，圣经故事中的该隐和亚伯也是其中一例。但无论我们选择何种答案（大部分现代猜想并不非常令人信服），一个甚至更大的疑团在于如下事实：双胞胎奠基者之一的确是多余的，因为在建城后的第一天，雷慕斯就被罗慕路斯所杀（在其他版本中则死于后者的亲随之手）。

对许多没有为了净化这个故事而给其贴上“神话”或“传说”标签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建城活动中令人最难以接受的方面。它似乎让西塞罗非常不舒服，以至于他在《论共和国》中描述罗马的起源时并未提及此事：雷慕斯在开头与罗慕路斯一起出现，但随后就从故事中消失了。另一位作者——公元前1世纪的史学家哈利卡那苏斯的狄俄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此人是罗马居民，但通常用其位于现代土耳其沿海地区的家乡来称呼他——选择让笔下的罗慕路斯对雷慕斯之死感到痛不欲生（“他失去了活下去的意志”）。还有一个我们只知道名叫埃格纳提乌斯（Egnatius）的人用更大胆的方式绕过了这个问题。关于这个埃格纳提乌斯的唯一记载是，他彻底推翻了谋杀故事，让雷慕斯得以寿终正寝，事实上比他的双胞胎兄弟活得还要久。

这种绝望尝试无疑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它想要摆脱故事中蕴含的冷酷信息：手足相残在罗马政治中根深蒂固，从公元前6世纪起（公元前44年恺撒的遇刺只是其中一例）反复折磨罗马历史的公民冲突一次次可怕地发作，在某种程度上是事先注定的。有哪座建立在手足相残基础上的城市能摆脱公民的自相残杀呢？许多作家给出了这个显而易见的答案，诗人昆图斯·贺拉提乌斯·弗拉库斯（Quintus Horatius Flaccus，即贺拉斯）是其中之一。公元前30年左右，他在恺撒死后的十年纷争的余波中慨叹地写道：“不幸的命运追逐着罗马人，谋杀兄弟的罪行，自从雷慕斯无辜的鲜血流到地上，他的后裔就受到诅咒。”我们可以说，内战刻在罗马人的基因里。

图9　罗慕路斯和雷慕斯出现在罗马帝国最偏远的角落。这幅公元4世纪的镶嵌画发现于英格兰北部的奥尔德伯勒（Aldborough）。画面中的母狼显得欢快动人。双胞胎看上去危险地浮在半空中，他们似乎也是后来加上去的，就像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卡庇托山上那组塑像所做的。

罗慕路斯无疑可以被称颂为英雄式的建邦之父，而且经常的确如此。雷慕斯的命运引发的不安没有阻止西塞罗在与喀提林发生冲突时尝试接过罗慕路斯的衣钵。此外，尽管有了谋杀的阴影，但正在接受哺乳的那对双胞胎形象还是出现在古代罗马世界的各个地方：从首都——在罗马广场和卡庇托山上曾经分别立有他们的一组塑像——到帝国的偏远角落。事实上，当公元前2世纪时希腊希俄斯岛（Chios）的人们想要表现对罗马的效忠时，他们决定要做的事情之一便是竖立一座纪念碑，用他们的话来说，它描绘了“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和他兄弟的出生”。纪念碑没能留存下来，我们知道此事是因为希俄斯人将自己的决定记录在一块大理石板上，而后者留存了下来。不过，罗慕路斯这个人物无疑还是在道德和政治上让人不安。

在为新城寻找公民时，罗慕路斯把罗马变成庇护所，对所有投奔者都表示欢迎，无论是异邦人、罪犯还是逃亡者，这种想法引发了另一种形式的不安。这种做法有积极的方面。特别是它反映了罗马政治文化在吸收外来者上不寻常的开放态度和心甘情愿，这与我们所知的其他任何古代西方社会都不相同。没有哪个古希腊城邦的包容程度与之相近，雅典对获得公民权的限制尤其严格。这并非因为罗马人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开明”脾性。他们征服了欧洲和其他地方的大片土地，有时展现出可怕的残暴；他们还敌视和蔑视他们所谓的“蛮族”。不过，经过一个在任何前工业时代帝国都不曾经历的过程，那些被征服地区（罗马人称之为“行省”）的居民逐渐获得了完整的罗马公民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法律权利和保护。该过程在公元212年（本书的结尾）达到顶峰，卡拉卡拉皇帝在那一年让帝国境内所有的自由居民都成了罗马公民。

甚至在那之前，外省精英就已经大批进入了首都的政治统治集团。按照我们今天的说法，罗马元老院逐渐成了真正的多元文化机构，在罗马皇帝的完整名单中，有许多人不是意大利人：卡拉卡拉的父亲塞普提米乌斯·塞维鲁（Septimius Severus）是第一位来自罗马非洲领土的皇帝；半个世纪前的皇帝图拉真（Trajan）和哈德良（Hadrian）来自罗马的西班牙行省。公元48年，当克劳迪乌斯皇帝——此人的慈爱长辈形象更多来自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的小说《我，克劳迪乌斯》（I, Claudius），而非来自其真实生活——就是否应该允许高卢公民成为元老的问题与不甚情愿的元老院展开争论时，他花了一些时间提醒与会者，罗马从一开始就对外邦人开放。他的讲话文本连同一些显然就连皇帝也不得不忍受的诘问被刻在青铜板上，放在行省某地（今天的里昂城）展示，并留存至今。看上去克劳迪乌斯没能像西塞罗那样有机会在发表前进行修改。

奴隶制也经历了类似过程。罗马的奴隶制在某些方面与罗马的军事征服方法一样残暴。但对许多罗马奴隶——特别是那些在城市家庭中工作而非在地里和矿井中干苦活的——来说，它不一定是一种无期徒刑。他们经常被释，或者用自己攒下的钱赎身，获得自由；如果主人是罗马公民，那么他们也能获得完整的罗马公民权，与生来自由者相比几乎没有什么不利之处。在这点上，与古典时代的雅典的对比同样令人震惊：在雅典，很少有奴隶被释放，即使被释也肯定无法就此获得雅典公民权，而是进入了一种无国籍的边缘状态。这种释奴做法（拉丁语术语为manumission）是罗马文化的鲜明特征，当时的外邦人对此做出了评价，将之视为罗马获取成功的重要因素。就像公元前3世纪一位马其顿国王所注意到的，通过这种方式“罗马人壮大了自己的国家”。释奴的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一些历史学家推测，公元2世纪时，罗马城中大部分自由公民都有祖先是奴隶。

罗慕路斯将罗马变成庇护所的故事清楚地指向这种开放性，这暗示了罗马的多样化构成是可以追溯到其起源的一个特点。某些罗马人赞同马其顿国王的看法，认为罗慕路斯的包容政策是该城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他们为庇护所感到骄傲。但也存在不同的声音，强调了这个故事远没有那么美好的一面。觉得一个帝国将意大利的罪犯和贱民认作祖宗显得反讽的，不只是某些罗马的敌人，一些罗马人也这样认为。公元前1世纪末或2世纪初，喜欢嘲讽罗马人自命不凡的讽刺诗人尤维纳尔——德基姆斯·尤尼乌斯·尤维纳利斯（Decimus Junius Juvenalis）——严厉批评了作为罗马生活一个方面的势利，并讥讽了那些自诩族谱可以上溯数个世纪的贵族。他在一首诗的结尾借机抨击了罗马的起源。所有这些自负有何根据？罗马从一开始就是奴隶和逃亡者组成的城市（“无论你的始祖是谁，他或者是牧羊人，或者是我最好还是不要提起的人”）。当西塞罗在写给友人阿提库斯的信中拿罗慕路斯的“垃圾”和“渣滓”开玩笑时，他可能表达了类似的观点。他取笑一位同时代人，表示当此人在元老院发言时表现得仿佛自己生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事实上他却生活在罗慕路斯的贱民（faex）中”。

简而言之，罗马人总是可以认为自己在追随罗慕路斯的足迹，无论结局是好是坏。当西塞罗在反喀提林演说中提到罗慕路斯时，他不仅是为了抬高自己而提及罗马的奠基之父（虽然这肯定是部分原因），也因为这个故事能在同时代人中就如下问题引起各种讨论和争辩：罗马人究竟是什么人、罗马代表什么和它的分歧产生于何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