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奥勃朗斯基夫妻吵架

伸冤在我，我必报应。[4]

幸福的家庭家家相似，不幸的家庭各各不同。

奥勃朗斯基家里一片混乱。妻子知道丈夫同原先的法籍家庭女教师有暧昧关系，就向丈夫声明，她不能再同他生活在一起了。这种局面已持续了三天。面对这样的局面，不仅夫妻两人，而且一家老少，个个都感到很痛苦。大家都觉得，他们两个这样生活在一起没有意思，就算是随便哪家客店里萍水相逢的旅客吧，他们的关系也要比奥勃朗斯基夫妻更融洽些。妻子一直关在自己房里，丈夫离家已有三天。孩子们像野小鬼一样在房子里到处乱跑；英籍家庭女教师跟女管家吵了嘴，写信请朋友替她另找工作；厨子昨天午餐时走掉了；厨娘和车夫也都辞职不干了。

吵架后的第三天，斯吉邦·阿尔卡迪奇·奥勃朗斯基公爵（社交界都叫他小名斯基华）照例在早晨八点钟醒来，但不是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在书房的皮沙发上。他那保养得很好的肥胖身子在沙发上翻了个身，抱着个枕头使劲贴住面颊，仿佛还想睡一大觉。但他突然一骨碌爬起来，坐在沙发上，睁开眼睛。

“嗯，嗯，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想着刚才的梦，“嗯，这是怎么一回事？对了，阿拉平在达姆斯塔特[5]请客；不，不是达姆斯塔特，是美国的什么地方。对了，达姆斯塔特就在美国。对了，阿拉平在玻璃做的桌子上请客，大家唱意大利歌儿《我的宝贝》[6]。不，不是唱《我的宝贝》[7]，是唱更好听的曲子；还有些玲珑的水晶玻璃瓶，可这些酒瓶原来都是女人。”

奥勃朗斯基高兴得眼睛闪闪发亮。他想得出神，脸上浮着微笑。“对，真有意思，真是太有意思了。还有许多妙事，可惜一醒来就忘记，连印象都模糊了。”他看到厚窗帘边上漏进来的一线阳光，就快乐地从沙发上挂下双腿，用脚去探找妻子亲手绣上花的那双金色皮拖鞋（去年的生日礼物），并且按照九年来的老习惯，不等起床，就伸手去摸挂在卧室老地方的那件晨衣。这时他才明白，自己并不是睡在妻子的卧室里而是睡在书房里，以及怎么会睡在这里。笑容从他脸上消失了，他皱起眉头。

“啊呀呀，啊呀呀！真糟糕！”他一想到家里出的事，就叹起气来。他的脑子里又浮现出他同妻子吵架的详情细节，想到他那走投无路的处境，以及他一手造成、最使他苦恼的事端。

“唉！她不原谅我，她不肯原谅我。最糟的是什么事都怪我，都怪我，可我又没有错。全部悲剧就在这里，啊呀呀！”他回想着这场争吵中最使他痛苦的情景，颓丧地叹着气。

最不痛快的是他刚从剧场回来的那个情景。当时他兴冲冲地拿着一个大梨子要给妻子吃，可是她不在客厅里。奇怪的是书房里也找不到她。最后他到了卧室，才发现她手里拿着那封使真相大白的该死的信。

她，这个永远忙忙碌碌、心事重重、被他认为头脑简单的陶丽，手里拿着信，一动不动地坐着，脸上带着惊讶、绝望和愤怒的神色瞧着他。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她指着信问道。

每次想到这个情景，奥勃朗斯基感到最难堪的往往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他回答妻子时的那副蠢相。

他当时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干了丑事突然被揭发了。在他的过错暴露以后，他站在妻子面前的那副模样实在太别扭了。他既不感到委屈，也不否认，也不辩解，也不讨饶，甚至装得满不在乎——真是糟得不能再糟了！——脸上竟不由自主地（奥勃朗斯基爱好生理学，认为这是“延髓反射作用”），完全不由自主地突然浮现出那种他平时常有的敦厚而愚憨的微笑。

他因这样的憨笑不能饶恕自己。陶丽一看见他这种笑容，就像被针扎了一下，浑身打了个哆嗦。她按捺不住怒气，嘴里吐出一连串尖刻的话，奔出房间。从此她就不愿再见他了。

“都怪我笑得太傻了。”奥勃朗斯基想。

“但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呢？”他绝望地问自己，可是答不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