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家文明创造力的大幅度衰减

这一时期世界范围内的国家文明，呈现出不断衰减的历史趋势。

这一趋势所表现出的历史实践，是一种空前复杂的蜕变现象——不断变化中的逐步衰落停滞。正面来说，几乎每个国家都在经历种种技术性突破，国家制度普遍趋于精密化，生产领域的科学技术普遍有所提高；宗教、文化、思想、教育等社会精神领域，普遍地丰富起来，并趋于精细化与制度化。如此等等，都是具体的、局部的突破发展。这些局部的、技术性的突破，无法改变国家文明在总体上的衰落趋势，无法扭转世界古典国家群文明创造力的步步衰减。总体上说，第三历史时期——公元前200年上下到公元900余年（10世纪初叶），是世界古典国家群普遍滑向僵化腐朽的黑暗时代的开始。

古典国家文明衰落的主要标识，是政治文明的创造性发展基本上消失。

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创造力，都是国家文明发展的最核心动力；政治文明创造力的衰减，意味着国家文明的总体发展已经失去了强大的轴心动力；其历史结局，必然是国家文明的总体衰落。

政治文明创造力的衰减停顿，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呈现是：世界国家群在权力体系与政治制度的设定方面，普遍以“修正”⁽²⁾传统为要务，从而使国家权力体制向有利于君主专制的方向发展。如同轴心时代那样，由国家主导的具有革命意义与历史进步性质的政治文明的大创建与大变革，已经在这一时期绝迹了。一个拒绝政治变革的时代，必然是一个文明下滑的时代。这是一个被历史实践无数次证明了的真理性结论。这一历史时期政治文明创造力的整体衰减，正是这一历史结论的最好注脚。

这一衰减趋势，经历了两个较长时段的下滑。

第一时段——地平线式的既定状态推进。第三历史时期的前段，世界国家群基本延续着轴心时代形成的既定道路，呈现出地平线式的无创新前进，或者说，这一时段是轴心时代的惯性滑行，延续了世界范围内既定的四种不同模式：一是东方中国的统一政治文明模式；二是古希腊的贵族民主制模式；三是古罗马的共和政治模式；四是亚、欧、非大多数国家群的君主制独裁模式。

可以说，第三历史时期所有国家的政治文明，大体都在轴心时代已经创建的这四种模式之内。在第三历史时期前段的两三百年之内，世界范围的国家政治文明都没有出现新的创造，而是惯性地在“地平线”上滑行了一段时间。这一时段的惯性滑行，以中国西汉王朝的“汉承秦制”为历史典型。

第二时段——普遍下滑的负发展状态。第三历史时期后段，世界国家群的政治文明呈现出总体下滑或者直线跌落的趋势。东方中国文明严重下滑趋势的开端标识，是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独尊儒术”政策主张。这一思想文化政策的具体表述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班固：《汉书·董仲舒传》）。从此，中国的政治文明与社会思想体系，由春秋、战国、秦帝国三大时代的多元并进百家争鸣的壮阔海洋，变为趋向封闭且又不断干涸的“一元独尊”的内陆湖泊；国家权力体制方面，也由具有体系性监督制约功能的中央集权制，开始滑向扩大皇权专制的历史深渊。

欧洲国家政治文明的严重下滑，则表现在古希腊的贵族民主制的灭亡，以及古罗马由共和体制，直线跌落为执政官独裁制与世袭皇帝专制形态。自此，欧洲古典民主制与古典共和制的政治文明，在历史实践的意义上已经宣告灭亡。古希腊与古罗马形成的民主制与共和制的历史传统，也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被黑暗的欧洲中世纪深深掩埋。直到中世纪末期的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才开始重新发现古希腊与古罗马的优秀历史遗产，已经被深深埋进历史黑暗的文明根基才被重新发现，西方国家群才确立了重建更高政治文明的历史根基。

当时，国家群集中的主要区域，依然在西亚地区。这一地区国家群的政治文明，普遍保持着奴隶制社会基础上的传统君主制。7世纪初创建的阿拉伯帝国，初期数十年实行“哈里发”——最高首领选举制；676年，时任“哈里发”的穆阿维叶一世，强势确立其儿子为权力继承人，从此，阿拉伯帝国废除“哈里发”选举制，确立了父子继承制——世袭制。这是阿拉伯政治文明在创建之初的第一次倒退，同样也在世界政治文明衰减的历史趋势之中。

就历史实践的发展看，在东方中国与西亚、欧洲的国家群几乎同时出现政治文明下滑趋势之后，世界国家群几乎全部复归于一种极其简单化的政治文明——君主制模式。所不同者在于两点：一是政治文明体系自身的均衡性程度，二是开明与专制的程度。总体上说，先前历史时期，尤其是轴心时代那种波澜壮阔的政治文明创造大潮，已经明显消退了。

总体上说，世界古典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从此进入了大萧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