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国家初创：大禹建立威权政治
中国民族群在大禹治水成功后走出了洪荒时代，但并没有在大禹后期创建国家形式。
由久远的大联盟形态跨越到国家形态，是一次空前艰难残酷的历史蜕变。对于这场巨大而深刻的历史阵痛，我们民族留下了清晰的历史记忆。这段历史蜕变，是分两个历史阶段完成的。
1．大禹后期的社会新冲突
治水成功之后的一系列创新，并没有使社会总体状况出现预想的普遍太平。在《史记·夏本纪》中，对治水成功后的社会状况说法是，大禹“声教讫于四海。于是帝锡禹玄圭，以告成功于天下，天下于是太平治”。这种说法，只能在没有出现社会大动乱的意义上去理解接受，并不是历史的真实面目。
战胜洪水劫难的伟大时代风云，造就了一支新的、巨大的社会力量。远古社会将如何对待这支社会力量及其带来的种种社会变化，舜帝后期的最高联盟权力无疑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甚或是决定性的作用。依据《史记》记载，治水完成之后，尚在盛年的舜帝，召开了一次极其重要的核心会议，听取大禹和伯益的治水总汇报，显然是要对治水的某些遗留问题作出某种决策。
这次会议只有四人参加——舜帝、大禹、伯益、皋陶。与会者中，没有另外两个当初确定的治水首领——商部族的契与周部族的后稷。如果我们还没有忘记前面所说的那组惊人的历史密码，就可以合理地推定：商部族和周部族，在治水过程中和大禹部族发生过某种程度的冲突，这两个首领已经不再是共同治水的上层权力圈的核心成员了。在后面的辩白中，大禹说到了后稷部族的功劳，却没有提及商部族与契。由此可以肯定：大禹部族与商契部族的冲突应当更为严重。否则，当初最先举荐大禹，并排在治水辅佐首位的商契，如何能不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
所以，这次只有三位大员与会，是自然而合理的。虽然，两大部族首领被排除在核心成员之外，很可能引起诸多方面的不满。但是，基于大禹的巨大声望与实际力量，舜帝无法举行一场所有重要部族首领都能参与的治水“总决算”会议，就连当初的“四岳”也未见到会。于是，舜帝特意召来了执掌司法的皋陶，也召来了传说五岁就开始辅佐大禹，且始终与大禹共同领导治水的伯益。大禹与伯益，显然是治水的两个汇报者；皋陶，则是当时权力很大的最高联盟大法官，应该担负着某种仲裁职责。皋陶与伯益，都是同一部族——秦部族的首领。皋陶是父亲，主要任职于舜帝的联盟权力中；伯益是儿子，是实际统辖秦部族的首领。父与子能够共同与闻极其重要的最高层会议，足见这时秦部族的力量与重要性，已经仅仅次于大禹族群了。
这次不为后世史学家所注意的特别会议，留下了什么样的历史信息？
会议自然由舜帝主持。一开始，舜帝请皋陶对第三次治水做出评判，自己只听不说（以下内容参见《史记·夏本纪》）。皋陶首先评判说：“（禹治水，）信其道德，谋明辅和。”强势的大禹立即说话，既表示赞同，又提出问题：“然！如何？”皋陶则继续赞美大禹：“敦序九族，众明高翼。近可，远在己。”大禹又立即表示了认同：“然。”皋陶又再次高度赞美：“吁！在知人，在安民。”这一次，大禹却公开表示了某种不满，叹息说：“吁！皆若是（都是这样啊），惟帝其难之（只有帝责难我啊）！”而后又义正词严地说，“（我）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皋陶第四次正式赞美大禹治水，“行有九德”“百吏肃谨”“五刑五用”，等等，说了许多话。大禹立即发问：“汝言，致可绩行？”（你的话，可以当作对我业绩的定论吗？）皋陶大约觉得事关重大，立即表示：“余未有知，思赞道哉！”——自己还有不清楚之处，这里只是褒扬治水大道而已。显然，这是逼舜帝说话了。终于，一直沉默的舜帝开口，允许大禹也可以敞开说话。
大禹颇有感触地叙述了自己在13年治水中的艰难奋争：“……陆行乘车，水行乘舟，泥行乘橇，山行乘檋，行山刊木……”，以及与伯益一起率民种稻，才能吃到一口热饭鲜食；与后稷一起率民种菜，民众才有难得之食；粮食少，调有余以补不足；还得迁徙人口，决九川，致四海，民众才得安定，万国才得大治等，一大篇治水业绩陈述。
大禹陈述完毕，首先得到的还是皋陶的赞誉。得到皋陶的拥戴后，大禹以感喟的语气对舜帝发出了隐隐的警告：“吁！帝！慎乃在位，安尔止。辅德，天下大应。清意以昭，待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总的意思是，要谨慎行权，天下才能安宁。这是大禹代表新生力量对大联盟最高权力的一种威胁性警告。最后，舜帝只有万分感喟地将大禹赞美了一番，并请大禹辅佐自己处理政事。
这次核心会议，意味着最高联盟权力对大禹的治水功绩完成了最终的、程式上的肯定。舜帝的寡言及顺势应对，显示出最高领袖的权力已经衰落。其背后的事实是：舜帝统领的“天子”部族群，已经不再是最强大的社会力量了；舜帝只有顺势而为，对既已成事实的大禹权力采取承认态度。
紧随之后的实际变化是，皋陶以大法官名义下令联盟族群：“敬禹之德，令民皆则禹。不如言，刑从之。”接着，舜帝又举行祭天大典——“帝舜荐禹于天，为嗣”。这就是说，皋陶开始以最高联盟权力的名义下令：全社会必须服从大禹，否则，以刑罚处置！之后，舜帝又举行了祭天仪式，将禹的功业告知了上天，并正式举荐禹为自己的最高权力继承人。
这一重大变化，形式上是“禅让”的，实际上则是力量对比基础上的权力格局的变化。大禹，已经由一个部族首领与治水统领，走上了最高权力地位——帝。大禹部族，则跃升为大联盟族群的轴心力量。连带的后果是，治水期间形成的全新的生存状态与社会格局，以及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必然要以新的秩序形式固定下来。于是，整个远古社会开始出现了向一种崭新的秩序转化的趋势。但是，这个转化过程，必然是艰难而残酷的。
2．民心不古——大禹后期社会的阶级分化
西汉刘向的《说苑·君道》，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大禹车行出巡，一老年罪人拦路高呼，要见大禹。大禹出车，恭敬沉痛地询问老人何事。老人愤愤然高声：“天下不公！”大禹无言，泪流满面。随行官吏错解大禹之心，说：“夫罪人不顺道，故使然焉，君王何为痛之至于此也？”大禹摇头说：“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也，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
关键是大禹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是各自以其心为心？就是各想各的利益，再也没有了民众对最高联盟权力的无条件拥戴了。这是大禹后期社会变化的根本点之一：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带来的利益冲突的尖锐化，最终表现为“天下”民心的离异。基本事实是：整个社会非但有对治水功业的种种流言非议，且有商契部族、后稷部族、皋陶／伯益部族与大禹部族在治水中积累的种种矛盾与利益的冲突。
曾经潜藏的不满，很快爆发为公开的权力挑战。
两件大事最为典型：一则，是大禹治水成功之后，曾经在会稽山麓行大祭群神的大规模庆典。庆典的实质意义，是借诸神的名义树立新秩序的威权。可是，在发出大祭号令后，防风氏部族的首领却迟迟不到，表示了对大禹新权力的极度轻慢。另一则，三苗族群再度作乱，公然大肆掠夺黄河流域中心区的土地，向最高联盟权力发动了实际挑战；其实质目标，当然是对准大禹权力的。
大禹的权力机构，没有以五帝时代的传统安抚之法——最严厉的方式也只是将作乱族群迁徙到荒僻地区——平息矛盾，而是打破传统，采取了强硬应对的新方式。对庆典迟到的防风氏，大禹下令处死（或说车裂）。对三苗动乱，则实行武力镇压。在那次极其重要的核心会议之后，大禹的同盟者皋陶严厉威慑民众：必须服从大禹，否则处以刑杀；明确以刑杀的方式来维护新权力的威权。
应该说，这是中国远古社会第一次公开地、明确地强制服从。自黄帝开始的远古社会，虽然有大争夺、大战争，但在非战争时期的常态生存活动中，还是非常看重以道德声望服人的。此所谓“圣王德治”。大禹权力，破天荒丢弃了这一传统。其实际意义是，宣告了中国远古社会土壤已经出现了重大变化，社会利益的冲突已经不可能通过磋商的方式来解决。时势使然，以强迫性力量来巩固社会新秩序的需要，已经形成了。但是，距离国家权力的出现，还缺少一个最重要的环节。
3．大禹后期创建的威权体系
治水完成之后，大禹领袖层创建了具有强制性的威权政治。首先，创建了以常备军为轴心的强力集团。黄帝时期形成的师兵，实际上是时聚时散的民兵性质。大规模长期治水的特殊性，使得治水权力机构必须拥有一支稳定的师兵，才能有效维护治水的法度。这给常备军的出现，奠定了第一个坚实的社会条件——社会需求。常备军出现的另一个社会条件是，生产能力与生产规模的发展，已经能够承担部分人脱离生产而专事武装行动的巨大社会成本。事实是，为维护新的社会格局，在治水中形成的稳定师兵，已经继续保留下来并成为职业化的强力武装集群——常备军。
接踵而来的重大事变，又给创建威权政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第一个重大事变，是大禹成功举行了涂山大会盟。治水完成的初期，大禹立即大会天下部族首领于涂山。这是大禹最为成功的首次会盟，未见任何抵制。顺利会盟的根源是，天下洪水初退，贡赋、田制、部族居住地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需要立即确定，牵涉每个部族的实际利害分割，故此人人踊跃前往。文献的说法是：“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该来的部族首领都来了。这次大会盟的成功说明：大禹的声望与实际影响力，已经超越了远古时期前四任最高盟主——黄帝、颛顼、尧帝、舜帝，而具有了威权性的号令力量。
这次史无前例的“大会诸侯”，竟然没有最高盟主舜帝参加，而是以大禹的治水权力机构的名义召集的。在整个社会意识还处于朴实蒙昧的远古社会，这是极其反常的政治事变，是正面奠定大禹权力基础的第一个重大政治事变。
第二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与皋陶、伯益两大势力集团结成了政治同盟。在舜帝时代的权力结构中，大禹与皋陶、伯益、商契、后稷等，都是政治地位等同的高层成员，相互之间并没有超越传统权力规范的实际关系。但是，在大禹治水的13年里，商契部族与后稷部族，都与大禹产生了矛盾冲突，从而淡出了大禹的治水权力框架；治水中枢机构留下的他族领袖，只有忠实追随大禹的伯益。依据后来在最高核心会议上的相互呼应，完全可以推定：至少在治水的中后期，大禹已经与伯益结成了相对牢固的政治同盟。这就意味着，大联盟最高机构的执法力量，及治水主力之一的秦部族力量，都是大禹的结盟力量了。这一结盟，首先使大禹成功地遏制了最高权力阶层对治水大业的种种非议；其次使大禹能够借助皋陶之力，以执法手段有效消除反对大禹的一般性阻力，使大禹成功走上了最高权力地位。
第三个重大事变，是大禹以特殊的胁迫方式，确定了自己的特殊名号。据史书记载，大禹做摄政帝之后的第17年，舜帝病逝了。在舜帝的三年葬礼期之后，大禹避开了居住在大联盟中枢的舜帝的儿子商均，离开了大联盟权力所在地，搬到嵩山地带的阳城老家去了。大禹的实际意图很明显，是利用这个重大机遇，迫使天下各部族在自己与舜帝的儿子之间，作出明确的选择。结果是，所有的部族首领，都没有去朝拜居住在大联盟权力所在地的商均，反而都赶到阳城去朝拜大禹。所谓朝拜，其政治上的实际意义，就是表示拥戴大禹为帝，愿意服从大禹号令。如此巨大的实际力量，舜帝族群的继任者——商均，是没有实力与之对抗的。于是，大禹正式继承了大联盟最高权力。值得注意的是，大禹在称帝的同时，作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举动，明确宣布了自己的权力名号——夏后。依据当时的语汇，夏者，权力名号也；后者，帝也；夏后者，夏之帝也。
以现代国家文明之理论解析，“夏”是明确的国号，“后”是明确的元首名号。原本，五帝社会的政治传统是：权力机构无名号，最高盟主唯有帝号。大禹一举使新兴权力机构有了特殊的名号——夏，新盟主也有了特殊名号——后。
第四个重大事变，是讨伐三苗，公开镇压敢于挑战新权威的最大族群。这件大事，应当发生在舜帝病逝之后，大禹执掌最高权力的最后十年之内。因为，只有这时大禹才有充分的权力条件进行武装征伐。大禹成功地发动了由常备军进行的第一次征服战争，顺利地平定了三苗族群。由此，大禹正式确立了最具强力性的统治性威权。
第五个重大事变，是诛杀防风氏部族首领，以树立威权政治。大禹在生命的最后一年南巡，以大祭天地群神为名，下令会盟各部族首领。在这次大会盟中，防风氏族群首领迟到了。大禹断然下令，在会盟当场杀死了迟到的防风氏首领。在当时的远古社会，这一诛杀实在是石破天惊。从政治意义上说，大禹在生命最后时期的这次诛杀，实际上是向天下宣告：夏后氏新政权是有强大力量的，是必须服从的，是不允许挑战的！
会稽山大会诸侯之后，大禹没有来得及回到北方，就在会稽山病逝了。
此时，华夏大地的大形势是：治水成功之后，大禹创建的新权威与新秩序，已经大体确立；具有常备军性质的稳定军队，也已经形成。从总体上说，国家权力架构的创立已经大体完成，国家形式所需要的强力机构也已经基本创立。但是，潜在的矛盾冲突与社会风险，依然没有消除；远古文明向国家文明的历史跨越，还没有最终完成，事情还没有完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