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马王堆遗址
“50年前，长沙镖子岭。”
小说《盗墓笔记》开篇的第一句话，就把整个故事背景放在了长沙。很多人会疑惑，中国有那么多古城、古都，西安、洛阳、开封……南派三叔为什么偏偏选择了长沙呢？
其实在中国的历史上，除了北方的洹洛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洛阳一带之外，长沙也是盗墓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考古学家商承祚先生在《长沙发掘小记》中就写到：“解放前，长沙盗墓甚炽。”盗墓小说中经常提到的“土夫子”，最初指的就是长沙地区以贩卖黄泥为生的农民。这些“土夫子”平常靠挖地里的黄泥售卖来维持生计。时间一久，或许就碰到古墓，挖到宝贝了。他们发现，用这些宝贝换取的收益要远高于挖泥土，因此一部分人干脆以此为业。长沙一带的盗墓之风由此盛行。
不过，在这个“十室九空”的地方，偏偏有一个墓葬侥幸成了例外，它被考古人员发现后，发掘出的文物数量之多，保存之完好，震惊了全世界。更为重要的是，墓中还出土了一具“千年不腐”的“女尸”。
这个墓葬，就是闻名世界的马王堆汉墓。你知道马王堆汉墓是如何被发现的吗？墓中那些出土的文物，又能够告诉我们哪些有趣的故事？这一次，我们就从这座令世人震惊的墓穴被发现说起，回到最真实的发掘现场，去一探究竟。
● 围观考古现场：神秘的“火洞子”
长沙市东郊距离市区四公里的地方，有两座小土丘，远远望去就像马的鞍具，所以当地人就把这里叫做“马鞍堆”。再后来，慢慢被误传为了“马王堆”。当时还流传着一种说法：这块地方是马殷的家族墓地。这马殷，是何许人也？
根据史书的记载，马殷字霸图，是五代十国时期南楚的开国君王，他早年以木匠为业，后来从军入伍，机缘巧合之下，官位步步高升，并慢慢消灭了湖南境内的多股割据势力。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在湖南境内建立了南楚。马殷在位期间，不兴兵戈，保境安民，所以非常受当地人民欢迎。
后世相传，马王堆这两个大土丘，就是马殷和他儿子马希范的墓地。甚至许多地方志上也有相关的记载。比如光绪年间的《湖南省通志》中的《善化县志》就记载了“马王堆”这个地名，还表明了具体的方位：“马王疑冢，在县东南五里，楚王马殷筑。”人名、地点样样齐备，非常详细。而巧的是，这善化县在清代光绪年间，就是湖南省的省会，也就是今天的长沙。
《善化县志》作为权威的县志记载，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标明了马殷墓的地理位置，以长沙地区盗墓风气之盛，自然有“土夫子”打起来了主意。
据说，以前有个叫谢晓初的“土夫子”盯上了这个地方，他和另外一个“土夫子”在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来到了这里，刚开始没挖没多久，突然变天了，一个雷劈了下来，瞬间就把边上的几棵大树给劈断了。要不是他们正好在盗洞内，估计也在劫难逃。
干这一行的，虽说天不怕地不怕，经常和死人打交道，但要真的遇上这种事情，也是非常迷信的。他们就觉得，这是老天爷给的警告。这墓，万万挖不得。于是他们赶紧钻出洞，匆匆将土填回去后，就灰溜溜地跑回了家，并在盗墓圈内散布说，这墓千万挖不得，不然会遭到报应的。
其实，如果当时谢晓初能够不信邪，继续往下挖，说不定马王堆就提早跟世人见面了。可是，历史没有假设。马王堆真正被世界所认识，要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
1971年，中苏关系紧张。未雨绸缪，长沙市政府决定在马王堆挖一个大型防空洞，用作战时伤病员的救护所。当时选择了两个位置，分别从不同的方向开挖。洞挖到地下十几米的时候，战士们发现此时挖出来的土，赭红中夹带着一些白点，而且越往里挖土质就越硬。好不容易挖穿了这一层红土，等待着他们的，又是一层白膏泥。
所谓的“白膏泥”，其实就是黏黏的泥土，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密封性特别强。我们知道，墓葬其实是关于土的艺术，古人为了保证自己死后之所不受侵扰，除了会在墓葬内设置机关外，还会在土里做文章，用一些特殊的泥土来填充墓葬。很明显，如果某个地区地下存在古代墓葬，那么它的土质土色肯定会和周围自然生成的泥土有所区别。
毫无疑问，这红土层和白膏泥层，肯定是人为制作的、专用于埋葬死人的泥土。不过，当时负责挖防空洞的战士们可不具备这方面的知识，他们只是觉得这些泥土以前未曾见过，仅此而已。
挖着挖着，突然间洞里倏地冒出了一股凉气，这股气体碰到照明用的蜡烛，“轰”的一声就燃烧了起来。吓得工人赶紧用泥土把火扑灭了。惊魂未定的工人们不禁好奇，地下到底藏着什么？为什么会出现“鬼火”？
这个消息传到了湖南省博物馆。专家们根据当时情况的描述，初步判定，这应该是一个“火洞子”。
“火洞子”其实是当地“土夫子”对其中一类墓的称呼。长沙一带的古墓，喜欢用防渗性好、密封性强的封土，随着时间的流逝，如果古墓没有被破坏，整个墓穴就处在相对缺氧的环境中，里面的随葬品，比如衣服、食品等有机物，会慢慢分解，从而产生一种可燃性的气体——沼气。当墓打开后，沼气一遇到火种，立刻就会燃烧。所以，这种墓被形象地称为“火洞子”。
据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曾经发现过七八个“火洞子”。而且，一般发现“火洞子”，就暗示着这个墓葬大概率保存完整。因为只有未被盗掘的墓葬，墓的沼气才不会泄露。
不过新中国成立后，虽然在长沙发掘的墓葬少说也有几千座，但就是没有一座是“火洞子”。所以这次马王堆发现了“火洞子”，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一件令人兴奋和期待的事情。
考古人员们到现场勘探之后，根据土质和地表凸起的情况断定，这很有可能是两座规模很大的汉墓，于是当机立断，开展了抢救性发掘。专家们把已经暴露的这一座墓葬命名为一号墓，另一座墓葬称为二号墓。
1972年初，一号墓正式发掘。发掘工作开始没多久，考古队员们就发现了很多个盗洞。不过所幸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这些盗墓贼在挖到一半的时候都没有继续往下挖了（这大概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盗洞）。
再往下，就是我们前面说的白膏泥层。有考古队员居然在白膏泥中挖出了新鲜的树叶。起初，大家认为，这几片绿叶可能是从墓口的地面飘落下来的，可是再往下挖，鲜嫩的绿叶不断从白膏泥中涌现出来，而且还发现了当时被遗弃的竹筐。大家这才恍然大悟，这些绿叶很可能就是当年建墓的时候遗留下来的，因为混杂在密封性极强的白膏泥中，即使穿越了千年，依旧鲜嫩如初。
这一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兴奋无比，填土中的小树叶尚且保存如此完好，那么，墓主人的尸体是不是也没有腐烂呢？
● 古代也有猝死？
发掘工作继续往下进行，终于见到了墓坑底部的椁室。椁室里外一共四层，长四米多，高一米五。这个体量，在中国考古史上已经十分罕见了。
大家都知道，墓主人就长眠在这椁室之中。但谁都不能肯定墓主人的保存状况怎么样。为了稳妥起见，考古队员们先将棺材内的随葬品都一一取出，然后小心翼翼地揭开每一层棺材盖板。当第四层棺材盖板被打开之后，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众人。
墓主人安静地浸泡在无色透明的棺液之中，身上盖着两件丝锦袍，穿着麻布单衣和丝锦袍，脸上还盖着酱色的锦帕；双手双脚被丝带系了起来，同时，全身被18层丝、麻衣衾严严实实地包裹着。
当墓主人的面容终于缓缓露出时，在场的所有人都惊得目瞪口呆：她是一个女性角色，看上去已经不年轻，但皮肤仍旧是淡黄色的，按下去甚至还有弹性；部分关节还能够活动，简直不像一具古尸。
你很难想象，一具在地下埋藏多年的古尸，竟然可以保存得如此完好，仿佛时间在这个空间内静止了，所有的等待只为了这一场古今的对话。
经过现场简单的防腐处理后，女尸被立即送到了湖南省医学院。经过解剖发现，女尸生前可谓是病魔缠身，同时患有动脉粥样硬化、冠心病、多发性胆石症、日本血吸虫病等。有趣的是，医生还在女尸的肠胃中发现了约138颗半形态饱满的甜瓜籽。
既然女尸生前患有多种病，那么她究竟是如何死的呢？首先，根据解剖的情况，女尸的脖子上没有绳子的勒痕，全身也没有机械性的损伤，所以就排除了上吊自杀、被人袭击致死等原因。而根据在肠胃中发现甜瓜子这一情况来看，死者在生前应该还可以从容地进食。那么，女尸很可能是因为某种急性疾病的爆发而突然暴毙的。
最终，学者们作出了这样的推测：在死者的最后一天，可能是因为某种原因，导致她出现了巨大的情绪波动，促发了冠状动脉强烈痉挛，造成心律紊乱心跳顿停而死。说得简单点，就是冠心病发作猝死了。
看来，猝死还真是古皆有之，并不是咱们现代人的“专利”。
● 女尸身份之谜
如果大家熟悉考古学的“套路”，应该会知道考古学家此刻最关心的两个问题：第一，墓葬的年代是什么时候？第二，墓主人是什么身份，是否真的如民间传说的，这就是马殷的家族墓葬？
这两个问题，都是比较纯粹的考古学范畴的问题。一般来说，每一朝代的墓葬形制和墓葬习俗，都会有所区别，所以我们只要将马王堆墓的形制和其他已知的墓葬进行一个比较，再结合出土的随葬品，大概就能知道墓葬的年代了。至于墓主人身份的确认，以墓葬中随葬品的丰富程度，里面肯定能够发现一些蛛丝马迹，然后再结合史书、历史典籍的记载，大概就能确认墓主人的身份了。
经过考察，几乎所有的专家都认为，这是一座西汉早期的墓。从墓葬形制和做法来看，这座墓为长方形竖穴墓室，带斜坡墓道，而且木椁周围先填木炭，再填白膏泥，最后用“五花土”夯筑，这种做法，具有典型的西汉墓的特点。墓中出土的陶器、漆器造型，也都和已发现的西汉墓中同类器物相同。
更为重要的是，墓中发现了泥“半两”和泥“郢称”，却偏偏不见“五铢钱”。在中国货币史上，五铢钱始于汉武帝元狩五年，而在汉武帝之前的汉初时期，墓葬里多出泥“郢称”和泥“半两”。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马王堆墓的年代在汉武帝之前。
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们在墓葬中发现了一个奁盒，里面藏了一枚角质印章，上面写了“妾辛追”三个字。这就直接证明了，墓中的女尸就是这个叫“辛追”的贵妇人。但是考古学家翻遍了史书，也没有发现“辛追”这个人的任何记载。她是谁，她的墓葬规格又为什么有如此高的等级？
谜底的解开，还要等到二号墓的发掘。遗憾的是，二号墓不像一号墓那样保存完整，它整个墓室是塌的，里面充满了淤泥和积水。但考古工作人员没有放弃，他们小心翼翼地对墓室内的淤泥进行了筛选和清理，希望能找到一些有价值的信息。最终，在淤泥中意外地发现了三枚印章，上面分别刻着“长沙丞相”“轪侯之印”“利仓”字样。马王堆女尸的身份之谜，终于得以解决。
翻阅《史记》和《汉书》等史料，我们发现，利仓是西汉长沙王丞相，早年随汉高祖刘邦征战天下，后来被封为轪侯。《史记·惠景间侯者年表》中记载：“轪国，汉惠帝二年四月庚子封长沙相利仓为侯，七百户。”而辛追，就是轪侯利仓的妻子。
● 千年女尸不腐之谜
不过，比起墓主人的身份，可能大部分人更加好奇，这具女尸究竟为什么能够历经千年而不腐呢？
很容易想到的一点是，当时埋葬的时候，尸体是不是被进行过防腐处理？这并不是空穴来风，最有名的埃及木乃伊，就是防腐处理的产物。而我国古代也有很多关于尸体不腐的记载。举个例子，《晋书·愍帝记》中记载了这么一件事情：
（建兴三年）六月，盗发汉霸、杜二陵及薄太后陵，太后面如生，得金玉采帛不可胜记。时以朝廷草创，服章多阙，勑收其余，以实内府。
薄太后的陵墓是在建兴三年，也就是公元315年被盗的，而薄太后死于汉景帝二年，也就是公元前155年。这其中相隔了将近500年，但是被盗时，薄太后依然面容如生，我想尸体应该是经过了一些防腐的处理的。
不过话又说回来，文献记载终归是流于纸面，不可尽信。对于辛追女尸的研究，还是要依靠科学手段。
首先，研究人员对棺液进行了检测，发现pH值非常高，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可以抑制细菌的繁殖与生长，但是效果微乎其微，仅仅相当于我们平时说的消炎功能，离不朽的功能还有一定距离。
后来，研究人员发现，女尸之所以能够保持不朽，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里独特的墓室结构。马王堆汉墓是一个竖穴土坑墓，从坑口到坑底大约有16米深，如果算上外面的封土，那就有20米深了。而棺椁就放在了这地下20米深的墓室里，周围有厚约半米的木炭层，这些木炭大约有一万多斤，它们能够不断吸收空气中的水分。而在木炭层的外面，就是一米多厚的白膏泥层。白膏泥黏性好，密封性极佳，可以起到隔绝作用。棺椁被这样一层层地包围，几乎构成了一个完美的封闭空间，外面的物质极难进入，而内部就可以一直处在恒温、恒湿的状态。这是女尸能够保存下来的最为重要的前提，也是决定性的因素。
● 马王堆中的饮食文化
俗话说得好，“民以食为天”，无论在哪个朝代，吃饭都是一件很普通却很重要的事情。透过饮食，我们甚至可以一窥当时的社会面貌和精神内核。著名的考古学家张光直就曾经说过：“达到一个文化核心的最佳途径之一就是通过它的肚子。”
但是，饮食这件事情，或许是太过于日常，在正史中反而缺少系统的论述。这个时候我们就得依靠考古发掘了。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文物中，不仅有大量精美的食器具，从云纹漆案到彩绘漆奁，还有大量的食材实物，从各种主食到调味酱汁，甚至还有菜单这类文字资料作为佐证，可以说是对汉代饮食文化多方位的呈现。那么，我们就从马王堆汉墓开始，聊一聊汉代人是如何面对吃饭这件事情的。
现在我们吃饭，基本上采用的是围桌聚餐、同盘而食的形式，也就是所谓的“合餐制”。一大堆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可以方便交流感情，尤其是在特殊的场合，可以突显热闹的气氛。但是很多人会觉得合餐制非常不卫生，一堆人共享食物，那岂不是每个人的细菌也都“共享”了？于是有人倡议，采用国外的分盘而食，人各一份的“分餐制”。如果我们熟悉历史就会发现，这所谓的“合餐制”，出现的时间其实并不久远，也就一千年时间左右。而“分餐制”并不是外国人的专利，至少在汉代的时候，我们的祖先，用的就是地道的“分餐而食”。
南北朝的时候，有一个大孝子叫徐孝克，有一次他陪陈宣帝宴饮，不曾动过一下筷子，可是摆在他面前的佳肴却莫名其妙地减少了。原来徐孝克自己舍不得吃，而是偷偷地把食物藏在了怀里，带回家孝敬母亲去了。皇上知道这件事后大为感动，下令以后筵席上的食物，凡是摆在徐孝克面前的，他都可以大大方方地带回家去。这个故事的主题虽然是在宣扬孝心，但也可以从侧面看出来，当时采用的是“分餐而食”，不然怎么能够允许徐孝克拿食物回家呢？
这分餐制的形成，其实与当时人们的起居方式有很大的关系。那个时候还没有出现桌椅等高足家具，人们是直接坐在铺在地上的席子上的。甲骨文的“坐”字，就是一个人跪坐在一张编织的席上，非常形象。而我们现在常说的“筵席”，其实就是当时规定的正统坐具；“席”指的就是柔软的草，而“筵”字是“竹”字旁，质料更加结实，用来铺地，上面陈席为座。
这样的一种起居方式，也就决定了你吃饭只能在席子上进行，不可能一堆人围坐在一起共享食物。所以那个时候人们吃饭，首先是席地而坐，面前摆一张低低的小食案，案上再放着一套食具，如果是比较重的食具，就直接放在席子外面的地上。《后汉书》里面记载了一个故事，隐士梁鸿和妻子孟光非常恩爱，每次梁鸿回家，孟光为他准备好食物，然后将食案举至额前，捧到丈夫面前，以示尊重。这就是“举案齐眉”的故事。这说明当时的人们确实是把食物放在案上的，而且食案不会太大、太重，一般仅限一人使用，所以即使是妇人也能轻易举至额前。
马王堆汉墓的出土，将这些史书中的故事都具象成了实物。我们在墓中发现了两条竹席、四条草席，发现了六件匕，还发现了长条形的漆案，上面五个小漆盘，一个漆耳杯，两个漆卮，漆盘上还放着一双箸。这很可能就是当时贵族用餐的标准配备。
如果我们来细细分析这些餐具，就会发现汉人饮食的更多细节，比如说，卮是用来盛酒的杯子，为圆筒形，边上有一个把手，跟现在的马克杯有点类似；耳杯则是用来饮酒的器皿，一般上面会写“君幸酒”三个字，代表着“请君饮酒”的意思。这两个器物配合，大致可以反映当时饮酒之风的盛行。《汉书·食货志》中提到：“百礼之会，非酒不行。”又说：“酒食之会，所以行乐也。”无论是日常宴饮还是婚丧嫁娶，都离不开酒，酒的需求量可以说是非常大了。
在汉代，很多名人都是好酒之徒，而且往往以此为荣。比如说东汉著名的文学家蔡邕，就曾醉卧途中，被人称之为“醉龙”；汉末三国时期的名士孔融，相传是孔子的二十世孙，也十分爱喝酒，经常说“坐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吾无忧也。”
除了漆卮、漆耳杯这些饮酒器具之外，马王堆汉墓中还出土了许多盛酒的大型器具，比如说漆锺2件、漆钫4件等，它们的底部分别书写了“石”“四斗”等计量单位，而且器身内还尚存酒类沉渣。根据研究，仅仅这6件酒具，它的容量就达到了70多升，可见当时酒的需求量是多么旺盛。
箸和匕一般是作为进食餐具配合使用的。“箸”，其实就是筷子的古称。明代陆容《菽园杂记》中说，当时民间有一些避讳的风俗，尤其在苏州地区为甚，因为“箸”与“住”“滞”字音接近，而行船讳住，所以就取了反义“快”字，因为“快子”多用竹制成，最后就变成“筷子”了。“匕”可不是我们现在说的“匕首”，而是餐匙。马王堆出土的匕由簸箕形的斗和长柄两部分组成，全身髹漆彩绘，样子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用的勺子。古人进餐的时候，箸和匕分工明确，《礼记·曲礼上》中说：“饭黍毋以箸……羹之有菜者用梜，其无菜者不用梜。”梜也就是箸，所以说，箸是用来夹菜食的，匕是用来食饭的。虽然我们现在吃饭的时候仍同时使用勺子和筷子，但是它们各自承担的职责却发生了变化。勺子不像古代那样专用于食饭，而是主要用于盛汤；筷子也不仅是夹菜的专用工具，它既可以夹取食物，也用于食饭，与“饭黍毋以箸”的古训完全背道而驰了。
我们再来聊聊汉代的烹调方式。现在我们炒菜做饭，主要是用油炒、煎、炸等方式，但是在汉代的时候，油炒的方式并没有推行开来，人们用得最多的是将肉物菜料一锅煮的方法，这也就出现了“羹”这样的食物。《说文》中“羹”的解释是“五味和羹也”，意思是说羹是五味调和成的肉汤。我们现在也喝羹，但在古代，羹的重要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汉代著名的经学家郑玄就称羹食为“食之主也，自诸侯以下至庶人无等”。西汉的开国皇帝刘邦，还创造了一个与羹有关的成语：分一杯羹。当时楚汉争霸，项羽抓住了刘邦的父亲，扬言刘邦不投降就杀了他父亲炖成肉羹吃。刘邦回了一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而翁，则幸分我一杯羹。”
从马王堆墓出土的遣策中，我们发现羹的用途和种类非常之广。所谓的“遣策”，就是当时丧葬时记录随葬物品的清单。所以但凡记录在册的，我们都有理由相信这些食物是当时常见的，并且是墓主人喜爱的，不然不可能成为随葬品。在遣策中，常见的羹就有夸羹、白羹、巾羹、逢羹和苦羹五大类。而这五大类，又可以细分成很多种，比如说巾羹就是指加了芹菜的肉汤，遣策中列了有狗巾羹、雁巾羹、鲫肉藕巾羹等等，可以说是五花八门，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汉人对羹的喜爱程度。
由此可见，吃什么、怎么吃，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特色，它总是在不断地变化，我们现在奉为传统的东西，可能在古代则是另外一番场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