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先秦时期的玺印源流
篆刻之始
我国古玺的源头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后经商周时的甲骨文、铭文、石鼓文等雕刻影响，至战国时形成整体形象。在发展过程中，重要的动力来自文字体系的演变和完善，同时体现了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域的审美风尚。随着玺印的使用相对普及，其文字表现形式也趋于多样化。
先秦古玺留存于世的大多是战国玺。古玺形状各异，内容有官职、姓名和铭文等，玺文精练，章法生动，传达着远古文明发端的信息。随着时间的漫漶，显得越发神秘、朦胧和迷幻，让人感受到一种神奇、古朴的气息，令人心驰神往。
我国上古三代时期的明君商汤在打败夏桀并将他放逐之后，回到了他所在的称为“亳”的地方。当时商汤只是夏王朝的一个诸侯，居住在亳地。
商汤战胜残暴的夏桀是一场伟大的革命，使他的声威达于四方。各地的诸侯、方伯以及大大小小的部落的酋长们都纷纷到亳来祝贺，就连远居西域地区的氐人和羌人部落也都前来朝见。
商汤见各路诸侯聚集在亳，就决定召开诸侯大会，推举领导四方的天下共主。
在大会上，商汤取来原夏王朝天子的玺印，放在天子座位的左边，然后低头后退几步，对着天子座位和玺印，弯下身子，恭恭敬敬地行参拜之礼。随后便回到自己的诸侯位次上。
诸侯们表示臣服于汤，于是都说：“汤打败夏桀，顺乎天意、应乎人心，理应登临帝位，可为什么只是拜而不受呢？”
商汤说：“这是天子的座位，有道的人才可以坐上去，天子的玺印，有道的人才可以掌管。天下，不是一家独有的，而是天下人所有的。所以，只有有道者才能长久占有它。”
诸侯们坚持让商汤登帝位，商汤多次推让，可是三千诸侯没有任何一个人敢去即位。最后，商汤才坐到天子的位置上，接受各路诸侯和百官朝贺。
这段记载取自春秋时期的历史文献《逸周书·殷祝篇》，它间接反映了当时的玺印在改朝换代过程中作为法统凭信的特殊功用，是其他凭信工具所无法替代的法器。
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属于我国先秦古玺中的官玺。先秦指秦代以前的历史时期，起自远古人类繁衍时期，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为止。先秦古玺的发展，经历了一个起源、演变，直至成为定制的过程。
我国玺印的发明和使用历史，源远流长。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表明，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玺印伴随着人们一路走来，闪耀着华夏民族的智慧光辉，可谓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一朵奇葩。
对于我国玺印的起源，据汉代的纬书《春秋运斗枢》记载说：黄帝时有个大司马叫容光，统六师，兼掌邦国之九法，曾与黄帝一同游玄扈、上洛。当时有一只凤凰衔图飞来，把图放在黄帝面前。黄帝得到的这个龙图，“以赤玉为匣，长三尺八寸，厚三寸，黄玉检，白玉绳，封两端，其章曰‘天赤帝符玺’。”
另一本纬书《春秋合成图》也有相同的记载。
汉代纬书中的这个说法，把我国玺印的起源归之于神灵的创造与赐予，是由于当时社会和文明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人们对于许多问题都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所以这样的说法大家还是笃信不移。引文中所说的“玺”，便是我们后来所说的印章，说明华夏族很早就已使用印章了。
此外，还有诸如印章起源于“徵识图腾”、起源于“宗教”、起源于“生殖崇拜”和“劳动工具”等说法，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知道玺印起源于古代人民的创造力和聪明智慧。
与上述说法相比，考古发现则更具有可信度。一般来讲，凡在金铜玉石等素材上雕刻的文字通称“金石”。玺印即包括在“金石”里。我国图形和文字的雕刻，最古老的有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商周时期的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
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我国最早的雕刻实物见于有8000多年历史的新石器时期的印纹陶。比如龙山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印，就是一种在陶坯上印有纹饰和标识的器具。
在当时，制陶工匠们在烧制日用陶器的过程中，趁着黏土柔软时在上面按盖印章，包括制造的地名、场所、官署、工匠的姓名字、吉语祷词等内容，个别还有制作年份，由此在陶器表面留下了清晰可见的印纹。
在这种陶器印纹的启示下，工匠们后来干脆直接在陶拍上刻纹饰。陶拍首先是以拍打方式弥合泥坯裂缝的简单工具，其上雕纹饰之后，在拍打的过程中，器物表面的纹饰就形成了。这就成为我国装饰图案和玺印艺术的渊源。
在我国雕刻文字发展过程中，商周时期的甲骨文刻辞可谓经典之作。甲骨文全称龟甲兽骨文字，简称甲骨文，亦称龟甲文、卜辞、占卜文字、契文、殷契等等。所用材料是龟甲和兽骨，龟甲有腹甲与背甲，占卜所用以腹甲居多；兽骨有羊、鹿、猪、虎等，占卜所用兽骨主要是牛的肩胛骨。
占卜所用的甲骨首先要经过一定的处理，然后在甲骨片背面施以钻凿。钻就是在甲骨的背面按一定的程式钻一个圆形的凹槽，凿就是在已钻好的凹槽一侧再凿出一椭圆形的凹穴。
甲骨一经灼烤，发生爆裂，正面就显现出裂痕，称为兆纹。纵向的为兆干，与兆干相交的为兆枝，甲骨文占卜的“卜”字就是兆纹的象形字。卜人就通过爆裂显现出的由兆干和兆枝构成的卜形兆纹来判断所卜之事的成败吉凶。
卜人判定吉凶后，就在甲骨的正面、兆纹的旁边，用特定的符号刻下占卜的内容，这就是卜辞。这是一套即繁琐又严密的程式。
甲骨文的契刻与材料的有机结合，不仅为此后的书法体势以纵势为主导的规范做了充分准备，也成为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铭文又称金文、钟鼎文，指铸刻在青铜器物上的文字。商周时期，人们往往将国家或宗族的大事铭刻在青铜器上。铭文也属于“金石”中玺印的一种形式，并且其表现形式丰富多彩。
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在鼓形石上的文字。它在唐初被发现，后经历代辗转，原有700多字，经由岁月浸蚀，后来仅存200多字，在10只石鼓中，其中一石已文字全无。
被发现的石作鼓形，根据鼓身上的文字，石鼓被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殹、田车、銮车、霝雨10只鼓，每只鼓高约3尺，直径2尺余，且各刻四言诗一首。据近代考证，认为它是战国时的秦国之物，内容是歌咏秦国君游猎情况的，故也称“猎碣”。
石鼓文具有遒劲凝重的风格。字体结构整齐，笔画匀圆，并有横竖行笔，形体趋于方正。笔势圆整。字体结构比金文工整均匀，开始摆脱象形的拘束，结构匀称，线条完美，无明显的粗细不均的现象。被誉为“籀文之祖”和“石刻之祖”。
经过了印纹陶、甲骨文、铭文和石鼓文等几个阶段的发展后，其金石雕刻文字逐渐成为了入印文字，并在商周时期开始具有了符刻铭记功能。这是我国古代玺印发展的巨大进步。
商周实行宗法封建制，中央王室与诸侯国颁布政令，分封委任处理军国政务都需要有表明权力的凭证。商汤所参拜的玺印，就是当时最高权力的象征。民间的经济、社交活动也需要契约性的证明。因此，玺印作为政权机构或个人权力的信誉信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玺印具有天赋的权信功能，因而成为商周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商务和日常生活中的主角。从安阳殷墟出土的“亚罗示”印、“翼子”印和“奇字”印等实物来看，商周时期的玺印形制已经相当成熟。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使用玺印已经比较普遍了，尤其是战国时期，用玺印来封检文书已形成了制度。当时的富豪贵族们身上佩带玺印作为雅玩已相当流行，此外还应用到取信、勒名、取吉、装饰、殉葬等范围。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玺印文字都是大篆，与当时钟鼎器物上的铭文相同，两个时期的印章风格也基本相同，所以在出土的古玺中，很难一一考证出哪些是春秋玺，哪些是战国玺，因为在印式和风格上战国古玺是春秋古玺的延续。
春秋战国玺印的用材基本是铜、银、玉3种材质，石质玺印比较少。在制作工艺上可分为铸和凿两种。铸，是用泥范铸造，称作铸印；凿，即在预制好的印坯上用刻刀直接镌凿。比如后来所见到的白文即阳文印，均是铸印；朱文即阴文印，大都为凿印，铸印较少。
春秋战国的官印呈方形的居多，也有圆形的、椭圆形的、长方形的、扁方形的、长条形的、三角形的、矩形的等等。同时分朱文印和白文印，朱文印大小一般在1.5厘米左右见方，白文印在2.5厘米见方。
春秋战国玺印文字的篆法与布白，有着特殊风貌，具有极高的艺术审美价值。由于当时各国用印制度不同，文字尚未统一，印文的素材则来源于青铜器铭文。虽然有不少印文至今无法破译，但其形态丰富多变，精彩至极。文字的无规定性，从另一个侧面看，则带来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春秋战国玺印的边栏与界格相互协调，无论章法和文字作何种变化，每印均有边栏或界格来作为章法的辅助形式，这是古玺印一大特点，这样丰富了印面内容，调节了印面向构，增强了古朴、灵动之气质和形式美。
春秋战国的玺印以难得的自然天趣，丰富的想象力，近乎于童心的创作状态，类似于远古图腾的诡异、烂漫和多样化的审美取向，成为了后世篆刻艺术可资借鉴的宝贵资源。
总之，先秦古玺的起源和发展演变，是由于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从它出现那天起，就以独一无二的艺术形式和丰富深邃的文化内涵，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在博大精深的中华艺苑里绵延不断地散发出独特的芬芳，吸引着人们进入这方寸世界。
知识点滴
我国玺印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古玺是原始社会进入阶级社会后的产物。由于上古社会的发展变化，人们有了交换物品的需要，于是就产生了一种具有交换功能的工具，印章也就应运而生了。
篆刻的出现，说明上古社会经济和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发展，文字已经成为必不可少的交流工具。比如上古陶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时候，各个部落为了制造的陶器不至于与其他部落混淆，将文字或符号契刻下来，以便于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