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文明的基因

“基因”这个词现在很流行，“文明”这个词大家也都非常熟悉。“文明的基因”是从哪里来的？使我对整个人类文明真正有兴趣并且有意识地想去了解的，是一张照片。那是我在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里拍到的一张照片。照片中的主角被人类学家亲昵地称为“露西”，是生活在距今320万年前的类人类。从照片中可以明显看出，她的双足可以直立行走，前肢比后肢短。她的后人慢慢地走出了埃塞俄比亚，并且走到了全世界。按照今天部分古人类学家的看法，露西应该是我们人类共同的祖先。但她的颅容量跟现代人还有很大差别，所以科学家只能将她归类为原始人类，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人。从已发现的化石来判断，人和猿分化的时间大概是在750万年前：大约300万年前有了非洲猿；大约200万年前出现了会制造工具的能人；大约150万年前出现了直立人，直立人不但会使用工具，可能还会用火。他们从非洲东部走出来，经过中东，到达亚洲（爪哇人和北京人可能都是他们的后代），也去了欧洲；距今50万—20万年前，留在非洲的直立人进化成智人，但智人和直立人的区别并不十分明显。这些智人在大约20万年前也走出了非洲，他们的部分后代被称作尼安德特人，在中东和欧洲留下许多遗骸、工具和人为埋葬的痕迹。大约10万年前出现的现代智人和今天的人类在解剖学上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大家应该都是这一批现代智人的子孙。

在10万年前，人类大致可以分为两支：较为古老的一支是主要在中东和欧洲的尼安德特人；另一支是从非洲散布到中东、亚洲，后来又到了欧洲的现代智人。在欧洲的现代智人消灭了尼安德特人，虽然他们曾经和尼安德特人交配混血。这两支人类的前额、眉骨和下巴的形状都不一样，显示了他们进化过程的不同。

大约4万年前，地球还处于冰河期，印度尼西亚与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之间的水道还很窄狭，一部分现代智人就从印度尼西亚渡海迁移到了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成为这两个地方最早的人类。后来，由于天气变暖，地球进入现在的间冰期，海平面上升，陆地缩小，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与亚洲大陆就更加隔绝了，因此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现代智人在几万年的时间里和其他地区的现代智人没有交往。这导致澳大利亚、新几内亚和欧亚大陆走上极为不同的发展轨迹。

大约2万年前，人类用皮毛御寒的能力逐渐提高，一部分现代智人就慢慢从亚洲东部迁移到西伯利亚居住。在1.5万年前，当冰川还没消退的时候，他们中的一些人渡过白令海峡进入阿拉斯加。这些人就是今天北美洲和南美洲原住民的先祖。从考古学证据来看，人类从白令海峡进入美洲之后不到1000年，就到达了南美洲的南端，平均每年向南移动大约15千米。从人类学角度看，美洲的原住民和今天亚洲东北部的居民十分相似，现在的DNA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

既然现代智人来自同一群祖先，那么人和其他动物有什么分别，人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这是哲学家要探讨的问题，我说不清楚。作为一个从事科学研究的人，我只能罗列以下四点：第一，人有比其他动物更复杂和精细的喉部结构，有用声音交流信息的能力，这就形成了语言；第二，人有懊悔、羡慕、思想等感情，这些感情的深度和广度是其他动物所不能及的；第三，人能用自己的理性根据一定的法则来理解事物，除了感性地看到一定的事物以外，还能理性地推断一定的事物；第四，人会集群而居，社会组织力量和复杂度要比其他动物高得多。另外，人的眼睛有白眼球，而猴子、猩猩就没有。因为有白眼球和黑眼珠（或蓝眼珠、绿眼珠等）的对照，人就可以“眉目传情”，可以“怒目而视”，也可以“斜眼看人”——内心的想法、感情都会透过眼睛传达给别人。动物中只有人会抛媚眼，狗和猴子再聪明、再善解人意，也不会抛媚眼。

开始写人类文明史或开始讨论文明的都是农业社会出身的人，因此，文明的开始可以定义为人类开始有意识地种植植物作为食物。那么，首先生产食物的地区应该就是文明的起源地。让我们先看在地理上与欧、亚、非三洲相隔绝的美洲，它自己形成了一个单独的生态系统。中美洲地区最早有生产和储存食物的证据，主要的作物是玉米和豆类。后来，南美洲安第斯山区也出现了食物生产，主要作物是豆类和马铃薯。再看欧、亚、非三洲。这三大洲上有4个原始的食物生产区，各有自己的特别作物，这些作物当然和当地原有的野生植物有关。非洲西部很早就有了农业活动，最早种植红薯。亚洲西部是人类最早出现农业生产的地区，有种植业，也有畜牧业。在这里首先被种植的小麦和大麦后来逐渐传到了欧洲、北非、南亚和东亚。印度恒河流域很早就有了独立的农业活动，但我们现在不知道它的原始作物主要是什么。稻米的原产地是中国，东南亚（湄公河流域）也是稻米的较早产区和主产地，大约8000年前就开始种植稻米了。中国黄河流域的农业是自生的，主要种植小米，小麦则是后来从中东传过来的。

农业活动不单是种植作物，一开始就包括了畜牧业。人类与最好的朋友——狗共同生活的历史至少已有12000年。在动物之中，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也是为数不多的不是为了食用而驯化的动物之一。绵羊和山羊是在西南亚首先被驯化，大约有10000年的历史。猪大约是10000年前在中国被驯化的。猪对中国人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家”这个字的构成就是屋顶下面一头猪，而“家”对古代中国来说是最主要的社会单位和力量来源。牛、水牛、马、驴也值得一提。牛大概是8000年前在中亚被驯化的，水牛则是于6000年前在中国被驯化，马是6000年前在乌克兰北部的草原被驯化的。人类一开始驯化马是为了食用，后来用其来负重或拉车，最后发现它还能骑，并且脖颈很长、看得很远，可以识途，十分聪明灵敏，所以就将它作为运输和作战的工具了。马被驯化后，人类才有了游牧这种生活方式，进而才有游牧民族。驴虽然看上去体型较小，但对人类还是很有价值的，它是6000年前在埃及首先被驯化的。公驴和母马交配可以生出骡子。骆驼有两种——中亚的双峰骆驼和阿拉伯的单峰骆驼，但两者之间不能交配繁殖。

人和动物有了不解之缘后，当然有很多好处，但也会给我们带来致命的“礼物”。人其实本身是带有病菌的，动物也是。天花、麻疹、百日咳、流行性感冒这些病都是由动物身上携带的病毒导致的，H7N9型禽流感病毒就是在家禽身上被发现的。最近引起全球严重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应该是从人类捕获的野生动物身上来的。

文明的发展

我们对人类早期文明的认识主要来自考古学。19世纪以来，考古学和古文字学成为欧美各国学界非常重视的学科。学者们在世界各地进行大规模考古挖掘，发现了许多珍贵的古物，例如陶器、铜器、古代文书等。从这些古物中，考古学家推测出人类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代的生活方式，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比如希伯来文明、地中海文明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后来，历史学家把考古学家的成果借鉴过来，将某些特定的但范围较大的地理区域里较为固定的物质生活方式称为“文明”（civilization），而把较为抽象的信仰和价值观等称为“文化”（culture）。其实，这两个词都是欧洲人在18世纪根据拉丁语词根提出的新名词：civilization源自civilis，意为城邦公民；culture源自cultura，意为耕耘。它们经常被不同的学者赋予不同的意义，也时常被视作近似词而被互相代用。

大约距今12000年前，地球进入当今的间冰期，那时地球上的不同地区已经居住着不同的人群。随着天气开始变暖，可供食用的物种数量增加，人类可以向之前无法居住的寒带移动，追捕一些习惯寒冷气候的大型动物，如驯鹿。在那个时候，农业将兴未兴。也就是说，此时除南极洲以外的五大洲（如果包括大洋洲就是六大洲）上的人类似乎都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到6000年前时，中东、南亚和东亚的农业社会领先发展，澳大利亚、美洲和非洲南部则落后了许多。但到了今天，西欧各国人以及他们在美洲、非洲和大洋洲的后裔所建立的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经济水平最高；东亚和东欧正在急追，但仍然相对落后；撒哈拉以南非洲、南美洲的内陆以及亚洲内陆和东南亚的山区似乎最为落后。

19世纪中叶，正当欧洲殖民者统治世界各地，具有绝对优势的时候，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出现了。这给了那些本来就具有种族优越感的欧洲人一个借口，认为白种人天生就优秀，而黑肤色与棕肤色的人则天生愚蠢。这些种族主义者一方面相信所有人都是由上帝创造的，满口“爱你的邻人”，另一方面却又错误地演绎达尔文的进化论，把它转化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相信种族和民族的“优胜劣败”和“存优汰劣”，进而在“胜即优，败即劣”以及“优当存，劣当汰”的宣传之下实施种族灭绝行为。

这些观点被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纳粹主义的拥护者到处宣传，以致许多受害者都认为事情本来就该如此。在近代中国，也有不少人不自觉地信服这些谬论。简单地说，他们相信，某些人种/民族因为天生智力比较低下、比较懒惰，所以发展较为落后。但他们无法解释的是，中国的汉族和西欧各民族的基因库在近1000年中都没有大的改变（倒是在4—6世纪时，双方各自有过大规模的民族融合，基因库因此可能有不小的改变），为什么在7—15世纪中国社会明显领先于西欧，而在18—20世纪则是欧洲明显领先于中国呢？且不论这个问题是否有恰当的答案。一个受种族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影响的人，会在自己的言行中不自觉地对欧美人士礼貌十足，而面对贫穷落后国家的人民和本国的少数民族时则不免会自我感觉良好。

针对上面的问题，我们需要了解进化论的科学演绎，以及地理环境对人类历史的影响。

大家都知道，寒冷地区的人一般个子比较高，肤色比较白；热带地区的人一般个子比较矮，肤色较深。从进化论基因变异的角度看，这种差别很容易解释。

我先说肤色的“物竞天择”。大家都知道，强烈的紫外线照射会使皮肤致癌。皮肤的色素能够挡住紫外线，因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皮肤癌的发生。在热带地区，肤色白的人会因为皮肤癌高发而降低存活的概率，因而也就难以繁衍；通过基因的变异，肤色深的人就容易在热带地区繁衍。人的肤色还和体内维生素D的合成有关。紫外线的照射有利于身体内合成维生素D，而维生素D对人体骨骼的强健来说很重要。在高纬度的寒带地区，阳光照射少，紫外线不够强，如果肤色太深就没办法合成所需的维生素D，因此不利于骨骼健康。这样，在寒带地区，肤色浅的人骨骼就会比较健康，也更容易繁衍。因此，无论是从防皮肤癌的角度来看，还是从骨骼健康的角度来看，近赤道的人肤色都比较深，近北极圈的人肤色都会比较白。进化论解释了这个大家都会注意到的肤色分布现象。

再谈个子的高矮。任何动物，包括人，冬天时会怕身体散热太快，夏天时会怕身体散热太慢。要想身体散热慢，就应该减小体表面积与身体体积之比；要想身体散热快，就应该增加体表面积与身体体积之比。现在，设想有两个正方块，一个的边长为1厘米，另一个的边长为2厘米，它们的表面积和体积之比分别是6∶1和24∶8（也就是3∶1）。因此个子高的人散热比较慢，在寒带比较容易存活，即使在夏天也不要紧，因为寒带的夏天不会太热；个子矮的人散热快，在热带比较容易存活，即使在冬天也不要紧，因为热带的冬天也不很冷。因此，进化论可以很清楚地解释，为什么有些人肤色深，有些人肤色白，有些人个子高，有些人个子矮。还有，根据近年来的基因研究结果，人类现有的体型、肤色、头发、鼻子、眼睛的差异，都可以在5万年的时间里因为基因变异而产生。也就是说，今天所有的人类都有可能是源于5万年前或更早之前的某一个小群体，尽管这不是必然的。

既然人类的基因和潜能都差不多，那么以种族论优劣的说法就完全站不住脚。这样的话，又如何解释有些地区的人在几千年之前就已经有了辉煌璀璨的文明，有些地区的人却在不久之前还停留在原始生活状态呢？

先让我们看一下世界各大洲的地图。欧亚大陆是地球上最大的一块陆地，全部都位于北半球，而且主要在温带。穿过欧亚大陆的轴线是东西向，在北纬40~50度，因此要从欧亚大陆的东部到西部，穿越的气候带差异不是太大，而且从多瑙河到大兴安岭之间还有连续不断的大草原。再看非洲，它最宽的地方在赤道附近，贯穿它的轴线主要是南北向，穿越了不同的气候带。南美洲亦是如此。南美洲形状狭长，跨越赤道，而且还有一条南北向的安第斯山脉把它割裂成三大区：一个是太平洋区，一个是大西洋区，还有一个就是以热带森林为主的亚马孙河流域。因此，单从地形来看就可以知道，在亚洲和欧洲，人畜的往来和货物的运输比较容易，因此文明容易传播，文化容易交流，而这些在非洲和南美洲则是相当困难的。

文明的首要条件是农业。农业的开始需要有适当的本地物种，这些物种要能够在人的培养之下生长，还要适应季节的变更，且成熟期不能太长。早期人类不可能等候若干年之后才会结果实的植物，因为他们需要尽快获取余粮来维持生命。小麦、大麦、小米和稻米都是一年一熟甚至一年两熟，所以才会被人类选为农作物。当然，没有野麦就没有家麦，没有野稻也就不可能有供人种植的稻米种子。非洲和南美洲就没有野麦，因而也没有小麦；欧洲和东亚本来也没有小麦，但因为陆上可以通行，西亚的小麦就传到了欧洲、南亚和东亚。所以，非洲和南美洲的文明发展先天不足。

推动文明发展最为直接的条件是可以被驯化的、能驮重和耕田的大型牲畜。前面已经说过，牛、马、驴、骆驼这些大型的哺乳动物都是在亚洲被驯化的。一旦有了被驯化的动物，并且可以让它们快速繁殖，这些牲畜就可以帮着种田，可以载人和运货，当然还可以给人类提供肉食。这些条件在非洲都不存在：非洲有的斑马和犀牛都无法被驯化，狮子、老虎更是不必谈。美洲和澳大利亚也没有可以驯化的大型动物。有人说，美洲和澳大利亚的原住民为什么守着肥沃的土地却不发展农业，而欧洲人去了才一两百年，美国和澳大利亚就成了世界两大谷仓和最重要的棉花、羊毛产地？答案很简单，因为欧洲人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即有了现代化的农业技术和机械设备之后才过去的。前面提到，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的原住民都是4万年前从印度尼西亚渡海过去的，之后海平面升高，水道变宽，直到18世纪英国人到达那里之前，他们都没有与其他人类深入交往的机会，只有袋鼠为伴。面对澳大利亚和新几内亚既有的地理条件（高山、沙漠、海滨），生态环境和物种分布，这些原住民只能在这些限制下繁衍，没有其他办法，所以他们没有发展农业。美国最大的农业州是加利福尼亚州，可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原住民没有适当的作物种子，就算有种子也没有水去灌溉农田，因为加利福尼亚州是个干燥无雨的地方，现在当地的用水是从1500千米之外的落基山脉用运河引过去的。

总而言之：一万年前，几大洲的人类都还没有进入文明状态，所以大家都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地方发展得很快、很好，有的似乎还在原地踏步。这不能全怪后者文明落后，至少不能简单地归因于那里的人们能力弱，毕竟大家脚下的路并不一样，有的笔直而平坦，有的则是崎岖难行，因此文明就有了不同的发展。

文明的板块

因为不同地区的人们面对的自然环境不同，不同的文明板块就出现了。

第一个是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西亚的两河流域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令我们今天仍颇为惊叹的成就，比如4000年前铸造的铜像、数学上的求立方根、天文学上的黄道十二宫（由此发明了12进位制，一年有12个月，一天有24小时，一小时有60分钟）等。其实，任何地方的文化都不是全部由自身创造出来的，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借用十分重要。澳大利亚在4万多年里都没有机会和别的地区往来，结果那里的人一直停留在打猎和采食阶段。

苏美尔人于约4500年前制作的一幅皇家旗帜现在被大英博物馆保存。大约3800年前明文颁布的《汉穆拉比法典》内容相当详细，其中提出的一个基本原则是“用者自付”，比如做买卖时，不像现代卖家还提供售后服务，当时一旦买了东西，卖方就不管后面的事情了。法典中提出的另一个原则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后来的犹太法典就承袭了这个原则。犹太人和比他们早出现的古巴比伦人，以及比他们迟出现的亚述人都说同一种闪米特语言。犹太人最早出现的迦南地，就是今天叙利亚之南的巴勒斯坦，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和宗教思想就是来自美索不达米亚。

第二个是尼罗河流域文明。埃及不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其文明是从美索不达米亚传过去的，但埃及把这外来的文明发展得非常昌盛。这多亏了尼罗河。尼罗河三角洲每年被上游冲下来的泥土冲积一次，所以土壤非常肥沃。尼罗河上游有几个瀑布，导致尼罗河的上游和下游之间无法航行，因而分为两个地理和文明区：上游人口稀少，下游富庶丰裕。埃及一向受尼罗河影响：埃及98%的人口住在尼罗河沿岸只占国土面积5%的土地上，而另外2%的人住在占国土面积95%的沙漠地区。所以，埃及是高度集权的文明，尼罗河就是它的生命线。尼罗河上游物产不丰厚，多数时间埃及都被下游的人左右。

第三个是印度河流域文明。今天的印度人并不是印度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人，虽然他们在血统上可能有一部分关系，但在文化上并无关系。印度河流域指的就是旁遮普（意为五条河流域地区）。古代印度河流域文明的遗迹是英国人在一战前后发现的。他们挖掘出几个古代城市遗迹：摩亨佐·达罗在约4600年前就有浴室、下水道和暖水器，此地还出土了一个舞女的塑像和群葬的遗址；哈拉巴有整齐的街道，出土过一个男性的上身塑像，他应该是黑肤色的印度原住民，而不是今天印度河流域居民的祖先。不知出于什么缘故，这个文明后来消失了。约3500年前雅利安人入侵印度的时候，并没有遇到拥有高度文明的当地人的抵抗。所以，3000多年来的印度人并不知道印度河流域有过这样的文明。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印度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比如，在两地都出土了圆柱形的滚动印章，因此它们之间一定有来往和交流。

第四个是黄河流域的文明。现在已经知道的这个文明的产物有约5000年前的丝绸、约3500年前的非常精致的青铜器，以及约2000年前的马车。马车应该不是中国独立发明的，因为约4000年前美索不达米亚就有安装了轮子和轮辐的战车。2000多年之后，周武王也使用马拉战车，这应该不是巧合。马大概是6000年前在今乌克兰一带被驯化的，周朝的轮辐也可能是从西方传过来的。因此可以说，中国文化也并非都是自己创造的。马王堆古墓里发现的约2100年前的丝制旗帜已经非常细致和华丽了。很有意思的是，穿着和书写用的丝先被发明，几千年后较简单但更重要的纸才被发明。

古印度文明很早就已经存在，但后来离奇地消失了。3000多年前从阿富汗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和印度原住民融合后创造了（西方人所谓的）印度教文明。从体质人类学的角度看，今天印度北部和西部的人平均而言肤色浅一点儿，个子高一点儿，鼻子尖一点儿；南部人平均而言肤色深一点儿，个子矮一点儿，鼻子扁一点儿。也就是说，雅利安人进入印度3000多年之后，由于地理位置，印度南方人和雅利安人的混血程度依然比较低。今日印度的主要语言和欧洲各地以及伊朗的语言是同源的，都属于印欧语系。古印度文明的创造者说的是什么语言，我们现在仍然不清楚。今天的印度有22种官方语言和14种法定文字，由此可见当今的印度文明是几种文明并存的结果，但主要的是印度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有几个继承者。第一个是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地区所建的迦南文明。第二个是在今天土耳其的东部和中部所建的赫梯文明。赫梯文明在公元前1900—前1500年达到颇高的水平，但今天的土耳其人并不是赫梯人的后代。第三个是由克里特岛上发展出来的米诺斯文明，它受到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影响，但也受到埃及文明影响。岛上发现了许多很精致的陶器、栩栩如生的岩画，还有一种因为现存遗迹不多，还没有被破解的古老文字。迦南文明和米诺斯文明融合后产生了地中海文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文明都属于地中海文明（当然还有从地中海东岸迁移到北非迦太基的腓尼基文明）。地中海文明和迦南文明有两个共同继承者，分别是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此外，斯拉夫人在1000年左右接受了希腊东正教之后所创造的俄罗斯（以及乌克兰、塞尔维亚等）东正教文明也是这两个文明的继承者。

文明的互动

中国在多个世纪里对外往来的主要通道是丝绸之路。这个名字是19世纪德国一位地理学家起的，非常恰当。总括来说，丝绸之路有北路、中路、南路。在蒙古高原之北和西伯利亚针叶树森林之南的中间地带有一片从匈牙利直达大兴安岭的欧亚大草原，这就是草原丝绸之路。历史上，有月氏、斯基泰人从欧洲经过这条通道来到东亚，匈奴人、突厥人还有后来的蒙古人又经过这条通道从东亚到达西方。这些人口的移动是文明之间互动的最为明显的例子。在中国南方，从四川、云南南下缅甸，可以出海到印度洋，再转往波斯湾或也门，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也可以从广州出海，沿越南海岸绕过马来半岛进入印度洋，再转去地中海。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考古发现证明，埃及的货品在秦汉之交就已经从海上来到了广州。提起丝绸之路，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张骞、法显、玄奘等人去中亚时所走过的——从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和沙漠，越过高山，由绿洲所串起来的绿洲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开发固然以丝绸贸易为初始驱动力，但它实质上促进了不同地区的交流，展现了文明之间的互动。除了丝绸和其他物质的交换，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交流其实对后世的影响更深远。别的不说，单是佛教传入中国就已经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件大事。

2006年春，我在巴黎索邦大学休一个月的学术假，主要研究欧洲中古史。有一天清早，我在校区附近散步，看见一个以前没注意到的教堂。它门口那用法语与阿拉伯语所写的铜牌和告示说明，这座教堂属于叙利亚礼仪天主教会，做弥撒用的是古叙利亚语，辅以阿拉伯语。叙利亚礼仪天主教会与（独立于罗马教皇的）叙利亚东方正教不同，但也有别于由教皇直接任命主教的拉丁系天主教会。它在18世纪和罗马天主教教廷签订了合并协议，承认自己是天主教的一部分，也承认罗马教皇的领袖地位，但条件是可以选举自己的主教，并且保持原有的独特礼仪。基督教最早的教会并不在罗马，而是在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今土耳其）和埃及等地。这些地方的教会各有各的传统、教仪与信众，没有谁从属于谁的问题。后来，罗马帝国定基督教为国教，才有了谁是正统的问题。经过几百年的政治和社会变迁，基督教出现两大支派：一个是由罗马教区的主教所统领的拉丁教会（一般被称为“罗马天主教”），奉行拉丁礼仪和规章；另一个是由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为统领的希腊正教，奉行希腊礼仪与规章。在这两大支派之外，还有几个较大的支派（埃及、亚美尼亚和埃塞俄比亚的教会）和许多小支派。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在没有皇帝的混乱中，拉丁教会成为西欧社会的稳定力量，与使用希腊语并且受制于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皇帝的希腊教会渐行渐远。7世纪，东罗马帝国的埃及、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几省被穆斯林占领，这些地方的基督教会虽然受到伊斯兰法律的保护，但和东罗马帝国的联系大为减弱。11世纪，拉丁教会和希腊正教正式决裂，互相判处对方要受“绝罚”，但一些小支派仍然保持中立。十字军占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时，当地不少基督教派愿意和拉丁教会合并，但因为语言、礼仪、法规等问题，没有具体的结果。16世纪，奥斯曼帝国灭了东罗马帝国，控制了早已伊斯兰化的埃及、巴勒斯坦、叙利亚和伊拉克。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区别对待不同的基督教会：与拉丁教会亲近的受到打压，与希腊正教亲近的则较为好过些。但一个多世纪后，拉丁教会的力量因为欧洲的兴起而增强，希腊正教因为奥斯曼帝国式微反而更加自主。18世纪，西欧在中东的力量越来越强。在这个背景下，叙利亚东正教一位刚上任的宗主教忽然宣布自己皈依罗马天主教，引起了叙利亚教会的分裂。他自己带领部分追随者迁往黎巴嫩，设立新的总部，随即与罗马教廷签订协议，把他领导的教会与罗马天主教合并，但保留了叙利亚语和原有的东方礼仪。

中亚的突厥裔穆斯林从11世纪起就经常南下到印度的德里抢掠，后来还在那里建立了据点。自12世纪末，印度北部逐渐被穆斯林占领和统治。这个时期，由中亚南下的穆斯林除了在德里建立了巩固政权之外，还在印度北部和中部的某些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12—15世纪，印度北部和中部由穆斯林统治的地区被称为德里苏丹国。德里苏丹国统治的人口其实大半是印度教教徒，而在印度北部和中部同时还存在着由许多信奉印度教的王公所统治的大大小小的公国。这些伊斯兰政权和印度教政权的领土犬牙交错，统治者也经常合纵连横，相互兼并。政治与军事的联盟关系并不完全以宗教信仰划线。跨宗教的联盟以及军官和文人先后效忠于印度教王公和伊斯兰苏丹的情况也屡见不鲜。今天印度（或者全世界）最优雅美观的建筑物之一是在新德里南部的古特伯高塔，它是伊斯兰统治者为了纪念消灭德里印度教政权而建，于1193年起建，费时100多年才完成的。该塔高73米，有五层阳台，塔身的横断面是圆形的莲花瓣，下粗上细，用不同色彩的石料装饰。我去参观的时候，导游是一个充满宗教激情的印度教教徒。他特别给我建议了几个好的拍照角度，并且指出整个塔身的切面是莲花形状，而莲花是印度教（和佛教）的标记。他认为，当时替征服者设计和建筑这个高塔的工匠应该是和他一样忠诚的印度教教徒。在高塔的底部有一处说明，古特伯高塔的塔基所用的石材来自德里几座被拆毁了的印度教庙宇。

就在差不多同一个时代（12—15世纪），今天被称为土耳其的地方分别由不同的伊斯兰政权和希腊正教政权统治。前者以塞尔柱突厥人为主，被称为塞尔柱鲁姆苏丹国；后者主要是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后各地兴起的希腊人政权，其中最大的是今土耳其东北部的特拉布宗王国。我去过特拉布宗，还参观了仍然矗立在那里的晚期拜占庭建筑精品——圣索非亚（意为“圣智”）教堂（和伊斯坦布尔的早期拜占庭经典建筑同名）。这座教堂建于14世纪，当时塞尔柱人已经包围了特拉布宗王国并且正在蚕食它。教堂的部分石雕有明显的塞尔柱突厥人的伊斯兰风格，制作这些石雕的匠人有可能是受雇于希腊业主的塞尔柱突厥人。

从印度和土耳其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文明之间的借鉴是双向的。整体强大的文明可以借鉴正在式微的文明；衰落的文明则一般都会向强盛的文明学习，还可以从文明强盛的地区聘请对自己有用的专才。

我在湄公河流域旅行时曾拍过一张照片，是吴哥窟废墟中一面不太为人注意的墙上的浮雕。通过浮雕中拿着武器的士兵头上的发髻和饰物，可以判断他们应该是南宋（或是仍然未改制服的元朝初年的南方）士兵。吴哥窟是柬埔寨真腊王国时代的苏利耶跋摩二世下令修建的王家陵墓，用时30多年，是世界上最大的宗教纪念建筑，先是供奉印度教神，后来被改作佛教寺庙。中国史书上提到，元初周达观驻节真腊一年后回国写了《真腊风土记》，但当时他所带的士兵是什么打扮我不确定。无论如何，12—13世纪来自中国的士兵出现在深受印度宗教影响的真腊王国王家祭祀建筑群的浮雕中，这的确是文明互动的一个表现。

下面的文明互动就实在多了，但史书中没有记载。我在老挝首都万象的大街上溜达时，见到一家名叫“辽宁饺子馆”的餐馆，走进去唠了几句嗑，最后还从我的辽宁老乡那里“蹭”了一顿饭。

世界上早期的书写方法都很麻烦，字母的发明和使用是一项重大的改进。大约3000年前，腓尼基人发明了字母，只有22个辅音，没有元音。这对于只有3个元音，而且变化有规则可循的闪米特语言来说，不是一个大问题，比如今天阿拉伯语的报刊上也不标注元音。腓尼基字母传播得很广，说阿拉美语的巴比伦人所使用的阿拉美字母就是在其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打败了巴比伦人，成了中东的新霸主，但阿拉美语仍旧是中东地区的通用语言。巴比伦人曾经把几万名犹太人迁移到巴比伦，这就是犹太历史上的“巴比伦之囚”。波斯灭了巴比伦之后，又把犹太人放回去。在这之后的好几个世纪里，犹太人继续说阿拉美语——这也是耶稣使用的语言。耶稣受难后，最早的基督徒出现在今叙利亚和土耳其。后来，叙利亚的基督徒用叙利亚文翻译了希腊文本的《圣经》。于是，2世纪时，叙利亚人通过宗教文书和犹太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联系起来。叙利亚文流行后，中东地区的基督教、摩尼教（又称明教）和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教徒都用叙利亚文书写他们的文书，彼此之间的写法只有少许差别。由于景教被正统基督教迫害，被迫离开叙利亚，它的信徒辗转到了波斯和今乌兹别克斯坦，劝化了很多本来信仰祆教（琐罗亚斯德教，俗称拜火教）的粟特人。粟特人在4—10世纪是丝绸之路上最为活跃的商人群体。唐代所谓的胡人主要就是指粟特人，中国历史上最为人所知的粟特人是出生于辽东的安禄山。

20世纪初，人们在敦煌附近的一个长城烽燧下发现了7封信札。据研究结论，这些信札是住在甘肃的粟特商人的家书，时间在4世纪初，不知什么缘故没有被投递出去，因而被遗留在烽燧下长达1700年。它们是现存的最古老的粟特文书。这些信札清楚地反映了当时粟特商人在中国做生意的情况。还有一封信是一个被丈夫遗弃的粟特妇女写的个人凄惨经历。这批信札以及许多现存的粟特文书都是用粟特字母拼写的粟特语，它是东伊朗语的一种，粟特字母是经过改造的叙利亚字母。由于粟特人在很多地区做生意，他们就把自己的宗教传给了一些当地人，特别是属于突厥语系统的回鹘人——这个时期的回鹘人有的信佛教，有的信摩尼教，还有不少人信景教。回鹘人受到了突厥人和粟特人的双重影响，所以回鹘文是将粟特字母加以改造，然后把每个字母旋转90度，竖着成行书写。后来，成吉思汗命令一位维吾尔学者为蒙古造字，这位学者就把回鹘字母又改造成了竖着写的蒙古字母，这就是至今仍然为中国蒙古族使用的蒙古文。

主要在波斯的伊儿汗国汗王阿鲁浑曾于1289年用蒙古文给法国国王腓力四世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说：我想打埃及，如果你们想要耶路撒冷，不如和我们一起出兵；你拿下耶路撒冷，战利品我们平分。这封信上还盖着忽必烈汗所赐的伊儿汗国的国玺，上面用篆书刻有“辅国安民之宝”六个汉字。阿鲁浑找了一个常驻波斯的热那亚商人给他送信，但是当这封信被送到巴黎的时候，法国人已经不想去攻打耶路撒冷了，就回信婉拒了这个建议。这个“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的热那亚商人又用了很长的时间把法国人的回信带到伊儿汗国，哪知阿鲁浑已经死了。但他所写的那封信成了欧亚外交文件中的珍品，现在被收藏在法国国家图书馆里。

总结而言，腓尼基字母向西北传到了希腊：希腊语属于印欧语系，元音的用法很复杂，腓尼基字母没有元音，希腊字母则兼有元音和辅音。希腊字母的第一个是元音α（alpha），第二个是辅音β（beta），整套字母就叫作alphabet，是头两个字母的结合。希腊字母向西北传播，形成了拉丁字母；10世纪，希腊字母向北传到了斯拉夫民族所在的地区，形成了西里尔字母，所有信仰东正教的斯拉夫民族（如塞尔维亚）和后来受到俄罗斯文化影响的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和蒙古）都用西里尔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腓尼基字母向南传，形成了希伯来字母，再向南到了埃塞俄比亚，形成了今天仍然被使用的阿姆哈拉字母（阿姆哈拉语也属于闪米特语族）。腓尼基字母向东传到了巴比伦，形成了阿拉美字母；阿拉美字母向西南传到阿拉伯半岛，先形成了那伯泰恩字母，后来经过改变形成了今天的阿拉伯字母。阿拉美字母往西北传播，就形成了刚才提到的叙利亚文（包括摩尼教的字母和景教的字母），接着就是粟特字母。把粟特字母稍加改变就成了回鹘字母，从横写变成竖写就成了回鹘文。后来，蒙古字母在回鹘字母的基础上产生，满文字母则是在蒙古字母的基础上产生。顺便加一句，南亚和东南亚的多种文字都源于印度的梵文，用弯曲的婆罗米字母书写。婆罗米字母并不是直接从腓尼基字母的形状演变而来的，但由于雅利安人早期和中东的联系，字母这个概念应该是从腓尼基字母引入的，字母的形状和发音则是印度的产物。

全世界不同文字的书写系统十分庞杂，但仍然有脉络可寻。要说明文明之间的互动性以及文明之间的联系，没有比这个更合适的事例了。

文明的困境

文明发展到了今天，有很多问题出现。首先是水资源的问题，很多地方水资源不够。以人口计算，中国是非常缺水的。然而，加拿大和俄罗斯这两个位于北半球寒带的国家却不缺水。北美洲的五大湖区是全世界最大的淡水系统，贝加尔湖则是全世界最深且储水量最大的淡水湖。其次是森林资源问题：有一些森林被改为耕地，有一些被改为住宅用地，还有一些则被打造成了高尔夫球场。巴西的亚马孙河流域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森林，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有不少森林资源。最后，和森林资源密不可分的当然是碳排放和化石能源的问题，这是引发国际争端的一个重要因素。利用石油或者其他碳氢化合物作为燃料，就会产生二氧化碳，而二氧化碳会带来地球的暖化。这不只是某一个文明面临的困境，而是全人类甚至是全世界生物界面临的困境。中国现在是全世界最大的碳排放国之一，虽然人均碳排放量还不算大，但在北京和其他大城市，二氧化碳的人均排放量已经很大了。如果由于温室效应，气温升高4~6摄氏度，会导致全球的冰山融化，海平面上升，许多地方就会被海水淹没，许多河流就会产生海水倒灌的现象，进而威胁良田耕种。届时，就算食物和住房的问题可以解决，细菌和病毒也会大肆传播，人类文明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危机。

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统治方法。古埃及以及包括黄河流域在内的农业文明的基本统治方法是当政者专权，就是什么事都是当政者“说了算”。工业革命以来，许多近现代政府扮演的角色受到了一定的限制，比如被限定在依法收税和开支、处理外交和国防事务等方面。现代人的公民意识增强了，彼此之间的联系方法改善了，在社会生活中，除了政府部门外，还出现了非政府组织，比如红十字会以及红新月会。有一些不只是非政府组织，还经常是反对政府的，比如，绿色和平组织和国际特赦组织就经常对某些国家的政府提出抗议。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作为政府，怎样处理好税收、征地、公共设施建设、环保等涉及公共利益的问题，一直没有一个令人真正满意的制度或办法。在认识和利用自然方面，人类已经比几百年前高明了许多倍。在处理人和人之间的矛盾方面，尽管现在教育普及，交通十分便捷，但没有任何一个现有的政治制度能够胜任。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索的问题。

联合国大会的一国一票制度是从一战后建立的国际联盟那里借鉴过来的，是标准的民族国家的世界构建模式，这在古代是没有的。民族国家明确规定了每个国家的法律行政边境。然而，今天的人类面临海盗、难民、流行病、气候等问题。这些问题不可能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得到解决，更不是单靠在联合国的投票便能彻底改善的。这样的问题在许多国家蔓延，难以处理且不能回避。因此，民族国家的概念在今天受到冲击，但又没有更好的组织形式可以取而代之。一战以后，奥斯曼帝国解体，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十四点”原则，其中就包括用民族自决来解决上述难题。比如，阿拉伯人就可以创造一个阿拉伯国家，由自己管理。但是，国家之间的边境划分好以后，每一个国家内部存在许多民族跨境的情况，特别是在非洲。靠民族自决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像不太合理。威尔逊肯定想不到，我这个不需要民族自决的人，在他去世近100年后还在思考这些问题。

上文所说的文明的发展似乎假设了人类文明有一个固定的方向和目标，朝着它走便是进步，否则就是落后。但事实上，人类文明并不存在这样的前提或者共识。在每个人的心底，哪种生活更快乐呢？或者说，进步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才是整个人类文明所要解决的问题。要探讨人类文明的走向，以下三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

第一，每个人都要面对生老病死，人活在世界上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不仅是宗教的起源问题，也是每一个具备思考能力的人必然会想到的。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怎样才算是满足和幸福？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思考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发展，而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又必然会影响个人的思考。因此，我们绝不能说宗教、哲学、伦理等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假如人类社会目前的状态是文明发展中的一站，社会应该做出哪些改变才能够使大多数人感到更加满足、更加幸福？人所处的关系大致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人的内心世界和外在行为的相互关系、人与人的交往关系、人类和自然界的互动关系。在这种错综复杂的互动关系中，个人如何才能使社会逐步趋向自己心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而不是与之背道而驰？

第三，社会应该由什么样的人、用怎样的方式管理，才能把个人心中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最大化？

这些问题未必一定会陷人类文明于困境，却是每个人都会有的困惑。

文明的展望

以上问题我不敢回答，我也不认为现在的社会会有很多人真正关心这些比较抽象的问题。所以，本章最后，让我们用宏观而又客观的眼光看看现实世界。

首先，信息技术会给文明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计算机给予人的信息量和速度，以及它所带来的人类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变化，大家都已经目睹，但这还只是开端。其实，计算机的运作程序需要一种简单而实用的逻辑。为了适应计算机的运作，越来越多的人会把计算机的思维方式应用到实际生活中，这产生的社会效果可能会非常深远。它具体会产生什么样的变革性影响，今天我们还没有办法预见。其次，生物技术会对人类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有人说，人将来可以活到200岁，你相信吗？这里涉及转基因食品问题、干细胞问题，还有医疗资源分配问题，这些自然会影响人的伦理观。最后，太空技术可以为人类提供很多新信息、新材料和新的能源开采方法。新材料的合成可以在太空中进行，无重力、无污染状态下的分子结晶可以产生许多新材料。人类从地球之外还可能获得新能源，比如，把太阳能在太空中聚集之后，用一种特别的微波定向发射回地球某处，经过转化后就可以成为可用能源，这将会是一种几乎用之不尽的能源。

科技的力量对于文明的冲击是巨大的。但要看到，在工业化进程中，特别是在当今的新兴经济体中，环境污染问题也十分严重，令人忧心。空气、水质和土壤的污染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够治理得好的。大众对于空气和水质的污染比较关注，其实土壤污染更可怕——空气和水还能流动和更新，土壤却无法在短期内更换，也无法简单地去除已经受到的污染。土壤的污染会严重损害人体健康，会对农业造成沉重的打击。在这里，我想讲一个历史故事。以前，罗马和北非的迦太基打仗，罗马战胜之后，就把盐撒到了迦太基的土地上，目的是让那里不产粮食，迦太基果真从那以后就无法再兴兵威胁罗马了。这样的故事在现代工业社会仍在重复着，那些不遵守环保法律的工业企业正在这么做，不同的是，它们影响的土地面积比罗马人要大得多。

语言、娱乐、传媒对于未来世界的文化发展方向以及对于各个文明系统的往来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今天以及可预见的将来，英语肯定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语言。由于最近300年来，先后两个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人民都说英语，在今天的世界，外交、商业和科技等领域都以英语为通用语。在传媒和娱乐界，英语也是最受欢迎的语言，这就更凸显了英语的重要性。在1980年，也就是苏联解体之前大约10年，我曾到匈牙利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听见民主德国和波兰的科学家彼此用英语交流，很有一叶知秋的感觉：在苏联主导下的东欧，俄语都不是英语的对手，何况在全世界呢？我非常喜爱我的母语——汉语，也十分高兴地看到汉语逐渐在国际上受到重视。但是，我不认为汉语在可预见的将来能够成为与英语并列的世界通用语。

对人类文明发展很重要的当然还有地球上的人口。过去几十年里，大家所注意的人口爆炸式增长已经放缓。生活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使全球老年人口总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改变则使较富裕社会的年轻人少生或是不生子女。未来国家间的竞争将不只是针对资源和市场——能够吸引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前往移民的国家将会在21世纪享受“人口红利”。

与老龄化几乎同时出现的是高度的自动化以及最近特别受关注的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应用。这自然会引起社会的改变，也会带来社会伦理观以及人际关系的转变。但在本章中，我们要谈的是在人工智能被大量使用之前就已出现的文明困境。

现在，我们通过综合国力的比较看看分属不同文明体系的几个重要国家和地区。从世界的全局看：19世纪，跨大西洋的贸易最为重要；20世纪，跨大西洋和跨太平洋的贸易差不多同等重要；21世纪，跨太平洋的贸易将会远超跨大西洋的贸易。世界经济重心向太平洋两岸逐渐转移，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趋势。世界上只有北美洲的三个国家（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既面向大西洋，又面向太平洋，所以世界经济重心的转移不会影响它们。并且，由于国土两边都面对大洋，不会受到邻近国家潜在的威胁，这三国有额外的地理优势。

先看美国。美国地处温带，物产丰饶，人口超过3亿，而且老龄化的速度较慢；它东西两边没有邻国，南北的邻国也对其没有威胁，所以国土安全系数最高。论科技实力，互联网、人工智能、卫星遥感技术、无线通信、基因工程、干细胞、纳米技术、新能源等，都是美国创造出来的，并且水平至今仍然远超其他国家。美国社会非常鼓励创新，重视吸纳外国移民（特别是科研人才），自我调适的能力很强。这些是美国的核心竞争力。真正能够导致美国综合国力下降的，不是来自其他国家的竞争，而是其内部滋生的亚文化。这具体表现为贫富差距加大，相当比例的人口（尤其是非裔、拉美裔）对社会不满，许多青少年惯性吸毒、无心向学和工作慵懒等。当然，某些基督教基本教义派的主张以及与此相关的“美国第一”式“爱国主义”和“白人至上”思想也是负面因素。但总体而言，我认为美国在未来几十年仍将领世界之风骚。

再看俄罗斯。苏联时期就遗留下许多民族和领土问题，而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和土耳其、伊朗之间的缓冲带不存在，这就使它在新国土的南部地区少了回旋的余地。中东的伊斯兰极端主义势力蔓延到北高加索地区，导致俄罗斯南部地区出现许多安全问题。俄罗斯的人口渐现老龄化，人口总数在下降；远东地区人口本就稀少，最近还逐渐向西迁移。欧盟和北约在波罗的海三国和乌克兰不断施压，使俄罗斯很难集中精力改善经济。但是，以俄罗斯辽阔的幅员、丰富的资源、强大的科技实力和不屈不挠的文化传统来看，尤其是最近对北冰洋地区的积极开发，它在未来50年仍将会是一个又大又强的国家。

回头看看中国。过去四十几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全世界的头等大事。中国未来50年的发展同样会是能够影响全球大势的因素。中国终将会变得强大，这应该不只是空谈。中国有其他任何国家所不能比拟的充沛的人力资源；中国人民想要实现国家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意愿十分强烈；中国社会的文化凝聚力非常坚固；中国农村人口城镇化的趋势不可阻挡，这将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巨大且长久的推动力。中国在享受了30年人口增长放缓的“人口红利–A”之后，如果能够有效地恢复自然的婴儿出生率，就可以不需要“外援”而享受到21世纪的“人口红利–B”，这对经济和国防都将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只要不爆发毁灭性的大规模战争，中国的振兴将是可期的。

未来几十年里，中国和美国将会是世界上最富经济活力的两个国家。中美合作就能双赢，对抗则会两伤。各国的领导人都很清楚，他们会以理性的态度，根据国际和国内的各种条件来制定决策。未来三四十年，科技发展和人口变化将会导致人类生活方式、社会伦理与社会结构的巨大变化。全球不少地区都有可能出现动荡，但大规模和持久的战争应该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