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中古时代艺术的魅力在于给人以遐想，这种遐想不是瞎想，而是一种文化语境中的力量之感，是一种活着的文明史。艺术来源于真实，也高于真实，当那些千姿百态、造型各异的胡人蕃人形象文物摆在我们面前时，我常想这是不是一种活态的文化生物，它不是玄虚文字描写的，却是从点滴微观的真实细节做起的可信典型，从而使久远的人物又有了活生生的呼吸，以及有血有肉的生命。

我们通过一个个造型各异的胡服蕃俑，不仅调动了丰富的想象力，而且要通过它们再现重要文献记载的史实，像断片的串接活现出有历史依据的外族形象，力求还原或接近历史。有人说我是挖掘陶俑里的胡人艺术形象，实际上我更多的是读书识人，通过文献记载与出土文物互证互映，不仅想说清楚胡人陶俑的沉浮转变，更重要的是用胡俑的记忆串起当年的历史。

有人问：哪个胡俑会说话？用土烧制的胡俑确实不会说话，但是胡俑的造型是无言却有肢体语言，此处无言胜有言，不仅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也给人聆听其声的感觉。陶俑就好像是凝固的语言、缩微的雕塑、诉说的故事，是以“人”为本的构思创作。细心挖掘它，采集创意，权威解读，它就能成为文化的承载者、历史的记忆者。伴随着考古发掘和文物发现，汉晋至隋唐的陶俑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其中不乏优秀之作，有些被误判为赝品的艺术造型也从墓葬中挖出，着实令人吃惊。这些陶俑作品被人们记住，成为那个时代精神的象征，看到的人就能感受到它的风骨、硬骨，也能感受它的柔骨、媚骨。

生活，是陶俑创造者艺术敏感的源泉，正是异族种种生活状态成为创作者接通才华的渠道，许多胡俑造型摆脱了外在奇异怪诞的生理性描绘，更重视内在的心理刻画以表现人物的本来面貌。当然，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粗制滥造、雷同相似的陶俑，但就是有几个造型独特的胡俑便会使我们眼前一亮，感叹当时工匠精彩绝伦的艺术创造。

泱泱大国的唐朝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它扫除了萎靡不振心态带来的性格上的软化，我们崇敬那个时代，崇敬的不是某个具体的人，而是那个时代民族的心灵。找寻外来文明，研究胡汉互动，发现人性的共识与不同族裔的差异，而我们每一个人关心自己血脉的来历则是共同的追求。

唐代留给我们的不是到处能够“申遗”的遗址，更多的是无形却融入于血液中的制度和文化。三省制使得参与政府管理的官员互相制约不能为所欲为。科举制最大限度地打破门阀固化，释放富有才华的青年人的活力，使他们有了上升通道；他们远赴边塞为博取功名不惜献出热血和生命，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而展现才华。如果说国都长安社会环境容易产生“光芒万丈”的诗人，或是浓缩很多“高才”“天才”的文人，那么唐代也是一个盛产传奇的时代，洛阳、太原、成都、广州、扬州等城市通过外来文化的交流谱写了各自城市的传奇。

“拂菻花乱彩，响谷鸟分声。”（李世民《咏风》）“宛马随秦草，胡人问汉花。”（郑《入塞曲》）“胡人正牧马，汉将日征兵。”（崔颢《辽西作》）“背经来汉地，袒膊过冬天。”（周贺《赠胡僧》）“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幽州胡马客歌》）像这类描写胡汉族群与艺术的诗歌俯拾皆是，钱起《校猎曲》“数骑胡人猎兽归”，鲍防《杂感》“胡人岁献葡萄酒”以及“胡歌夷声”“胡啼蕃语”“胡琴羌笛”“胡云汉月”等，过去被认为对周边种族有贬低歧视之意的“胡”，越来越成为今天国际上公认的中性词，演变成为我们熟悉的对等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长河里，胡汉融合鼎盛时期不过几百年，但是留下的反思值得我们几代人体察醒悟，一个多元融合的民族不能总是被困在民粹单边的囚笼里。隋唐王朝作为多民族汇聚的移民国家，深深镌刻下了大国自信和文化优越的纹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