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海德格尔与康德“三分法辩证法”
写西方哲学史的哲学史家在评述康德哲学时，几乎没有人提及康德的“三分法”辩证法，似乎康德辩证法既没有任何内容，又没有任何价值，因而可以不屑一顾。但是，近代以来不少真正的哲学大师却并不是这样看，例如现代哲学家海德格尔、萨特等人就是这样的。这里先来讨论海德格尔与康德辩证法的关系。
海德格尔被人指认为反对对立面统一辩证法。在他们看来他作为一个存在主义哲学大师承袭存在主义哲学创建人克尔凯郭尔的思维方式，也是一个“非此即彼”辩证法的拥护者。但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克尔凯郭尔本人并不是一个“非此即彼”辩证法的拥护者，他的思维方式是对立面统一的。那么，海德格尔在这个方面是否也承袭了克尔凯郭尔？这就是需要详细加以讨论的一个问题。
的确，海德格尔有点厌烦“辩证法”这个概念，在自己著作中很少予以使用。在这个方面他倒像康德一样，也多次表示过对“辩证法”一词的反感。他在自己的名著《存在与时间》中，曾经指斥“为对主体的实体作存在论阐释之故而乞灵于辩证法”的做法，反对把辩证法当作万应灵丹，当作全部真理，以替代对哲学理论本身的分析与论证。他像康德一样，曾经指责柏拉图辩证法使哲学变得“狼狈不堪”。海德格尔认为，他处理存在的意义这一主导性问题的方式是现象学的方式。“‘现象学’这个词本来意味着一方法概念”。他是运用现象学作为方法论来建构他的存在论体系的。但是，实际情形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他对康德的著作和“三分法”辩证法有过深刻的研究和精透的理解，写过论康德哲学的专著。海德格尔的许多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康德的影响。所以，可以这样认为，海德格尔是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他虽然并不像黑格尔那样受康德的启发，把自己的主要理论著作弄成三分法结构的，但却运用三分法辩证法来阐释他的存在论命题，论证存在论的基本理论，进行理论批判与理论分析。光是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孙周兴选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一卷中就有许多文字资料可以清晰地证明这一点。下面就以这部著作作为依据做出一些分析与论证。
首先，海德格尔常常仿效康德，往往把事物或事物的概念看作对立面统一的，提出许许多多对立面统一地构成的概念，作为他的哲学存在论理论的最基本元素或分析批判的工具。例如：
“美好的窘境”；
“非本质性的真理的本质”；
“柔和的严格性与严格的柔和性”；
“主观性的客观的东西”；
“最高度的确定的完全不确定者”。7
这些自我矛盾冲突的概念读起来往往使人感到十分困惑，不可理解。在“美好的窘境”这个概念中，既然是“窘境”了，处于“非常困难而又无法摆脱的境况”，怎么会是“美好的”？又如“完全不确定者”怎么能够是“最高度的确定的”？……这些概念如果从柏拉图辩证法原理“事物不能同时存在又不存在”看来，或者从普通形式逻辑的“不矛盾律”看来，都是完全不可接受的，属于“荒唐怪诞”，叫人百思不得其解。但是，海德格尔却认为它们完全有可能出现于个体存在者的生存活动中。显然，海德格尔对于个体生存者的生存境况，对此在的存在者的存在有其特殊的深刻领悟。此在本身虽然仅仅是个体，但是他的生存境况却也是波澜起伏，曲曲折折，苦辣酸甜，百味丛生，有悲有喜，有生有死，哭哭笑笑，笑笑哭哭。此在存在的短暂的一生中就是对立面统一地从生的过程走向生命结束的过程。其中，有人会辐射出璀璨的光彩，引来众人的敬仰，历史的关注；有人则暗淡无光，一生庸庸碌碌，无所作为。所以，在一个概念之中包含着矛盾对立着的概念并不荒唐谬误，倒不如说是对此在生存的真实写照，是与此在生存的客观实际相一致的。它们与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不相矛盾。在海德格尔看来，这是合理合法的。
海德格尔在《同一律》这篇讲演中，反对形式逻辑的“同一律”，不同意柏拉图的逻辑原则“事物不可能同时既是又不是”，而认为“事物可以同时存在又不存在”，同一个主词可包含两个相互矛盾的谓词，主词与谓词可以互相换位。“选集”上卷中出现不少像下述一样的命题：
“让存在——即让存在者整体存在——是解蔽着而又遮蔽着”；
“真理的完全本质包含着非本质”；
“真理之为真理，现身于澄明与双重遮蔽的对立中”；
“这个在是确定的完全不确定者”。8
海德格尔是反对形而上学的绝对同一律的，反对抽象的A=A；在他看来，绝对的同一意味着没有运动、没有变化，因而意味着生命的结束，此在的被遮蔽掩埋；而生命则是奔腾的河流，风风雨雨，红红火火。因而海德格尔主张A=-A，正即反，反即正。
“存在者站入其中的澄明，同时也是一种遮蔽”；
“真理是非真理”；
“在场本身即不在场”；
“人必须本质上是一个明眼人，他才可能是盲者”；
“一种栖居之所以能够是非诗意的，只是由于栖居本质上是诗意的。”9
经历死亡威胁的人才能真正了解到生命的价值，历经千难万险者方知安全的弥足珍贵。在海德格尔观念中，矛盾双方是互为因果的，在场与不在场相互依存，诗意与非诗意不可分离，而且相辅相成；他往往从正题过渡到反题，从反题又转回到正题。他指出:
“无论在何种情形之下，只有当我们知道了诗意，我们才能经验到我们的非诗意栖居，以及我们何以非诗意地栖居。只有当我们保持着对诗意的关注，我们方期待非诗意，栖居的一个转折是否和何时在我们这里出现。只有当我们严肃地对待诗意我们才向自己证明，我们的所作所为如何和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对这一转折做出贡献。”10
这一段阐释就充满了诗意。海德格尔正是以一位诗人，用撼动心灵的诗意诗情谱写此在人生的苦与乐，对个体的生存充满着深情厚谊，渴望着个体存在者能够有一个接近于安适的栖居之所，诗意地生存。
尽管海德格尔认为，他的存在论理论是由现象学构建起来的，但是，他的现象学方法论并没有也没能排除康德对他的影响，他的许多生存论哲学原则就包含着康德的三分法辩证法原理，即对立面统一辩证法原理。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是他的整个存在论的基础理论。它认为，人是存在的澄明与无蔽，但人又 被遮蔽着，被遗忘了，被抛入了存在的汪洋大海，任凭狂涛巨浪吹打漂浮，由天命打发着。此在是对立面统一。在海德格尔语境中，“人固执地孜孜于一向最切近可达的存在者。但只有作为已经被绽出的人，人才能固执因为他毕竟把存在者之为存在者当作标准了。但在他采纳标准时，人类却背离了神秘。那种固执地朝向方便可达之物，与这种绽出地背离神秘，这两者是共属一体的。它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这两种朝向与背离却又与此在中的来回往返的固有转向亦步亦趋。”11人在天命的折腾中误入歧途，又可能通过经验使迷误本身不让自己误入迷途。在人作为在拒绝意义下的不的时候，生存就根本不不，而是此在才不。存在——作为存在来不。海德格尔总是要把此在表述为不与不不的统一。
海德格尔1929年所作的关于《形而上学是什么？》教授就职讲座中，只要没有先入之见更可以看到，它通篇讨论的就是辩证法，深入地去追究“无”。他指出，“如果我们这样地牺牲掉‘无’，我们岂不是恰恰承认了它么？”“我们从不愿与闻‘无’来知‘无’。”科学是抛弃“无”的，不讨论这个虚无缥缈的东西。但是，“科学所抛弃的东西，科学就需要它。”这些说法就具有非常浓厚的辩证属性与风采，诡异奇谲，引人深思。海德格尔对辩证法“无”这一基本概念进行了精心追问。这一点也可能是受康德的影响。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曾经开辟专门一节讨论“无”这个概念。不过，也可能受了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哲学一开始就从“无”讲起。不过，海德格尔的观点与他们的都不相同。他首先不同意自然科学以一种高昂的无所谓的态度来对待“无”，把“无”当作“不有”的东西弃置不顾。他自始至终都把“无”当作一个“存在着的东西”，一个恰恰与存在截然不同的另一个“存在者”。这一点显然与克尔凯郭尔相同。克尔凯郭尔也是把“无”看作与“存在者”不同而相对立的另一个“存在者”。在海德格尔那里，完全没有“纯无”这个绝对的东西，这一点明显与黑格尔不同，黑格尔是把“无”看作“纯无”的；也与康德不同，康德是把一部分“无”的概念看作绝对的无，一部分“无”看作与“存在”不同的另一种存在，如寒冷、影子等等。海德格尔认为，“无”不是“空”，而是“大通”。他说，“倒是‘无’本来就要和离形去智同于大通的存在者合在一起并即在此存在者身上显现出来。”12“‘无’是以与离形去智同于大通的存在者‘浑为一体’来露面的。”这种看法彰显出海德格尔的“思”的异常独特性，他对辩证法的确是“虚怀敞开”地去思了。他不仅思入了，思深了，而且是思出来了，思广了。
海德格尔这种“思”还显示出他对康德辩证法的解蔽上。他说：
“值得探讨的是：为什么那三个问题（1.我能知道什么？2.我应做什么？3.我可希望什么？）都与第四个问题‘有关’？为什么这一切都可以看作是人类学的问题？什么是这三个问题的共同之处？在何种眼光之下它们是统一的，也就是说可以被归结为第四个问题？这第四个问题必须如何发问，才能将那三问统一地吸收于自身中并包含它们？”13
海德格尔自己回答说，人类理智在这些问题中不仅泄露了其有限性，因此，“它们可以”与第四个问题相关，人是什么？而且它们自己根本上说来无非就是第四个问题，亦即它们按其本质来说必须与第四个问题相关。海德格尔的“问”就是“思”，有“思”才有“问”，而只有“问”而且深入地“问”，才能“思”得更深，打开“思”的大门，才能去敞开存在，让存在显露出本真。问得越深越广，才能回答得越是澄明透亮，存在的本真本相方能越是无所遮蔽。海德格尔一问再问，三问四问，就让我们真正地迫近了康德，导引到了康德辩证法的理论堂奥，用三分法辩证法来理解这四个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一着真是“出奇制胜”，出人意料，不是一般人所能设想得到的。海德格尔紧紧抓住对立面统一这条根本性法则来解读康德三个问题之间的关系。在现当代所谓康德学专家中，能够这样做的又有几何人？第一个问题“我能够知道什么？”显示出人在认知上、理论上的存在；第二个问题“我应该做什么”显示出人在行动上、实践上的存在；第三个问题“我可以希望什么”彰显出人可以成为什么；人的存在是什么？这是能够把对人的一切提问统一起来的大问题。人的存在本身本质上就是理论的存在与实践的存在、实体的存在与非实体的存在的统一。显然，海德格尔的“思”与“问”加深了我们对康德的哲学问题“人是什么？”的领会，昭示出海德格尔自己就对康德辩证法“思”得深，“问”得更深。
现在我们要来学着问：为什么海德格尔这样热衷于叫人这么“惊心动魄”地“思”与“问”辩证法？
对此问题，海德格尔自己有一个解释：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预先把存在与不存在划分清楚，我们又该怎样来断定一个估计随便在什么地方随便在什么时候的存在者不存在呢？我们该怎样来作为此有决定作用的划分？如果我们并不笃定而确定地知道在此地被划分的不存在与存在本身意指什么的话？如果我们连‘存在’与‘不存在’都从未领会过，我们怎么还会有朝一日领会存在者是一个存在者呢？”14
在这里海德格尔不仅从他专门从事研究的生存论哲学的基本内容上，而且从整个存在本原问题上着眼，非常确切而清晰地指出，对存在辩证法的理论问题是必须研究的。存在与不存在是辩证法两个最最基本、最最普遍的概念。整个存在本身就包含存在与不存在，此在存在本身就是存在与不存在的统一。如果把它们绝对分割开来，不去研究不存在，只研究存在或者只研究不存在，不研究存在，或者连“存在”本身的含意都搞不清楚，又怎么有可能弄懂人的此在？所以，研究存在论哲学，特别是此在生存论哲学，是必然地要去研究存在与不存在之间辩证统一关系的。
为了深入地研究存在论哲学，海德格尔必然对古代哲学和近代哲学都下过艰深的研究功夫。他发觉在柏拉图那个时期，古代存在论就已形成了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是需要打上引号的。它曾经使哲学狼狈不堪，从而使它自己变成了多余之事。后来亚里士多德把它放在一个彻底的基础上扬弃了它。由此我们可以了解到，海德格尔不喜欢“辩证法”是有根源的。他厌弃柏拉图那一套论辩式的诡辩。认为它缺乏磊落的方式。但是，我们在《海德格尔选集》中文版上卷中可以看到，他对赫拉克利特很感兴趣，曾经多次善意地解读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思想。在《形而上学导论》这部著作中。讨论到赫拉克利特的思想“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时，海德格尔认为赫拉克利特指称的斗争(战争）的确起到本质性作用，“世界就是这样对立出来的”。但是，海德格尔却又解释说，“这个对立既不拆开统一，又不破坏统一。它形成这个统一，就是采集logos.”15这种解释与黑格尔的解释完全不同。黑格尔是单方面的强调战争的作用，他把矛盾对立、斗争冲突十分地放大了，极端地突现出来。而海德格尔则认为在赫拉克利特那里，并不像黑格尔所指认的那样把统一抛开了，赫拉克利特是主张对立面与统一不可分离的，“对立之根本是既不拆开统一，又不破坏统一”，正是要去形成统一。从赫拉克利特整个《残篇》来看，海德格尔的解释要更为接近原意。赫拉克利特的残篇中，既有强调矛盾对立的一面，也有十分强调综合统一的另一面。海德格尔显然领悟到了赫拉克利特辩证思维的真谛。认为对立面与统一之间是不可分离的，不能突出一个而贬抑另一个。这种解读同样包含着对康德三分法辩证法的深刻理解。
海德格尔是二十世纪哲学家。据说，他“创建‘持存’，道说‘神圣’”。他的思想“艰涩奇谲”，但又耐人寻味，引人入胜；教人去追问与沉思，不做一个被遮蔽的懵懂者。中文版《海德格尔选集》在“编者引论”中最后探问：“谁能理解海德格尔之思和问的惊心动魄？”这种问本身就灌注了深刻的含意，希望人们去深解与深悟海德格尔。海德格尔原本不喜欢柏拉图提出的辩证法这个概念，但却把康德三分法理论运用于自己著作中，以“创建‘持存’”,“道说”此在的生存。原因就在于海德格尔对此在人生的精深领悟。此在人生总是在诗意与非诗意、天命与非天命、遮蔽与敞开、在场与不在场、烦烦畏畏、生生死死的折腾中翻翻滚滚。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康德辩证法或者说不定有可能成为一把钥匙，开启海德格尔生存哲学的大门？海德格尔哲学的显著特征就是“追问”与“沉思”。问得远，问得精；思得透，思得细。有时一篇讲演竟然能够追问几十个、几百个问题。能问常人之所未能问，能思常人之所不能思。这就是海德格尔哲学魅力之所在。不绝地不绝地追问，不绝地不绝地沉思，能够创造出无穷的智慧与神力，去伪存真，澄明解蔽，追问存在的本真本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