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钟叔河

钟叔河先生住湖之南，我住河之北，相距弱水三千，只今年夏他北来，住东华门外翠庄十许日，我们在我的城内住处景山之左见一面，招待他一顿晚饭。他著作等身，如果连编印的也算在内，就要“超”身，可是我手头只有两种，其一是周作人、丰子恺《儿童杂事诗图笺释》，是掏自己腰包买的，其二是《书前书后》，是他北来过访时当面送的。见一面，相聚不过三四个钟头，即使是长舌妇，又能谈多少？总之是很想多了解而了解并不多。可是我仍然想写他，是因为，即使只根据皮毛，也觉得很多方面，都不是一般人所能及；或者退到家门之内，专打自己的小算盘，与我臭味相投。所以，也曾沉吟一下，最后还是决定写。

他的行业是全套书呆子一路，由读书、写作直到编辑、出版。读书和写作，闭门家中坐的事，不可见，也就难说。说容易见的编辑和出版。总的说是成就非常大。分项说呢？想偷懒，抄黄裳先生的：

叔河先生数十年来一直从事编辑工作，从他经手编定的书和写下的序跋中，很可以看出一种特色。这里面有反映近代中国人西方观的《走向世界丛书》，有重印久已绝版的文史丛著的《凤凰丛书》，而数量最大、用力最多的则是重刊周作人的遗著，除了散文集的单行本外，还辑有《知堂书话》等六七种。（《书前书后》序）

这段话着重说“编”。但是透过编，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其他情况。以《走向世界丛书》为例，他在《走向世界以后小引》里说：

我喜读近代人物的外国游记，陆续搜集了两百多种。1979年到湖南人民出版社后，开始从中选编《走向世界丛书》，已经印行36种。（《书前书后》第153页）

单是这方面的书就搜集两百多种，其访书之勤和读书之多就可想而知。这还是其小焉者。更值得重视的是有忧国济世之心。这心来于见识和情热。见识是看到我们头脑的落后一面，主张多吸收些西方的。张文襄公也主张吸收西方的，但那是“西学为用”的“用”，火车头、迫击炮之类，至于头脑，就还要“中学为体”。张文襄公远矣，就是“五四”，吆喝一阵德先生、赛先生之后，又大几十年过去，我们不是依然听到万岁声震耳，许多人迷《卜筮正宗》（包括其老祖宗八卦和《易经》）和《奇门遁甲》之类吗？所以确是应该开开眼界，看看人家怎样管理众人之事，怎样根据引力定律算计哈雷彗星轨道。尽弃其所学而学，不易，所以，仍是书呆子的一贯想法，要由灌输新知识下手，钟叔河先生的奔走呼号，编印《走向世界丛书》，就是为这个。奔走呼号，是情热；想当是与“反”字有关吧，被投入牢狱，定期十年，天地易色之后，计已住九年，放出，仍是奔走呼号，是更大的情热。我就不成，外看浮世之态，内省自己之心，只求能够独善其身，不敢妄想兼善天下。这有所得，是借祖传法宝明哲保身之力，躲开牢狱；也有所失，是至多只能写一点点自怡悦的，而不能写以及刊印有关经国之大业的。这样，与他相比，我就不能不感到惭愧了。

说到相比，钟叔河先生的不可及之处还有很多，都与博大而深入有关。想只说我印象最深的两种，重刊周作人遗著和书籍的编印装帧。先说前一种。周作人是我的老师，我在家人也守妄语之戒，对于他的学识文章，我很钦佩，因而认为，他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值得读，吟味其内容，学习其表达。可是他的为人有问题，是抗战时期，他不只留在沦陷区的北京，而且出了山。学识文章和为人走了歧路，我们要如何对待呢？很难。一笔抹杀？他像是与卖身投靠的诸宵小不尽同，何况还有著作俱在。谅解吗？传统和常识都会不允许。我前几年写《负暄琐话》和《负暄续话》，多谈到北大旧人，就碰到这个困难。依照晋惠帝的分类法，对他的看法有私和官（公）两种。所谓私是顾念私情，我取古语“惟器与名不可以假人”之义，认为他卖得太贱，或者说，用历史地位换不体面的禄位，不值。撇开私就不得不改为说公道话，于是写《苦雨斋一二》，开门见山就说，他是一反宋朝吕端之为人，大事胡涂，小事不胡涂；写《再谈苦雨斋》，说他心中具有神鬼二气，不幸一时神鬼交战，鬼竟占了上风。这是说为人。至于说著作，我就认为，不当以人废言。可是不当废的言要有托身之地，即印本，经过几十年（其中还有“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见天日，哪里去找呢？所以限于“希望”，我也主张，应该印，甚至全集，如其老兄的，上市，卖。说限于希望，是因为，一，公然推崇周作人，纵使限于著作，也怕有人在背后指脊梁骨；二，工程浩大，我既无此魄力，又无此精力。是前几年，因为介绍出版译本《一知半解》，我同岳麓书社拉上点关系，他们有时就寄赠一些估计我会有用的新印本。其中有几本是周作人的著作，我见到，曾经一惊，惊的是，竟有人做这种傻事，而且居然得到上方的点头。后来探询，才知道是钟叔河先生主持印的，并且有大计划，是陆续印，直到出齐。这其间，我又见到《知堂书话》《知堂谈吃》一类书问世，也出自他之手，我才知道，在这方面，我只有一点点朦胧的想法，而钟叔河先生真就大干起来。

是九十年代初吧，湖南传来消息，钟叔河先生所在的出版社改选，他的总编辑职位未能保住，改到新闻出版局去任编审。是不是受了周作人的连累？不知道。但推想人亡政息，继续刊印周作人著作的豪举总不能不放弃。不出所料，以后就不再有周作人著作的新印本寄来。水流花谢，日子一长，我也就把这件事情放在脑后了。直到见到钟叔河先生，才知道情况并不是水流花谢，而是水已汇成巨流，花将开得更大。是晤面的那个夏日的下午，我们谈得很多，专说有关周作人的，他说他正在着手刊印《周作人散文全编》，材料，上方允许，家属条件，出版处所，差不多都已办妥，不久可以陆续发稿，所以他很忙。关于材料，他的搜求的本领真使我五体投地，是许多不经见甚至很少人知道的，他都有，如日记，他已经拿到全部复印件。我问他为什么不印全集，他说这已经很难，是经过多方面努力，用多种办法，才闯过来的，如果称为全集（像是有纪念性质）就更难了。我说这样一来，诗，新的有《过去的生命》，旧的有《知堂杂诗抄》，就不好办了。他说他打算在散文之外，另编一本，新诗横排右行，旧诗直排左行，似两册而合一，并想请我写序文。我说这是师辈的手笔，在书前说三道四，不敢。他没有退让，只好都认定，到时候再说。其实，说私心话，他从事的是我想都不敢想的大事业，虽然以他的才学和经验，必游刃有余，如果我能够尾随搬一些零砖碎瓦，算作未袖手旁观，总是既应该又求之不得的。

再说后一种，书籍的编印装帧，钟叔河先生的造诣也是超常的。编印装帧好，指的是一本书，拿到手，还未读文字，翻翻，觉得美，可爱。这像是末节，其实很不容易。我从束发受书，至今七十多年，手翻过的书很不少，而拿到手，不考虑内容，不考虑古董价值，就觉得美而可爱的，总是稀如星凤。我近年来也写书编书，也愿意编印装帧方面趋上游，可是自己不会，只好由版式到封面，都靠设计人员；对于所设计，有时也感到不满意，可是人家问要怎样改，却说不上来。在这方面，久闻北方有个范用，南方有个钟叔河，是大专家，出手不凡。范用先生是我的熟人，老了，多在家享清福，我只见过他为姜德明先生《北京乎》设计的版式，确是值得赞叹。至于钟叔河先生，是直到托人买来他的《儿童杂事诗图笺释》，用北京俗话说，才开了眼。眼开了，看到什么？“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至多只能凑几句废话，说开本、封皮、版式、套色、边框、字体、行距等等，都美得了不得。尤其笺释，每一首的，与诗和图对称，也是遍全书，恰好两面，真是神乎技矣。说到此，想到全才的所谓全，很多人，包括我自己，排行老九，读之外，兼写，兼编印出版，甚至兼包销若干，就会自信是全才了吧？我看，与钟叔河先生相比，绝大多数只是半瓶醋而已。

前面不只一次说到为人，该住笔了，想就钟叔河先生的为人，再说几句。我同他交往不算多，不敢说了解，只谈谈印象。印象是人有至性，对事严谨认真，对人宽厚恳挚。这样说，有来由，而且不只一个。其一，晤对，他的表现，用古语说是诚和敬，话都是发自心腹，有时甚至近于迂，使我想到已作古的废名先生。其二，他时间很紧，可是还是远到西郊，去看久病的张铁铮先生，说因为是有通信关系的朋友，在病中，就不能不去。其三，晤谈中，他说他截取了梁任公集的一副对联的上半，希望我写，装裱后挂在一幅画的两旁。我问什么语句，他说都出于宋词，上联是辛稼轩的“更能消几番风雨”，下联是姜白石的“最可惜一片江山”。我的体会，他不是为己身打算，有什么牢骚，而是有悲天悯人之怀，总想到大处。说到大，联想到我的小，是两年以前了，我忽然也想集联，从小圈子里，《古诗十九首》。驰骋地很小，居然也有成，是：“立身苦不早，为乐当及时。”古人志在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是至多走到一半就停住了。或者不止于量而兼算质，我之所求只是罗汉果，他则一贯修菩萨行。仍是大小之别，我是小乘，他是大乘，每念及此，不禁有高山仰止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