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理论背景与相关实证研究

3.1　有关增长收敛的理论

新古典增长理论表明，人均GDP增长率通常与初始阶段的人均产出或人均收入负相关（Ramsey，1928；Solow，1956；Cass，1965；Koopmans，1965；等等）。更具体来说，如果经济体在偏好和技术上相似，那么存在促使人均产出和收入收敛的潜在因素，使得低收入经济体会比高收入经济体增长更快。这种收敛规律也适用于解释一个国家内部不同地区之间增长差距缩小的事实。Barro and Sala-i-Martin（1992）研究美国相邻的48个州的经济增长变化，发现从人均收入和产出的角度各州之间均呈现出经济收敛的证据。

长期内促进人均产出增长的关键因素是技术进步。由于资本边际收益递减，初始阶段低于平衡增长路径的经济体增速更快。Tamura（1991）的内生增长模型说明了收敛具有两方面的含义，即人均收入增长率的收敛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收敛。Becker et al.（1990）发现收敛是局部的条件收敛。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也表明，不断提高的模仿成本导致了发展中国家和领先经济体之间的有限赶超。他们在投资部门引入了外部的人力资本效应，发现收入收敛产生于人力资本收敛。Rodriguez et al.（2005）发现初始阶段人力资本较高的经济体更容易成功地走向快速发展的道路。Lucas（2009）在一个“AK”模型中提出开放经济体的人均GDP与其人力资本存量成比例，并证明了开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具有收敛规律。

3.2　关于中国经济增长预测的实证研究

长期增长预测的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方法不尽相同。然而，根据经典经济学理论，短期内由于存在价格黏性，工资和价格调整相对缓慢，短期均衡取决于总需求和向右上方倾斜的短期总供给，未预期到的通胀具有实际效果。而长期内工资和价格可以灵活调整，预期通胀与实际通胀相等，长期总供给曲线是在自然失业率决定的潜在产出水平上的垂线，均衡的产出水平取决于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水平。此时，需求冲击只会改变长期均衡时的通胀水平，而不会有实际效果。可见，长期增长所预测的潜在产出，是长期总供给曲线决定的充分就业的潜在产出。关注需求侧的长期增长预测，忽视了经济的潜在生产能力。

当前，国内外学者使用多种方法，并从多个角度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潜在增长率。一些研究通过跨国数据的经验证据，以此预测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Eichengreen et al.（2012）通过对跨国数据的分析发现，随着高速增长经济体人均收入达到一定水平（2005年不变国际价17000美元）时，该经济体最终会减速，相比之前至少降低2%，并认为中国在2015年前后将达到这一水平。Li et al.（2017）使用跨国数据拟合人均受教育水平和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1980，1990，2000，2010，2014），将该拟合直线确定为中国人均收入理想的增长路径，推断出2015-2035年中国人均GDP平均增长率大致为3%。Pritchett and Summers（2014）通过对跨国历史数据的分析发现，从经验上看，向均值回归是世界范围内国家经济增长的最显著特征。他们使用中国历史数据估计出经济收敛的系数，并以此采用外推方法，预测出2013-2023年和2023-2033年的中国人均GDP平均增速分别为5.01%和3.28%。但是，Eichengreen et al.（2012）认为人均收入和经济增长率下降之间不是一个机械的关系，高速增长持续多长时间还取决于经济政策。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研究的支持。Cai and Lu（2013）在增长核算框架中考虑了人口结构因素（“人口红利”），推断出中国2016-2020年经济潜在平均增速能达到6.1%，并通过模拟发现，采用提高劳动参与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供给侧政策能够提高中国潜在增长率。陆旸和蔡昉（2016）将“人口红利”和“改革红利”同时引入增长核算方程，推断出在基准情形下，2016-2020年的潜在经济增速为6.6%，到2046-2050年将降至2.47%。尽管“人口红利”优势逐渐消失，他们模拟了若“十三五”初期实施各项改革，如生育率增加0.34、增加培训、生产税减少20%、劳动参与率提高1%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0.2等，则这种综合“改革红利”将促使中国潜在增长率在基准情形基础上增加1-2个百分点。关于采用增长核算法对中国经济潜在增速的预测，还包括Holz（2008）、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增长前沿课题组（2012，2014，2015）等。增长核算法的优点在于利用了经济增长的供给侧特征，但局限性在于预测结果取决于生产函数设定以及要素产出弹性，这些因素的确定在学术界尚无统一结论。

部分学者采用时间序列分析法测算中国潜在经济增长。Jiang et al.（2017）使用混频数据和动态预测方法对中国过去历史数据进行拟合和预测，发现该方法优于传统预测方法，但该研究并未对中国未来潜在增速进行预测。王少平和杨洋（2017）利用VMA模型识别长期和短期冲击并分解长期趋势，推断出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增速将从10%左右减速至6%—7.5%之间。时间序列分析法的优点在于应用简便、拟合性较好，但面临缺乏经济学理论基础的局限性，不能体现潜在产出的供给面特征。此外，一些大型机构采用了基于经济理论的大型结构模型预测中国经济增长。比如，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长期”课题组（刘世锦，2015；刘世锦等，2015；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2018）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2012）使用了CGE模型，IMF（2017）采用了DSGE模型。这些方法同时考虑了需求和供给面的因素，适合于经济波动分析，在预测短期经济增长时更为有效，不适合长期潜在增长率的预测。

本章基于跨国生产率收敛理论和中国人口结构的特征变化，采用供给侧的方法预测中国的长期潜在增长率。具体地，我们利用开放经济体之间的追赶溢出模型，估计中国随时间可变的收敛溢出效应，得到中国2015-2050年间的人均GDP及其增长率的预测值。更主要的是，这种方法有效避免了具体生产函数设定以及生产要素分类选择的讨论。相比上述文献，本章采用的预测方法与Lucas（2009）、白重恩和张琼（2017）相似。由于前者并未研究中国经济增长问题，现主要说明本章与后者的区别，这具体表现为四个大的方面。其一，本章假定预测模型中的收敛效应参数可变，借鉴Barro and Sala-i-Martin（1997）和Holz（2008）的研究，设定收敛效应的决定方程，刻画城市化率、人力资本指数、少年抚养比和老年抚养比对经济收敛的影响，从而使得模型考虑因素更为丰富和贴近现实。其二，本章将实际GDP分解为人均GDP和总人口两部分，而不是劳均GDP和劳动力。该分解的优势在于总人口变动能参考联合国人口署对中国人口预测的权威报告，而对劳动力的预测困难很大，如白重恩和张琼（2017）以中国1978-2014年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之间的拟合关系来预测2015-2050年中国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重，进一步结合联合国人口署的人口预测，预测出中国就业人数。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1978-2014年这段时期变量之间存在的二次型关系在2015-2050年可能不再存在，这就使得除了人口预测误差之外，还增加了新的误差来源。其三，本章对领先经济体稳态增长率参数的估测更为稳健，不仅使用了更多可比经济体样本进行估计（以相对人均GDP为标准，与2014年中国内地可比的经济体包括日本、新加坡、韩国及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而以劳均GDP为标准，可比的经济体仅有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还利用美国不同时期历史数据实际增长率的平均值作为参照标准，以进一步确定稳态增长率参数选择的合理性和可靠性。其四，本章对潜在GDP增长率进行了分解，分别测算出各组成成分在2016-2050年期间对中国潜在GDP增速的贡献，以此明晰影响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有利因素和不利条件，为政府部门实施针对性的政策措施提供一定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