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东团”奋起救家乡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霸整个中国的野心暴露无遗，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的危急关头。
海外华侨十分关注祖国的前途和命运，纷纷行动起来，积极参与和支持祖国的抗战，掀起声势浩大、规模空前的抗日救亡运动。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组建起来的。
1938年10月，东江下游地区沦陷的消息传到海外，南洋惠属侨胞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行动起来，开展救国救乡活动。10月27日，新加坡惠属侨胞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救国救乡计划。30日，南洋各地的惠属侨胞，在马来亚吉隆坡惠州会馆召开南洋各埠惠州华侨代表大会，宣布成立“南洋英荷两属惠州同侨救乡委员会”（简称“南洋惠侨救乡会”）。
南洋惠侨救乡会的成立，是华侨联合抗日救乡的创举。南洋惠侨救乡会把分布在南洋英荷两属各地的10万惠属侨胞组织起来，形成抗日救国的集体力量，对促进华侨救乡运动的广泛持久地开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1938年11月，黄适安率领南洋惠侨救乡会代表团抵达香港，与廖承志、连贯和正在香港的新四军军长叶挺等商讨救乡计划。12月中旬，在东南特委的主持下，召开了有南洋惠州同侨救乡会、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代表参加的联席会议。
1940年前，曾生部队的被服、军鞋、药品主要靠华侨和港澳同胞捐献，这是南洋华侨筹款救国花名册。
东江纵队注重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港澳华侨青年中吸收先进分子加入党组织，提高部队党员素质和战斗力。据统计，纵队党员占总人数的29%．完全达到中共中央对部队党组织的人数比例要求，图为东江纵队战士行军途中。
1939年5月，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接受国民党军队番号，改称‘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简称新编大队），主要活动于惠宝边区，曾生任大队长．图为新编大队部分战士接受检阅。
会议决定成立“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简称“东团”），确定以“动员东江群众协助军队及人民武装抗战，并拯救伤兵难民及辅导民众组织各种救亡团体”为“东团”的宗旨。选派代表11人组成“东团”总团部委员会，在香港设立办事处，办事处主任刘仁铨（刘锦汉），副主任曾寿隆、孙石（女）。负责总团部日常事务，及与南洋惠侨救乡会联系，动员和组织爱国青年回乡参加抗战，保证“东团”物资供应。
“东团”总团部成立后，以南洋惠侨救乡会回乡服务团成员为骨干，香港惠阳青年会、余闲乐社和海陆丰同乡会组织的回乡救亡工作团为基础，于11月底，依次组成各县服务团。1939年1月，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在惠阳县淡水正式宣布成立，团长叶锋、副团长刘宣。
全面抗战爆发后，香港学生进行街头募捐。
随着南洋各地抗日救亡运动的深入开展，惠州华侨的爱国热情不断高涨，爱国青年纷纷要求回国回乡参加抗日救国的斗争，出现了争先恐后回乡抗日救国的动人情景。
吉隆坡华侨方寿，亲自带儿子方隆、侄子方志良到南洋惠侨救乡会，请求介绍他们回国参战，并嘱咐儿、侄“要绝对服从命令，并抱有牺牲决心，不可退缩，以期对得住国家民族”。
在这种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下，捐助华侨青年回国抗战的事迹不断涌现。
1939年3月开始，由爱国侨领黄伯才、张育才合资组织的“两才队”；由官文森独资组织的“文森队”；由雪兰莪州华侨集资组织的“吉隆坡队”；以及“加影队”、“士毛月队”、“星柔队”和北马华侨回国服务团等相继成立，并于1939年上半年，先后回国参加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安南（越南）、暹罗（泰国）等地的爱国华侨青年，也纷纷回到东江参加抗战。美洲纽约惠州工商联合会会员邱谭君等爱国青年，也不远万里回到祖国加入东江人民的抗战行列。
在中共东南特委和东江特委领导下，“东团”的活动得到东江人民大力支持，国内外爱国青年踊跃参加“东团”，队伍不断扩大，很快成立了七个分团和五个队及一个东江流动歌剧团，人数也迅速增加到500多人，活动范围遍及惠阳、博罗、东莞、宝安、增城、龙门、河源、龙川、和平、连平、紫金、海丰、陆丰13个县和惠州等地。
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的建立及其活动，有力地推动和配合了东江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为中共东江组织的发展壮大、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创建发挥了重要作用。
